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1日，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接受观察者网“中国论坛”栏目采访，全文如下： 一、美国政府高官近来频频出击，对中国肆意抹黑，造谣污蔑，大打出手，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美国部分政客抛弃基本的法律规则、外交准则和政治道德，表现出十足的政治流氓做派。美国政客如此堕落，您有何感想？ 你的问题一下子就点出了美国一些政客行为方式的两大特点：一是说谎张口就来，二是违法家常便饭。 不说谎，这是最起码的做人准则，更不用说政府高官和高级外交官了。你可以有不同观点，表达不满或反对，或者干脆“无可奉告”，但不能罔顾事实，无中生有。可现在的美国一些政客经常谎话连篇，尤其是诋毁抹黑中国时信口开河，说起谎来脸不红心不跳。什么美国重建了中国啊，中国会统治美国啊，美国和中国做生意吃亏了啊，新冠病毒是武汉病毒研究所人工合成的啊，中国窃取美国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啊，华为、TikTok等企业直接向中国国家安全机关提供个人数据啊，14亿中国人在国内受到监控、迫害啊，中国政府在新疆搞宗教迫害、种族灭绝啊，等等，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让人啼笑皆非，连三岁小孩都骗不了。有些热心网友正在收集他们的政治谎言，并打算汇编成册，这会是一个对全世界很好的反面教材。 再一个就是“违法”。众所周知，美国一贯对国际法合则用、不合则弃，对别人大讲国际法，对自己则讲“美国例外”，“卓尔不群”，可以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完全于法无据，从贸易加税、断供华为、禁用TikTok、抓扣中方人员，到售台武器、制裁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等等，没有一件符合国际法。长期以来，美国四处策动颜色革命，粗暴干涉别国内政，任意实施长臂管辖、武力威胁乃至斩首行动，简直无法无天。美国已经接连退出十多项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成了“退群毁约”的世界冠军。特别是在全球合作抗疫的关键时刻，美国无端攻击并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停止向该组织提供资金，这就好比大家都在忙于救火，美国却把水管给掐断了。这完全突破了国际关系的道德底线，完全违背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美国口口声声要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美国的规则就是强权，就是恣意妄为的特权。美国前驻乌克兰大使约万诺维奇女士就说，美国搞“无德外交”，不可持续，注定失败。 二、美国少数政客逢中必反，极力挑动中美意识形态对抗，要求其他国家都要为美国的反华政策选边站队，列举了一连串国家和地区，似乎他们都是美国的棋子或跟班。这种让别的国家为其政策当“炮灰”的做法，您认为行得通吗？美国是不是要把中美关系带入“新冷战”陷阱？ 美国近期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做法，是在挑动意识形态对抗，在21世纪复活“冷战”，让人感到“麦卡锡主义”的幽灵又在美重现。上世纪50年代，美国国内掀起了疯狂的反共浪潮，成千上万的华裔被怀疑为“间谍”，2000多万人接受了所谓“清查”，甚至3岁的小孩也要签署“忠诚宣誓书”。对于这一荒唐行径，英语里都留下了一句话叫“find reds under the beds”，意思就是“到床底下查找赤色分子”。现在美国对华人科学家进行“猎巫”行动，任意滋扰、抓捕中国留学生的做法，同当年麦卡锡时代何其相似。美国国内的华裔科学家、教授、学者，以及支持同中国开展合作的美国人，现在都噤若寒蝉，人人自危，随时都有可能被FBI约谈、搜查甚至抓捕入狱。这种以种族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很危险，不要忘了当年希特勒法西斯就是从反共和迫害犹太人起家的，我们不能不引以为戒。 美国的这些政客疯狂反共，渲染“赤色威胁”，实际上是企图用意识形态对抗定义中美关系，掩盖其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为其在国际上组建所谓“自由民主联盟”，构筑遏华小圈子树一个挡箭牌。但美国政客们搞错了时空，似乎已经忘了，世界早已走出冷战，人类已步入21世纪全球化时代。除了一两个小跟班之外，绝大多数国家拒绝被美国绑上战车，大家想的都是如何同舟共济战胜疫情、拯救生命、恢复经济，对搞意识形态对抗、鼓动“新冷战”不感兴趣甚至十分反感。日前，48个国家的前政要、专家学者发起“任何针对中国的新冷战都违背人类利益”的全球连线会议，发表14种语言的“拒绝新冷战”共同声明，可以说是对美国拉帮结派、分裂世界行径的有力喝阻。美国务卿蓬佩奥自己都承认，组建一个针对北京的国际联盟“是困难的”，对有那么多的国家支持中国感到“吃惊和失望”。 三、最近美国威胁关闭TikTok（“抖音”海外版），要求其在45天内出售美国业务，并签署了两份打压抖音和微信母公司的行政令。美国高官还频频对华为等中国企业和应用软件采取制裁措施。美国这样做意欲何为？ 你的问题让我想到日前朋友圈里的一幅漫画：一条大路的入口处树着一个美国路牌，上面写着“自由市场”，一只可爱的“TikTok”小猪边走边吃，可待它长到膘肥体壮，走到尽头却发现山姆大叔正拿着一把刀准备屠宰它。这是目前在美中国企业处境的生动写照。 这几天，美国打压TikTok的事情闹得很大。美国政府在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的情况下，对TikTok进行有罪推定，威胁在45天内强制出售或禁用它。TikTok为了求生存，近一年来一直与美方沟通，甚至不惜委曲求全，包括管理层全部聘用美国人，用户数据全都存储在美国和新加坡，公开审核政策和算法源代码，雇佣1500名美国员工，还承诺创造1万个就业岗位，等等。美方提出的几乎所有要求都满足了，但TikTok还是在劫难逃，即使被收购也要把大笔钱交给美国政府。这哪里是什么“交易的艺术”？分明是强盗的逻辑，明火执仗的抢劫！ TikTok有什么错？它就是一个给美民众提供休闲娱乐、才艺展示、交流分享的平台，跟国家安全毫不相干。然而匹夫无罪，怀璧其罪。TikTok“卖血”、断臂，美国仍要置它于死地，即使换血都不行，唯一真实原因就是它有中国血统。中国网友评价美国当局“吃相太难看”。针对一家中国民营企业，从总统到各个强力政府部门全都扑了上来，就像几只老虎张牙舞爪围猎一只小兔子。全世界的人都看在眼里，对美国这种巧取豪夺很不齿。 这也让我想到华为的遭遇。美国同样是以莫须有的借口，在全球剿杀华为，连孟晚舟这样一个弱女子都不放过，她已经被软禁在加拿大600余天了。不少中国企业都胆战心惊，高管都不敢涉足美国。人们不禁要问，美国一向标榜的自由市场、竞争中立、法治精神都到哪去了？有国际媒体评论说，美国犯了严重的“恐高症”，就是恐惧别国的高科技， 为此不惜采取“数字炮舰政策”。美国自身污迹斑斑，还针对他国搞什么“清洁网络”，把国际互联网变成了“美国单边网”。 四、美国在国际上大搞单边主义，动辄“退群毁约”，成了全球治理最大破坏因素，给全球稳定和发展带来巨大不确定性。对此您怎么看？中国在全球治理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美国在国际上大搞分裂、制造对抗、打压异己，唯恐天下不乱，使联合国、世贸组织、世卫组织等国际机构都陷入困境，种种有利于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的议程都推行不下去。美方这些所作所为，就是想搞唯我独尊的单极世界，把全球化变成美国化，把全球共治变成美国独霸，明显悖潮流、逆大势、违民意，是行不通的。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根植于“世界大同”“协和万邦”等中华文化传统，同时，这也反映了世界人民普遍的诉求。中国从来没想过统治世界，而是积极努力造福世界。中国的发展不是为了与美国争霸，而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是为了取代谁，而是要发挥一个大国应有的作用。疫情以来，我们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援助，同各国分享抗疫经验，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应对疫情，积极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在疫苗研发和分配问题上，中美表现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努力研发疫苗、并宣布其为全球公共产品。美国却试图大量囤积、垄断疫苗，表现出赤裸裸的自私自利。 从本质上看，中国和美国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问题上的矛盾，绝不是美国一些政客所说的威权专制与自由民主之争，而是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争、公平正义与霸权强权之争、天下为公与美国优先之争。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哪条道路才是人间正道，代表历史正确方向。全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应该敢于对美国单边强权说不，一起推动美国讲公理、守法律、走正道。 五、特朗普执政团队在各种讲话和行动中，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割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血肉联系，却号称和中国人民在一起。您对此有何评论？ 美国一些政客的反共言论，充分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国情的无知，对中国共产党的无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休戚与共，血肉相连，习近平主席那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名言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深厚的为民情怀。 让我们看看这些年，每当人民遭遇困难和灾害的危急关头，共产党员总是冲在第一线打头阵。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国3900多万名党员干部战斗在抗疫一线，支援武汉抗疫的医护人员中80%是中共党员。脱贫攻坚的主力军同样是共产党员。我们累计选派近300万名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有近800名扶贫干部牺牲在脱贫攻坚战场，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广西某扶贫村第一书记黄文秀，年仅30岁牺牲在扶贫路上。中国南方刚刚经历了水灾，奋斗在抗洪救灾第一线的还是共产党员。安徽省一个消防救援队政治教导员陈陆在搜救被困群众时英勇牺牲，用他的血肉之躯践行了共产党员“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冲锋在前”的誓言。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中国共产党干得好不好，不是由美国个别反华分子说了算，而是由中国老百姓自己来评判。近来美国许多学者都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快速回应人民关切，绝大多数中国人民都支持中国共产党并感到自豪。最近多家美国民调机构数据显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的支持率高达95%。一个政党拥有这么高的民众支持率，在世界上即使不是唯一，也是十分罕见的。 在过去中美交往近50年间，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两国关系的障碍，而是两国互利合作的引领者和推动力量。我不理解美国政客对中共的敌意从何而来？要知道与尼克松跨越太平洋握手的是中共领导人，与美方达成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也是中共领导人，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官员几乎每天都在和中共党员打交道，怎么突然间中共变成了美国的威胁和挑战？中共并没有改变，说明问题还是出在美国政客自己身上。 六、针对美国对华肆意打压遏制，国内外舆论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要忍一忍，不要和美国反华政客一般见识，被他们带入对抗的陷阱。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不能示弱，要坚决回击，针锋相对。您倾向于哪一种观点？ 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广交朋友，广结善缘。中国人从来都襟怀坦荡、以诚待人，不会咄咄逼人，更不会仗势欺人。但谦和有礼不意味着不讲是非、放弃原则。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和民族尊严的问题上，我们无路可退。我们如果退避三舍，他们就会要求退避百舍，以切香肠的方式步步紧逼，没完没了地损害我国家主权和尊严。对于美方一些人信口雌黄、造谣污蔑，如果我们总是忍气吞声、无动于衷，很容易误导国际舆论，让谎言大行其道。别忘了，当年美国就是靠一小瓶“洗衣粉”毁了伊拉克，叙利亚也是因为几张所谓化武袭击的“摆拍”照片而平白无故遭受军事打击。我们绝不能允许这样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我们的原则很明确，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不会随小人起舞，但也绝不容他们胡来。我们从不打第一枪，每一步都是后发制人，都是防守反制、绝地反击。再说，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我们什么大风大浪、枪林弹雨没见过。历史上美国没少对我们进行各种围堵、制裁，我们也挺过来了，而且道路越走越宽广，前途越来越光明。小平同志讲过，“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最近，美国宣布制裁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11名官员，并没有吓倒我们。相反，都觉得上美国制裁名单很光荣。美国的制裁名单变成了一份“表扬名单”。 有人说中国外交更加强势、在国际上更加咄咄逼人，是导致中美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对此我很不认同。对外扩张、称王称霸不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但中国发展了，进步了，自然就应该为国际社会多尽责、多作贡献，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比如，中国的联合国会费占比由20年前的1%增到现在的12.5%、维和预算占比增加到15%；我们是联合国五常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我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也比过去大幅增加。这有什么不好呢？有什么可指责的呢？美国一些人过去批评中国“搭便车”，但当中国为世界出钱出力，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时，又被指责为带有战略意图、有争霸野心，这是不是自相矛盾？ 七、中美关系越来越严峻，您认为这种严峻局面还将持续多久？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中美如何相处，不仅攸关两国17亿人的福祉，也关系到全球70多亿人的未来。对于中美关系，不能只看眼前，不能被极少数反华势力带偏节奏、带错方向。要把中美关系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放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潮流下来看。有些问题也许一年两年解决不了，但我们要肩负起历史责任来，向前看，看长远，跳出当前选举政治，走出情绪化思维，回归理性务实，从落实王毅国务委员提议的“三份清单”入手，就不难找到出路。 首先要对话沟通。对话不能中断，尤其两国外交部门不能陷入“无线电静默”。就是再困难、再复杂的问题，也要拿到桌面上来谈，不沟通怎么能解决？我本人已做好随时与美方同行对话的准备。其次要聚焦合作。有很多领域可以也应该合作。抗疫合作应是当务之急，人命关天，合作为要。此外在经贸、执法、禁毒、地方等双边领域，气候变化、减贫等全球治理问题和朝核、中东、阿富汗等热点问题上，双方还有很多协调、合作空间。第三要管控分歧。两国有分歧是正常的，但要以理性和务实的态度处理分歧。尤其不能人为扩大分歧，更不能制造新的分歧。双方问题已经够多了，不能再做加法，而要想办法做减法。未来几个月十分关键，我们要保持定力，不被各种极端势力所左右，牢牢把握两国关系的正确方向，确保其不失控、不脱轨。
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座谈会近日在京召开。 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彭立峰在会上表示，随着金融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金融衍生品市场在支持货币政策调控、维护金融稳定、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的作用越发显著，是提升银行间市场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衍生品市场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理念，平衡好市场创新与规范发展的关系，有序推动解决制约市场发展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问题。人民银行将与自律组织、基础设施机构共同做好市场管理与服务，也希望市场机构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市场发展。 与会代表围绕金融衍生品市场近期市场热点问题进行了研讨交流，建议持续优化交易机制，创新发展信用违约互换指数等产品，加强基础设施支持作用，推动终止净额、信用衍生品资本缓释等制度完善，做好与国际衍生品监管政策的衔接，推动市场纵深发展。 交易商协会表示，将继续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政策精神，落实“六稳”“六保”的工作要求，在人民银行的正确指导下，充分发挥自律组织作用，依托金融衍生品专业委员会，加强创新产品应用和市场参与者培育，不断完善金融衍生品市场相关制度和机制，推动金融衍生品市场健康规范发展，助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常佩琦）
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问题，现在大家可能很多都是就事论事，从理论上、从体系上讨论到底怎么去做好它们两个的配合，我觉得可能还得做一点基础的工作，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交流几点看法。 第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货币是信用货币，为什么货币一定要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我们知道实物货币不管是黄金、白银等等，这是实物，它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货币的供应必然受制于整个货币材质的问题，比如黄金、白银的储量也好、供应量也好，都有所限制。所以货币供应很难跟我们可交易社会财富的规模变化适应起来，这样的话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货币的价值尺度这个功能很难保持基本稳定，核心的功能如果受到很大影响，经常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话，整个货币体系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最后大家意识到，特别是金本位之下，纸币出现以后，可能货币不再一定是黄金，而可能是一个社会财富价值的替代物。大家逐步意识到，要发挥好货币的价值尺度这个核心功能，应该努力地使一国的货币总量跟这个国家主权范围内可以用法律保护、可交易的社会财富的规模相对应，这样就使货币的投放和总量能够得到灵活的调节，从而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 因为这一条，所以原来充当货币的实物（金、银）必须退出货币的舞台，回归它作为社会财富的本源，而货币则必须脱离自然的实物，转化为纯粹的价值尺度或者一种计量单位，成为社会财富价值的表征物，或者现在它是一个价值证券化的产品。这样就带来一个变化，今天的信用货币是建立在整个国家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财富的基础之上，所以信用货币也叫作“主权货币”或者“法定货币”，信用货币的信用指的是谁的信用？传统上讲，有的说那就是投放货币的央行的信用或者是政府的信用、财政的信用，我认为都是不准确的，这就是国家信用，它的基础是这个国家的主权范围保护内的可交易财富，这是它的信用基础。因此货币也就不再是央行的负债，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经常讲货币是央行的负债，大家怎么能说货币是央行的负债呢？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拿着人民币跑到央行说我不要你的人民币，你必须给我换黄金或者是美元，这是不可能的。进到信用货币之后，和金本位下的纸币是两个概念，只是国家把这个货币投放权、监控权交给了央行而已，它也不是政府或者是财政本身的信用。货币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最大的突破就是突破了货币供应受到实物供应的限制，使这个货币总量可以更好地跟财富变化对应，使它的货币投放具备了更大的灵活性和可调性，这是我想讲的第一条，大家讲货币的时候，首先要明确今天的货币是信用货币。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的投放很容易造成超发？今天很多都在说货币好像是超发了，跟信用货币怎么投出来是有关系的，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是怎么投出来的呢？第一块就是货币投放的机构直接购买货币的价值锚定物或者储备物，比如说直接购买原来曾经充当过货币的黄金与白银，或者是国际硬通货来作为它的货币币值确定的标准，而且作为它价值的一个支撑，这个叫作货币储备物，这个也是货币投放最严格意义上的一种“基础货币”。但是这个基础货币并不是越多越好，它很重要，确定货币的币值有利于增强社会的信任，甚至还可以有一定的传承性。它并不是信用货币脱离了金本位制之后跟黄金一点关系没有，人民币的币值是多少，很多是一两黄金值多少人民币，美元是一盎司黄金值多少美元。汇率是多少汇率，还是通过黄金作为中间比较联系，不是绝对的但是有很大的联系。然而基础货币不是越多越好，因为央行买了这些储备物实际上是冻结起来了，央行买的储备物投出去的货币，货币是流通的，如果全部靠央行投放储备物的话，最后的结果是流通的货币里面对应的财富就没办法对应了，因为很大一部分流通不起来，被冻结起来了，所以应该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必要的范围内。剩下的怎么投出来呢？剩下来的货币就需要由货币投放机构以投放贷款或者是购买债券的这种间接融资的方式把它投出来。为什么要这样投出来呢？实际上就带来一个问题，货币总量要和财富规模对应，财富是五花八门非常复杂的，谁来判断它有没有、有多少、怎么变化的？实际上是很难的，需要把社会主体引进来，社会主体可能永久财富或者是将来在一段时间里拥有财富，可以有货币，你可以以你的财富做抵押，去借钱，这样就把全社会的主体引进来共同判断到底这个社会有多少财富，货币投放机构就以到期能够归还本息这种信用的方法把货币投放出来，这是我们今天货币投放越来越重要的渠道。 由此大家可以看出，今天信用货币投放最主要依赖的是社会负债的增加，没有社会负债除非央行往大街上撒钱，央行要往大街上撒钱的话，货币体系就崩溃了。因此主要就是靠社会负债的增加，没有社会负债的增加，我们央行货币投放机构要想把货币投放出来其实是很难的。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社会负债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货币的质量，我们经常说货币超发或者货币好不好，其实是没有标准的。货币总量和GDP的比例各个国家是不可比的，它的融资结构、附加值的高低存在很多不同的问题，但是有一条，如果这个社会负债里边有大量的呆账损失没有及时确认和及时有效的处理的话，就意味着投放出来的货币里面越来越多的是没有可交易财富做对应，这就一定是货币超发，货币就一定会贬值，货币质量是没有保证的。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要依赖这种扩大社会负债来投放货币，同时又要很好地控制社会负债的质量，怎么控制呢？就是要强化借贷双方的财务约束，不管是借钱的一方，还是投放货币的一方，如果这个控制得不好，造成资不抵债，最后都应该破产清盘或者被清除，从而把多余的货币从账上消掉，否则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天可能有的国家在大量投放货币，有的国家好像没那么大，但是实际上最大的威胁不在货币量的大小，而是在社会的负债里面，债务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质量是不是比较高，如果不是的话这个货币质量都是很可怕的。 通过这样货币投放出来，我们希望通过控制它的总量来保证货币的质量，但是还是带来一个问题，央行怎么控制货币总量？需要使货币总量和财富规模相对应，直接完全对应很难，所以大家才折中一下，找到跟社会主体生活生存最直接相关的终端消费品密切相关的样品拿出来来做一个CPI的监控。CPI的变化，近似地表现货币币值的变化，通货膨胀了，就控制一下货币投放，通货紧缩了就扩大投放。但是这也带来一些问题，第一，CPI的组成是不是能真正表现出货币币值。第二，因为出现了投融资的问题，我们又出现了金融交易的市场，由于金融交易市场大量的货币不是直接流向社会终端进行直接消费品财富的交易，而是很多流向了交易市场，成为交易市场的保证金存款了，这些东西的变化会影响金融资产的价格，而不会直接影响到终端的CPI价格的变化。第三，今天所有国家货币政策目标没有追求通货膨胀为0的，至少都是2%以上，因为弗里德曼他们也说2%-5%的通货膨胀率属于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温和通胀率，实际上大家看各国的通货膨胀率目标里面没有是0的，都是2%以上。第四，为了控制社会负债的质量，强化货币投放进一步的约束，就要把投放机构分成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因为有投放货币的基础货币的权利，有控制货币总量的权利，如果让它直接面向社会去通过贷款、买债券的方式做投放的话就带来一个难题，如果它投砸了，形成不良的时候，不存在倒闭的问题，可以继续投，最后也会造成货币体系不断恶化。基本上各个国家都有要求，央行干央行的活，把直接面向社会去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这一类的工作交给商业银行，什么叫商业银行？就是它要受到财务约束，如果资不抵债也得破产清盘，中央银行最后就变成最后贷款人，商业银行去投放哪种派生货币，中央银行再去做最后贷款人去调节整个市场的流动性。这就造成整个货币传导机制上，带来一个央行到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到社会主体的这种二元结构，社会传导体系就比较复杂，这些原因都会造成货币的投放，造成整个社会的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的增长，一定会超过社会可交易财富规模的增长。理论上它应该是对应的，但实际操作上它一定会出现社会债务和货币总量的增长，超过了社会财富增长的速度，最后的结果就是不断的货币总体趋于贬值，长期来看货币一直是处于贬值的状态。 货币贬值好不好呢？其实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货币贬值同时是一个社会财富分配的重要机制。当讲到社会的财富分配的时候，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财政，是财政税费的征收和分配，但实际上通过货币贬值来实现财富从货币性资产持有者这个角度，无形之中转移给那些扩大负债，相应地扩大投资和消费的群体，是一个更广泛、更深刻，一般人还不知道的，很容易实现的分配方式。所以大家会看到，从这一条上来讲，从信用货币体系发展的内在机制上来讲，它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货币政策的财政化已经出来了。不管承认不承认，货币政策通过货币的贬值来调节，逆向调节也好其他也好，来实现财富的分配，促进社会的投资和消费，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它已经在往这个方向走了。这样的话，信用货币体系发展到今天，它内在必然产生一个结果，社会负债和货币总量的增长必然超过社会财富增长的速度。总体来看，货币币值一定是不断降低的。 那么长时间下去会怎么样？特别是现在各个国家的政府都要取悦于民众，在好的时候逆向调节可能会有所控制，但是当不好的时候，一定会倾最大力气去刺激经济社会的发展，很多超发的，理论上应该在经济回暖的时候把它收回来，但是实际上都是收不到底，只能在进一步扩大投放。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信用货币体系的出现最大的突破是突破了货币供应受制于货币实物，原来实物货币下面的实物供应的约束，它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货币总量很难控制住，很容易超发。 第三个问题，现在超常规的货币政策可能是信用货币体系发展的一种无奈之举。因为前面讲到货币总量越来越大、越来越超越社会财富的增长，相应的，经济金融的波动其实也是越来越大的，短时间里面逆向调节可能控制住，但是实际上是在积累，积累得越来越大，波动性也越来越大。当“黑天鹅”、“灰犀牛”等重大事件冲击的时候，当遇到金融危机可能爆发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无动于衷，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加以对抗，这个时候，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就必须得相互配合，积极发力。 在这里边讲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实际上现在都是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它们的目标是主要运用于逆向调节，目标是一致的，保持经济社会、金融的稳定，所以实际上是难以绝对分开的。当遇到这种危机的时候，央行大幅度降低利率，降到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社会主体、企业个人、家庭的投资和消费的意愿下降的时候，政府可能就要开始扩大开支来进行刺激。当人们不愿意去买政府债券的时候，可能最后也就只能是央行出来买，是直接买还是间接买都是其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是有内在逻辑，现在这个信用货币体系可能只是早晚的问题。今天大家看到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日本、欧洲、美国）走上了零利率、负利率或者是量化宽松，或者是直接的赤字货币化的道路，包括英国这次央行直接给财政一个透支的额度，我觉得这些都是形式，只要能运用得好，投放出去有好效果，形式是其次的，没什么问题。 第四个问题，中国必须要做好运用超常规政策的准备。现在我们中国确实还没有到，利率水平还远远高于0，十年期国债的利率水平现在还在3%上下波动，基本上是低于3，5月份一度低于2.6，但是现在又反弹。财政的赤字，今年“两会”批准的是财政赤字3.6%，好像都还很低。但是我认为我们透过这种现象看到本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9年全面深化住房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改革之后，我们把大量的资源变成了收入，收入再转投资，投资再加杠杆，从而促进了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大量的国际资本和产能流到中国来，整个国家快速发展了十几年。但是中国财政收入结构、货币投放结构等等因素，在2015年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在2015年之前中国财政收入里边的资源性收入（土地矿产、专卖权、政府收费等等）在财政收入里面的比重不断上升，相应的政府的收支压力在缓解，各种优惠政策不断地出台，税费的征管在不断地放松，但是到2015年开始，各地政府的财政收支的差额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财政收入里边资源性收入占比快速下降。但是恰恰因为经济下行，维稳的支出，财政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怎么办？ 财政第一个就是要强化征管，大家知道现在征管力度不断加大，尽管税率可能没有提高，甚至还有所降低，但是因为征管加强了，大家的税费负担感觉明显加强。比如在座的各位，可能原来有好多单项的收入直接就是税后的，是不用交税的，但是从2019年开始全部个人要统交，自己要申报，另外要加起来看看你要交多少，可能很多人都要交45%，是很大一块税。尽管这样，征管的空间是有限的，更多的财政开支来源从哪儿来？就是增加负债，政府的负债急速增加，很大的问题是2015年之后财政收入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时候非要降低社会负债率、杠杆率。我认为缓一点，不要过于猛地增长是对的，但是要想去杠杆，要降低，会对地方政府构成极大的压力。现在大家看到社会负债，政府的负债急速扩大，可能到底政府负债多少不大清楚，但是看央行披露的资产负债表里有一个存款性机构概览里面有一个叫“对政府的债权（净）”增长速度非常快，2015年之后每年以5万亿的速度增长，大家就知道接下来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有多大。 第二个是货币投放的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999年之后，2014年之前这段时间，我们国家货币的主投放渠道是买外汇，形成外汇占款，我们的基础货币投放，从1999年底的1.41万亿，一路上涨到2014年5月份的27.3万亿，增长了将近26万亿，这是基础货币投放。这么大的基础货币投放之后，整个货币投放量就在扩大，央行被逼无奈要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等方式往回收。但是2014年下半年开始，特别是2015、2016年两年，外汇储备急速下行。央行外汇占款随之减少。到现在，央行外汇占款已经比高峰期的时候减少6万多亿，央行外汇占款减少意味着从商业银行把存款收过去了，但是社会经济稳定发展需要货币稳定地增长，钱从哪儿来？大量地要靠商业银行扩大贷款或者是购买债券来投放。大家会看到，投放结构变化以后带来一系列变化，比如说社会负债一定会上涨，还本付息的压力一定会增加，整个商业银行的经营压力也随之增加，包括补充资本金。前面曹远征也说到一个问题，一方面央行冻结了十几万亿的法定存款准备金，一方面在回笼6万多亿基础货币的同时，商业银行又要扩大投放，流动性紧张怎么办？央行只能再去拆借出来，拆借商业银行，他们的利率是完全不同的，对商业银行有很大的影响。 这样一些问题都是来源于我们2015年一个重大的转变点，今天还是没有得到充分的认知，这不是以谁的意志为转移，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础轨迹的变化。当然，2015年还发生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从2014年下半年股市大涨到2015年股灾的爆发，留下了很多后遗症等等。 今天我们整个经济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到了2020年，疫情的暴发，国际关系的复杂，更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出现更严峻的形势我们怎么办？很大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必须得看到在我们国家财政和货币、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等好多边界是不清晰的，所有都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这样一个体制下，我们要不要必须把它非常清晰地区分开来，什么是财政政策，什么是货币政策，它们怎么样协调，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现在经济恢复得很快，远远不像西方危机一来，政府负债急速扩张，我们中央财政的赤字好像扩张都很小。但是在疫情来了的时候，很多企业经营困难，要裁员、降薪的时候，政府又要求不能轻易裁员降薪，这个时候压力就压到企业身上，企业缺钱怎么办？我们要求金融机构要贷款，实际上又把这个压力转给了货币，又要金融机构让利，等等，有很多的要求。所以在这个方面，到底我们的实际状况是什么状况？是不是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好？另外我们社会债务里面的质量到底怎么样，我们的金融资产的不良率到底是不是像表面上看的那么好，如果出现大的问题的话，金融机构，最近大家看到的银保监会、证监会不断扩大接管的范围，会不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即使我们现在还用不上零利率、负利率，用不上量化宽松，但其实量化宽松在中国早就用了，只不过不像西方那么明显而已，而且应用得很流畅，特别是财政要不要真正把它明确，哪些是政府的负债，政府用什么方式来获得这些资金，货币怎么投放，一定要提前研究，不能等到问题出现的时候，大家还没理清楚，不知道怎么办，那是很危险的。 实际上，要想理清楚很难，而且理得越清楚，受各种约束的东西也越多，这也是中国的现实国情。前面在讨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时候我一直强调，形式不是问题，最最重要的是说我们怎么保证政府的逆向调节，财政也好，货币政策也好，逆向调节的效果一定要好。我们现在确实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没有理清楚，短时间想理清楚是很不容易的。刚才讲到的央行与地方、政府与企业、财政与货币的边界，实际上又涉及到根本上的问题，就是整个国家的管理体制和治理机制，我们在现有体制下能不能理清楚。前面像各位老师也都谈到了，现在什么叫国家外汇，央行用人民币购买的外汇是否叫国家外汇，还是应该由国家财政余额买的外汇才叫国家外汇，在今天政府的债券中央一体化管理的情况下它们俩应该怎么管、怎么用，这些问题我认为可以探讨，但是可能马上要理清楚真的不容易，所以我强调：形式不重要，实质是一定要把政策用好，把效果用好就OK。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作者在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月度研判例会上的发言）
的卡利卡特（Kazhikode）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并断成两截，造成至少17人死亡。 《印度教徒报》报道，根据印度民航安全咨询委员会2011年向民航部提交的航空安全报告,发生事故的卡利卡特国际机场10号跑道存在问题。 该委员会的成员Mohan Ranganathan称，发生事故的10号跑道端的下坡非常陡峭。跑道端的安全区域长度只有90米，应该至少200米。
借权生钱终落空 公职人员违规参与民间借贷问题透视 “市中院原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孙世芳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对市中院乃至全市法院系统政治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近日，山西省运城市委第三巡察组进驻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为期3个月的巡察工作。巡察动员会上被“点名”的孙世芳曾先后8次参与民间借贷获利近200万元。针对孙世芳案暴露出的问题，运城市中院组织开展了集中整改，所有人都提交了违规参与民间借贷问题自查自纠表。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了对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的钱款、通过民间借贷等金融活动获取大额回报等影响公正执行公务行为的处分规定。公职人员违规参与和组织民间借贷，究其原因是“利”字当头，以至忘记了党纪党规。 日赚万元生财有“道” “手里有些闲钱，有机会帮忙放出去吧，赚些利息。”孙世芳与某房地产公司负责人蔡某认识后，提出了“用钱生钱”的想法。 当时蔡某有个案子在人民法院审理，找到了孙世芳帮忙给办案人打招呼，正想找机会感谢孙世芳。在蔡某看来，“围猎”孙世芳的机会来了。 “利息收取多少就给你多少，我中间不赚钱。收不回来，我承担损失。”蔡某的一番承诺正合孙世芳的心意。 而蔡某也是别有用心，想先让孙世芳挣钱，通过给好处跟他处好关系，再顺势提出自己的需求：“以后案子上的事要多帮忙！” “有个油脂厂要用钱，月息2分。”蔡某告诉孙世芳消息后，孙世芳先后两次给蔡某提供资金276万元。 因为孙世芳转款时间太长，其中100万元一直留在蔡某的企业账户上。但蔡某收回借款后，依然如期如约支付了81万元利息。 不久后，蔡某再次找到孙世芳，说有人需要用钱，100万元每天利息3000元。孙世芳给蔡某提供资金370万元。4天后，孙世芳获取利息4.44万元。 15天，获利18万元；4天，获利3.6万元；10天，获利9万元……孙世芳先后8次通过蔡某把钱借给他人，获利近200万元。 “用钱生钱”屡试不爽，尝到了甜头的孙世芳甚至开始借钱“生钱”，两次从司机韦某处筹集借款140万元。 “这些钱看起来似乎取之有道，是他‘挣’来的。但实际上还是靠手中的公权。”审查调查人员介绍说，从吃吃喝喝、收受礼品礼金，到通过案件收受好处费，再到“用钱生钱”，孙世芳彻底沦为金钱的奴隶。 作为回报，孙世芳应蔡某请求，利用职权，通过某县人民法院时任院长、主办案件法官为蔡某所涉案件说情打招呼。该案件上诉至市中院后，孙世芳又将相关负责人叫到自己办公室，让其随时汇报案件进程，尽量保证蔡某利益。在蔡某妻子所涉民事案件上，蔡某再次请求孙世芳向主审法官说情。 纸终究包不住火。2019年1月，孙世芳被运城市纪委监委审查调查，9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零六个月。 依附职权影响违规获利 梳理发现，党员干部违规参与民间借贷获取高额利息，并非个案。背后，皆是一个“利”字作祟。 利，因何而得？ 一些党员干部利用职权为管理服务对象谋取利益，然后将资金出借给管理服务对象并获取“较高”利息。孙世芳通过蔡某先后8次将钱借给他人，借贷期间为蔡某的相关案件说情打招呼，严重影响公正执行公务。运城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有关负责人表示：“这种借贷关系，依附于党员干部岗位与职权的影响，实际上是一种权钱交易。” 从通报的情况看，这类情况并不少见：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原党组书记、厅长施平违规通过民间借贷获得巨额利益；湖南省邵阳市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市总工会原主席王长忠利用职务影响通过民间借贷活动获利；山东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主任委员刘士合从事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民间借贷活动…… 钱，从何而来？ 有些别有用心之人，打着民间借贷的“幌子”，变相行贿受贿。浙江省金华市政府原副秘书长申屠福华担任东阳市委副书记后，不少找他帮忙的人表露出让其“入股收息、一起发财”的意思。起初申屠福华还分散地从别人那里借几十万元、上百万元去“投资”，获利后立即归还。随着胆子越来越大，他将借款的对象集中到了自认为有钱又大方的老板“朋友”身上，并用借来的钱高息借贷转贷，滚动“投资”。 有些党员领导干部则利用贪污、挪用的公款或受贿所得、利用公权力无偿借用资金从事借贷活动，资金来源本身就是违纪违法所得。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原党委书记、厅长，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原第一政委陈栋桥无偿借用管理服务对象资金放贷，获取大额回报。 调查发现，一些违规民间借贷与涉黑涉恶问题相伴相生。有的党员干部直接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有的则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相互交织、提供保护，利用高利放贷获取非法利益，从而实现权钱交易。 据甘肃省纪委监委通报，2016年以来，陇南市武都区安化镇曾街村党支部原书记张四平入股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该公司名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并高利放贷，采取暴力恐吓、滋扰纠缠、聚众造势等手段向借款人催收账款，多次实施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等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和金融秩序。张四平受到开除党籍处分，涉嫌违法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违规民间借贷不仅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也给群众利益带来严重损害，这就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严肃查处党员干部违规参与民间借贷行为，斩断以权获利的寻租链条。 压缩违规借贷寻租空间 孙世芳等案发生后，运城市纪委监委对党的十八大以来该市公职人员因违规参与民间借贷问题受到处理的案件进行梳理，形成调研报告，对公职人员违规参与民间借贷的主要表现形式及特点、原因、危害等进行了分析。 为专项整治公职人员违规参与民间借贷问题，今年4月，运城市纪委监委印发工作方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公职人员违规参与民间借贷问题专项整治。同时，制定出台《运城市纪委监委优化营商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行为导则》，划定政商交往“禁止区”，规定不得以本人、近亲属及其他特定关系人名义，在管理服务企业中筹资借款、投资理财等谋取不正当利益。 永济市人民法院原审判委员会委员、正科级审判员、执行局员额法官李平海利用职务便利违法进行高利放贷；平陆县原工商局副局长杜锁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运城市纪委监委选取近年来6起公职人员违规参与民间借贷的反面典型案例进行党内通报，进一步严明纪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要求全市党员干部举一反三、引以为戒。 “我们将公职人员违规参与民间借贷问题自查自纠情况报告表和承诺书纳入党员领导干部廉政档案，作为对违规违纪问题处理的重要依据。”运城市纪委监委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该市10万名公职人员对照4方面22个问题逐一自查自纠，填写了“一表一书”，通过自查自纠发现问题126个。 运城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将整治任务纳入日常监督重要内容，把整治违规参与民间借贷问题作为落实日常监督责任的重点。在自查自纠阶段结束后，通过集中查处、以案促改、建章立制、核查验收等工作，把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引向深入。 “从问题线索来源看，除群众举报、审查调查发现外，也有审计、法院移交的。”运城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一方面认真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涉及公职人员违规参与民间借贷问题线索，另一方面，与公安、检察院、法院对接，将近年来办理的公职人员违规借贷、非法集资等案件逐一过筛。 近年来，针对监督执纪中发现的问题，除了抓好案发单位的整改，各地普遍注重举一反三，推动系统整治。 浙江省纪委监委开展领导干部违规借贷专项治理，去年以来，全省共处理违规借贷272人，涉及金额4.18亿元。在此基础上，该省制定出台了《防止领导干部违规参与民间借贷行为规定》，严禁与管理服务对象发生借贷、担保、居间介绍等民间借贷关系。更不得收取利息，或者以收取介绍费、中介费、有偿担保费等形式进行营利性活动。明确规定，根据领导干部违规参与民间借贷的情节轻重，进行谈话提醒、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直至党纪政务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金华市针对案件查处发现的党员干部“违规借贷、违规持股、违规房产交易”和“一家两制”利益冲突问题，在全市深入开展“三清理一规范”专项行动，共有6.5万余名党员干部进行了自查，对涉及违纪违规的党员干部提醒谈话471人、批评教育或责令检查223人，组织处理22人，党纪政务立案46人。 近期，根据近几年监督工作中发现的部分基层干部参与民间借贷，个别老板以借贷为名行“围猎”之实的情况，广东省佛山市纪委监委在为全市1132名纪检监察干部建立廉政档案过程中，首次收集“本人及配偶或以他人名义向本人管理和服务对象、社会老板借贷款情况”“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为所有权人或共有人的房产情况”以及“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情况”等相关情况。为防止瞒报行为，该市将开展随机抽查，一旦发现不如实填报或弄虚作假的，将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记者 李灵娜)
由于前期货币的相对宽松导致宏观杠杆率快速上扬，进一步引发大家对一系列金融参数变异的担忧。这种担忧最后的落脚点在于宽信用的货币政策定位在下半年是不是应该做出进一步的调整，政治局所做出的关于金融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等系列政策承诺是否会打折扣等问题之上。注意到以下两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杠杆谈杠杆意义并不大。 第一，信用宽松下，资产价格出现一系列的变化是一种正常现象。 第二，在疫情冲击下，中国资产价格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偏离在世界各国是最小的。 因此，在资产价格变异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出现一些战略性的调整，必须做出一些全面的评估和深入的研判。 如果我们把一些参数放在更开阔的视角里进行分析，可能会发现问题并不是完全像从指标到指标所得出的结论那样。 1、我们把目前资产价格的变化，即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宏观杠杆率的变化放到过去几轮宽松条件下来进行比较，会发现这一轮的货币宽松和信用宽松是相对审慎的。这与我们稳健性的货币政策以及配合型的货币政策定位是匹配的。 2、如果放到全球视角来看，由于中国的疫情对中国金融市场没有带来根本性的影响，特别是股票市场没有像欧美出现史诗性的变化，流动性没有出现像欧美一样超级的紧缩。因此，我们所看到的信用宽松，央行资产负债调整与欧美实际上不属于同样的范畴。 3、如果下一步货币政策定位要进一步配合财政政策，配合下一步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那么延续当前的货币政策总体定位依然是适宜的。在一些价格空间上依然是有一定的调整空间的。而不是像大家所考虑的由于我们资金价格下调和信用持续宽松扩大会酿成颠覆性的一种错误，出现像以往“四万亿”刺激计划以及1997年、1998年财政货币刺激计划所带来的资本市场虚高，房地产过度泡沫。 我们看到过去的年份里，对于整个金融市场的整顿，对房地产市场的整顿，以及宏观决策者对于房地产市场这种战略定位，实际上已经使一些政策的缺陷得到了根本性的弥补。大的经济系统就像一个牛皮袋一样，充满了水之后一定会有漏水的地方，那么是否因为这个皮袋漏水就不向里面注入流动性？ 当然，我认为，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 1、目前我们经济复苏刚刚开始，也就是说行政性复工复产刚刚完成它的使命。而经济良性循环刚刚起步，如果在这样的关键时期进行政策的过大调整，对于我们快速启动有效需求，快速推进经济大循环的常态化和稳固基本盘是非常不利的。 2、目前国际国内环境已经形成了进一步实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良好基础。 从国内来讲，过去五年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获得很多成效。我们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高质量的资本市场新战略方面，必须进一步往前推动。如果不往前推动，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的改革因为半途而废反而成为结构调整和经济循环的绊脚石。这就把很多社会经济发泄的渠道堵死之后却没有开辟新的渠道，这样带来的问题会更大。 从国际环境来看，中美之间这种冲突，无论是从技术战，贸易战还是金融战几个层面来看，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资本市场。这种需求不是简单地进行一般融资，一般承接流动性，而是要有更明确的需求——金融不仅要服务于实体经济，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于产业升级，不仅仅要服务于我们的创新战略，更重要的是服务于我们的科技创新战略。因此，目前我们就会看到几大问题。 （1）中概股的回归。 （2）美国对于香港金融市场的全面打压。 （3）最近美元指数急剧下降，以及美国对于香港联席汇率挑战和质疑。 （4）更为重要的是，下半年美国金融市场和全球金融市场进一步的调整，可能会给我们形成进一步改革资本市场的良好外部氛围和战略性资源支撑。 总书记在博鳌论坛和进博会上所谈到的“金融开放”战略如果进一步落实，进一步将我们的科创板、注册制和统一债券市场一系列制度加快地往前做，对于加大我们内部循环的战略性主体是个最好的时机。在这个时机里，我们对于目前金融指标的一些变化进行过激的反应、并采取非常态的监管可能不利于我们化疫为机，变乱局为新局。所以，我感觉： 一是目前脱实向虚的问题应该交给常规化的监管政策来进行管理和实施；二是战略性的问题，中国经济常态化复苏所需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不能进行转向，虽然可以在一些着力点上、工具上做一些调整，但总体面不应该做出调整；三是我们必须要抓住目前国际国内重大化疫为机的战略机遇期，对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应当进一步全力推进。 那么如何在稳增长和稳杠杆之间来进行权衡？特别是国内经济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这个新格局下，稳增长和稳杠杆是过去这些年里一直面临的两难冲突之一，当然，实际上也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一个两难冲突之一。但这个两难冲突实际上并没有像以往那么强烈，原因很简单，恢复国内经济大循环基本盘，实现中国经济全面复苏的任务依然是压倒性的、首要性的。因此，在稳增长与稳杠杆之间，目前保市场主体，保居民就业，保民生，这“六保”实际核心的落脚点汇聚到一点就是“保增长”。 可以看到美联储所出的很多公告，欧洲中央银行对于持续量宽的解释，对宏观杠杆率和债务率传统约束性的指标进行了全面放弃。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在“生”与“死”的这种决策上一定是要选择“生”。目前，对于欧美来讲，“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持续保持量宽，保证零利率超常规政策的持续实施。这对于他们来讲已经很明显，但对于中国来讲，由于疫情冲击的风险性质不一样，疫情复苏的阶段也不一样，目前我们在稳增长与稳杠杆之间的权衡并不是当下面临的核心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依然值得我们考虑。 第一，随着疫情常态化，疫情冲击的中期化，我们对于持续宽松所带来的杠杆率一定要高度重视，也就是说未来的核心就在于控风险。如果我们对于下一步风险没有很好的控制，相信在中期稳增长是不可能的。 第二，大量的金融扩张所带来的后遗症，杠杆率持续上扬所带来的循环和结构性问题往往具有强烈的滞后性和隐蔽性。目前，大量的宽信用直接可能会导致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出现恶化，导致银行稳健性出现恶化。我们就会看到，欧美对于未来银行业面临的呆坏账的变化，已经在积极地提高它的拨备率，坏账冲销率，加大资本支持的力度。当然，这也属于巴塞尔III新协议里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可能会带来一些短期的收缩，但这就有一个权衡，到底银行和金融机构在目前短期状况下，稳健程度会不会因为过度稳健而保守，会不会因为过度激进而导致崩溃。 在中国当下，由于我们拨备率已经很高，现在更重要的是补充我们的资本金。目前不是大型银行的问题，而是中小银行，村镇银行、农商行、城商行，这样的银行在过去成为救助中小企业，支持中小企业的核心主力军。我们在最近发现，很多中小银行自身出了很多的问题，用中小银行去救助支持中小企业，带来的结果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比问题本身还要糟糕。因此，当前重要的是对中小银行本身的救助，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救助中小企业本身同等重要。因此，这就需要一个很重要的结构性调整，而不是总量性的调整。 虽然目前稳增长和稳杠杆之间没有像以往那样出现强劲的两难抉择，但是我们一定要考虑到中国金融的特性，考虑到这场疫情的规律。我们要高度关注目前放大杠杆过程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这是实现我们内部大循环高效、顺畅、稳健很重要的把手。目前我们思考一些问题，主要不是来源于近忧，而是来源于远虑，把这些问题权衡好，抓住主要矛盾；同时兼顾一些次要矛盾和未来可能演化成主要矛盾的次要矛盾，我们就能够把下半年的经济政策定位好、把握好。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2期）上的发言
近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通过网络会议形式召开了主题为“中期展望：当前宏观形势与经济走向”的专题研讨会，邀请政府部门有关负责人、专家学者与市场人士就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下半年经济走向、相应的对策建议等进行分析与展望。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作主题发言，解答了与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相关的三个核心问题。 //主要内容 问题一：中国经济复工复产与复苏进程如何？ 从参数看，二季度较最低点的回升幅度十分迅猛，说明复工复产和经济复苏比预期要好。 问题二：如何看待各类指标的反弹？ 行政性复工复产是这一轮各类数据反弹的一个关键动力，其中有五大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对于高频数据的反弹不宜过度解读；二是复工复产不等于产能利用率恢复；三是供给侧改善幅度大于需求侧改善的幅度；四是价格参数持续回落，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快速显化；五是就业的问题还没有显化，未来压力严峻。 问题三：经济复苏下一步的关键点在哪儿？ 第一，中小企业的救助与中小企业的复苏。第二，民营企业复苏和民营企业投资。第三，快速缩小供需缺口。第四，让“双直达”在基层发挥救助功能的基础上，有效地刺激需求。第五，有效对冲三四季度外部的冲击。 下半年，要高度关注一是地缘政治变化，大国博弈可能激化；二是国际金融市场和发达国家金融可能有第二波冲击。政策要保持力度，特别是在三季度，力度要有所强化。财政政策不应是简单规模性调整，而要对实施主体和发力点进行调整。 以下为发言全文 目前，大家可能都在讨论一系列的问题：今年上半年的复工、复产和复苏进程如何？各类指标全面反弹的性质是什么？外部环境是否像二季度数据显示得那样乐观？我们的财政政策是不是足够？未来的空间是不是充分？为了防止资金空转、金融泡沫以及脱实向虚等问题进一步恶化，应不应当对货币政策做出一系列调整？下一步“六稳”“六保”工作的着力点是否应当作出调整？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探讨的核心，也是我们要定位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必须首先解答的几大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我就把一些重点放在前面两个问题和最后这个问题之上。 问题一：中国经济复工复产与复苏进程如何？ 当前复工、复产、复苏的进程的确非常不错。先行指数，特别是信心指数回升。高频指数已经反映出经济社会从一季度停摆状态开始快速复苏，货运指数和发电量指数到6-7月份已经达到了常态化水平，挖掘机指数出现超常态的高增长。此外，支撑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两个板块——房地产和汽车也出现了非常好的复苏现象。前期大家所预测的，房地产可能出现一种崩塌式的变化，目前看，这种预测已经不成立，但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目前的分化非常严重。 从参数看，二季度较最低点的回升幅度十分迅猛，说明复工复产和经济复苏比预期要好。工业增加值回升18.3个百分点，服务业增速回升了接近15个百分点，固定投资回升了接近28个点，消费品回升了22个点。原来我们预计外资、外贸可能会在去全球化和去中国化的进程中遭到重创，出现深度下滑，但事实上，出口在4-6月都分部出现了正增长，同时，外资也在5、6月出现了正增长。也就是说，对于去中国化的担忧，并不是像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样。 问题二：各类指标反弹的性质是什么？ 但是，我们可能要对目前反弹的一些数据的性质进行定性。很重要的一个总体判断是，行政性的复工复产是这一轮各类数据反弹的一个关键动力。复苏的不均衡和参数的分化是当前复苏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复苏的不均衡反映了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在行政性供给侧恢复的状况下，供给侧恢复大大快速需求侧，需求缺口的快速出现成为制约经济内生动力形成的关键因素，下一步需求侧的大推动是市场经济循环常态化的关键。因此，对目前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判断是，现在是国内经济大循环向常态化转变的关键期，控制这个关键期的核心因素是，快速地提升有效需求，特别是国内需求。 高频数据的反弹不宜过度解读，其快速反弹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活动的常态化 为什么这么说？观察发电量、货运量、交通指数、拥挤指数等高频数据最近的变化，这些高频数据在6月7日上升到100%，但随后却出现了部分回落和波动，到7月7日，八大类数据合成的高频数据指数又恢复到100%以下。因此，对于很多基于大数据对目前经济社会常态化的解读要审慎。对各个团队所做的一些调查数据进行比对和分析发现：由于所选择的参数在不同的时点、区域、样本所带来的差异化，不同调研数据得出的结论差异很大，我们不能简单地相信目前一些样本所给出的一些偏乐观的数据。 复工复产完成不等于产能利用率恢复 目前更重要的是，复工复产基本完成，但是产能利用率的恢复状况还远没有达到常态水平，工业产能利用率低于正常水平，服务业产能利用率比常态化产能利用率差得更远，比去年同期达产率比较状况更差。“智慧足迹”数据显示，在复工复产全面进展的过程中间，出现了很多企业第二次停工停产，导致已经返城的农民工出现第二次返乡。5月底，二次返乡超过7%，个别省市达到10%的水平。这是一个应当高度关注的现象。快速地推进全产业链、全域的复工复产，的确非常好，但是，在没有充足订单的状况下，复工复产就可能导致就业率质量的全面下降，企业的运行成本进一步上扬，部分企业亏损更严重。也就致使，部分企业在下一步常态化状态下，没有真正地内生动力，没有造血机能，从而使市场循环很难正常，导致第二次停工停产和第二轮的返乡潮。 供给侧改善幅度大于需求侧改善的幅度，建筑、工业快于服务业 更为重要的，进行测算可以发现，供给侧的复苏远远大于需求侧的复苏。固定投资和消费品累积的数据都是负的，也就是说，如果从供给侧衡量GDP的增长速度，绝对不是二季度的3.2%，我们估计可能在0左右的水平。从二季度产出缺口本身和整个供需缺口本身来看，发现可能会达到接近3个百分点的缺口，也就是说需求缺口越来越大。复苏进程在加快，为什么需求缺口在扩大？原因是，行政性的复工复产非常有效，但是需求扩张政策跟不上这样的速度，从而导致供给侧大大快于需求侧，工业大大快于服务业，投资大大快于消费，龙头企业的复苏大大快于中小企业，国有企业的复苏大大快于民营企业，这种不均衡的复苏是我们在救助过程中间的一种常态。但是，我们要高度关注，如果这种不均衡过度了，其后续的支撑力可能就会减弱。 价格参数持续回落，进一步说明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已经快速显化，并成为复工复产的最大阻碍。 另外一个需要被高度关注的是价格参数。目前价格参数回落明显，虽然6月份CPI出现了趋稳迹象，但是最近的核心CPI已经下降到0.9%的水平，表示紧缩。其次很重要的是，GDP平减指数也下降得非常厉害，按照二季度所测算的快接近于0了。大家就会看到，价格变化表明的有效需求不足是非常明显的。有人就讲，6月份CPI趋稳了，大家一定记住，上半年CPI的翘尾因素是非常大的，7月份以后，翘尾因素会大幅度下降，从而会导致价格水平出现明显回落。这里面可能是一个争议的很重要的分化：很多人认为下一步是通货膨胀，需求会快速回升，目前要防通胀。我觉得这可能是严重的误判。利用这种方法来说明币政策要转向，是错误的。 就业问题还没有完全显化，未来面临压力依然严峻 刚才提到大型企业复工复产很好，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很差，但是更重要的，就业问题还没有显化，未来的压力依然严峻。虽然6月份就业数据上扬的还是不错，但这主要依靠这几个月“保就业”“保主体”的行政性政策发力，各级政府利用各种方法要求很多企业不能够解聘员工，要求一些企事业单位扩招。如果政策常态化，一些失业问题会从隐性状态向显性方向转化。特别是，我们所看到的农民工的一些参数所体现的这样一个状况，不像大家所看到的那么好。 问题三：经济复苏下一步的关键在哪儿？ 通过以上判断，下半年的核心问题到底怎么抓？我们认为，下半年的确压力非常大。 第一，中小企业的救助与中小企业的复苏是关键点。很多人把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的核心放在中小企业，这个决策是正确的。但是对中小企业的救助一定有一个度。虽然通过各种财政补贴，货币政策的扶持，能够维持短期中小企业主体的平稳，但是如果没有有效需求，没有真正的订单，没有整体市场循环的常态，中小企业是不能复苏的。原因很简单，中小企业自身的活动无法产生自我造血的功能。中小企业救助与中小企业复苏是两码事，救助成功不等于中小企业能够复苏。 第二，民营企业复苏和民营企业投资是整个经济复苏的关键。民营经济占整个经济的比重非常大，民营经济的复苏是整体经济复苏的标志。民营经济投资的复苏标志着整个民营经济的复苏，所以民营经济投资的复苏十分重要。但事实是，民营投资复苏的情况大大落后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投资缺口，从前年接近正的8%，已经扩展到现在的-9.4%。也就是说，目前疫情救助和复苏计划所有制的偏向性是非常明显的，所有制中性、竞争中性和规模化中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如何缩小民营与国有投资增速不断扩大的缺口，我们必须要做很多的功课。前段时间总书记座谈会上，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针对于民营企业的内生动力，包括《民法典》颁布也是要给予民营经济以信心。但在政策控制中，民营企业复苏和民营投资的反弹，是我们各项政策、各种改革的一个试金石和一个很重要的落脚点，如果这个把握不住，我相信，下半年的问题将很严峻。 第三，如何快速缩小供需缺口。在5、6月份，供给端与需求端的缺口可能在两个百分点左右。这个缺口如果越扩越大，导致的潜在损失就会越来越大，导致的第二轮停摆、第二轮返乡潮就会进一步加大。很多人提出下半年的重点是扩大内需，我认为这个说法只对了80%。因为简单平稳地扩大内需，并不能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当前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快速地复工复产之后，必须要快速地缩小供需缺口，也就是扩大内需必须要有速度。如果没有速度，我们的循环就很难常态化，基本面就很得到巩固。 第四，如何让“双直达”在基层发挥救助功能的基础上，有效地刺激需求。“双直达”政策我们认为很重要，特别是在疫情救助中很重要。但是，“双直达”要想产生快速扩大有效需求的效果是非常难的，原因就是基层很难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形成有效的大项目、大刺激，这是大家一定要认识的。同时，中小企业也很难在大规模的帮扶下产生内生的造血功能，而只会出现“存款搬家”等一些行为的变异。 第五，如何有效对冲三四季度外部的冲击。我们认为，在世界范围，疫情不仅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广泛，同时，持续的时间可能也越来越长。这个问题所带来的一个冲击，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世界经济下滑的底部，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出现在二季度，有可能会出现二次停摆，特别是欧美国家。同时，下半年欧美金融市场的调整、疫情长期化带来的政策变异、地缘政治恶化带来的风险外溢都可能给中国外部环境带来巨大的冲击，疫情所诱发的黑天鹅效应并没有远离。 因此，下半年，有几个问题要高度关注。一是地缘政治变化，大国博弈可能激化。二是国际金融市场和发达国家金融可能有第二波冲击。从这些角度来看，下半年，我们的政策要保持力度，特别是在三季度，力度要有所强化。在财政，货币上的定位，并非快速地进行收缩，因为我们所看到的6月份财政支出力度在减弱，主要因为基层实施主体和中小企业等救助主体很难组织有效的项目和扩张的计划。因此，财政调整不是简单规模性调整，而是实施主体和发力点的一些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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