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学东把庞大的居民储蓄引向资本市场，是目前公认的一个经济管理政策，也是各方努力的方向，监管机构更是把“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作为明年的工作重点。其中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中国居民储蓄率过高，储蓄存款事实上是银行的负债，银行再把这些存款以创造资产的形式投向实体经济，这个过程中存在一个多倍货币创造的问题，银行的资产会成倍扩大，同时居民储蓄存款也会成倍扩大，表现为M2持续扩张，这就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隐忧，导致宏观杠杆率持续不下。根据央行测算，一季度我国宏观杠杆率提升了14.5个百分点。相比之下，2019年全年则是上升6.1个百分点。社科院公布的一季度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环比大幅上升，从去年底的245.4%上升到了259.3%，大幅跳升了13.9个百分点。宏观杠杆率上涨的最主要的力量来自于商业银行的贷款，贷款的基础是储蓄存款的上涨。因此将居民储蓄存款往投资理财引导，几乎成为降低金融风险的关键。近几年，监管政策出台政策对存款进行限制，也有一定的效果，比如2018年出台的资管新规几乎取消了保本型理财，接着智能存款被叫停，然后靠档计息的产品也式微了，同时结构性存款正在被逐渐消化，但是尽管存款的增速恢复了，但是相对于贷款的增速，存款增加并没有那么明显。而利率长期走低已经成为共识，居民的储蓄已经进入无地徘徊之境。其实，我国居民储蓄存款的结构很不利于储蓄向投资转化，我国储蓄存款在居民之中的布局存在很大的结构性问题。今年10月央行的数据显示，我国本外币存款余额超过210亿元，其中居民的存款就超过了90万亿元以上，人均存款超6万以上，说明居民储蓄还是很丰富的。但是，与此同时，我国居民的负债也不少，截止到今年10月份，我国居民的贷款余额已经达到61.88万亿，同比增加了7.89万亿元，人均贷款已超过了4.4万元。那就是说去掉负债，我国居民“净存款”不足30万亿，人均不到2万元，如此看来这个储蓄存款并不高，如果考虑到富人被平均的情况，居民“净存款”并没有那么乐观。央行在5月份发表的抽样报告显示，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配置高度集中于房产，金融资产占比低，金融资产负债率相对较高。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负债率为44.6%，其中，有负债家庭的金融资产负债率均值为85.3%，中位数为117.3%，半数以上的家庭金融资产负债率超过了100%。户主年龄在26-35岁的居民家庭债务参与率、户均债务规模、资产负债率、债务收入比都要高于其他家庭。中青年家庭由于面临购房、成家生子、子女教育等多方面的支出压力，负债现象更为普遍，债务负担相对较重，偿债压力相对较大。同时，老年群体投资银行理财、资管、信托等金融产品较多，风险较大。调查显示，户主年龄为65岁及以上居民家庭投资银行理财、资管、信托产品的均值为23.9万元，是总体平均水平的1.4倍，占其家庭金融资产的比重为34.8%，远高于其他年龄段水平。刚需型房贷家庭的债务风险突出。受调查家庭中，43.4%的家庭有住房贷款。有房贷家庭的资产负债率、金融资产负债率和月偿债收入比分别为16.5%、101.5%和29.0%，债务风险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其中刚需型房贷家庭的债务风险尤其突出，这三项指标分别为24.2%、151.3%和33.0%，均为所有群体中的最高值。另外，根据2017年西南财经大学的研究表明：全国6成家庭有储蓄，4成家庭没有储蓄。家庭储蓄主要来源于高收入阶层，其中，排名前5%的高收入家庭拥有了我国50%的储蓄。尽管过去了两年，这个数据应该仍然有效，受到抽样调查用户范围和数量的限制，该研究在揭示中国居民家庭储蓄结构分布上可能存在一定局限，但无论如何，它凸现的中国居民家庭储蓄结构的基本布局应该是大致相符的，也与其他数据相互印证。招商银行2018年年报显示，招行的零售客户1.25亿户存款总资产为6.8万亿。户均6万元；私人银行客户7.2万户存款2万亿。户均2777万；这一数据表明：在这个群体里0.05%的人掌握了30%的财富。招商银行年报数据还显示：金葵花用户236户，总资产5.5万亿，户均233万元。意味着1.9%的人掌握着81%的财富。当然因为金葵花客户基本都是高收入人群，这个数据只是描述的有储蓄的人群和高收入人群中储蓄和财富的不平衡。一般而言，高收入人群的储蓄金额比较大，他们的储蓄都有一定的投资渠道，比如金葵花客户中那些大额客户，这部分客户储蓄不会太多。目前大额储蓄者基本上应该是对金融理财不是很了解，或者学历较低，年龄偏大的储户，如果真是如此，储蓄向投资的转移，主要任务应该交给那些财商教育机构或者第三方理财公司进行，所以应该大力发展财商教育公司。总之，由于居民储蓄结构分布不均衡，再加之居民负债也不低，真正从储蓄转化到投资的量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1日，北京市交通委发布《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等文件，计划于明年起开始实行摇号新政，无车家庭可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摇号，新能源车方面，每年将有80%的指标向“无车家庭”优先配置。 与此同时，北京市交通委对相关文件进行解读。 这次公开征求意见的三个文件的内在联系是什么？ 北京市交通委表示，《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是将以政府令形式发布的、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地方政府规章，从法律文件层面为北京市实施小客车数量调控提供依据，原则性规定小客车数量调控的总体目标、总体路径、调控措施等内容。 《〈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修订征求意见稿)》是由北京市交通、公安、发展改革、监察、民政、司法、财政、人力社保、生态环境、商务、税务、市场监管等行政机关联合印发的文件，在《暂行规定》的框架内，对小客车数量调控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对具体适用的标准及执行程序进一步明确，从而使《暂行规定》具有更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 《关于一次性增发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方案(征求意见稿)》则是基于上述两个文件中的规则，制定的临时性、一次性措施方案。 三个文件将在履行完公开征求意见的程序后，进一步修改完善并适时发布实施。其中，《暂行规定》和《实施细则》计划于明年实施；一次性增发指标配置工作计划于今年8月份启动实施。 和既有政策相比较，政策优化方案主要调整了哪些内容？ 北京市交通委表示，为加强小客车指标配置的针对性，并做好新旧政策衔接，政策优化方案在保持现行调控政策连续稳定的基础上，统筹考虑国家层面有关要求、政策施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以及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调整： 一是在以个人为单位参加普通指标摇号和新能源指标轮候配置方式的基础上，增加以“无车家庭”为单位摇号和积分排序的指标配置方式。同时，指标配置向“无车家庭”倾斜照顾，通过赋予“无车家庭”明显高于个人的普通指标摇号中签率和新能源指标配额数量，优先解决“无车家庭”群体的拥车需求。这是本次政策优化方案中最核心的内容。 二是增加对个人申请更新指标数量的限制，并配套放开名下多车的个人向符合条件的近亲属转移登记车辆。具体来说，就是每人最多只能保留1个小客车指标。1人名下如果拥有多辆在本市登记的小客车的，车辆更新时可以选择其中1辆申请更新指标，其余车辆不予办理更新指标，但允许其向名下没有本市登记的小客车的配偶、子女、父母转移登记多余的车辆，受让方无需指标证明文件但要符合“住所地在本市的个人”的条件。 三是取消申请更新指标的时限要求。现有政策规定，个人需要小客车更新指标的，应在车辆办理完成转移、注销登记之日起12个月内提交更新指标申请，逾期未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从这些年的施行情况看，一是出于个人主客观原因导致未能在规定时限内申请更新指标，对个人造成重大损失；二是许多不急于新购置车辆的个人，不得不赶在时限到期前申请更新指标，不利于实现调控政策关于放缓机动车增速的目标。因此，政策优化方案拟取消这一时限，方便市民根据实际需要安排申请更新指标的时间，同时起到减少存量小客车，减轻道路拥堵、停车矛盾和生态环境压力的作用。但是，一旦申请到更新指标以后，指标有效期仍为12个月不变。 以家庭为单位配置指标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北京市交通委表示，随着近年来申请指标人数不断增多，个人普通指标摇号的平均中签率持续走低、个人轮候新能源指标所需的时间不断加长。有的家庭一辆车也没有，全家人参与摇号却长期无法获得指标，而有的个人或家庭却拥有多辆车。这种不平衡逐渐衍生出非法租售指标、通过婚姻登记有偿转移指标、购买外埠车、皮卡车，违规改装封闭式轻型货车等一系列规避小客车数量调控政策的行为。近年来社会各界关于调控政策的意见建议当中，反映此类问题最多，呼吁“以家庭为单位配置指标”的诉求最为集中。 实际上，北京市有关部门也早已开展以家庭为单位配置指标方案的研究，但由于前些年大数据应用和共享的基础还不足以支撑精细化的指标调控措施，因此一直处于研究储备状态。当前，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新技术在政务服务领域的集成创新应用，国家及本市的人口、婚姻登记和车辆管理等不同部门间的数据融合共享不断深入，以家庭为单位配置指标具备了技术和数据基础。一是通过大数据技术可以更加精准地识别出“无车家庭”；二是群众通过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享受到“一网通办”的便利，“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对于经过数据比对核验后，还需要进一步核查证明的信息，将引入公证服务。另外，社会信用体系的愈加完善也为政策实施提供了保障，此次政策优化方案将要求家庭申请人要共同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守信承诺，并将承诺履行情况纳入个人信用记录。实现以家庭为单位配置指标后，将有效提高资源配置的科学性和公平性，使有限的公共资源发挥出更大的效用。 可以共同申请指标的家庭成员范围是怎么确定的？ 北京市交通委表示，家庭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夫妻间相互扶持、赡养老人、养育子女既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更是法律赋予公民应尽的基本义务。配偶、父母、子女作为联系最为紧密的家庭成员，相互之间的血缘、婚姻等亲属纽带更为牢固，有着良好的共同生活起居基础，其亲属关系和权利义务也有着更为坚实的法律制度保障，在宪法、婚姻法及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刚审议通过即将于明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均有明确规定。所以，政策优化方案将可以共同申请指标的家庭成员范围限定在配偶、子女及双方父母。此外，综合考虑小客车的出行效用、乘员空间、拥车用车便捷性等因素，将“家庭申请人”范围限定在配偶、子女及双方父母的范围内，能够保障更加合理的出行需求。 如何从个人申请指标转换为以家庭申请？配偶、子女和双方父母是否只能组成一个家庭申请指标，还是可以组成多个家庭申请指标？ 北京市交通委表示，目前正在以个人名义参加指标配置的申请人，如果想转换为以家庭为单位申请指标，有配偶的，首先判断配偶是否符合“名下无本市登记的小客车”及“住所地在本市的个人”两个条件，符合这两个条件了，夫妻就可以共同以家庭为单位申请指标；没有配偶的可以考虑和父母或子女共同申请，当然，有配偶的也能和符合条件的子女或双方父母共同申请。 判断父母是否可以加入申请，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名下是否有本市登记的小客车，只要一方名下有本市登记的小客车，双方都不符合条件；如果双方均无本市登记的小客车，再看是否符合“住所地在本市的个人”条件，符合的一方能共同申请(不要求双方均满足才能参与申请)。 判断子女是否可以加入申请，除了要符合“名下无本市登记的小客车”及“住所地在本市的个人”两个条件外，还要看子女的配偶拥有本市登记的小客车情况，配偶有本市登记的小客车的，子女不能作为家庭申请人。 如果配偶、子女及双方父母均符合相应的资格条件，这是可以共同以家庭为单位申请指标的最大范围。当然，如果家庭成员中有多名成员符合作为家庭主申请人的条件，是可以组合成多个家庭来申请指标的，不过，作为一个家庭来申请时，家庭申请人越多，家庭总积分就越高，获得指标的概率也更高。 如何在指标配置中体现对家庭的照顾？ 北京市交通委表示，政策优化方案引入了家庭积分的概念并合理设置积分规则。在普通指标配置时，通过家庭积分赋予“无车家庭”远高于个人的中签概率；在新能源指标配置时，除分配给单位和营运车的指标配额外，首先拿出80%的指标根据家庭积分高低向“无车家庭”优先配置。在计算个人积分时，对家庭申请人以往参与过摇号的次数或轮候的时间均转换为积分进行累加。计算家庭总积分时，一是充分体现夫妻作为家庭核心成员的因素，夫妻双方都在摇号的中签倍率高；二是家庭成员在摇号池中人多的中签倍率高；三是家庭有老有小、代际数多的，中签倍率高。 根据家庭积分规则，以当前个人摇号平均阶梯积分为5进行测算，举例说明以家庭为单位申请指标的优势如下： 案例1 三代同堂大家庭 家庭申请人包括主申请人、主申请人配偶、2名子女及双方父母共三代8人，其中有4人正参加摇号，个人阶梯数均为5。 即该家庭如参加摇号，中签倍率是个人首次参加摇号中签率的126倍，是主申请人个人参加摇号中签率的25倍多。 案例2 一家三口 家庭申请人由主申请人、主申请人配偶、一名子女组成共两代3人，夫妻均在摇号，个人阶梯数均为5。 即该家庭如参加摇号，中签倍率是个人首次参加摇号中签率的54倍，是主申请人个人参加摇号中签率的10倍多。 案例3夫妻两人小家庭 家庭申请人由主申请人及其配偶2人组成，只有主申请人在摇号，个人阶梯数为5。 即该家庭如参加摇号，中签倍率是个人首次参加摇号中签率的16倍，是主申请人个人参加摇号中签率的3倍多。 为什么要对申请更新指标的数量做出限制？ 北京市交通委表示，近年来，对于因历史原因形成的严重“背户”行为，公安部门多次开展专项行动，通过依法撤销车辆登记等措施进行治理。对于利用一人名下多车非法租售指标、通过婚姻登记有偿转移指标的行为，指标调控管理部门会同公安、交管和司法部门加强打击，一经查实将收回指标，已经购置车辆的，将纳入黑名单不予办理更新指标。 此次政策优化方案提出限制名下多车的个人只能申请一个更新指标，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增强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小客车指标作为有限的社会公共资源，应当确立“每人最多可以保留1个指标”的原则。而车辆作为个人财产，车辆所有人可以一直使用到报废，需要更新时可以选择其中一辆申请更新指标。同时，为方便其家庭成员拥车用车，允许名下有多辆车的个人，可以向其符合一定条件的配偶、父母、子女转移登记多余的车辆。 在车辆转移登记环节设置亲属关系存续年限的考虑是什么？ 北京市交通委表示，为有效打击通过结婚登记买卖小客车指标的违法行为，提高行为人的违法风险和成本，维护小客车指标调控政策的严肃性，政策优化方案提出，在办理夫妻间车辆变更登记、离婚析产车辆转移登记时，需满足婚姻存续期满1年的条件；个人名下有2辆以上本市登记的小客车的，在办理向配偶、父母、子女转移登记车辆时，受让方与车辆登记所有人的亲属关系存续期也需满1年。启动实施后，将借助婚姻、人口信息大数据进行严格审核。 今年一次性增发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的考虑是什么？ 北京市交通委表示，为落实中央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关决策部署，拉动消费、稳定经济、切实增强市民的获得感，市政府决定今年下半年一次性增发2万个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全部向“无车家庭”配置。具体配置办法总体上与政策优化方案中关于按家庭积分排序配置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的方案保持一致。根据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后，将尽快启动实施，让2万个“无车家庭”尽早受益。 此次修订政策实施后，年度指标配额是否会有调整？ 北京市交通委表示，这次政策优化方案主要是调整配置方式，原则上对明年年度指标配额数量暂不做调整。关于中远期调控思路，相关部门将结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关于“按照控拥有、限使用、差别化的原则实施交通需求管理，到2035年小客车出行比例和车均出行强度降幅不小于30%”的要求，专项进行研究。(中新经纬APP)
10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针对“杜绝将学生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的问题，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俞伟跃表示，教育部的态度是一贯的、坚决的。教育部将严格落实作业的管理工作，对于违反有关规定，特别是布置惩罚性作业、要求家长完成或批改作业等明令禁止的行为，发现一起，严处一起。 健全学校作业的常规管理、年级和班级的统筹、教师试做和面批讲解、学生反馈和评估等方面的机制； 在严格控制作业总量和时间的基础上，优化作业设计，创新作业形式，强化实践性作业，积极探索弹性作业、跨学科的作业； 鼓励各地系统化设计一整套符合学生学习规律、体现素质教育要求和学科特点的基础性作业； 对于违反有关规定，特别是布置惩罚性作业、要求家长完成或批改作业等明令禁止的行为，发现一起，严处一起； 家长也要在家里引导培养孩子养成自主完成作业的良好习惯，跟学校密切配合，形成育人的合力。 针对这一问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表示，家庭和学校在课后作业方面的职责，应该厘清边界。必须要明确作业是课程教学的一部分，布置作业、组织孩子完成作业、批改作业等，是学校的职责。而家庭和父母应该给孩子做家庭作业创造好的环境，支持孩子自觉地完成作业。家庭和学校应该各归其位，共同为孩子创造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多地出台相关规定 叫停“家长批改学生作业”行为 此前，江苏一家长因批改作业退群，相关话题引发广泛讨论。 2018年至今，多地出台相关规定，叫停“家长批改学生作业”行为，有的地方还明确定期开展作业督查，甚至将作业管理纳入绩效考核。 辽宁要求教师亲自批改作业 《辽宁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管理“十要求”》对微信群布置家庭作业、家长批改家庭作业等热点问题都提出了措施： 学校必须控制作业总量，严禁挪用挤占自习课时间。 学校制定作业实施方案，教务部门、年级组长、班主任分别协调统筹学校、年级、班级各学科教师科学合理布置作业，把握作业内容形式和总量；学校要明确规定合理充足的学生自习课时间，严禁无故挪用、挤占。 教师必须精准布置作业，严禁布置惩罚性、重复性作业。 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小学其他年级家庭作业总量不超过45分钟，初中家庭作业总量不超过60分钟；严禁教师在微信群、QQ群等布置家庭作业。 教师必须亲自批改作业，严禁家长、学生代劳。 对于不按时亲自批改作业的教师，一律取消职务晋级、评先评优资格，学校校长取消评先评优资格。 家长要做好学生家庭作业的督促落实。 家长要积极营建良好的学习环境，不额外给学生增加家庭作业负担；做好学生校外体育活动安全保护教育工作；及时将学生家庭作业完成情况反馈给教师。 各地要切实减轻教师负担，严格控制各类社会事务“进校园”。 不得安排教师到与教育教学无关场所开展专项工作，不得要求教师重复填报同类表格数据等，保障教师批改作业时间。 山东潍坊：不得要求家长批阅、打印作业 为减轻中小学生作业负担、减轻家长负担，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教育局出台《潍坊高新区学生作业规范“十要十不”》，其中明确： 山西太原：严禁学校要求家长批改作业 实行“每周一日无作业”制度 山西省太原市教育局则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生减负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义务教育学校严禁要求家长批改作业等减负新政： 规定全市中小学实行每周一日无作业制度； 杜绝将学生作业变成家长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批改作业，严禁以任何方式公布学生成绩和排名； 各学校不得指派家长参加本该由师生完成的事宜，如打扫教室卫生、班级文化布置、装饰美化演出场所等； 严禁要求家长点赞、投票、转发各类信息等。 热评 家长不越位 学校不缺位 才能建立良性的“家校关系” “养不教，父之过”，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家长是第一责任人，家庭责无旁贷。因此，学校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从现代教育理念出发，强调家长要发挥作用，突出“家校合作”“家校共育”，一点错也没有。 然而，当学校把家长微信群当成布置作业的“窗口”，把家长当成学校的“临时工”，过度强调教育的“家庭责任”时，家长的积极性不是得到了显著提升，而是受到了极大挫伤。“家校共育”的责任田中，家长责任边界无限度扩大，没有让责任田更丰润，而是见证了校园责任边界的后退。换言之，该学校承担的重担，挪了一部分给家长，这是卸包袱的行为，实属不该。 校园以内理应由学校负责，校园之外家长承担更多责任。“教书”责任更多在校方，“育人”责任由学校和家长共担。此外，由课本和大纲中衍生出来的作业和手工制作等职责，还是由学校承担辅导责任更科学、更有效。而对于在家庭中完成的作业，家长要起到督促的职责。但这里必须明确，督促的是孩子写作业的行为，而非批改作业。 不越位、不缺位，边界明晰、配合有力，这才是良好“家校合作”应有的样子，也才会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今年全国专升本扩招32.2万，河南专升本招生计划占应届专科毕业生人数比例也将扩大到15%以上。5月23日，省教育厅印发《关于做好2020年普通高校专科应届毕业生进入本科阶段学习招生工作的通知》部署相关工作，明确具体安排。 据了解，河南省普通高校2020年应届毕业、表现良好的普通高职(专科)在校学生，以及于2019年至2020年专升本考试报名前退役且具有河南省普通高校普通高职(专科)毕业学历的大学生士兵，均可参加网上报名，并按照本、专科专业对照要求选择报考专业。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2020年启动实施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专升本专项计划，纳入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总体工作框架统筹安排，按全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高职(专科)毕业生数的一定比例，单列适量专升本招生计划，对招收本地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高职(专科)毕业生进行单独录取。我省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服义务兵役退役者和退役大学生士兵的专升本招生继续实行计划单列、单独录取，录取比例在教育部规定的30%基础上适度扩大。 省教育厅要求，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建立健全奖学金、学生贷款、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等多种形式并存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开设家庭困难学生入学绿色通道，确保每一名家庭困难的学生能够按时入学，上得起学，顺利完成本科阶段学业。(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 免责声明：本文不构成任何商业建议，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本站发布的图文一切为分享交流，传播正能量，此文不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内容仅供参考
近日，平安好医生子品牌平安医家旗下“私家医生”产品全线升级，针对个人和家庭，推出多层会员体系的健康管家服务，让“私家医生”升级为“私家医生”服务和“家庭医生”服务的结合，为每个用户及每个家庭提供有温度的健康管理。 去年下半年，平安好医生便在全国推出了首个划时代的家庭医生产品——私家医生，通过全新的互联网医疗模式有效解决家庭医生服务落地难题，打造全方位、高品质的一站式医疗健康服务。“私家医生”上线一年以来，问诊好评率达99%，建立了极佳的服务口碑。 此次全新升级的“私家医生”产品，服务内涵从对个人的健康管护拓展到对家庭的健康管理。升级版私家医生包括“个人版”和“家庭版”，最多可实现8位家庭成员共享权益。服务内容从医疗需求延升至健康管理，涵盖7X24小时在线问诊、医院门诊预约、挂号、转诊、陪诊、住院安排等贯穿就医全流程的各项服务，更引入全国顶尖名医在线问诊，为患者提供精准的、可信任的专家诊疗方案，做家庭健康的守门人。 家庭作为社会最小的单元，家庭健康正是全民健康的坚实基础。家人的健康状况，也是牵挂在每一个人心上的头等大事。与升级前相比，平安医家“私家医生”依据用户需求的不同层级，将产品体系进行了更多元的层次划分。升级后的“私家医生”产品可涵盖从个人到家庭不同范围的服务需求，最多可实现8位家庭成员共享权益，根据不同人群、不同家庭组成的实际健康需求，提供不同层次的会员服务选择，真正让医疗健康服务个性化、定制化。 除了服务范围的扩大，升级后的“私家医生”更进一步丰富了服务内涵。通过“1+N”——全科医生结合专家医生、全国名医的问诊模式，“私家医生”聚合强大的医师团，针对用户常见病、多发病、重症大病等不同层级的医疗健康需求，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对于老百姓“看好医、看名医”的就医需求，“私家医生”联合众多专病领域学者和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名医大咖，打造名医工作室，由全国顶级名医在线问诊，为患者提供精准的、可信任的专家诊疗方案，让优质稀缺的医疗资源充分服务患者。 此外，升级后的“私家医生”服务贯穿用户问诊就医的全流程，满足线上、线下各类医疗需求：除7X24小时在线问诊、咨询、日常健康管理外，更提供挂号、医院门诊预约、转诊、陪诊、住院安排等服务，直击线下求医痛点难点，用贴心让就医省心。 更值得一提的是，“私家医生”还新增了语音、视频在线问诊服务，患者足不出户即可与医生专家面对面，实现医患沟通零距离。 随着国民健康生活意识增强，“治未病”、“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观越发深入人心。升级后的“私家医生”提供了更全面的主动健康服务，涵盖诸如高端体检、中医膏方，疫苗接种，胶囊胃镜、PET-CT等高端检验检测项目以及健康管理服务，覆盖个人和家庭不断升级的健康医疗服务需求。同时针对有特定健康需求的用户，提供全年1对1健康管家服务，及不限次数的线下陪诊陪检，真正成为用户贴身贴心的健康管家。
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和消费受疫情冲击更大，家庭财富缩水更多，而且恢复显著慢于中高收入群体。 投资房产的回报，特别是个人层面的回报，一定要通过把房子卖出去才能变现。 在进行资产配置的时候，千万不要抱有“抄底”的心态和盲目自信，应该对自己的资产情况有理性的判断，不要过大地抬高杠杆。 2020年初以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对世界各地的经济体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与此同时，疫情的蔓延也成为新兴业态尤其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近期中央多次重申，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那么，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今天，如何理解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如何在家庭层面抵御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讲。 01 充分理解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1． 我国今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一定是负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实现正增长，同比增长0.5%；9月份持续好转，同比增长达到3.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月同比增速（%）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但从今年前三季度的汇总数据来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3324亿元，同比下降7.2%。尽管10月份国庆中秋假期为各类消费需求集中释放提供了契机，但据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统计，黄金周全国旅游收入只恢复到去年八成左右的水平。 初步估算，如果2020全年的消费能够与去年持平，那么今年四季度要达到17%的增长率，这在目前的状态下是难以实现的，所以我判断今年我国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一定是负增长。 2． 消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受到冲击较大以及对收入增长的预期悲观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今年开展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生产生活影响”的季度调研，前三个季度分别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大样本框里随机抽取3000至5000户家庭，询问他们在疫情发生后经济生活的一些变动。总体来看这三轮的变化不是很乐观。 中心的疫情专项调研数据显示，疫情对家庭的现金收入冲击较大，4月份家庭月现金收入同比降低了22.5%，7月份得益于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向好，经济复苏加快，家庭月现金收入有所恢复，但同比仍然下降了9.8%。 与此同时，百姓对全年的收入预期持续悲观，8-9月份55.4%的家庭认为2020年全年收入要低于2019年。 ▲家庭月现金收入变化情况数据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疫情专项季度调查 ▲2020年对全年收入不同预期的家庭占比数据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疫情专项季度调查 对疫情专项调研数据进一步分析发现，疫情对低学历、个体工商业主、私企员工、农民工、务农的农村户籍等低收入家庭造成的现金收入冲击更大，这些家庭的收入预期相较于高收入家庭也更加悲观。 此外，中心2020年联合蚂蚁集团研究院开展的“疫情下中国家庭财富变动趋势”的季度调查数据显示，低收入家庭财富缩水比较严重，而年收入30万以上的家庭，财富仍然是稳中有升的状态。 ▲按家庭年收入分组的家庭财富指数*指数构建：100表示不变，大于100表示比上季度增加，小于100表示比上季度减少数据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蚂蚁集团研究院 3． 解决小微企业需求端的问题，对国内经济大循环至关重要 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与阿里研究院合作的数据中，我们发现随着疫情的变化，小微企业面临的问题也随之变化。在疫情持续爆发的2月份，小微企业面临的困难是多重的，如现金流、物流、人工和疫情等方面的问题。 随着政府一系列扶持措施的出台及疫情的缓解，到4月、7月以后，小微企业生产端的问题已经逐渐解决，主要的问题转变到需求端，分析原因关键是订单不足所导致。 小微企业对于自身在2020年快速发展、规模增大或者利润增加的预期，2月是悲观的，5月是乐观的，到了8月又呈现出悲观的态势。 订单不足，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企业的合理选择就是降薪裁员，从而导致就业不足和员工收入下降，从而进一步引发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又导致订单不足。这样的恶性小循环就成为我国经济大循环的桎梏。订单不足与家庭消费下降，收入下降的关系非常密切。只有打破小循环，国内经济的大循环才会通畅起来。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三季度GDP初步核算数据，前三季度我国住宿及餐饮业产值同比下降19.1%，批发及零售业下降了4.2%，这些行业正是中低收入群体比较集中的，受到的疫情冲击也是更大的。 而高学历、高收入群体多分布在金融、信息技术产业等领域，受到的疫情冲击较小，在疫情稳定之后已经恢复甚至超过了疫情之前的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前三季度产值同比增长了15.9%，金融业同比增长了7%。 所以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就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和消费受疫情冲击更大，家庭财富缩水更多，而且恢复显著慢于中高收入群体。如何提升这部分群体的收入，刺激消费，这是疫情后经济复苏面临的一个迫切、突出的问题。 02 疫情影响下的中国家庭资产配置呈现一些新特点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20年联合蚂蚁集团研究院开展的“疫情下中国家庭财富变动趋势”的线上调查，我们发现疫情之后家庭在进行资产配置时，呈现出以下特点： 1． 家庭更偏好活期、定存类以及商业保险类等低风险资产，而由于海外疫情持续未得到有效控制，家庭对海外资产的配置意愿持续降低。 ▲家庭对各类资产配置意愿指数*指数构建：100表示不变，大于100表示计划对下一季度增加配置数据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蚂蚁集团研究院 2． 相比较于股票，家庭更倾向于投资基金产品。 我们把家庭按照持有的金融资产进行分组后发现，不论持有金融资产高低，家庭的基金投资意愿指数均高于股票投资意愿指数。 同时，随时家庭持有金融资产的增高，对基金及股票类资产的投资意愿也呈现出增高的趋势。这也从侧面说明，疫情爆发之后，低收入群体“无钱消费”与高财富家庭“有钱投资”是并行存在的。 ▲二季度基金/股票类资产配置意愿指数数据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蚂蚁集团研究院 那么家庭对基金的偏好性，是由于疫情导致的保守选择，还是中长期趋势呢？进一步分析发现，资产与收入的变动、经济恢复预期都对偏好基金的行为影响不显著，而年龄和学历对增投基金的行为有显著影响。 而且，30岁以下的群体、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群体，增投基金的意愿更高。所以我们判断，家庭对基金的偏好很可能是中长期行为，基金投资的群体呈现年轻化、高学历化的趋势。 3． 疫情后，多套房家庭仍然有购房计划；但投资房产不是理性选择。 在二季度我们询问了家庭在下一季度的购房计划，从不同房屋持有状况的家庭来看，在每个细分群体中，七成左右的家庭是没有购房计划的。但多套房家庭的住房投资意愿仍然较高，拥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计划购房的比例为12%。 ▲二季度家庭购房计划分布数据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蚂蚁集团研究院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7中国城镇住房空置分析》报告，2017年，中国城镇家庭住房拥有率（拥有住房的家庭占全部家庭的比例）为90.2%，多套房拥有率为22.1%，套户比达到1.18。 中国城镇家庭的住房拥有率相比较于其他国家已经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高收入家庭还热衷于投资房产并不理性。大家持续进行房产投资的原因是对房价的预期太高。 在过去的十来年中，房地产市场确实给开发商带来了超额的回报，给个人带来了很高的资产增值，给政府带来了可观的土地出让收益。增值和收益的背后，则是风险不断的累积。 投资房产的回报，要通过把房子卖出去才能变现。而开发商和政府的收益已经拿到了，风险是个人和银行在承担，主要是个人在承担。个人要把房子出售，谁来接盘就成为了一个大问题。 而且自2016年开始，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越来越严格，越来越密集，买房和卖房的成本都在提高，所以导致很多城市也包括一线城市房子其实处于有价无市的状态。 03 结合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近几年的调查分析，对中国家庭在资产配置方面提供一些建议 1． 中国家庭对房产的投资要降低 这次疫情过后，短期内房价暴跌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即使房价出现下跌，政府手上的政策工具至少在短期内将起到支撑的效果，比如说取消限购。随着二胎政策的逐步放开，我国居民的改善性住房需求是存在的，有一些被限购政策所制约了。 但从中长期看，如果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甚至引发金融危机，那么我国房地产市场暴跌的风险将加大。由于中国的家庭财富主要在于房产值，为了生活和应对风险需要现金流，多套房家庭便很可能开始兜售房产，对房价形成压力。 另外，虽然我国居民部门整体杠杆率并不高，但新购房低收入阶层杠杆率很高。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显示，参与非银行信贷的低收入购房家庭，债务规模超过了其家庭收入的10倍多。一旦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开始破裂，首当其中的就是这类群体，他们可能会产生局部的金融风险。政府在应对风险时应重点关注该群体。 CHFS的调查数据显示，分布在多套房上的住房贷款有逐年递增的趋势，2017年至2018年，家庭多套房上的住房贷款占比从62.9%上升至65.9%，已经超过了首套房贷款的占比。这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国家庭的债务风险。 所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是切实存在的，政策上也在很严格地贯彻房住不炒的理念，投资房产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 对于年轻群体来说，“择机”比“择时”更重要。 我一直鼓励年轻人应该先做好职业选择和规划，而不是把精力放在用“六个钱包”的力量来购置房产上。当然，不投资房产不是不买房子，无房家庭的刚需购房，当然是必要的。 但是，即使是刚需购房，年轻人也要清楚职业远重于房产。很多研究表明，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收益长远要高于其他投资的。年轻人如果过早地购买房子，会限制工作的选择进而影响职业的进步。 很多家庭对购房会陷入现在不买以后就买不起的恐慌心理。但是，通过国家近几年的调控和总量过剩的房产供给，房价已经进入了有涨有跌、而不是持续上涨的阶段了。在这种情况下，“择时”购房是很困难的。 对于有改善性住房需求的群体来说，要关注房子的居住属性而不是投资属性。 现在很多城市都出台了限购政策，一个家庭在特定地区最多购买两套房产。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很多家庭的人口规模增大。如果疫情之后家庭确实因为工作或居住方便的原因，需要添置房产，我们认为是理性的。但没有必要以投资为目的而购买二套房。 2． 中国家庭资产配置的重心应从房产向金融资产转移 首先，尽量把金融资产的投资交给专业机构去做。 减少房产投资，同时也就意味增加金融资产的配置。在金融资产投资方面，最关键的理念是把投资交给专业机构去做。 中国股票市场中“散户”较多，导致股票市场长期以来呈现高波动率及高换手率的特征，严重影响了个人投资者的长期收益。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显示，2011、2013、2015和2017年的四轮调查中股票投资亏损的家庭占比分别为56.3%、69.4%、56.4%、57.9%。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股市从审核制向注册制的改革，我国上市公司的良莠不齐现象会更加严重，退市政策也会进一步常态化，投资者直接投资股市的风险会更大。 因此，在金融资产配置上我建议通过资产经理人、咨询顾问、评级机构和金融中介等机构获取专业的知识和建议，降低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更有效地配置资产，从而获得长期持续的收益。 其次，要明白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会持续，降低对资产收益的预期。 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对2021年全球经济复苏的预期都过于乐观，低估了疫情对经济的长期影响。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最早也要2021年下半年才能实现规模覆盖。 所以全球经济有一个较长时间的负面预期，中国经济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拖累，短期内实体经济很难支撑金融资产的高收益。因此，降低金融资产收益的预期非常重要，一定要避免旁氏骗局的出现。 最后，建议国内金融机构可以开发和通货膨胀挂钩的金融产品。 正如前面所说，疫情后各国均面临通货膨胀的风险，但目前国内和通货膨胀挂钩的抗通胀产品还比较稀缺。CHFS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投资金融资产呈两极化的U型分布，即要么全部投资无风险的存款资产，要么全部投资高风险的股票资产，其背后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投资者可接触的金融产品的单一性。 后疫情时代，金融机构可以根据市场特征，适当增加些扛通胀资产，就可以让有能力进行投资的投资者有更多的选择。 实现金融资产的合理配置是实现家庭财富积累的有效途径。大家在进行资产配置的时候，千万不要抱有“抄底”的心态和盲目自信，应该对自己的资产情况有理性的判断，不要过大地抬高杠杆。我个人认为，年回报率在4-5%之间的低风险金融产品已经是非常好的选择。 本文来源：功夫财经
当前中国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出生人口趋势性下滑，老龄化加速到来，人口峰值临近，人口危机渐行渐近。2019年初我们发布《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中国生育报告》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018年3月和2019年1月我们两次在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微博发起调查，共16万人参与生育意愿投票。但调查结果不容乐观，在假设未来全面放开生育背景下，意愿生育率仅为约1.7左右，大致相当于1.3-1.4的实际生育水平，较当前情况未有明显回升。 70后因为错过最佳生育年龄想生不能生，80后90后作为生育主力，面临着赡养4位老人的压力，在生育问题上因经济成本（教育、医疗等）、时间精力成本等想生不敢生。 近年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引发人口大讨论，“十四五”时期生育政策调整事关重大，也关系每个家庭。由于中国人口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生育政策已被人为延误太久，不可继续拖延，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我们建议，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尽快让生育权回归家庭，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 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 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 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 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考虑到当前各界对是否全面放开生育并鼓励生育争议较大，建议在“十四五”时期可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 之前实行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生育效果均不及预期，并大幅低于反对放开生育派的预测数据。因此，可以确定无疑的是，放开三孩必然效果甚微，但这样建议的考虑有两个：一是进一步解除保守派对人口暴增的担心，让全面放开生育尽快落地，从而让生育权尽快彻底回归家庭；二是让保守派更清楚认识到当前严峻人口形势，从而为鼓励生育、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做下铺垫。这也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 1、出生人口大幅下滑，人口危机渐行渐近 2019年出生人口继续下滑，基本持续创1949年以来新低。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当年出生人口攀升至1786万，2017、2018年分别降至1723万、1523万，2019年再下降58万至1485万，全面二孩政策效应持续消退。除1960-1961年受自然灾害影响导致出生人口分别为1381万、1187万外，2018、2019年出生人口持续创1949年以来新低。 随着主力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和生育堆积效应彻底消退，预计2028年出生人口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1987-1992年出生人口从峰值2529万大幅降至1875万，导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2013年达到高点1.73亿后迅速下降。主力育龄妇女规模持续缩减是出生人口持续下滑的重要原因，出生人口1992年后下降趋缓，带动主力育龄妇女和出生人口也将在2028年前后下降趋缓。未来十年左右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减少约30%、25-30岁最佳生育年龄妇女将减少超过40%，加上晚婚晚育、不孕不育、单身丁克等情况，预计到2028年出生人口或降至不到1100万，2029-2036年有所企稳，2037年后再持续下滑至2050年的约800多万。 从全球看，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速度前所未有，2019年仅为1.5左右，全面二孩效应彻底消失后还将进一步下滑。总和生育率指每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但官方数据一度存在对低龄人口的漏登导致低估总和生育率，我们基于教育部门的小学生入学数据和漏报率修正了近年总和生育率。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9年的1.5左右。当前二孩出生占比仍高于一孩，这意味着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效应彻底消退，总和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降。而根据联合国估计，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不仅远低于2.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接近1.7的发达国家水平；1950-2015年美国总和生育率从3.3降至1.9，日本从3.0降至1.4，印度从5.9降至2.4，均远小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6到1.6的降幅。 人口负增长临近，远期中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2015-210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19%降至7%。联合国对中国人口规模有9个预测方案，其中无变动方案和固定生育率方案对未来总和生育率假设均为1.60，分别将于2023、2026年达到14.2亿、14.3亿人的峰值。根据我们预测，按照总和生育率1.4左右的发展趋势，中国人口将在2022年前后见顶，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人口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高生育率时期的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后，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2050年中国人口将较2024年减少仅9%，2075年中国人口将较2050年减少22%，2100年中国人口将较2075年减少25%，即降至约7.5亿。195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22%，2015年小幅降至约19%，2100年将大幅降至约7%。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的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受到影响。 人口老龄化加快，养老负担日益加重，2019-2050年中国老人比重将从12%快速升至近30%。老龄化是全球普遍现象，但中国由于计划生育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1970-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19.3岁快速升至37.0岁，预计2050年将达50岁。从国际看，2015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7.6、41.6、46.3、26.7岁，到2050年将分别为42.0、46.6、53.2、37.5岁。从65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1970-1994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中国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2019年占比达12.6%，预计中国将用约21年、即于2022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1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年达29.5%、2060年达35.2%，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8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近1.7亿，预计2050将近3.8亿，届时每3.4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首次将应对老龄化提升为中长期国家战略。 2、调查结果：鼓励二孩和全面放开下生育意愿仍不乐观，不生孩子比例超预期 从调查结果看，即使鼓励二孩乃至全面放开生育，生育意愿也不容乐观。根据2019年1月的3.3万人生育意愿调查，选择生0个、1个、2个、3个、4个及以上孩子的人的比例分别为14.6%、25.7%、37.1%、15.3%、7.3%。这意味着，在全面二孩政策下，调查样本的意愿总和生育率仅为1.45；如果全面放开，意愿总和生育率将上升19%至1.75。2018年3月我们曾在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新浪微博等平台发起12.3万人参与的调查，选择不生、生1个、2个、3个、4个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15.0%、28.1%、33.9%、14.7%、8.3%，这大致意味着调查样本在全面二孩政策下的意愿总和生育率为1.42，全面放开可使意愿总和生育率提高22%至1.73。其中，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意愿生育水平并不等于实际生育水平，实际生育水平一般小于意愿生育水平0.3-0.4左右。二是现实中已有家庭一些生育三孩及以上的，这意味着全面放开生育的效果不会这么好。 从现实看，不生孩子的情况主要包括单身主义、不孕不育、同性恋、丁克家庭等。在婚姻方面，2013-2018年中国结婚对数从1327.4万对持续降至1010.8万对、降幅23.9%，离婚对数从278.0万对升至380.1万对、增幅36.7%，离结比（离婚对数/结婚对数）从20.9%升至37.6%，2019年前三季度进一步增至43.5%；“婚都不结了，怎么生孩子”。在生育障碍方面，当前中国已婚夫妇不孕不育发生率高达12.5%-15%，规模约4000万-5000万，大部分在于后天原因，比如环境污染、过度熬夜、工作压力、不良习惯等；虽然不孕不育可通过药物治疗、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得到部分解决，但随着晚婚形成的高龄不孕不育仍难以治疗。选择丁克的家庭占比也较大，上海市妇联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丁克家庭已经占到上海家庭总数的12.4%；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性别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户籍家庭中占比约为10%左右，且呈趋势上升。 3、70后想生不能生，80后90后想生不敢生 女性的生育期一般在15-49岁，最佳生育年龄一般在23-30岁，最好不超过35岁。70后已具备一定物质基础，生育二孩意愿强烈，但女性、男性均已错过最佳生育年龄，成功妊娠并生育的可能性较小。80后90后作为当生育主力，面临赡养4个老人的压力，在生育问题上因经济成本（教育、房价、医疗等）、时间精力成本等想生不敢生。 从现实看，教育、时间精力、住房是限制生育的三大因素。根据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平台的3.3万人调查，教育是影响生育行为的第一大因素，有71.6%的人选择。教育的问题一方面是费用高，比如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家庭被迫选择费用较高的私立幼儿园。根据教育部数据，由于公立幼儿园数量大幅缩减，1997-2018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3%。另一方面是费心，比如孩子上学放学时间造成的接送问题、辅导功课问题，部分学校把“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等。 第二大因素是时间精力问题，有66.7%的人选择，包括没人带孩子、担心影响工作等。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1990-2018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73.2%降至61.3%，下降11.9个百分点，虽在全球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但与男性女劳动参与率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6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表明职场性别歧视加大，使得女性越来越不愿生育。 第三大因素是住房，有66.4%的人选择。随着居民债务压力快速上升，2004-2019年居民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约30%增至102.4%。此外，还有53.1%的人选择医疗费用高，37.6%有选择养老负担重。 综合权衡下，生二孩让不少80后90后家庭望而却步。从政府的角度，进一步提升相关民生开支比重可以降低家庭生育成本。不可否认，近十年来中国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支出比重明显上升，合计占比从2007年的29.2%增至2019年的33.9%，其中2019年教育、医疗、社保支出占全国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分别为14.6%、7.0%、12.3%。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尽管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存在差异，相关民生支出比重提升空间依然较大。以美国为例，2018年美国政府在教育、医疗和收入保障方面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4.6%、23.8%、22.8%，合计6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也需要从增长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更加注重民生。 3、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建议先放开三孩 近年关于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的中国第三轮人口大论战十分激烈，有的建议谨慎调整生育政策，有的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甚至鼓励生育，生育政策调整事关国运。2019年11月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优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质量”，较之前的“完善生育政策”有所改进，但仍限于“全面二孩”政策框架。我们建议，让生育权回归家庭，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考虑到当前各界对是否全面放开生育并鼓励生育争议较大，建议在“十四五”时期可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之前实行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生育效果均不及预期，并大幅低于反对放开生育派的预测数据。因此，可以确定无疑的是，放开三孩必然效果甚微。但这样建议的考虑有两个：一是进一步解除保守派对人口暴增的担心，让全面放开生育尽快落地，从而让生育权尽快彻底回归家庭；二是让保守派更清楚认识到当前严峻人口形势，从而为鼓励生育、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做下铺垫。这也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一些人担心农村地区出生人口会大幅反弹，但根据全国1‰人口变动抽样调查，2018年全国城市、镇、乡村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31、1.54、1.69，这意味着对农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1）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人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 2）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全面放开，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3）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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