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璐 全球食品饮料巨头雀巢抢滩中国“人造肉”市场。 12月9日，雀巢正式发布嘉植肴品牌，同时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的嘉植肴植物基系列产品也全面推向中国市场，其中包括面向消费者市场的6款产品与面向专业餐饮行业的4种产品。嘉植肴品牌的发布，标志着雀巢这一全球巨头在华正式进入植物基食品这一潜力市场。 同时，记者注意到，雀巢在亚洲的第一条植物基生产线也在天津正式完工并投入生产运营，优先为餐饮行业提供嘉植肴植物基产品解决方案。 一直以来，雀巢都将中国市场视为最重要的市场之一，近年来也频频加码中国市场。今年5月，在疫情影响的经济低迷中，雀巢投下今年在华最大一笔投资，增资7.3亿元在津建设其亚洲首条植物基产品生产线等4个项目。 事实上，雀巢投资的背后其实是看到了当前植物基产品替代肉制品的趋势。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植物基市场呈现出爆发趋势，相关产品的销量增长了65%，很多消费者表现出对健康营养与肉质口感、风味的双重需求。 在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看来，雀巢此时将嘉植肴引入中国，是精准地看到了随着消费结构的改变，中国植物基市场正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从其整体布局来看，符合雀巢中长期发展战略。 加码中国“人造肉”市场 日前，雀巢在中国市场推出多款面向C端消费者和B端专业餐饮渠道的植物肉产品，雀巢旗下植物基品牌“嘉植肴”也正式入华，首批推出六种中国风味菜肴中替代肉类。 据悉，雀巢“嘉植肴”产品将于本月内开始在天猫旗舰店与盒马线下店销售，单盒的售价在29至39元。除了抢占零售市场，雀巢此次还双线作战，同步推出了四种供应专业餐饮企业使用的植物基产品，可用于制作汉堡等食物。 据了解，在饮食行业，植物基是指以植物为主打造的新型食品和饮料产品，用植物蛋白代替动物蛋白，常见应用为人造肉、植物奶等，以及以此为基础原料研发制作出的丰富口味、形态的食品、饮料。 对于直接以中式餐品领域切入市场，雀巢方面表示，非常重视在中国的本地化运营，调研显示，84%的中国消费者认同植物基产品健康，但肉类摄入必不可少，此次推出产品也是为了满足对“肉类”更多口味的需求，并应用到阿里大数据筛选，能带给消费者更多选择空间。 与此同时，记者注意到，以上这些新产品来自雀巢今年在滨海新区增设的其亚洲首条植物基产品生产线，目前该植物基生产线在天津已正式完工并投入生产运营，将优先为餐饮行业提供嘉植肴植物基产品解决方案。 事实上，中国作为雀巢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一直都很受重视。今年5月，雀巢对外宣布在天津投资7.34亿元，其中包括在天津投建雀巢的亚洲首条植物基产品生产线以及配套的原料周转仓、冷冻周转仓，生产线设计能力为年产8000吨，并有望于今年下半年落成投产。 同时，雀巢还将对其糖果业务增加投资，升级“呈真”威化生产线，并进一步发展天津雀巢质量保证中心的能力。今年9月10日，雀巢对外宣布在华增资4亿元，用于谷物能力中心建设、扩建奶牛养殖培训中心，并加大雀巢在高端化食品加工方面的投入。 业绩方面，在雀巢发布的今年三季报中显示，前9个月雀巢销售收入达619.12亿瑞郎（约合人民币4547.44亿元），实现同比增长3.5%，其中，植物基产品的增速在两位数以上。虽然中国的有机增长仍为下降，但中国市场增长已在第三季度转正。 国内植物肉相关企业增至2000家 2020年可谓是植物基食品的爆发元年，行业研究机构FAIRR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五分之二的食品巨头都有专门团队开发和销售植物基肉制品和乳制品，47%的零售商现在或计划销售植物基肉制品。 对于食品饮料行业，越来越多的新品将植物蛋白作为产品主要亮点。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已有多家食品巨头试水人造肉产品，进而抢滩中国人造肉市场。 今年4月，肯德基推出了植物鸡块“植培黄金鸡块”，同时星巴克将植物肉Beyond Meat首次引入中国内地。随后，美国嘉吉公司于7月在中国市场推出植物肉品牌“植启”，包含植物鸡肉块和植物牛肉饼两款产品。9月，美国人造肉巨头Beyond Meat宣布，将在浙江嘉兴建设两家工厂，预计在几个月内开始试产，并在2021年初开始全面生产。 根据Euromonitor的数据，自2014年至2018年，中国的“非肉类”市场（包括替代肉类产品）增长了33.5%，2018年市场规模接近100亿美元，到2023年规模将达到119亿美元。2019年，国内植物肉及相关企业迅速增加至2000家，其中包括西式餐饮品牌、新茶饮品牌、外资品牌等皆以布局。 飞速增长的市场背后，消费者为什么选择植物基食品？业内认为，伴随着全球市场的弹性素食主义消费群体增多，牛奶、肉类等消费趋于饱和，在健康、环保的大趋势下，植物基已是大势所趋。记者注意到，就连伊利、农夫山泉等企业也都加入了植物基的阵营，可谓是巨头们扎堆布局。 其实，在“植物基”这一概念还未火起来时，中国消费者已经对植物蛋白饮品很熟悉了。生活中最常见就是豆浆，是很多家庭的早餐必备，饮料行业也有豆奶、杏仁露、花生奶、椰奶、核桃奶等。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在国内包括植物肉、植物酸奶以及植物奶酪等在内的植物基食品，仍然属于小众品类，尽管备受资本市场和行业热捧，在中国市场上仍处在初期发展阶段，还面临着从法规到技术突破、供应链以及消费者教育、市场接受度等一系列问题。专家表示，想要让消费者了解并选择植物基，市场需要更多的参与者，强化“植物基”的概念，帮助消费者转变观念。
据新华社报道，12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通过视频发表题为《继往开来，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的重要讲话，宣布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一系列新举措。中国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另据媒体报道，美国当选总统拜登12日在其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国将重回《巴黎协定》，我们将团结全世界，推动取得更大更快的进展，直面气候危机。 华创证券指出，中国新的气候目标，包括光伏和风电总装机在达到12亿千瓦，这意味着在未来的10年，年新增装机要超过7000万千瓦，相比过去5年的增长无疑需要进一步提速，未来行业将进入市场化发展大周期。目前光伏已经在全球多数地区成为平价清洁能源，而且随着未来光伏发电性价比的进一步提升，其有望在很多地区成为成本最低的能源。短期看，2021年是行业增速较好的一年，预计2021年全球光伏装机有望达到163GW，同增34%；长期看，市场化发展大周期中行业的长期稳定性增强：根据国际能源署2019年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预测，2040年全球光伏累计装机将达到7200GW，年均新增复合装机增速达到11.4%。光伏平价后，行业品牌、渠道、集中度等因素将持续优化，隆基股份（601012）、阳光电源（300274）、通威股份（600438）、迈为股份（300751）、捷佳伟创（300724）、中环股份（002129）等优质龙头企业有望充分受益。
新华网北京7月12日电（王蓓蓓）7月11日晚上七点半，新华网与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联合推出的投资者教育公益节目《国民财富大讲堂》第二十七期播出。瑞银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围绕“后疫情时代产业链和消费行为的转变”这个主题进行了精彩解读。 该节目在新华网、新华网客户端、新浪、腾讯、百度和哔哩哔哩等平台播出。数据显示，当日观看直播的网友超过302万，受到很多业内人士及金融机构的广泛关注。 贸易摩擦和疫情助推全球产业链重构 2020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中国经济带来影响，也对全球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疫情之后，全球产业链将如何重构？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又将有哪些变化？ 汪涛表示：“今年在疫情的影响下，很多行业受到重创，全球产业链也在变化和重构中。过去二十年我国经济不断融入全球产业链，而疫情料加快中国经济的转型。” 自从2000年加入WTO之后，中国与全球产业链的融合出现迅猛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产业链则开始出现重构，主要是由于全球的需求局面出现变化以及一些企业开始寻求更低成本的生产，受其影响中国经济也在发生一些结构性的变化。20年前中国对外出口的商品主要以服装、鞋帽和玩具等日常消费品为主，而如今中间产品和资本品所占的出口比重在大幅提升。 在汪涛看来，全球产品链是相互依赖的，中国也早已深度融入其中。近年来，由于受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则呈现加速态势，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都是产业重构的主力。 瑞银针对企业的调研显示，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部分出口企业开始将一部分产能向东南亚为主要目的地的海外转移，产业链重构的趋势已经显现。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结构也在孕育着变化，过去十来年工业和制造业占整个GDP的比重在逐步下降，而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在大幅上升，也吸引着大量的人口和就业。 中国产业链呈现较强韧性 虽然很多企业对产业链外迁已经有计划，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于对重构产业链的考量，计划和行动两者之间仍有差距。汪涛称据瑞银调研显示，对于很多计划外迁的企业来说，目的地所在国的政策不确定性、劳动力成本、汇率波动以及是否拥有大量的技术性劳动力都是企业最为关心的问题。 另外，瑞银调研还显示疫情之后，很多国家可能会考虑到产业链安全的问题，更倾向于将医疗设备以及医药产品等产业迁回本国，未来全球产业链或将会呈现区域化的变化。不过，就当前形势来看，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态势向好，经济复苏进程的不断加快，整体产业链也显示出较强的韧性。 汪涛表示，瑞银在调研中还发现很多行业的外企并没有迁出中国的打算，主要是由于他们的产品定位和市场都在中国，而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也吸引着很多产业链聚集。具体来看，伴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市场需求大幅增长，以乘用车市场为例，20年前中国整体汽车市场需求非常小，而如今每年汽车销售达到2000多万辆，已经超越欧美等发达国家，未来市场前景也依然看好。 因此，虽然受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部分产业链有外迁趋势，但是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发展潜力也在吸引了众多行业和企业聚集，未来随着中国市场的加大对外开放，相信可能会受到有更多产业的青睐。 数字化提速 疫情对消费行为带来长期影响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很多行业产生冲击，消费者行为和习惯也在发生着变化。瑞银调研显示，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数字化趋势加快，线上消费增长快于线下，与此同时消费者也更加关注医疗保健、教育、在线办公等，这也将对未来很多行业的发展有长远影响。 调研还显示，受疫情冲击，消费正呈现深度下调之后明显反弹的趋势，疫情也对很多人的就业和收入预期均产生了影响。消费者减少了外出就餐、旅行、看电影等线下娱乐方面的支出，而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后，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把钱投向运动健康、教育等。在出行方面，受疫情影响，出境游受冲击非常大，不过在国内高端产品及奢侈品消费却出现反弹，海南离岛免税消费也逆势上扬，这都对境内消费的增长起到了明显的拉动作用。 汪涛表示，疫情使得消费市场产生很多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多数消费者对未来一段时间的消费行为持相对保守的态度，并表示计划增加储蓄，但是消费升级这个主题方向并没有改变，有超过七成的调研对象称愿意花更多的钱购买更好的产品，还有很多人表示未来会更加注重在提升自己能力方面进行投资。 另外，她还称，伴随着消费者行为的变化，数字化提速的趋势明显加快，电商销售所占的比重可能会不断增加，这也为未来的生活场景提供更多可能。而从长期来看，此次疫情给人们的生活和消费习惯带来的改变将是深远的，其也将影响全球产业链的重组格局，不过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不容小觑，这对国际贸易等很多行业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 《国民财富大讲堂》是由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与新华网联合推出的投资者教育公益云课堂。节目每周两期，在新华网、新华网客户端、新浪、腾讯、百度、哔哩哔哩等平台同步播出。该节目立足高端，先后邀请了管涛、刘国恩、邢自强、金李、陈道富、刘元春、李迅雷、鲁政委、田轩、霍华德·马克斯、聂庆平、陆挺、刘尚希、祝宝良、甘犁、陈兴动、周延礼、唐涯、王忠民、高善文、鞠建东、刘守英、张铮、黄益平、连平、朱海斌、汪涛等国内顶尖经济界大咖，为广大观众解读疫情下的经济走向和财富管理，深受专业观众追捧。播出至今，已经成为经济界和金融界最受关注的节目之一。节目也得到了监管部门及相关金融机构的高度评价。
人民日报海外版电日前，《中国的社会保障》英文版由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指出，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13亿人，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中国的社会保障》一书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织编写，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社会保障改革发展历程、基本概况和历史性成就，总结实践经验，展望美好未来。《中国的社会保障》介绍，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以来，通过不断改革和规范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有效保障和改善了民生，使全体中国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至2018年年底，基本实现所有老年人都享有养老保险，基本实现全民医保，无论是从总量上看还是从分项上看，都是世界上覆盖人数最多的社会保障计划；保障水平随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提高，2018年全国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支出6.72万亿元，比2012年的2.33万亿元增长1.9倍，使参保人群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和改善；社会保障基金实力不断增强，2018年全国五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8.98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1.36倍。（霄文）《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11月18日 第03版）
12月11日，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在证券日报社举办的第四届新时代资本论坛上表示，2021年，人民币还将继续走强。在全球央行零利率、负利率的状态下，中国央行还保持一个正常的利率水平，加上人民币升值，中国的核心资产将会受到全球投资者的追捧。
作者刘锋为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宸为中国银河证券宏观研究员4月9日，《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全文简称《意见》）正式公布，明确了要素市场制度建设的方向和重点改革任务，是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纲领性文件。要素，即长期增长理论中的生产要素，包括文件所涉及的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要素等。《意见》中进一步强调数据要素，可以看作是对技术要素范畴的进一步扩展。在当前特殊背景下，《意见》的发布是中央着眼于激发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树立国内外正面经济发展预期，对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化及时做出的重要部署。 当前，世界形势变化深刻而复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风险上升，内部改革发展也进入攻坚阶段，百年一遇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停滞风险更加剧了一系列矛盾的复杂变化。内外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要求我们探寻国家发展在新时代的正确路径。一、推动要素配置改革是实现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始终是推动中国发展腾飞的两个关键支柱和伟大推动力。四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展奇迹：人均收入大幅提高，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常住城市人口约达60%；国家整体经济实力不断提高，从一个人口众多、人均收入很低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过去十年对全球经济增长总量的贡献达世界第一位。这些成就无不有赖于改革的全面深化，以及对世界经济体系的不断开放与融入。唯有切实提升中国经济体系的市场化、法治制化水平，才能进一步吸引全球市场参与者进入中国市场，令中国经济中的各类产业和服务进一步以全球为腹地得以发展壮大。 我们需要通过提升要素资源的使用效率培育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需的创新动力。中国经济近十年间正在经历持续减速换挡，制造业大规模扩张阶段行将结束，支撑产业发展的要素条件深刻变化，企业成本压力大又兼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突出，资源环境对产业发展约束持续强化。大量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仍因为得到大量政府补贴以及金融资源支撑而存续，扭曲了市场的真实供需与价格。事实上，近年来造成中国实体经济增速下行的真正原因是中国资源配置和管理效率的相对低下所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缓慢。因此，中国迫切需要结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态势，培育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新动力，从主要依靠生产能力的规模扩张转向更多依靠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推进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市场化的要素资源配置体系是中国实现新时代经济社会繁荣最根本的微观基石。只有形成真正市场化的要素价格，才能避免其他一切价格的扭曲和收入分配的恶化。当前，有必要坚持所有制中立与竞争中性原则，促使国有企业管理从“管资产”向“管资本”的转变，进一步实现平等对待所有经济成分，使各类产权更加明晰并得到法制体系的妥善保护，真正实现中国经济实现从双轨制向市场化轨道的转型。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水平的意义与挑战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1956年提出的索洛模型的基本思路是，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可以用要素投入的增长和要素使用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来解释。中国经济过去四十余年的发展可以说是在要素投入的增长和要素使用效率两个主要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相比较而言，重投入轻效率的发展特征较为明显，比如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到城市，变成产业工人，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释放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同时，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如以土地、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抵押品，扩大了社会信用，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货币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另外一种宝贵的要素资本投入。 从国际经验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水平的维持并不容易。美国在1870—1970年近百年的工业化阶段，保持了年均2.1%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但在进入后工业和信息时代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出现了明显下降。中国在建国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工业化进程中，全要素生产率也保持了很高的增长速度。从全要素生产率的绝对水平来看，中国目前全要素生产率大概是美国的43%。换言之，同样的要素投入，在中国所能产生的产品或者服务的数量是美国的43%左右，说明还有很大的改进提升空间。对比其他一些主要工业化国家，如法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在工业化进程的尾声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基本达到美国的70%、80%甚至90%。这也意味着，我们在2035年如果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也应该达到或者接近类似的水平。美国过去二十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水平平均低于1%，大约在0.7%或者0.8%。因此，从现在开始，只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能够达到年均2.5%-3%的水平，才能实现到2035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达到美国约65%的高度，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至今的世界经济史上，尚未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的尾声，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水平保持在2%以上。我国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该增速水平也从过往四十余年的4%左右降到2%左右水平。因此，如何维持一定增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成为我们下一阶段改革发展的艰巨任务。当前中国迫切需要精准深化制约土地、人口与劳动力流动、资本、技术等要素高效配置的体制机制；推进更高水平城市化，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激发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维持一定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以推动中国在未来15年间，保持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突围中等收入国家发展停滞陷阱，才能有机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三、通过深化改革激发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提升 索洛全要素生产函数是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论模型，它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例如假定有一个竞争性的市场，要素均自由流动且通过市场交易配置；市场决定价格，要素具有有效的价值表达；生产和供给自动创造消费和需求，不存在长期的生产过剩等。这些假设条件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的特征描述，而也正是我国当前制度供给中缺乏或者不完善的基础条件。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渐转轨的经济体，中国的许多体制机制还在改革进程之中，尚难以满足索洛模型的要求。简单套用西方国家的经济历史经验来估计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路径和空间容易产生较大的偏差。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已经从过去通过要素投入拉动的快速增长，向高质量、包容性的均衡性高质量发展转型。国际观察比较发现，在工业化末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水平呈下降趋势。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未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前，如何在中国维系全要素生产率一定速度的增长？对此，我们首先应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一个客观的认知，即中国的工业化或者说是现代化进程真的进入尾声了吗？以下几个基本事实表明：一是虽然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超过1万美元，但与主要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美国已超过7万美元）；二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虽然已经取得较大成绩，已经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门类，超过220种工业品产量位居全球首位，但产业链优势主要集中体现在中下游制造领域，而在美国及西方主要工业国占据优势的高端产业环节，中国还有很大发展提升空间；三是中国的城镇化率目前只有60%左右，对比西方主要工业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四是一系列体制机制仍然处于亟待从“双轨”二元体制向市场化一元体制并轨的进程中，制度供给改革所能释放的潜力十分巨大。因此，我们认为，未来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能够维持中高速增长的动力源泉是强化要素配置体制机制的市场化改革。 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历程为例，其重视规模扩张而轻视发展质量效益和体制建设的特点十分凸出。一方面，金融机构数量越来越多、资产规模也越来越庞大，四大国有控股银行几乎年年跻身全球商业银行规模榜首，股市和债市市值也位列全球第二；另一方面，市场机制还难言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利率、信贷资金分配、汇率调控、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以及大型金融机构管理（控股、资产、人事等）等方面政府都还发挥着相对大的配置影响力。截至2015年，中国的金融抑制的程度在有数据的130个经济体中排在第14位。换言之，金融抑制在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四十余年之后仍然是一个需要得到持续关注的问题。 在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现实条件下进行市场化改革，为民营经济发展破题，同时还要补贴经营效率相对较低的国有企业，政府实施了“不对称市场化”，即产品市场逐渐全部放开，而要素市场受体制机制制约，仍大量采用行政或政策性配置，市场化进程迟缓。通过人为地压低要素价格并引导资金配置，变相补贴国有企业或“特殊”部门，而金融抑制就是要素市场扭曲的一个具体体现。实际上，抑制性金融政策对经济增长同时存在两个效应，一是帮助快速实现从储蓄到投资的转换、支持金融稳定，从而助力经济增长（斯蒂格利茨效应）；二是降低金融效率、遏制金融发展，从而遏制经济增长（麦金农效应）。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显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金融抑制主要呈现斯蒂格利茨效应，而在发展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后，麦金农效应开始逐渐显现。 随着近年来中国的资本投入或者说金融效率不断下降（体现为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不断上升），使得中国这个全球唯一没有发生过重大金融危机的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得不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反映了当前中国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而系统性风险隐患不断累积的新特点。金融抑制政策的风险-效率补偿机制（以粗放型风险发展换取效率的模式）逐步失灵，说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一万美元表明已经达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因此不得不直面“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的“发展停滞陷阱”。其背后是利益藩篱固化、改革发展停滞等深层次原因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内外风险累积。为了跨越这一陷阱，中国需要培育、发展或改造一批在高成本基础上有竞争力的产业支持新的经济增长，替代对经济增长贡献效率明显下降的、在低成本基础上建立的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过去成功地支持了资本要素驱动型粗放经济增长的金融体系，今天就迫切地需要体制机制的转型，实现资本要素的市场化高效配置。四、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是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的核心 过去四十余年的改革发展经验表明，土地、人力资源、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是实现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核心。本次《意见》从上述不同要素角度，均强调了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凸出地位。价格作为“看不见的手”始终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市场通过价格平衡供给和需求来配置资源。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对要素利用效率更高的主体往往会对要素支付更高的价格，比那些生产效率低的主体更容易获取必要的生产要素，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就是尽可能理顺一系列相关的体制机制供给，发挥市场价格的调节功能，通过制度革新减少权力寻租和套利空间，真正实现价格双轨制向市场化定价机制的并轨。因此我们看到《意见》对于诸如城乡基准地价与市场价格的差距、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劳动者报酬的差距，市场化利率和存贷款利率的差距、以及技术创新资本化价格形成机制的凸出强调，背后都体现了中央决心以市场化调节机制激发全要素生产率以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政策逻辑。 这里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产权改革与坚持所有制竞争中性原则的重要性。生产要素资源定价双轨制问题表面上看是因为国企与民企、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体量、信用风险上的差异，而背后实际上是二元产权结构内生的必然结果。因此，要解决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问题，必须全面推进国企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否则，双轨制导致的资源错配和价格扭曲，将使得国企要素成本不断下降；而民企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进而导致国企超过最优规模，边际效益递减；民企则因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而难以维持持续经营与扩大再生产，生存能力每况愈下，体量持续小于最优规模。这将进一步加剧国企与民企、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规模与信用风险差距，进一步稳固要素资源配置的双轨制定价模式。以2018年为例，这种要素价格双轨制的外部性在经济下行压力与金融严监管、去杠杆的政策环境下变得尤为凸出，造成了实体经济的显著困难。 总体而言，近年来我们看到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与实际经济增速的不断放缓，背后根本性因素是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在《意见》所涉及的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与数据要素等方面，目前仍然存在的“双轨制”既存体制机制都对相关要素的高效配置形成了制约，从而阻碍了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释放。因此，近年来我们不断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寄希望于通过改革，进一步推动“双轨制”二元结构向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制度体系实现转型并轨，唯有如此才能在复杂局面下激发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中高速增长的活力。
12月11日，由《证券日报》社主办的第四届新时代资本论坛在北京举行。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在论坛上表示，2021年中国的地位将会迅速提升，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也将会迅速提升，中国的产品、消费习惯将会引领全球，而目前已经有这个趋势了。中国股市里的核心资产，包括中国的债券市场将会受到全球投资人的追捧。 在股市方面，李大霄认为市场具有前景，目前A股仍处于低位回升的中间阶段。从整个市场来看，有几大机会：第一是恒生国企指数，第二是上证50，第三是沪深300。“可以看到，今年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在第二季度、第三季度开始增长了，利润也在增长过程中。”在李大霄看来，利润有三大“金矿”，第一是银行，第二是非银行金融，第三是房地产。“金融企业占整个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我觉得里面有‘金矿’”，李大霄说道。 对于股市未来走势，李大霄认为，3000点是一条“地平线”，过去是在3000点上下波动，而未来将在3000点上方“勇敢地飞翔”。 本月初，李大霄曾给出八个支撑中国股市行稳致远的理由：第一，我国成功控制疫情，率先恢复正常生活工作秩序。第二，前三季度经济企稳回升已经转正，全年经济增长接近2%可以期待，这在全球接近4%的负增长环境下尤为突出。第三，美元疲软人民币坚挺，中外国债利差巨大，中国核心资产吸引力不断增加，外资流入方兴未艾。第四，中国占全球股市份额11%，而中国GDP占全球16%，外资配置中国股市比例仅占3.8%，还有很大空间。第五，中国股市蓝筹股估值吸引，上证50指数只有12.3倍，沪深300指数也只有15.6倍。第六，年内公募基金发行创历史纪录，居民储蓄通过购买公募基金向股市转移趋势刚刚开始。第七，国内长期资金入市空间广阔，基本养老金在去年收益率超9%尝到甜头，后续大量养老类资金入市会蜂拥而至，保险资金入市空间完全打开。第八，中国股市定位已经上升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新高度，资本市场重要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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