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诚通资产海南公司拟转让海南宏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3.8%股权。 8月12日，北交所预披露信息显示，中国诚通资产海南公司拟转让海南宏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3.8%股权。 披露资料显示，标的企业成立于1992年8月，注册资本1300万元，为国有控股企业，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销售、装饰装修工程、生产销售建筑材料等，转让方中国诚通资产海南公司持有其53.8%股份，香港昌兴行商品代理有限公司持有其23.1%股份，陈子文、海南宸晟科技有限公司各持有其11.55%股份。 天眼查APP显示，转让方中国诚通资产海南公司成立于1989年10月，注册资本1000万元，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间接子公司。 标的企业2019年度审计报告数据显示，其营收74.19万元，利润42.39万元，净利润43.76万元，总资产2418万元，总负债1207.84万元，所有者权益1210.16万元。 标的企业2020年6月30日财务报表数据显示，其营收19.51万元，利润-67.93万元，净利润-66.96万元，总资产2282.66万元，总负债1139.46万元，所有者权益1143.2万元。
2020年东盟已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产业链自华外迁引发的直接投资和资本品、中间品出口是推动中国—东盟贸易的长期主导力量。疫后发达国家产业引导产业回流，可能对中国产业链外迁造成更大冲击。应对产业链外迁风险，应通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中西部内部承接产业转移、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入手。 ■文 |沈建光 朱太辉徐天辰 近年中国—东盟贸易逆势发展，2020年东盟已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涌现的转口贸易曾短暂推动双边贸易上升，但原产地监管趋严导致这一模式逐渐退出。相比之下，产业链自华外迁引发的直接投资和资本品、中间品出口是推动中国—东盟贸易的长期主导力量。制造业占中国GDP比重已在单边下降，疫后发达国家产业引导产业回流，可能对中国产业链外迁造成更大冲击，应对不当可能导致产业空心化。对此，下一步应当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和研发支出，促进产业向高附加值升级；鼓励产业向中国中西部转移，而非一味外迁；继续改善营商环境，以积极开放和配套优势对抗产业链外迁压力。 一、转口贸易仅短暂推动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增长 中美贸易摩擦曾经促使大量中国货物“绕道”越南出口美国。2018年贸易摩擦爆发以来，美国先后对华加征四批关税，中国予以反击，双方关税壁垒不断升高。相比之下，以越南为代表的东盟国家仍享有美国贸易最惠国的低关税待遇，同时海关监管较为宽松，推动东盟转口贸易快速上升。越南等国进口商从中国进口半成品或制成品，稍经加工或不经加工，附上越南原产地证明，再出口至美国。越南对美出口和自华进口2018年下半年分别增加39亿美元和36亿美元，2019年上半年分别增加54亿美元和58亿美元，数量上高度接近，并且远超越南对其他贸易伙伴的进出口变化。在此之前，二者变化并未像这样高度同步过。 越南原产地监管加强导致转口贸易大幅收缩。因转口贸易导致越南对美国贸易顺差剧增，2019年5月美国财政部将越南列入汇率操纵国观察名单，特朗普也曾专门指责施压。在美国压力下，2019年下半年越南官方加大原产地监管，当年10月越南海关查获约43亿美元从中国出口、到越南中转、最终销往美国的铝制半成品。这背后是因为美国对越南出口铝制品仅适用15%的关税，远低于对中国适用的374%。严监管下转口贸易大幅收缩，2019年下半年越南对美出口增量79亿美元，自华进口增量46亿美元，二者差距拉大。到2020年上半年，越南自华进口较上一年同期更是下降7亿美元，对美出口则增加40亿美元，二者基本脱钩。 东盟未来发展自华转口贸易的可能性极低。东盟其他国家2019年的进出口数据显示，只有柬埔寨出现过类似越南的转口贸易特征，但柬埔寨占东盟整体出口仅有1%，份额可以忽略不计。东盟其他较大的经济体，如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均没有参与上述转口贸易的迹象，且这些国家均已表态加强对转口贸易的监查。 二、产业链外迁推动中国—东盟贸易逆势发展 成本上升和中美贸易战加速中资企业布局东南亚。2017年之前，中国人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以及环保监管趋严，促使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链外迁。2017年后，中美经贸摩擦层层加码，为避免美国高额关税和分散产业链风险，外迁进一步加速。其中，越南、印尼、菲律宾、柬埔寨除拥有东盟成员享受的低关税外（越南还与欧盟单独签署了自贸协定），还具有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为外商投资提供税收优惠等优势，对中资企业生产外迁具有很强吸引力。相应的是，中国在美国进口箱包中的份额从贸易战前2017年的63%下降到2019年的42%，同期东盟的份额则从20%上升到33%。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显著上升。与中资企业加速布局东南亚相适应的是，2019年中国（含香港，下同）对越南投资的注册资本达到51.9亿美元，同比增长121%；对印尼投资达到85.6亿美元，同比增长95%；对菲律宾投资达到17.32亿美元，同比增长74%；对柬埔寨投资2017年已经开始高速上升，2019年达到22.4亿美元。 东盟国家自华机械设备和中间品进口大幅增长。东南亚国家大部分工业基础和配套薄弱，外商投资带动厂房建造和机器采购上升，对机械设备的进口需求大增。2018、2019年，印尼、越南、菲律宾和柬埔寨自中国机械进口大幅上升，印尼、越南已经超过传统机械进口大国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成为中国机械出口在东盟的前两大目的地。同时，东盟国家自华中间品进口需求也显著上升。以纺织服装产业为例，2019年越南对华出口41亿美元，其中57%是棉花等天然纤维，31%是服装；自华进口115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化纤、服装面料、纺织机械。从产业链角度看，越南向中国出口棉花等初级产品，从中国进口技术密集的化纤、面料和资本密集的纺织机械，再将劳动密集的服装出口给中国和其他国家。 三、警惕产业链外迁引发“空心化”风险 中国产业链外迁与日、韩、台的历史非常相似。日本1970年代、韩国1980年代和中国台湾地区1990年代先后开始出现产业链外迁，外迁过程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承接国大量进口机械和中间品。这些也正是中国—东盟贸易快速发展背后的情形。结构上看，外迁发生在失去比较优势（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产业或产业环节，这通常包括服装、鞋类等制造业以及电子产品的最终装配环节。例如，以2001年为基准，到2018年中国台湾地区产值下降最多的行业是成衣、皮革、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生产主要迁往中国大陆。目前中国对东南亚的产业链外迁也集中在这些行业。 发达经济体疫后引导产业回流，加大中国产业链外迁压力。与日、韩、台当时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链外迁有所不同的是，当前中国还面临发达经济体产业回流的政治压力。新冠疫情暴露出全球产业链过长引发的脆弱性，发达经济体将生产回迁或转移至邻国的政策导向与日俱增。例如，近期生效的《美墨加协定》提高了对汽车等商品的原产地成分要求，实际上鼓励将大部分生产限定在北美三国；日本在经济刺激方案中拨出22亿美元补贴制造商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迁往东南亚或日本，第一批迁回日本共57家企业，主要集中在与防疫相关的纺织、医疗机械和医药行业；欧盟在政策和舆论上鼓励产业回迁，在与越南签署的自贸协定中规定了较高的原产地比例要求，也隐含将产业链多元化的考虑。 中国制造业比重已持续下降，“产业空心化”风险不应忽视。制造业附加值占中国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高点32.9%下降至2019年的27.2%，2019年更是加速滑坡，必须引起重视。日、韩、台经验表明，如果结构调整得当，产业链外迁不必然导致制造业空心化。但如果像美国、巴西那样产业过快流出、经济脱实向虚，则制造业空心化的种种后果需要警惕，例如美国生产率停滞不前，就业质量下降，贫富差距扩大；巴西则经济快速服务业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沦为大宗商品出口国。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中资企业投资布局东南亚，带动了中国—东盟贸易的快速增长，但背后产业链外迁的风险不容忽视。产业链外迁通常意味着企业搬离、就业流失、税收下降，特别是在疫情已经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以服装为代表的比较优势弱、规模以下企业众多的行业可能进一步受到破坏，被动加速产业转移，由此引发的居民收入下降和农民工失业风险需要积极应对。更长期地看，如果中国陷入产业空心化，则可能面临经济活力下滑，收入增长停滞，失去国际竞争力。 应对产业链外迁风险，应通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中西部内部承接产业转移、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入手。一是借鉴韩、日、台经验教训，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和研发支持，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国产业向高附加值升级，拥有自己的“护城河”。二是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企业留在国内，让中西部地区梯队承接，而非一味外迁，避免大量对外投资对国内制造业形成抑制。三是继续改善营商环境，提升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以更积极的开放和更优越的配套，对抗发达经济体引导产业链回流的压力。
8月11日消息，360公司宣布与中国电信达成合作。此次合作是以聚焦打造安全智慧城市为新目标，重点突破城市治理、应急管理、智慧社区等方面，建立真正的万物智联，共筑城市安全的新时代。 据悉，双方也将共同打造城市安全，发展产业生态圈，以建造中国安全智慧城市为目标，完善产业链生态合作，在智慧城市与城市安全领域共谋发展。 中国电信政企客户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勇表示，电信与360是多年的合作伙伴，此次电信与360城市安全大脑的结合，使各自生态圈的合作伙伴相互交叉、融合，形成更大合力。在开展城市基础设施、安全领域合作等方面，融合中国电信云网能力及360城市安全的软件平台能力，在重点区域形成统一完善的销售及解决方案，助力国家“新基建”。 360城市安全集团高级副总裁宋林山表示，与中国电信的战略合作，在深化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数据资源的保护方面，将继续发挥核心优势、输出安全能力，携手生态伙伴推动数字安全产业的高速发展。 据宋林山介绍，目前360已经积累了和谷歌相媲美的EB级海量数据，培养1万多专业安全人才，3800多名国际级安全专家，其中全球前10名的黑客，有8位在360；此外，通过十多年在网络安全领域的丰富实战经验，也沉淀出从家庭安全大脑、到城市级本地安全大脑和国家级的云端安全大脑等全球领先的三位一体安全产品体系和防护能力，更好地保障了数字化时代的城市网络空间安全。 公开资料显示，360集团董事长兼CEO周鸿祎于2019年8月，首次系统性地全面阐述了360安全大脑战略。360城市安全大脑依托安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全球一流的安全专家团队，在智慧城市万物智联的复杂场景应用中，将数字城市安全与网络安全相融合，构建面向未来的、安全型智慧城市建设体系，一体提升安全防护能力与开放应用水平。
扩大内需，不外乎从消费和投资两方面着手。和以往短期刺激消费、拉动投资的各类政策不同，推动内循环需要建立能够促进消费和投资的长效机制，让各类主体自发地去消费和投资。 内循环是7月市场讨论得比较多的话题。7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也明确提到“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制定宏观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要理解内循环，首先需要了解中国增长模式和近年越来越强烈的逆全球化。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是我们转向内循环的大背景。 1 外循环推动中国经济腾飞 新中国成立时，百废待兴，第一产业占据主体，是典型的农业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朴素愿望，加上当时风起云涌的国际政治环境，都需要中国尽快完成工业化，使国家强大起来。 但工业和农业不同，需要大量原始资本，在工业化初期发展重工业时更是如此。经历了多年战争，当时国内没有什么资本积累，中国也没有殖民地，可以通过外部剥削的形式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为了实现工业化，只有在发展中索取内部剩余了。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即1949年到1978年，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压低农村福利，为城市工业部门提供低廉的原材料，加速工业部门的盈余积累。同时在农村推行农业集体化，无需再向农户挨家挨户征收，降低了积累过程的交易成本和难度。 改革开放后，工业化的剩余积累仍然是建立在压缩农村福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是工农业剪刀差继续，并没有因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而完全消除。二是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同工不同酬的现象长期存在，在社保等方面更是如此。三是土地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只有通过地方政府征用，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后，才可以出让土地使用权，而农村集体用地和国有建设用地之间有着明显的价差。 地方政府在GDP竞争考核压力下，为了扩大招商引资，以相对低廉的成本把土地提供给工业部门。加上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以及利率管制下的廉价资金，工业部门很快就发展起来了，并开始出现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的原因多样，其中一个是廉价的要素投入。一方面，在扭曲的低廉的要素投入下，企业会倾向于多生产，使得工业产能高于最优的均衡水平。另一方面，则是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成本一直被压制，消费起不来，农民没有社会保障和财产性收入，而城镇居民部门的剩余又贡献给了房地产。 这个时候，加快融入世界，打开世界市场，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确立了要扩大出口贸易规模、利用好国外市场、获取外汇盈余的战略。经过多年的艰难谈判，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正是这一战略的具体部署。 世界市场被打开后，中国经济加速腾飞。以和出口直接相关的工业为例，200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全球占比只有5.9%，和德国的5.8%接近，远低于美国的24.7%和日本的17.2%。只用了10年时间，即到了2010年的时候，中国工业增加值规模就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201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全球占比接近四分之一，遥遥领先其它国家。 除了规模扩大外，融入世界市场，也为中国企业创新提供了资金和动力。众所周知，创新是需要资本投入的，而且承担着失败的风险。市场规模越大，企业更容易完成创新所需的资本积累，也更有动力去创新来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全球市场的打开，加快了中国的创新步伐。根据哈佛大学增长实验室的数据，中国出口产品的复杂性指数（可以作为衡量产品技术含量的指标），从2000年的全球第39名，上升到2018年的第18名。 因此，事后来看，当时利用外循环来解决国内过剩的问题是成功的。过剩的工业产能被国际市场来消化，由此也导致了持续的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积累，再用好国内的市场规模和外汇积累，引进国外技术，然后消化、模仿、创新、替代、再出口。这也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一环。 但现在这条路越来越难走了。一些研究认为，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全球进口占GDP的比例，可以用来测量（逆）全球化的程度。通过这个指标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是全球化的巅峰，2009年到2020年这12年间，我们实际上都处在逆全球化过程中。 最近几年逆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政治层面看，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总统，都是逆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经济层面看，贸易争端越来越频繁。美国在和中国发生贸易摩擦的同时，也向它的传统盟友——欧盟和加拿大挑起了贸易争端。短期来看，逆全球化趋势很难逆转。 逆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出口没有以前那么顺畅了，海外市场将是收缩的；二是进口产品和技术，尤其是高技术含量的，没那么容易了。 2 如何推动内循环 对比外循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我们认为推动内循环，至少包括扩大内需和推动创新两方面的内容。 （一）扩大内需 7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对扩大内需的定调发生了一些变化，指出“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这个不是首次提出，最早是在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但近年中央层面的会议，对扩大内需的定位是战略，比如今年4月的政治局会议。时隔多年重提“扩大内需战略基点”，表明扩大内需的战略地位更加基础和更加重要。 扩大内需，不外乎从消费和投资两方面着手。和以往短期刺激消费、拉动投资的各类政策不同，推动内循环需要建立能够促进消费和投资的长效机制，让各类主体自发地去消费和投资。 1、促销费 先来看消费。促消费，关键是提高居民的购买力，我们认为具体的长效举措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收入分配向劳动倾斜，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劳动力价格被低估，而房价一直涨，扩大贫富差距，压制了边际消费倾向。因此要激活内需，需要先把低收入的城市底层和农民工的收入给拉动起来。 2019年中国户籍城镇化率为44.38%，按总人口14亿来算，农村户籍人口还有7.8亿人。如果这7.8亿人的月收入都能提高1000元，农村户籍人口每年的总收入就能提高9.3万亿元，这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 第二，促进居民消费的配套政策改革。比如教育、医疗和养老这三大支出，是压制居民消费的几个关键因素，加快这几个基本公共服务的改革，提高财政支出用于它们的比例，能够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再比如通过税制改革，让一些消费税的征收环节从生产阶段后移到消费阶段，这会提高地方政府改善消费基础设施的积极性。 第三，严格落实“房住不炒”政策。高房价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对消费的拖累更是如此。 举个例子，2020年7月百城样本住宅平均价格为1.55万元，按每套面积90平米计算，一套就是139万元。201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万元，如果房价上涨3%的话，从平均意义上讲，买一套房多花的钱，就和一年的收入持平了，相当于一年白干了，这会压制购房刚需人口的消费需求。长远来看，也扩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敞口。 近两年，尽管出现了局部性的地产调控放松，但“房住不炒”的总基调没有变。在推动内循环的战略下，后续在中央层面放开地产调控的概率也很小。 2、扩投资 再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内循环中投资的重点是促进更具生产性的制造业投资，而传统逆周期调节中常用的房地产和基建，需要和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 制造业投资最显著的特点是，它是由民企所主导的。作为最具市场化特征的主体，民营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是决定制造业投资最核心的因素。要达到这一点，一是需要改善营商环境，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推进；二是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让企业切实看到生产经营成本的下降；三是在推动出口转内销的同时，也要积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 房地产和基建，是以往短期稳增长中最常用的投资工具。推动内循环时，这两种投资要想焕发新活力，需要和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 21世纪初期，为缩小中国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中国相继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这些旧式的区域发展战略，本质上仍然是在利用行政力量作为经济指挥棒，践行区域均衡主义。 从区域间的实际发展情况看，一味追求均衡或许并没有带来期盼的结果，中西部省份的GDP占比提高并不显著，各区域的人均GDP绝对差距仍然在持续扩大。与此同时，旧式区域发展战略中促成区域均衡的两大关键手段——基于转移支付的财政安排以及倾斜于落后地区的优惠政策，还带来了激励机制扭曲和资源错配的问题。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2013年开始，中国逐渐摈弃传统的“均衡”思维，积极调整区域战略方向，旨在率先撬动以城市群等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极，重塑中国经济大格局，为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与此同时，人口流动也出现了新趋势。2010年后，中国人口向发达地区聚集的趋势愈发明显，表现为人口主要向一、二线城市聚集，向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聚集。 在这样的背景下，城镇化战略发生了调整，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出现。近年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不断调整，资源分配也和人口流动的趋势一致，公共资源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在5月18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还提出“探索实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引导城市群发展的政策意图明显。 如果我们放眼全球，会发现“集聚性”和“非均衡”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人均GDP更高的国家，人口聚集效应往往也更强。比如2018年，美国、日本、韩国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群总人口占国内人口比例，分别为46%、65%、50%，都位居世界前列。 也有特殊情况，比如下图红色虚线方框内的众多欧洲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以及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但大城市群人口占比并不高。部分原因可能是欧洲国家内部各区域间的经济地理条件差异较小，并且在历经了百余年发展后，各地区都已经经历了比较充分的发展，这使得集聚效应不再那么突出。 但尽管如此，这些国家也有自己的城市集聚区，如伦敦城市群、巴黎城市群等。 因此，发展城市群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未来选择。在推动规模经济扩张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固定资产投资需求： 房地产方面，建设用地指标分配和人口流动趋势相一致，人口净流入的一线和二线城市所获得建设用地指标上升。 基建方面，城市群的发展，会让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连接更为密切，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将增加。比如在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之间的交通连接已经较为便利的情况下，8月3日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规划获批，计划建设13个城际铁路和5个枢纽工程项目，近期建设项目总投资约4741亿元。 （二）推动创新 推动创新，可以从提高金融支持创新能力、强化基础研究和加大产学研合作力度这几个方面着手。 1、提高金融支持创新的能力 由于创新活动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使得它所需的金融支持，和传统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不相匹配。未来要提高创新活力，需要打造更有利于科技创新的金融生态。 第一，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可以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也能够为科技企业提供最直接的激励。近年来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突破，比如科创板设置了更具包容性的上市条件、创业板试点注册制，都让更多高科技企业可以登陆资本市场。很多高科技推行了员工持股，一旦上市将为员工带来丰厚的资本回报，这样的安排能够提高员工创新的积极性。 第二，风险资本是科技企业在初创期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因此也需要扩大风投市场规模。通过壮大本土风投机构、私募机构，以及引进更多国际创投资本，来培育更多“科技独角兽”企业崛起。 第三，可以探索新型银行经营模式，提高间接融资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比如可以出台政策鼓励科技信贷机构与风投机构间形成投贷联动模式，共同对科技型创业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并且强化两者的合作互助关系，风投机构可以弥补银行在投资价值评估、风险筛查方面的能力不足，信贷机构则可以为创业企业提供更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 2、强化基础研究 一条完整的创新链条，基础研究是前端，产业应用开发是后端，不能将基础研究与产业创新割裂开。基础研究尽管成效较慢，但只有基础研究做好了，才能拥有更强的原始创新能力，实现产业技术的重大突破。否则很容易受制于人，因此走自主创新之路，必须要具备极强的原始创新能力，这就要求在基础研究这一科技创新本源工作上发力。 要提高基础研究水平，一是要发挥政府在科研活动中的带动作用，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尤其是增大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规模。二是企业创新力量强大的优势，利用财税杠杆，引导企业根据需求适当增加在基础研究领域的研发投入。 3、提高产学研合作高度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产学研合作被证明是一种比较高效的创新模式。但国内传统的产学研模式往往是由高校先形成研发成果，然后再与企业需求进行对接，进而实现商业化开发和成果转化，但是有大量科研成果并不能为企业所用，导致产学研效率偏低。 尽管产学研最后的落脚点是以市场为导向，但政府在其中也应当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改良制度环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升企业、高校参与产学研合作的意愿，为产学研提供更便利、更有保障的合作条件。
过去十年，Nimut Sari 一直在印尼万丹省的南丹格朗市经营着一家小商店。2018年，Sari 在她的铺子里正式接入了 Grab 的 O2O 平台 GrabKios。在接入 GrabKios 之前，她的小店和印尼传统的夫妻店（Warung）无异，卖一卖熟食和日用杂货。但现在，小店可以为顾客提供充话费、线上代缴等一系列服务，Sari 的商店也因此热闹了起来。 图｜GrabKios 官网 当下，各类支付平台和其他金融科技平台层出不穷，彰显了互联网金融在实现普惠金融方面的巨大潜力。金融科技对于全民创富和精准扶贫都至关重要。 在印尼意识到金融科技的巨大力量之前，中国的科技公司就已经将各种金融工具普及到全国的各个角落，帮助各个阶层的民众享受金融服务。现在，中国的金融科技发展已然取得巨大的成就，2018年，中国企业和机构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投资额占世界相关领域总投资额的46%。 据统计，印尼有60%以上的人口未开设银行账户。为了破解这个难题，印尼政府和企业希望利用金融科技手段拉近本国人民和现代化金融的距离。 而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和投资者也将仍有很大发展空间的印尼市场视作发展金融科技的蓝海。中国公司希望通过在年轻人和有实力的中产阶层中间推广移动支付，在印尼再造一个比肩中国的先进金融体系。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印尼金融科技领域前景广阔，发展也很迅速。近年来，申请 P2P 牌照的印尼企业数量激增，向印尼央行申请电子钱包运营许可证的公司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仅在2020年6月，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印尼金融监管机构）就向158家开展金融科技业务的公司发放了牌照。与此同时，印尼中央银行在2020年5月也向51家运营商发放了电子钱包运营许可证。 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有效地推动了金融业在印尼民众间的普及。根据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OJK）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5月，印尼民众申请贷款的金额同比增长了 166.03%。OJK 估计，目前印尼全国有约2500个借款账户（可以发放贷款的银行账户）以及654200家发放贷款的机构。 从 C 端看，使用电子支付的交易额也创下新高。根据印尼央行统计，2019年全年，印尼通过电子支付达成的交易笔数高达52亿笔，同比增加了79.3%，交易总额达到了约100亿美元，而2018年的交易总额仅为32亿美元。这样的增长得益于大量玩家涌入金融科技行业，带给储户和企业更多的选择。 近两年来，在印尼，除了占据半壁江山的小额借贷机构外，各类外劳汇款（印尼有大量民众在国外务工）和保险机构也蓬勃发展。尽管当下防疫形势严峻，但印尼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却逆势上扬，赢得了更多投资人的青睐：P2P 机构 Investree、保险金融平台 Qoala 和专做中小型企业借贷的 Akseleran 都获得了数量可观的投资。 图｜Unsplash 疫情对印尼乃至东南亚的金融科技行业来说，都起到了“催化剂” 的作用。疫情期间，印尼政府要求民众居家并进行社交隔离，在这几个月期间，包括 OVO 和 Gopay 在内的电子钱包产品又收获了新的流量和稳定客群。而印尼金融科技行业协会 AFPI 近期数据也显示，印尼全国封城期间，企业借贷，尤其是中小企业借贷的笔数和交易额都有明显增加。 中国玩家跑步入场 印尼飞速发展的金融科技赛道也吸引了中国投资者的目光。阿里旗下的蚂蚁金服（现已更名为蚂蚁科技）就投资了该国最大的电子钱包平台之一 Dana。有了阿里巴巴的输血，Dana 大举扩张，市场份额逐步提升，并与巨头 Bukalapak 和 Lazada 开展了合作。 总部位于雅加达的 Akulaku 去年也从蚂蚁那里获得了4000万美元的投资。追根溯源，Akulaku 本身就是一家中国公司，创始人李文博早年是平安信托的投资经理，2015年创办了这家专门面向海外市场的消费金融平台。 另一家得到中国科技巨头注资的机构是 Oriente。Oriente 总部位于香港，由原陆金所 CEO Hubert Tai 创立。联合创始人包括前 Skype 联合创始人 Geoff Prentice 和 UBS 前经理人 Lawrence Chu。 Oriente 在东南亚市场有三个主攻方向：在印尼，Oriente 和 Sinar Mas 合资建立了 Finmas。在菲律宾，该机构与菲律宾财团 JG Summit Holdings 成立了 Cashalo。在越南，Oriente 则选择和 Finzi 合作。 公司沿袭了陆金所在国内发展的一贯策略，不搞自主创业，而是选择和当地优质的企业合作。公司计划充分挖掘各个主要市场的中产阶层客源。 与此同时，其他中国公司也开始入局东南亚金融科技市场，腾讯和京东在2017年先后投资了 Gopay 的母公司 Gojek。还有一些企业选择直接挽起袖子进场，这其中包括小米的金融板块 Mi Credit，京东印尼旗下的 JD Finance，以及平安旗下的消费金融平台 oneConnect Indonesia，他们成立一系列关联公司，直接在印尼当地开展业务。 普华永道2019年发布的金融科技报告称，从宏观经济政策，社会经济结构等方面看，今天的印尼都和2013年处于互联网金融爆发前夜的中国极其相似。 图｜Unsplash 不过，前赴后继奔向印尼的中国企业也不乏鱼目混珠之徒。2017年，中国政府开展专项治理，打击了一批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 P2P 平台。但这些平台并未就此偃旗息鼓，而是开始寻找新的“韭菜”。 在发现印尼这块金融科技的沃土后，不法分子也闻风而动，纷纷在印尼建立 P2P 公司。仅2018年，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就在印尼国内查处了100余家无牌中资 P2P 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偏远省份成了非法借贷机构、虚假借贷广告和财务欺诈的重灾区。 为了遏制非法贷款的蔓延，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携手国家警察、网络安全机构和印尼信息与通讯部组织了联合行动，一方面向民众宣传非法网贷的危害，另一方面加大对非法网贷平台的查处力度。迄今，当局共查封2600个非法金融科技公司。 未来：下一个中国？ 尽管中国、印尼两个市场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两国金融科技企业采用的商业模式和经营方法却不尽相同。中国的金融科技企业更加注重开发短期消费贷款服务，面向没有信用卡的低收入群体。而印尼的金融科技公司业务板块更加多元，既有针对个人消费者的业务，也有针对中小微企业的专项贷款。 但不管怎样，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尤其是 to C 业务的发展非常值得印尼企业学习，而印尼企业也在多个领域不断借鉴中国企业的成功经验，并加以本地化以适应印尼市场环境。 比如，在互助金融领域，基于印尼国内个人保险覆盖率不足3%的现状，一批类似“水滴筹”的互助金融企业涌现出来，其中的代表是印尼本地平台 Kitabisa。 在个人财富管理领域，印尼有 Ajaib、Akulaku 等一批企业参考余额宝的形式，帮助新兴中产阶层理财。而 Gojek 旗下 Gopay 的 Pay-later 功能则类似花呗和白条，帮助成千上万的印尼消费者第一次享受到消费贷服务。这类消费贷一经推出，就在信用卡普及率极低的印尼大受欢迎，如今已经成为各个电子钱包平台的标配业务。 现在，印尼的金融科技产业发展极其迅速，但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这些全新的玩法基本上都集中在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而要想实现真正的“普惠金融”，印尼的政府和企业还要在下沉市场发力，让更多偏远地区的居民也享受到科技发展的红利。 下一集，我们将关注印尼的金融科技是如何在下沉市场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 编译｜金恺悦@36氪出海 头图｜图虫 9月至10月，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携手 36Kr Global 旗下英文媒体品牌 KrASIA 共同打造“新加坡 X 亚洲创新合作论坛2020”线上峰会，届时我们邀请了阿里巴巴、凯德集团、新加坡金融管理局、Grab、京东数科、众安国际、ST Engineering、SEA Group、启明创投、Gobi Partners、Wavemaker Partners 等知名投资机构和企业，为大家呈现一场出海东南亚的行业交流 寻求报道、与作者交流、商务合作、投稿转载，请扫码联系36氪出海运营。
北京时间8月10日，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正式揭晓。中国太保凭借2019年营业收入557.996亿美元的良好经营业绩，连续第10年上榜，位列第193位，较2019年提升6位。 《财富》杂志每年评选及发布的世界500强排行榜，以全球大型公司的年度营业收入为主要评定依据，是全球衡量商业企业影响力、规模和实力最主要参照指标。2011年，中国太保首次上榜《财富》世界500强，排名第467位。此后10年间，中国太保锐意进取，主动求变，务实创新，经营业绩稳健增长，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榜单排名不断提升，2019年首进前200强。 2019年，中国太保围绕打造“客户体验最佳、业务质量最优、风控能力最强”的行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引领者愿景目标，注重发展质量，加快推进转型2.0在“人才、数字、协同、管控、布局”五大关键领域的落地，当年实现营业收入3854.89亿元，同比增长8.8%；集团净利润277.41亿元，同比增长54 %；集团内含价值3959.87亿元，每股内含价值从三年前的27.14元跃升至2019年末的43.70元；集团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达295%，始终保持在优良水平；为1.39亿客户提供“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在监管机构年度保险公司服务评价中，中国太保产险、寿险连续三年获得行业当年最高评价AA级。 今年6月17日，中国太保GDR在伦交所挂牌上市，成为首家在上海、香港、伦敦三地上市的中国保险企业。本次GDR的成功发行，共募集资金19.654亿美元，进一步充实了公司资本，提升了稳健经营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也为中国太保的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和科技化进程注入新能量，为转型2.0冲刺和未来长远发展提供新引擎。 面向未来，中国太保将聚焦人才激励长期化、健康业务平台化、投资管理专业化和公司治理现代化，加速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全球市场共同分享中国太保乃至中国保险业快速发展的红利。
8月11日，通鼎互联（002491）发布公告称，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信”）于8月7日通过“中国电信阳光采购网”发布了中国电信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2020年）、中国电信电力电缆（2020年）集中采购中标候选人公示。公司为相关中标候选人，本次预中标金额合计约2.98亿元（含税）。 根据招标文件计算，公司此次预中标的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产品预计分配比例约26.07%，预计分配量约13.24万公里，预计中标金额约1.42亿元（含税），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同类产品（通信电缆）总销售额的16.34%，占公司2019年度营业收入的3.55%；公司此次预中标的电力电缆产品预计分配比例约13.19%，预计分配量约3907.43公里，预计中标金额约1.56亿元（含税），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同类产品总销售额的22.07%，占公司2019年度营业收入的3.89%。 通鼎互联表示，本次预中标金额合计约2.98亿元（含税），占公司2019年度营业收入的7.44%，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存在积极影响，其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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