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标题：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专栏 | ④ 中国债券、股票逐步纳入国际主要指数 2019年4月，彭博将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券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BBGA）。2019年9月，摩根大通将中国政府债券纳入摩根大通旗舰全球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纳入工作从2020年2月28日开始，分10个月完成。 2019年3月，明晟公司宣布将提高中国A股在MSCI全球指数中的权重，分三阶段将纳入因子由5%增加至20%，并于2019年11月将中国A股中盘股纳入MSCI指数。2019年6月，富时罗素正式将A股纳入其全球股票指数体系。2019年9月，标普道琼斯将A股纳入其新兴市场全球基准指数。至此，全球三大国际主流指数全部纳入中国A股。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稳步推进。截至2019年末，中国债券市场存量规模达9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境外主体持债规模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6.7%；中国股票市场市值59.3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境外主体持有股票市值2.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2%。国际重要金融指数吸纳中国债券和A股，充分反映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信心，以及对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认可，将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国际投资者与中国经济合作共赢。人民银行将继续加强完善金融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更加友好、便利的投资环境。
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全球化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走向何方？其实此事已有一段时间了，从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政府采取的许多政策，以及一系列的社会运动，把经济全球化当做西方国家社会阶级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在此背景下一系列的民粹主义政治家走红，这些民粹主义的政治家对整体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欧洲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贸易保护主义回潮，是一种逆全球化的趋势。 尽管舆论一直在讲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大的历史趋势。但欧美国家中已经出现了这种逆全球化的趋势，中国对于未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就很重要了。今天，我主要讲五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逆全球化的现象怎么出现的，它主要是来自于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第二，讲一讲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的缩小，而在迅速缩小过程中中国大大利用了这场经济全球化。第三，疫情发生使得一些发达国家多了与中国脱钩的借口，他们确确实实在采取与中国脱钩的措施。第四，中国最近一些年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让这些发达国家妒火中烧，在国际舆论中我们听到的往往是中国给发展中国家投资带来的问题，其实恰恰是因为中国在这些国家投资发展的太好。第五，当中国来重新塑造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怎样才能让经济全球化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一、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社会造成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是从发达国家开始的，美欧日大企业是始作俑者。像皮尤研究中心等美国许多民意调查研究中心就做了调查，在二战后经济复苏和后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所谓的中产阶级一直在西欧和美国都是居民中间的大多数。但进入本世纪以后，特别是2015年以后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中产阶级的规模大幅度萎缩，皮尤调查显示规模已经不到一半，在1960和1970年代的时候，大概美国所谓的中产阶级在60%多，他们下降了百分之十几。 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均收入这些年也在大幅下降，大概从2007年以来受到了房贷和房地产市场价格暴跌的影响，美国中产阶级的中位数家庭收入大概下降了28%。同时美国的贫富差距在迅速拉大，过去已经进入了中产阶级阶层的人，又回归了无收入或者底层收入的人群。中产阶级萎缩发生在其他发达国家。德国的中产阶级从1991年占居民的60%降到了2013年54%。而在日本，2011年以后社会最大的变化就是中产阶级萎缩，中产阶级从原来的中等收入的人口变成了贫困人口，年收入在五六万美元以下的中低阶层已经占到人口八成，整体来讲所有国家情况都很严重。 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的中产阶级萎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跟制造业的衰败紧密相连的。1953年时，美国制造业比重曾经高达32%，在1979年时，美国的制造业就业总量吸纳了美国26.4%的劳动力，但是到了2018年，美国制造业就业比重仅占美国劳动力就业的8%，和美国最高的制造业就业人数相比下降了大概24个百分点。1973年，日本的制造业就业比例是最高的，占到27%，之后不断下降，到1994年的时候下降到23%，现在更低。在欧盟的15个国家中，制造业比例最高的是1970年，当时制造业就业占到30%，但现在在10%左右。 与此同时，在整个GDP国内经济总值的比例上，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高，现在在这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服务业占的就业比重和价值比重已经超过了80%。服务业和制造业相比，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服务业工资水平一直远远低于制造业，因为服务业劳动力可替代率很强，这件事情在欧洲表现的更加严重。因为随着欧盟的东扩，越来越多东欧国家的劳动力迁徙到了西欧，形成了工资成本上的一种竞争，使得在服务业里面的就业成本不断的下降，而这些服务业就业人群领到的工资也不断的下降。 正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形成了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这一切又都源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一种所谓“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就是排斥政府干预。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左右，基本上西方国家流行的都是凯恩斯主义，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核心就是政府干预，国家干预主义。国家干预主义确实在二战结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复苏、经济回升和经济增长，但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从二次石油危机之后，在西方这些发达国家都形成了一种经济滞胀。这种滞胀现象是凯恩斯主义当年解释不通的，因为根据凯恩斯主义的解释，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有一种替代关系。如果想维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就得在通货膨胀上稍微放松一点，有一点通货膨胀。因为当时的很多经济学理论认为通货膨胀是刺激人们消费和投资的一种机制。所以大家都认为那个时候既然经济和收入增长都很快，有一点通货膨胀可能没什么问题。 但是在七十年代之后，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就出现了经济滞胀。在这种背景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有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登台，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和美国总统里根的上台代表了一种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回归和革命，打破了在欧美国家战后时髦了三十年的凯恩斯主义传统。所以八十年代之后的经济政策就成为了抛弃国家干预主义，恢复市场至上，让企业主宰市场的做法。 正是这样激进的非黑即白逻辑，害了西方国家的经济。这种背景下，他们要撇开市场闹革命，让市场决定一切的做法大大提高了企业的效率，因为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让企业去主宰市场的话，效率确实大大提高，但也促成了企业在市场上的扩张，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价格垄断。而且随着全球市场的开放，企业在市场上迁徙能力增加，企业可以随时以搬迁来威胁员工发更低的工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企业的工资成本在不断的下降，利润和资本回报率在上升，企业高管收入不断增长，社会分配开始失衡，社会分配逐渐向一小部分人倾斜。原来西方社会里这种社会稳定的基石，也就是庞大的中产阶级开始萎缩，社会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在这种背景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占领华尔街”等社会抗议行动，一些民粹主义政治家似乎看到了机会，他们利用民众对全球发展的不满趋势，煽动民众起来反对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把这些现象都称为是全球化的罪恶和全球化造成的后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 二、在这种过程中，其实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这种差距在迅速的缩小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几乎同步，一改革开放就吸收了很多外来的资本和订货。当时八十年代中国的生产能力还比较低下，我们当时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承担的是整个全球供应链里面最低端的生产。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时发生的是乡镇企业崛起，乡镇企业有很多都是搞这一类加工的，给国际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廉价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大大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步伐，当时中国的工业产出在1980年的时候，只有1800多亿人民币，到1997年的时候就增长到了2.6万亿，到2018年时就增长到了10万亿，到2017年时就增长到了24万亿。 最开始中国的出口是低端工业产品，外汇是有限的。但是后来随着工业化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升级，不一样的出口价值使得我们的出口额大幅增长了。1980年时我们的商品出口大概是181亿美元，到1997年增长了将近10倍，到了2008年商品出口超过了1.4万亿美元，2015年增长到了2.2万亿美元。正是世界经济的全面开放和全球化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外部需求的持续增长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支持了中国的工业化。不仅我们的对外出口总额在大幅上涨，经济增长这么多年来，出口还一直在增长，这恰恰说明了我们的工业制造在不断的升级换代，我们在不断的往高端制造业攀登，出口附加值和总额不断的增长。中国才能在这个基础上使得商品贸易出口这些年来一直在增长。 2008年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趁着刺激经济计划大大加强了基础设施的投资，经济发展之快远超国人的想象。2008年时，中国GDP是30万亿人民币，十年后到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90万亿人民币。世界上其他的发达经济体都停滞不前没有变化，甚至有些国家在退步。欧盟从当时19万亿美元下降到了18万亿美元。日本的GDP在2008年的时候，是5.04万亿美元，到2018年倒退到了4.98万亿美元。只有美国还稍微增长了一点，美国的GDP从2008年15万亿美元增长到了2018年20万亿美元，但制造业价值没有明显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在服务业和金融业里面的一些变化。而2008年到2018年，十年期间美国国债增长了10万多亿美元，它的GDP增长了5万多亿美元，但是它的国债增长了10万多亿美元。全世界的发展趋势在2008年危机之后都是停滞的，只有中国十年涨了三倍。 中国的经济发展更体现在质量上。基础设施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很重要的东西，以基础设施为例，2008年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条高铁，就是北京到天津的高铁，只有100多公里半小时行程。十年后的2018年，我们已经建成了3万多公里的高铁线路“八纵八横”，是全球其他国家高铁之和两倍还多。同时我们还建成了大量的高速公路和机场，使得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一跃成为世界最发达的系统，现在我们的交通系统无论是高铁、飞机、高速公路都好于发达国家。 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在这十年中也发展起来了。到今天中国98%的领土都被4G通信网络覆盖了，因此我们才能够发展电子支付体系，二维码认证体系。出现疫情的时候我们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健康码服务于掌控疫情的扩散，这些技术的基础就是通信设备的基础设施。其实看到了在那些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现在日本也是每天以一两千人的速度在迅速的传染，而他们的控制能力要大大低于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通信基础设施不如中国发达，他们的控制手段当然就不如中国好。 总体来讲，中国成绩斐然的科技现代化让这些国家更为担忧，5G通信会使“中国制造”再上一个台阶。5G通信和4G通信相比，对工业来说5G通信大大改善了工业化的水平。现在码头上用的这些自动化的设备完全是用5G来完成的，整个港口的运输和搬运全部是无人和自动化的。现在正在做的就是矿山，现在通过5G设备可以让整个矿井全部用机械化来运作，而机械化的指挥是通过5G来完成的，从安全性、可靠性等各方面都是特别大的进步。下一步5G还会应用到智慧城市、无人驾驶，城市机器人送货和物联网等领域，所以，等到这些应用场景都发展起来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便利程度都会更加提高一层。这些事情决定了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而他们在技术和财力方面也都落后于中国。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摩擦肯定会不断增加，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我们还是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这些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是在所难免的。这是第二个部分，这里有一个图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挖掘了全球制造业的比例，说明了中国正在回归历史舞台的中央，1750-1800年的30%多，之后就是鸦片战争，中国的制造业不断下跌，工业落后和战争赔款使得我们失去了工业化的机会，中国的比例不断下降。1860年之后降到20%，1900年降到了5%左右，1938年到1950年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上占的比例只有2%左右，但之后中国的制造业比例不断上涨，2018年后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的占比已接近30%，很快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就要恢复到历史上的荣光，恢复到市场上最辉煌的时期。 全球制造业比例（来源OECD） 三、疫情使得欧美国家多了一些与中国脱钩的借口 疫情凸显了美欧等国对中国的依赖。在对付疫情中间，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产生了很多的摩擦，有一次纽约州的州长科莫无意中说出了，美国本身能力不足，什么事情都依靠别人，特别是中国，从疫情初期的口罩，到给医护人员的防护用品，到给感染者维持生命的呼吸机，甚至核酸检测的原料都要从中国进口。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议员们说这件事情变成了国家安全的事情了，特别是他们发现在他们的医药原料中，85%以上从中国进口，对中国的依赖严重。所以他们开始要酝酿、要立法来保证国家安全，强迫他们的企业回归。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发现在2008年那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一下子加大了对美欧市场的投资，兼并了很多需要境外投资者摆脱困境的好企业。 这次他们发现疫情会造成相似甚至比上次更严重的后果，所以他们开始立法排斥中国投资，严禁境外资本趁疫情去兼并他们的企业。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现在似乎在美欧的西方世界不太流行了，新的凯恩斯主义正在回归。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一方面他们要利用国家干预主义的工具防止中国收购兼并他们的关键企业。另一方面如果经济危机严重，当这些关键企业陷入财政困境的时候，他们要使用国有化的方法收归国有。这种方法都是当年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候曾经采用过的方法。 在中美贸易战升级的同时，美国人越来越多的使用司法和金融管辖手段强迫中国和美国全面技术脱钩。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技术、产业链是相通的，现在他们很担心这些事情对中国实力增长的帮助，所以它要跟中国全面脱钩。最新的一个消息，Tiktok被特朗普瞄中了，也是使用行政手段来禁止中国公司在美国的运行。如果按照过去市场主导全球化的力量，让市场决定的话，实际上Tiktok在美国的发展非常好，现在它的使用人数和发展趋势都是要大大超过了过去耳熟能详的美国的互联网企业，这就说明它现在很担心中国在这些互联网技术上，要超越美国，对美国市场要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在这个背景下，美欧这些国家都想要打破原来的全球化格局，重新塑造产业链，但这可能使得整个过去已经构建起来的全球产业链的效率降低，而发行的货币就可能对这个市场产生巨大的通货膨胀。过去从2008年那次危机以来美国欧洲就已经滥发了很多货币，但之所以没有引起马上的通货膨胀，是因为当时的贸易比较自由，大大促进了中国这些国家给他们提供的廉价产品，但是如果现在有更多的贸易战，同时他们有行政规定和法律规定来强行的切割这个产业链，比如要形成全球的三个产业链，东亚一个产业链，欧洲一个产业链，北美一个产业链。整个的工业制造的效率会大幅下降，成本会上涨，再加上宽松的货币政策，未来的通货膨胀是可以预期的，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尽管他们用行政手段做了这些事情，中国的市场吸引力仍然很大，所以今年以来尽管逆全球化的趋势很猛，但是跨国公司仍然是对中国市场恋恋不舍。实际上从四月份以来来中国直接投资的外来资本还是在上升的，甚至超过了去年的水平。这在全球跨境投资在大幅萎缩的情况下，是非常反常的现象。这充分说明了跨国公司还是很看重这个市场，尽管他们的政府采取各种各样的行政措施和法律手段，但并没有马上阻止这些企业继续到中国市场来寻求利润。 四、中国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成功让发达国家很忌妒 上次危机以来中国最成功的不仅仅是国内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同时依靠着“一带一路”的投资，使得我们不再单一的依赖贸易出口和欧美市场。从上次经济危机后，我们可看出欧美市场的需求不可能继续无限增长。“一带一路”的倡议，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部分的弥补了对美、对欧出口的那些空缺，我们不仅做了“一带一路”，帮助这些国家有了基础设施的发展，然后在基础设施发展的同时也向这些国家出口了很多机械，让这些国家能够完成投资项目的基础建设，对我们的出口方向多样化都非常有帮助。 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国家都建了很多的中国产业园，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过去办经济特区的方法来做这些事，使得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迅速发展，很快形成了集约化的力量。有些国家比如埃塞俄比亚曾经是非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中国帮助它建立的东方工业园，使得埃塞俄比亚十年到十五年间迅速的发展起来了，变成了一个非洲中等收入国家典范。美国这些西方国家是不愿意看到中国的投资能够成功的帮助这个一个国家，所以开始有一些破坏活动，比如美国人成立的海外埃塞俄比亚联盟。现在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拥有比中国大的话语权，在不断的抹黑中国方案，比如说中国的援助和投资都是债务陷阱。这些发展中国家当年都是殖民地国家，他们用的语言还是英语、法语等前宗主国的语言，它们的媒体和舆论到现在为止还是受着欧洲国家的影响。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话语权仍然对这些事情起到很大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中国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扩展话语权，能够让我们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项目不是受到指责，而是证明它的生命力和对当地的帮助。 五、如何才能让中国版的全球化走得更好一点 一是要防止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错误，上一轮经济全球化造成了对发达国家一个很大的问题，让企业自身独占市场的结果就是让贫富分化越来越大，它会让整个利润分配上一家独大。我们要防止犯同样的错误，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让市场和政府都深度参与所有项目，政府可以协调，使得这些“一带一路”产生出来的效益在社会和政府之间会有一定平衡，不让其只对某一方面有利。 二是我们要在美欧西方国家想去搞成地区产业链的过程中，健全中国自己的产业链，要防止出现孤军深入的错误。有可能有些企业像华为，它的技术发展特别精尖，但同时它严重的依赖于全球产业链，它没有把国内自己的生态比如半导体产业链培养起来，这种情况下它就出现了孤军深入的情况。当别人把你供货网络割断时，就有可能中了别人的埋伏。所以未来我们在发展产业上面要考虑到整个生态。 现在我们强调内外循环，其实内循环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考虑到内部的产业链要怎样能够比较完善，不被外部冲击而影响到整体企业。内部循环在保持我们的社会凝聚力上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就像前一阵子总理讲到，我们仍然还有6亿人口的月平均收入在1000人民币左右，需要形成内循环，拉动这些人就业，甚至提高他们技能和增加他们收入。外循环更不用说了，中国仍然是全球第一大的商品贸易大国，外部市场对中国的发展和工业化升级都很有意义。 在保证外循环的同时，我们还要有控制部分转移生产，我们要让工业化产生的利润能够受益于部分的工业转移的进程，以此来建设我们的“朋友圈”，别人跟我们一起受益，而中国现在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我们现在转移生产，我们去搞产业园帮助他们工业化，某种程度上都是让他们分享工业化的利润。 最后一点，中国的内部要追求质量和效益，但是过去在对外投资的时候，有时候几家中国企业在那里拼命竞价，一旦中标后又因价格太低而只能粗制滥造完工。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有时候也会遭到一定的质量诟病，过几年可能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要维持在外部的形象，否则的话就会变成自己国内已经发展的很好了，但是在海外的形象仍然还是一种廉价产品的代表。改变这种象征，不光是我们自己发展的好，还要改善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的质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这些问题，在结束之前，再回答一下大家的几个问题。 问答 问：政府的经济干预越来越多，是不是已经不存在实际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了？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吗？ 丁一凡：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历史上曾经被认为有一定正相关的，但滞胀否定了这种说法，未来出现同样问题时候要看我们中国政府处理这个问题是不是比其他的欧美国家、日本等国要好一点。从政治上讲，其实这些欧美国家都有利益来搞一点通货膨胀，因为如果完全没有通货膨胀，他们这么重的债务是减不下来的。当债务太重的时候，他们总是要人为的搞一些通货膨胀，使得实际债务比重不断的下降。通货膨胀可以帮助把GDP的分母做大，债务的分子就显得小了。到一定的时候，就可以解决债务不再上涨的问题了。所以未来要担心通货膨胀出现在发达国家反过来对我们的影响。因为从现在他们对我们的防范，他们对全球化的管制，他们对我们贸易的管制都证明实际上他们已经放弃了这种自由市场的经济，因为他们觉得自由市场经济对中国有利而非他们，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们变得越来越政治化。 问：现在我们学习西方国家的股份制改革是不是需要调整了？中国如何在中美脱钩和新冷战中胜出？ 丁一凡：股份制改革这件事本来就有不同理解，我们没必要拘泥于美国模式。以华为来说，它就不是一家美国股份制公司的构架，但是它仍然是全球最成功的技术企业。我们不必在这些经济发展方面受困于某一种企业的形式，有时是一种对西方盲目崇拜的结果。 关于中美冷战和脱钩问题，只要我们政府更加重视基础研究，企业更重视技术的研发，中美脱钩也不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美国现在的想法其实已经是一种自杀式的想法，宁可自己有巨大的损害，也不让你正常的发展，说明它已经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其实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最好的去吸引外来人才开发的时代，欧美经济都在长期衰退，在这种背景下，那些研发人员想做的事情就是把他们的成品，能够迅速的搬到市场上去它普及和赚钱。只有中国现在有这种条件满足他们。最有名的就是前一阵子到中国来，加入小米的Daniel Povey，他是在人工智能、语音识别方面的全球大拿，基础的这些软件都是他编写的，他到中国来加入小米实际上说明了世界顶尖科学家对欧美的不满，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跑到中国来寻找发展机会，这应该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机遇。所以我们不应该太担心，和美国脱钩了以后没有新的技术来源了，那是以前的事情，不会在未来继续发生了。 问：人口红利消失，产业链升级，如何超越中等收入陷阱？ 丁一凡：我来回答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是有点耸人听闻的说法，其实世界历史证明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所讲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只存在于两个地方，一个是拉丁美洲，一个是有些当年的东南亚的国家。他们没有技术，靠某一些资源，在某一种特定的情况下突然的爆发起来了，后来他们永远走不出来了。这个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或者说经济学发展理论上没有任何意义。拉美国家突然一下子变成中等收入国家是七十年代石油危机时借了很多廉价的美元搞石油资源开发，当年巴西、墨西哥这些国家皆是如此。但是在八十年代之后，美元突然升值，同时石油价格暴跌，它们就陷入了债务危机。债务危机之后美国利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他们搞债务重组，强迫他们变卖国家资产，使得这些拉美的发展中国家就陷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都是孤立的例子，说明不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中国发展的路子完全不是这样的，中国是靠着工业发展起来的。 问：现在我们的房债透支、国外出口受阻、地方债风险影响投资，如果三驾马车失灵，中国的经济如何破局的问题？ 丁一凡：其实从债务的情况来讲，是别人在故意的放大中国的债务水平，中国的债务水平是可以控制的。比较一下现在和九十年代的债务重组时的情况，那个时候的债务情况其实比现在更让人担心。我们在债务重组的过程中收回的资本，好资本的比例远远超过美国的那些债务重组过程中的比例。美国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债务重组，他们的债务重组之后的好资产的比例比我们要低得多，如果现在需要债务重组的话，其实还是能够使得许多东西能够起死回生的。而政府的财政能力还是有手段来给这些银行重新注资，现在国有大银行还不需要政府重新注资恢复到可信的资产负债的情况。舆论有时候对我们的经济困难夸张得太多了，相比全球，我们现在无论从投资，无论从债务还是发展方向上，我们的余地都比他们大得多。所以，未来十年，大家可以重新看一下，未来十年大概率是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未来十年大概率是中国的技术会领先全球。
记者今日获悉，8月19日，中国太保与青海省人民政府在西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青海省副省长王黎明会见了中国太保董事长孔庆伟一行，并与中国太保总裁傅帆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王黎明对中国太保多年来扎根青海并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所作出努力和贡献表示感谢，表示将与中国太保共同携手落实青海省“一优两高”战略、推进金融业改革发展，拉开合作共赢新篇章。 孔庆伟表示，中国太保在三江源捐建的“生态公益林”，是首个由金融系统社会力量参与的生态建设项目，也是中国太保举全力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的实际举措。下阶段，中国太保将围绕服务国资国企改革、实体经济建设、普惠健康保险等方面，加大合作力度，更好地服务于青海高质量发展。 长期以来，浦江之畔的中国太保与长江源头的青海围绕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开展了一系列合作。在生态保护方面，中国太保在全系统员工中募集逾1900万元资金捐建“中国太保三江源生态公益林”。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中国太保围绕助推脱贫攻坚、支持三农发展、改善民生保障、加强投融资合作，服务青海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需求，为青海累计提供风险保障超过4000亿元。 据了解，以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为契机，中国太保将与青海省人民政府进一步深入携手,在生态保护、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领域积极作为。
“如果说便利店行业此前的发展是‘激进的发展’，那么现在则是进入了‘稳健的发展’阶段。”在8月18日至8月20日，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举办的“2020中国便利店大会”上，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裴亮表示，便利店企业需要更多考虑存量优化，通过提高商品力、运营力和数字化能力，寻求稳步扩张。 而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今年7月发布的《2020中国便利店景气指数报告》显示，2019年83.3%的便利店企业开店数量同比去年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企业发展规模进一步扩大；2019年83.3%的便利店企业销售总额同比去年实现了不同程度增长。行业整体运营状况良好。 此外，受疫情影响，企业对2020年的发展预期明显调低，仅有36.4%的企业认为2020年企业发展仍然可以保持较好及非常好的发展。 在此背景下，作为目前加盟比例已超过80%的便利店，中国大陆全家执行长林建宏就全家便利店如何对于加盟伙伴赋能与减负展开演讲。对于加盟伙伴如何赋能、减负是中国全家管理运营的核心。在整个加盟伙伴赋能减负的过程中，中国全家运用加盟体系、训练体系、运营体系三大体系；两大工具为全家E学堂、全家管家，帮助员工从不懂到懂，从懂到精，从精到简。 具体来看，全家E学堂赋能加盟伙伴精于管理。据悉，国内全家2800多家门店的员工，除了线下授课，每个人都可通过全家E学堂进行在线训练。在线上训练中，采用更符合年轻员工特点的训练方式。“对于基层的员工，E学堂有27张学习训练地图，类似玩游戏通关，要过了一关才会进阶到下一关。同时，结合线下教学，可以让他们线上、线下做些整合。”林建宏表示。 同时，中国全家也非常重视OJT训练（在职训练），林建宏指出，这些培训体系并非是增加门店工作的负担，而是科学利用系统和工具，通过赋能让一线员工简化工作。借由数字化工具——全家管家，使得管理在线化、可视化、智能化，从而简化加盟伙伴运营管理。
日前，华山教育宣布天使轮估值5000万融资成功。 据悉，5年前，在投资领域已颇有建树的庄文胜先生发现当前中国民营企业的传承问题越发凸显，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搭一座桥，让中国的继创青年少走弯路，让超过5%的中国家族企业跨越三代。为此，庄文胜先生联合一众深耕教育、科技、实业、资本的资深人士发起创立了一个专注青年商业精英继创教育的创新商学教育机构――华山教育。 成立至今，华山教育已为继创者打造2个成长平台：华山投资学院和华山商学院，累计培养超过150位优秀华山学子。 发布会上，庄文胜先生表示区别于传统商学院，华山教育更加重视导师商业实操经验，学习过程贯穿学员继创全过程，同时联合西湖大学，以阿里、腾讯、华为、京东方、美的为标杆搭建了5+1的生态学习模块。 谈及为什么选择投资华山教育，华山教育股东代表合景教育集团董事长陈军先生表示华山教育有着非常清晰的定位，它的关注点在于中国民营经济的未来。
市场进入“慢牛”预期正逐步被巩固和稳定之后，近期的权益基金发行持续升温，据中国基金报的报道，8月份新基金募集金额已经超2300亿，权益新基金的发行量也超过1200亿，为市场持续带来增量资金。 权益基金市场的火爆背后，头部效应进一步显现，尤其是投研实力亮眼和投资业绩表现优异的基金管理人格外受市场青睐，由中欧基金葛兰担纲的新基金中欧阿尔法混基在开放认购的首日即告罄，该基金的募集上限为80亿，首日申购规模或已超500亿，须实施按比例配售。 据了解，知名女基金经理葛兰执掌的中欧阿尔法，将继续聚焦在科技、医药和消费行业，这也是目前认可程度最高的驱动牛市行情三条主线。从头部的权益投资基金成功经验，可再次检验这样一个朴素的投资法则：一旦能把握住“好赛道、好公司”投资要领，几乎决定了成功投资的70%-80%。 “好赛道、好公司”的典型代表 继进入港股通后二季度接连被纳入重要指数 如果说，行业景气度高的，顺延着国产替代趋势的科技、医药和消费行业，已满足了“好赛道”的逻辑，那么，怎么才能轻易地找出“好公司”？ 有一个简单的筛选标准，首先必须是行业龙头，其次还要满足“顺周期做大，逆周期做强”的条件。对于那些真正的好企业来说，具备逆周期的增长能力，才是和中庸表现的普通公司拉开距离，实现“强者恒强”的背后原因。 从港股市场上半年公布业绩来看，作为港股乳业总市值规模最高的中国飞鹤，无疑是“好赛道、好公司”的黄金标准。 另外，上市后仅3个多个月就被获纳入恒生综合指数，并成功调入港股通的中国飞鹤，在第二季度，相继被MSCI明晟公司、恒生指数公司分别纳入了MSCI中国指数、恒生大中型价值50指数，这不但代表着国内外资本市场对中国飞鹤优质基本面的认同和肯定，更有助于公司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来自全球被动型指数投资基金的配置，起到增强公司二级市场流动性，进而提升公司估值的长期利好作用。 截至8月18日收盘，中国飞鹤的港股通持股比例约为8.73%，近60日港股通资金净流入排名中处于14位，处于前3%位置，头部核心资产的特性显现。同期（即近60日）的累计涨幅超32%，总市值在港股乳业公司中依然保持着第一名的位置。 接下来继续看看身处在国产婴幼儿配方奶粉赛道的龙头公司中国飞鹤，如何在上半年实现逆势增长，展现其逆周期做强的能力。 逆势增长下主业呈现加速度 高端制胜与现金为王持续驱动研发创新及数字化转型 按中国飞鹤发布的中期业绩公告可知，公司在2020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87.07亿元，同比增长48%，上半年归母净利润27.53亿元，同比增长57%。 1、上半年主业加速增长 上半年，在突发的新冠疫情影响下，一般而言，企业经营活动难免会受到影响，以最硬核的消费行业价值投资标的贵州茅台为例，其中报显示，上半年的营收和归母净利润的增速分别为10.8%和13.3%，这些增速数据均创下近年来的新低。 反观中国飞鹤的上半年业绩数据，不但在营收方面维持了较高速水平的持续增长，实现了逆势狂飙，主业还呈现出加速态势。据卖方机构调研报告所提供数据显示，一季度公司营收取得了30%以上营收，但仍低于其上半年整体的营收增速，这代表了公司营收在二季度实现了加速，估计和同期的渠道复苏有密切关系。 进而可推导出，在下半年国内疫情受控和经济活动复苏基础，叠加消费者因防疫心理而对进口奶粉和外国奶源地的产生担忧的背景下，拥有“黄金奶源地”和重新定义“新鲜”标准，打造“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营养需求的、并在高端赛道领先的国产婴幼儿配方奶粉龙头，获得了加速国产替代进程的发展时机。 与此同时，下半年亦有几个大型电商节加持，对于今年在线上业务发展势头强劲的飞鹤来说，确实是如虎添翼。总的来说，对比上半年，飞鹤在下半年的营收规模或有望取得更好的成绩，换而言之，飞鹤在本年度的最佳表现数据或会在后头，主业向上的弹性十足，值得期待。 除了营收和盈利增速维持在较高水平之外，在这份中期业绩公告中，我们还找到了一些亮点。 2、高端产品高速增长带动净利润增长，释放高ROE下的内生性成长能力 首先，在产品结构上，上半年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所实现的营收，同比增长73%，高端产品系列的收入占比上升至77.8%，同比提升11.3个百分点，同时也较2019年底的68.6%高端产品收入占比，再次得到逾9个百分点的提升。 截至2019年底，AC尼尔森提供的数据显示，飞鹤在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市占率约为19%，位列第一名，经过2020年上半年得到约73%的同比快速增长之后，相信公司在高端市场的市占率会进一步得到提升，并与第二名进一步拉开距离，定位高端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得到进一步巩固。 （图片来源：公司公告） 飞鹤在上半年在高端产品所实现的超预期的高速增长，不但有力带动了整体营收保持着较快增长，更帮助实现高于营收增速的盈利增长，这将利于其修复较高的市场静态估值状态，提升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另外，在上半年，飞鹤的销售及经销开支的收入占比约为25.2%，同比减少了1.2个百分点，销售及经销开支的增速小于公司整体营收增速，致使其净利率扩大至31.6%，同比增加了1.9个百分点。在这里，销售及经销开支的增速低于营收同期增速，我们判断出现这种状况，跟公司在疫情期间开展的线上销售取得较大进展有关，一般而言，进行线上的推广成本会相对较低，触达的人群也会更多。据公告所示，飞鹤目前约87%收入来自于线下，换而言之，另外13%的占比或来自于线上，未来随着飞鹤品牌影响力提升、网上销售渠道和网络运营能力的提升，其线上销售的占比还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或会导致其在销售及经销开支的收入占比得到进一步下降，成本结构的优化，将有利于公司净利率的继续提升或改善。 经过杜邦分析方法来拆解飞鹤的ROE，我们发现了，公司较高的销售净利率是其主要贡献因素，权益乘数对比于往年同期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进一步降低了其财务风险，除了向线上销售发力及严格的费控之外，高端产品的高速增长带动功不可没，是中国飞鹤在上半年内生性增长能力的最大贡献者。 3、现金为王滋养研发创新，数字化转型正当其时 按公司公告，截至2020年6月30日，中国飞鹤所持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约为105.8亿人民币，连同账上的受限制现金、抵押存款、结构性存款等合计规模约为154.1亿，减去有息负债12.4亿，得到最新一期的净现金规模为142.4亿。该数据较上一年中期的49.4亿净现金规模，提升幅度约188%。 净现金水平的提升，体现出管理层所具备的危机意识，不仅是为了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带来的挑战，更是为了在主业快速扩张之际，提供充足的资金预备，因此，此时的“现金为王”更是强者之证。另外，我们认为公司注重提升净现金水平的做法，体现了一种“张弛有度”、“有的放矢”经营风格，一方面用高周转及低库存的渠道策略快速推动产品的销售，加大产品品牌宣传力度，另一方面在产品生产工艺和供应链技术、研发创新上狠下功夫。2018-2019年，飞鹤在研发投入分别为1.09亿元、1.71亿元，研发投入逐年增加，同期所对应的飞鹤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分别为31.21亿元、51.81亿元，这说明了，公司净现金水平的持续提升，更是少不了随营收扩大而持续健康增长的经营现金流所作的贡献，飞鹤一直以来充足的现金持有量及现金流创造能力，为公司研发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 坚持研发创新的飞鹤，决定了其产品继续在行内保持领先优势。2020年5月28日，高端产品系列星飞帆进行了全新升级，升级后的星飞帆配方拥有三大优势组合，即“新一代专利OPO、1.2倍SN-2棕榈酸、GOS益生元”。升级星飞帆首次采用了世界前沿科技成果——SN-2含量达67%的新一代专利OPO，将配方中SN-2含量提升至原来的1.2倍，更加接近中国母乳水平。此外，升级星飞帆采用了更接近母乳低聚糖的GOS益生元，将配方中的低聚糖含量提升了87%，能促进肠道益生菌增殖、调节微生态平衡、提升肠道保护力。飞鹤在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所体现出的研发创新水准，为其产品力实现领先和品牌力获得持续提升的支撑，也是驱动公司经营实现正向循环的其中一个重要环节。 疫情的出现，加速了国内多数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进程，政府大力推动的“新基建”更是为这个趋势奠定了长足发展的基础。5G和人工智能时代到来是新一轮技术周期开启的标志，这将会为商业模式的变革带来土壤，而我们也看到，在这次疫情期间，飞鹤在线上销售和线上直播活动的突出表现和贡献，正是其上半年实现逆势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大力加入到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不单是大势所趋，亦是公司业务踏入新增长阶段的内在诉求。 在这份中期业绩公告中，飞鹤首次提出数字化、智慧化赋能业务发展的策略思路。强调了将在全业务、全流程、全触点上进行全面数字化转型，将数字化运用于生产、研发、流通和服 务等各环节，并充分挖掘数据价值，为品质与安全保驾护航，持续开展数据中台建设，借助大数据能力支援经营管理决策并反哺业务运营，助力公司业务探索和商业创新。 据了解，飞鹤已经制订出“3+2+2”的IT规划战略目标，即以智慧营销及供应链探索为目标、以ERP运营体系、智能制造、智慧办公、业务及数据“双中台”为核心、大数据驱动的数字化规划建设，以阿里云数据中台为统一支撑，推动及指导新零售业务与智慧供应链业务的探索及变革，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实现产业集群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与数据联通，从而使运营效率与产品品质实现智能升级。 我们认为此举能够使得飞鹤与外部生态伙伴及产业链上下游持续创造出协同效应，并在智慧协同和产业链优化上有所作为，有所突破，有助打通上下游众多参与者或生态合作伙伴的信息壁垒，进一步拉近优质产品到消费者的距离，节约用户时间，努力为他们提供“更新鲜、更适合”及更具智慧体现的革命性创新产品。 估值合理，持续的业绩增长将驱动市值成长 行业的高景气和市占率提升成主要路径 最新一期业绩数据公布后，中国飞鹤的动态估值进一步降低至33.8倍，在港股中大型市值的乳业公司排名中位列第一，我们认为这一估值水平合理，一方面体现出公司领先的行业地位，以及作为龙头公司的估值溢价，另一方面体现了更快的业绩增长水平。 因此，未来公司市值增长的逻辑应着重转向观察其是否具备持续的业绩增长能力。简单来说，在飞鹤身上能赚的是依靠业绩增长带来的钱，而非估值方面的进一步扩张。推动公司市值增长的业绩增长，主要来自于主业向上的弹性和空间，或者来自于充足现金储备支持下的外延式并购机会或者对产业链、供应链进行深度整合，通过成功的数字化转型，提升经营效率和竞争力。 站在长期视角，行业的高景气和市占率提升则成为中国飞鹤市值成长的主要实现路径。 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显示，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整体市场规模将在2023年升至3427亿，而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行业将保持年复合增长16.6%，预期至2023年将增长至1998亿元，其将持续强势拉动婴配粉市场整体增长。随着消费者对中外奶粉选购趋于理性，国产替代趋势将延续，以及奶粉行业内马太效应加剧，手握高端明星单品“星飞帆”的飞鹤，将进一步抢占市场份额，夯实行业龙头位置。 嘉谟证券的研报指出，目前飞鹤在南方市场和一线市场的市占率相比优势市场还比较低，未来公司有望在这些市场持续提升市占率，因此公司的成长天花板尚未到达。 在这个问题上，高盛研报的预测最为乐观和积极，其预计飞鹤的市场份额在2023年将达到27%，高盛表示，在超高端部分，飞鹤到2023年将达到44%的市场份额。这代表着，未来3年飞鹤将在整体市场份额中每年扩张3-4%，以及在超高端产品市场实现5-6%的市场份额增长。虽然这是非常快的市占率提升速度，但过去一年飞鹤已被证实成功实现了这样看起来有点乐观的目标。 根据AC尼尔森数据，2020年第二季度，飞鹤在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总体市场份额已从一季度的13.4% 强势增长至14.5%，其中线下市场占有率为16.8%，线上市场占有率达8.0%。 这种超预期或许应得到一些启发，我们要么低估了飞鹤的竞争优势，要么就是高估了其他对手的持续抵抗能力，无论那一面，对飞鹤估值提升来说，都是有利的。 高盛在研报中还强调这样一点，中国飞鹤凭借高端定位、对广泛的经销商网络的控制以及强大的执行能力，很可能成为国产替代进口最大的受益者。“行业马太效应+国产替代加速+高端产品引领”的思路，大方向上与我们前述判断并无二致。 因此，综合这些观点或判断，飞鹤的长期价值展现将不言而喻，营收和市占率的天花板，以及其可持续创造出自由现金流的商业模式，从而决定了公司市值增长仍在路上。
“岭深常得蛟龙在，梧高自有凤凰来。” 面对全球化的历史性困局，中国“双循环”并非走向“闭关自守”，而是选择通过向内发力，为高水平开放打开向外空间。 一方面，基于“内循环”的高质量发展，中国料将与全球经济缔结新的利益纽带，强化“外循环”中双向开放的动力。另一方面，“内循环”的产业升级预计将推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中国经济融入全球体系打造新的战略支点，优化“外循环”中国际分工的路径。 得益于此，中国经济有望在全球复苏中发挥更加稳定而积极的作用， 并以区域化的加速发展引领全球化的新变革。以“双循环”为基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与新一轮全球化浪潮有望相互促进，共同拉动全球经贸体系走出历史性困局。 “双循环”奠定高水平开放的新基础。当前全球化浪潮所陷入的困局，看似是由特朗普政府政策转向、新冠疫情冲击等一系列“黑天鹅”引致的意外之变，实则是历史因素层层累积后的必然之果。从全球来看，过去数十年，部分发达国家在获取全球化红利的同时，未能处理好内部的红利分配问题，导致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不断扩大，推动内部民粹主义、外部保护主义的双重涨潮，进而从全球化的领导者转向“退群者”，全球化体系亟待新一轮重构。从中国来看，一方面，改革开放四十余年间，中国向全球分享自身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但是另一方面，要素驱动型的粗放式增长已经难以持续，较低水平的对外开放边际效益递减。中国对外开放亟待走向更高水平，以新方式满足自身高质量发展需求，并对全球经济产生可持续的正向外溢。站在国内外历史性变革的交汇点上，中国经济走向更高水平开放，一方面需要跳出过去的思维窠臼，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另一方面，不能就“开放”论“开放”，而是要寻求更为基础性、全局性的解题思路。 针对上述形势，“双循环”新格局有望为高水平开放构建“外题内解”的解题路径。展望未来，阻碍中国开放的桎梏主要在外部。一是意愿问题，既在逆全球化思潮泛滥之际，如何让全球经济愿意更加深度地接纳中国。二是方式问题，即在原有经贸体系破碎之时，如何让全球经济更有效地接纳中国。针对上述问题，“双循环”通过向内发力，实现向外突破。一方面，以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全球体系缔结新纽带。另一方面，以自身产业升级加速区域一体化，以此构建融入全球化的新支点。中国“双循环”新格局，虽然以“内循环”为主，但并不是“闭关自守”，而是由内而外地拓展高水平开放的新空间。基于“双循环”产生的新纽带和新支点，中国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全球产业链升级、区域化和新一轮全球化有望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系统，成为全球经贸体系和治理格局走出历史困局的关键引擎。 “双循环”缔结中国与全球体系的新纽带。“国家利益是国际社会最现实的普世价值” [1]，更是全球体系进一步深度接纳中国的根本动力。从利益维度出发，“双循环”料将在两个方面缔结中国与全球体系的新纽带，跨越当前全球化所遭遇的深层阻碍： 第一，为全球经济金融提供“稳定锚”。维持全球经济稳定是开启新一轮全球化的前提条件，否则各经济体将在贸易壁垒、竞争性贬值、地缘政治冲突中陷入存量博弈的泥沼。从规模来看，根据IMF工作论文测算[2]，中国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百分点，短期内全球的经济增长率将下降0.23个百分点。从结构来看，无论是对于传统贸易、简单全球价值链贸易还是复杂全球价值链贸易，中国均已与美国、德国携手成为全球性的三大枢纽[3]（详见附图）。基于此，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具有系统重要性地位。在全球深度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借助“内循环”深挖内需潜力、强化内生增长，也意味着中国能够通过“外循环”为全球提供更多的稳定性资源，以支撑世界经济稳步复苏。基于此，在金融层面，国际资本料将长趋势流入中国，在分享中国机遇的同时，亦加速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经济层面，更多的经济体有望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人民币国际化、自贸港和自贸区等渠道，在“锚定”于中国市场和产业链的同时，也将加快中国对外国际产能合作。由此，“稳定锚”将拓展为良性循环的“稳定网”，在稳定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 第二，为全球价值链升级提供“推进器”。据WIPO和CB Insights数据，当前中国已具有全球第一多的年度国际专利申请量，第二多的“全球百强”科创集群，第二多的新经济“独角兽”数量。基于此，通过“内循环”进行针对性地补短板、锻长板，中国经济有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加速产业升级、迈向全球价值链上游，同时也将撬动全球价值链升级。一方面，利用全球价值链中的枢纽地位，中国产业升级将加速科技创新的全球扩散，提升全球价值链生产效率，从根本上提振全球经济动能、打破存量博弈。另一方面，中国数字经济的较快发展也将推动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并由此打开国际合作分工的新渠道，加快形成基于新一代技术革命的新全球化时代。这有助于抵减疫情下传统全球化渠道的衰减，促使更多国家和人群共享全球化机遇，抑制因机遇分配不均而产生的逆全球化浪潮。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研究[4]，作为传统经济代表，沃尔玛通过27年的全球化进程，在28个国家设立了1171家分店；作为数字经济代表，阿里巴巴在8年的全球化进程之后，已覆盖220个国家的900万商户，其全球化效率远胜于传统经济，更广泛地实现了全球化的机遇共享（详见附图）。 “双循环”构建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新支点。越过当前的深层阻碍之后，未来新一轮全球化并不是上一轮的简单重复，而将呈现截然不同的新结构。上一轮全球化中，在需求侧，美国是唯一的全球性需求枢纽；在供给侧，全球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均呈散点状分布。由此，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全球化领先于区域化的经济一体化格局，直观反映为“世界是平的”（详见附图）。但是，这一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变革。在需求侧，“美国优先主义”削弱了美国作为全球性需求枢纽的地位，而中国等其他经济体作为区域性需求枢纽的地位正在增强。在供给侧，以美国、德国、中国为各自中心，“北美工厂”、“欧洲工厂”、“亚洲工厂”形成鼎立之势，产业内分工的区域集聚成为大势所趋。由此，在未来新一轮全球化中，世界不再是平的，而是转向“多峰结构”，由多个区域化共同体构成，形成一个产业内贸易区域化、产业间贸易全球化的嵌套体系（详见附图）。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将领先全球化，进而成为全球化体系的支柱。 顺应这一历史趋势，目前北美、欧洲已经加快了区域化建设。其中，美国宣布退出 TPP，转而签订美墨加免关税新协定。欧盟则抓住疫情之变，利用欧盟复苏基金，进一步加强内部团结。对此，亚洲区域化作为未来全球化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面临着不进则退的巨大挑战。当前的中国在需求侧已成为接近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单一市场，在供给侧具有独特的完整产业链优势，并位居亚洲价值链体系的唯一枢纽，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亚洲“供给-需求”双中心。因此，中国的选择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开放，更关系到区域化与全球化的未来。 从这一视角出发，中国“双循环”的建设有望助力亚洲形成“双环+双链”的区域化结构，并由此支撑新一轮全球化的稳步发展。所谓“双环”，一方面，是以中国经济“内循环”为依托，通过激活中国海量的内需市场，为区域经济提供持续而充沛的需求增量。另一方面，是以中国经济“外循环”为线索，进一步优化本区域的产业内分工，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具体而言，这一区域内的“外循环”主要由两个核心链条构成。第一，“中国-东盟”链条。在原来以美国为中心、“扁平式”的全球分工体系下，中国与东盟在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等低附加值领域存在竞争关系。因此，虽然中国与东盟已经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经济合作仍有待深入。未来，随着中国迈向全球价值链上游，中国与东盟在产业内分工的关系有望加速由竞争转向合作。中国向东盟提供关键技术、零件、设备以及市场需求，由此东盟将得以充分发挥其资源、劳动力等要素禀赋，在下游环节形成规模生产优势。从政策机制来看，未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订有望加速这一链条的形成。第二，“中国-日韩”链条。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将对日本、韩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强劲的新需求。基于此，如果中国经济能够通过“内循环”补上短板、锻造长板，则将削弱外部技术壁垒的威胁性，从而与日本、韩国依据各自的优势领域，融合成各有所长、相互补充的区域科创共同体，并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基础研究—科技转化—商业应用”的良性循环，共同扩大在全球价值链上游的竞争优势。从政策机制来看，未来《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若能提速落地，则将促进这一链条的形成。 参考文献 [1] 张红力， 周月秋， 程实， 等． 金融与国家安全[M]．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5． [2] Cashin P， Mohaddes K， Raissi M． China‘s slowdown and global financial market volatility： Is world growth losing out？[R]． IMF Working Paper， March 2016． [3] Xin Li， Bo Meng， and Zhi Wang． Recent patterns of global production and GVC participation[R]．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4]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9[R]． The World Bank， 2019． 注：传统贸易指直接用于消费的出口，简单全球价值链指涉及一次跨境生产，复杂全球价值链指涉及至少两次跨境生产。圆圈大小表示获得附加值的大小，箭头的粗细表示两个国家之间的依赖程度。 存在箭头的情况： 1． 如果 A 国是 B 国进口附加值占比最大的国家，箭头由 A 国指向 B 国。 2． 如果 A 国在 B 国进口附加值中占比超过 25% ，箭头由 A 国指向 B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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