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启集团方面人士向记者透露，光启关注到美国商务部官方网站在12月19日公布的信息，将光启、中芯国际、大疆创新以及北京理工大学等中国高科技企业、高校列入“实体清单”。 对此，光启集团声明称，第一，光启所有产品均从底层科学研究做起。所有标准、专利、技术、工艺、产品均为原创，不受任何外部影响。光启是中国新兴科学领域的创新企业，一直以来遵守中国技术出口相关法律法规，美国的制裁毫无意义。 第二，光启是由五位海归博士2010年创建的创新机构。自成立以来，光启始终坚持新兴科学领域的深度研究，从源头进行技术创新、行业应用，是中国超材料领域的领军企业;超材料是国际上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也是新一代尖端装备的核心战略性技术，分别被《科学》杂志和《今日材料》评为最重大的十项科技突破之一，和过去半个世纪最重大的十项材料创新之一。 第三，光启一直致力于超材料科学研究与产业应用，所有产品和技术均属自主研究开发，产品应用自主可控。在上千名科研工作者3813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下，光启率先构建了超材料从设计到交付的全工业链条，实现了超材料产品的规模化批产。 第四，光启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累计获得授权专利3411件，得到了中、美、德、英、法等多国法律认可和保护;经美国制造业前瞻联盟、英国专利局对比分析，证实光启全球超材料专利申请量排名第一;此外，光启还发起了超材料技术及其制品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主持制订了该领域的中国标准。 第五，作为中国在新兴科学领域研究和创新的一员，光启从源头创新走向应用，这是中国在科技自立、技术创新、造福世界的贡献和努力。美国这样的禁令毫无意义。 光启集团声称，今年，是光启在超材料应用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一年，也是超材料大规模、全面应用我国尖端装备的关键时期，光启将一如既往地坚持深度科学研究、探索未知领域，以终为始，为行业、用户带来更具想象力的明天。
“你完全是一个乡下人”。 社会学家弗洛伦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对身边一位年轻的研究助理如是说，理由是他从来没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过。这样的话如何理解美国社会？她对他的建议是在谋求教职之前，应该去海外，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一番。 这是五十年代的美国，这名助理叫“埃兹拉”（Ezra Vogel），刚刚获得哈佛社会学博士。正是弗洛伦斯这些话，启发他的日本之行，一呆就是两年。 随后他还去了中国，在美国和东亚之间穿梭，写了不少关于这个地区的著作。对了，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傅高义”，在其爆得大名的《日本第一》之前，他还写过不少著作，其中一本从人类学视角聚焦日本中产阶级。 — 1— 这就是傅高义如何来到日本的故事，也是《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诞生过程。由于弗洛伦斯的建议，傅高义决定去了解其他文化。在奖学金的帮助下，他和妻子苏珊娜选择了日本。 虽然他们对于这个国家研究并无背景，但逻辑出发点很简单，日本和美国虽然都被认为是工业化国家，文化却完全不同，过去如此，今天似乎也如此。 1958年到达日本，是傅高义和当时的妻子苏珊娜第一次出国。他们第一年时间主要在学习日语，精神病学家土居健郎博士和其太太八千代提供了不少帮助，不仅安排傅高义夫妇住在隔壁，而且充当了导师角色，乐于给傅高义夫妇解释关于日本与日本人的一切。 学了一年日语之后，傅高义夫妇开始进行田野调查。他们找到了一处理想的社区，开始自己的工作，选择了六个家庭，每周进行访谈，为时一年。 这个社区最开始在书中为了隐私舍弃真实名字，以M町代替之，很多日本人看到书都询问是不是写他们，后来才透露是位于千叶县——这些细节既表示傅高义作品本身的生动，也无意间揭示了日本社会的同质性。 千叶靠近东京，依靠便捷的地铁，迄今仍旧聚集了很多在东京上班的工薪族。 — 2— 日本中产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商人，另一类是大公司的雇员，所谓新中产阶级主要是指后者。 工薪族尤其是大公司的工薪族是日本社会的主流或者说中产阶级中坚力量，日语中 sarariiman来自生造的英文单词“ salary man”（工薪族）。 虽然这一词汇或者这类人在战前已经出现，却是在战后真正得到重视，他们无论经济实力还是地位都得到社会最多认可，直到今天，年轻人渴望加入大公司不仅是寻求经济上的可靠，更是寻求一种社会认同的生活方式。 五十年代时，随着日本公司的壮大，上班族也在扩大，他们的妻子也可以在家作全职主妇。这一典型日本家庭制度模式在今天已经是常识，但在傅高义夫妇观察的年代，这种模式还算是新秩序。傅高义夫妇敏锐地注意到这点，也目睹这一模式从M町扩散到全国。 《新中产阶级》主题所描述的是五十年代末的日本中产阶级生活，从家庭内部以及家庭外部等因素揭示了日本中产阶级生活的横断面。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记录和今天日本中产阶级可能已经有了很大不同，无论观念还是生活方式。有意思的是，傅高义夫妇和这几个日本家庭保持了友谊。 此后三十年内，虽然傅高义夫妇已经分道扬镳，但是他们始终不断重返日本或者在美国与这些日本家庭聚会，这些持续接触更新了他们的研究。 五十年代日本中产阶级处于转变的十字路口，其生活水准正在追赶西方。按照傅高义当时观察，M町这些家庭或许刚刚开始买他们的第一台电视机，却还买不起一辆汽车。此刻，他们对于美国生活方式仍旧是仰视和学习态度。 再晚一些，六十年代之后，M町可以负担自己的汽车以及出国旅行，或许仍旧赞许美国模式，但是已经决定选择日本生活方式，其民族自豪感提升很快。 等到八十年代，日美力量的对比改善更为明显，M町居民相当富足，生活水准已经追赶欧美水平；以此同时，对工作压力的抱怨开始出现，个人主义广泛兴起。 一个典型案例是食品，苏珊娜记得五十年代M町的冰淇淋冰多奶少，但日后M町冰淇淋种类和质量提升到媲美世界，有成员抱怨哈佛附近冰淇淋店没有一家赶得上M町水准。 日本中产阶级从五十年到到八十年代的变迁，其背后最大驱动力是日本经济的崛起，在这些记录中不仅可以看到日本中产阶级兴衰，也为中国中产阶级的路线提供参考。 随后的故事发展，大概大家也清楚，从“日本第一”的年代再到泡沫的幻灭，日本迎来“失去的二十年”。 — 3— 至于傅高义本人，则从此与亚洲结下缘分。 他六十年代完成这一课题回到哈佛，在1963年发表《日本新中产阶级》，备受关注之下，他的研究一直没有离开亚洲。日本之外，傅高义也关注中国，并在1973年访问中国。70年代末，他重返日本，写出了《日本第一》。 有的书名气太大，属于大家都知道但是都不太会去读之列，《日本第一》大概也在此列，《日本第一》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开始，也见证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本书成名多少在于其主题，甚至名字：8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日本成为世界关注要点，这本书在世界尤其日本风靡一时。但是随后日本经济陷入低迷，世界对于日本兴趣兴趣降低，对这本书的关注降低，甚至出现了不少批评。 对于外界批判，傅高义表现比较坦然，甚至2000年再度出版一本新书《日本还是第一吗？》（Is Japan StiII Number one？），在重新审视日本模式之余，他重申自己当年是为了美国民众而写《日本第一》。 《日本新中产阶级》某种程度有点类似《日本第一》的前传或者序曲，呈现方式则更为学术更为微观。 如果没有五十年代的田野调查，傅高义对于日本的理解不会那么深入。这些接触不仅让傅高义夫妇理解日本中产阶级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关键是让他们走进普通日本人的世界。这使得即使傅高义日后写作主题扩大到企业、国家与外交等宏大主题，主角变为政治伟人，但是他的关注角度始终包含普通人的想法。 我对于日本经济深感兴趣，在2017年东京访学主题就是中日经济对比。在日本，《日本第一》仍旧是人人皆知的著作，但和当地朋友聊起，他们或多或少有一些面露尴尬辞色，或许是当下的悲观让他们对于当年的辉煌有些不堪回首。 当我重新读完再版的《日本第一》之后，感觉虽然成书几十年了，结论不谈，其背后的方法论还是颇有可观之处。整体上，感觉傅高义是典型哈佛学者，研究重大受关注课题，人也很有能量。 值得一提的是，傅高义对于日本当时优势背后隐藏的劣势也看的清楚，尤其制度变革与社会结构方面，一窥到日本体制诸多弊端。 傅高义始终强调，这本书重点在于，日本经验对美国的意义，自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虽然这曾被外界认为是对于预言落空的托词。 不过，站在四十年前情况来看，可以更容易理解傅高义的用心。 对比日本对美国全盘跟踪与保持学习的态度，美国对日本态度往往是俯瞰与输入，二者之间的不对称性导致了美国对于日本成就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充满恐惧。傅高义此刻的写作，大概有着唤醒美国人的作用。 多年后看，虽然部分判断有误，尤其经济方面对我启发不大，但有不少富有洞察力的观察，脱离了文化比较似是而非的窠臼。 — 4— 追溯日本离不开历史视角。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其现代化之旅，其炫目成功之下，仍旧无法掩饰一个特点，其从传统社会和到现代社会时间极其短暂短，类似改革三十年中的的中国。 虽然日本人学习海外素来有一往无前的勇气，但期间各种剧烈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在时空转型中压缩在短短时间之内，遗留了不少问题。 这些问题在日后不断发酵，无论是大正时期的暗杀成风，还是昭和上半截的军国主义，抑或日后经济中的集体主义。 回看日本现代转型历史，转型前和转型后不应该割裂，但是过多强调文化尤其传统文化可能并不那么正确，有时候我甚至怀疑这体现了思维上的僵化。 如果认为一个国家始终由其文化决定其走向，罔顾其在现代化过程中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诸多努力与巨大变化，这显然有问题。 譬如《菊与刀》是人类学分析典范，也是日本研究的必读之作，直到今天读来仍旧很多启发，但是这本书是战争时期产物，过分强调了日本文化的特殊性，低估了特殊性背后的一般性。 如果到现在对日本或者日本人的想象仍旧停留在诸多“既……又”之类，只能说是我们观察力不足的失败。 中国人说起日本，知识精英总是惭愧地表示我们对日本了解远远不如日本对中国的了解，这话说得漂亮似乎成为知日或者知中的惯常认识起点甚至政治正确。不过反过来说，这话只说对了一小半，尚未触及更大的真实。 日本对于中国的了解，有历史与学术传统，日本国内的中国研究在专注度与数量上，对中国的日本研究是压倒性的；当然其水准也参差不齐，日本传统上对于中国误判也不止一次。 更值得思考的是，国人不了解的国家恐怕不只限于日本，其原因看似中国国民性，其实和中国当代学术发展有关，这话远了，这里不谈。 外国人对于日本的了解，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类是立足本国（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看日本，这往往是国内日本传播者的最大弊端，其结果往往是粗糙的比较与草率的结论；再高一点是努力做到立足日本看日本；而更高层次，其实应该做到跳出本国和日本看日本，以新鲜的第三方眼光看日本。 傅高义的两本写日本的书，《日本第一》虽然是立足美国看日本，导致其观察与结论存在偏差，但是因为有跳出美国和日本看日本的《新中产阶级》作为底本，傅高义的思考和写作始终高于同侪，在直接对比和超越对比之中做到了平衡。 — 5— 近年来，我和不少美国、中国朋友交流中发现，随着中国崛起，不少人似乎觉得世界中心除了美国就是中国，伦敦已经不是中心，日本更是往事。 我们过去有不少批判美国普通人对于世界不关心，以美国为中心的思维狭隘，但是时代一换，即使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些朋友也难免陷入同样的思维惯性，“中国中心”和“美国中心”比起来似乎是五十步一百步，似乎接受了美式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美式的狭隘。 毕竟，仅仅了解一两个国家其实很难真正了解世界，文明的可贵就是多元与复杂。 傅高义之所以去日本，既有弗洛伦斯的一语点破，也和他一贯的训练有关。他深信人类学的价值，“理论和方法来来往往，但优秀的民族志却亘古长存，因为它会作为身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的某一地方的画卷保留下来”。 这个意义上，《新中产阶级》作为一本优秀民族志，无论时代更迭，热点起落，在日本研究中始终不可忽视。 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弗罗伦斯的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弗罗伦斯的话让我想到诺贝尔奖得主V.S．奈保尔的思考，“这个作家的看法是以什么为基础？他了解哪些别的世界，他把哪些其他经历带进他的观察方式之中？一个作家要是只了解这个世界，他怎么去写这个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具备日本、中国甚至东亚与美国比较视野的傅高义作品，本身比起只了解一个国家的书籍具备历史的穿透力。这，或许也正是我们今天还在阅读他的原因。 本文原发于微信公众号“徐瑾经济人”。
●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是科学的先进的，是因为这个制度更能满足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对制度的要求，代表了世界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没有广泛、真实、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中国就不可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进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巨大优越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 从决胜全面小康到绘制新发展阶段规划蓝图，从决战脱贫攻坚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世界更加关注中国发展背后的制度因素。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引，从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高度，站在人类价值和道义的制高点，打造融通中外的制度话语，构建中国特色的制度叙事，深入揭示中国制度的历史必然性、时代进步性、价值正义性，有效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识和认同，确立中国制度在当代世界的价值地位。 讲好“以发展为重心”的历史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当代中国的道路选择和制度选择是对国家和民族所面临历史任务的理性回应。讲好中国制度故事，构建中国制度话语，要从中国制度的历史逻辑出发。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作为原本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快速发展的“赶超”中实现强国富民，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任务。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发展。在中国“几十年走过发达国家几百年发展历程”的历史性跨越背后，正是把“发展”作为“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的制度理念。这既是解读“中国奇迹”的“制度密码”，也是阐释中国制度历史逻辑的要害和关键。 聚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阐释好国家根本任务的制度规定。我国宪法写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现代化是过去几百年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更是一百多年来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在根本大法中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为国家根本任务，这是面向世界讲好中国制度故事的核心叙事。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提出“现代化”的概念。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十九届五中全会的主要任务和重大意义就在于擘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当今世界，发展是国际社会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实现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追求。以根本大法保障现代化建设，是中国不断发展进步的制度原因，也是中国对世界制度文明的重要贡献。 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阐释好党的基本路线的目标指向。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发展仍然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是党的基本路线在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中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进行阐述，要义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我们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和中国制度故事的叙事焦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坚定不移的政治路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国家发展建设的制度意志。 围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阐释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十九届四中全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概括为“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说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惟有先进的制度方能促进社会进步，这既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是制度文明演进规律。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取得年均近10%的增长，远高于不到3%的世界平均水平，关键就在于实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是科学的先进的，是因为这个制度更能满足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对制度的要求，代表了世界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讲好“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 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进一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体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价值追求。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任何制度体系都内含特定的价值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展开国家治理。制度价值作为制度的灵魂，决定制度发展的方向。“人民”二字是嵌入中国制度的根本价值，标定了中国制度的根本属性和价值指向。讲好中国制度故事，要深入解析好“以人民为中心”这一融入中国制度设计各层面、贯穿中国制度运行全过程的根本价值逻辑。 解读好“一切为了人民”的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制度的价值定向，集中体现在党执政宗旨的制度规定上。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离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不仅失去存在的意义，更直接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安全。正是出于这样的历史自觉，中国共产党把“人民至上”作为根本的制度立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首要使命，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根本目的，以制度性安排让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让一切执政资源和制度资源都服务于人民利益。 解读好“一切依靠人民”的执政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执政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正因为在制度设计和执行中坚持“靠人民执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充分调动起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彰显出强大生命力。这样的制度不是“做摆设”的“装饰品”，而是“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实质民主。充分反映人民意志是中国制度的根本逻辑，也是中国制度故事的精髓要义。没有广泛、真实、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中国就不可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进步。 讲好“以创新为核心”的实践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制度创新是最根本的创新，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制度创制和变迁的历史。制度竞争是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竞争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能力。英国资深中国问题观察家休·佩曼在《中国的变革：地球上最伟大的演出》一书中指出，忽视中国的“持续变革”能力是西方“误判中国”的重要原因。解析“中国奇迹”的奥秘，重在揭示好中国制度在实事求是中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能力。 展现中国制度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几十年来中国发展进步的每一次跃迁都凸显制度变革的巨大力量。新中国成立后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作为现代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经济腾飞和社会巨变。归根结底，历史上一切伟大的制度变革，都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欧美到俄日，作为制度变迁的社会革命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带来巨大的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视为“永远在路上”的“赶考”，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让中国制度不断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巨大优越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 展现中国制度在开放中实现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制度既扎根中国大地，又以开放包容的品格和海纳百川的胸怀借鉴和汲取世界文明成果。中国制度之所以充满生机活力，是因为始终顺应人类文明进步大趋势、人类社会发展大逻辑，既坚持立足中国实际，不搞“飞来峰”，又不排斥任何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制度发展经验和国家治理经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中国可能“有意识地、有节制地融合”中国与其他文明的长处，“其结果可能为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开放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气质，也凸显了中国制度发展的理性特征。 本文刊发在12月21日北京日报14版理论周刊作者：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周树春
12月16日，惠理集团（港股代码：0806.HK）官网宣布，已获得欧洲最大的主动型资产管理公司之一M&G委托，从M&G目前逾20亿英镑中国股票的投资组合中，管理其超过五亿英镑的投资账户。该投资组合将采取主动管理策略，投资中国在岸及离岸股票市场，并以MSCI中国全股票指数为基准参考。 据了解，惠理集团成立于1993年，是亚洲最大的独立资产管理公司之一，于2007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M&G则是一家国际投资管理公司，在28个市场为个人储蓄者和机构投资者管理资金。截至2020年6月30日，M&G管理资产规模达3390亿英镑，拥有约500万零售客户和超过800多家机构客户。 惠理集团表示，此项委任是对惠理长期以来自下而上的选股策略以及在中国投资领域拥有卓越投资业绩的认可。此次委任也突显了机构投资者愈加重视通过委任具资深经验兼备本土化团队的资管公司来投资中国股票市场的必要性，而不仅是透过新兴市场投资组合来投资中国。 惠理集团联席主席兼联席首席投资总监拿督斯里谢清海表示，惠理是投资中国的领先机构，奉行扎实的基本面研究和优质价值投资策略。目前中国拥有超过四亿的中产阶级人口，该数字预计在未来15年内翻倍。中国市场满载投资机会，惠理有信心和实力做好投资。 惠理集团欧洲业务主管兼董事总经理HendrikvonRipperda-Cosyn则称，惠理很荣幸获此委任，并且期待理想的业绩表现为M&G的资产增值。鉴于中国内地股市的不断发展，包括中国内地股市占国际指数的权重和整体市值不断增长，公司看到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建立专注中国市场配置的投资组合。公司预计目前仅是投资配置中国资产这一趋势的开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4日讯 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今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5507，较前一交易日上行85个基点。前一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5592。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20年12月4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5507元，1欧元对人民币7.9568元，100日元对人民币6.3081元，1港元对人民币0.84510元，1英镑对人民币8.8135元，1澳大利亚元对人民币4.8724元，1新西兰元对人民币4.6326元，1新加坡元对人民币4.9107元，1瑞士法郎对人民币7.3528元，1加拿大元对人民币5.0916元，人民币1元对0.62091马来西亚林吉特，人民币1元对11.3570俄罗斯卢布，人民币1元对2.3175南非兰特，人民币1元对166.72韩元，人民币1元对0.56077阿联酋迪拉姆，人民币1元对0.57268沙特里亚尔，人民币1元对44.8869匈牙利福林，人民币1元对0.56144波兰兹罗提，人民币1元对0.9355丹麦克朗，人民币1元对1.2895瑞典克朗，人民币1元对1.3375挪威克朗，人民币1元对1.18879土耳其里拉，人民币1元对3.0373墨西哥比索，人民币1元对4.6088泰铢。
加仓！9039亿元！ 2020年前11个月，外资机构以真金白银表达了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心。按照这个速度，外资全年万亿规模的净加仓量，几成定局。 时光呼啸。规模超过17万亿美元的中国债券市场，已是世界第二大债券市场。在即将过去的2020年，这个市场深踩对外开放“油门”，敞开胸怀拥抱全球投资者。 改革与开放之风更劲。从境内两个债市之间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到便利境外投资者的直接交易服务，再到延长交易时段，筹划“南向通”——2021年债市概貌已跃然纸上。 可以预见，一个更加开放与完备的中国债券市场，将对全球投资者产生更大的吸引。 外资加码不停步 境外机构对中国债券市场的影响力已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点从今年国际投资者屡创新高的中国债券配置规模中，便可见一斑。 这一年，在全球普遍低利率的环境下，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债券的热情正加速被激发。中债登数据显示，11月，境外机构债券托管面额为27663.36亿元，较上年末上涨47.38%。境外机构投资者已连续第24个月增持人民币债券。 标志性时点接踵而至，相继被刻在中国债市发展的时间轴中：境外机构持债总规模于2017年9月末突破万亿元，2019年7月末突破2万亿元，2020年10月末突破3万亿元。 这一年，境外机构投资者加速入市，类型不断丰富。截至2020年11月末，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境外机构数量，已从2016年初的200余家增长至893家。4年间，年均增长率近40%。 这一年，中国债券市场被三大国际主流债券指数悉数纳入，成为债市开放又一里程碑时刻。继中国债券相继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和摩根大通全球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后，2020年9月，富时罗素公司宣布中国国债将被纳入富时世界国债指数。 资本市场潮流涌动。业内估计，纳指过后，约2500亿美元资金将流入中国债市。除流入资金以外，这一里程碑事件将对中国债券市场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市场成交额、市场结构、投资者类型、交易制度…… 还不止于此。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债市开放正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着力点。彭博亚太区总裁李冰说，持续的资本流入和境外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强劲需求，将推动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 债市开放举措渐次落地 全球投资者对于中国债券市场的热烈追捧，恰与近年来中国债市的开放路径暗合。 “坚定，稳步，有序，持续。”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兼环球资本市场联席总监张劲秋如是描述今年以来中国债市的改革开放之路。 在他眼中，各项政策制度不断完善、交易系统功能日益提升、制度规则向国际接轨、便利境外投资者举措陆续落地，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债市的流动性，也提升了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的积极性。 2016年2月，人民银行发文允许各类金融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债券现券交易以及基于套期保值需求的债券远期等交易，并取消额度限制。这被业内视为中国债市开放的重要里程碑，中国债券市场由此步入全面开放阶段。 此后，债券市场开放提速明显，包括向境外机构开放外汇衍生品市场、推出“债券通”、拓宽境外机构发行投资渠道等各项开放措施加速推出。 今年9月以来，多重利好更是纷至：银行间债市和交易所债市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试运行境外投资者直接交易服务、延长现券买卖交易时段等多项举措渐次落地。 “优化交易安排、满足境外机构多样化交易需求以及完善各项配套制度，是相关创新工作推进时遵循的主要脉络。”一位接近外汇交易中心人士向记者说。 他称，外汇交易中心将不断完善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机制，开放更多交易品种，推出便利境外资管机构的做市机构付费模式，加强一二级联动，推动债券市场互联互通，为境内外市场参与者提供更为便捷和高效的市场服务。 开放度持续扩展 中国债券市场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仍在持续加深和扩展。 “北向通”落地3年有余之际，“南向通”传来最新进展。日前，上海证券报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人民银行正与香港货币当局一道，研究探讨“南向通”的框架性方案。 这意味着，境内投资者将迎来更为便捷的“走出去”通道。在业内人士看来，“南向通”的开通，将真正实现境内和境外债券市场双向互联互通，促进境内债券市场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 与之相呼应，QDII额度发放也在加快推进中。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透露，近期将分别扩大上海、北京和深圳三地合格境内有限合伙（QDLP）/投资企业（QDIE）试点规模，进一步满足境内投资者全球配置资产的需求。 “中国的债券市场后续会有更多看点。”恒生中国副行长兼环球市场业务主管吴英敏表示，当前，各种债券投资项下汇率、利率风险管理便利措施的推出，外资评级机构中国业务的获批，以及衍生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放，都对国际投资者形成利好。 更为开放、更具影响力，这将是中国债券市场未来的样子。张劲秋表示，海纳百川的中国债市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将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在全球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占据越来越高的比重。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4日讯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网站近日公布的《关于对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杨锡刚、张友富、王倩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0〕66号）显示，经查，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杨锡刚、张友富、王倩在执业山东金茂纺织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茂集团”）2013年-2017年财务报表审计情况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关键审计事项方面。金茂集团2017年审计报告显示，中天运将应收账款收回确认为关键审计事项，并描述了针对该事项所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对金茂集团应收账款管理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进行了评估和测试；通过分析金茂集团应收账款的账龄和客户信誉情况，并执行应收账款函证程序及检查期后回款情况，评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合理性等。但检查中未见执行分析金茂集团应收账款客户信誉情况及期后回款检查的工作记录。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2016年12月23日修订）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31号—针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采取的应对措施》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二是函证方面。经检查，在上述工作底稿中未见对部分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函证发出、收回实施控制的工作记录；未见对被函证者的名称、地址与被审计单位提供的信息进行核对的工作记录；未见对部分异常回函予以关注并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的工作记录；部分银行函证事项不完整，函证内容未包含对外担保等事项；针对未回函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执行的替代性程序不充分。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的规定。 三是控制测试样本量选取方面。检查发现，在金茂集团2017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中天运执行销售与收款循环及采购与付款循环控制测试时，抽样样本量低于《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实施意见》中要求的最小样本量。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4号—审计抽样》第十六条以及《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实施意见》的规定。 四是部分异常科目方面。审计期间，金茂集团与多家企业存在大额其他应收款项，部分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额、余额与销售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不匹配，检查中未见对上述事项予以关注并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的工作记录，未见针对相关大额其他应收款发生原因、可收回性及坏账准备计提充分性的审计工作底稿。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的规定。 五是合并报表范围审计方面。底稿中未见执行金茂集团合并范围的核查记录，未见评价所有组成部分是否均已包括在金茂集团财务报表中的工作记录。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401号—对集团财务报表审计的特殊考虑》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综上，上述行为违反了《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七条的相关规定，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山东监管局决定对中天运及杨锡刚、张友富、王倩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经中国经济网记者查询发现，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立于2013年12月13日，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祝卫为大股东、实控人，持股比例21.18%。 金茂集团成立于2004年12月7日，注册资本1.48亿人民币，当事人徐朋明为大股东、实控人，持股比例86.49%。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2016年12月23日修订）第九条规定：注册会计师的目标是，通过恰当的方式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得出合理的结论，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2016年12月23日修订）第十条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设计和实施恰当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31号—针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采取的应对措施》第二十八条规定：如果认为仅实施实质性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无法将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降至可接受的低水平，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相关的控制测试，以获取控制运行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第十二条规定：当被审计单位管理层要求对拟函证的某些账户余额或其他信息不实施函证时，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该项要求是否合理。 如果认为管理层的要求合理，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替代审计程序，以获取与这些账户余额或其他信息相关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如果认为管理层的要求不合理，且被其阻挠而无法实施函证，注册会计师应当视为审计范围受到限制，并考虑对审计报告可能产生的影响。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第十四条规定： 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特定审计目标设计询证函。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第十七条规定：积极的函证方式通常比消极的函证方式提供的审计证据可靠。当同时存在下列情况时，注册会计师可考虑采用消极的函证方式： （一）重大错报风险评估为低水平； （二）涉及大量余额较小的账户； （三）预期不存在大量的错误； （四）没有理由相信被询证者不认真对待函证。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第十九条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当采取下列措施对函证实施过程进行控制： （一）将被询证者的名称、地址与被审计单位有关记录核对； （二）将询证函中列示的账户余额或其他信息与被审计单位有关资料核对； （三）在询证函中指明直接向接受审计业务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回函； （四）询证函经被审计单位盖章后，由注册会计师直接发出； （五）将发出询证函的情况形成审计工作记录； （六）将收到的回函形成审计工作记录，并汇总统计函证结果。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4号—审计抽样》第十六条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当确定足够的样本规模，以将抽样风险降至可接受的低水平。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第二十八条规定：在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时，注册会计师应当保持职业怀疑，认识到可能存在导致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的情形。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第三十条规定：为了获取合理保证，注册会计师应当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将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的低水平，使其能够得出合理的结论，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401号—对集团财务报表审计的特殊考虑》第四十六条规定：集团项目组应当针对合并过程设计和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以应对评估的、由合并过程导致的集团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的风险。设计和实施的进一步审计程序应当包括评价所有组成部分是否均已包括在集团财务报表中。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13号）第七条规定：为公司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承销机构、资信评级机构、受托管理人、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和人员应当勤勉尽责，严格遵守执业规范和监管规则，按规定和约定履行义务。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违反法律法规及本办法规定的机构和人员，中国证监会可采取责令改正、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责令公开说明、责令参加培训、责令定期报告、认定为不适当人选、暂不受理与行政许可有关的文件等相关监管措施；依法应予行政处罚的，依照《证券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以下为原文： 关于对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杨锡刚、张友富、王倩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2020〕66号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杨锡刚、张友富、王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令第113号）的有关规定，我局对你们执行的山东金茂纺织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茂集团）2013年-2017年财务报表审计情况进行了检查，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关键审计事项方面。金茂集团2017年审计报告显示，你们将应收账款收回确认为关键审计事项，并描述了针对该事项所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对金茂集团应收账款管理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进行了评估和测试；通过分析金茂集团应收账款的账龄和客户信誉情况，并执行应收账款函证程序及检查期后回款情况，评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合理性等。但检查中未见执行分析金茂集团应收账款客户信誉情况及期后回款检查的工作记录。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2016年12月23日修订）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31号—针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采取的应对措施》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二是函证方面。经检查，在上述工作底稿中未见对部分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函证发出、收回实施控制的工作记录；未见对被函证者的名称、地址与被审计单位提供的信息进行核对的工作记录；未见对部分异常回函予以关注并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的工作记录；部分银行函证事项不完整，函证内容未包含对外担保等事项；针对未回函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执行的替代性程序不充分。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的规定。 三是控制测试样本量选取方面。检查发现，在金茂集团2017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你们执行销售与收款循环及采购与付款循环控制测试时，抽样样本量低于《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实施意见》中要求的最小样本量。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4号—审计抽样》第十六条以及《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实施意见》的规定。 四是部分异常科目方面。审计期间，金茂集团与多家企业存在大额其他应收款项，部分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额、余额与销售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不匹配，检查中未见对上述事项予以关注并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的工作记录，未见针对相关大额其他应收款发生原因、可收回性及坏账准备计提充分性的审计工作底稿。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的规定。 五是合并报表范围审计方面。底稿中未见执行金茂集团合并范围的核查记录，未见评价所有组成部分是否均已包括在金茂集团财务报表中的工作记录。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401号—对集团财务报表审计的特殊考虑》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上述行为违反了《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七条的相关规定，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们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2020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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