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发布家庭应急物资清单。22日，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发布了《北京市居民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2020版)。清单中的物品绝大部分都是日常用品，市民可根据需要在商场、超市、专业市场或网上均能购买到。 新版建议清单包括基础版和扩充版两个版本。 其中，基础版包括应急物品、应急工具和应急药物3类应急物资。扩充版包括食品、个人用品、逃生自救工具、医疗急救用品、重要文件资料5类应急物资。扩充版建议清单建议居民根据自身的居住环境、地域特点、家庭成员、以及北京地区可能面临的主要灾害类型等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扩充储备。 将每三年对建议清单进行必要微调 家庭应急物资储备是北京市应急物资储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介绍，发布建议清单的主要目的是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家庭应急物资的储备，通过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带动学习掌握基本应急技能，提高自身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为引导居民家庭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建立了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工作机制，制定了《北京市居民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管理办法》，明确了建议清单的修订、征求意见、审定发布、宣传普及等相关事项，确保北京市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正常情况下，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将每三年对建议清单进行必要的微调并发布，如遇灾害风险发生重大变化时，将及时修订发布。 相关单位将在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月、消防宣传日等重要宣传活动期间，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普及和应急物资使用演练。
导读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是中国最大的灰犀牛之一。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实行，中国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日益严峻。近年出生人口大幅减少，生育意愿大幅降低，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 全面二孩政策不仅没有出现生育高峰，反而出现生育断崖。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当年出生人口攀升至1786万，创2000年以来峰值，但之后连年大降。2017年出生人口下滑至1725万，2018年再下降200万至1523万，2019年降为1465万。2020年数据待2021年4月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公布，但不少地方披露当地出生人口较2019年下降10%-30%。2018、2019年出生人口创1949年以来除1960-1961年自然灾害时期外的新低，2020年必再创历史新低。当前面临的生育形势是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快速减少，生育率大幅下滑，生育意愿明显降低。 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速度远超欧美日。1962-1976年的婴儿潮人口即将退出劳动力市场，步入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2年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 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带来一系列重大而深远的挑战：低成本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年轻人口减少，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下降，社会阶层固化，投资率和储蓄率下降，社会抚养比和养老负担加重，政府债务和社保压力上升，等等。人口红利加速消失，放开生育被人为拖延太久，生育意愿大幅降低。 我们这几年呼吁“全面放开生育，应对老龄化少子化挑战”，开始逐渐看到曙光，长期保守的计生政策终于逐渐松动：十四五规划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2021年1月20日全国人大要求各地清理各地不合时宜计生法规，停止执行过严处罚处分。这可理解为对放开生育的默许，从默许到明示，未来或已不远。这些年，倡导“新5%比旧8%好”“新基建”“城市群”“人地挂钩”“新一轮改革开放”“全面放开生育”“放开三胎”，作为学者，通过客观专业科学的研究，推动社会进步，是最大的成就。 建议“十四五”时期全面放开生育，实在不行先放开三胎，渐进式改革，以缓解保守派人口生育爆炸的担忧，总之不宜再久拖不决。 摘要 中国70年生育政策及情况演变：人口危机临近。1）生育政策演变：从家庭自主到政府计划，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1949年以来生育政策主要经历四个阶段的变化：一是1949-1953年鼓励生育阶段：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二是1954-1977年宽松计划生育阶段：从节制生育到“晚稀少”政策。三是1978-2013年严格计划生育阶段：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双独二孩”政策。四是2014年至今放松计划生育阶段：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2）生育情况演变：生育率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效应消退，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继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2019年出生人口减幅明显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减幅边际明显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稳定，一孩和二孩出生数减幅均较2018年明显收窄。2016-2019年一孩出生人口从981万降至593万，没有一孩哪来二孩三孩，预示后续生育形势严峻。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3）低生育率影响：劳动力萎缩，老龄化加速，人口即将见顶，人口红利消失，剩男问题严峻。从劳动力方面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达峰值，人口红利消失，中国“未富先老”，预计205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比2019年大幅减少23%。从老龄化看，由于计划生育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19年中国老龄化达12.6%，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中国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美元。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从人口总量看，中国人口突破14亿人，但即将陷入负增长。2019年中国人口突破14亿，《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期的2020年14.2亿不可能实现。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增长同样存在高估，中方案预测2031年达14.6亿人的峰值。我们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将急剧萎缩，2100年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9%降至7%。从剩男问题看，出生人口性别比1982年开始逐渐失衡，特别是在1990-2010年期间一度超过120。“剩男”问题日益突出，2015年已超2000万，到2040年或约4000万。此外，失独家庭已达百万。 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1）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从而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二是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三是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四是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2）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回落，离婚率持续攀升，2013-2019年离结比从26%攀升至44%；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主要初育年龄从20-27岁推迟到22-29岁。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此外，丁克家庭、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基础。3）教育医疗住房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19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8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房价快速攀升，2004-2018年房贷收入比从17%增至48%。“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 国际经验：鼓励生育效果如何？1）OECD经验：鼓励生育哪招最管用？OECD国家鼓励生育政策体系主要涵盖保障休假、经济补贴、托幼服务、女性就业支持等四个方面。其中，休假长度和生育水平相关性弱，其中原因在于延长女性休假时间与保障其就业权益存在一定矛盾。家庭福利开支比例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2015年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与GDP的比例平均约2.4%。入托率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0-2岁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2017年OECD国家0-2岁平均入托率为35%。女性就业权益保护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生育水平越高。2）法国：积极推进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总和生育率接近2。法国早在二战前就开始鼓励生育，通过完善细致的津贴体系、多样化的托幼服务和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等来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2018年总和生育率达1.88。2015年法国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重达3.7%，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一；2014年0-2岁入托率达56.3%，远高于OECD水平。法国大企业携手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不到10%；此外，占比约9%的移民对法国生育率回升也起到一定作用。3）日本：传统性别分工激化工作与家庭矛盾，总和生育率停留在1.4左右，人口形势严峻。日本在1970年代之前一度控制人口，1990年代开始鼓励生育，但2018年总和生育率仍停留在1.4，低生育率导致日本人口于2008年见顶、2100年将比峰值减少53%，并且老龄化高龄化程度为全球之最。原因在于：一方面日本错过了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机。二是日本鼓励生育力度较弱，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仅1.6%，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三是日本“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较为普遍，职场性别歧视严重，越来越多日本女性放弃结婚生育，1990-2015年50岁以上女性终身未婚率从4.3%激增至14.6%。 政策建议：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1）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人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2）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全面放开，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3）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4）放开生育是把选择权还给家庭，不是强制生育。全面放开生育是把生育权从国家计划回归家庭自主，是把生育数量多少的选择权交回给家庭决定，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生育意愿。
2021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举行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在过去几年，国家统计局在这种发布会上，除了公布上一年的GDP数据、粮食产量、就业数据、居民收入等数据以外，也公布上一年的出生人口数据。但这一次有所不同，国家统计局并没有在这个发布会上公布2020年出生人口数据。对此，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发布会上解释说：“人口普查是十年一次，第六次人口普查也是在11月份进行的，于第二年4月份公布。202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也将在4月份向全社会公布，今天提供不了数据，请理解。” 虽然国家统计局今年推迟公布2020年出生人口数据，但一些地区已公布2020年全年或前几个月的出生人口数据。下面是一些地区已公布的2020年全年出生人口数据： 其一，根据温州市健康妇幼指导中心发布的数据，2020年度温州地区58家助产机构住院分娩活产数73230，比2019年同期减少19.01%。分户籍来看，其中产妇为温州户籍的活产数48357，比2019年同期减少19.47%；产妇为非温州户籍的活产数24873，比2019年同期减少18.1%。分孩次来看，一孩共34763，占比47.47%，较2019年同期减少15.87%。二孩共38467，占比52.53%，较2019年同期减少21.65%。 我们认为，上述的“二孩共38467，占比52.53%”应该是包括了二孩及二孩以上，因为把上述的一孩占比和二孩占比加起来就是100%。 其二，根据合肥市新闻办发布的数据，2020年统计年度合肥市出生人口7.93万人，人口出生率10.03‰。而根据合肥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9年合肥的出生人口是10.3万人，出生率12.65‰。这意味着，合肥市2020年出生人口比2019年下降了约23%。 其三，2021年1月24日《广州日报》报道，广州市2020年活产数为19.55万，较2017年下降了近10万。《广州日报》没有给出广州市2019年活产数的具体数字，但给出了一张显示广州市2012-2019年活产数变化的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2019年广州市活产数在21万至22万之间，取其中间值为21.5万，这意味着，广州市2020年活产数比2019年下降了约9%。 其四，根据2021年1月8日“银川发布”公众号的报道，据统计，2018年银川新生儿数量为29956人，2019年银川新生儿数量为27753人，到2020年，银川新生儿数量相较前两年明显下降，为24452人。可见，银川市2020年出生人口比2019年下降了11.9%。 其五，根据2021年1月13日《台州晚报》的报道：2020年台州市出生37420人，其中，新生男宝宝19722名，新生女宝宝17698名。而根据台州市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台州市出生5.55万人。可见，台州市2020年出生人口比2019年下降了32.6%。 其六，根据2021年1月13日平湖市本地媒体“乐享平湖”的报道，2020年平湖市出生2916人，比2019年出生的3699人下降了21.17%。 下面再看看一些地区已公布的2020年前几个月的出生人口数据： 2020年上半年，浙江省宁波市户籍人口共出生17945人（含补报768人），同比减少4275人，同比下降19.24 %； 2020年上半年，山东省潍坊市出生34139人，其中一孩12779人，二孩19354人。2019年1-6月，潍坊市出生46009人，2020年和2019年同期相比下降25.8%。 2020年1-7月份，安徽省黄山市出生人口6766人，同比减少1374人，减少比例达16.88%。 2020年1-9月份，贵州省贵阳市出生38462人，比2019年1-9月份出生的56215人减少了31.6%。 我们把上述数据整理成表1，可以看出，上述地区2020年全年或前几个月的出生人口数据（或活产数据）与2019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在9%至32.6%之间。 尽管我们不能将上述地区的出生人口降幅推演为全国的全年降幅，但我们结合二孩堆积减弱、育龄妇女人数减少等因素认为，2020年全国出生人口比2019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已经没有悬念，出生人口塌陷之狼真的来了。 二孩堆积减弱，是因为从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到2020年已经是第五年。育龄妇女人数减少，是因为年轻一代的人口数量大幅减少。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存活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80后、90后、00后的出生人口分别为2.23亿、2.1亿、1.63亿，均有明显降幅。 2020年出生人口创下新低，并非中国独有，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的出生人口也纷纷创下新低，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人口也在2020年首次进入负增长。 考虑到未来中国育龄妇女人数继续下降，而未来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更可能继续走低，我们可以说，2020年出生人口虽然是近几十年来最少的一年，但却很可能是未来几十年内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除非未来大力鼓励生育并且取得奇迹性的效果）。中国未来每年出生人口再也不可能超过1400万，而是在向1000万以下急速滑去。如果无法大幅提升生育率，这种下滑将不会见底。 中国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住房成本和教育成本过于高昂，导致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普遍低迷。比如，根据《2019年全国50城房价收入比报告》的数据，深圳房价收入比是35.2，也就是说，对于深圳的普通家庭来说，不吃不喝，平均需要35.2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上海、北京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25.1和23.9。高房价极大地压抑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 要扭转低生育率趋势，首先就要转变生育政策。当务之急是全面放开并在自主生育的前提下大力鼓励生育，也就是在住房成本、养育成本和教育等方面切实降低普通家庭的养育负担。 要减轻育儿家庭的住房成本，可对多孩家庭买房实行免地价的政策。在大城市，地价普遍占到房价一半以上。如果多孩家庭买房可免除土地价格，那么购买价格就会降到原来的一半以下，这将大大减轻多孩家庭的买房负担。具体实施上，可以对已经有多孩的家庭买房直接降价，也就是地方政府将相应地价部分从卖地收入中免除，对于买房以后多生的家庭则可以退还地税部分。免除标准可以视生育率情况灵活调整。 目前生育率普遍高于中国的欧洲国家，将GDP的1%-5%用于补贴家庭；数据表明，家庭补助占GDP高1%，生育率大约高0.1左右。中国目前老龄化负担还不是特别重，所以还有财力扶助生育、由于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建议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对收入较低家庭，则直接发放育儿补贴。这些减税和补贴措施，是对于本国人力资源的长期投资。对于目前产能过剩的中国经济来说，投资于人力资源恰恰是回报最高的一种选择。 在教育方面，建议缩短学制，把中小学12年压缩为10年，其中小学5年，初高中5年。将幼儿园乃至托儿服务纳入义务教育，由政府直接或牵头兴办大量免费或价格低廉的托儿机构。让父亲和母亲享受相同的产假，则可降低母亲育孩负担并缓解工作性别歧视。还应取消各地非户籍人口的入学限制，只要是中国公民就可以在居住城市获得义务教育，让外来人口真正留在城市生活，并让他们的孩子方便地就近入托、入园、入学。各地教育资源的规划和配置应以维持常住人口可持续的孩子数量为基准。 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之后，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做《关于2020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其中一项工作是，要求各地对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相关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我们期待中国人口政策将尽快实现从限制生育向鼓励生育的根本转变。
1月25日晚间，港股游戏公司百奥家庭互动公告称，腾讯控股将通过全资子公司THLHLimited（下称“THL”）购买其3.26亿股普通股。收购完成后，腾讯控股将通过THL获得百奥家庭互动已发行股本的约12%权益，并成为公司的主要股东。 资料显示，成立于2009年的百奥家庭互动总部设于广州天河，主营儿童及青少年网页游戏、手机游戏开发与漫画制作，其开发的主要产品有网页游戏《奥比岛》、《奥拉星》，以及手机游戏《造物法则二：先锋英雄》、《食物语》和《奥拉星手游》等。截至1月25日收盘，百奥家庭互动股价报1.57港元/股，自年初以来增幅为68.82%。
延迟退休，这是一个比较敏感，但同时也是关乎亿万人的关键问题。延迟退休渐行渐近，对90后、80后乃至70后来说，也将不得不考虑到延迟退休的问题。 延迟退休政策的提出，一方面可能考虑到老龄化的问题，在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持续严峻的当下，延迟退休却成为了一种考虑；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与海外发达国家与地区的法定退休年龄接轨问题，相对于男性6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女性法定退休年龄偏低，更有观点认为，应该率先延长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而后再全面实施延迟退休的政策。 延迟退休政策的渐行渐近，直接关乎到亿万人的养老财富命运。但是，对普通家庭来说，每延长一年的退休年龄，往往意味着需要承受多一年的未知风险，假如延迟退休到65岁，对很多普通家庭来说，将会带来雪上加霜的影响。因此，在延迟退休政策制定与落实之际，更应该把一些核心问题解决好。 其中，延迟退休首先要打破职业年龄歧视的问题。 在国内，常有35岁之后的中年危机问题。对35岁以上的中青年人来说，他们将会面临工作不稳定、收入波动大等问题，假如遇到被公司辞退或公司裁员及倒闭的问题，那么他们就不得不面临着失业的问题。然而，按照目前的职场竞争环境，普通的中年人基本上很难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他们往往会面临着职位降级、薪酬下降等问题。从现实的角度出发，用人单位肯定优先聘用应届毕业生或更年轻的应聘者，因为聘用年轻人所耗费的成本更低，且更具有挖掘及培养的潜力。 实际上，针对35岁及以上的中青年人，他们本身积累着一定的工作经验，在职场竞争中，往往会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对年龄较大的应聘者，用人单位更可能会考虑到用人成本以及员工适应能力和晋升空间等因素。与此同时，对35岁及以上的中青年人，他们一般拥有着自己的家庭，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或无法全心全意对待工作，这或许是用人单位的担忧所在。 在延迟退休实施的背景下，应该要破除职场年龄限制，且应该在机关事业单位及大中型国企试点推行，对有效聘请中年应聘者的企业，可以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或政策补贴，但更应该做好定期考察，防止企业“钻空子”的行为。 再者，在实施延迟退休的过程中，应该制定出一条家庭年平均收入的参考红线。对持续低于年平均收入的家庭，经过考证之后，可以给这些家庭提供一个延迟退休豁免的机会。由此一来，对部分困难家庭、低收入家庭来说，不会因为延迟退休而影响到他们正常的生活状态，不会额外增添他们的生活压力。 与此同时，对失独、失能家庭，可以给予一个延迟退休豁免的机会，延迟退休政策更需要兼顾不同群体的真实需求，不宜“一刀切”。对失独、失能的家庭来说，迫切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晚年收入来源，若把他们纳入至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范围，那么对他们来说，将会带来雪上加霜的影响。 此外，延迟退休政策仍需要考虑到高强度体力劳动者以及高强度脑力劳动者的真实需求，对这类劳动者来说，黄金时期往往只有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但当劳动黄金期过去之后，他们的身体承受能力以及适应能力会持续下降，如果采取延迟退休的政策，那么可能会大幅增加工作的压力，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他们承受压力的能力会越来越低，每延迟一年的退休时间，将会意味着承受更多的未知风险。 延迟退休渐行渐近，但不应该一刀切，更需要兼顾考虑更多群体的切身利益，制定出多套的应对方案，可以采取主动申请的形式，但延迟退休需要更多的人性化与灵活性，满足多方面群体的真实需求。
日本百万余家庭资产过亿。据日本《东方新报》报道，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12月21日发布的推算报告称，日本全国近5700万户家庭中，目前金融资产超过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33万元)的富裕家庭为132.7万户，与前一次2017年的调查相比增加6万户，为200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报告称，上述日本富裕家庭保有的金融资产总额约为333万亿日元，与2017年的调查相比增加11.1%，与2009年相比增加约2.8倍。 报告分析称，受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推行的“安倍经济学”影响，日本股票等资产价格不断上涨，这也使得不少持有金融产品的相对富裕家庭的金融资产跟着增加，2013年以来金融资产超过1亿日元的家庭一直在增加。温馨提示：财经最新动态随时看，请关注金投网APP。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