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花长春、董琦 导 读 疫情冲击之下，新经济在中国究竟会如何演化？本篇作为手册的开篇，力图解决三个问题：新经济是什么？新经济的宏观作用如何？如何捕捉新经济动能？ 摘 要 我们认为广义新经济核心包含新消费、新制造与新基建三个领域，新经济服务渗透在三个领域之中，这其中既包含产品的革新，也包含新业态的生成。体量上，广义新经济当前占国内GDP20%-25%左右，而狭义新经济，即信息通信技术为主要支撑的经济成分占比约7%。 新经济不同成分的宏观地位与作用如何？ 新制造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拉动作用显著，细分行业中计算机、通信设备、视听设备名列前茅。但经济增长的需求感应上，新制造却表现钝化，资源与资本密集型行业仍然占据首位，体现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善仍然有较大空间。特别是，近年来电子元器件需求感应度在众多行业中排名提升异常显著，某种程度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行业。 对投资、出口、消费三大需求的反应来看，新经济服务表现突出，三大需求的提升对新经济服务增长的拉动作用均较大，但新制造对出口需求的响应最为显著，因此需警惕后续外需冲击对新制造的影响。 新制造对于生产端的贡献大于投资端。参考近年情况，新制造每提升1%增速，大约可以提升工业生产1-2个点，提升固定资产投资0.5个点左右。保守估计，新经济成分对于GDP的拉动在短期内也可以达到0.6个点左右。 新经济动能如何捕捉？ 我们尝试采用两个视角来补充官方统计信息，一是构建的国泰君安新经济指数，二是产业链传导，前者对应新经济上市公司营收变化的观察，后者对应新经济实体经济变化的传导。我们发现疫情冲击之中，新经济成分较工业生产回落幅度较小，韧性较高且中长期上升趋势不会改变。 后疫情时期，需要寻找的是内需与新经济交叉领域，例如新制造中的国产替代环节，新消费中的必选项，以及新基建在逆周期政策中的发力点，经济增长的反弹势必会通过内需修复带动上述领域的需求大幅提升。随着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后续对新经济的政策支撑力度仍会不断加强，虽然体量角度，传统成分仍然是稳定经济增长中枢的关键，托底作用显著，但未来边际改善将更多源于新经济。疫情冲击带来了经济活动的中断，但也提升了新经济迈向崭新阶段的动力，我们相信，随着疫情稳定、政策发力、改革提速，新经济势必会揭开中国经济的新篇章！ 正 文 近年来“新经济”一词稳居热门，反映出的是人们对于转型期，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迫切诉求。“新经济”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新消费”、“新制造”、“新基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标签。实际上，关于高新技术发展与制造业升级的探讨始终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2010年后，中国潜在经济增速陷入下行趋势之中，人口、外贸、城镇化等一系列传统的数量红利趋弱，人们开始期待人才、制度改革、技术升级等质量红利的爆发，而新经济便是质量红利的有效载体。 存量经济时代，又叠加疫情冲击，新经济能否托起整个经济？未来发展趋势是否受到影响？这些问题是投资者比较关心的。本篇报告作为《新经济手册》第一篇，我们力图解决三个核心问题：新经济是什么？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与作用如何？如何观察与捕捉新经济发展趋势？ 一、新经济究竟是什么？ “新经济”（New Economy）一词最早由美国《商业周刊》于1996年12月的一篇文章提出，用于描述美国90年代后经济快速增长、失业率下降的黄金阶段，“更快、更好、更便宜”构成了代言新经济的关键词，同期与“新经济”齐名的还有“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等。从关联词上我们可以看出，最纯粹的新经济是指依托于信息技术的经济成分。但是，我们认为新经济既是一个动态概念，也是一个相对概念。一方面，伴随技术革新，“新”的成分在不断演化，90年代的新技术可能已经是成为前普遍应用的常规技术。另一方面，新经济成分的判定，也需要依据各个国家自身发展阶段做出相应修正，新经济的内涵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也存在着差异。 我们从需求角度出发，试图对中国的新经济做一个全面界定。我们认为广义的新经济成分核心包含新消费、新制造与新基建三个领域，这其中既包含产品的革新，也包含新业态的生成，同时新经济服务渗透在三个领域之中。 而狭义的新经济则对应由信息通信技术主要支撑的经济成分，主要对应第二产业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以及第三产业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图1）。本篇报告所探讨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广义新经济范畴。 从需求端来看，三个划分维度存在着一定的交叉，新基建、新消费实质上均与新制造存在着关联： （1）新制造在相关定义方面，国内高技术产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都有所涉及。其中国家统计局对高技术制造业（2017）、高技术服务业（2018）均有明确的细分行业名目更新，而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2010年9月国常会审议并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依据中国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在当前阶段选择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大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从工业增加值角度和固定资产完成额角度，加总了上述细分行业的增加值和投资额，我们发现新制造比重占整体工业增加值比例在20%左右，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12%。 （2）新基建方面，目前中央相关文件中并没有给出十分明确的定义，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中央媒体的表态，广义新基建包含七大子领域，我们从互联网科技和交运与能源基础设施两个角度进行了划分，其中互联网科技与通讯技术领域涉及5G、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数据中心等，交通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涉及城规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特高压等领域。近期，发改委对新基建的核心范围进行了再明确，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我们对相关领域近年来的政策也进行了汇总（图2）。通过对PPP项目的梳理，我们发现广义新基建占整个PPP库的15%左右（参见报告“新版‘4万亿’？新基建？29省市两会的线索”，20200305）。 （3）新消费方面，我们主要强调新业态与新产品的结合，其中餐饮、交通、教育、消费电子、休闲娱乐等子行业均涉及新消费内容。若我们简单以线上实物和非实物的零售额占社零比例来看，新消费大约占比25%，若考虑线下以及政府和机关团体消费，则新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将更大。 因此，从需求法角度大致估算广义新经济占比，我们考虑了投资和消费两个维度， （注1：出口端由于拆分高技术产品的新经济附加值难度较高，我们仅从消费与投资角度考虑。若包含出口因素，新经济比重将进一步上升。公式中投资端的转化系数依据资本形成率进行转化，转化蕴含的强假设是新经济行业投资的资本转化率与其他行业一致。此外新基建我们仅依靠PPP项目库的大致比重进行假设，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消费部分的转化系数由社零占最终消费支出比例，以及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例构成。） 对于狭义新经济的比重，我们从生产法角度进行了更为准确的评估： 综合内需端的消费、投资，我们认为广义新经济的比例大约占GDP 20%-25%左右，狭义新经济大约占比在7%左右。由于新基建规模我们做了较强的假设，因此广义新经济的占比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8年）》显示，从总量上来看，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保持快速增长，占GDP比重持续上升，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7.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2.7%左右，只是比我们测算的规模略大些。 二、从投入产出表看宏观经济结构变迁中的新经济 在广义新经济定义下，新经济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经济结构变迁目前情况如何？我们试图从投入产出表的角度对广义新经济进行一个观察。 在分析具体问题之前，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宏观研究与行业研究的问题——宏观统计分类与行业分类的衔接，我们根据统计局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解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以及申万行业分类，将投入产出表行业与国民经济行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进行了一一对应（见附录1），最终将三者的行业划分进行了衔接，为分析建立了基础。 2.1投入产出表中的几个基本概念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我们主要使用到了3个基本概念来观察经济结构变化： （1）直接消耗系数与完全消耗系数：直接消耗系数表示经济中A部门单位产值对B部门产品作为中间投入的消耗量。完全消耗系数表示经济中A部门单位最终产出对B部门产品作为中间投入的完全消耗量，包括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我们以汽车生产电力消耗为例，进行简要说明（图3）。汽车生产对于橡胶、钢铁、电子产品以及电力需要直接投入，但生产橡胶、钢铁、电子产品等也同样需要对电力的消耗，这就构成了一次间接消耗，在生产钢铁前铁矿石的采选同样也需要电力，这又构成了电力的二次间接消耗，因此汽车生产对电力的完全消耗，除了包含生产的直接消耗，也包含多次的间接消耗。可以看出投入产出表中的消耗包含对自身的需求，例如电力生产也需要消耗电力（例如煤炭开采）。 （2）影响力系数与感应度系数：行业影响力代表该行业单位产出对其他行业的需求波及程度，也可以理解为生产拉动的大小。影响力越大表示该行业对各行业生产的需求拉动作用越明显，影响力系数大于1表明该行业影响力超过了国民经济各行业部门的平均影响力。感应度代表各行业都增加一单位最终产出时，该行业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即行业需要提供的生产辅助，敏感度越大表示该行业对经济的供给推动作用越强，敏感度系数越大代表行业对于经济增长的瓶颈作用越大。 （3）生产诱发额与生产诱发系数：生产诱发额代表最终需求（消费、投资、出口）对各行业的产出诱发，即为了满足某项最终需求而通过直接与间接消耗对各行业所需的总产出，生产诱发系数是相应的诱发额与最终需求额的比值，系数越大，表示该类最终需求对该行业生产影响越显著。 2.2新经济在投入产出表中的表现 我们根据2019年公布的投入产出表延长表，对149个细分行业进行再分类，最终形成农林牧渔、采选业、食品饮料与烟草、传统制造（纺服、轻工等）、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煤炭、钢铁、原油、化工等）、装备制造、公用事业、建筑业、传统服务（批发零售）、交通运输、金融业、房地产、环保、公共服务、新经济制造、新经济服务业十六个大类行业。 从产值角度来看，2017年较2012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多数行业比重都出现了下降，第三产业上升明显，特别是新经济服务业。整体趋势来看，2017年较2012年产值比重上升最快的大类行业是新经济服务业、建筑业、公共服务行业。新经济制造与新经济服务总产值的占比达到14%，由于分类中我们将通用、专用、交运设备等统一分类为装备制造，因此若考虑装备制造业中分项，产值比例将更大。 从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来看，大类行业中新经济制造行业对于经济影响力最高，此外装备制造、传统制造与建筑业也相对靠前，体现出新制造整体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处于重要位置。感应度角度，对于经济增长的“约束”行业主要集中在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从侧面说明，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善仍然有较大的空间。 从细分行业角度来看，影响力方面，计算机、通信设备、视听设备名列前茅，对于经济拉动作用远超全行业平均水平。感应度方面，我们看到除了传统的原材料、公用事业以及部分批发零售服务外，电子元器件排名相对靠前，体现出电子元器件行业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增长的“瓶颈”行业。 2.3在支柱产业中新经济服务业上升快于制造业 中国支柱产业有何变化？我们认为支柱产业对于一国经济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占比高，构成国民收入主要来源，并且对一国税收收入占据重要地位的行业。我们基于投入产出表中总产出、增加值中的劳动者报酬和生产税净额的行业排名，将三个指标排名简单平均得到支柱产业。大类行业上，当前构成中国支柱产业的五个行业分别是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传统服务业、装备制造业、建筑业、新经济服务业（图7）。从名次变化来看，2017年与2012年相比，上升最为显著的是新经济服务业，同时金融业也表现突出，传统制造业与采选业回落较多。从细分行业上，我们看到电子元器件与汽车零部件细分行业自2002年以来，首次跻身前列（见附录3）。 2.4从产业链视角看新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产业链的技术升级 对于几大产业链条的投入关系，我们以部分行业为例发现： （1）对于新经济成分需求提升较多的产业集中在装备制造链条和汽车链条，建筑业对于新经济服务中的专业技术服务需求也明显增多。制造业部分行业开始体现出服务化的倾向，上游服务业的投入在增多。 （2）作为上游行业，电子元器件是新经济成分渗透到装备制造、汽车等制造业中较快的子行业。 具体来看： 建筑链条：我们选取了地产和基建相关的房屋建筑与土木工程建筑两个子链条。房屋建筑方面，上游行业基本稳定，可以看出除金属制品外，其他类别的上游投入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小幅下降，背后是货币金融以及专业技术服务的贡献出现提升。土木工程建筑体现的更为显著，除了上游行业出现显著变化外（2012年上游中砖瓦石材、水泥石灰和石膏占据重要位置，2017年已经位于前五之外），专业技术服务在基建工程中的投入出现了大幅度的提升。我们认为建筑链条的产出投入变化反映出测绘、地质勘探、工程技术等技术在基建领域投入的显著提升，以及货币金融资源重要性提高，与此同时，钢压延产品等投入占比出现下降。 汽车链条：我们发现汽车零部件链条变化并不显著，上游投入变化主要集中在汽车整车，其中2017年电池成为上游投入行业，2012年上游的橡胶制品与金属制品已经排名靠后。此外，我们发现，汽车链条对电子元器件以及金属制品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增强。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上游行业中忽略了批发零售、商务服务的投入，上述服务业的投入在2017年的汽车链条中地位也出现了显著的上升。 传统制造链条：我们选取纺织服装服饰和家具两个子链条进行观察。传统制造链条在上游投入上表现出了非常强的稳定性，无论是上游行业还是投入比例，2017年与2012年相比的变化均基本可以忽略。但我们发现批发零售服务的投入，在纺织服装领域出现了下降，而在家具链条中却出现了提升，表明传统制造业中服务业的投入比例出现了显著分化。 装备制造链条：我们选取铁路运输和城市轨道交通设备以及电机两个子链条进行观察。我们发现装备制造中电机和轨道交通设备相关子行业上游投入比较稳定，但2017年铁路运输与轨道交通设备的上游行业对钢压延产品需求减少，同时增加了电子元器件行业投入，这一点与汽车零部件子链条有相似之处。同时，电机方面电子元器件的需求也出现了进一步提升。 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链条：我们选取钢压延产品和基础化学原料两个子链条进行观察。钢压延产品的上游近些年出现了一些变化，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品取代了钢、铁及其铸件等行业成为上游。同时钢压延产品对煤炭，以及电力、热力的需求也出现进一步提升。基础化学材料方面，上游行业以及投入比例均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其中电力、热力生产的投入占据重要地位。 三、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与需求响应 3.1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以及对生产、投资的拉动作用 在宏观经济结构变迁之中，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与拉动作用如何？ 我们依据行业增速与权重测算了新经济在投资和生产中的占比与贡献情况。我们发现，新经济在生产端的贡献度要高于投资端，增速的贡献度达到20%左右。投资端增速的贡献度大约在5%-16%波动，若以中枢10%来评估投资端贡献，则新经济制造每提升1%拉动固定资产投资0.1个点左右。生产端，对应新经济成分每提升1%拉动生产提升0.2个点左右。 此外，新经济成分在生产端的弹性也更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季度内变动可以达到5个点以上，信息行业GDP增速年内变动可以达到10个点以上，远高于一般行业波动。因此若参考近年情况，新经济制造大约可以提升工业增加值1-2个点，转化到GDP大约0.3-0.6个点。投资端，新经济制造与服务的投资增速季度内变动最大幅度基本在5个点左右，提升投资0.5个点，转化到GDP大约是0.25个点，因此总体而言，保守估计，新经济成分对于GDP的提升在短期内也可以达到0.6-0.9个点。 3.2新经济如何响应三大需求的变动 我们基于生产诱发额，再度从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角度来观察新经济成分的地位。生产诱发额代表了最终需求对一个行业生产的诱发额，我们区分了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出口三个角度： （1）从2017年和2012年变化来看，新经济服务行业对三大需求的反应都是比较敏感的，即三大需求对新经济服务的生产诱发比较突出。从绝对额的排名来看，2017年，三大需求对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的生产诱发额都名列前茅。 （2）新制造对于出口的反应最为敏感，即出口端生产诱发额最大，出口增加1%意味着新经济制造的生产提升0.52%。居民消费、投资增加1%分别对应新经济制造0.3%和0.14%的提升。因此后续外需冲击对于新制造的影响需要重视。 （3）固定资产投资角度，诱发系数最高的大类行业是建筑业和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居民消费诱发系数最高的大类行业是食品饮料、烟草与农林牧渔。因此，投资端对于新经济领域的需求拉动有限。但我们认为，新基建在年内的发力将有效弥补这一需求响应的缺失。 综合宏观经济地位和生产诱发系数的计算，我们可以得到3个结论： （1）除了后疫情时期逆周期政策带来新基建的提升外，短期宏观环境将更加利好新经济服务。无论是消费反弹，还是投资提升，二者对于新经济服务的生产拉动都较高； （2）虽然在后疫情时期，国内经济活动逐步恢复正常，但出口端的下行压力对于新制造领域仍然带来较强的不确定性。内需的修复虽然可以对负面影响进行部分对冲，但总体拖累大概率仍然存在。 （3）新经济对于“拔高”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至关重要。虽然体量上来看，传统成分仍然是经济增长稳定的“压舱石”，托底作用也很显著，但是从生产和投资变动中，我们看到近年来传统成分日渐式微。因此，在传统行业乏力，或力图再度改善边际表现的过程中新经济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无可替代。 四、如何观察新经济及其内部的传导 官方统计数据中已经存在一些对高新技术产业描述的信息，但由于覆盖领域少，代表性有限，因此如何捕捉新经济动能就成为了一个问题，我们试图从两个角度给出补充：一是我们前期编制的新经济指数，二是产业链传导逻辑，前者对应新经济上市公司营收变化观察，后者对应新经济实体经济变化观察。 官方统计数据方面，我们从几个粗略的指标大致能体会到新经济当前在中国经济中的动能表现。生产方面，高技术产业增速始终保持着快速增长，2019年增速基本高于工业增加值增速3个点以上，在GDP（不变价）增速对比方面，信息技术GDP增速近年波动远远高于整体GDP增速，且增速差在2018年左右达到最大，接近23%。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对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的统计指出，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体量居世界第二，年均复合增速达到38%，远超同期GDP增速，数字经济占全国GDP总量的比重达33%，已接近或超过一些西方发达国家。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无论是高技术制造还是高技术服务增速都远高于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营收也表现出了相同的特点，即增速始终高于整体服务业企业营收水平。粗略观察下，新经济成分中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呈现出高波动性与高增长性两个特征。 对于新经济动能捕捉的补充，在前期报告中我们从量、价两个角度，结合高技术行业相关的产量、投资、进口和PPI数据构建了国泰君安新经济指数（具体构建方法参见报告“构建国泰君安经济指数：领先和同步指数”，20191025），指标选取视角基于上市公司营收的关联度，反应的是新经济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我们通过指数看到，新经济在疫情中的回落幅度弱于工业增加值波动，从侧面表现了疫情阶段新经济成分的韧性较强。 实体经济角度的产业链传导方面，我们基于投入产出表分别考察新经济制造、新经济服务细分行业的“上游”链条。其中新制造核心上游集中在电子元器件和有色金属及其合金和铸件等行业，新经济服务上游行业集中在计算机、商务服务、通信设备等行业。在新经济制造内部，电子元器件构成了核心上游，新经济服务业则是计算机行业。 产业链轮动与传导方面，我们将生产和投资两个维度的细分行业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一方面用以提前捕捉新经济动能信号，另一方面用于验证新经济指数运行。综合全部行业2012年以来前后12期以上的相关系数，我们选取了相关系数最大的一些行业作为轮动判断。生产方面，我们发现多数新经济制造行业与传统制造行业存在同步性，即生产角度的领先滞后关系并不突出。但是投资角度，新经济制造领域存在一些行业传导上的领先滞后关系，我们对其中三个链条进行了汇总。 我们从简要的传导链条上发现两个有意思的结论：一是金融业对于仪器仪表制造业，进而对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存在一定的推动作用；二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领先部分轻工制造行业，我们认为这主要由于出口端的联动造成，因此后续出口端冲击后的修复，行业顺序大概率也将遵循这一规律。 此外，新经济服务行业中，我们发现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滞后印刷业15期左右，滞后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13期左右，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勘查业滞后医药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1期左右。 基于对新经济全面的认知，我们认为短期内新经济对于“拔高”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积极作用，但新经济对于中国经济更大的意义在于改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长期经济增长动能。新经济对于降成本、降能耗、创造新财富（数字资产）等方面具有长远的意义。虽然新经济带来部分传统行业短期就业的流失，但也带来了就业岗位的持续增加，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结合新业态所做出的贡献。 当前国内已进入后疫情时代，内需修复正当时，海外疫情整体仍处于高平台期，第三波海外疫情冲击也将到来，外需冲击仍需警惕，基于这样一个大背景，我们认为： 一是要寻找内需与新经济交叉领域，例如新制造中的国产替代环节，新消费中的必选消费以及新基建逆周期政策发力点。后续经济增长的修复势必会通过内需修复带动上述领域的需求。 二是疫情所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在传统经济中的适用，将加快居民生活数字化信息化步伐，新经济服务所覆盖的传统制造企业也同步面临生产经营的改进。因此，新经济服务领域利好相对集中，增长趋势已经被疫情影响所夯实； 三是后续对于新经济成分的政策支撑力度会持续加强，在要素市场化改革中，新经济份额提升的趋势不会停歇。稳就业、促消费、保民生将对新经济服务提出更高的诉求。 疫情的冲击虽然带来了经济活动的中断，但也将触碰了新经济步入崭新发展阶段的按钮，我们认为，新经济在中国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将进入一个快速提升的通道之中！ 附录 附录1：行业分类对应表 附录2：细分行业影响力与感应度 附录3 ：细分行业支柱产业排名电子元器件在2017年上升显著 附录4：各类生产诱发系数 (本文作者介绍：国泰君安研究所首席全球经济学家)
“从来没有像今年一样期待开两会。”全国两会召开时间确定后，全国政协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总经理谢卫在微信朋友圈如是说。 谢卫平日非常低调，但作为基金行业唯一的全国政协委员，过去12年的两会期间，他从不吝惜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有价值的提案。他的提案往往是有前瞻性的，今年的两份提案也不例外。 一份是关于金融产品销售的适当性管理。他认为，近期司法实践对于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呈现出“重保护、弱教育、轻分类”的现象，司法裁判向全赔/全不赔两极分化转变，中间的界定，需要金融机构来自证对投资者已经尽到了完全的义务，实践中存在难度；全赔/全不赔的判决趋势，也给了投资者全赔的不合理预期，与禁止承诺收益的方向冲突，也会导致一些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另一份提案则建议充分发挥公募基金作用，提升年金基金投资增值能力。他建议适当提升年金基金投资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上限，例如比照全国社保基金，将权益资产投资上限适当提升至40%；还建议准入更多公募基金参与年金基金投资，建议放开年金基金个人投资选择权，允许参与者根据自身的年龄、风险偏好等因素自主选择投资产品。 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谢卫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详细阐述了提案的背景和内容，并回答了关于基金业乃至大资管行业的多个热点话题。 金融纠纷裁判两极化 给了投资者全赔预期 “近些年金融纠纷案件增多。特别是自从P2P以来，金融纠纷大增，包括理财产品纠纷，最近几年占到了最高院每年案件的约10%。”谢卫首先介绍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提案的背景情况。 2019年11月，最高院发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会议纪要》提出，卖方机构未尽适当性义务，导致金融消费者在接受金融服务后参与高风险等级投资活动遭受损失的应予全赔；以及卖方机构能够举证证明根据金融消费者的既往投资经验、受教育程度等事实，适当性义务的违反并未影响金融消费者作出自主决定的，卖方机构全不赔。 “可以看到，司法裁判标准显著转向‘全赔/全不赔’标准。这个纪要虽然不具有法律效果，但可以作为案件审判的参考。”谢卫表示，如果一旦投资者亏损了，就要机构去自证销售过程尽到义务了，会产生不利影响。第一，金融的效率会大大降低；第二，不利于净值化管理和打破刚兑，因为可能给了投资者投资损失可全额赔付的不当预期。 关于如何完善销售适当性管理方面，谢卫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要平衡维护金融安全稳定与鼓励金融交易的关系，妥善处理“稳”和“进”的关系，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实现金融稳定发展。 其次，要统一各类金融产品的投资者适当性操作标准。建议加快研究和确立适用于各类金融产品的适当性标准。部分金融机构的评估方式在司法案件中甚至不被法院所采纳，成为金融机构开展销售适当性工作的不确定之处。因此，需加强监管部门与司法机关的协调配合，尊重行业发展客观规律，促进金融监管与司法审判的有效衔接。 最后，明确发展方向，深化投资者教育的深度与广度。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是建议将投资者教育提升到国家金融发展的战略高度，制定投资者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二是建议深化投资者教育的深度与广度，例如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通过科学设计投资者教育内容，合理定位不同教育主体角色分工，促进投资者群体素质的整体提升。 基金公司要回归初心 做权益投资 证券时报记者：在基金业中，如今的产品格局正在变化，权益类基金得到倡导，货币基金则受到限制、规模开始萎缩。您怎么看这一趋势？ 谢卫：发展权益基金，收缩货币基金，这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货币基金过去爆发式的发展，源自较高的收益，这违背了货币基金本身的属性。货币基金本身是流动型产品，是提供流动性便利的，特点是可以随时赎回，但收益不高。只不过，我们行业在一个阶段里，货币基金成为收益型产品。在高收益的背后，有基金同业不惜铤而走险，拉长久期、做大杠杆、埋下风险、违背初心。所以尽管货币基金过去这几年做大了规模，但不能“以大为美”。 现在要回归初心。基金公司就是要做主动投资，在权益市场上打拼，这个初心应该是我们要去坚守的。 可能每家公司在主动管理上投资策略有所不同，但主动管理是每家基金公司追求的方向，这是毋庸置疑的。只不过，每家公司怎么走、能走多远，取决于很多方面，包括公司坚守、文化、人才队伍、投资理念、价值观等等。 投顾是实现投资者 利益最大化的最好路径 证券时报记者：2019年10月底，公募基金投顾业务试点正式开启，对行业是一件大事。您如何看投顾的意义？ 谢卫：基金公司的发展以什么为核心？我认为，基金公司就要以投资者赚钱为核心、以投资者利益最大化为核心，投顾就是由我们为投资者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好路径。 过去基金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很多公司都说以投资者利益为核心，但不一定是这么做的。公募行业过去经常被诟病，基金公司赚钱，投资者或基民不赚钱。这就暴露出有些基金公司是以股东利益或者管理团队、员工利益为最大化，而非以投资者利益最大化。 投顾业务，就是要解决这个痛点。只有基民赚钱了，基金公司才能取得一定的回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理念，是对基金公司过去理念的纠偏，我们非常拥护。只有为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赚到钱，基金行业才能受人尊敬。 从基金公司角度，做投顾业务，要做好两种准备。第一，解决好公司文化的问题，确立投资者利益为核心的理念，要为投资者赚钱，不能是打着投顾的旗号去圈资金；第二，要准备好产品，要提供投资者真正喜欢的产品、体验好的产品，不能是业绩忽上忽下的产品。要通过投资管理能力，持续为投资者赚钱。 基金公司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就是为投资人赚钱，对社会的首要职责就是通过深度研究、实现超额收益，为投资人赚钱。 财富管理市场需要多元化 老百姓认可是关键 证券时报记者：国内的财富管理市场广阔，参与的金融业态也很多元，您认为各类资管业态之间各自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会呈现怎样的竞争格局？ 谢卫：我们当然不希望财富管理只有一种形态，也不希望大家都把“鸡蛋”放在权益这一个篮子里。 财富管理应该是多层次的，只有相对分散、共同存在，彼此之间各有优势、互为补充，这才是财富管理的良性业态，对于投资者而言可以在不同的资产类别中寻找好的产品。 净值化管理是资管行业的大势所趋，各类资管机构在净值化道路上，去寻找到与自身管理能力相匹配的投资人群。另一方面，每个投资者都有机会购买银行理财，选择好的信托产品，或是购买公募基金，构建投资组合，这样的组合安全性、稳定性也相对更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公募基金行业整体发展速度比较缓慢，但当下以及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公募基金行业整体的发展速度会相对较快。同时，我们作为从业者也要谨慎地看待这一趋势，就是自身的管理能力能否与之匹配。 证券时报记者：近两年，随着对外开放提速，更多国际资管巨头进入公募市场和资管市场。您怎么看待外资在内地的发展？是狼来了吗，还是可能也会水土不服？他们入场会带来什么？ 谢卫：我把外资当做普通的竞争者。 首先，外资进入可能会丰富我们的投资策略。因为他们的确在一些投资策略方面，特别在量化，比我们做得更好。国内公募总体上还是在单一策略上精耕细作，在金融科技、多元资产协作上，相对比较弱。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欢迎外资的，因为有更多的产品策略提供，可以互相有借鉴。 未来，我们的产品会更丰富，行业能为老百姓提供多元化的选择，这是符合趋势的。因为中国老百姓的确需要有更多的产品来选择。 同时，不管是外资还是内资，独资还是合资，能不能为中国老百姓提供一个他们能接受的产品，这是关键。水土服不服，都要看这个终极目标。不管是谁，都不能通吃一个市场，关键是看在他的领域能不能获得投资者的认可。 所以对我们行业主体来说，还是要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出特色、做出业绩、做出可持续性，这样你就能获得老百姓的青睐。 对主动管理能力的追求 矢志不渝 证券时报记者：近年来交银施罗德非货币基金排名在行业上升很快，特别是权益产品中长期业绩排名名列前茅，3年期、5年期、7年期产品都有业绩优异的代表，明星基金经理人才辈出。公司内部在投研体系的搭建和文化建设方面有何经验可供分享？ 谢卫：首先还是公司的价值观，持有人利益最大化——这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对主动管理能力矢志不渝地追求是我们的目标。围绕这些，形成几个鲜明的标签：深度研究、不从众、坚守能力圈、赚慢钱、自我驱动。 深度研究是交银施罗德的生命线。交银施罗德的投资，很少靠博弈赚钱，我们赚研究的钱，将一只股票从黑马研究到白马，我们要赚这种辛苦钱。基于此赚慢钱、赚长久的钱，是公司认可的文化。 在人才选拔和考评上，公司内部有着完全公开、透明、公正的制度，以及非常严格的执行标准。通过严格的竞争标准、内部激烈地比拼，研究员被整个团队认可之后，才能晋升基金经理。 投研团队以自主培养为主，过去5年几乎没有从外部招聘的基金经理，我们坚持投研文化的不断沉淀，现有的投研团队梯队建设也让我非常踏实、安心。 对于基金经理的评价，我们看长期，不能单看业绩数字，看的是基金经理的投资理念，看他的钱是怎么赚的。我们非常注重归因分析，收益是不是一个个阿尔法累积起来的，这才是我们看中的。我们不会为了短期业绩让基金经理去博弈，投研和销售的理念保持完全一致。市场一调整，就能看出各家公司的差异，我们的产品回撤控制能力很强。 公司内部还讲究持之以恒。一些年轻的基金经理，可以先从小规模的基金管起，他逐步扩大能力以后，驾驭资金的能力更强了，再扩大规模。 同时，公司的管理规模和业绩始终保持着平衡和匹配。所以慢慢的，公司在银行系乃至全行业里，权益产品就脱颖而出了。 公募基金最大的价值和社会责任是为持有人创造回报，业绩好是好事，同时还要让更多的持有人分享收益。公募基金行业很特别、也很崇高，优秀的基金经理可以让更多人分享到财富的增值，这是公募行业的价值所在。
[摘要]政协委员们认为，面临的形势越是复杂，我们越要保持战略定力，迎难而上，树立必胜的信心和决心。面对疫情威胁，我们众志成城、顽强拼搏，能够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今天我们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相信一定能够化“危”为“机”，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中国网财经5月20日讯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于今日15:00召开。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郭卫民向中外媒体介绍本次大会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大会新闻发言人郭卫民回答记者提问(新华网 王翰林 摄) 以下为文字实录： 记者：我的提问关于经济方面的。有分析认为，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一季度GDP同比下降了6.8%，所以想请问发言人对今年中国经济形势怎么看？ 郭卫民：谢谢。经济问题确实是社会普遍高度关注的问题。全国政协对如何统筹疫情防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也非常重视。在抗击疫情的同时，深入研究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多次召开专题座谈会，并且通过移动履职平台等形式展开讨论，分析经济形势，研究对策。大家认为，各地区、各部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稳步推进，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行业加快恢复，基本民生得到较好保障。应对疫情催生的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得到快速发展。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今年一季度宏观经济指标出现了明显下滑，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当前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在增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在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前，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对冲性的政策措施，有针对性地加大了逆周期调节力度，切实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总体而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保持稳定，这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在面对复杂严峻局面时展现出超大规模经济的整体优势，强大的经济发展韧性、巨大的潜力和回旋余地。 经济界、农业界、工商联界的委员们，聚焦如何克服疫情影响，围绕把握宏观政策取向、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提出了多项意见建议；围绕加快金融市场改革，保护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举措，不少建议被政府部门吸收采纳。 政协委员们认为，面临的形势越是复杂，我们越要保持战略定力，迎难而上，树立必胜的信心和决心。面对疫情威胁，我们众志成城、顽强拼搏，能够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今天我们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相信一定能够化“危”为“机”，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谢谢。
5月18日，华为第十七届全球分析师大会在深圳开幕。会上，华为发布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商务部仅针对华为的直接产品规则修改。另外，华为轮值董事长的主题演讲也释放了大量信息。 5月18日，华为第十七届全球分析师大会在深圳开幕。会上，华为发布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商务部仅针对华为的直接产品规则修改。另外，华为轮值董事长的主题演讲也释放了大量信息。 另外，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18日在朋友圈对美国封杀华为升级一事评论，他表示所谓网络安全仅仅是个借口。（中国和华为）威胁到其科技霸权地位，才是关键。 华为致员工信：坚定信心共渡难关 5月18日，华为心声社区发文《致员工的一封信》。 美国政府针对华为定制修改“直接产品规则”，是为了进一步打击华为的先进性，扼制公司的发展。美国政府的行为，违背了最基本的公正原则，不仅会给芯片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也将破坏全球产业合作的信任基础。 这个规则的出台并不出人意料。美国对华为的打压是长期和持续性的，我们也将长期在逆境下求生存、谋发展。 公司目前正在对此事件进行全面评估，预计我们的业务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影响。值此困难时刻，更需要全体员工坚定信心，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持续奋斗，与公司共渡难关。 我们坚信得道多助，合作共赢。只要我们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我们一定会赢得全球客户、伙伴和消费者的信任与支持。 英雄自古多磨难。崎岖坎坷，永不言弃！ 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全球一体化协作体系不会逆转 以“共创共赢，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为主题的HAS 2020 全球分析师大会开幕，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以“跨过时艰，向未来”为题，发表演讲。 就在三天前，美国商务部发布了两条针对华为的制裁新公告。计划修订出口管理相关规则，来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在国外设计、生产半导体的能力，比如华为海思用美国技术设计的半导体产品要受管制，再比如在美国境外为华为生产芯片的晶圆厂商，只要使用了美国设备，就需要申请许可证。 郭平说道，美国的禁令下，“我们手忙脚乱，一直在和客户、合作伙伴进行沟通，大家都能理解，现在我们还在继续沟通中。美国给我们的经营和风险管理带来巨大压力，但好消息是我们还活着，并且研发、库存都大幅增加。” 他还表示：“美国商务部的新令，我们不可避免受到巨大的影响，但是有了这一年的磨练，我们皮糙肉厚，我们有信心会尽快找到解决方案。我们不理解，为什美国持续打压华为，这为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 郭平还表示：“尽管遭受打压，华为公司也绝不会走向封闭、走向孤立主义，我们仍然会坚持全球化。全球化、多元化的战略也不会动摇、不会改变。我们去年对美国采购了187亿美金，如果美国政府允许，我们仍然会继续购买美国公司的产品。” 以下是演讲全文： 各位分析师，媒体朋友，在线接入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2020华为分析师大会，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华为公司的关注和支持！ 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一年我们的经历，以及我们对未来的看法。过去一年在大量技术不可获得的情况下，华为公司始终致力于遵守法律法规，履行我们与客户、与供应商的契约义务，艰难地生存，并且努力地向前发展。 从去年的5月16号算起，华为进入美国实体清单已经满一年了，今天回首最开始是我们手忙脚乱，和客户、伙伴进行了大量的澄清和沟通，努力地保持供应，应该说我们获得了大部分客户伙伴的理解。当然这个过程还在进行。 上个月，我的同事也发布了2019年的年报，应该说公司整体实现销售收入达到8588亿元人民币，同时大家也看到为了应对实体清单的影响，我们研发投入有了巨幅增加。同时，我们的存货也大规模增加，给我们的经营和风险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然好消息是，我们现在还活着。 过去一年的主题词是“补洞”，“补洞”成了我们的主旋律。根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在ICT的业务连续性上投入了超过15000多人/年，重新开发了6000万行代码，重新设计了1800多块单板，采购还排查了16000多个编码，所有这些投入得以让我们在实体清单下活了下来。我们的业务得以不中断，供应不中断，伙伴合作不中断，客户服务不中断。在这里我代表华为公司，真诚地感谢我们的客户、伙伴，感谢一直关心和支持华为的人。 大家知道两天前美国商务部又针对华为修改了法律，修改了产品规则，我们的业务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巨大的影响。但这一年的磨炼，也让我们皮糙肉厚，我们有相信能够尽快找到解决方案。其实我们也一直不能理解，美国政府持续打压华为这一家公司，到底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华为从创建到今天一直致力于让更多的人、家庭和组织受益于数字技术，一起推动世界的进步。 过去三十年，华为把数字技术带出了象牙塔，加速了数字技术的全球普及，为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部署了1500多张网络，为6亿消费者提供了智能终端设备，我们服务全球超过了30多亿人口。 华为一直致力于构建一个多样、繁荣的产业生态圈，我们以做大产业、商业共赢和利益分享为原则，和我们的客户、伙伴共同为产业和社会创造新的价值。以开发者为例，我们通过远程实验室、技术培训、创新基金等等，让300多万开发者持续受益。我们在行业组织、产业协作、商业联盟等等方面，我们持续贡献，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共同繁荣。 多年来，华为也一直积极参与行业标准组织的活动，为标准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连接领域，华为坚决维护全球的统一标准，在云和计算领域我们支持进一步地开放，呼吁国际组织有更强的包容性。我们持续为产业做贡献，为标准做提案，开源操作系统，开源数据库等等。截至目前，华为已经拥有超过85000多件授权专利，但是我们不会收取过多的费用，更不会将专利武器化。 华为发展到今天，我们有责任以科技创新来做大产业空间。比如说裸眼3D，如果这项技术能够实现，将会给人们带来革命性体验的提升。会被应用在生活、娱乐以及医疗、教育等等领域。与此同时裸眼3D也开创出数千亿新的产业空间，带动整个产业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我们已经选择了一些方向进行重点的投入，我们与高校、科研机构紧密合作，进行中长期的探索。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模式，共同为解决产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以及科技创新，为产业发展做出增量的贡献。 过去一年，产业界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标准和产业割裂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进一步的撕裂也会对整个产业、整个社会带来严重的冲击。 标准的统一对产业的发展和价值创造有着深远的意义。我们回顾一下过去20多年，对比一下美国和欧洲，从无线通信2G时代开始，美国的主流供应商、美国的主流运营商分别采取不同的标准。原本领先的美国设备商要满足不同运营商不同的需求，这点导致了他们的衰落。到今天，美国无线设备商里面没有华为的对手，为什么？ 而欧洲从2G时代就统一了全欧的标准GSM，并且把它推向了全世界。从GSM、UMTS到LTE，使得欧洲的几大运营商跨洲、全球化运营方面遥遥领先，你能举出的全球运营商的名字都是欧洲的，也使得欧洲的设备供应商保持了竞争力。这个对比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启示，统一的标准体系对产业的发展极其重要。 这一年发生在华为身上的事，也让很多的企业甚至是国家意识到单一供应体系的风险。截止到去年底，美国实体清单上有1000多家公司，其中新增的很多很多是科技公司，这让国家和企业在选择ICT供应商时有了一些额外的担忧。我记得去年我和一位国家领袖交流时，他跟我说，我会建设两套来源不同的云，只要这两个国家不同时做坏事，我就安全了。我想有这样想法的客户恐怕不是少数，可能会有更多的企业和华为一样采取全球化、多元化的供应策略，来保障业务的连续。 我们也注意到了全球合作的信任基础正遭受严重的破坏，我们看到法国总统在公开采访时表达了对欧洲本地数据处理的担忧，全球化合作的进程也会受到影响。美国连续地打击其他国家科技领先的公司，长期来看，也必将削弱他国使用美国技术的信心，加剧全球产业的冲突，到头来，我相信也会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 尽管遭受打压，华为公司也绝不会走向封闭、走向孤立主义，我们仍然会坚持全球化。过去7年，华为采购金额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7%，华为和我们的供应商一起快速成长。我们全球化、多元化的战略也不会动摇、不会改变。我们去年对美国采购了187亿美金，如果美国政府允许，我们仍然会继续购买美国公司的产品。当然我们也会更加关怀和培育其他的供应商共同成长、共同创新，构建更有竞争力的供应链。 当今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体化的协作体系，我相信这个体系不会逆转，也不可逆转。站在智能世界的路口，ICT产业的机会远远大于竞争，华为呼吁产业界共同努力，不断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市场的公平性，确保全球统一的标准体系和分工协作的供应链。 我们相信未来三十年人类社会必将进入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能的新世界(行情600628,诊股)，而ICT基础设施是智能社会的基石，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新技术融合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必将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助力全面提升消费体验，建设智慧城市，驱动产业数字化的转型。 根据预测，到2025年数字经济的规模将达到23万亿美金。我们华为对ICT产业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面向未来，华为将继续对连接、计算、终端三个领域持续投入，供应链、标准和人才等领域的开放合作、包容发展，和我们的客户、伙伴、标准组织共同推动整个产业的，共同探索未来。 在接下来的两天以及后续的时间，我们还会跟往常一样就产业洞察、技术趋势、全球协作等等方面，和我们的分析师、媒体朋友们进行深入地探讨。 我们公司任总常说，华为就像这架千疮百孔的飞机，过去一年“补洞”是我们的主旋律，也让我们皮糙肉厚了。在广大客户和伙伴们的支持下，我们有信心让这架飞机持续地飞，向前飞，永不言弃，谢谢大家！ 华为发声：尽最大努力寻找解决方案 华为分析师大会上，华为发布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商务部仅针对华为的直接产品规则修改。 以下为华为声明全文： 华为强烈反对美国商务部仅针对华为的直接产品规则修改。自2019年5月16日被美国政府无端纳入实体清单以来，在大量产业技术要素不可持续获得的情况下，华为公司始终致力于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履行与客户、供应商的契约义务，艰难地生存并努力向前发展。 然而美国政府为了进一步扼制华为的发展，无视诸多行业协会和企业的担忧，无底线地扩大并修改直接产品规则，修改后的规则蛮横而具有产业破坏力。在此规则下，全球170多个国家使用华为产品建设的数千亿美元网络的扩容、维护、持续运行将受到冲击，使用华为产品和服务的30多亿人口的信息通讯也会受到影响。美国政府为了打压别国的先进企业，罔顾华为全球客户和消费者的权益，这与其一直鼓吹的保护网络安全的说辞是自相矛盾的。 本次规则修改影响的不仅仅是华为一家企业，更会给全球相关产业带来严重的冲击。长期来看，芯片等产业全球合作的信任基础将被破坏，产业内的冲突和损失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打压他国企业，必将削弱他国企业对使用美国技术元素的信心，最后伤害的是美国自己的利益。 华为正在对此事件进行全面评估，预计我们的业务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寻找解决方案，也希望客户和供应商与华为一起尽力消除此歧视性规则带来的不利影响。 以下为分析师及媒体提问环节实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此向郭平董事长提问，到今天华为是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刚好满了一周年，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华为是如何保持发展的？面向未来的话，挑战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呢？ 郭平：过去一年对华为来说是很艰难和挑战的一年，我记得去年的5月16号上到美国实体清单的时候，是一片手忙脚乱。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跟客户、合作伙伴，以及华为员工进行沟通，澄清和理解。 在技术获得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我们加大了研发投入。刚才在数据里面，你们能看到我们大概增加了30%的研发投入，其中很多是用于所谓的“飞机补洞”。包括重新设计超过6000万行的代码，包括开发了1000多块新的单板，包括对新的供应物料进行选择，应该说是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和代价。 幸运的是，我们获得了绝大部分客户、合作伙伴以及华为员工的信任和认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所以面对长期的、规则不确定的制裁，我相信我们能够努力地寻找到解决方案。谢谢！ 经济学人：关于现在科技发展的趋势，有可能会出现两个科技的半球，一个是由美国为主导的和得到美国认可的半球，另一个半球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不依赖美国科技的半球。对于我所说的第二个半球，华为是否能够从这个市场上获得足够的增长？以及华为要做些什么，以及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在这个市场上获得足够的增长？ 郭平：谢谢你的提问！我刚才在演讲里面提到，在连接领域我们有过经验教训，追求统一的标准是大家的共识。我想我们以前都有过这样的体会、体验，去不同的国家、不同洲际旅行的时候需要换不同的手机。从2G、3G的多制式好不容易统一到5G的新制式，我认为这个趋势仍然是在的，而且国际组织在这中间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我刚才也提到，在2G时代多制式的美国运营商使得美国的电信设备制造商最终是在竞争中不再具有领先地位，并且最后衰落了，也就是说美国不再有华为的竞争对手，我觉得美国是有过这样的教训。欧洲通过推广GSM，并且把这个制式全球化，欧洲的运营商和欧洲的制造商是获取了很大利益的。 过去的经验表明，制造商、运营商、最终的消费者都能够在统一标准的实现里面获得利益，不管未来会由于种种原因遭受到什么挫折，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大家都认同的趋势。相应的国际组织，应该还会积极地推进统一的标准。华为也会积极地参与、支持和秉承开放、公平、无歧视的基本原则，以持续地开放和合作的方式推动全球统一标准的实现。谢谢！ 分析师：请问两位汪总，华为在欧洲的发展计划，尤其是在生态系统的建设方面，包括ICT的生态以及HMS的生态？ 汪涛：感谢您的提问，华为公司长期耕耘于欧洲市场，我们通过与客户的紧密合作，联合创新，共同来解决客户问题，帮助欧洲的运营商和政企客户来构建开放、领先、可信的通信基础设施和计算基础设施。 同时，我们和合作伙伴一起共同来致力于促进欧洲的数字经济发展，在ICT技术领域我们将持续在5G、AI、计算、广通信等各个领域与合作伙伴持续共同创新，聚焦于问题的解决来帮助欧洲电信运营商、政企客户构建世界领先的通信基础设施和计算基础设施。 在ICT相关生态方面，我们将通过持续地创新，为客户来提供开放的计算平台、普惠的AI，来赋能欧洲的智能世界的构建。我们将与合作伙伴一起，来共同发展一个更领先的、更普惠的计算生态。 汪严旻：我来介绍一下在欧洲的HMS生态的发展情况，我们知道从2019年5月16号不被允许使用谷歌生态，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去发展华为的HMS生态。但是华为的HMS生态，其实我们在过去一年当中加大了投入，尤其是在面向生态的开发者服务平台方面，包括多种技术方面加大了投入。 我们在去年的5月16日之后加大了HMS生态的投入，目前截至上个季度在HMS生态上有将近超过140万的开发者，与2019年初相比增长了150%，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同时，我们在欧洲与欧洲本土的合作伙伴展开了全方位的合作，比如说我们在地图领域与欧洲的TomTom、HERE，在搜索领域与法国的Qwant，在新闻领域与News UK欧洲的本土企业展开的全方位的合作。 我们认为，一个新的生态系统，首先必须更多的满足本地化的消费者需求，同时也要优先地推荐本地化的应用和平台服务，这是我们生态重要的战略，同时我们的生态也更多的面向欧洲本地的开发者。 法新社：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对于华为在全球业务的打压，可能在短期内并不会结束。所以您怎么看待，在当前全球都正在面临着新冠疫情的健康危机的时候，美国继续对华为进行如此的打压？ 郭平：谢谢你的提问！华为经历了整个中国疫情的过程，同时我们也在与全世界华为的客户一起去解决新冠疫情而做出积极的努力。从这次新冠疫情的应对里面，我们总结出来ICT基础设施能扮演一个非常积极、非常重要的作用。华为和我们的伙伴在中国的抗疫过程中总结了九种抗疫的解决方案，大家知道中国特别是武汉的住宅面积，大城市的住宅面积普遍是非常拥挤的，要让大家在这里面待满80多天是一项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在中国跟政府和有关的行业伙伴一起合作的方案，在消费者生活和工作方面都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同时，我们在欧洲、非洲、亚洲的华为网络和服务的地方，也积极地合作。 我举个例子，中国封城以后政府是让这些内容提供商提供三个月的免费视频服务，英国第二天网络就瘫了，欧盟是要求NETFlix从高清播放标准改为标清标准，为什么中国能够撑住？其他的区域应该说需要降低一些服务，说到底就是ICT的基础设施完善对大家抗疫，包括远程医疗、远程教育、远程办公扮演非常积极的作用，这是一方面。 华为一直是ICT领域积极的贡献者，至于美国政府为什么要不停地打击我们？坦率地说，我认为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我最近也在阅读美国高官的一些演讲和讲话，我可以总结出一点。美国认为技术领先是美国霸权的基础。任何其他国家、其他公司的技术领先，可能都会损害美国的霸权。很不幸，华为又是在ICT发展最快的ICT领域内有了领先。我也注意到了法国总统也发表了很多演讲，要加强建设欧盟的基础建设和数字主权。谢谢！ 通信世界：这次分析师大会演讲的排序里面，发现华为云的几位领导排得比较靠前。今年华为也对云业务的架构做了调整，提升到了BG级的层面上。请问郭总，华为对于华为云的战略规划是怎样的？ 汪涛：首先感谢这个提问，我来代替郭总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未来的十年是这个世界进行数字化转型或智能化转型的黄金十年。为了使能数字化转型或智能化转型，华为云现在在中间扮演极其关键的角色，华为云一直致力于赋能应用、使能数据来作为构建智能世界的“黑土地”。 大家也知道华为公司是一个领先的ICT解决方案和智能终端供应商，在我们使能智能社会的构建过程中间，主要依赖于智能终端+连接+计算与云，共同组建一个解决方案。华为云作为一个开放的、强大的计算和使能平台，将能够使得华为云、华为ICT解决方案和行业广大开发者、政企客户共同来打造一个能解决各种各样复杂问题的综合解决方案。 华为公司将在三个方面来打造有差异化的，应该说能够给客户创造更大价值的华为云解决方案。首先，华为公司将把我们耕耘了30年的ICT技术和云进行充分融合和结合，共同来拉动端、边、管、云，构建一个端到端的解决方案。 第二，华为公司将把自身的数字化的经验和经历，基于云来形成解决方案，更好地服务于政企客户。 第三，华为公司将坚持共创、共赢、开放的理念，和我们的广大合作伙伴一起来打造一个开放的云、一个领先的云。比如说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华为公司和我们的云咨询合作伙伴来共同发展，一共有超过1万家的云合作伙伴与我们一起来打造领先的解决方案。 同时华为公司积极向开源社区做出贡献，比如说在云原生的计算基金会CNCF中，华为公司在去年推出了首个智能边缘的项目，我们叫做KubeEdge，也推出来首个容器批量计算项目Volcano，加速了云原生技术向产业的渗透，促进产业的创新。 我们相信通过持续的创新，华为云将给我们的客户做出更大的贡献，使能整个智能世界的构建。谢谢！ 彭博社：请问郭总，我们知道去年尽管一年时间里面华为一直在受到美国政府的打压，但是华为的业绩还是不错的。请问今年华为营收情况现在有什么样的预期？CBG方面的业务，我们知道高端手机芯片未来可能会有问题，请问台上的嘉宾，未来华为整个今年的手机出货量会不会有一些调整？ 郭平：去年美国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对华为的业务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去年其实并没有实现业务计划，跟BP相比大概差120亿美金。你们看到每个季度的增长，去年一二三四每个季度的增长也在不断的下滑，应该说也能看出这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华为获取的每一个合同应该说也都跟以往相比有更多的困难。非常感谢还有那么多的客户对华为的信任和支持。 对于今年，应该说两天前新的直接产品规则以后，很多的情况还不太清楚，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评估过程中。对于后续具体业务的发展，现在还没有一个清楚的判断。华为作为一个ICT的设备和终端公司，我们能够到产品的设计、集成电路的设计，但是整个超出之外的很多能力我们并不具备，所以我们其实是努力地在寻找怎么能够存活。求生存，是华为现在的主题词。谢谢你们对华为的关心和支持！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贾康 在我们看到的经济数据里，一季度形势很严峻，经济增长率为-6.8%。这在几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还没有出现过。这个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是短期和阶段性的。具体分析，1月、2月、3月合在一起的经济增长率-6.8%，主要是因为2月份形成的经济大滑坡。但是3月份的情况已经在好转，往回找了一些，所以合成的比率是-6.8%，是明显的经济负增长。这里面看到的数据，和GDP相比，一季度货物进出口增长率是-6.4%，没有像有些人预计的那样断崖式的大滑坡，比GDP下滑的幅度稍微小一点。这里面3月份经济出现明显好转，3月份经济同比增长仅为-0.8%，意味着中国经济在面上来看，其实一季度的尾巴上已经表现出来疫情得到了相当明显的控制以后，经济由“前低”转入“后高”的势头。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定要上来的，而整个经济好转，外贸方面却有新的问题了。因为一季度的时候，国际上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家，疫情状况还没有出现高峰期或者非常严峻的局面，但是到了3月份明朗化了——二季度中国本土情况明显好转，然而，外面一些主要的贸易伙伴，特别是欧洲和美国的情况相当严峻，所以，外贸进一步的演变，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最近欧洲的说法是他们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希望是这样的。美国特朗普一再打气说它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但现在看起来还是一个平台状态，至少美国每天报出来的死亡人数还在1000多人以上，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现在中央关于应对这样一个严峻形势的指导方针，已经明确强调的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是服务于“六稳”和“六保”的。既要应急纾困，又要对接从短期和中长期怎样恢复到疫情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继续追求超常规的中高速、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上去。现在这个时点上来看，在扩大内需方面，中央要特别安排的宏观措施都已经在概念上浮出水面。货币政策要进一步强调灵活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财政政策在原来说的“更加积极”的基础上“三箭齐发”，要提高赤字率，更有力度地运用地方专项债（这是对应建设项目的，包括新基建），以及作为非常时期代表性的非常之策的特别国债。特别国债到底怎么发，现在还没有看到它具体的方案。本月下旬两会上，一定会把相关方案公之于世的。 这种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带有强刺激一揽子方案的特征。当然我们就要按照中央这样的部署，在掌握“六稳”“六保”要领的同时，把短期和中长期继续追求高质量发展、升级发展衔接好。强调扩大内需，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继续争取打开外贸潜力空间方面应该做的努力。这个具体分析起来要特别注意，在大数据时代，要看到不同门类的外贸物品的差异性——当然说得更开阔一点还有服务贸易，在当前形势下，所具有的不同的特征。 我看到在有大数据支持下的一个具体的分析，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情况：美国市场上来自中国的进口品，不同门类有不同的具体表现。2015年到2019年，疫情暴发之前，已经有了贸易战的情况下，本来美国的办公用品等，高达70%要从中国进口，迅速滑落到30%出头，去掉了一大半：而另外一些，比如说手机、电视机、玩具等这样一些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几乎没有多少变化。贸易战已呈现那么剑拔弩张的局势，大家有种种顾虑，而这些出口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我们现在争取在外贸方面有所作为，是不是就要做这样具体的分析：哪些产品是我们值得重点推出口的。特别对于一个目的地市场，如对于美国市场的继续努力，实际上就是贸易原则里说的比较优势，使我们有可能经过努力之后，在相对高的规模上，实现对目的地市场的外贸。 当然在外贸的眼睛对外的同时，也要考虑所谓“出口转内销”。外贸行业自己已经在讨论这个概念，他们说出口转内销也有一些顾虑。有一些企业界的朋友说，他们外贸做顺手了以后，对国内市场反而是陌生的。有这样的畏难情绪，怎样来进一步开拓内销渠道？我觉得毕竟都是中国人，而且在中国特色之下，政府的政策扶持、信息服务等等有可能会更便捷地对上位，这方面还是要积极地考虑，争取对外挖掘潜力的同时，也要把外贸行业的出口转内销作为一个相匹配的要领。 我们在一些具体的供给方面，即在有供给能力的情况下，怎样薄利多销？企业的朋友们有经验，可以进一步总结相关经验。不同的贸易品怎样掌握薄利多销，保证不亏本？临界点是明显不一样的。国际市场上已经看到了，为什么易变质品，像牛奶、鲜花没有什么出口的情况下，就只好倒掉埋掉？因为它们可调节的弹性余地小。另外一些耐用品可以利用一定的库存条件，找到新的出路。这方面中国的外贸企业要及时总结国内国际的经验，尽量做好相关薄利多销权衡算账的事情，来制定好自己所在行业、所在企业面对特定目的地市场的一个定制化方案。这个定制化方案要争取让它的水平比较高。 在流动性提高，能够有更好的融资支持条件的同时，还要掌握好结构，掌握好各个地方政府辖区内因地制宜的要领。这么大的中国，各个区域、各个行业的情况千差万别，我们要充分注意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下，强调的不是笼统地讲扩大内需，总量环境好了问题似乎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而是一定要优化和自己息息相关的结构问题。首先，从制度结构上来说，怎样更好贯彻深化改革的方针。从自贸区在上海确立，一轮轮扩展的所谓企业的负面清单和反过来约束政府行为的正面清单这种制度建设，要伴随抗疫以后前低后高的更好发展和对接中长期目标。同时，我们的政策一定要注重机制创新。再有，产业结构视角上，产业政策的必要性非常明显，而且产业政策的方向容易确定，但相关机制怎样合理化，是挑战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要支持新经济，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绿色发展，但是怎么用好机制创新？政府资金毕竟有限，哪怕有非常之策，这些有限的现金怎样能四两拨千斤？应通过政策性融资，“四两拨千斤”，以及通过PPP，政府出“引子钱”，以比较小的比重持股，把持股的大头留给非政府的社会资本和企业，更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政府的资金应产生一个乘数放大效应，把整个局面打开，来贯彻产业政策，来支持外贸企业一方面继续开拓国际市场，一方面掌握好必要的转内销。这些政策支持的机制一定要对接市场、兼容市场。以经济手段为主，而且要注意在这方面，政府不要自以为是，动辄搞出很多的自己拍脑袋决定的条条框框，这些东西都值得讨论。 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现在决策上的意图比较清晰了，在扩大内需方面，宏观政策、货币政策宽松灵活；财政政策“三箭齐发”。在两会上，应该使我们能够看清楚具体部署里的方案设计。当然还有非常关键的，前面强调了深化改革要焕发企业的潜力和活力，在这方面可以讨论一个现在的热点。我们应对现在的挑战，采取措施的重点，有大家都关注的新基建。但是也有一些同志非常强调救急、纾困和提振消费。这两个侧重点，必要性都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所解决的问题还是有所不同。 救急、纾困和提振消费，更多带有应急和短期的必要性。从中长期来看，消费也还要让它继续表现出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但是它的支撑力是第二顺序的，因为消费根本的来源是老百姓、人民群众的收入能够可持续增长，而收入从哪里来？一定要有经济蓬勃发展，有就业机会，有工资在上升轨道上合理的提高，有经济活力带来的往前看好的预期。为使老百姓有了钱也敢花钱，当然还要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减少预防性储蓄，加上经济发展要有后劲，使大家在实际生活中感觉到有奔头。收入增长，后顾之忧减少，当期的收入就能以比较高的比重转为当期消费。这些综合在一起，消费支撑力才能形成中长期的支撑力。短期的救急非常必要，那么多的小微企业，特别是服务业，还有民航等等这些大企业，很多的业务都没有了，几乎归零了。怎样让这些严重受冲击的行业和企业生存下来，这时候一些救急的措施首先就是要有资金注入，让企业生存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这种救急和纾困要用的资金，我个人建议首先动用常规轨道上的失业救济金，加上现在在精准扶贫的概念下，对于低端低收入阶层可动用的资金，以及在特殊时期应该考虑动用的国家级战略储备——多少年前朱镕基同志主持经济工作时就说到过的，在国家层面以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的资金池来形成战略储备，一般情况下一分钱都不要动用。但现在不是一般情况下，现在是特殊时期，非常时期，可以考虑动用一部分。这些钱拿来以后救急纾困，在定位上比较明显，是合乎原来制度安排设计的逻辑的。 但是有的人主张说，今年要发行的特别国债拿来也是用于救急和提振消费，那么偏向就可能由此而发生。特别国债我们在历史上用过两次，一次动用这种非常手段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另外一次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两次具体方案有些明显的差异，第一次是把工农中建在降准以后可动用的存差，划过来以后成为特别国债资金来源。财政部用这笔资金反过去打入工农中建的资本账户，使他们的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这样国际上所说的中国主要的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的这样一种非常不良且影响市场预期的判断，就不攻自破了。它是解决了资本形成的问题，解决了工农中建这种非常关键的大型银行支撑整个经济有后劲发展的问题。第二次是在世界上金融危机风雨飘摇时，我们要形成主权财富基金。它的运作是以动用外汇储备，经过置换，形成了人民币形式的资本金注入，给中投注入资本金，这也属于资本形成。 现在这一轮，前面我列举到的常规手段的一些资金动用之后，如果我们认为救急纾困还必须加码，不排除特别国债的一些资金给它加码加上去。但我认为作为侧重点的，是特别国债还是要关注于“有效投资”、资本形成、长远发展的后劲这种战略层面上的可持续问题。因为在“扩大内需”中现在我们要依仗投资来解决的，一定是在战胜疫情以后，怎样尽快恢复中国至少是中高速的增长，以及在大的经济体里有超常规特征的结构优化支撑的高质量发展，以此去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 全面小康以后，我们还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要达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就这十几年的时间了。我们一定要变“危”为“机”，在疫情冲击之下，动用非常之策，把短期和中长期衔接好。所以，如果从对策来说，我特别愿意强调的就是“一揽子”，既考虑提振消费，又考虑有效投资。这两个重要概念，中央政治局都强调了。但是在逻辑上来说，只要应急的、纾困的能够达到托底要求以后，剩下的可用资金的侧重点就是优化结构地形成有效的投资项目和高质量发展。中央战略把它在一揽子里面说全了，我觉得特别重要，当下一定要注意摆好顺序，在托底的消费形成这个机制上，也要很好地结合“一揽子”里面的有效投融资，如以工代赈，也要注重突出优化结构的安排。 具体的有效投融资的项目，我认为在中国真是俯拾皆是。新基建就不用多说了，这是科技“第一生产力”的支撑条件。前些年已经有了支撑现在数字化平台运行的新基建，现在还要趁势总结抗疫中间的经验，继续把它往上提升。中央给出了七个方面的重点，其实还不止这些，新基建要结合原来老基建所说的架桥修路，医院学校，公共设施，环境保护等等，互相渗透结合，要体现在全中国打造更好的一些经济增长的集群、增长点区域、新的开发区，综合开发而形成的战略性的、对经济成长的有支撑意义的基地。珠三角、长三角和现在北方看重的环渤海，是最基本的三个增长极地区了。其他那么多城市群、城市圈，还有现在要开发的另外的一些区域性中心，都应该把新基建的因素合理注入到它们的开发中间去。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投资的重点。 在这方面，定制化的方案设计非常关键。掌握好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跟市场对接的机制也非常关键。除此之外，我是觉得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一些在老百姓现实生活中应该进一步重视的，看起来是老基建而实际上对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举足轻重的事情，要抓住不放。远的不说就说北京，有些事情是非抓不可的，而且现在紧迫性还在不断提升。比如北京的公共交通体系，它的支撑力远远不能和纽约、东京相提并论。所以出现了老百姓收入增长以后，大家有能力买机动车，解决自己的代步问题，结果现在买一辆机动车，摇号已经高到了不可思议的3000个号里中一个号，这已是国际笑话。看起来北京也是高楼大厦林立，和曼哈顿、东京没什么大的差别，实际上我们的现代化水平可是差得太多了。人家那边的机动车拥有率比北京高得多，人家为什么不必采取这样一些行政性的手段？就是因为人家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形成了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老百姓收入有，愿意买车就买车，但人家买车自然而然就是应急用和到了周末节假日往外开出去享受生活，绝对不是北京现在这种困难局面。北京现在怎样破这个困难局面？已没有别的选择，天文数字的资源要砸到地底下，赶紧加快我们的轨道交通网的建设。4号线、16号线都是逼急了用PPP的方式做，这就有了新的机制。非常值得肯定的是政府的有限资金，以四两拨千斤的形式来把这个事做好。政府应该抓紧在新的形势下，把有效投融资的项目，在各个地方辖区里排列好。 跟轨道交通匹配的，一定还有停车场停车位的建设，机动车在平常的情况下出动了以后，要在网状交通的一些节点上能够把车停下来，让车主们能够进入首选的轨道交通网解决到达目的地的问题。而中国在中心区域里形成的情况，是地皮比较紧张，停车难的特殊问题就出现了。最典型的是平安大道两边。平安大道当年作为重点项目、政绩的突出表现非常鼓舞人心，但这么多年以来，为什么繁荣景象就是上不来？它其实什么都想到了，但两边店铺林立的道旁，就是没有设计停车位，车停不下来，所以就是没有人气。这些年两边的店铺商家嗷嗷叫也没有办法。怎么解决有效供给的问题？最新的经济方案是一个停车位，可以地下五层，地上五层，最高处到最低处的车挪到地面50秒之内开走。企业有这样的解决方案，要靠资金推动，资金怎么来？需要政府给点推动力。企业以PPP的方式做，做成了以后运营过程中有停车费，自然就是现金流，这是非常好的一种PPP对应的机制。 我还可举这样一些例子。比如说北京可能有几百万人口面临老旧小区改造中，要加装电梯的需要，这个事情的必要性非常明显。十多年前人们住进四、五、六层的楼，没有电梯普遍都可以接受，现在却普遍不能接受了，而且人口还在老龄化，为了美好生活的需要，需要在这些小区里加装电梯。现在听起来畏难情绪主要是说服一层的住户太困难了。那中国抗疫过程中怎样说服大家服从大局的？而且经济手段在这里面完全可以匹配上，探索和总结经验后做这个事情，这个局面一定要打开。 北京如此，全中国几百个百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中，类似轨道交通网的建设，干道的建设，停车位的建设，老旧小区的改造等问题，光这几样就要多少投资？更不要说新农村建设。 我想强调的是，从短期衔接到中长期，当下的举措里一定要充分重视有效投融资，有效投融资一定要找到政府有限资金能够发挥乘数效应的好的创新机制。 以上观点整理自作者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0年5月）上的发言 (本文作者介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本报见习记者 昌校宇 5月19日，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交通运输行业会同各地各有关部门迎难而上，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取消省界收费站这个攻坚战当中。 去年12月31日24点，全国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系统顺利切换，487个省界收费站如期全部取消，全国高速公路形成了“一张网”，全网进入到了一体化运行新阶段，人民群众的出行更加便捷了。 但是应该说，在新系统的运行初期，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大家对我们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还有很多很好的建议。今年以来，针对系统转换磨合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交通运输行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客户至上，全力完善系统、优化政策、提升服务。特别是疫情发生以后，我们加大保通保畅的力度，免费不免服务，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做出了重要贡献。从今年的5月6日恢复收费以后，我们在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抓好保通保畅、提升服务各项工作。刚才记者问，目前路网运行什么情况？可以用三组词来简单概括： 一是总体平稳。5月6日0时起收费公路恢复收费后，全国的路网运行总体平稳，交通量持续增长。5月6日至5月17日，也就是到上周末，车流量日均增长16.34万辆次，其中客车增长10.39万辆次，货车增长5.95万辆次。5月17日，使用ETC在出入口收费站不停车快捷通行的车辆占比达到了64.09%，这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1.89个百分点。 二是效率提高。客车和货车通过省界收费站的时候没有了障碍，省界拥堵的现象成为了历史。另外，全网的运行效率也大幅度提高，日均拥堵缓行500米以上的入口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6.68%，拥堵缓行1000米以上的路段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3.92%。这一组数字就说明路网运行的效率进一步提高。 三是服务提升。公众关注的精确计费、费额显示、开具发票等重点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实现了一次行程“一个账单、一次收费、一次到支”。 当然了，目前我们还处在运行初期，由于联网收费的系统十分庞大，也十分复杂，我们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难免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可能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建立了三级联动机制：一是技术保障机制，二是投诉处理机制，三是保通保畅机制。这三个机制都是全网、省级、收费站三级联动。下一步，我们将发挥这三个机制的作用，加强路网和运行监测，对于发现的问题和公众反映的问题，第一时间处理，努力确保系统运行稳定、网络交通顺畅，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编辑 张明富）
本报见习记者 昌校宇 5月19日，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我们重点围绕着抓规划、抓试点、抓项目做好各项工作。 第一是抓规划。我们正在编制《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2020-2035）》，简称“30年规划纲要”。这个规划纲要已经初步完成了编制和研究工作，已经形成了一个初稿，正在征求各方面意见和专家的评审。下一步，我们准备抓紧抓实做好规划的各项工作，年内准备报党中央、国务院审定。同时我们还在编制《“十四五”综合交通发展规划》，也就是说在“十三五”取得成绩的基础上，瞄准2021到2025年，推动综合交通有效地高质量发展。这个规划编制工作也在有序进行。 第二是抓试点。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做好试点是十分重要的。目前，我们已经确定了两批34家试点单位，包括省区市的交通主管部门，包括有关的大型企业，也包括有关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他们围绕“一流的设施、一流的技术、一流的管理和一流的服务”四大领域22个试点项目，开展试点工作，力争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取得初步成效。下一步，我们还要滚动推进更多的试点项目。我们也欢迎有关的地方交通运输部门、有关的企业、有关的科研机构及高等学校能够参与到试点当中。 第三是抓大项目。目前，一批大项目正在有效推进，比如川藏铁路的建设，深中通道的建设都在积极有效推进。下一步，我们还要选择更多的重大项目来有效推进。 我想说的是，我们已经是交通大国，建设交通强国，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势在必行，时不我待。我们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号令，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编辑 张明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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