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陆家嘴金租局（融易学金融学院特邀自媒体）作者 | 李局座从法律角度看，融资租赁主要有“四大支柱”：交易结构、租赁物、担保措施、权利救济。这四个层面，架构起融资租赁的法律体系和规则。本文结合民法典规定，主要从融资租赁与担保物权的融合（民法典386-393条）、融资租赁规则自身变化（民法典736-740条）、担保规则（保证等）变化对融资租赁的影响、特殊交易结构的认识等四方面，对融资租赁热点法律合规问题做了初步探讨。制作课件期间，适逢最高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修订。结合民法典规定，融资租赁可能受到以下影响：一是，融资租赁被认定为借贷合同关系的。主要涉及通谋虚伪，广义看，包括：虚构物、虚构价值、未过户、物的性质不适合作为租赁物（公益资产等）。二是，整体收益。从过往经验看，4倍一年期LPR可能不仅是民间借贷的天花板，也将对金融企业违约金、地方金融企业收益等起到“限高”作用。三是，违约率。对于irr本身较高的企业，违约金的惩罚和限制作用，可能变得不那么明显。开始正文。（注：点击放大查看图片）
“双循环”是一个大的发展格局，不是短期内能够形成的。很多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一些大对策。在这一大的格局下，具体政策要着重考虑将短期经济发展和中长期经济发展格局结合。 我谈三点看法： “双循环”的宏观背景 一是国内生产要素的变化。我国劳动人口开始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储蓄率降低。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引进技术难度不断加大。自2008年来，国内生产要素的这些变化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但生产要素的质量仍然不高，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低下。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中国潜在增长能力。 二是供需不匹配。2008年以后，特别是到2012年，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行列，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升级，而产业结构调整跟不上需求结构的变化，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而通过增加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应对经济回落，导致政府债务扩张、房地产价格上涨、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国内经济循环不畅。 三是国际背景。世界经济出现了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杠杆、高泡沫、高收入差距现象，我国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受到影响，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形成的“资源国提供能源、资源--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模式已不可持续，外部循环受阻。以美国为代表的守成大国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常态化，美国持续在人员、贸易、投资、金融、科技、安全等多个领域加快采取措施，以全方位围堵遏制我国发展和快速追赶，加上新冠疫情影响，加大了国内国际循环不畅的问题。 这些变化凸显了我国生产要素市场存在行政干预过多、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矛盾和问题。供给侧改革在2015年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后，2018年提出了“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针对解决中国产业链的安全问题，侧重于科技领域的自主可控问题，以提升产业链为目标导向。 要素配置存在问题，导致了很多结构性问题。短期行政手段解决了煤炭、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后，要进一步解决宏观经济畅通问题。当时提出中国经济领域存在三个不畅通问题，实体部门供给需求之间不畅通。实体部门与金融之间不畅通，在金融领域内部，房地产作为金融领域的一部分与金融领域其他部分不畅通。当时已提出国民经济大循环的概念即解决不畅通问题与中国“卡脖子”的问题。 2018年以后，特别是今年疫情以后，相关问题更加严峻。产业链安全方面，除了高科技领域要自主可控外，粮食、能源，甚至像医药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也要重视安全问题。此外还有信息安全与金融安全在此背景下，提出“双循环”的概念。“双循环”不能割裂开来。有人担心变成内循环的发展后，中国的能源铁矿石、石油、天然气的需求怎么办？如果没有制造业的盈余进口怎么办？我认为在“双循环”中，要重视国际分工，提高国际分工效率；要把安全的概念向更多领域拓展，从高科技拓展到金融、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产品、矿产品领域，以及信息等领域，将“双循环”的内涵外延进一步扩大。 实现“双循环”的可行性及具体战略 有没有实现“双循环”的可行性？答案是肯定的。这么多年中国的人才优势，这两年的资本优势，还有大市场优势，再加上这几年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势，如果把这些优势用好了，是没有问题的。而实现“双循环”的战略，一是要循环起来，要打通阻碍循环的体制机制和各种问题。二要持续深入研究具体的含义和循环的内涵。 具体的战略有如下几点： 一要下决心改革中国的要素市场。未来中国经济要高质量发展，核心在于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在提高配置效率的过程中，提高要素的质量。这个问题很难，但是也非常关键。2018年提出解决不畅通问题时，明确强调要发挥民营企业在此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所以要巩固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特别是发挥关键少数，即广大企业家、创新人才跟广大干部的积极性，这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下决心去解决的问题。 二要扩大内需的战略是没有问题的。我个人认为，在“十四五”甚至到2035年，15年期间，收入分配问题是最大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它。 三是科技创新这一方面，要重点解决“卡脖子”这个问题。 四是要继续开放。现在看，美国明确地、主要地打压我国高科技领域。一般性的由市场来配置的流域包括大宗商品如能源、铁矿石等，还不会大规模地打压，但也要未雨绸缪。。要研究制定中国对外开放的、对外经济发展的战略。中国完全走向内卷化肯定不行，要素禀赋是不支持我们这个发展战略的。 *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WM50立场。转载或引用，必须是以新闻性或资料性公共免费信息为使用目的的合理、善意引用，不得对内容原意进行曲解、修改，同时必须保留本平台注明的来源信息。
主要观点 关于粮食安全问题 近期，由于洪涝、总书记发文强调勤俭节约、武汉餐饮协会倡议N-1点餐模式，辽宁倡议N-2点餐模式，粮食安全问题市场关注度再度上升。我们从几个维度看，中国基本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 第一，客观指标，国际通用的指标是粮食自给率，且只考虑谷物的自给率（大豆算入油料作物中），我们三大主粮自给率2019年为99.8%。基本实现自给自足。另外从库存来看，我们三大主粮库销比为68%，若只考虑稻谷和小麦这两大口粮，则库销比为90%左右，基本够一年的消费。从进口依赖度看，三大主粮进口依赖度合计仅为2.5%。 第二，从我国政府的评估，我国粮食保障能力较强。体现在，人均粮食占有量2019年超过470公斤，远远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的标准线。库存消费比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17%-18%的安全水平。粮食库存体系有三道防线，分别是政府储备（中央+地方）、政策性库存、企业商品库存。粮食保障能力较强。此外，洪涝从往年经验看，一般对应的是丰年（我国常年多数地区是缺水的），因而，洪涝也不会对粮食安全带来影响。 第三，从世界粮农组织的评估。尽管全球饥饿人口数量较高，2019年达到6.87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8.9%。但中国的状况较为乐观。以饮食的最低标准，能量充足与否来衡量，我国仅不到0.1%的人达不到这一标准。若将饮食标准提高至营养充足，我国也仅0.8%的人达不到这一标准。 更具体的信息参见正文，我们分五个问题作了详细梳理。包括国内粮食自给率有多少？国内粮食库存与进口情况。政府如何评估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今年的洪涝对粮食产量影响多大？联合国粮农组织如何评估全球粮食安全问题？ 每周经济观察 需求端：地产销售淡季不淡。本周周一至周五，30大中城市合计成交面积同比为32.7%。上周同比为21.5%，上上周为19.8%。目前高频来看，8月销售数据同比可能仍好于7月。汽车数据有所回落，8月9日当周，零售同比为3%，7月31日当周为9%。螺纹表观消费量再度回落，基建施工恢复偏慢。 生产端：水泥价格走势分化。全国水泥价格指数微回落。其中华东地区依然小幅上行。汽车批发数据再度回升，8月9日当周同比为6%，7月31日当周同比为-5%。螺纹产量尚未出现回升。螺纹价格继续窄幅震荡中。 外贸方面，景气较好。中港协发布的8月1日-10日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数据显示，八大枢纽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8.5%，增速较前值加快6个百分点，其中外贸同比增长6.2%，内贸同比增长15.2%。 物价方面，本周食品价格整体保持，猪肉价格高位震荡，鸡蛋价格快速回调。关于猪价，本周猪肉价格虽然依然高于48元/kg，但已经显现出一些松动迹象。未来正对应10个月前能繁母猪存栏同比的回升，且高位之下养殖户出栏积极性提高，未来生猪供给或将增加，价格将有小幅调整。 财政方面，截至8月15日，8月预告新增发行（发行起始日最晚为8月21日）和已新增发行专项债合计已达3772亿。年内共新增发行地方债32845亿，完成全年发行计划（47300亿）的69.4%。 货币方面，本周央行投放流动性4900亿元，但同时利率债市场供给冲量，叠加周六仍有4000亿MLF到期递延至下周，资金利率仅仅是勉强保持平稳。 汇率方面，美元指数延续弱势，人民币汇率走势稳健。逆周期因子维持在退出状态，无明显方向引导。 风险提示：中美冲突加剧，消费修复力度不及预期。 报告目录 报告正文 一 粮食安全问题五问五答 我国基本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可以从这么几个角度看。 第一，客观指标，国际通用的指标是粮食自给率，且只考虑谷物的自给率（大豆算入油料作物中），我们三大主粮自给率2019年为99.8%。基本实现自给自足。另外从库存来看，我们三大主粮库销比为68%，若只考虑稻谷和小麦这两大口粮，则库销比为90%左右，基本够一年的消费。从进口依赖度看，三大主粮进口依赖度合计仅为2.5%。 第二，从我国政府的评估，我国粮食保障能力较强。体现在，人均粮食占有量2019年超过470公斤，远远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的标准线。库存消费比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17%-18%的安全水平。粮食库存体系有三道防线，分别是政府储备（中央+地方）、政策性库存、企业商品库存。粮食保障能力较强。此外，洪涝从往年经验看，一般对应的是丰年（我国常年多数地区是缺水的），因而，洪涝也不会对粮食安全带来影响。 第三，从世界粮农组织的评估。尽管全球饥饿人口数量较高，2019年达到6.87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8.9%。但中国的状况较为乐观。以饮食的最低标准，能量充足与否来衡量，我国仅不到0.1%的人达不到这一标准。若将饮食标准提高至营养充足，我国也仅0.8%的人达不到这一标准。 （一）国内粮食自给率多少？ 粮食，我国的统计口径下，包括谷物、薯类和豆类。中国粮食产量多数年份实现正增长，产量不断创新高。2019年，粮食产量6.63亿吨，其中谷物占比92%（谷物主要是玉米、小麦、稻谷这三大主粮）。大豆占比3.2%，薯类占比4.3%。在国际口径下，大豆一般统计在油料作物中。在分析一国粮食安全问题时，主要看谷物的自给率。 我国粮食基本做到自给自足。以产量/消费量衡量的自给率看，三大主粮2006年以来基本都在100%以上。近几年自给率有所下行。但也在95%以上。（按照国际标准，90%以上，都是可以接受的粮食安全水平）。2019年，三大主粮自给率为99.8%。考虑大豆以后，由于大豆主要依赖进口，自给率有所下行。2019年，三大主粮+大豆合并计算的自给率为87.1%。 （二）国内粮食库存有多少？每年进口多少粮食？ 以期末库存/当年消费量这一指标衡量的库存状况看，我国三大主粮当前库销比在0.63，库存可供国民半年以上的消费。即使算上大豆，库销比也有0.55。 以年进口量/当年消费量这一指标衡量的进口依赖度看，我国三大主粮进口依赖度保持在较低位置，近几年略有上升，但也仅在3%左右。算上大豆，大概在15%左右。 （三）政府如何评估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4月4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针对粮食安全保障问题，农业农村部做过专门解读。主要内容如下： 粮食产量：小麦多年供求平衡有余，稻谷供大于求，口粮绝对安全有保障。 人均粮食占有量。2010年以来，我们国家人均粮食占有量持续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19年超过470公斤，远远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的标准线。 粮食库存量。目前我们国家粮食库存是充足的，库存消费比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17%-18%的安全水平，特别是两大口粮，小麦和稻谷库存大体相当于全国人民一年的消费量。 我国谷物进口量。我们国家谷物年度进口数量不大，去年净进口1468万吨，相当于不到300亿斤，仅占我国谷物消费量的2%左右，我们进口的主要是强筋弱筋小麦、泰国大米等，主要目的是为了调剂需求结构，更好满足人们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我国粮食库存的构成情况，主要分三大类：第一，政府储备。第二，政策性库存。第三，企业商品库存。此外还有一部分农户存粮，这部分通常不统计在库存范围内。政府储备包括中央储备粮和地方储备粮，这是我们守底线、稳预期、保安全的“压舱石”。比如说，地方储备粮就是按照能够满足产区3个月、销区6个月、平衡区4.5个月市场供应量建立的。政策性库存是国家实行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等政策形成的库存，这部分库存数量相当可观，常年在市场公开拍卖。 世界粮食供需：2019/2020年度世界粮食（不包含大豆）供给量为34.7亿吨，总需求量为26.7亿吨，期末库存近8亿吨，库存消费比近30%，从全球供应总量来看，不存在短缺问题。 （四）今年洪涝对粮食产量影响多大？ 根据统计局8月14日的解读，今年粮食产量受洪涝影响不大。“总的来看，今年南方地区的洪涝灾害对于早稻单产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今年早稻播种面积增加较多，综合来看，目前总的判断早稻还是有可能丰收的。今年夏粮产量创历史新高，比去年增长0.9%，为全年粮食增产奠定了很好基础。从整个粮食生产来看，大头在秋粮，秋粮占全年粮食产量的70%以上。目前看，60%的秋粮在北方地区，受洪涝影响相对较小。”（注：粮食按收获季节分为夏量、早稻、秋收粮食）。 往年经验看，洪涝对粮食产量影响不大。1998年，粮食产量同比为3.7%，增速高于1997年、1999年。2016年，粮食产量同比0%，与2017年0.2%的增速相近。高于2018年-0.6%的增速。 （五）联合国粮农组织如何评估世界粮食安全问题？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20年的报告《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我们摘录其中的四个图。 1）饥饿问题：全球饥饿人口（食物消费不足）在2019年达到6.87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8.9%。预计到2030年全球饥饿人口数量上升至8.41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9.8%。其中，中国的饥饿人口占比，粮农组织根据中国2013年的数据推断<；；2.5%，并未给出明确的占比。 2）新冠疫情的影响：三种情形下（根据2020年、2021年全球GDP增速的预测区分，情形一对应2020年全球GDP增长-4.9%，2021年增长5.4%；情形三对应2020年全球GDP增速为-10%，2021年为0.3%），2030年全球饥饿人口将上行至8.6-9.09亿人。相比新冠疫情前的预测（2030年，饥饿人口8.41亿人），新冠疫情使得全球饥饿人口数量到2030年增加0.2-0.68亿人。 3）饮食健康问题：从饮食质量角度，全世界超过30亿人（占全球人口38.3%）无法负担健康膳食（各国标准不一，全球整体看，每日花费3.75美元）。中国大概是16.3%的人无法负担。若降低饮食标准，以营养充足与否来衡量（每日花费2.33美元），则全世界依然超过15亿人（占全球人口的23.3%）无法负担。中国则只有0.8%的人无法负担。若进一步降低饮食标准，以能量充足与否来衡量（每日花费0.79美元），则全世界有1.85亿人（占全球人口4.6%）无法负担，中国则只有0.1%的人无法负担。 4）粮食安全问题：全球9.7%的人处于严重的粮食危机中（会耗尽食物，最坏的情况是一天或几天不吃东西）。16.3%的人处于中等程度的粮食危机中（在获得食物的能力方面面临不确定性，被迫在所消费食物的质量和/或数量上妥协）。中国的数据缺失。 二 每周经济观察 （一）需求：地产销售淡季不淡，螺纹消费再度回落 本周需求端，地产销售淡季不淡，但螺纹消费有所回落，指向基建施工端恢复偏慢。地产，本周周一至周五，30大中城市合计成交面积同比为32.7%。上周同比为21.5%，上上周为19.8%。目前高频来看，8月销售数据同比可能仍好于7月。汽车数据有所回落，8月9日当周，零售同比为3%，7月31日当周为9%。螺纹消费情况，8月14日当周为373万吨，上周为393万吨。基建施工似乎恢复偏慢。 （二）生产：水泥价格走势分化，汽车批发再度回升 生产端，水泥价格走势分化。全国水泥价格指数微回落。其中华东地区依然小幅上行，中南、西南区域水泥价格小幅下跌。汽车批发数据再度回升，8月9日当周同比为6%，7月31日当周同比为-5%。螺纹产量尚未出现回升，8月14日当周为386万吨，8月7日为384万吨，7月31日为387万吨。截止至8月14日，螺纹的厂库+社库为1221万吨，环比上周再度上行。价格端看，螺纹钢价格小窄幅震荡，波动不大。螺纹钢HRB40020mm上海8月14日价格为3670元/吨，8月7日为3700元/吨。 （三）通胀：食品价格平稳，鸡蛋价格快速回调 本周食品价格整体保持，猪肉价格高位震荡，鸡蛋价格快速回调。菜篮子价格200指数收于120.57，环比小幅上涨0.1%（前值下跌0.35%）。猪肉、蔬菜价格均在高位震荡，本周猪肉价格依然维持在48-48.5元/公斤的窄区间内，蔬菜价格维持于4.4-4.5元/公斤。鸡蛋价格终于在本周快速回调，环比下跌8.4%（前值上涨4.4%）。 在猪肉价格于高位徘徊超过1个月后，本周猪肉价格虽然依然高于48元/kg，但已经显现出一些松动迹象。未来正对应10个月前能繁母猪存栏同比的回升，且高位之下养殖户出栏积极性提高，未来生猪供给或将增加，价格将有小幅调整。鸡蛋方面，洪涝灾害后生产、流通环节修复，出货量加大，带动价格回落。 （四）资金：资金维持紧平衡，国债利率窄幅震荡 本周五，DR007收于2.2098%，DR001收于2.1665%，环比分别上行0.86bps、11.33bps。1年期、5年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报2.2774%、2.8209%、2.9369%，较上周五分别变化+5.19bps、-1.02bps、-5.49bps。 本周央行投放流动性4900亿元，但同时利率债市场供给冲量，叠加周六仍有4000亿MLF到期递延至下周，资金利率仅仅是勉强保持平稳。经济基本面延续总量修复、结构分化态势，工业增加值同比持平于4.8%，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1.6%（前值-3.1%），但修复斜率放缓，债市利率小幅回调。此外，货币政策边际调整下，金融数据也迎来拐点逐步验证期，信贷扩张速度的放缓使得利率上行的压力减轻，但同时货币政策的定力的增强也限制了利率下行的空间，利率保持窄幅震荡。 （五）地方债：8月专项债新增已经4000亿，近千亿投向棚改 截至8月15日，8月预告新增发行（发行起始日最晚为8月21日）和已新增发行专项债合计已达3772亿。年内共新增发行地方债32845亿，完成全年发行计划（47300亿）的69.4%。其中，一般债发行7264亿，完成全年计划（9800亿）的74.1%，专项债发行25580亿，完成全年计划（37500亿）的68.2%。本周专项债新增发行1458亿，其中188亿为棚改专项债，再融资发行576亿。下周专项债预告新增发行853亿，其中220亿为棚改专项债。下周专项债再融资预告发行92亿。本周一般债新增发行1046亿，再融资发行769亿。下周一般债预告新增发行886亿，再融资预告发行257亿。 （六）进出口：8月上旬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大涨 本周CRB现货指数同比-4.69%，增速继续回升，但工业原料价格指数同比-1.31%，修复势头放缓；BDI指数同比-21.15%，本周增速有所回落；国内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本周延续小幅波动，上海进口干散货运价指数继续回升。 中港协发布的8月1日-10日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数据显示，八大枢纽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8.5%，增速较前值加快6个百分点，其中外贸同比增长6.2%，内贸同比增长15.2%，增速均在加快，8月上旬贸易情况大幅改善。大宗商品进口方面，原油吞吐量同比增长26.4%，增速较前值加快10个百分点；金属矿石（以铁矿石为主）吞吐量同比增长21.7%，增速环比也有所增长。 （七）汇率：美元指数延续走弱，人民币汇率走势稳健 美元指数方面，本周民主党与共和党就新一轮财政刺激仍未能达成协议，继续压制美元指数，不过初请失业金人数等经济数据走强，美国经济重回修复路径的预期再度提升，二者对冲下美元指数处于93-94区间震荡。人民币汇率方面，本周人民币汇率继续维持稳健的走势，中间价升值至6.94附近，逆周期因子维持在退出状态，无明显方向引导，后续美国大选临近，或将带来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加大。
这已经是我关于人口讨论的第十篇文章了。我特别注意到，梁建章先生在关于人口问题的最新文章中（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 人口迟早会消亡），还是局限在人口的单一思维逻辑里。这也是很多学者会出现的问题，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现实中，往往把某一个问题过度放大，而忽视了全局性。 这也是就人口问题持续两个月的讨论中，我和梁建章的根本分歧所在。 人口问题不只是简单的生育问题 梁建章在新文章中提到的很多问题，其实我在以往的文章都做过专门的论述和回应，可能是被他忽视了。例如，在日本，养老金已经成为了严重的财政负担。这个例子证明，高福利化的养老制度安排，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制度负担。这也是我在与日本的相关官员和学者讨论后得出的结论。 关于梁建章在新文章中让我回答的几个问题，我此前其实都已经做出了明确表述，可以再重申一下。 一是中国的人口过多是不争的现实，既然已经有了14亿人口，我们就是要尽最大努力去解决与人口相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类问题。对于中国现有的人口，我认为一个都不能少，这是对现实生命的尊重。提出这个问题，梁建章是试图把我绑架到所谓的道德陷阱中。 二是控制人口的政策具有时代特征，如果在当时人口过度增长，中国将面临极度贫穷的压力。如果当年不去实行生育控制政策，中国现在的人口可能达到18亿，将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压力。但是过去控制人口不意味着将永远控制人口。也就是说，一旦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得到缓解，会逐步放开生育控制，直至全部放开。这其实不是我个人的观点，而是当时制定生育政策时就已经确定的原则。因此放开生育控制是趋势。但是什么时候放开，怎么放开，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而不仅仅只考虑生育率这一个因素。 三是关于生育率高低的问题，我在与梁建章讨论的这么多文章里，我从来都使用的最低的生育率，基本是在1.5左右，而没有采用任何过高的数据，这证明我并不反对生育率下降的观点，而且我认为这也是客观现实。 四是随着生育率下降，生育政策已经从“单独二孩”调整为“全面二孩”，可以预期，未来还会有更大的放开空间。但同样可以预期，目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绝不会采取所谓的“鼓励生育”政策，这是基于人口数量仍然众多的现实决定的。 四是未来人口到底多少为好？现在无法做出定论，最终取决于中国的公共服务能力和吸纳就业，以及保持收入水平增长的能力。同时，还要看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什么？是人均水平达到，或是接近发达国家标准？据此实现总体的平衡，应该就是中国人口总量的发展目标。 从目前来看，虽然中国已经接近人均1万美元的GDP水平，但是继续增长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还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还有应对外部压力的挑战，还要解决无数个发展的难题，更要解决人口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 其实讨论到今天，我和梁建章他们的观点分歧已经阐述得十分清楚了，就是看待人口问题是只从生育率出发？还是看人口多寡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显然，人口问题不只是简单的生育问题，还涉及到人口和资源供给、就业、公共服务能力以及外部竞争环境的关系。因此，只有基于全局的视角，才可能对人口问题有更清醒客观的认识。我们的观点不同，也体现出纯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研究之间，考虑问题方法和方式的区别。 梁建章的观点非常重要，可以作为判断中国人口状况的重要参考，但是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毕竟人口会受到其他经济社会因素的制约，还要借鉴各类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我的观点中，更看重的是人口的结构，不仅仅是年龄的结构，更抱括素质的结构，同时还要考虑到涉及人口的公共服务能力和吸纳就业的能力，以及现有国情可能提供的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空间等问题。这些不仅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还要取决于外部的竞争条件。 要考虑更多的选项和解决办法 当中国人口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处于中低收入的水平，鼓励生育更多的人口，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和危机。比如，财政能力目前无法满足现实人口中的基本公共服务，还存在着巨大的城乡鸿沟，而且生育率较高的是相对落后的地区。仅仅这些就足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是否需要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 也许梁建章并没有和我出生在一个时代，那是一个人口无节制生育的时代。那时候每个家庭平均要生4-5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抚养这么多人口，会让家庭的生活水准大幅度降低。 我当时在工厂里工作，一个同事每个月有39元工资，每个季度能得到的工会困难补助有20元，他靠这些供养着没有工作的妻子和4个孩子。在这种贫穷的状态中，子女得不到良好的教育，长期营养不良，而且工友自己也劳累不堪。 我曾长期从事农村政策研究工作，虽然很多人看到，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已经很少有人记得当年的贫困，几个子女出门只能轮换着穿仅有的衣服和裤子。虽然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贫困的农村人口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从6亿-7亿下降到的现在的500万-600万，但是，如果把城市人中的中高收入者与中低收入者之间，特别是都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之间的生活进行比较，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而且，我们现有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能力，难以满足对仍占不到40%的农村常住人口的基本需求。而那些已经在城镇就业多年，被列入城镇常住人口的外来打工者，到现在为止，仍然无法得到城镇的户口并平等地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在那些人口流入地区，比如广东、浙江、江苏，相当一大部分外来人口的子女是自费在民办的中小学读书，一家人的医疗是通过民间渠道和自费来解决。 试问，连现在的这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问题都解决不了，如果梁建章所倡导鼓励生育政策成为现实，那些超出了社会承受能力的人口出生以后，如何解决他们的医疗、教育以及基本公共服务问题？ 我经常在公开讲话和文章里谈到，就是我们在酝酿或者出台一项政策的时候，要切忌所谓的“精英思维”模式。许多学者或者是企业家，并没有去农村和基层考察过，也缺少对现实的了解。如果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去建立所谓的理论模型，可能一切都会想当然。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理想化的观点一旦遇到现实，就会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和挑战。 正是因为人口与社会之间紧密关联，才使得我们不得不去考虑更为严峻的现实，这既涉及到财富的分配和资源的供给，也涉及到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更涉及到未来的就业和收入水平而决定的基本生活条件。如果抛开这些，只是进行简单的计算，就试图通过提高生育率来解决十几亿人基本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这只会是空想。 回到我在文章开头提出的观点，很多学者和专家往往只从一个选项去考虑问题，而在政策咨询领域，可能要考虑到更多的选项和解决办法，而决策者更是要面对不同的群体和客观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对于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可能形成认识的统一。 这并不意味着学者和专家的观点不重要，其实这些观点已经列入了政策咨询的选项，并被当作重要的参考。但是最终要形成政策，是要综合多方面的意见，考虑到各种制约因素，而且经过反复的考量。从这个意义来说，任何一项政策，都是专家学者、政策咨询智库以及决策者的共同成果。其中，专家和学者在长期研究中所提出的意见也会起到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和梁建章进行了如此深入的讨论，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各自观点，这对于未来关于人口问题的决策，包括让更多的人了解不同的观点，政策可能出台的背景，都具有现实意义。 在我看来，我和梁建章的一系列文章，没有谁对谁错，也不存在谁说服谁，价值在于我们有一个平台和空间，可以充分地讨论关于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重大问题。 本文原发于《财经》 梁建章、毛大庆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第七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 梁建章七评李铁：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第八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人口老龄化不是危机，而是机遇 梁建章八评李铁：严重老龄化会带来什么问题？ 毛大庆驳李铁的“中国人口观”：老龄化怎么可能是机遇 第九回合： 李铁回应毛大庆、梁建章：增加人口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梁建章九评李铁：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 人口迟早会消亡
最近，毛大庆先生和梁建章先生分别刊文，再次强调生育率降低对于中国老龄化的影响。 但我认为，虽然生育率降低会导致老龄人口比重有所增加，但是并不是老龄化的绝对原因。也就是说，老龄化社会的出现不是因为所谓生育率降低，而是出生预期寿命的延长。假如科技进步使人口的出生预期寿命达到了100岁，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老龄化问题则要发生颠覆性的改变。按照梁建章和毛大庆的观点，我们是否还要出生更多的人口来面对人类寿命的延长呢？答案是否定的。 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老龄化的出现与社会进步有直接关系，因为公共卫生水平的提高会大大延长人均预期寿命。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预期寿命的提高都与国家的发展水平有直接关系，而并不取决于生育率的下降，这应该说算是一个常识。 上述观点，这是本文展开讨论的前提。 低生育率不是一个筐，能装进所有问题 关于梁建章所采用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作为生育率参照的依据，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讲过了。国家统计局的两次普查结果并没有作为对外正式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 后来，统计局对于当时因各种体制原因导致的统计偏差进行了修订和调整，成为可引用的数据，即代表了国内官方统计结果，也得到了国际上包括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充分认可。而梁建章并不了解有关部门在人口生育率统计方面的具体过程，加之坚信自己的观点，选择采用并没有被官方对外公开的统计数据，这只是出于个人观点的需要，并不代表借此数据得出的判断是客观公正的。 因此，梁建章所列举的各项数据从基础上就出现了较大偏差。建议他可以去查阅有关方面正式发布的数据，相关的结果，以及具体分析和研究的资料。 梁建章提出，中国养老金出现的支付危机等问题，确实存在。当前各地之所以不愿意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养老金的支付压力就是原因之一。然而，真正导致养老金支付压力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低生育率。 支付压力来源于两方面。一是人口流入地区养老金缴纳率偏低，中国农民工的社保缴纳率在2019年只有21%，这是中国得以维持低成本劳动力的一个重要体制原因。如此低的缴纳率，自然会影响到未来的养老金支付。另外，在庞大的外来人口群体和自主就业的城镇劳动力中，如何缴纳社保存在着严重的体制问题，也影响到对这些人未来的社保支付。 但不管怎么样，社保支付能力最终取决于地方的财政能力，而财政能力则主要由当地的产业发展和就业水平决定。比如，在同样人口规模的地区中，一些地区的区位条件和营商环境等方面条件较好，另一些则较差，前者的经济发展水平一定远高于后者，显然前者未来的财政支付能力会比后者高很多，相应的养老金的支付压力也就小很多。 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会知道，养老金支付是否有压力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而不是取决于生育率水平高低。 对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非农就业能力下降，人口流出，显然财政能力不足。不仅仅是养老金难以支付，即使是行政办公的运转费用和公务员的工资支付都成为问题，总不能把这些问题也归结为所谓的生育率下降吧？ 从关于养老金的讨论就可以看出，我和梁建章、毛大庆在讨论中经常遇到的一个较大的分歧就是，本来是由于其他的体制和机制以及客观条件等原因造成的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问题，而他们都会将之归结为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所以就会经常出现因果倒置。 例如，科技竞争力下降或者是产业发展水平增长速度缓慢，梁建章和毛大庆都归结为所谓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如果按照他们的观点，我们也不用讨论上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打压和产业腾飞的压制，而中国现在在科技上同样遭受到美国的欺凌，也都可以归结为生育率问题和老龄化问题。虽然与广场协议的时间已经过去了40年，中国也出现了老龄化的迹象，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认同美国的科技霸权，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竞争能力面临什么样的未来，不用讨论生育率问题和老龄化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认为，在梁建章和毛大庆看来，生育率就是一个筐，只要对他们观点有利的就可以往里装。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还有很多因素会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科技的进步。我们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们只考虑所谓的生育率问题进而引申到老龄化问题，严重忽视了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许多更重要的因素。 梁建章在文章中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计算所谓一个人产生的社会价值会形成未来的人口结构中的分配关系。看似是经过详细的计算和数据推理。他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人口足够多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老人和孩子以及其他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还要考虑如何承担更多的人口负担。 比如，如何解决低收入人口的教育、卫生等相关公共服务——这个群体的数量远远超出了老龄人口；如何解决相对贫困的人口问题——我们现在最大的一项国家任务就是扶贫攻坚；如何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农村的户籍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56%，常住人口也是40%左右。 我们也在面临启动内循环，其中最大的一个短板是中等以上收入人口仅为4亿，而中低收入人口达10亿之多。其中6亿人口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4亿人口月均收入在2800元以下。如何整体提高10亿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人口收入水平较低的状况，还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挑战。 增加人口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梁建章反复强调，要解决当前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重点是要提高生育率。这些大账都不算，只是纠结在所谓的老龄人口和生育率等问题上，显然已经走进了研究的误区。何况我们还存在着严重的就业压力问题。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如何保障现有的适龄劳动人口就业难题。如果现在劳动力仍然严重的剩余，而且工资水平较低，我们如何发挥我们的人口优势？这其中不仅仅是包括巨量的城镇人口和农业转移人口，还包括如何保证874万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全部就业，这都是巨大的压力。 对毛大庆提出关于未来老龄人口就业占比较高的担心，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是，中国未来人口的绝对数量仍处于高位，是否有能力既解决所有适龄人口就业问题，而且还能保证他们的工资水平大幅提高？ 只有在满足了这两个条件后，才有机会讨论如何延长就业人口的就业年限问题。而根据现在的经济发展趋势以及外部的压力，我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要面临着就业岗位严重短缺的压力。所谓经济上应对外部压力的持久战，当然也包括我们面临的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发展放缓的问题。 在手机和一些工业制成品的市场，由于人口多，市场的需求就会扩大。这个观点表面上看有一定道理。但是当人均收入水平停留在一个较低的阶段中，市场的需求会出现两种状况，低端产品的倾销，市场的迅速饱和。 中国在2018年无论是房地产还是汽车或者工业制成品都出现了严重的滞销局面。原因是过多的人口仍处于中低收入水平，使得市场饱和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想。如何启动庞大的人口消费市场，还是需要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而这正好是我们目前的发展困境中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一些所谓的人口学家，忽视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宏观经济压力，还在设想着在有限人口内如何把社会价值在不同年龄人口中进行分配，而不是考虑如何通过更为有效的方式，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价值，显然陷入了狭隘的思维陷阱。 国际比较要考虑国情的差距 梁建章和毛大庆在讨论人口话题时经常举出一些例子，这些例子如果仔细分析，会成为他们观点的反证。 比如，谈论一个国家人口密度时，忽视了人口素质。而提高人口素质则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能力；讨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时，往往忽视了这个国家总人口与中国总人口的倍数差距；而当提出某一个国家成功的案例时，忽视了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远超出中国，而人口基数则只是中国的一个零头；当提出人口优势的时候，又忽视了恰恰现在最具备人口数量优势的，都是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 另外，他们举出一些发达国家成功的案例，但它们恰恰并不是因为人口数量优势，而是由于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优势而取得了成功。关于这个观点，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谈过多次，在此没必要过多赘述。 毛大庆对中美印进行了比较，但却没意识到这是三个不同的国家，单纯的横向对比意义不大。从人口数量和素质上看，中国目前没有办法与美国相比，这已经超出了生育率的研究范畴。 毛大庆对印度的预期也过高。虽然近些年印度的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就我几次去印度考察的经历看，虽然印度也会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我从来不看好印度的未来。印度的人口到底是未来发展的红利还是累赘？我在和梁建章的讨论中已经明确表示是后者。不仅仅是印度，还包括其他人口数量较多的发展中国家，都不会因为人口密度高、数量多会在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超过中国，更不要说成为发达国家的竞争者了。 另外，毛大庆对于我关于科技进步会带来就业危机的观点，显然没有完全了解。如果站在传统的世界工厂的角度看待就业问题，会放大工业产业吸纳劳动力的作用。而未来的科技进步将实现就业替代，会导致传统容纳就业最多的工业企业的就业机会萎缩。 随着服务业就业占据主导地位后，会出现就业的两极分化现象：传统的服务业就业会更多依赖熟练和经验的人。因此年龄相对较大的人口会具有一定的优势；高技术的劳动密集服务业，需要的则是更多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年轻人群体。即使如此，也不妨碍高龄人群在高科技和研究领域仍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日本的高龄人口的就业基本集中在服务业领域，而年轻人则更多地从事工业和研发性质的就业岗位，这是尊重市场做出的自动选择。 梁建章、毛大庆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第七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 梁建章七评李铁：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第八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人口老龄化不是危机，而是机遇 梁建章八评李铁：严重老龄化会带来什么问题？ 毛大庆驳李铁的“中国人口观”：老龄化怎么可能是机遇
晓非 8月12日下午，昌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刘建国在谈到新常态下中小房企规模突围之路时表示，大多数中小企业同样面临的问题：布局比较分散，资产过多，周转不快，产品的标准化不够，管理的标准化不够。 昌建控股为实现拿地突围，把合作的模式、对象、机制全部打开，昌建绝对控股的项目，由于当地不占有品牌优势和运营优势，交给对方来操盘。“有一次我跟团队讲，中国如果要评前100强的合作友好度的企业，我们要争取进前10名，所以在这一块我们尽量做到合作友好，这样合作的机会就会更多一点。” 昌建控股像许多标杆企业一样，有跟投，高层全部有股权，然后是中层必须要跟投，同时也成立了员工的共享共创基金。这样一方面解决资金问题，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问题。
8月12日，在2020博鳌房地产论坛全体大会主旨演讲中，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中国经济的放缓，同样也是经济分化的问题。 李迅雷进一步指出，2010年以后到现在为止，已经连续10年经济下行，经济下行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存量经济的特征也有显现出来了，10%经济增速的背景下，增量对存量精细的影响就比较大，这样大家都有机会。 而到了存量经济主导时代，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结构的变化，此消彼涨、优胜劣汰的问题也都出现了。所以这时候对房地产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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