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18日讯，对美国于5月15日针对华为实施新一轮技术限制一事，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于18日在华为深圳总部举行的“华为2020全球分析师大会”上做出回应称，华为面临美国“实体清单”影响，好消息是我们现在还活着。华为努力保持客户供应，获得了绝大多数客户的理解。 郭平表示，华为不理解美国为何要持续加大“实体清单”对华为的限制，“好在我们有预案”，华为有信心尽快找到解决办法。 其指出，统一的标准体系对产业发展极其重要，美国搞了太多独立标准，导致美国无线运营商目前无人是华为对手。 华为”呼吁产业界共同努力，确保全球分工体系的供应链安全。郭平称“华为对ICT产业仍充满信心。” 郭平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政府允许，我们仍然会继续购买美国公司的产品。我们也会更加关怀和培育其他的供应商，共同成长、共同创新，构建更有竞争力的供应链。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2001年“911恐怖袭击”时，有人说21世纪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时，有人说21世纪是从次贷危机开始的。 今天，很多人说21世纪是从新冠肺炎疫情开始的。 恐慌与混乱中，需要更清醒的思考。 恐怖袭击、次贷危机、新冠危机，每个历史分水岭式的事件背后，都包含着深刻的矛盾。 矛盾运动到一定时候，不可能在现有框架里稳定有序地解决，无解了，就只能以脱轨的方式，破坏性地宣泄。 悲观主义者说，人类的真正问题是，我们有旧石器时代的情感、中世纪的制度和神一样的技术。 乐观主义说，再大的危机也大不过人类觉醒的力量。就像1346年开始爆发的“黑死病”，那是中世纪最黑暗的一页，却也是中世纪落下帷幕的开始。 在那场横行欧洲大陆的鼠疫中，2500万人丧失，是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当灾难无法控制，“瘟疫是上帝对罪人的惩罚”的信条就动摇了，教会不再万能，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命运。 无论是以人为中心、追求凡人幸福的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建立城市卫生准则，以及为弥补手工业者数量下降而探索机器的应用，从旧的苦难中，新时代渐渐走出。 危机不是不可战胜的。 回看历史，人们发现，危机中最悲剧的一幕不是鼠疫对人类的摧残，而是人类之间的摧残。 由于当时的医学水平无法找出“黑死病”真正的病因，同时一些地方的居民发现当地的犹太人没有被传染，因此犹太人被视为“异类”和制造瘟疫的根源。 在日内瓦附近的小城西恩，的确也抓住了一个往井里“投毒”的犹太药剂师，他叫阿济迈，他最终向法官承认自己受到犹太领导人的指使，用蜘蛛、青蛙、蜥蜴和人肉等制成毒药，让犹太人往河里和井里投，目的是毒死所有欧洲人。 阿济迈是怎么招供的呢？他被严刑拷打，被烙铁烫腋下、脚底甚至是生殖器，被铁钳将一片片指甲拉下，被绞索将身体的各个部位反向撕扯。 于是他招了，于是到处审讯，到处招供，到处杀害，连军队也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杀。在德国的美因茨，1.2万犹太人被烧死，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1.6万犹太人被杀。 犹太人极少感染黑死病的真实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比欧洲人更讲究个人卫生。他们每周的安息日都会沐浴，而当时很多欧洲人一辈子都没洗过几次澡。 这是历史。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出历史。 如果新冠肺炎疫情能让人类认真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气候、生态、健康可持续的存在方式，以及全球流动的挑战（14世纪的瘟疫以每天5公里的速度花了3年传遍欧洲，2003年的SARS病毒从香港传入加拿大只用了24小时），那么灾难就有可能成为新文明的开端。 而这需要团结，合作。 新冠疫情中的国际合作一直存在，有政府层面的，也有民间层面的，人道主义之光始终照耀。G20宣布将把全球最贫困国家偿还债务的时间延期一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动员合作伙伴筹资约1140亿美元，以帮助非洲应对疫情的流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了灾难救济信托基金，帮助受影响的贫困国，并考虑减免其部分债务。 危机面前，大国合作尤其重要。 当年的911事件后，中国领导人和美国领导人通电话，愿与美方和国际社会加强对话，开展合作，共同打击一切恐怖主义暴力活动。 雷曼兄弟破产令美国金融市场陷入危境时，中方也与美方携手化解。当时的美国财长保尔森说，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作为美国伙伴和利益攸关方的中国很负责，表现很出色。 人类是从一次次危机中走过来的，共同的危机往往能起到强化团结的作用。斯大林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曾说：“在战争时期保持团结并不困难，因为共同的目标是打败共同的敌人，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我们有责任看到我们在和平时期的关系和在战争中的关系一样强大。” 但团结并不容易。 “二战”结束不久，冷战就开始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战争临近结束时，这种由共同的危险促成的合作开始动摇。合作者们为了各自心目中的战后的国家利益宁愿牺牲团结。因此，随着和平的到来，大同盟因内部不和而分裂了，两三年内便为时常像要变成热战的冷战所取代。” 今天，如果世界各国都把病毒当作共同的敌人，协同作战，病毒将会早日消失。否则，它会找到更长的生存空间。 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全球化开启黄金时代，地球是平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成为天下大势。30年过去，此时此刻，即使对全球化的明天再乐观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全球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冠危机和“911”、次贷危机的一个不同是，后两者爆发时，主要大国间很团结。而新冠危机中，大国间的分歧、矛盾、对立一直延续，甚至升级。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政府不间断的、有时是歇斯底里的、丧失常识和共情的攻击。 特朗普关于中国的最新说法是：“我们可以中断与中国的所有关系。如果与中国断绝所有关系，美国将节省5000亿美元。” 中国习惯了特朗普的疯言疯语，网友一句“中国很忙”的回应反映了大部分人的心态。不过，这真是这个星球上最吊诡的事情之一——头号大国的头号领导人，靠着整个国家积存了200多年的实力和信用，信口开河，好像也不会得到什么教训，因此更加助长了他的自以为是。 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建立的诸多国际组织，几乎没有哪个没有被特朗普攻击过。近年他多次指责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说“世贸组织太可怕了，把中国当作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得到了很多美国得不到的好处”，“让中国逃脱了不公平的国家补贴”。 美国阻止了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新法官的任命，任其停摆，无法对各国之间的重大贸易争端进行裁决。 在新形势下，世贸组织和全球贸易规则确实要变革，“入世”后强劲崛起的中国也愿意参与变革，就政府补贴和技术转让等问题进行磋商和调整。但特朗普对世贸组织的态度是视若不在，或令其什么都做不了。 5月13日，任职7年的世贸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宣布，将于今年8月31日卸任，将第二个任期的时间缩短了一年。他说：“WTO可能并不完美，但是必不可少。这是使我们远离丛林法则盛行的世界的原因，至少在贸易方面如此。现在是时候振作起来，着手寻找值得您、我们的利益相关者和多边贸易体系的领导者了。” 其实，特朗普的每一次傲慢与伤害，暗中都标注着代价。只是何时还、如何还、谁来还的问题。国家形象变成个人赌注，随便透支，在更深的意义上还让人思考，在民粹主义和“制造假想敌”流行的今天，四年一次的投票还是不是可靠的纠错机制？选票和纠错之间能不能划等号？ 但我写这篇文章的用意，不是针对特朗普，而是希望探讨，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学人》最新一期的封面是《再见全球化》），中国企业应该秉持怎样的态度去应对。 曾任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的王志乐教授，对全球产业链发展做了三个阶段的区分：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 第一个阶段，是冷战结束后，主要讲规律的阶段。传统跨国公司逐步转型为全球公司，按照成本、规模、效率等要素特点把企业价值链延伸到全球。此时遵循的是“生意的规律”，就是看哪里有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规模效应与成本优势、竞争机制与效率优势、投入产出与效益优势，等等。 这一阶段最经典的例子，是奥巴马在硅谷访问时问乔布斯，“苹果一年7000万部iPhone、3000万部iPad几乎都在海外生产，难道这些工作不能回到美国国内吗？” 乔布斯回答，iPhone4就要上线了，要做一个重大修改，中国是半夜12点，富士康的厂长发出指令，1.2万工人立即起床，8小时后产能已经规模化，美国8个星期也做不到！ 其实中国制造的特征不仅是工人效率高，还有整个供应链网络强大。 第二个阶段是讲规则的阶段，是最近10年全球型公司强化合规竞争的阶段。这时讲的是“生意的生意”，要求企业遵守外部法规及监管规定，并兑现自身关于合规的承诺。 这一阶段的典型案例包括：2008年12月西门子公司因为商业腐败被重罚；2017年大众集团在美国就尾气排放造假的“排放门”事件向司法部门认罪，累计被罚超过240亿美元；2019年Facebook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达成和解，认罚50亿美元，以结束因为英国剑桥分析公司不当收集8700万Facebook用户数据所引发的隐私调查。前两年美国对中兴通讯的出口管制调查案件也属此类。 第三个阶段是讲信任的阶段，也就是更加关注地缘政治利益，更加关注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的自主发展，更加关注价值观因素的阶段。这是“和谁做生意”的阶段，而且已经有很多明显迹象。 一方面，为了保障地缘政治利益和国家安全，一些国家正在考虑降低供应链对单一国家过高的依存度，并对愿意回流、在岸生产给予补贴；多国出台法令和政策，防范本国的科技公司、研发机构、战略性资产、关键基础设施等被外国资本收购，原来不需要审的项目现在要审，原来大的投资才审，现在小的投资也要审。 特朗普甚至表示，美国未来将独立于全球供应链之外，逐步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能源独立，制造业独立，经济独立，国界主权独立”。 另一方面，以合规、经济制度、价值观等为口号，以美国为代表，对中国企业进行各种抑制和打压。 其措施包括：将大量中国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禁止在未经特别批准的情况下购买重要的美国技术；直接干预或叫停中国公司对一些美国科技创新企业（如涉及到数据信息的企业）的投资，有的已投资的也被勒令退出；对在美从事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疗等科研工作的华人学者严加设防和调查；酝酿撤销2007年对中国电信在美开展业务的许可；美国证监会提醒投资中概股的风险，管理联邦雇员养老金基金的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宣布推迟对中国股市的投资，等等。 在这样的气氛下，一些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开始被迫考虑B计划，也就是到香港二次上市，甚至退市转往内地重新上市。 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已经有点疑神疑鬼。 今年3月6日，昆仑万维发布公告，宣布拟将公司所持有的Grindr （全球最大同性恋社交网络）98.59%股权以约42.15亿元（约6.085亿美元）的对价，转让给美国的San Vicente Acquisition LLC。昆仑万维此举纯属无奈。 2019年5月，昆仑万维、Grindr与美国财政部、司法部代表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协议》，对Grindr的数据访问进行了限制，理由是Grindr的用户中有美国政府、军方以及情报部门雇员的信息，如果中国情报部门获得这些人的性取向以及感染艾滋病毒等敏感个人信息，可能要挟这些人士提供情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该协议要求昆仑万维要在2020年6月30日之前，向一个或多个主体出售其持有的Grindr股权。公告显示，昆仑万维预计本次交易将产生投资收益约31.64亿元。 美国对中国公司打压最严重的无疑是华为。美国对华为最新的制裁措施是：华为/海思使用任何美国的软件工具进行设计，都需获得美国许可；任何根据华为/海思设计生产的芯片都需要事先获得美国许可。美国还一直试图限制台积电为华为高端芯片代工，在压力之下，台积电最近宣布将赴美投资12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建厂。 怎样看待上述这些情况？ 首先，客观地说，一个国家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对供应链进行调整，在效率和安全之间保持平衡，降低产业链过长、过细、过于对外依赖所带来的不稳定和脆弱，这是正常的选择。 美国不少智库提出美国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战略，加强那些“关键到不能倒”的技术行业，支持关键技术研发，对先进制造的关键构件给予税收激励，为国内的生产规模扩大提供资金，增加法规监管的力度，等等，也是美国在反思“经济金融化，制造外包化”之后的必然调整。 这种调整从奥巴马时代已经开始（如发布《高性能计算国家战略》和《确保美国半导体领导地位和创新报告》），在特朗普时代进一步加强（如国会通过《国家量子倡议法案》，发布《人工智能国家战略》和《保证美国5G未来安全》报告），尽管加强国家干预有违自由经济原则，但也完全可以理解。 其次，必须看到的是，美国有时候讲的并不是规则和信任，而是政治，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毫无依据地抹黑中国企业，以此耸动视听，为打压创造条件。 例如，这几年美国媒体包括素负盛名的《华尔街日报》《彭博商业周刊》等发表了多篇主题先行、缺乏依据的报道，试图证明中国企业在偷窃美国技术，并影响美国国家安全。 其中最轰动的一篇，是2018年《彭博商业周刊》关于中国军方情报部门打入美国服务器制造商SuperMicro在中国的生产供应链，将米粒大小的“间谍芯片”植入其生产的服务器主板，由于这些服务器被卖给近30家美国最大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和政府部门，中国情报部门就可以通过芯片窃取高度机密和敏感的信息。 这篇报道引用的17个信源全是匿名，当事公司SuperMicro矢口否认产品曾遭入侵，苹果和亚马逊更是在报道发表当天即公开声明，他们进行过多次严格内部审核，完全没有发现报道中提到的被侵入的硬件，连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国安局甚至白宫发言人也表示对此毫不知情。但恶劣影响已经不胫而走。 美国如此“讲政治”，媒体如此“讲政治”，则整体上对中国敌意的上升，以及一些中国企业遭遇无妄之灾，就是很自然的事。 面对如此局面，中国企业该怎么办？试以被打压最猛烈的华为为例。 首先，华为通过以客户为本和创新奋斗，不断增强核心技术，并准备备胎和备份方案，同时依照国际惯例处理知识产权事务，积极通过交叉许可、商业合作等多种途径解决知识产权问题； 其次，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在商业道德方面，华为提出，贸易合规、网络安全、数据与隐私保护、环境保护、反商业贿赂及反腐败等已经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是企业能够在市场中生存和稳健发展的必要前提，“恪守商业道德、遵守国际公约和各国相关法律法规，是华为全球合规运营的基石”。 华为已在100多个业务相关国家完成对标当地与ICT产业相关的各项法律要求、行业协会要求，拟制了各国子公司法律合规手册；正在全球所有子公司明确合规责任，选拔、培训和任命合规官，并设立子公司监督型董事会，对各子公司的合规运营进行管理和监督；通过与政府主管机构积极、开放的合作与交流，顺利通过了欧洲、日本等多个国家的政府审计；主动对重点合规领域引入外部顾问进行审视，以更加开放和透明的心态，向利益相关方展示华为的合规理念与实践，持续增强彼此的理解与信任。 最后，在遭遇打压和诉讼时，华为通过法律途径应诉，并主动向海内外媒体打开大门，展示透明形象。 任正非最近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被问到：“美方有点非致华为于死地而不可的态势，您认为美国是敌还是友？”他回答：“如果我们不想死，就要向最优秀的人学习；即使对方反对我们，我们也要向他学习，否则怎么能先进呢？科技公司不先进就一定死掉了。制裁华为只是美国少数人意见，他们不代表全美国人民，不代表美国的企业。我们和美国企业的合作还是很认真的，不能有狭隘主义，还是要认真向美国学习，因为它最强大。” 在谈到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时，任正非说，美国公司也要生存下来，现在我们还是大量购买美国的器件，只是如果美国政府提高标准，有一部分就不能买了，这些要替代。“菲律宾在疫情情况下停产了两天，我们都很紧张，担心供应部件（问题），要想办法帮助它，菲律宾关两天我们都接受不了，更不要说美国了。” 在被问到“有什么话想对美国特朗普总统说的”时，任正非说：“人类要共同奋斗，共同为人类服务，这是我们办企业的最终目的。” 这是一个胸怀世界的公司的选择。既然不想躲在自己家里，要到别人已雄霸几十上百年的世界市场上分食，并依靠实力最终取而代之，怎么可能轻而易举？怎能不备受打击？这就是命，而冲过去，就会天降大运。 从全球商业文明和消费者福祉的角度看，华为的了不起在于，它用知识的创新和更高的性能以及更好的服务，为人类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互通做出了贡献。为了这样的使命，华为面对美国依然保持了学习借鉴合作的态度。这是真正的自信。一拍两散很容易，用气斗狠也不难，难的是在更高的维度上，选择文明，选择长远，聚焦那些旨在提升核心价值和创新能力的事。 历史会证明，今天美国对中国公司的打压方式，即使是站在维护美国利益的角度，也不是明智之举。中国企业的成长是挡不住的，这是由中国的市场规模、人力资本、后发学习效应等等因素共同决定的。面对挡不住的力量，维护美国利益的最好方式是通过标准、规则、知识产权、文化、资本等等，最大化地分享这种成长，而不是将其阻断。 《日本经济新闻》最近援引的一家专业调查公司Fomalhaut Techno Solutions的研究很有意思。到今年5月15日，美国将华为列入禁运名单刚好一年，华为智能手机有什么改变呢？在拆解了华为Mate30 5G手机后，发现中国产的零部件的使用率，按金额计算已经从25%左右上升到约42%，而在4G版中占比达到11.2%的美国零部件只剩下玻璃壳等极少部分，占总体价值的1.5%。中国零部件企业真的要“感谢”美国的做法。 在美国商务部宣布对华为的新制裁后，有接近官方的中国媒体称，如果制裁成真，中国也会激活实体清单，制裁高通、思科、苹果，不买波音飞机。中国当然需要有反制美国的措施，但其实不必针尖对麦芒。中国买美国产品是公平交易，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干嘛不买？如果制裁高通，也不要忘了，中国的OPPO、vivo、小米已经走向世界，如果它们买不到高通的芯片，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会下降，市场会萎缩，间接导致它们在中国的零部件供应商进入衰退。所以反制也要讲策略，要聪明地反制，不逞鲁莽之强。 中国最大的政治是民族复兴和现代化。我们要用更高远的、更符合全球消费者利益的态度看待和处理很多摩擦与冲突。要相信功不唐捐，天道酬善。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全球化发展中，各个国家对于外资、外企都提出了更高的合规要求，和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更高的文明要求，都反对机会主义，打击污染、洗钱、贿赂、项目舞弊、走私逃税、财务造假、侵犯隐私、剽窃知识产权、罔顾劳工权益等行为。这方面，一些中国企业或多或少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被别人指责、打压，有时也不冤枉。 美国近年对在美国的很多华人专家另眼相看，反映了政治扩大化、意识形态极化等问题，但我们也有值得反思之处。比如有的专家长期在两边同时任职（有些是主要领导岗位的实职），同时拿工资，拿研究经费，且申报不全，防火墙缺失，这就难免给人抓到把柄，觉得这些专家是在利用美国的条件进行技术腾挪。 中国企业从大到强大，到令人尊敬的伟大，并获得全球认可，这还是漫漫长路。如果用文明的光，照亮前边的路，照亮自己的心，我们就会更谦卑，更合规，更平和，更开放，更自强。 最后总结一下最近关于全球化变局、中美关系以及中国的文明选择的思考： 1、全球化变局的核心是美国的变化。美国仍是超强的国家，但特朗普所代表的方向越来越令世界不知所措，与其说是美国的实力在衰落，不如说是美国的精神在退化。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欧最近说，在新冠疫情后，只要美元仍是轴心货币，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等以美元偿还美元债务，且用美元购买商品，美国仍能维持世界的主导权，但是迟早将发生美元债务的违约，美元作为轴心货币的价值将下降，这样一来美国的国力也将下降。“继美国之后掌握主导权的是中国。由于供应链和科技进步，围绕哪个国家掌握主导权，将发生世界秩序的重组，在此背景下，中国将成为主角。不过，中国的人民币成为轴心货币还需要较长时间。” 这一判断是中肯的。中国理应自信，也要有定力，人民币要成为轴心货币需要强大的实力和国际信用、以及世界对中国价值观的认同作为后盾，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还要聚精会神，不可自满和焦躁。 2、开放和合作仍应是中国面对全球化变局的主基调。这是中国发展之需，也是世界发展之需。我们仍应抱着开放的善意，尽一切努力保持和世界各国的接触与合作，特别是决不放弃和美国各界的接触与合作。共识是通过接触产生的。合作在互利中才能长久。 中国应该为建立新的、中立的国际合作秩序努力，为此和主要经济体之间需要有互相妥协的精神，否则世界将会无序，中国自身也将受害。国际社会有大量公共议题，只有通过集体参与才能更好解决，如环境、气候、安全、移民、人权等等，也包括公共卫生。这都是中国的用武之地，对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有裨益。 3、中国国内经济环境的开放、市场化、法治化、公平化大有潜力可挖，应该深化改革和不断创新。以民企的“三公”待遇为例，最近很多企业家都在议论一份报告。报告显示，去年1月1日到今年4月，国企与民企分别新发行公司债31406亿元与2368亿元，国企是民企的13倍，今年3月国企发行了402只合计3174亿元的疫情防控债，民企仅获发行73只合计388亿元。从公司债净增融资走势看，2019年至今的国企公司债合计净增规模为22353亿元，单月净增规模均为正增长，而同期民企的公司债合计净增-1660亿元，单月净增规模仅在去年4月、今年2月与3月为正增长，其余月份均为负增长。国企发债的扩张与民企发债的持续萎缩形成了鲜明对比。 又如在当下的社交媒体上，经常充斥着比较极端的扬中抑外情绪，这种情绪和对贫富分化的声讨相结合，让不少身份为外籍的民营企业家惴惴不安，担心有朝一日被“清算”。 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自有其向心力、凝聚力，我们希望企业家都拿中国护照，但应该平等对待那些换了身份的企业家，只要他们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我们也要相信，通过努力，中国护照的含金量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有吸引力。这样的前提只能是切实保障人权，提升人们的安全感和获得感。 还想特别提出的是，在出版、教育、传播等领域，对于国外先进知识、学术的输入，应该更加开放和积极。例如，中国有些出版社通过多年的国际版权合作，已经具备了和国外出版社同步出版学术著作的能力，这种能力应该发扬光大，而不应被削弱。 4、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努力实现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的统一，践行商业文明规则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力争成为中国软实力的正向输出者。不能把国家层面的必要斗争当成自己某些不当行为的挡箭牌，明明是不合规的问题，却要打上国家牌、民族牌，混在一起，这也影响了国家形象。 和“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类似，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冲突”的理论最近又开始流行。但从深层次看，很多冲突并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因素和不文明因素的冲突。正如导致近3000名平民死亡的911袭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一种文明和另一种文明的冲突。真正的文明是和而不同，而不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进步，中国已有相当的基础，攀登人类新文明和命运共同体的制高点。我们有条件为全球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的价值观不是“特例”，也是全球文明价值观的实现。 我们理应和全球文明有更加通约的连接。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人类还可能遭遇像新冠疫情这样的无常的袭击，希望中国一直是文明价值的守卫者、创造者。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凌云之志，始终坚定地站在文明的一边，以文明为坐标。 文明，也将让我们更加踏实和自豪。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作者：水木然 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人类真正的敌人，不是生态环境，不是经济危机，不是核武器，而是“算法”。 算法的本质是“大数据”。之前，我们说大数据是未来的石油。而现在我们发现大数据正在试图掌控人类。 这个世界正在被算法一点点吞噬，人们和“算法”的斗争，才是一场是决定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战斗。 1 什么是算法呢？ 它不停的收集你的数据，站在高维解读你、透视你，审视你，知道你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想干什么，然后帮你设定好行为路线，冥冥之中将你彻底掌控。 比如当我们打开手机，平台马上就会通过你按手机的动作获取你的身体数据，包括体温、血压和心率变化，平台马上就会锁定你的喜好和标签，而且模拟出你的心理变化曲线，你喜欢什么，需要什么，就疯狂给你推送什么，包括商品/作品/思想等。这时一套非常高明的推荐机制，它无限附和你内心深处的癖好，让你无限沉溺。 再比如，上瘾”也是可以被“算法”设计出来的。人的大脑里有一种叫多巴胺的神经传导物质，当人被外界刺激的愉悦时，多巴胺会大量爆发出来，这种“爽”的感觉，是可以算法设计出来的，算法让我们持续上瘾。 现在各种娱乐APP越来越多，每个APP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运营团队，他们用强大的运算和数据处理能力，通过声、光、交互、反馈等全方位的方式，再在各种心理学、消费行为学、神经科学等理论指导下，不断的给你刺激，让你持续的“爽”，越来越离不开它们。 世界上竟然还有一个叫“多巴胺实验室”的公司，对外宣称“能运用神经科学理论，结合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用多巴胺让你的 App 令人上瘾”。原来他们会在一些关键的地方和时间点设计“奖赏”，比如不断的惊喜和奖励，或物质或精神，从而提高用户的留存度、打开率和停留时间。这也就意味着增加APP的打开率，提高打开时间，这会让APP更值钱，市值更高。 看看我们的周围吧，几乎每个人都沉溺在各种短视频/娱乐节目/游戏等等，这些浅层的刺激让我们“上瘾”。各色商家都在制造丰富缭绕的信息，让大众身陷它们创造的世界里，按照它们设定的逻辑去判断问题，从而产生购买和消费的决策，然后谋利。 我们总以为，这个时代信息传播高度发达，每个人都能随时随地获取各种信息。而实际上，越是在这样一个似乎什么都能看见的时代，我们越什么都看不见。 信息自由传播的时代，并不意味着价值可以自由传播。相反，那些粗鄙的内容却无孔不入，我们早已深陷信息的洪流中，人的杂念和欲望都被勾起，看到的都是各种荒唐和妄想。 “算法”是人类发明的，却又让人类作茧自缚，因为人类已经陷入到这样一个枷锁中：科技越发达，人的智商就会越蜕化；营养越丰富，人的生理功能就会越衰弱。知识越唾手可得，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就越差。 2 算法和人类的关系分为为三个阶段： 第一步，算法是我们的工具，我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它，但决策权在我们手里。 第二步，算法是我们的指示灯，它会告诉我们大方向和原则，然后我们去执行。 第三步，算法成了我们的上帝，我们索性放弃思考，享受岁月静好，什么都听它的。 随着算法的强大，人会变得慢慢放弃决策权。 未来的人只分成两种： 第一种人是99%的人，他们就是芸芸众生，属于“被算法”型的，完全被算法牵着走，彻底放弃了独立思考能力，每天刷刷短视频，看看直播，玩玩游戏，充当社会的吃瓜群众，这种人也只是社会资源的消耗者，属于无用的人群，也是无明的人。他们对社会的唯一的贡献就是顺应了算法机制，成了大数据的一份子，如同一具具行尸走肉，等待被收割。 第二种人是1%的人，他们少之又少，算法不能理解他们，推送的东西他们也毫无兴趣，相反他们却可以控制算法，普通人听算法的，算法听他们的。他们利用算法给世界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同时监督每一个人的行踪，让他们不要互相越位，安分守己。 这种人将越来越少，恰恰是这极少数人，能成为人类食物链的最顶层，引领和统治一切。 这些人才是未来世界的主宰者，是人类进化而成的新物种。也因此未来人和人最大的差别，不再是阶层的差别，而是不同物种的差别，小一部分人将进化成为另外一部分人的上帝。 这就是人类的“新奴役时代”：“第一种人”在“第二种人”眼里都是透明的，全裸的，你以为你有自己的隐私，看似自由有思想，其实早已被平台操控的，就像上帝操控人类一样，平台对待你，就像你对待一只蚂蚁一样。 人和人之间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形成“奴役关系”，要么是科技非常落后的原始社会，要么是科技非常发达的今天。我们绕了一圈又绕回来了，这就是物极必反。 五十年前，苏联机构克格勃依靠人类特工还无法每天24小时追踪2.4亿苏联公民，但是现在平台可以依靠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和强大的算法，轻松操控每一个人。 这就是为什么娱乐/游戏产业如此发达的原因，因为必须让这部分的精力消耗掉，让他们沉醉于娱乐八卦、各种段子中。 当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已经有足够的资源养活这些”无用阶层“，哪怕他们不能创造任何价值，但是也可以把他们圈养起来，或者说随意折叠起来，像垃圾一样堆放。 3 未来的世界看似是一个世界，却由很多个平行世界组成：顶级的资源操控者，从一个场合到另一个场合，交换共享资源；中层精英在奋力工作之余，必须把时间用来自我提升，努力接近顶层；底层无用人群，只能用廉价的食品喂饱自己，只能沉浸在短视频/小说/娱乐节目中。 这三种不同物种，将生活在不同的维度里，即便大家身处一个世界下，也会熟视无睹的擦肩而过，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因此，如果一个人出身平凡、文化一般、能力一般、又没有自制力、不善于学习，都将被一层层的折叠起来，他们没有信用、没有思想、不能借债、不能纳税，只能过着一种糜烂颓废、暗无天日的生活，如同一具具行尸走肉，只能被统统“折叠”起来，他们无法参与社会经济的运作，甚至连被剥削的价值都没有。 马云曾说过：“蠢要比癌症还可怕，至少癌症还有救”。就是这个道理！ 作为一个普通人，要想挣脱这个命运，唯一的出路就是和“大数据”抗衡，做一个“反算法型”的的人，算法是顺应人性，反算法就是反人性，反人性就是“克己”， 为什么我们要提倡传统文化？因为传统文化就是“反算法”的。5000年的中国文化，说白了就是这两个字：克己。克己就是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贪图刺激，做长期主义者，延迟满足等等， 比如有句话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为”字念作wéi，是“修为”的“为”，读第二声。而不是“为了”的“为”，不是第四声。所以，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如果一个人不懂得修为，那么就会为天地所不容。 修为，就是修炼。真正看透这个世界的人，都懂得要不断修炼自己：克己，博学、明辨、慎思、审问、力行，提高人生境界，否则就会为天地所不容。 未来只有不断提升自己修为的人，才能战胜算法和大数据，他们在各种诱惑和刺激面前，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种人将不断产出【信用资产】，包括产品／作品/IP等等，从而引领社会的进步。 当然，愿意精进的人的确越来越少，绝大部分人都选择了麻醉自己。这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因为就像我们上面所言，未来99%的人都是被算法控制的，只有1%的人能控制算法。 最后，希望每一个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能努力保持清醒。练就一颗如如不动之心，形成和巩固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学习/修身和正己，不贪图享乐和刺激，在自己专注的领域不断深耕和精进！冷眼面对这大千世界的各种诱惑，成为那1%的人。 水木然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彭文生 零边际成本带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网络效应。数字经济的边际成本足够低，甚至是零边际成本，所以能够吸引很多人使用，而吸引越多人，它创造的价值就越高。 01 数字经济的微观效应 在讲数字经济的宏观含义之前，数字经济的一些微观效应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简单来讲，数字经济实际上是数字技术和经济互动的模式。那数字技术的应用如何提高经济效率和影响经济结构（包括就业、收入等方面）？数字经济和传统经济活动有何不同？其实有很多的技术进步都会影响经济活动，为何单独强调数字经济呢？这些其实都与数字经济特殊的微观层面特征有关。 非竞争性 数字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非竞争性，即数字服务、数字资产或数字商品的使用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特征。传统经济不一样，比如有一个苹果，我吃了，你就没得吃。但数字经济不同，比如ZOOM软件开发出来后，一个人的使用不影响其他人的使用，也不增加其他人使用的边际成本。有人说数字是当代的石油，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这话既有道理也没道理。数字、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投入，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和经济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用数字类比石油是对的。但数字和石油还是有着根本性差异，石油开发出来了，我用了一桶，世界上就少了一桶，别人就用不了了。而数字不一样，它是可以重复地几乎零成本地使用。所以非竞争性使得数字经济实现了规模效应。 规模经济 从供给端看，数字经济能实现零边际成本。经济学教科书讲规模经济，规模越大，单位成本反而下降，效率越高。数字经济尤其特殊。当然传统经济活动也有规模经济，比如一家汽车制造厂，从年生产10万辆车到年生产100万辆车，分摊到每辆车的固定成本可能会下降。但传统经济的规模效应是有限的，一个机器的使用率也是有限的。要多生产汽车，就必须要增加更多的厂房，购买更多的机器设备。而数字经济不一样，比如微信能同时服务几亿人甚至几十亿人，它的规模效应非常大。这就体现为所谓的零边际成本。传统经济的边际成本会随着产量和规模的扩大而下降，但不太可能降到零，规模效应也就因此受限。 从需求端看，数字经济有网络效应（可以服务双边市），使用的人越多，对大家越有利，效率就越高。还是用微信举例，我们使用微信是因为身边的朋友、同事、亲人都在用，联系起来方便。如果开发一个软件很少人用，即使免费你也不会用，为什么？因为它对你没有价值。 零边际成本带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网络效应。数字经济的边际成本足够低，甚至是零边际成本，所以能够吸引很多人使用，而吸引越多人，它创造的价值就越高。 范围经济 还是举微信的例子，微信的用途越来越多，从一种服务扩展到另外一种服务，带来了不同的业务线、产品和服务。这种相互协同可以提高效率。 机器替代人还是赋能人？ 关于数字经济还有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从微观层面来讲，数字经济是否会带来机器替代人？我们是否要担心大规模失业？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是否意味着劳动力需求下降、工资面临下行压力？比如美国这次总统大选，有个华裔的民主党候选人叫杨安泽，是搞IT出身的。他认为，特朗普上台的原因在于其抓住了美国贫富差距加大这一主要矛盾，但特朗普发现了症状却诊断错了病因。特朗普责怪外国人抢了美国人的工作，但杨安泽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机器替代人。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进步，让很多人担心，现在看起来很习以为常的工作未来可能会被技术替代。这些问题对我们思考未来经济发展的路径，其实有非常重要的含义。 历史上，经济学家其实一直有这样的担心，从两百年前的李嘉图到一百年前的凯恩斯，都担心机器替代人。经济学里有个专有名词叫“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即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失业。所以这种担心是贯穿于历史的，很有争议。 在当下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呢？这次疫情中的无接触经济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机器赋能人。机器既可以替代人，也可以赋能人。机器增加我们的能力，提高我们生产的效率。 02 无接触经济启示一： 机器替代人也可以赋能人 机器对人的赋能，体现在很多领域。比如餐饮外卖行业，如果没有数字技术、智能手机、GPS定位等技术支持，那外卖员的配送效率就会非常低；再比如这次疫情下的远程教育、远程办公、远程医疗等无接触经济，它并不是替代老师，不是替代我们这些还在办公的人，医生也没有被替代，这其实是一种赋能。数字技术使得我们在疫情冲击、社交隔离的情况下，还可以继续维持一些经济活动，所以它和人是互补的。当然机器也可以替代人，比如无人物流、无人配送、正在发展的无人驾驶等。大家可能会想，是不是短期来看机器赋能人，长远来看取代人？这种想法似乎有道理，但也没那么简单。其实无论是在近期还是在远期，机器既可以赋能人，也可以替代人。 数字经济：中美之别 来看一下中美数字经济的发展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比较中美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我把它总结为中国是劳动友好型数字经济，美国是资本友好型数字经济，也就是说，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机器替代人，资本深化替代就业。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机器和劳动力互补，对劳动是友好的。美国的劳动力替代型数字经济体现为，常规性、简单重复的工作比如一些制造业流水线能被机器代替，同时甚至有一些不是很简单的、重复性的工作，也能够被机器替代。中国的劳动互补型数字经济则体现在一些非常规的服务上，比如说外卖、快递、送货员、专车司机、视频主播等等。 为什么有差异？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从供给端来讲，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比美国低很多。即使在数字经济中，劳动力成本、重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仍然是影响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个道理很简单，同一个机器人在全球范围内是可贸易的，在套利行为驱动下，机器人在全球的价格会趋同，但劳动力的可贸易性要低得多。因此在美国，更多地用机器替代劳动力具有合理性，而在中国，这种成本收益比反而不具有经济性。所以在中国，机器与劳动力更多是互补关系。 从需求端来讲，中美两国的一个重要差异是人口数量和密度。中国城市的人口数量多、密度高，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一些利用数字技术做劳动力的服务很容易就达到合适的成本收益比。以外卖为例，在美国可能要开车半小时以上才能送达一单，成本收益比并不划算，但在中国，一个外卖员或者快递小哥服务一栋楼，可能就足以覆盖他的成本，甚至还能挣他的工资。所以人口密度高、大城市多，也是中国数字技术和劳动力互补的原因，机器可以跟劳动力结合起来，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 中国：数字经济偏向劳动 中国的数字经济偏向劳动。中国的人口密度高，实际上就是中国数字经济的网络效应大。同样一个劳动力，通过数字技术能够服务更多人，提高效率，这就是平台经济模式。一份关于2015年全球独角兽企业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10亿美元市值以上的独角兽有176家，而中国占到了64家，数量排名第一。数字技术跟劳动力的结合，可以充分发挥中国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 这其中还有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怎样才能不被社会淘汰？很多人认为要加强教育和培训技能，才能够不被淘汰。这种观点肯定有道理。但如果仔细想一想，也不完全是这样。 其实我们说机器赋能，实际上是机器降低了对人的技能的要求，不需要特别高的技能，人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外卖员、快递员，或者做一个网红销售。 过去对出租车司机要求的技能其实是蛮高的，因为没有GPS定位，没有通讯效率高的智能手机，要成为一个好的出租车司机，必须熟悉城市里的街道，才能快速地把旅客送到目的地，这是不容易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可能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才能把一座城市彻底摸清楚。但现在不一样了，数字技术的赋能降低了对出租车司机技能的要求。 所以我们发现，反而是一些低技能的工作有了新的就业机会，不容易被替代。有些所谓的有一定技能的工作，却被替代了。因此这些都不是绝对的。 这其实不是新现象。工业革命之前织布纺纱、做木匠，都是需要技能的，需要跟着师傅学习好多年。后来技术进步后，反而对技能的要求降低了。所以纺纱织布在工业革命前是一个高技能的工作，工业革命后没有受过太多培训的劳工阶层，都可以在大规模生产的厂房工作。 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体现，其实是为技能较低的人群提供了就业机会。当然这不代表低技能的人有工作之后收入就高。在工业革命早期，因为一些社会保障、公共政策跟不上，贫富差距成为很大的问题。所以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专门有讲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冲突，但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西方国家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劳动权益的保护，这样使得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效率提升，对社会公平的冲击就会小一些。同样地，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带来这个问题，比如零工经济——劳动者不是和某个单位签订正规的长期合同，而是以计件等方式获得收入，这可能会为一些人提供更为灵活的就业方式，但它也带来社会保障、劳动者权益保护等问题。在现在的数字经济时代，大家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中美数字经济差异之宏观含义 中美之间数字经济的差异，在宏观上的一个含义是什么？美国的数字经济多是替代劳动力，所以对劳动力不利、对资本有利。中国的数字经济多与劳动力互补，所以对劳动力可能反而是有利的，对资本不利。我们可以从宏观数据来验证这一判断。 我们看到，在过去20年美国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但资本回报率是上升的，当然全球金融危机这些因素导致其间有些波动（图2-3）。所以过去20年美国股市大牛市其实是有基本面因素支撑，也就是美国的资本回报率在上升。 在过去20年的前半段，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也是下降的，但在过去10年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却转而上升。有许多因素可以解释这种现象，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改善，技术进步对劳动力效率的提升以及中国劳动与技术的互补性等。与劳动报酬上升相对应的，是中国过去十几年资本的回报率下降，所以从长远的趋势来讲，过去20年尤其是2007年以来中国的股市为何没有美国股市表现的那么好，和资本回报率的趋势性下降是有关系的。 这是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宏观含义，它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结构、收入分配和就业。总体来讲，机器替代人带来的失业问题，其实没有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严重。机器在某些方面赋能人，就算对于那些受教育水平较低、技能较低的人来说，机器也不一定都是坏事。这还要看具体的技术模式、技术形式的发展。 03 无接触经济启示二： 服务业可贸易 服务业可贸易 在经济学里我们谈到国际贸易，通常会把商品和服务分为两类，一类是可贸易品，另一类是不可贸易品。一般来说商品是可贸易的，所以制造业是可贸易的，比如中国制造的冰箱、空调、手机出口到美国，美国制造的飞机可以出口到中国。 但服务业一般被认为是不可贸易的，因为服务业的活动往往需要人和人之间的互动，而人是不能自由跨境流动的。 这次疫情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什么？就是疫情的隔离措施限制了人员流动，即使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这种措施达到的效果类似于国家之间移民的限制，这时我们通过无接触经济、数字经济的应用，使得过去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能完成的工作或消费，在无接触的情况下也能实现。所以数字经济克服了人员不能流动的障碍，意味着服务业可贸易，使得未来的数字经济的发展突破了我们过去的传统认知。 这几年英文的文献里有一个时髦的词，叫Telemigration，我把它翻译成“远程移民”。这个词的意思是，虽然没有移民，但达到的效果实际上类似于移民。比方说，你人在中国，线上被美国的一家公司聘用。远程移民以及所谓的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的实现，是有一定的技术基础的。我们用ZOOM共享 PPT的时候，就达到了类似现场的效果，大家在自己的手机屏幕上就能看到我共享的PPT。 现在的技术不仅可以实现共享PPT，还能够使得不同的人同时控制一个PPT。比如一个单位的同事，大家远程办公并在线上共享PPT，在大家讨论的过程中，不同的人可以同时在PPT上改动。这样就类似于在一个办公室现场工作的情景了。线上的通讯与面对面的交流差别之一是延时问题，信号延时会使得线上交流可能没有在办公室交流效率高。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5G的应用，延时也会降低，线上交流越来越接近现实，这就使得我们的很多服务性工作，不需要从北京飞到上海，或者从北京飞到合肥，也能够完成。所以不可贸易性，它不仅体现于国与国之间的跨境，也体现于一个经济体内部不同地区因为空间距离所带来的障碍，而数字技术能够克服这一点。在过去，服务业在北京和上海之间是不能交易、不能互通的，但现在也可以互通了。 重新思考服务业的角色 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会让我们重新思考服务业的角色。从我们经济学的历史来看，传统经济学的思维是看不起服务业的。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他讽刺嘲笑乐手、牧师，认为他们不能生产粮食、面包，也不能织布、纺纱，因此是无法创造价值的。再到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说生产活动涉及到服务业、生产需要服务业，但是服务业本身不创造价值，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仍然是认为服务业不创造价值，虽然他承认生产需要服务业，但即便到了后来，大家仍然把服务业和制造业分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鲍莫尔（Baumol）在1967年一篇研究经济增长的论文，讲的就是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低。书中有个很著名的例子，后来被广为引用，就是虽然过去几百年技术在不断进步，但音乐会的四重奏还是要4个人，并不是2个人或3个人，由此鲍莫尔认为服务业的效率低。但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低，与其非贸易品的属性有很大关系。那制造业为什么效率高？因为贸易品的生产效率提升快，效率提升快又是因为竞争充分。在中国生产的华为手机要卖到全世界，那产品的竞争对手就会增加，想要取胜就必须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才能赢得更大规模的市场。与此同时，在更大规模的市场，如果企业的生产效率高，那么它就会领先，也就能享受规模经济。 因此对于可贸易品的行业来说，贸易会带来技术外溢，带来新的思维、理念和技术，其成熟业态可能会趋于头部集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可贸易品因为市场规模小、竞争有限，效率提升比较慢，也没有规模经济，技术外溢也有限。比如在北京的服务业，就只能服务北京当地，甚至只能服务北京某一个小区。所以，如果服务业从不可贸易转变为可贸易，或者说可贸易性增强，那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的影响将非常深远。 数字经济：服务业是劳动生产率的新增长点 过去我们说农业、工业发展提高了效率，服务业效率很难提高，所以服务业很难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但如果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加，将会提升整体劳动生产率。 公共政策在这其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可以通过推进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系列措施提升服务业的可贸易性。这次疫情带来的重大影响之一，可能是会促使各国政府加大宽带、5G等数字基建以提升效率。同时公共政策还应促进竞争、降低垄断。这可能会极大影响一些互联网平台企业，比如 Facebook、谷歌，中国的腾讯、阿里等等。这些企业现在已经占据垄断地位，未来他们会是创新者还是成为创新的阻碍，就要看公共政策如何引导。 经济发展模式之辩 在过去，中国等东亚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是什么？制造业和国际贸易是主要载体。制造业的可贸易性带来规模经济和效率的提高，就能够吸收非技能劳动力并推进城镇化，同时通过参与全球产业链，带来新的技术、新的理念、新的思想外溢和技术转移。 在未来发展上，前面我提到数字经济能提升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但数字经济也可能会降低制造业的可贸易性。如果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进步，使得制造业的生产环节能够完全被机器替代的话，那么美国的制造业企业不需要搬迁到中国或者越南，在本土就可以用机器来生产，因为通过节省运输成本，制造业生产离消费者越近效率就越高。所以数字经济发展可能的一个颠覆性影响，是制造业可贸易性的下降。 关于制造业回流，特朗普想让美国的制造业回流，但短期看不会因增加关税或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就能轻易实现。然而如果我们看远一点，二三十年以后，如果整个制造业完全被机器替代的话，那就是真正的制造业回流了。所以数字经济发展的颠覆性影响，在于颠覆了我们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认知，制造业变得不可贸易或者说可贸易性下降，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上升，进而对经济发展模式带来重大挑战。 现在关于落后国家如何追赶发达国家，有两派观点，一派是比较悲观的，认为机器替代人或成为趋势，劳动力成本在制造业的差异不是问题，制造业将会回流。这也就意味着非洲、中东等落后国家或地区，想继续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很难实现了。这些落后国家面临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而是低收入陷阱的问题。当然也有比较乐观的一派，认为虽然制造业回流、制造业可贸易性下降，但是服务业可贸易性上升，那些落后国家的低劳动力成本仍然有优势。印度就是靠低劳动力成本提供服务出口的，未来落后国家追赶发达国家可以学习印度经验，靠服务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 其实不仅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也一样，如中国内部的上海和贵州，东部和西部。我们过去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东部的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我们把制造业转移到中部和西部。但如果未来机器替代人了，制造业就可以放在东部。那西部靠什么来发展呢？答案是服务业。服务业的可贸易性，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重大的宏观议题。 04 生产率与收入分配 为什么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 我们继续讨论数字经济在宏观层面的含义。关于国外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分配的问题，从图6可以看到，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在过去10年甚至20年来都在下降，这和我们直观的感觉是不一致的。现在大家都在讲数字技术的进步，智能手机通信的改进，人工智能、机器替代人，那效率肯定是提高的。为什么美国国家统计局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是放慢的呢？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Solow在1987年讲过一句话，“You can see the computer age everywhere but in the productivitystatistics．．．”那为何微观感受和宏观数据会有偏差？一般有三种解释。 低生产率的三种解释 一种解释是GDP的统计误差，在数字经济时代，GDP作为反映我们生活水平、价值创造、速度提升的指标，它的误差越来越大。因为GDP统计的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但数字经济时代有一些市场交易行为没有价格，或者说价格是0即零边际成本。我们用微信或ZOOM，基本都是零成本。这些活动因为没有市场交易，没有货币化，就很难被统计到GDP中。尤其是一些无形资产创造的价值，例如知识产权、创新、品牌和新的商业模式，也很难被衡量。在传统经济中GDP比较容易统计，如厂房、机器设备、交易、制造业等显然都是以货币来衡量的。 第二种解释是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通用技术影响经济、渗透经济需要时间。过去人类发明电以后，电力对整个经济活动的渗透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体现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就是说，现在数字经济对生产率的影响可能还没体现出来，未来才能观察到。 还有第三种解释，认为某个或某些领域的技术进步导致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放慢。这个听起来有点悖论，不同于我们的直观感受。这就是前面提到的Baumol Disease。Baumol 在196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认为，由于不是所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都能提升，一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比如说汽车制造行业，机器替代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否会出现剩余的劳动力呢？如果这个部门生产的产品需求是无限的，那这个部门的效率再提高，也没有剩余劳动力。但一般来讲，人们对某种商品或产品的需求总是有限的。需求有限就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快的部门产生了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就会流向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因为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生产的产品供不应求。这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在整个经济里的重要性反而会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在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工作，这样我们在计算宏观的劳动生产率时，发现它反而是降低的，这就是Baumol Disease。 Baumol Disease： 低生产率部门重要性上升 技术进步使得低生产率部门重要性上升，这看起来似乎是个悖论，但其实是有合理性的。这背后的原因就是进步部门劳动生产率提升，产量增加，但需求有限，由此就导致剩余劳动力从进步部门转移到效率低的部门。过去人们在用机器织布前雇佣了很多人，但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效率，织布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剩余劳动力就转移到其他部门。农业生产也一样，过去中国农村需要大量劳动力在田里耕作才能解决全国温饱问题，后来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剩余劳动力就转移到了制造业。但制造业也一样，冰箱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人们对冰箱的需求又是有限的，剩余劳动力就继续转移到效率低的部门，主要是服务业。所以我们说服务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上升，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这与收入分配是有关系的。 我们前面讲对就业的担心，其实就是收入分配的问题。数字经济的发展，到底未来哪些行业、哪些人更多地受益？数字经济提升的效率，到底哪些人能够享受，哪些人不容易享受？按照我们刚才的逻辑，就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技术进步快的部门可以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益。比如说，冰箱、汽车生产的效率提升很快，但不代表冰箱或者汽车制造业的工资就能上升，反而是那些效率低的部门的工资上升。因为它效率低，供不应求，我们效率提升，业务收入增加，人们就增加对所有商品的需求，那些效率低的商品价格上升会更快，进而效率低的行业工资会上升。 哪些行业/人更受益于数字经济？ 哪些行业或人群更多受益于数字经济？这并不是说技术进步行业就不会享受数字经济的福利，它享受数字经济的前提是供给有限，即垄断。比如说专利权或者关键的技术人员，人的角色不能被替代的行业，如管理者、心理咨询师、体育明星等，这类垄断要么是技术垄断，要么是自然垄断，本质上受益于效率提升。 有一些行业产品需求无限或者近似无限，譬如攀比消费、时尚品牌。作为品牌的著名设计师，每人每年能设计的时尚服装有限，效率不可能高，攀比消费使得产品价格上升，时尚品牌就此受益。 至于零和经济活动，它不创造经济价值、不增加供给，主要在于分配。比如说警察和罪犯就是零和经济，在此并不是诋毁警察工作的重要性，但从经济活动的角度来讲，警察和罪犯的行为是相互抵消的。至于网络诈骗、比特币交易，关于这方面我的观点可能存在争议，我认为比特币交易和一些衍生的金融交易，包括一些期货交易，其实都是零和经济活动。因为一个人受益了，另外一个人就受损，整体上它并不创造新的价值。还有利益集团游说，离婚律师，数字技术、大数据的应用，虽然可以帮助离婚律师打赢官司，挖掘对方隐瞒的财产，但并不创造价值，离婚的双方一方受损一方受益，还是属于零和经济活动。这些活动它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新的供给，所以它的效率低下，但人们反而不断把资源投到这些领域。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房地产？ 数字经济时代，房地产既面临有利也面临不利的因素。 有利因素是指土地不可贸易、不可再生，生产效率很低。其他部门生产效率提升，用创造的收入去购买效率较低、供给跟不上的土地，这会对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房价有推升作用。然而，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远程提供服务成为可能，远程教育、远程办公、远程医疗、在线销售等工作生活方式，使得人们不需要住在市中心，从这个角度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房地产市场是不利的。 数字经济对房地产的影响，取决于有利和不利因素哪个驱动力更强。同时，它也面临着公共政策的问题，假设有利因素更强，土地供给有限、生产效率低，那么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都投入土地中，继而导致上海、北京的房价不断上升，这能否被社会接受？能否被公共政策接受？此时公共政策应该发挥什么作用？这也是数字经济面临的挑战。 值得思考的问题 总体而言，这次疫情下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是无接触经济，它昭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潜力，促使企业和居民等私人部门行为改变，也会激发私人部门增加对数字经济投资的热情。公共部门、数字基建等也会因这次疫情而增加未来的投入。当然它也会带来问题，尤其是个人隐私保护的问题。 这次为了控制疫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个人隐私实际上是严重侵犯的。现在大数据能把每个人的行踪都记录下来，为了控制疫情无可厚非，但疫情过后能否退回原点，如果不退回，会对大家的生活、工作乃至整个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这可能就是社会学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其次就是贫富差距的问题，技术进步创造的收益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被进步部门从业人员所享受，它更多的是一种垄断租金收入。以明星为例，明星收入高一些是可以接受，但是网红效应带来的收入效应，真的合理吗？而谈及专利权，专利的保护应该到什么程度？我们这次研发新冠病毒疫苗的专利会收费吗？我相信不会。救援疫苗的专利不应和传统的专利一样，但如果是其他的药品或者其他的技术进步呢？假设中国或美国的公司这次研发出疫苗，为了公共利益放弃了专利的收益。那为什么其他的专利要有收益？当然专利对技术进步和创新是有利的，但任何事情都存在程度是否合理的问题。 还有刚才提及的房地产，随着技术进步如果收益都投入房地产，社会能否接受？是否会拉大贫富差距？整个经济学可能都会面临挑战。过去上百年，经济学强调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实际上我们更应该回到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为什么称其为政治经济学？因为经济活动涉及到政治、社会、人文，实际上需要公共政策的干预，包括技术应不应该对机器人征税、财产税是否应征收这些问题。 05 从数字经济到数字货币 无接触经济呼唤数字货币 这次疫情加速了数字货币的发展。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现金交易都被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替代了，而这次疫情就显示了其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减少因接触带来的可能感染。这次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财政支持，一开始也有人提议以数字货币的形式发行货币。所以数字货币也是此次疫情下无接触经济所带来的新现象。 货币金字塔架构的演变 传统的货币金字塔，最高层是央行或财政部发行的货币，安全性最高；第二层是银行信用货币，企业和居民在商业银行存取款，或者在银行账户之间用信用卡、支票和借记卡转账；第三层，即便不是银行存款，某些非银行信用在正常情况下也可以起到流动性资产的作用，相对较安全，比如以未来现金流为抵押品所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的货币架构会发生变化，在中间层次商业银行外出现了数字平台，比如支付宝、微信支付，Facebook酝酿推出的Libra等，这类数字货币依托社交平台或电商平台发展支付模式，在零售层面并不通过银行。 DC/EP：数字货币电子支付 现在，在商业银行、数字平台之外，央行可能也会发行数字货币。近期有媒体报道，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推出数字人民币体系（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s， DC/EP）。中国央行的数字货币主要是电子支付，类似于支付宝、微信支付，作用是替代现金M0。至于是不是匿名？可能是一定程度的匿名，但不可能完全匿名，因为央行肯定了解数字货币所支持的支付行为。 由于现金没有利息而数字货币起着替代现金的作用，所以数字货币也是零利息。未来可能我们每个人手机里都有央行数字货币钱包，和实物钱包一样，里面不可能也没必要放很多现金，因为现金和未来的央行数字货币都是零利息，是有机会成本的。 但实际上数字货币起到的替代现金作用并不会特别大，反而对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可能有挤压。因为除了偏远地区可能有些老年人还是用现金，现在国内现金基本已被替代，大部分人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中已不使用现金。当然一些人在参与某些活动时，因为不愿意被他人知晓可能还是使用现金的。 央行数字货币为什么会挤压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呢？作为消费者我们可能没有察觉，但商户实际上要给支付宝或者微信以一定的比例付费。而央行数字货币并不收费，那么未来有可能商户会提出消费者用央行数字货币支付就可以打折，或者商户更愿意收取央行数字货币。 对此我认为未必是坏事，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什么要对商户收费呢？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是不是会促使支付宝、微信支付减少甚至取消对商户的收费呢？如果能免除收费对消费者还是有利的。 当然，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也不应被完全取代，或者说央行的数字货币不应对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产生过大挤压。因为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支付行为创造了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是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的。微观层面而言，蚂蚁金服、腾讯的金融服务都与大数据有关。如果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都不存在了，这些数据全部汇入央行手中，央行作为公共部门、政策部门，又能利用这些数据创造什么价值呢？当然这涉及到另一问题，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创造这些数据后，该怎么来保护隐私和促进公平竞争？会不会因为这些海量数据形成自己的垄断市场？这其中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 数字货币发展的大趋势，会挑战很多公共政策问题，包括隐私、垄断、公平竞争等，这些需要市场和政府部门协同，来创造数字经济时代的新模式。 (本文作者介绍：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原中信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 本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刘元春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与经济大停摆的冲击下，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货币政策上的基本哲学和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分化。我们依然在实施常态化的货币政策，而发达国家在以前宽松宏观政策与非常态货币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地进行了超常规的操作，这种分化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关注点1：我们是不是应当跟随西方国家来采取一些超常规的货币政策？这是最近讨论的热点，特别是这几天刘尚希院长把“现代货币理论”（MMT理论）向中国进行转换，提出中国有必要采取“赤字货币化”的观点。当前，欧美的超常规货币政策依赖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做法就是赤字货币化。中国是不是应该采取西方的这样一种模式来进行赤字货币化，这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要点。 关注点2：在世界都进行超常规货币政策的实施的情况下，下一步我们怎么应对？是不是会出现流动性整体性大幅度泛滥？出现另外一个史诗级的通货膨胀预期？ 对这两个点，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一） 我国是否应当跟随西方采取超常规的货币政策？ 对于我们是否应当跟随西方来采取超常规的货币政策？我认为答案应当是否定性的。虽然西方发达国家的超常规货币政策对我们会产生一个强烈的成本负担效应，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经济形势，特别是我们在金融市场所面临的情况与欧美具有本质性的差别，因此用不着跟随西方采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超常规的货币政策。 为什么？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直接导致欧美的金融市场出现剧烈的振荡。这个振荡不仅引发了金融市场的价格危机和交易危机，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强烈的流动性危机。对冲这几个层面的危机，欧美采取“零利率政策”+“无限量QE”+“财政刺激计划”，这一系列的举措是应对新冠疫情叠加金融史诗级振荡带来的冲击最为恰当的组合。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我国金融市场波动并不是很大，我们并没有出现流动性危机，也没有出现财政空间、货币空间的丧失。我国和欧美所面临的风险性质和政策实施的环境具有非常大的差别。 关于赤字货币化问题。第一，赤字货币化的问题，很重要的前提在于财政政策的空间没有，特别是国债发行的市场空间没有了，必须通过中央银行到一级市场上直接购买国债来进行债务融资。我们发行国债的市场空间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和老百姓持有国债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因此，是不是就要用中央银行替代各种金融主体和资产持有的主体来进行购买国债？我觉得目前没有这个必要。但是在美国和欧洲是必要的，因为在资产恐慌、流动性枯竭的时候，大家都在甩卖国债，美国和欧洲各国发行国债的常规性基础不存在了，只有央行进入一级市场进行大规模的赤字货币化，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第二，我们目前的这种收支困难的程度是不是就已经达到了需要在市场主体持有国债的基础上，由央行为融资而持有国债？因为央行持有国债，只要是在二级市场，只要是为了物价的稳定和充分就业这样的目标，它进行购买国债是合法化的。按照《中央银行法》第29条所规定的，中央银行不允许直接到一级市场购买国债进行财政透支。我们目前要进行大规模的赤字货币化，首先要修改《中央银行法》，但是可能目前来看是没有必要的。我们中央银行目前还没有必要完全因为财政政策空间的扩展来抛弃它的传统的行为准则。 第三，西方采取现代货币理论（MMT理论）进行赤字融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前提是零利率，在零利率前提条件下，国债利率为零，收益率为零，货币支付的利率也是为零。货币发行是债务，财政发行也是债务，从理论上来讲，这两种债务的替换对市场的冲击并没有很大的冲击。现代财政金融学就提出了一个新命题：在零利率条件下财政债务和央行货币发行债务是等价的。但由于我国利率水平依然很高，货币政策的实施效率依然很好，财政的市场债务空间依然雄厚，财政债务与央行货币发行债务完全不等价。我们一定要注意，在一些特殊情况下，MMT理论这种等价效应才会出现，而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出现。 第四，赤字融资另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货币政策的效率极其低下，必须用财政政策来进行替代它。目前我们会看到，中国货币政策是不是像欧美的货币政策那样没有效率？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这样。中国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陷入流动性偏好陷阱之中。 因此从中国整个宏观经济的环境、财政空间、法律条件以及货币政策与财政之间的配合效率等方面来看，都不需要在目前这种环境里面来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采取赤字融资。 （二） 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未来是不是会产生强劲的冲击？ 第一，不是简单地看它发行的量有多大，而是要关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对冲当前流动性收缩之后，市场交易常态化之后，货币供应量是如何变化的。因此，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面临的核心挑战不仅仅是果断采取极度宽松、超常规的货币政策，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未来克服疫情困境之后，这些超常规的货币政策如何常态化。超常规货币政策常态化的行为模式是影响未来货币供应的一个关键点。 第二，不仅仅看中央银行未来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市场主体对于这些央行的行为有没有一个常态化预期，如果央行的行为及其承诺不是可信的，从而使市场主体对未来央行的行为预期发生变化，对央行承诺控制通货膨胀的承诺不相信，那么在金融市场常态化之后，市场预期的变异可能直接带来物价水平的变异，使货币内生性变化大大抵消了央行的常态化操作。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第三，必须关注资产价格变异和流动性变异的路径是不是在疫情控制之后会发生一些突然的变化，央行和监管部门对于金融市场的预期引导是否具有前瞻性，是否具有可信性就变得十分关键。目前我们看到，欧洲央行和美联储未来缩表的路径还是相对比较清晰的，货币政策目标以及相应央行独立性法规要求他们必须向常态化规则调控进行回归。但是，大家都会担忧，由于疫情的特殊性，这些央行的行为准则可能与以前的行为准则有很大的差别，这种担忧恰恰是我们未来出现价格变异的一个很重要的冲击因素。它未来对我们整个的影响，主要要观察各种金融主体和市场主体，它对于未来流动性变异和几大央行行为变异的预期，这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核心焦点。 第四、必须明确的是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将面临长期停滞的深化，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将持续出现比疫情前更低的经济增长、更低的贸易增速、更低的投资水平。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不仅在于疫情冲击导致世界经济增长的供给损失十分严重，使潜在增长能力受到实质性冲击，同时还在于疫情加剧了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面临的6大结构性趋势性问题——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两极化、高债务化、逆全球化、技术进步对经济的促进、民粹化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将进一步恶化。这决定世界经济难以出现“高通胀、高利率、高成本”的滞胀环境。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2012年9月16日成立，是一个非官方、非营利性质的学术智库组织。论坛致力于为关心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高端交流平台，推动理论、思想、创新和经验交流，为相关决策与研究机构提供理论与实务经验参考，进而为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最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优化产生积极影响。)
对于下阶段的经济走势，统计局表示，从连续两个月的数据情况来判断，我对未来的走势判断概括为三句话：我们有底气。这个底气来自于我们经过长期积累形成的完备产业体系、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超大的市场规模。这些优势在严重疫情冲击下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在抗疫情过程中甚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我们有信心。我们的信心来自于疫情发生以来的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我们有挑战。确实现在境外疫情扩散蔓延的势头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仍在复杂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大健康产业再度提速，脱贫攻坚也进入收官倒计时。 5月9日，京东健康宣布，联合中国社会扶贫网发起“健康中国·医药补助工程”。其中，最令人瞩目是：将为全国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含已脱贫贫困人口），提供每人每年1000元的购药补助。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之年，我们在这里启动的医药补助工程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我们助力脱贫攻坚的一次善举。”中国社会扶贫网副总经理田春园表示。 “到今年年底，我们会看到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没有了，但是如何让他们不再返贫是一项长期工作，我们愿意为这件事情注入自己的力量。”京东健康CEO辛利军表示。 “贫困人口中20%是因病致贫，返贫人口中这个比重达到了40%-60%，扶贫就是要关注这一部分。”中国社科院财经院互联网经济研究室主任李勇坚指出，“贫困的人在生病的时候会自己硬扛着，有可能小病拖成大病，然后大病致贫。国家社保方面已经覆盖了很多大病，但是从小病到大病这一块是社保的空白，医药补助工程正好把这个空白补起来了，避免贫困人口或者已经脱贫的人因为小病拖成大病而返贫”。 辛利军透露：“这个项目其实去年就在筹备，当时我们就提到，医疗健康产业中有一个重要支撑就是公益，这一点上我们也得到了刘强东的大力支持，鼓励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即便是在撑不住的时候。” 补助最高金额或达千亿元 之所以会考虑到“撑不住”的时候，主要是因为这个补助的上限有些惊人。 中国社会扶贫网是国务院扶贫办主管的社会扶贫网络平台。按照中国社会扶贫网的数据，京东健康最多将给约9000万贫困户发放医药补助，以每人1000元计算，累积金额将达到1000亿元。对于一家商业公司而言，这样的公益行为的确有些“超限”。 “总的来看，金额是比较大的，但是到了每个人手中并不多。”辛利军表示，“坦率说，每个人太多的话企业会有很大的压力，从京东角度而言，我们希望普惠，覆盖已经建档的和即使脱贫之后依然在档的贫困户”。 好在，补助过程也并非一蹴而就。“获得补助的贫困人口有个逐步上线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具体会覆盖多少人，我们需要跑一段时间数据才能看出来。贫困人口的消费率和互联网使用习惯需要一个过程。”辛利军表示。 按照目前的预测，该项目将在未来3年到5年覆盖超过3000万人次。不过，即便以此计算，京东健康也将提供约300亿元的补助。可供参考的是，京东健康母公司京东集团2019年的净利润是122亿元。 事实上，京东健康也无力“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辛利军透露，京东健康已与民生健康药业、天士力医药、苏中药业、恩威医药、葵花药业、鲁南制药、上海中华药业、云南白药、扬子江药业、上海强生、亚宝药业集团等首批11家药企达成合作，这些药企将在一定程度上帮京东“分压”。辛利军表示：“后续很多药企还在报名，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在药品价格上跟我们一起承担补贴。” 对于项目的生命周期，辛利军表示：“如果有100家药企参与的话，我们的压力就会大幅下降。我们写的是3年-5年，长期来看随着我们的业务不断发展、盈利能力越来越强，补助占的比重会越来越低。前期亏钱，后面会亏得越来越少，那么就可以一直维持下去。” 线下药店是补助兑现主渠道 目前，京东健康APP已经筛选上线350种药品并确定补助比例，单品补助比例最高为68%。覆盖包括心脑血管、感冒发热、肠胃疾病在内的数百种常见病与慢性疾病，后续还将迅速扩增至新特药、罕见病用药等。 “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有自己设定的目标药品目录，是依据我们对贫困群体的了解以及用药习惯筛选出来的。”京东健康医药部总经理金恩林表示，“使用补助后，这些药品的毛利率都是负的”。 需要提及的是，除了线上平台之外，贫困人群还可以在线下药店使用补助。“我们要选定线下定点药房，会尽量在每个乡镇都有一个定点药房，这需要一定时间，需要重新做一套闭环系统。”金恩林表示，贫困人群能在最短路径内有一家定点药店享受到这个补助，才是项目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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