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系统向企业让利1.5万亿，对银行利润来讲肯定有压力，疫情对行业自身也有冲击，让利实体对银行利润肯定会带来压力。”6月19日，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这样评价。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向企业合理让利，进一步通过引导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下行，并定下推动金融系统全年让利1.5万亿元的政策目标。政策一出，引来市场关注。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2万亿元左右。市场分析人士认为，金融系统向企业让利1.5万亿元相当于去年全年商业银行净利润的75%，可见力度之大。 金融系统究竟如何让利实体？在实体经济疲弱的情况下，政策会对2020年银行业经营带来哪些影响？未来商业银行盈利是否承压？ 6月19日，记者从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叶燕斐处获悉，当前要着力压降负债端成本，给降低融资成本打好基础，以推进银行业合理让利。 让利政策对商业银行盈利影响较大 让利1.5万亿元的目标任务集中于商业银行消息落地后，次日，银行板块集体下挫。巨额的让利政策到底对商业银行营收和盈利带来对大影响？ 从数据来看，银行业的确存在让利空间。今年一季度，银行业实现净利润7102亿元，同比增长5.62%，其中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6001亿元，同比增长5%。 业内人士对记者分析称，一季度银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生息资产增长较快。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银行业以更大力度支持实体经济，增加信贷投放，前5个月各项贷款新增10.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多增2.58万亿元。增持国债、地方债和企业债等各类债券，银行业债券投资余额较年初增加3.77万亿元，余额同比增长14.3%。与此同时，净息差有所收窄，商业银行净息差2.1%，较2019年末下降10个基点。银行业利润增长主要来自贷款、债券等生息资产规模的增长。 二是利息收入和风险暴露的时间差异。银行按权责发生制计算利息收入，已实施临时性延期付息的贷款利息仍然计入当期收入，但这部分贷款的风险暴露没有在利润中反映，在今年或者明年风险可能加快暴露，存在时滞。 三是管理成本下降。与发达经济体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成本收入比较低，2019年末，我国商业银行成本收入比为31.7%，大部分国际主要银行该比例高于50%。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银行业在保障各项金融服务水平不降低的同时继续降低管理费用，压缩各项开支，一季度成本收入比下降6个百分点，降至25.69%。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今年一季度银行业利润呈现正增长，但增速同比则下降。数据显示，2019年一季度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5715亿元，同比增长6.09%。 东方金诚金融业务部分析师郭妍芳认为，在不考虑成本管控以缓释利润下降压力的情况下，让利政策任务主要通过营收端降利息、减费用实现，对商业银行营收和盈利影响较大。 “金融系统向企业让利1.5万亿，对银行利润来讲肯定有压力，疫情对银行业自身也有冲击。下一步，让利实体对银行利润肯定会带来压力。而这一块要站在全局高度看问题，通过让利支持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活水给金融业带来更好的发展。对银行自身来讲，可持续发展很重要。银行业资本补充很大程度靠利润，同时计提拨备也是靠利润，相关情况会进一步做策划。”一位业内人士对这样评价。 着力压降负债端成本 综合来看，金融系统为企业让利主要来自于相关费用的减免政策、降低贷款利率等多个渠道。 央行行长易纲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今年以来，金融部门向企业让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降低利率让利；二是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推动让利；三是银行减少收费让利。预计金融系统通过以上三方面今年全年向企业让利1.5万亿元。 根据业内专家测算分析，虽然让利1.5万亿元的政策针对整个金融系统，不过，考虑到银行业在金融体系的地位及其在服务实体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该让利政策任务大部分集中在商业银行，推算规模为1万亿至1.2万亿元左右。 记者从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叶燕斐处了解到，当前要着力压降负债端成本，给降低融资成本打好基础，以推进银行业合理让利。 叶燕斐表示，要督促银行机构进一步加强负债端成本管理，考虑CPI下行趋势，不盲目竞争提高存款利率，避免高息揽储，严禁存款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推动银行负债端成本下降，进而引导贷款利率下降让利实体经济。 其次，叶燕斐指出，要通过线上服务降低管理成本。推进银行机构积极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高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减少人工管理成本，进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三是运用金融科技精准识别风险、精准提供服务。叶燕斐表示，推动银行机构积极对接各类综合信息平台，整合内外部信用信息数据资源，从交易、结算、纳税、采购等多场景切入，改进企业授信审批和风控模型，实现客户的精准支持和科学定价，降低银行不良率，减少银行风险损失，降低存贷利差，以较低成本向企业特别是广大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今年5月，《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 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的通知》印发，明确对信贷、助贷、增信和考核各环节收费行为的要求，取消信贷资金管理等涉企收费。叶燕斐表示，要持续督促银行规范服务收费行为。督促银行机构加强对第三方机构的管理，严禁银行与收费标准过高的第三方机构合作，合理控制助贷环节的融资成本。 另外，从资产端加大直接让利力度。叶燕斐强调，合理确定资产端利率。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疏通传导机制，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作为贷款定价的基准，随着LPR下行，推进贷款利率下行。同时，推动合理配置债券投资，支持企业债券、地方政府债券低利率发行，从资产端加大直接让利力度。 据悉，2020年1月-5月，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6.03％，较2019年全年平均利率下降0.67个百分点。一季度，制造业贷款平均利率4.32%，较年初下降0.46个百分点。 对冲银行压力，监管还有哪些办法？ 推动金融系统“合理让利”，监管还可通过哪些办法为金融系统腾挪更多空间？ 实际上，近期，调降拨备反哺利润、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等措施不断出台，为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释放信贷空间。 例如，将中小银行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阶段性下调20个百分点；近期银保监会在业内下发《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和《银行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实施方案》，拟放开单户对公不良贷款和批量个人不良贷款的转让试点；就银行机构结构性存款违规展业问题下发专项文件，要求银行科学审慎设计结构性存款，不得发行收益与实际承担风险不相匹配的结构性存款，避免银行机构盲目提升存款成本。 中信证券指出，近期监管层大力整治结构性存款意在打破银行负债利率难以下行的桎梏，同时将贷款和LPR利差纳入MPA考核指标，继续压缩银行信贷利差。 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新闻发言人肖远企19日对记者表示，目前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还在研究和准备中，后续待开展一段时间，经验成熟后，会逐步放宽试点范围。同时，他指出，给实体让利今年银行利润会受影响，但银行还有很多其他外源性资本补充渠道，银保监会正与其他单位一起研究，包括开发更多的资本工具、拓宽资本补充渠道等。 郭妍芳认为，让利政策对商业银行全年盈利将产生较大影响，且由于贷款利率下降及不良资产下行压力，商业银行利润自然增长及拨备反哺利润对其利润降幅的缓释作用有限。让利政策对商业银行净利润的影响大小，未来将取决于宽货币政策实施力度。为缓释政策冲击，预计未来央行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将继续加大，在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及其他货币政策工具边际宽松的同时，可能通过降息政策以缓解商业银行负债端成本压力。
记者获悉，近日，中交一公局集团官网发布一则公告，内容显示，近期，票据市场上出现山西洪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宁支行、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中莲湖东路支行、河北元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支行以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名义出具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以上银行都不是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合作银行，该商业承兑汇票都不是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出具。 请各机构、社会公众注意识别,以免造成损失。如出现其他银行商票请先和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核实。 纸票时代，虚假票据利用的是“萝卜章”。进入电票时代，为何假票还是层出不穷？ 5月底，全国首例电票系统诈骗案刚刚宣布告破。6月初，就有国企再次发布被冒名开具虚假票据的声明。小到几十万元、多达上亿元的票据交易，是不法分子期待非法谋利的“大好”领域。 半年三次发声明 作为一家世界500强企业，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铁武汉”）被蹭了名气。 6月初，中铁武汉对外公开发布免责声明，称近期发现不法分子涉嫌伪造该司证照，冒用其名义开立银行账户，开具虚假商业承兑汇票。 这是中铁武汉今年以来第三次发布有关被冒名开具虚假商业承兑汇票的免责声明。此前，该公司分别于今年1月份、4月份在其官方网站发布相关信息提示。 在上述声明中，中铁武汉表示，自今年1月20日起，除建设银行武汉光谷自贸区分行外，该司已全面暂停其他金融机构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并提醒凡是出票日期在2020年1月20日（含当日）之后，在建设银行武汉光谷自贸区分行以外的金融机构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均为冒名或伪造票据。 就在去年，多家央企相继“中招”假商票。 2019年年底，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相继发布公告称，有不法分子涉嫌伪造企业资料，冒用公司名义开立银行账户，并通过虚假银行账户冒用公司名义签发和承兑电子商业汇票。 电票时代的“假票”是怎么来的？ “这类所谓虚假票据更确切地说法是‘错票’。”中国服务贸易协会票据经纪委员会技术顾问曹一苇认为，“例如，有不法分子注册一家公司，然后通过银行电子票据系统开具一张商票，虽然票面上的‘账户信息’等各要素不能修改，但在最后确认环节，‘承兑人’这一栏是可以修改的。这些不法分子就是利用这一点将‘承兑人’修改为某央企或某大型企业的名称。” “商票确实是从银行电票系统开出的，但这样一张票据流通到市场上，很容易混淆视听。不法分子即利用这张顶着某央企承兑的商票进行诈骗，高息贴现后，立马注销公司跑路。”曹一苇提醒，一旦遇到高息商票要多途径甄别，尤其要核对承兑人名称与账户信息是否统一。 怎么堵漏洞？ 对于虚假电子票据，上海票据交易所（下称上海票交所）也曾提示其特点，即被冒名开立的账户基本为新开立账户，在开立账户的同时即开通电子商业汇票业务权限并在短时间内集中签发票据。 对于前期出现多起恶意冒用央企名义开具虚假商票的情况，江西财大九银票据研究院执行院长肖小和认为，应引入担保机制，担保基金可在出票和承兑两个环节介入并实施担保。为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纠纷，建议担保基金在保证协议中要求，该票承兑人必须满足央企“企票通”及省市央行信息平台和省市相关信用信息平台要求，承兑后必须在上述平台登记。 1月16日，上海票交所上线试运行商业汇票信息披露平台，商业汇票承兑机构可通过平台披露票据相关信息。该平台对承兑人的票据承兑信息、承兑信用信息等披露内容做了详细要求，以促进商业汇票市场将更加透明化。 “上海票交所的票据披露机制是针对2019年部分央企出现有人冒用其对公账户承兑商票的风险事件。专业的金融机构在提供票据融资时通过与披露信息比对，可有效降低自身风险。但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可能缺少这种风险防范手段。”某股份行旗下票据部门从业人员告诉记者。 上述票据业务人士认为，风险的核心在于企业账户被滥用，解决的最好办法是控制核心企业开立票据的账户。“可以控制核心企业开立商票账户的形式，比如只允许核心企业有两个账户开通承兑票据权限，以此防范风险。同时，将信披比对输出结果通过银行票据系统在企业网银体现，方便中小企业查询。”
观点地产网这一次见到罗臻毓，他带来了一些惊喜。 在这场小型访问开始之前，他刚从凯德星商城的“星直播”下来，作为凯德集团总裁，这是他的第一次直播体验。 2015年，为迎接市场变化，凯德开始探索数字化，围绕集团核心业务，逐步形成了涵盖智慧零售、办公、智慧园区管理、线上选房等多个领域的专业化服务平台。 经过多年探索，目前，凯德已经在技术应用和会员运营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亦逐步构建出数字生态商业模式——O2O2OO，打造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凯德生活圈，致力于成为商业生态的运营者和赋能者。 这一次疫情，更加速了凯德数字化的步伐。“顺境中改革不容易，疫情的发生反而加速了我们数字化战略布局的推进速度。” 罗臻毓告诉我们，疫情限制了大家正常出行，凯德的线上业务得到了忠实支持者的认可。 他提及的“线上业务”便是凯德旗下的数字化平台——凯德星商城。“凯德要打通线上线下一体化，而不是将线上业务分割出来，我们的模式是通过线上平台巩固并加强线下业务板块，更好地服务于商户和会员。目前凯德星拥有超过1000万的实名会员，并且还在持续增加。” 因此，凯德的线上业务区别于传统电商，更应该称其为辅助线下实体商业的“衍生品”。 凯德的数字化探索 入华26年，有偌大商业沉淀基础的凯德，自然不会像普通电商一样从头再来。 那么，凯德的凯德星商城与传统电商有何不同？“我们不是要跟淘宝、京东这种线上成熟的电商竞争，他们有自己的市场，我们瞄准的是实体商场的拥护者。” 在罗臻毓看来，凯德不是从零开始，多年的实体运营，让其拥有一定群体的支持者，线上是线下实体的延伸。 这便是凯德线上业务的定位——用于为消费者和商户提供选择，延伸实体商业产品的渠道。 据了解，借助凯德旗下多元实体业态的广泛触点，“凯德星”在线上聚合了集团全业态客群，目前生态圈拥有超过1500可触达用户，包含超过1000万的实名会员。 “这1000万会员的体系会慢慢地扩大，因为凯德不只有商场，还有旗下办公楼租户员工，产业园办公的员工。凯德星的平台打通了不同业态，希望能够利用现有的实体和生态圈，打造一个更能满足他们美好生活的生活圈里的必需品。” 一个半小时的交流会中，感受到了凯德难能可贵的清醒和理智。“我们要先巩固、加强、留住现有的支持者，再争取更多的用户。” “如果是一个邻里商场，能锁定周边两三公里可能几十万长期的支持者，就可以了。我更希望提高到实体商场的会员率，来福士辐射的客户群很广，但很多邻里商场的会员率是可以更高的。” 罗臻毓不断强调高会员粘性的重要性：“凯德以实体1000万的实名会员作为基础，我当然希望数字多一点，但更重要的是先留住这1000万。” 危机中抓住机遇 “危机从来都是商业发展的最好推动力，我们要在危机中抓住机遇，找到未来发展的钥匙。” 众所周知，这次疫情给实体商业带来的挑战，罗臻毓透露，凯德在武汉等地的一些商场都停业了一段时间，并且像影院等业态至今尚未恢复正常营业。 对凯德来说，危机中也蕴含着机遇，由于线下遇冷，实体商业加速了对数字化运营的探索，如何抓住并激活线上成为整个行业的突围口。 在此期间，得益于早期的布局，凯德能够迅速通过利用已整合的线上平台优势，保障消费者的购物需求，并为已入驻的品牌提高销售。 与此同时，凯德也与时俱进，提供更好的服务。近期，凯德星商城上线了“星直播”功能，打通直播与电商。目前已累计开展超过60场星直播，大幅提高了线上销售额。 “有了可以推广和交易的线上平台，直播就是一种销售渠道，不然就是电视广告。”在罗臻毓看来，就目前来看，直播能受到大家青睐，因为能让各方的沟通更简单、直接、有效。 “凯德近几次的直播都得到了蛮好的效果。20年前我们很难想象，每个人拿一部手机就能看到直播，随着科技的发展，未来的渠道可能更丰富。” 随着疫情的阴霾逐渐散去，各地的商业零售活动也逐步回到正轨。 资料显示，凯德全国购物中心的客流及销售都在稳步恢复。长沙、深圳、呼和浩特的部分项目客流恢复至八成，华西和华东的购物中心销售恢复至七成。前不久重庆来福士观景台开放，也迎来市民热情打卡。 从未动摇的信心 “春节前我们还打趣为什么在中国投资那么多，最近反而庆幸在中国投资得多。现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后期新加坡、欧洲、美国影响更大。” 疫情的发生让凯德坚定了走出现有格局的决心，罗臻毓提及，未来会更关注一些新经济领域的机会。 事实上，2019年开始，凯德就一直在不断进行组织架构调整和业务线升级。 2019年7月，凯德集团与星桥腾飞整合。观点地产新媒体了解到，整合前，星桥腾飞在中国、澳大利亚、印度、新加坡、韩国和越南9个亚太国家及英国和美国等欧美地区，拥有庞大的商务园区、信息技术/工业园、仓库、物流园业务，以及传统的写字楼、商业综合体、酒店等项目。 凭借此次收购，凯德将资产类别扩充至产业园、工业及物流地产和数据中心等新经济领域。 “今年会加快对产业园区业务的整体发力，包括对物流、数据中心等领域的部署。” “这次疫情，我们想的更多的是如何利用市场的变化，把握机会，拓宽业务格局，让凯德在疫情之后变得更强大。” 罗臻毓告诉我们，凯德依旧长期看好中国市场，这一点从未动摇。
近日，据媒体披露，继北京银保监局发文整治结构性存款业务之后，多地银保监局正酝酿出台整顿措施，已有银保监局针对辖内结构性存款增速过快的银行发出业务风险提示：要求逐月降低结构性存款规模，在年末将总量控制在政策要求范围之内。 所谓银行结构性存款，据银保监会的定义是指商业银行吸收的嵌入金融衍生产品的存款，通过与利率、汇率、指数等的波动挂钩或者与某实体的信用情况挂钩，使存款人在承担一定风险基础上获得相应的收益。但事实上，现在银行结构性存款却有不少变了味，相当数量的结构性存款根本就是一般的普通性存款，把全部风险都放在了银行身上，其风险由银行“兜底”刚兑，没有让存款人承担任何风险，产生了一种不良的银行存款导向。而且，目前看来，不少银行以结构性存款为噱头，大肆用假结构性存款来代替理财产品的发行；尤其是一些中小银行把结构性存款当成了存款竞争制胜的法定，屡试屡爽，滋生了一种对结构性存款的盲目“依赖症”。 正是因为目前各家银行普遍热衷于结构性存款，才使得结构性存款出现了非正常的大幅增长态势，也加剧了结构性存款市场的竞争乱象。据央行统计数据，2019年底全国所有银行机构结构性结构只有10.98万亿元，而到2020年4月底才仅仅4个月时间，全国各家银行的结构性存款余额就增长到了12.14万亿元，增长幅度为10.56%，创历史新高。结构性存款这种快速增长态势，明显属于一种很不正常的金融现象。因为，这与今年1至4月全国银行机构全部存款余额增长幅度9.7%相比，明显增长比例过大，难道可以说1至4月银行存款增长全部为结构性存款？这显然不符合存款增长的客观实际，也难免给人以荒谬的感觉。 就目前来言，银行结构性存款非正常上升现象将会带来诸多金融“后遗症”的，其带来的金融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结构性存款非正常上涨，会扰乱存款市场，影响银行结构性存款增长的真实性，使银行结构性水分过多；尤其各家银行纷纷争夺结构性存款，会使出很多不规范、甚至是违规违法手段，不利于存款市场的公平竞争，影响了存款市场竞争秩序，容易诱发银行存款市场波动，加剧存款不稳定状态。而且，银行机构假结构性存款行为，明显属于打监管“擦边球”行为，挑战了监管法规底线，加大了金融监管成本，容易诱发金融市场乱象的死灰复燃，使前几年监管部门下大力气整治金融市场乱象取得的成效毁于一旦。 其二，商业银行为争夺存款将更多精力放在假结构性存款上，明争暗斗，造成存款在各银行机构之间的“大搬家”，无形之中提高了商业银行融资成本，而这种成本商业银行为了追求自身效益总归是要寻找转移的出路，于是“羊毛出在猪身上”的戏剧就会隆重登场，商业银行会想方设法将结构性存款成本转嫁到实体企业身上，导致实体企业融资贵陷入一种难以解开的“死结”，会进一步遏制实体经济经营活力；尤其在当前中小企业遭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陷入困难之迹，再抬高企业的融资成本无异于雪上加霜。 其三，企业或民众享受结构性存款之利而不用承担结构性存款之风险，不仅异化了结构性存款原本的功能，也容易造成投资错觉或误导，让不少投资人认为银行的存款产品都是保本、保收益而稳赚不赔的产品，使民众逐渐对金融风险丧失足够的警惕，不利提高民众金融投资风险意识，更会让大量企业或民众加入到结构性存款投资活动之中，更容易累积较大的金融风险。 其四，这对于商业银行来说，用假结构性存款来欺骗监管机构，也无异于在自食麻醉经营灵魂的“鸦片”，更是一种危险的饮鸩止渴行为，会在很大程度上消耗商业银行的经营利润，加大商业银行经营危机，会恶化整个银行经营生态。 其五，容易导致银行资金流向空转套利领域，加剧了银行信贷资金的脱实向虚。目前不少企业以借抗疫救灾之名向银行获得低利率贷款然后再转为结构性存款套利，或将贷款流向楼市、股市及其他空转套利领域，恶化了整个社会资金流向生态，只会驱使更多的银行信贷资金或社会资金脱实向虚，加大金融信贷重心转向实体企业的难度。 银行结构性存款市场乱象带来如此严重的金融危害，作为银行机构都是心知肚明的，而且近几年结构性存款也一直成为监管部门的监管重点，监管部门为此也出台了相关监管措施，即便如此，结构性存款治理却收效甚微，也难以从根本上杜绝，甚至商业银行还乐此不疲，真的让人有点想不明白。 事实上这并不难解释，其实监管部门也对结构性存款市场乱象说出了一定的原因，比如个别银行在产品设计和宣传销售中仍存在一些不审慎行为，如产品嵌入的衍生品交易行权条件区间过于宽泛、产品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不到位等等，而这些都不过只是表象，并没有触及银行结构性存款乱象的“灵魂”；事实上结构性存款乱象真正的根源在三个方面： 首先，近年商业银行同业空转、非标通道等业务受到严厉监管，尤其理财新规发布之后，商业银行负债更是受到较大制约，这说明监管部门“堵邪门开正道”的力度还不够到位，难以解决商业银行资金运用及资金来源的平衡，让商业银行的资产负责受到了较大制约，为突破监管限制，不得不打监管“擦边球”，在存款竞争上滋生假结构性存款的念头。 其次，监管部门虽然将结构性存款纳入了监管范围，但缺乏相应监管法规，对在结构性存款弄虚作假的商业银行处罚过轻，没有触及商业银行的经营灵魂，使得商业银行在结构性存款上的弄虚作假行为成本过低，导致商业银行对监管一直抱着侥幸心理，或者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这样使得结构性存款乱象实际上处于一种放任自流和野蛮无序的“裸奔”状态，近几年在结构性存款上越监管问题越严重，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最后，银行机构设立过多，已到严重的饱和状态，尤其是小法人银行过多，在存款业务上相互不惜成本的争抢现象已到相当激烈的程度。小银行为改变存款市场争夺不利局势，想方设法通过结构性存款来增加存款。加上银行机构过多，存款上的竞争也是僧多粥少，不少银行机构为完成上级行下达的存款增长任务，在存款真实性监管上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以存款增长论英雄，不惜对基层银行机构采取逼良为娼的存款竞争考核方式。可以想象，只要银行机构设置过度的现状不改变，结构性存款市场乱象就难以从根本上遏制。 可见，对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乱象已到该下猛药动杀手的时候了，再也不能存在任何“仁慈”之心，尤其在监管上不能抱有打马虎眼或麻木不仁的倾向。目前，要从根本上遏制结构性存款市场乱象，应从四方面着手：其一，及时完善相关监管法规，针对结构性存款存在的种种乱象制定专门的法理金融法规，将结构性存款纳入有效法治监管轨道，增强监管的威慑力，提高违规违法成本。 主要是制订专门的结构性存款监管办法，将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的范畴、开展规模、开展标的和方式及相关信息发布披露作出明确规定，提高结构性存款信息透明度，增强监管的灵敏性、及时性和准确性，消除监管法制缺位现象。其二，严把监管关，及时开展经常性的专项整治，将商业银行所有结构性存款及其行为纳入有效监管范围，消除监管真空。设立结构性存款监管机构，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加大处罚力度，对一切假结构性存款行为一经查实，实行经济的、行政的双重处罚，情节严重的追究法律责任，营造不敢造假、不能造假的金融监管环境，让商业银行对假结构性存款望而生畏。其三，及时加强引导，消除存款竞争上的本位主义思想，为净化存款竞争环境奠定坚实基础。督促商业银行开展系统学习或培训，提高确保结构性真实性的思想认识，让其自觉开展自我排查，将所有结构性存款的问题揭底，让结构性存款回归本源和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其四，对商业银行机构在空间上进行重新布局，对银行机构设置过多的地区适当进行撤并重组，消除为完成业绩盲目争夺存款而加剧结构性存款混乱无序的内耗式竞争现象的出现，为彻底整治结构性存款市场营造有利的竞争环境。
6月初，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铁武汉）对外公开发布免责声明称，近期发现不法分子涉嫌伪造该司证照，冒用其名义开立银行账户，开具虚假商业承兑汇票。 这是中铁武汉今年以来第三次发布有关被冒名开具虚假商业承兑汇票的免责声明。在上述声明中，中铁武汉表示，自今年1月20日起，除建设银行武汉光谷自贸区分行外，该司已全面暂停其他金融机构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并提醒凡是出票日期在2020年1月20日（含当日）之后，在建设银行武汉光谷自贸区分行以外的金融机构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均为冒名或伪造票据。 去年，多家央企“中招”假商票。 2019年年底，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相继发布公告称，有不法分子涉嫌伪造企业资料，冒用公司名义开立银行账户，并通过虚假银行账户冒用公司名义签发和承兑电子商业汇票。 “这类所谓虚假票据更确切的称呼应为‘错票’。”中国服务贸易协会票据经纪委员会技术顾问曹一苇认为，“例如，有不法分子注册一家公司，通过银行电子票据系统开具一张商票，虽然票面上的‘账户信息’等各要素不能修改，但在最后确认环节，‘承兑人’这一栏是可以修改的。而这些不法分子即利用这一点，将‘承兑人’修改为某央企或某大型企业的名称。” “商票确实是从银行电票系统开出的，但这张票据流通到市场上，很容易混淆视听。不法分子即利用这张顶着某央企承兑的商票进行诈骗，高息贴现后，立马注销公司跑路。”曹一苇提醒，遇到高息商票要多途径甄别，尤其要核对承兑人名称与账户信息是否统一。 对于虚假电子票据，上海票据交易所（下称票交所）也曾提示其特点：被冒名开立的账户基本为新开立账户，在开立账户的同时即开通电子商业汇票业务权限并在短时间内集中签发票据。 对于前期出现多起恶意冒用央企名义开具虚假商票的情况，江西财经大学九银票据研究院执行院长肖小和认为，应引入担保机制，担保基金可在出票和承兑两个环节介入并实施担保。为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纠纷，建议担保基金在保证协议中要求，该票承兑人必须满足央企“企票通”及省市央行信息平台和省市相关信用信息平台要求，承兑后必须在上述平台登记。 1月16日，票交所上线试运行商业汇票信息披露平台，商业汇票承兑机构可通过平台披露票据相关信息。该平台对承兑人的票据承兑信息、承兑信用信息等披露内容作了详细要求，以促进商业汇票市场更加透明化。 “票交所的票据披露机制是针对2019年部分央企出现被人冒用其对公账户承兑商票的风险事件而制定的。专业的金融机构在提供票据融资时通过与披露信息比对，可有效降低自身风险。但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可能缺少这种风险防范手段。”某股份行旗下票据部门从业人员告诉记者。 上述票据业务人士认为，风险的核心在于企业账户被滥用，解决的最好办法是控制核心企业开立票据的账户。“可以控制核心企业开立商票账户的形式，比如只允许核心企业有两个账户开通承兑票据权限，以此防范风险。同时，将信披比对输出结果通过银行票据系统在企业网银体现，方便中小企业查询。”
原标题：“野心家”宝龙地产：半年发债近百亿，引入万达老将履新商业地产 6月11日，宝龙地产发布公告，宣布将额外发行2023年到期的2.5亿美元优先票据，年利率6.95%。 据了解，该笔票据将于新交所申请上市，与宝龙地产此前发行的1.7亿美元优先票据合并成单一系列。新票据所得款项均将用于宝龙地产现有一年内到期中期至长期债务的再融资。 三天前，宝龙地产曾发布5月销售业绩简报。报告期内，宝龙地产取得合约销售73.52亿元元，对应销售面积约48.4万平方米。前5月，宝龙地产累计实现合约销售金额212.05亿元，同比减少5.08%；实现合约销售面积共137.73万平方米，同比减少1.1%。 按管理层定下的750亿销售目标计算，宝龙地产前五月累计完成了28.27%。 今年3月的年度业绩会上，宝龙地产总裁许华芳曾透露，“本来定的目标是800亿，后来考虑到疫情影响，保守一点，降了50亿。未来几年确保复合增长率25%以上。” 在许华芳的规划中，宝龙地产的商业板块同样重要。他定下目标，2020年商业租金目标是34亿，相比2019年28.13亿，有20%左右的增长；酒店收入目标为8亿，相比2019年的7.51亿增长6.5%。 商业板块引进多名职业经理人 突如其来的疫情为商业地产市场带来沉重打击。公开资料显示，今年一季度，行业龙头万达商管总营收62.31亿元，录得净利润27.55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营收几近腰斩。 将商管业务分拆上市后，以商业地产起家的宝龙地产在寻找新的增长点。 6月1日，宝龙地产发布人事任命公告，宣布陈德力获任为公司联席总裁，自2020年6月1日起生效，负责集团相关业务整合事宜及协助公司行政总裁处理集团的业务运营管理。 同时，陈德力还被委任为宝龙商业的行政总裁，张云峰则由宝龙商业行政总裁一职调任为首席财务官，将继续担任执行董事。 公告显示，陈德力现年46岁，历任嘉德置地凯德商用中国区域总经理、万达商管副总裁、新城控股董事兼联席总裁等职务。 另据消息，5月25日，原新城控股商业管理集团副总裁唐剑锋已经加入宝龙商业集团，任宝龙商业集团常务副总经理一职。 唐剑锋同样曾在万达商管供职，资料显示，唐剑锋于2016年加入新城控股担任新城商管运营中心总经理，负责吾悦广场商业运营。而在此之前，他还曾担任过万达商管综合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此次人事变动，距离宝龙地产上次为商业板块引入高管已过去近三年。 2017年3月，宝龙地产挖到沃尔玛不动产副总裁潘丽君执掌商业地产板块。不到半年，潘丽君宣布辞职。同年8月，宝龙又请来曾任万达集团副总裁兼万达商管商务副总裁的王寿庆助阵，与潘一样，王寿庆任职时长也未满半年。 随后商业地产板块则由许华芳接手，宝龙地产走上了一条以住养商的发展路线。 2019年年报显示，宝龙地产全年合约销售金额约603.5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47.1%；总收入约260.4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32.9%；净利润60.2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65%。 帮助宝龙地产实现业绩增长的并不是商业地产，宝龙方面在年报中指出，业绩增长主要靠住宅业务拉动。 落后的商业地产 实际上，从2015年开始，许华芳就一直在强调宝龙地产的商业属性。 公开资料显示，2015年宝龙地产的商业地产合约销售金额同比增长41.2%，至116.56亿元，总销售占比约66%。 2016年起，情况发生变化，宝龙地产的商业地产销售额迅速下滑至76.28亿元，销售占比36.53%，同期，宝龙地产的住宅销售额则翻了一番。 2018年，宝龙地产物业销售累计收入166.67亿元，其中商业部分营收65.06亿元，占比约为39%；2019年同期，宝龙地产物业销售总收入为224.78亿元，其中商业部分营收仅为53.57亿元，占比进一步下滑至23.8%。 此外，宝龙地产旗下多个商业购物广场的年租金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上海宝龙实业于今年1月份披露的债券募集说明书显示，2016至2018年三年间，宝龙在福州、郑州、重庆、上海等多地共计6家商业广场租金连续下滑。只计入2017与2018年两年数据，租金下滑的广场数目增至约10家。 其中，福州宝龙广场年度租金收入从2016年的5929万元跌至2018年的5023万元；此外，郑州宝龙广场三年内租金营收从2566万元跌至1411.61万元，重庆宝龙广场、上海七宝宝龙城三年内租金纷纷减少近100万元。 2019年前三季度，上海宝山宝龙广场租金收入亏损超1000万元，无锡、阜阳两处宝龙广场同期也录得亏损。 出租率方面，债务报告显示，截至公告期末32家宝龙商业广场中仅有5家出租率达100%；青岛即墨、青岛城阳、蚌埠、郑州等共7家宝龙广场出租率低于90%，其中青岛城阳宝龙广场出租率低至50%。 综合来看，截至债券报告期末，宝龙实业旗下商业广场共有253.95万平方米可租，对应出租率仅为88.41%。 业绩会上，许华芳表示，未来母公司平均每年将提供不低于10个商场给到管理公司去管理。许华芳表示，按照这一速度，到2025年管理公司将拥有150个管理商场规模数，其中长三角就有100个在管项目。 建设需要资金，宝龙地产先后发行多笔债券拓宽现金流。据不完全统计，近三个月内，宝龙地产已经公布或发行的境内融资计划合计金额超53.1亿元。境外融资方面，除前述合计4.2亿美元债外，其还签订2亿美元双币贷款协议，利率3.3%。 经换算，上述发债计划总额已近百亿。 年报显示 ，截至2019年底，宝龙地产借款总额约为552.63亿元，较2018年底增加约12.5%。包括银行及其他借款约317.03亿元、公司债券约94.88亿元、短期融资券约10亿元、优先票据130.73亿元。公司净负债比率为81.2%，与2018年同期相比下降20.4个百分点。 上述借款中，一年内到期的借款约为153.21亿元，同期，宝龙地产手中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及受限制现金合共约为236.71亿元。
商业汇票虽然在优化企业应收账款结构、提高应收账款流转与融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商业汇票中的商业承兑汇票由于承兑人是签票企业本身，与银行承兑汇票的地位自是没有可比性，所以在签发总量、信用度和流通性等方面逊色不少。 为加强商业汇票信用体系建设，日前人民银行连发三份关于商业汇票信息披露的文件，起草了《关于规范商业汇票信息披露的公告（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 人民银行在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中表示：“实践中，商业承兑汇票因信用问题导致其流动性和融资便利性较低，部分财务公司承兑票据也存在类似问题，因此一些企业对商业汇票产生负面评价，亟待建立信用约束机制，解决商业汇票流动性和融资问题。” “这是继1995年票据法出台、2009年电票系统推出、2016年上海票交所成立之后又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江财九银票据研究院执行院长肖小和认为，这次征求意见稿的公布特别是待正式出台后，对于加强商业汇票信用体系建设，提高我国企业信用程度，建立完善市场化约束机制，更好地规范市场及参与主体行为，保障持票人合法权益，减少票据纠纷及相关风险具有积极意义。 “商业承兑汇票只要解决了信用问题，对于企业就是便利支付、便利流转、便利融资、便利应收账款优化结构、便利效率提高和减少成本的重要金融工具。”肖小和认为，随着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信息披露的充分性、真实性和适时性，它将为中国票据市场发展，特别是商业承兑汇票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具体看，征求意见稿共有10条。其中牵涉承兑人的要求有4条，对承兑人披露承兑信息及承兑信用信息和披露信息有具体要求，对承兑主体和承兑主体披露内容有了明确规定；牵涉到企业的有一条，即为加强风险识别与防范，取得商业汇票前，可在平台查询承兑信息；牵涉到金融机构的要求有两条，对办理贴现等业务，应通过平台查询相关信息，并通过引导和激励政策支持企业信用提升。 作为票据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的第一步，商业汇票信息披露平台已于今年年初上线试运行。今年1月16日，上海票交所上线试运行了商业汇票信息披露平台，首批上线试点企业21家。而截至6月5日，该平台累计注册用户327家，其中企业299家、财务公司28家。 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信息披露系统，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有何影响？现实中，部分大型企业对供应链上游的民营小微企业拖欠大量应付账款、造成不少上游小型企业资金周转不畅。而与企业赊账相比，票据更有利于保护持票人权益，规范商业信用。这也是人民银行、上海票交所等部门一直倡导应收账款票据化的重要原因。 对此，有票据行业业务人士表示：“商票签发是基于供应链上应收应付关系，在现实中，商业承兑汇票对应的往往是赊账或者应付账款。如果将商业承兑汇票和应付账款比较，商业承兑汇票是一种要式的付款承诺，肯定要比核心企业对供应商既没有付款，也没有承诺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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