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跑“新基建”，河南5G建设正全力加速，5G正融入中原大地千行百业。不久前，河南推进全省5G网络建设和产业发展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而在5月底，河南省政府与中国电信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举行签约仪式，共同推进5G网络建设和产业发展。 去年以来，河南已累计建成5G基站1.6万余个，地铁线、高铁站、旅游景区、城市主干道相继完成5G网络覆盖。今年春节期间实现各省辖市城区5G网络全覆盖和正式商用，成为在全国率先实现所有省辖市全面商用的省份，目前已累计发展5G用户300多万户。为提升网络供给能力，河南吸引中国移动、中国联通5G SA核心网大区中心部署郑州，实现对河南等多省区5G业务承载。 今年以来，河南加速“新基建”布局数字经济，而5G处于关键位置。河南推出一揽子5G建设计划，全年计划完成5G投资100多亿元，新建5G基站近3万个，实现全省县城及以上城区5G网络全覆盖。 5G发展，网络是基础，应用是关键。河南去年即启动了“5G+”示范工程，依托中国移动5G联合创新中心开放实验室、中国联通通信技术实验室、中国铁塔5G建设技术创新中心等5G技术研发机构，开展了5G智慧医疗、5G智慧交通、5G+4K超高清视频直播等试点示范，并打造出一系列行业领先的5G应用项目：由河南移动、郑大一附院、华为联合打造的国内首个5G智慧医疗示范网已在郑州投入使用；5G高清监控、无人巡逻船和无人移动售货车等5G设备亮相郑州龙子湖智慧岛街头，成为流动的科技风景；河南综合工业互联网平台上线运行，中原内配、新乡化纤等制造业企业启动5G智慧工厂建设…… 为加速培养相关产业链，河南先后成立了5G产业联盟和5G应用产教融合联盟，中德智能产业研究院、华为云运营服务创新中心等产业研究机构、技术创新中心挂牌成立，一批知名企业在河南落户并开展关键功能研发与测试验证。 河南把推进5G建设作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提升治理效能的战略之举，制定出台3年行动计划，加快5G网络建设，培育壮大5G产业，拓展5G应用场景，力争把河南建设成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5G产业发展先行区、创新应用示范区和集聚发展热点地区。河南省省长尹弘表示，要抓住战略机遇，加快5G网络建设和产业发展，以5G发展新成效形成区域发展新优势。
中美贸易纠纷下，“缺芯少魂”成为当下这两年霸屏的热词，殊不知！在十几年前的中国电子产业中，流传最广的一个名词叫做“缺芯少屏”。 短短一字之差，中国企业用了三十年来走！ 1、初生 说到面板，就不得不说下京东方这家公司！ 在1993年，在北京酒仙桥，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公司成立，这家公司的前身是774厂（北京电子管厂）。 这个数字代号，意味着这家公司具有军工背景，它成立于1952年，是国内最早的半导体企业，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用到的集成电路就是来自774厂，甚至它还一度成为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军工的缩编以及在特殊时局积累下来的羸弱局面，让这个辉煌的中国科技厂逐渐走向没落。 图源：网络 在那个年代，彩电、单缸洗衣机，收录机成为了结婚“新三件”,风靡了那个时代的家庭。为适应消费的需求，国家开始鼓励彩电国产化，774厂也开始转向彩电产业，试图扭转自身没落的局面。 774厂成为国内最早研究液晶面板的企业，并于1981年成功研发出液晶屏面板。 但是774厂的自研理念，与当时面板行业”能买的不造“理念显得格格不入，国家虽然鼓励彩电国产化，但是与774厂相类似的780厂、714厂、青岛无线电二厂为代表的厂商采用方法是全套引进国外生产线和元器件模式。 这种国产化，不过是组装国产化。而且这种现象在几乎所有工业领域都有体现，家用电器、集成电路、汽车、飞机等等。 研发就需要大量投入，成为另类的774厂并不被当时的社会誉为国产之光，反而成为北京业绩亏损最多的企业。 中国液晶显示产业之父的王东升站了出来，在774工作10年，他见证了这家副部级大厂的衰落，面对死气沉沉的老厂，原本是打算离去，当时几乎铁板钉钉地要去中信集团的下属单位任职高管，但老厂长再三挽留，他留了下来。 1993年，35岁的王东升临危受命，接手了连续亏损7年，亏损数千万元、频临倒闭的北京电子管厂，然后带着2600多名、其中还有“因不能按时拿到工资以至于要到菜市场捡白菜帮子谋生”的员工凑齐了650万，开始了股份制改造，创办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这不仅是中国第一家完成股改的亏损企业，还是中国最早的“债转股”企业，他用筹集到的资金又从银行贷到等额的款项。 在王东升带领下，聚焦在CRT显示器相关的业务上，依靠国内彩电业的发展，企业效益也越来越好。在公司成立当年，实现扭亏为盈，1997年6月京东方在B股上市，并募集到3.5亿港币，京东方在资本市场首次亮相。 但是，从上市之日起，投资者就形容京东方这家公司类似吸血鬼一样吸干了股民的钱，被业界讽刺为“一个只会圈钱的骗子公司”！ 现在，投资者仍然对京东方在资本市场大规模融资颇有议论，但是不得不否认，这家公司在面板领域的龙头地位。 这背后隐藏的故事，离不开中日韩三国在面板领域的争夺。 2、面板价格战的实质，逆周期操作 液晶显示面板，得以起于日本的须羽精工，成于日本的夏普。 1983年5月，须羽精工在东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一款两英寸的微型彩色液晶电视，这个显示面板的先行者，在那时并没有得到世人的重视。 直到1988年十月，夏普在日本电子展览会上展示了14英寸的液晶显示屏，引起轰动，此后全球第一条6代、8代、10代线均由夏普创造，带领日本面板行业抢占了全球大部分的市场。 在1990年全球90%的 TFT-LCD 液晶显示器是在日本生产的，1991年到1996年，全球有25家平板显示的批量生产线建成，其中有21条建在日本。 这个由日本创造的产业，给日本带来了丰厚的收益，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但是日本并没有在该领域占据持续的主导地位，在很短的时间内，市场份额被韩国抢占。 显示面板产业关键在于逆周期投资，就是资本疯狂投入，直到把竞争对手逼到亏无可亏。 一般来说，显示面板行业都是高资本投入的窄口径行业，产线投入巨大，一条产线数百亿元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在价格下跌，产能过剩，企业缩减产业投资的背景下，韩国企业却在面板领域大规模投入，制造产能线，同时雇佣那些在日本经济泡沫下失业的技术人员，来消化日本技术。 以韩国LG为例，这家企业仅花了不到7年的时间，就建造了P1-P5工厂，完成从2代线到5代线的跨越。但是这个过程是痛苦的，LG液晶业务则从1987年亏损至1994年，年均亏损5300万美元。 在1995-1996年全球面板行业进入衰退周期，韩国企业继续逆势大举投资扩产能， 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铤而走险再次逆周期投入数十亿美元，大举兴建大尺寸液晶面板生产线。 如此高强度的投资，韩国花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把日本企业挤下了世界第一的宝座。 1999年，三星在全球平板显示器市场的份额达到18.8%，名列第一，LG达到16.2%，名列第二。 反观那时的中国企业，沉浸在日本技术的外衣下，打着国产之光的称号消费着国人，而始终有着自研基因的京东方，也仅仅从亏损的状态中走出来。 在上世纪90年代末至20年代初这十几年的时间，国内都没有一条可投产的生产线，绝大多数市场份额，都被掌握在日韩企业手中。中国企业想要从中抢夺蛋糕，很难！ 韩国企业逆周期的操作，拥有着企业家冒险的勇气和胆魄，韩国厂商坚信面板 衰退期之后必然紧随增长期的信念。 但是这种玩法走一步就是错误。在看不到周期的拐点，反周期操作的巨额投入不是谁都能承受。在这样的背景下，韩国现代率先倒下。 正是这个机会，给了国内面板企业的机会。 3、吸血的行业 京东方始终认为，面板企业的合资和产能线引进，最终什么技术都得不到，唯一可行之路便是收购。 在2001年11月，京东方收购了现代STN-LCD和OLED业务。2003年1月22日，京东方宣布韩国子公司以3.8亿美元收购现代全部的面板业务。 这项收购，标志着京东方的TFT-LCD事业的战略布局正式全面启动。 韩国现代当时拥有2代、3代、3.5代各一条，年产能300万片，全球第9，技术储备也相当雄厚。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当时中国政府批准的最大外购案例。 京东方收购的时间卡的非常精准，颇有运气的存在。收购交割刚刚完成，面板价格就开始反弹，京东方第二个月就开始盈利，一年半盈利6000万美元。同时这笔交易也是京东方全面消化韩国的技术，为以后的发展打下的基础。 好景不长，2004年下半年，面板价格再次下跌，直接京东方的资金链差点断掉。 后来在北京市政府和国开行的帮助下度过难关，也是在政府的背书下，多家银行又为京东方提供了7.4亿美元的贷款，北京市政府额外提供28亿人民币的借款，算是得到了补血。 政府的补血并不能改变京东方的业绩，在2005年、2006年，京东方分别巨亏15.87亿、17.71亿。 2008年的经济危机，再次给面板行业来了一记重锤！不过这次在国家意志的支持下，以京东方为代表的中国面板企业采取了大规模的逆周期投资，大规模建设， 以京东方业绩来看，2008年之后连续5年的亏损，牺牲掉前期的业绩，用韩国逼退日本的手段，把日韩企业从中国本土市场挤压出去。 数据来源：wind 2009年4月，京东方合肥6世代线开建，这条产线的意义在于如果建成那么中国的彩电第一次可以用上中国的面板。 2013年，京东方推出430亿在融资计划，发力AMOLED方向。2015年福州6代、成都6.5代AMOLED产线开工，次年四川绵阳6代AMOLED开工，到2017年前两者开始投产。 如今，京东方坐拥12条显示面板生产线（其中2条在建），既涵盖当下最火的柔性AMOLED技术，又囊括全球最高世代线10.5代TFT-LCD生产线，创下高达22.3%的全球面板第一市占率。 从数据来看，京东方自上市以来累计募资金额（直接融资(金额)+间接融资(按筹资现金流入)达到4618.84亿。 可以想象，这个投资额砸下去，京东方总市值仅在1823.44亿，行业是多么烧钱。 国内产能的快速提升意味着价格的全面下降，扮演价格屠夫的角色的国内面板厂商，直接刺激了日韩企业，这些外资希望通过在中国耕耘已久的市场阻止以京东方为代表的面板企业的渗透和成长。 在2013年1月4日，中国对境外企业价格垄断开出首张罚单——韩国三星、LG，中国台湾地区奇美、友达等六家国际大型面板生产商，因垄断液晶面板价格，遭到国家发改委经济制裁3.53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处罚。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开出的金额最高的一张价格违法罚单。 这个事件过后，面板价格战四起，面板价格也是一直走低，在2019年，甚至跌破现金成本。 如今，日韩厂商不得不相继停掉产能，根据群智咨询的数据，20年底SDC将关闭韩国所有LCD产能，LGD将关闭韩国所有LCD-TV面板产能。 而在2017年，中国大陆厂商显示面板规模超过了韩国，升至全球第一。中国企业用韩国人的玩法，创造了属于中国的面板市场。 4、反转何时到来？ 步入2020年下半年，市场上关于面板价格反转的信息多了起来，在8月17日资本市场，两大面板权重企业，京东方A和TCL科技股价相继大涨超5%，对应当天外资净流入9.22亿和7.79亿，合计17个亿。 那么，面板反转的价格预期存在吗？ 从现状而言，面板价格反弹预期强烈，反转为时尚远！ 首先供给格局在改善，这其中最主要的是韩国厂商的大规模退出，在2019年，面板行业出现普遍性的经营性亏损的背景下，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面板厂商率先调整产能。 三星宣布将在2020年底前关闭韩国本土LCD产能，LGD早在2020年初就已宣布将在年内关闭韩国本土的LCD产能。 国内方面，中电熊猫位于南京和成都的三条面板产线和三星显示位于苏州的8.5代LCD产线正在寻求出售，有能力收购的将只有大陆面板厂。在大陆新建产能方面，LCD产能扩张也已经接近尾声，供给格局逐渐形成。 所以，如今通过扩产挤压竞争对手市场的手段即将会过去，那么在国内以京东方A ，TCL科技这两家为代表的面板大厂面对日韩的价格战即将结束，所以未来能够看到的是大陆厂商主导权逐渐增强。 至于行业反转，是随着OLED、MiniLED/MicroLED/Micro-OLED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技术的迭代和成本端的快速降低。行业的格局、生态或将迎来重塑，技术交替周期之下，短期的反转拐点还要等待时间，但是最困难的节点已经过去。 5、小结 从京东方的身上，看到的是国产显示屏的30年历史，是在国家意志下，以四方之力创造的企业。 站在当前角度来看，穿越周期的寒冬下，还是要耐心等待拐点到来，以京东方为代表的国产面板企业能够走到多远？还是留给时间吧。
8月18日，美年健康在上市五周年系列公益活动启动会上宣布，将重点推进重大慢性疾病“糖尿病”的预防宣教工作，在糖尿病高发地区开展“控糖”公益活动，进一步辐射美年健康的公益影响力，践行“健康中国”战略。 美年健康副总裁、首席科学家宁毅介绍称，今年下半年起，美年健康将以与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共同发布的《健康中国·体检大数据糖尿病地图》为依据，每年选定糖尿病发病率较高的2个省、10个城市开展公益防控活动。通过糖尿病普查、健康知识教育、检后管理、健康白皮书等多种形式，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糖尿病防治意识，培养健康生活方式，提升糖尿病的早筛、预防和控制率，从而减少因糖尿病带来的家庭与国家的巨额财政支出，为国家“控糖”事业作出贡献。 近年来，美年健康持续关注重大慢性疾病的早筛查、早干预，持续深耕糖尿病预防研究领域，已在糖尿病联盟等国际会议上发布19个研究报告，系统构建糖尿病防控框架，参与国家科技部重点项目及课题，积极推动糖化血红蛋白作为糖尿病早期筛查早期普检项目，建立糖尿病服务和支持系统等。 美年健康董事长俞熔表示：“作为健康体检行业的领军者，美年健康会始终站在有益于国家、社会、行业的角度，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事业的坚持，对客户健康的关心，对社会的爱心，继续在做好专业健康体检、健康管理服务的同时，进一步在影响国人健康的重大疾病预防领域进行突破，更好地加大力度支持、帮助特殊群体，凭借实际行动身体力行支持健康公益事业。”
今日，港交所因台风天气上午休市，下午开盘三大指数集体下跌。恒指盘中一度跌超1%，随后盘中低位震荡，截至收盘，恒指跌0.74%，报25178.91点；国指收跌1.08%，报10313.31点。 行情来源：Wind 盘面上，电力股表现亮眼，电池股、收租股、手游股小幅走强；手机概念股大跌居前，舜宇跌6.8%；电信股回吐，中联通跌7.66%，昨日飙涨近20%；内险股全线下跌，中国人寿跌4.4%；恒生科技成份股中，京东涨近5%，小米升3.36%创2年新高，阿里巴巴涨1.35%。南下资金小幅净流入1.13亿港元，大市成交额为845亿港元。 行业方面： 电力板块今日表现强势，领涨大市，华能国际大涨近12%，华电国际涨9.17%，中国电力大唐发电、华润电力纷纷走高。 行情来源：富途 内险、通信股持续走低，中国联通跌7.66%；中国人寿一度跌超7%，后收跌4.48%，新华保险、中国太平、中国太保纷纷走弱。 行情来源：富途 汽车股尾盘拉升，润东汽车涨近10%，雅迪控股、北京汽车、长城汽车等跟涨。 行情来源：富途 个股方面： 美团点评昨日大涨7.7%，今日续涨，盘中高见243.4港元再创历史新高，总市值突破1.4万亿港元。截至收盘，美团点评跌1.62%，报231.2港元，总市值13591.28亿港元。此外，美团点评获纳入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成份股，将于9月7日起生效。银河联昌最新发研报指，公司的短期催化剂将是二季度业绩，预计外卖订单量将恢复增长；预料公司获纳入恒指成份股只是时间问题，南向资金将驱动公司重估，首次覆盖给予“增持”评级。 金山软件盘中大涨超12%，截至收盘，涨6.81%，报42.35港元，总市值581.35亿港元。金山软件昨日晚间公布中期业绩，期内收入为25.9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0.60%；归母净利润为91.58亿元，去年同期亏损14.83亿元。绩后花旗发研报指，看好公司游戏、云业务及转向盈利的办公软件及服务等业务发展前景，维持其“买入”评级，将目标价由32港元升至47港元。 继昨天大跌9.45%后，舜宇光学科技今日再度下挫6.86%，报125港元，总市值1371亿港元。瑞信发表最新研报称，美国宣布对华为收紧限制，这对舜宇年度2021首季带来负面影响。鉴于公司在镜头供应链上採取Android客户多样化的定位，相信公司可能会对客户管理作出调整，但改善产品组合的进程或会减慢。该行将公司2020至2022年的每股盈利预测下调2至10%，以反映下半年的前景及华为限制所带来的潜在影响。目标价由原来的207港元下调至168港元，维持跑赢大市投资评级。摩根大通则将舜宇2020及2021年的每股盈利预测分别下调12%及6%，维持增持投资评级，目标价由原来的165港元下调至155港元。 港股通方面，宝龙地产华能国际涨幅居前，均超10%，华电国际、中集集团、金山软件等跟涨。 行情来源：Wind 彩生活大跌8.76%领跌，中国联通跌7.66%，舜宇光学科技、爱康医疗、心动公司等跟跌。 行情来源：Wind 南下资金流方面，净卖出9.64亿港元，其中港股通（沪）净流出9.04亿港元，港股通（深）净流出5996万亿港元。 行情来源：Wind
理解“双循环”的四个要点 对于“双循环”内涵的理解，有以下要点： 第一，“双循环”是应对当前疫情以及恶劣的国际环境不得已而为之的战略转型。从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历可知，参与全球分工、贸易投资自由化是使得世界各国都获得好处、实现经济增长的不二之道。现在之所以提出“双循环”，而且是以内循环为主体，就是因为全球化的环境被破坏了。这中间，既有某些国家的人为因素，也有疫情蔓延致使全球经济“大关闭”的因素。 第二，中国“内循环”有自身的经济、制度的优势和得天独厚的条件。很多小国基本上没办法、也没有条件来重建自己的循环，只有中国可以。中国是少数几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身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拥有超级大市场，国内区域发展形成梯度结构，从而在实体经济基础上具备建立国内循环体系的经济体。 第三，要想用“双循环”来取代原来的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新发展格局，我们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这是一个需要瞻前顾后、久久为功的长期战略。这一战略的推行，首先必须依托高度发达的市场机制。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特别要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改善我国营商环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次，必须进一步调动企业这一主要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在当前的情况下，特别要大力鼓励发展民营企业，大力引进外资，深化国企改革，“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其三，必须充分利用我国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目前跻身全球第一方阵的有利条件，在资源配置格局重新调整过程中，深入推动我国经济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使我国得以在新的更高水平上重新塑造我国资源配置格局。总之，这个从双循环向内循环为主的转型过程，应当是一个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唯有如此，这个转变才是积极健康的，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 第四，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很高。若用进出口总额作为衡量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指标，则情况不容乐观。十余年前，我国的对外依存度曾高达60%以上。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该比例逐年下降，2019年依然在40%以上。应当清楚地看到，就是这个GDP的40%，是需要从对外循环转型为对内循环的；有些行业的依存度高达70%、80%！需要转移和被替代的规模如此之大，绝难一蹴而就。所以，理论上我们可以说在很多领域要用国内循环代替国际循环，但是实际操作起来，要解决很多问题。诸如成本问题、物流问题、适配性问题等等。所以，有效地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体制，是要付出努力、付出成本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蒙受效率和速度的损失，蒙受福利损失。 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无穷 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潜力无穷。“超大规模”主要指市场有各种各样的需求，不仅总量庞大，结构也很完备。如果出现问题，可以灵活进行调整。而且产业体系完备，从最基础的土地生产物，到制造业，到服务业，再到高新科技，中国基本上都具备。但是，国内或许可能有“内循环”所需的各种资源，但是不如国外的质量好或者不如国外便宜。所以，从经济角度考虑，很多企业更多地选择使用国外的资源，有其合理性。如今要把这些同国际市场之间的循环转变为国内的循环，恐怕须费时日。更有甚者，有一些资源、产品和服务，国内原本就是没有的。这些资源和产品构成中国经济内循环的“断点”，若不能有效地弥合这些断点，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就会受到阻滞，就会有瓶颈；依据短板原则，经济的增速和质量就会下降，严重者，会遇到比较大的麻烦。当然，这就提供了一个压力，一个迫使我们攻关的压力，过了这个阶段，我们的经济发展，无论是速度和爱是质量，都会有大的提高。 总之，从宏观上看，超大规模是我们的底气所在。但是，若要将这个掩盖大量问题的“宏观”，拆分为结构、拆分为微观、拆分为区域、拆分为企业，就会发现存在大量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显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恐怕还要忍受大量的不利冲击。 理性的国家不会听任企业大规模地撤出中国 在投资领域，一些国家正在推动企业回流，一些跨国公司也开始审视自身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外资的撤离是一个肯定的趋势，不可阻挡。但是撤多少、撤哪些领域，等到大家冷静地思考这个问题时，答案很可能会和原来所想的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经济是相互依赖的。外国企业从中国撤走，中国固然会受到损失，但是，同样的问题是，撤走的企业又该从哪里获得收入？ 一二十年前，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曾经垄断了对中国的铁矿砂供给。当时研究这个问题时，我就曾非常尖锐地指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中国造就了澳大利亚的一些百万富翁。如果中国不需要澳大利亚的矿石，当地还会是一片沙漠，当地人还是穷光蛋。因此，世界各国实际上是相互依赖的。整个经济过程就是供给者和需求者不断博弈的过程。毫无疑问，利用好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掌握好时机、规模、分寸、重点和优先顺序，是一门非常大的学问。这种关系处理好了，我们会游刃有余，福利增进；搞的不好，我们作为主要的需求者，却不能对商品交易的规模和价格置喙。这种极为扭曲的情况，过去我们已经见到多次，今后不能再让它们发生。 我们一定要记住：经济由供求两面构成，供求相互依赖，需求没有了，供给还有何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相信，理性的国家不会容忍、也不会听任企业大规模地撤出中国。当然，可能一些关键性的产业、关键性产品会发生变化。例如当下的美国，动不动打着安全、人权的幌子，推动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与中国脱钩，这显然会对我们产生较大影响。应对这种情况，当然只能依赖我们自主攻关了。 总之，我个人认为，最终会对中国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可能是一些关键环节和关键领域。对于其它的民用领域，不必过于担心，因为世界是相互依赖的。中国经济下滑，其他国家也会受到影响，中国经济成长，其他国家都会受益。而且，其他国家对于经济下行的容忍程度肯定没有中国高。 我相信，等到这些撤出的企业痛定思痛的时候，就会反思自己的行为。大家若果理性地考虑自己的发展，就不会有大规模撤离的发生。因此，我认为，我们在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时，必须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受到的影响，给予特别的注意。 下半年货币政策宽松的可能性比较大 疫情以来，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的制定逻辑都已经十分清楚。如果实体经济发展不好，流动性肯定会进一步宽松。反之，则会逐渐地收紧。 所以，下半年流动性到底处在何种水平，取决于疫情发展的状况。现在研究经济的人，至少一只眼睛要看疫情的发展态势，要看国内和国际的互相影响。疫情如果得到控制，形势好转，货币政策肯定要稍微收紧，“回归正常”；如果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货币政策还会再放松。目前来看，我觉得下半年宽松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本文首发于网易
“双循环”战略的提出来自于内外部两方面的挑战 “双循环”的背景有两个，一个是在外部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导致了全球化进程出现倒退，碎片化、区域化，乃至中美脱钩的风险。另一个是在内部方面的一种挑战，是由于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带来的增速换挡、新旧动能转换的挑战，这是内部最大的“灰犀牛”。 面对这两个挑战，我们提出了“双循环”的理念。我对这个理念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的安全”，分别从供给和需求两侧进行发力，在内部扩大内需，在外部提升产业链的安全。在这一点理解上，业内大家的共识性相对较多。 构建实施“双循环”战略的主要抓手都是哪些？ 第一，新基建是“双循环”的主要抓手之一。在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国内一直倡导新基建。为什么说新基建是“双循环”的主要抓手呢？因为新基建在短期有助于扩大内需，带来稳增长、稳就业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国内基建从3月份持续恢复以来，在今年7月份，基建方面的投资已经增长到8%以上，这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恢复，并且领先于全球的恢复速度贡献巨大。 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将会从长期增加有效供给，培育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培育新经济、新技术和新产业，所以相对于纯消费而言，新基建在长期更有利于增加有效供给，提升产业链。比如这次新基建的业内讨论，从学术讨论走向了国家战略层面，后来被中央采纳，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两新一重”，第一个就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5G、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我认为目前的宏观研究还需要跟中微观相结合。 新基建带来的未来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方面的巨大变革是非常惊人的，这些变革都是以万亿计的。比如新能源汽车，特斯拉的产量只是丰田的1/10，但是它的市值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人们原来的里程焦虑和安全焦虑都在快速地被技术进步予以解决，全球汽车产业面临百年大变局。 从举国体制看，中国确实举国体制有优势，但是我觉得举国体制更多地应该在制度、税收以及金融的营商环境方面给予新基建支持，其他的方面更多交给市场和企业。因为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基建，它们未来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交给企业和市场来选择与判断，可能带来的效果更好。 第二，我一直呼吁放开生育，放开生育是扩大内需和增加有效供给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人口不再成为负担，而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力。关于人口的研究在宏观经济领域目前非常地重要，而且未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现在却是被大幅忽视的一个领域。 我所组织的研究团队，这几年一直在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包括国际对比，百年内国际上的其他国家人口老龄化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简单讲，中国的“婴儿潮”是指1962~1976年集中出生的这一批人，中国过去的高增长也是这一批人年轻的时候干出来的，中国房地产的黄金20年就是这一批人结婚生子要买房，而我们说的人口老龄化就是这批人要退休。在1962年出生的人现在是58岁，1976出生的人现在是44岁，中国主流劳动力人群现在集中于44岁至58岁，这就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是加速到来的，而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是加速消失的。 我建议一定要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对于这一政策的需求已经迫在眉睫。观察欧洲的国家，包括日本，一旦进入人口老龄化的阶段以后，生产者少了，而消费者多了，一定意味着的就是政府将产生高负债。中国未来很多的经济结构，都会因人口老龄化发生重要变化，包括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以后，创新方面都会暗淡下去。 目前世界上最有创新活力的地方就是中国和美国，这与人口的结构有关。2019年新经济独角兽企业中80%在美国和中国，而日本、欧洲这些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其新经济方面就非常地没有活力。我认为放开生育，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扩大内需和长期增加有效供给，对“双循环”是意义重大的，而且具有长期性，我认为这就是国内最大的“灰犀牛”之一。 第三，加快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开放。以上所提到“双循环”，更多是从扩大内需、产业链安全、实体经济的角度，从供给和需求两侧进行的考虑。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发动机，就像华尔街和硅谷是相互成就的。美国之所以强大，从经济的层面上分析，华尔街所代表的金融效率和硅谷所代表的科技创新，二者之间是相互成就的。 中国未来金融制度所面临的新一轮开放、升级和变革，最重要的是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变。这一点说起来简单，但实际落实起来则非常难。比如注册制、信息披露和严刑峻法，所谓的新一轮资本市场制度改革的三大支柱，它意味着监管的升级和监管重心的后移，意味着整个金融体系将变得更加开放、更加有活力，对于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要给予更精准、更直达的金融支撑。
昨日尾盘爆出中国人寿与新华人寿合并的消息，两只股票随即闻风而动。 近期保险板块上涨明显，仅7、8两个月，中国人寿累计涨幅已经高达75%，新华保险涨幅在48%左右。昨日收盘后中国人寿与新华人寿均发布公告，称合并传闻不实，今日两只股票开盘大跌，人寿跌幅7.5%，新华跌幅在4.3%。 近期的股价大涨以及合并传闻，将中国人寿推上保险业这个舞台的核心。如何理解这一波大涨？人寿与新华的合并传闻是基于什么样的逻辑？中国人寿这家中国最大的国有上市保险公司，它的历史沿革与未来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1起步：窄路 中国人寿这家保险公司的起源，可以追溯1949年挂牌成立的“中国人民保险”。 新中国成立之后，秉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原则，晚晴与民国遗留下的外资金融机构全部撤离，中国政府成立国有金融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为什么没有中国人民证券？因为当时股票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能碰。 然而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保险这个“舶来品”在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上纠缠不清；经历过“三起三落”，最终1979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上，时任人保副总经理的宋国华援引《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失之后保险继续存在”的论述，终于为保险业拿掉了这些年戴了摘摘了戴的政治帽子。 1982年12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章程》，规定人保的资本金为5亿元。这5亿元，可以看做中国保险业来自娘胎卵黄的原始资金。 由于起步晚、基础薄，中国保险业甫一开局，就在规模与偿付能力的悖论之中两端摇摆—— 保险业的收费（保费）与服务（理赔）在时空上的分离的，且具有一定的杠杆性，因此对于每一笔保费，都需要足够的资产来应对未来某一时刻的理赔需求。中国保险业刚刚起步，自然要快速做大规模，但如果保险公司保费（负债端）增长得太快，而资产端跟不上，则应付未来理赔需求的能力不足。 因此，规模增长与偿付能力充足率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基本矛盾。而增长过快，资本金短缺、偿付能力不足，成为扣在中国所有保险公司头上的紧箍咒——围绕保险业的所有资本运作，并购、充足、拆分、合并、上市、增发——都是为了解决资本金短缺、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 中国人寿的发展历程就是人保拆了合、合了拆的过程。而人保这些年拆拆合合的反覆，则始终在“做大规模”与“保持资本充足率”的矛盾中挣扎，寻找一条窄路。 2分合：从人保到人寿 1982年，中国人保开始经营业务。当时举国上下流行“出口创汇”，保险公司也不甘落后——于是刚刚开业不久的人保开始大量承接海外责任险。 由于对美国企业经营现状与风险一无所知，因此厘定的保费率太过低廉，这批“企业责任险”在日后成为人保的一笔沉重负担。 90年代中期，为应对前几年经济过热以及金融市场乱象，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系统性金融收紧的过程，金融机构停止混业经营，转而采用风险更加可控的分业经营模式。当时中国最大的国有保险公司——中国人保——就面临“产寿分家”的问题。 彼时中国人的保险意识比较差，企业经营却不得不上足了保险，所以当时产险是香饽饽，寿险几乎无人问题。因而“产寿分家”在人保内部形成了“二八现象”——产险分配到最能干的管理层、最专业的精算师、以及最高效的销售队伍；而寿险，只能从产险“挑剩下”的人里面挑选。 分家后的中国人保，形成人保财险和人保寿险两家公司。人保财险继承了人保的大部分优质“资产”，市面上习惯于将人保财险继续称作“人保”；而人保寿险则改名为“中国人寿”（国寿）。另外，此前人保剥离出去的那部分再保险业务也独立成立一家公司，叫做“中国再保”（中再）。 于1996年寿产分家的过程中继承人保的寿险业务，这便是中国人寿的起源。 经历了此前多年的蒙眼狂奔，盲目冲量上量，加上90年代后期连续降息形成了巨额“利差损”，谁也不知道中国保险公司的真实偿付能力究竟如何。此时，中国保险业规模与偿付能力之间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 “1号令”一出，直指中国保险业资本金短缺、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于是各大保险公司旋即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补充资本金，而海外上市成了一条重要的途径。 2003年是中国保险业海外上市大年——这一年底，中国人保（原人保财险）与中国人寿（原人保寿险）先后在港股上市，而母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则转变为金融控股，改名“中国人保控股公司”。看似成功，却留下了隐患。 起初产险是优等生，但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保险意识的觉醒，人身险（寿险、健康险和意外险）的市场被打开。而随着中国人寿（人保寿险）的保费收入迅猛增长，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又出来了。 然而母公司人保集团（人保控股）由于没有经过上市集资，因此资本金不够补充中国人寿的资本金短缺。这个矛盾要等到后来人保集团打包整体上市，才得到解决。 2012年12月7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6年后，2018年11月19日，人保集团回归A股，这家与共和国同龄的、中国最大的国有保险公司，终于走完了股份制改革的最后一步。 人保在港股和A股总共有6个上市实体，而且名字都差不多——这对于投资者来说，造成了不小的困惑。 事实上，这6家实体的上市历程，每一家都是一篇万字长文，我这里无法展开。一言以蔽之，从人保到人寿这一路分分合合的历程，时间跨度从1996到2018，12年的探索与曲折，正是中国保险业，特别是国有保险企业股份制改革历程的最真实之写照。 3过度扩张：魅影终未远去 在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保险业发展历程中，“做大规模”的冲动始终像一个幽灵，笼罩在几乎所有保险公司头上，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来一轮。 然而保险业最大的特征是销售与服务的时空隔离性，今天收上来的保费，理赔要到几十年之后，但准备工作必须要从今天就做下——因此，没有足够的资本金（准备金）做支撑，保费增长就成了无本之木。这是中国保险业改革发展的基本矛盾。 当然，矛盾还有另一个维度：有些保险公司便看中了保单的“集资”功能，利用这一特点，大量筹集资金，然后在资本市场上攻城略地，彻底偏离了保险业提供保障的本质。 如果说90年代末的投连险风波是错误滴将保费用于直接投资股市，那么2015/16年盛极一时的万用保险，便是更加错误滴将保费用于资本运作——这比投连险的玩法更加野蛮和粗暴。彼一时，险资在资本市场上被比作“野蛮人”，指哪打哪，连万科、格力这种白马公司都被频频举牌。 此时，行业的膨胀已经传导到企业管理层与监管层的人心膨胀，规模扩张的逻辑已到极点，风险一触即发。 2016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保监会召开专题会议，提出“保障是保险业根本功能，投资是辅助功能，……必须服务和服从于保障，决不能本末倒置。” 2017年，保险业迎来调整，项俊波落马，保监会与银监会合并，成立银保监会，保险业的天平再次朝着“偿付能力”的方向回摆。 4外资：野蛮人这次真的来了 今年6月17日，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已获得在中国内地的营业执照，并于当天在上海揭牌成立，成为中国内地首家外资独资人身保险公司。友邦人寿由原先友邦上海分公司经“分改子”形成，将统一管理友邦目前在中国内地的寿险业务。 友邦是第一家在中国大陆以外商独资的形式经营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家。 曾经被视作野蛮人的险资，这次遇到了真正的野蛮人：外资。 中国保险业不到40年的发展历程当中，除了规模与偿付能力的基本矛盾之外；本地与外资的博弈，以及如何在外资的竞争中保护本地保险公司活下来，并利用外资，形成有益的倒逼——这是保险业开放的另一条主线。 1992年12月，友邦在上海的分公司开业，距离中国真正意义上现代保险业起步（1982年人保获得5亿元资本金）仅有10年。可见当时保险业开放的力度是很大的。朱镕基总理当时的话说：让人家带着先进的管理和技术，要让人家赚到钱、有甜头。 但是此后，竟再也没有出现一家外商独资的保险公司。随后友邦在广州、深圳、北京、苏州等城市总共设立了8家与上海同等级别的“分公司”，而这些分公司各自向香港的亚洲区总部汇报，彼此互相之间没有统属关系。 2002年8月，友邦在8座城市分公司之上建立“中国大区”，并由来自友邦韩国的Kenneth Juneau出任中国区第一任执行副总裁。此后友邦在中国的运营有了统一的管理。 早在1992年，友邦入华之后，凭借其代理员模式迅速抢占市场份额，在上海滩乃至中国刮起一阵“友邦旋风”。友邦培养的36名保险代理员，成为中国保险史上第一批“跑堂先生”/“跑堂小姐”。随后平安、人寿等保险公司纷纷引入代理员模式；而友邦入华带来的效应，堪称对中国保险业的第一次“倒逼”。 今天，中国保险业已经发展到了犬牙交互，同质化竞争非常严重的局面，在费率放开市场之前，国内的保险产品与海外同类机构相比，没有任何竞争优势。而就业务的利润而言，国内几大保险公司的新业务价值率和内含价值率与友邦相比，仍然有一定差距。此次友邦“再度入华”，将再次对中国保险业形成有益的倒逼。 前几天传闻中信建投与中信证券合并，昨日又闻国寿与新华合并；虽然这些传闻都以辟谣收场，但在金融业全面引进外资的大趋势下，人们难免会联想，这些潜在的“合并”，可能是本地企业报团取暖，应对“门口的野蛮人”的一种策略。 5估值：新业务价值 最后，谈谈这两个月中国人寿的上涨。 这波人寿的上涨，有许多分析人士各自持有自己的看法。有的继续看好中国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毕竟中国现在人均一张保单都不到，而香港人均4张，台湾人均7张，这一点上保险业的未来就是星辰大海。有的人认为这一波利率下行已经到头了，未来利率抬升会利好保险业。还有的人站在中国人寿自身的政策上，国寿从2019下半年推出“鼎新工程”，产品、人才、科技等多角度发力，“再造国寿”；这和2012年太平推出的“三年再造一个太平”的策略类似；…… 然而这些角度，并没有触及人寿这一波上涨的真正原因。要解答这个问题，需要站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上分析。 为中国的保险公司估值，曾经长期是一件困难的事。从90年代利差损、21世纪初投连险、再到后来银保代销、再到后面万用寿险等许多产品，底层资产比较混乱，难以采用一个说得清的方式估值。2017年之后，保险产品回归“保险姓保”，而估值模式则基于“偿二代”法则，以偿付能力为基础构建的内含价值模型开始广泛地应用。 内含价值即相当于保险公司的账面价值（Book Value），而新业务价值则相当于保险公司的盈利，在这两个数据的基础上，保险公司（公司保险业务）的估值等于内含价值加上新业务价值乘以一个系数。 2017年开始，许多保险公司开始回归保障型产品，新单的新业务价值率大幅度提升，在新业务价值的驱动之下跑出了一波“类戴维斯双击”的行情。其中，中国平安因长期以来注重新业务价值率的提升，且转型最快，因而估值提升最明显；新华和太保位居其后，人寿在这个过程中是落后的。 到2019年，几乎所有保险公司都推出了自身版本的“新政”——例如国寿的“鼎新工程”、新华的“1+2+1”战略等，而这些“新政”本质上都是增加保障类产品的份额、提升新业务价值率与内含价值率为目标的。 当市场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市场便开始关注这些落后股的价值。所以说，这一波人寿和新华的上涨，是肇始于2017年的保险新政的结果；平安前两年跑得快，所以今年涨不动了；人寿和新华前两年没动静，现在开始追落后。 港股市场上，人寿仍然是落后的，这是投资者偏好造成的。港股投资者普遍厌恶“控股集团”的逻辑，只要是conglomerate或者financial holdings，基本上都要打个discount。当年人保集团上市的时候，就有质疑的声音：既然有集团里面的人寿已经上了，为什么集团还要打个包再上？我既然能够在市场上买到人寿，为什么还要通过买人保再买一次人寿？首集团因素的影响，在港股今年人寿的表现反不如新华。 这一轮始于2017年的保险业的改革转型，效果究竟如何？可以通过数据来考察。 按照一般规律，保障成分越高的产品，新业务价值率（New Business Value Margin, NBVM）越高。因此转型的效果体现在新业务价值率的提升上。 同样的保费收入，新业务价值率越高，新业务价值（New Business Value, NBV）就越多，对保险公司的估值贡献就越大。 下表总结了2018/19年实施“新政”以来，主要保险公司的转型效果。以2019年报数据来看，友邦的新造保费与新业务价值率双升，导致新业务价值大增；太保新业务与新业务价值率双降，导致新业务价值下降。除了这两家之外，平安、国寿、以及新华保险这三家公司虽然新业务价值也在增加，但构成因素有升有降，值得分析。 平安实施优才计划，代理员人数放缓，导致新单增速受影响；但新业务价值率的提升抵消了新单的下降。人寿与新华则恰恰相反，新单大增，但新业务价值率下降，结果仍然是新业务价值增加。 因此，未来平安的破局逻辑是如何重拾新单增速，而人寿和平安的症结在于如何通过产品结构优化提高新业务价值率。这几个点正是这一轮中报需要关注的。 6结论 经过7、8两个月的暴涨，中国人寿的估值迅速修复；按2019年末的EV计算，每股内含价值为33.29元，而P/EV为1.37x，已经稍显高估。近期中美关系风急浪高，市场虽然维持上行态势，但波动比较剧烈。 对于这一波保险企业的集体上涨，即将临近的中报业绩是一次证明/证伪的机会。友邦的看点是未来中国内地政策。平安的看点是新单重拾增速，这取决于其“优才计划”是否真的提升了代理员的人均产能；而中国人寿的看点则是新业务价值率的提升，这取决于其产品改革能否真正朝着高保障高业务价值率的产品方向发展。 此次中报，如果新业务价值率能够明显提升，则人寿上行趋势可以维持；否则上涨逻辑证伪，就会掉头向下。 而长远来看，保险回归保障本质的趋势不会改变，那么中国保险业的产品最终都会朝着友邦的方向发展。目前，人寿的新业务价值率在30%~40%之间，平安为40%~50%，而友邦则高达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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