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主要探讨三个问题： 为何创新要只争朝夕？ 中国企业的创新现状究竟如何？ 创新中可能存在哪些认识上的误区？ 创新往往是被逼出来的 先谈第一个问题。 创新的重要性、战略性不遑多论。但像近年来中国这样，举国上下、方方面面、万众一心、刻不容缓推动创新，则是罕见的。 如在缺芯之痛下，2014年9月成立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第一期总募投1387亿元，累计有效投资项目70个左右；2019年10月成立的第二期，注册资本高达2041.5亿元。 再以资本市场为例。2018年11月5日国家领导人宣布将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9个多月后就开市了，首批25家登陆。截至2020年12月23日，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已达208家，累计募资近3000亿元。 科创板创下了多个资本市场的新记录，如未盈利甚至未有收入的生物制药企业上市，红筹企业上市，同股不同权企业上市，发行中国存托凭证（CDR）的红筹企业上市。已在境外上市的红筹股中芯国际，从受理到上会仅用时18天，创下最快上会纪录。可见为了给创新开路，相关各方都在超常规、打破常规地工作。 两期大基金有3400多亿，科创板一年零五个月已融资近3000亿，而2019年中国所有企业的研发经费不到1.7万亿，可见对科创的重视和投入之巨。 中国强调创新，既有内生的动力，也是受外部环境的倒逼。这一轮自主创新的提速，与特朗普政府的技术打压、限制高度相关。 如果往前回溯，也能看出，创新往往是被逼出来的。 1986年中国出台86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背景就是四位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看到1983年美国出台了“星球大战计划”（战略防御倡议），1985年欧洲出台了“尤里卡计划”（欧洲研究协调机构），1984、1985年日本在酝酿“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他们因此提出“应该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邓小平看后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2002年十六大提出“制定科学和技术的长远发展规划”，此后经过3年多努力，2006年出台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16字指导方针。其中对自主创新的定义是，“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2001年中国刚刚“入世”，深度融入全球化，为何很快就酝酿自主创新方针？有一个例子颇能解释。2003年12月，时任总理温家宝访美，美国提出平衡贸易逆差，温家宝说“中国人不能老乘飞机吃大豆”，不是我们不愿意买你们的产品，是许多产品你们不允许卖给中国，我们不能老是买你们的飞机和农产品。 当时中国已经意识到在尖端科技领域，国外不可能把核心技术卖给你。如果始终没有核心技术，中国将继续“出口1亿双鞋或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1架空客380”，只能一直向外企缴纳昂贵的专利费。当时手机专利费占售价的20%，计算机专利费占售价的30%，数控机床专利费占售价的20%至40%。 一旦中国企业掌握了核心技术，外企的产品售价就可能几倍、几十倍乃至上百倍地下降。典型的例子是程控交换机，中国80年代刚开始引进时每线价格是500美元左右，自研成功后，外企把价格降到了每线几美元。 2005年，时任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演讲，他说，“引进技术并不等于引进了技术创新能力”，“让了市场又缺乏核心技术，有可能成为依附型国家，最后受制于人”。他在幻灯片上引用了美国兰德公司1980年一份报告中的话——只有技术独立，才有经济独立，最后才有政治独立。 近年中国创新的强力启动，既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方针的延续，又被美国制裁中兴、封堵华为等一系列事件所加强。而且和以前比，这一次被逼，一些企业到了攸关生死的地步，最为紧迫。 不少人应该还能记得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5月中兴公告称“受拒绝令影响，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在付出惨痛代价后，美国商务部才“暂时、部分解除对中兴通讯公司的出口禁售令”。 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压制越厉害，中国被逼反弹的力度就越大，而且不再抱幻想。 创新何太急！因为不急不行，没有更好的出路，除非甘愿成为“依附型国家”。 和世界一流水平还差多远？ 接下来谈第二个问题，中国企业的创新现状究竟如何？ 先把结论说出来： 1、中国企业在创新之路上已经走了很远，但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2、尽管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中国企业正处在创新革命与创新演进的伟大征程之中，未来可期。 我每年实地调研几十家企业，常规问题包括：我们和世界一流水平还差多远？差在哪里？能不能赶上？如何赶上？所见所闻让我知道差距，也知道差距正被压缩。 从工业和信息化这个角度看，主要差距还是“四基”（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以及“新四基”（自动控制和感知硬件、工业核心软件、工业互联网、工业云和智能服务平台）。 众人皆知的差距是芯片。全世界10台手机8台在中国生产，但在华为之前，所有芯片都不能自给。计算机、通用电子系统、通信装备、存储设备、显示及视频系统的核心芯片也主要靠进口。生产智能手机的贴片机、双轨印刷机，生产面板的曝光机，生产OLED的真空蒸镀机，生产芯片的顶级光刻机，生产汽车的多轴机器人，生产风电基材的高性能数控机床，这些关键设备基本靠进口。 在核心基础零部件方面，从重型燃气轮机的叶片、高端传感器到机械设备中的高性能轴承，乃至极为便宜、但一颗坏了就会让电路板报废的电容，基本都靠进口。中国一年能生产10亿吨粗钢，但高端的轴承钢、用于飞机起落架的超高强度钢都要进口。 在材料方面，无论高端化工材料还是高端电子材料，大部分靠进口，如生产芯片用到的光刻胶，生产液晶面板的偏光片以及偏光片上游的TAC膜、PVA膜，生产显示器用到的大尺寸ITO（氧化铟锡）靶材，生产手机和汽车用到的结构胶，等等。 在操作系统、高端3D CAD软件、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EDA）、高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等方面，中国没有一家在全球有地位的企业。科学仪器也如此，全球Top20公司没有中国的，高端光学显微镜、透射式电镜生产国内几乎是空白。 我在企业经常听到的是，在很多高精尖、核心、基础方面对外依赖性很强，高性能的制造设备（如数控机床）还不行，很多东西用国产设备、材料、工艺也能做，但强度不够，精度不够，可靠性、稳定性、一致性不够。 其实都不是新问题。我几年前提出，中国经济要从博大走向精深，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有这么多差距呢？ 第一，从工业革命开始，西方就一直走在创新前列，我们起步太晚了，他们领先很正常。 第二，精深化的工业能力需要积累，是系统工程，是时间的朋友，需要一个过程。 第三，现代产业发展的很多标准、专利、路径基本由西方制定，我们也是这个大体系中的成员，要超越或突破，需要付出极大努力。 最后，是创新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如基础科学研究、整个社会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文化、教育、人才、创新环境和体制机制等等。 中国创新已经走了很远 既然有这么多地方的差距，为什么说中国企业在创新之路上已经走了很远，前路可期呢？ 卡脖子让我们很痛，但换一个角度看，这恰恰是因为中国企业的创新已经接近了一个临界点，再不卡，他们就要领跑甚至制定规则了（如华为5G），所以现在的霸主国家采取行动。 我在调研时发现，如果把技术创新高地比作珠峰，中国很多领先企业都越过了五六千米，正朝着七八千米攀登，有些已经接近顶峰。几乎所有企业所说的追赶对象，都是这个行业的全球佼佼者，个数已经没几个了。 “四基”还有差距，但也走过了千山万水。2012年苹果公司在“供应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中首次披露全球156家供应商名单时，中国大陆厂商仅有8家，2019年已上升为40家左右（含香港）。由于台资厂商（46家）和一些外企工厂也建在大陆，我们在电子消费产业整个链条上的供给能力已有巨大飞跃。 在大国重器的自主创新方面，这一两年的北斗系统、5G、超级计算机、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可重复使用航天器、嫦娥五号轨道器等等，无不显示出中国创造的力量。 像嫦娥五号轨道器，要经受从摄氏零下200多度到最高时1300多度的考验，其背后是一体轻量化热设计理念、错峰补偿控温策略和二次热防护复合系统等等的突破。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涉及131个经济体），中国排第14位。2019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23%，超过欧盟平均水平。研发人员数量居世界第一。 即使被热议最多的芯片，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集成电路设计分会理事长魏少军最近指出，“十三五”期间中国芯片设计业的规模从1325亿元增长到3819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3.6%，是同期全球半导体产业年均复合增长率的近6倍。中国往前赶的速度非常快。魏少军说：“沉下心来再干10年，中国芯片设计业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 我还有一个体会，不少几年前还被认为是中国空白或短板的地方，不用太长时间就被突破了。 比如有一种说法，中国一年生产380亿支圆珠笔，占世界总产量的80%，但造笔芯的笔尖钢和设备都要进口。我问过晨光文具的创始人，笔尖钢以前从日本进口，但太钢集团花了5年时间钻研，在几年前就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又如最近很多人担心辉瑞生产的新冠疫苗，必须在摄氏零下70度保存和储运，所以很难普惠。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传出的消息是，当年默克公司的埃博拉疫苗也面临类似挑战，必须存储在摄氏零下80度以下。该疫苗使用了Arktek冷藏箱运输，这是一种采用高科技的绝缘箱，无需外部电源即可维持超低温长达一周，所以埃博拉疫苗在非洲武装冲突期间也能送到农村地区。Arktek冷藏箱是青岛澳柯玛生产的，技术是和盖茨基金会旗下机构合作研发的。 再如光刻胶，是《科技日报》2018年报道的“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之一，最近宁波南大光电材料公司自主研发的ArF光刻胶产品，已成功通过客户的使用认证，可用于90nm-14nm甚至7nm技术节点。 我前不久到深圳工业富联参观，看到一个创新产品——智能化钢轨铣刀。也是《科技日报》报道的“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之一。它用在养护高铁钢轨的铣磨车上，是最核心的部件，可以对钢轨轮廓及时铣削整形、消除各种缺陷。这种养护方法比砂带打磨要高效的多。 在以前，铣刀只能从奥地利博瑞特公司进口，工业富联看到《科技日报》的报道后组织进行攻关，突破了材料、结构设计、涂层、高端装备、精密传感、智能控制等核心技术，凭借纳米级的切削工艺和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运维控制技术，可以实现切削品质预警、刀具负载预警、过载判断、切削参数判断及处理等智能化操作。 最近中国正在针对互联网巨头展开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审查整顿，这是必要的，但不少评论批评这些公司没有在技术创新方面有所贡献，则很偏颇。“新兴中国”（高盛提出的概念）是最近10年中国创新的亮点，中国互联网公司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方面有非常多突破，有些地方是国际领先的，让亚马逊、脸书都感到压力。有人觉得电商、外卖、社交、网课、网约车、智能推荐、物流配送都很简单，但几亿人同时在上面活动，要保证高效实时可信赖，服务个性化精准化，并延伸到整个生态中，其实是极高难度的技术挑战。千万不要把创新的英雄当作狗熊。 而且，中国实体经济和社会服务、政务的数字化转型中，互联网公司也是好帮手。现在到处都在讲一网通办、智慧城市，互联网公司是重要的推手。中国抗疫全球领先，互联网公司的服务也功不可没。 在海尔中央空调的智能工厂，我看到从下订单到成品检测的19个环节，都开放给用户，可以实时可视化掌握，不用再到现场验货。在海尔举行的产业互联网论坛上，有嘉宾介绍了广西的一家智能化养猪企业扬翔股份。过去母猪配种靠配种能人，资深的查情员年薪要六七十万元。扬翔耗时三年开发了一套智能设备——查情器，全天24小时在线智能查情，自动采集母猪的行为、声音、气味、体温等等，确定最佳配种时间，提高母猪受孕率，增加产仔数，这样就用智能硬件重构了养猪价值链，企业也向着“科技改变养猪”的服务平台转型。 还有朋友介绍了制伞行业的“智造”。以前做外贸订单，样品要来来回回快递很多次才能确认，之后再量产。现在用动图软件，工厂设计好图纸，数字样品3D预览，订货商通过互联网在软件上直接反馈意见，如同在同一张办公桌上工作。图纸确认后，服务器端的智能制造系统迅速进入下一个流程。速度快了，成本低了，效率高了。 抬头看，离最高标准和顶尖高手还有差距，回头望，已经走了很远，超越了很多竞争者，还摸索出了不少有自己特色的创新路径——这就是中国企业的创新现状。 从自主创新到为人类创造价值 最后谈一下我们在创新方面的认知可能存在的一些误区： 1、把自主创新和对外开放合作对立起来。 在坚持自主可控创新的同时，不能忽视开放式创新仍有很大空间，国际分工合作仍然广泛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知识产权上的竞合与交叉授权很普遍。所以不能搞关门主义，不能放弃甚至排斥国际合作，也没有必要一切都重起炉灶，为自主而自主，谁都不能完全靠自己包打天下，都有对外依存性。 2、政府在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中过深过度介入。 近年不少科创企业在各地投资，都是政府欢迎的香饽饽。某些项目，在资本金方面地方政府已经占到百分之八九十，政府还直接为企业担保。政府支持创新的积极性应该肯定，但企业毕竟是盈利性组织，不是公共服务机构，政府给企业投资打包票，有违政府定位，且很容易扭曲资源配置，导致不公平竞争。个别地方政府的“风投成功”究竟有多大可复制性，应慎重评估。政府过度介入，也诱导一些科创企业（包括伪科创企业）为了圈资源、拿补贴，撒胡椒面地投资，这在管理上肯定不是最优。一窝蜂上马的历史教训不应继续重演。 3、把自主创新标签化、概念化，忽视技术改造、工艺改善、管理进步等价值创造活动的重要性。 现在打着高科技自主创新的项目和投资很多，好像从0到1指日可待，其实正如不少学术研究所指出的，英国当年的工业革命（revolution）本质上更是工业演进（evolution），很多技术早已存在，但这些技术的工厂化、产业化、市场化应用才是关键，从1到100，更多靠演进。类似地，大量中国企业正在通过与市场相结合、与用户相结合、与数字化智能化相结合以及精益化、个性化、柔性化等方式，日拱一卒，日积月累地演进，在演进中实现创新升级。他们应该得到重视。而概念化的创新则需警惕。 4、把创新和高成本、大投入等同。 研发确实需要资金支持，但从边际增长的角度看，中国的投入已经不少，2019年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投入/GDP）已超过欧盟平均水平。大量科技创新成果并不是钱堆出来的，而是和好奇心、对知识创造的兴趣、长期专注的研究积累、解决人类问题的持久热忱联系在一起的。 我曾经去过东京的旭化成公司参观，该公司的名誉研究员吉野彰获得了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以表彰他在锂离子电池研发方面的成就。吉野彰在读小学三四年级时，班级导师建议他读一本书，里面有蜡烛为何燃烧、蜡烛火焰为何变黄等内容。他从此迷上了化学。1972年毕业后加入旭化成，开始摸索锂电池开发的门道，但产品出来后最初3年完全卖不出去，精神压力很大。不少创新是少数人苦心孤诣坚持的结果，并不一定是大兵团、高投入的结果。好奇心和探索欲比钱更重要，或者说，没有好奇心和探索欲，再多钱也是没有用的。 5、把自主创新“泛政治化”。 我在各地调研，发现在政府投入、政府采购、金融资源供给等方方面面，有一种“只要是自主创新就该支持，甚至不计成本支持，哪怕失败了也是正确的”潜意识，有一种“现在被卡脖子，等突破了将来卡你们脖子”的悲情。我们需要看到，中国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间跃居创新的前列，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同时展开，和我们作为后发者，通过开放，迅速把世界先进科技浓缩式地引入是分不开的。 对于近现代以来世界的科学家、发明家、创新技术，我们在内心要深怀感激。我们固然付出了引进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代价，但获得的收益比代价要多的多。所以自主创新眼下是为了解决卡脖子问题，但长远看，还是要激发“创新造福世界”“创新推动人类进步”的更博大追求，有为人类做贡献的情怀，如此才能让世界感受到中国创新的价值与意义——不是把竞争对手都打垮，而是造福人类可持续发展。 总结 最后总结一下。 由于外部压力意想不到的突然触发，导致我们在自主创新问题上，不由自主会被一种追求完全自主、希望快速解决问题、过于焦虑和急躁的情绪所影响。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要压低中国创新的价值，而是希望在客观评估中国产业创新现状的基础上，建立真实的信心，并提醒方方面面，既要以只争朝夕的状态推动创新，但在具体行动中，不要太着急，动作不要变形，要走出过度焦虑，坚持长期主义，遵循客观规律，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以市场为主要牵引，以在全社会普及科学文化和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为长远基础。如此才能更好地推动创新。 欲速则不达。合乎规律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银行业全面推动数字化转型。11日，中国银行业协会秘书长刘峰在深圳举办的第四届中国数字银行论坛上表示，中国银行业主动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时代机遇，全面推动数字化转型。 《中国上市银行分析报告2020》显示，2019年，大中型上市银行平均科技人员占比提升至4%以上，平均科技投入资金占营业收入比例约为2%。部分银行还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数字金融等子部门推动数字化转型，目前共有12家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成立。 刘峰指出，数字化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明显。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35.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36.2%。在科技赋能下，通过对“数据资产”的管理，银行业进一步释放数据价值，推动全栈数字化建设，全面提升流程管理效率、风险定价能力、精细化运营能力，服务效率持续提高。 同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银行业提供的大量“非接触金融服务”，促进了经济的“血脉畅通”，及时满足社会民众金融需求。比如由中国银行业协会与全国工商联组织发起倡议，100多家银行共同参与的“无接触助微贷款计划”，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了有效的金融保障。 据了解，中国银行业协会还联合中国建行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深圳大学，率先在深圳试点推出中国银行业金融科技师(CFT)认证课程培训示范项目，旨在打造“培、考、战、评”四位一体的高端金融科技人才认证体系。 此外，论坛上进行的2020年中国银行业金融科技应用成果大赛(下称“大赛”)共评选出包括中国工商银行“全球反洗钱智能及开放服务建设项目”等在内的23个最佳应用成果奖；中国农业银行“全栈式技术中台”等24个最佳技术创新奖；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银行核心系统高端全闪存双活容灾解决方案及应用实践”等20个最佳解决方案奖；中原银行“数字化房产抵押贷款产品——永续贷”等28个优秀案例。 温馨提示：财经最新动态随时看，请关注金投网APP。
据悉，中国已正式申请国家消除疟疾认证。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表示，中国已正式向世界卫生组织申请国家消除疟疾认证。 记者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了解到，该所与美国哈佛大学、世卫组织近日共同举办“从三千万到零病例：中国经验助力非洲国家消除疟疾”国际网络研讨会。李斌在视频连线出席会议时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疟疾防控，2017年至今已连续近4年无本地原发感染疟疾病例报告，2020年11月已正式向世卫组织申请国家消除疟疾认证。 世卫组织颁发消除疟疾认证的标准是，一个国家证明了疟疾的本地传播链已在该国连续中断3年。此外，该国还须建立一套能够快速检测和应对疟疾病例的国家监测系统，同时制定有效方案，防止疟疾再次发生。 作为全球重大传染病，疟疾一直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也曾在我国广泛流行。世卫组织新近发布的数据表明，2019年全球估计发生2.29亿疟疾病例，估计死亡40.9万例。 李斌说，中国在与疟疾的长期较量中，从中草药中发现并提取了青蒿素，积累和总结了许多好的经验做法，有助于全球疟疾防控工作。中国建立了全国疟疾等传染病网络报告系统和疟疾实验室检测网络，完善了疟疾媒介监测和疟原虫抗药性监测体系，制定了“线索追踪、清点拔源”的工作策略，探索总结了疟疾报告、调查和处置的“1-3-7”工作模式及边境地区的“3+1防线”。其中，“1-3-7”工作模式作为全球消除疟疾工作模式，正式写入世卫组织的技术文件向全球推广应用。
12月23日晚间，中国西电和宝光股份发布公告称，接实际控制人中国西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西电集团”）通知：中国西电集团正在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部分子企业筹划战略性重组，有关方案尚未确定，方案亦需获得相关主管部门批准。 同时，许继电气于23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许继集团正与中国西电集团筹划战略性重组。此外，平高电气当天也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平高集团正与中国西电集团筹划战略重组。 据悉，许继集团、平高集团正是中国西电、宝光股份两家企业公告内容所指的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子企业。 公开资料显示，许继集团专注于电力、自动化和智能制造，主要涉及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新能源发电、电动汽车充换电、轨道交通及工业智能化等五大业务。平高集团业务范围涵盖输配电设备研发、设计、制造、销售、检测、相关设备成套、服务与工程承包，并积极发展运维检修、GIL、电力储能、综合能源等新业务。 而据业内人士透露，国家电网将剥离旗下的装备制造业务，包括许继电气、平高电气和一些非上市的相关资产将划入中国西电集团，“至于以什么样的形式划入，目前具体的方案还没有公布，但大方向在这个范畴之内。”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西电集团是我国唯一一家以完整输配电产业为主业的中央企业，成立于1959年7月，是以我国“一五”期间156项重点建设工程的4个项目为基础形成的，集科研、开发、制造、贸易、金融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历经近60年发展，中国西电集团已经成为我国最具规模、成套能力最强的中压、高压、超高压、特高压交直流输配电设备和其他电工产品的研发制造、实验检测和服务基地。 中国西电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中国西电成立于2008年4月，主营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研发、设计、制造、销售等，主要产品包括高压开关、电力变压器、并联电抗器等。2020年前三季度，中国西电营业收入94.45亿元，净利润2.1亿元。 而宝光股份的主要经营业务为真空灭弧室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产业布局电子器件、电气配件、电子陶瓷和国际业务。2020年三季度业绩报告显示，宝光股份营业收入6.12亿元，净利润0.31亿元。 作为我国输配电装备制造业中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和走出去的重要力量，中国西电集团曾先后为我国多个第一条交直流输电工程以及“三峡工程”、“西电东送”、超特高压交直流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提供了成套输配电设备和服务，并为8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可靠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在全球市场建立了“XD”品牌良好的声誉和形象。 “目前没有此次重组的相关方案公布，但根据目前透露出的信息，此次重组和之前‘南北车’‘南北船’重组的思路或许一致，是为了更好的应对国际市场的竞争。”开源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刘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电气设备这一领域，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一流水准，“对相关资产进行重组应该是为了整合国内的优质资源，减少内耗，更好地参与国际性竞争。”
当全球经济仍在疫情影响下摇摆不定的时候，国际航运却出人意料地迅速复苏了。近半年多以来，缺箱少柜、飙升运费、港口拥堵已经成了航运市场的关键词，这使全球供应链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华夏时报》记者获悉，由于中国空集装箱的短缺和国外港口的拥堵，不少国内企业在排队等集装箱中，错过了业务量最好的圣诞节，而海运运费高涨，也让原本订单爆满的企业面临着利润大幅压缩的尴尬。这引起了我国商务部的关注。2020年12月3日，商务部发言人指出，将会同有关部门在前期工作基础上，继续推动加大运力投放，支持加快集装箱回运，提高运转效率，支持集装箱制造企业扩大产能，同时加大对市场监管的力度，努力稳定市场价格，为外贸平稳发展提供有力的物流支撑。话音刚落，1月26日，集装箱监测领域专业机构Container xChange发布的统计数据就显示，集装箱可用性指数已经开始显现出积极的趋势。目前，上海20英尺标箱和40英尺标箱的可用性，已经分别提高到0.34和0.37，与2020年12月相比，已大幅提升。尽管低于0.5表示集装箱仍然短缺，但这个数据已接近以往正常的集装箱短缺水平。“从短期的直接因素来看，旺季效应将在近期消失，欧美等地区消费采购力度会减弱，同时制约国内港口‘一箱难求’的局面，会因为高运价水平，航运公司加快回箱速度，从而得到缓解。综合判断，春节前市场将会出现理性的回落。对于疫情因素对运输秩序的影响，预计2021年一季度后将会有大幅度的缓解，甚至回到正常状况。”亿海蓝产业研究院首席分析师林书来表示。不过，行业内人士也表示，今年中国提倡原地过年，很多工厂维持正常生产，对集装箱需求仍持续；年后企业全面恢复生产，集装箱紧缺局面可能仍存。同时，集装箱企业加大生产，可能会导致疫情后集装箱过剩的问题。可用情况好转2020年11月中旬，《华夏时报》记者就发现国内集装箱紧缺的问题。由于中国疫情控制情况较好，因此，生产大幅停摆的欧美对中国出口的依赖性大幅上升，中国对欧洲和美国的出口远多于从欧美的进口，因此，大量集装箱“有去无回”，只有约三分之一的集装箱能够返回中国，造成了一边“求之不得”，一边“泛滥成灾”的尴尬。数据显示，2020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了4350万标准箱，但是仍供不应求。海外集装箱需求不断攀升，导致港口码头空箱数量迅速减少，这在内河港表现得尤为明显。有船员表示，当前集装箱调配时间已经大大拉长，原来仅需几小时，而现在需要两三天。国际集装箱船主要运输承载的是工业产品及各类消费品，对应产业链主要是中游的制造业。我国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中枢，2019年制造业增加值达26.9万亿元，占全球比重28.1%,连续10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而且产业门类齐全，特别是率先“复工复产”后，更是强化了这一地位，使得国际市场采购份额更多转向中国。而随着中国春节的到来，有经验的欧美经销商也加大“囤货”量，一名港口经理表示，预计1月份将有更多的装货船只停靠码头。亿海蓝数据显示，各经济体港口船舶在港作业时长不同，除了中国港口船舶运行状况相对正常外，欧盟、美国、东盟三大经济体相继在2020年第二季度起船舶平均在港作业时长增加。“由于欧美地区的消费习惯，我国出口在每年第四季度的旺季特征表现明显，即使在出口偏弱的年份，通常在第四季度出口集装箱运价水平也会表现相对偏强。而下半年欧美地区贸易采购状况回升及美国第四季度表现意外强劲，同时又叠加全球采购份额更多转向我国，造成我国在旺季时期出口表现更加强劲，使得短期港口‘一箱难求’，直接导致我国出口集装箱运价在第四季度连续暴涨。”林书来表示。不过，在各方出手下，集装箱缺乏的情况已经大大缓解。根据航运数据供应商Alphaliner的数据，从2020年6月至今，已经超过220万TEU（国际标准箱单位）闲置运力恢复运营，超过60万TEU的新船交付，增加有效供给；2021年仍有超110万新船交付。由此，约有近400万运力的投入，以缓解“一箱难求”的压力。在中国，集装箱工厂正加大产能生产集装箱，同时由于航运企业也在大力进行空箱调配。根据中国船东协会的数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生产国，中国去年交付了260万个20英尺长的集装箱，尤其在2020年下半年的产量供应，已高达190万TEU，趋于现有产能的上限。同时，为解决国内出口缺箱的问题，班轮公司调整近洋航线运力投放，并在牺牲船舶效益的情况下，安排专用船舶进行空箱调运，缓解国内用箱困难。此外，班轮公司还充分释放了闲置运力，满负荷运行，并通过短租来增加运力投放，更有很多新造船订单。安排重吊船、多用途件杂货船运输集装箱。多方努力之下，中国集装箱短缺情况已经明显好转。在青岛，集装箱可用性指数为0.5，表明集装箱供需已达到平衡状态；上海集装箱可用性提升的积极趋势证明，航运企业此前采取的一系列缓解缺箱的措施，是有效的，同时，随着新造集装箱数量的增加，集装箱供应在未来几周都将保持稳定。不过，今年中国春节尽量不返乡政策，促使各地工厂改变了过年计划，一些工厂可能根本不会停止生产，并将一直持续生产。春节过后，各大工厂开始运作，产量恢复甚至可能超过年前，过年期间的平衡将被打破，新一轮的集装箱紧缺来临。“虽然短期很难预测，但整体趋势是必然的。业界认为，目前行情可能会延续至2021年上半年，缺箱、缺舱等问题将明显缓解。”中国船东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守国表示。运价仍维持高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集装箱严重短缺，导致近期海运成本大幅增加。2020年第四季度，我国出口集装箱海运市场运价保持上行态势。根据海运国际交易所（Baltic Exchange）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从中国到美国西海岸和东海岸的最繁忙航线的运价分别比2019年高出208％和110％。从亚洲到欧洲的集装箱运输成本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飙升，去年12月，亚洲到北欧海运航线的即期运费同比增加264%，亚洲到美国西海岸航线运费同比增加145%。“相比去年3月，中国至美国和欧洲海运航线运输成本上涨300%。我们每箱货物的即期运费从通常的1200美元上涨至6000美元。”美国雷德伍德物流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耶格尔说。上海航运交易所数据统计显示，1月8日，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达到了1753.85点，而去年五月指数均值只有837.74点，这直接表明了当前集装箱运输市场价格的动荡局面。有厂商坦言，已经无法承担目前的集运运价水平。航运市场的运价上涨问题，已引起管理部门的重点关注。交通运输部表示，对国际海运市场经营秩序和服务质量高度重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建立并实施了国际班轮和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运价备案制度，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的方式，对运价备案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不过，张守国表示，集装箱运价暴涨，不是班轮公司能完全掌控的，主要是疫情加剧了供需的严重失衡。一些企业也订制了造箱和新造船计划，但建造交付需要一定时间，同时，航运市场本质上仍然运力过剩，短期缺乏不代表长期需求，要理性对待短期问题，避免因短期运力紧张盲目过度投入新运力，引发运力严重过剩。在林书来看来，近几年，国际集装箱航运市场整体结构性已经发生变化，即在经过前几年的持续低迷后，航运公司经营策略已由相对“竞争”转向步调趋同的态势，尤其是在主干航线上，市场更是偏寡头垄断格局，航运公司已经在主动或被动通过“降速保价”等措施来应对整体市场缺乏增长的偏低迷的状态。近三年来，国际集装箱船整体航速有所降低，航速降低就意味着市场可获得运力的减少，对整体市场而言，这样的运力削减效应影响较大。“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摩擦不断升温，各主要航运公司仍延续的是2019年相对保守经营策略，通过降低航速，有意控制整体市场运力规模。正是因为历年来市场处在运价低位，才使得2020年第四季度市场出口运价大幅上涨具备基础，同时这个因素变化也将对来年市场运价能否恢复到正常状况产生关键性影响。”林书来表示。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集装箱船平均航速水平已降至近年低位水平，这一措施使得出口运价水平维持在近年的高位；进口运价方面，由于疫情影响，国内需求在第一季度有所减少，但国内复工复产启动后，需求得到恢复，进口运价迅速回升到近年偏高的水平。当前，全球集装箱船平均航速已经接近近年平均水平，但仍有较大的提高潜力。“在中国相关航线市场上，如果集装箱周转问题得到解决，当前的运力保障水平已然足够，甚至有通过提速运行大幅提高运力的潜能。”林书来表示。
中国联通公告，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之全资附属子公司联通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联通创投”）发起设立并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600,000万元认购联通5G产业母基金的基金份额。
据新华社消息，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6日下午经表决，决定任命陈小江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唐仁健为农业农村部部长，王文涛为商务部部长。 陈小江简历 陈小江，男，汉族，1962年6月生，浙江龙游人，1984年8月参加工作，1983年1月入党，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电力工程系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编辑。 1980.09―1984.08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电力工程系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学习 1984.08―1986.12 中国电力报社编辑 1986.12―1989.08 中国水利电力报社电力室编辑、副主任，总编室副主任 1989.08―1993.08 中国水利报社总编室主任 1993.08―1995.05 中国水利报社总编辑（副局级）（其间：1993.11―1994.01水利部第一期青干班学习） 1995.05―1996.04 中国水利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1996.04―1998.09 中国水利报社社长、党委书记 1998.09―2000.03 水利部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中国水利报社社长、党委书记 2000.03―2008.03 水利部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其间：2001.11―2004.03挂职任甘肃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2003.02兼〉） 2008.03―2009.01 水利部办公厅主任 2009.01―2011.03 水利部党组成员兼办公厅主任 2011.03―2015.07 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其间：2015.03―2015.06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级研修班学习） 2015.07―2016.04 中央纪委宣传部部长（副部长级） 2016.04―2017.04 辽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2017.04―2017.10 监察部副部长 2017.10―2018.03 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副部长 2018.03 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 2020年12月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第十九届中央纪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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