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的物价确实比较高，我经常听到一些年轻的白领抱怨，公司周围的工作餐价格太贵。 比如，几年前，吃顿工作餐也只要13-15元，现在由于物价全面上涨，在公司旁边吃顿工作餐要20-35元。 而大爷大妈们主要是抱怨蔬菜、猪肉、鸡蛋的价格全线上涨，特别是猪肉价格涨到30元/斤，这让很多低收入群体觉得吃不起猪肉了，而近期鸡蛋价格飙升，又让人们对物价上涨开始了担忧。 实际上，对于高收入群体来说，物价上涨对生活影响并不大，但是对低收入群众来讲，物价上涨将直接影响到生活质量。 前些日子，一位上海80多岁退休老人告诉我，退休工资并不一定年年要涨，只要国内物价稳定就可以了，这也是低收入群体的诉求。 目前国内物价的状况是，中国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的收入只有欧美国家的七分之一，却要承受比欧美国家更高的物价，所以，大家普遍觉得生活压力大，这也是很正常的。毕竟只有高收入，低通胀才是我们大家追求的目标。 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容易下跌难，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货币政策的宽松，物价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今年上半年M2规模就增加了15万亿。 大量货币超发资金流向股市、房地产市场、基建项目中，也间接导致了国内商品价格上涨。 当然，我们也看到国内一些工业用品的价格在下跌，这主要是经济不景气，工业用品需求不旺所致。这就造成了，一边是房地产、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日用品价格上涨，而另一边大量工业用品、库存商品严重滞销。所以，中国现在物价出现了结构性通胀，与百姓相关的商品价格上涨明显。 第二，我国控制物价的目标是CPI 3%，但这个警戒线经常被突破，而发达国家的物价控制得都比较好。 这主要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出了问题，发达国家主要是靠民间消费来拉动经济； 而国内主要是靠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经济增长并不是依靠民间消费和投资来拉动，这就导致银行每年要向市场投放大量的信贷资金。 这让国内经济天生就有通胀的潜力。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提出，要靠经济内循环来支撑经济，就是启动民间消费和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 如果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成功，那么国内的物价上涨隐患可以有效控制。 第三，一些农产品的生产要受到环境的影响。比如，近期鸡蛋价格大涨，主要是由于天气炎热，蛋鸡出蛋量少了。还有蔬菜价格上涨，也是由于高温天气，蔬菜减产或中途损耗。当然，还有猪肉价格上涨，那是受到非洲猪瘟，以及国内提高环境保护意识的影响，大幅减少个体生猪养殖户的存栏量所导致。 更关键的是，国内很多农产品是有价格周期的，因为很多农产品是有大年或小年，一旦今年是小年，农产品市场供应减少，就会被炒家恶炒。前几年是，蒜你狠、逗你玩，姜你军、糖高宗等农产品被人为炒作。 谈物价，要与收入相匹配，单纯谈物价，不谈收入，就是耍流氓。现在中国的物价确实并不低，因为我们拿着欧美国家七八分之一的收入，却要面对比他们更贵的物价，还要每个月把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还房贷、车贷、教育子女。 要说生活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容易，下跌难，主要是每当经济下行，国内就有货币宽松的冲动、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优化空间、农产品受气候和环境影响较大。 当然，国内正在逐步减少对房地产、基建投资的依赖，希望未来国内物价能够趋于稳定，让大家看到人民币在国内坚挺的购买力。
最近，国内提出要经济“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战略方针，引发了各界的热议。这主要是指未来出口贸易不行了，要扩大国内投资与消费，通过国内14亿人口的消费和投资的潜力，来拉动经济增长。 经济内循环的好处是，经济增长不再受到出口的影响，中国经济通过自力更生，也能走向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 现在问题是，如果搞经济内循环，会对普通百姓的影响有多大呢？我们认为有以下几大影响： 第一，经济内循环，有利于普通人购买到一些出口转内销的优质低价商品。我们国家的商品价格之所以比较高，主要是国内大量廉价商品出口到欧美国家，在降低发达国家物价水平时，国内由于大量商品输出，商品物资价格必然上涨。如果经济内循环了，国内的商品可以自产自销，那么部分商品的价格可以保持稳定。 第二，经济内循环，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人就业，但又能促进一些行业的发展。经济内循环后，出口会有所减少，此时大量商品出口转内销，但是国内的消化能力还是比较有限，这会导致部分外贸企业会倒闭，这样就有可能影响到普通人的就业问题。 但是，国家会鼓励人们创业，或者做微商、电商、直播卖货、自媒体等一系列的行业蓬勃发展，所以，经济内循环后，一部分行业会衰弱，另一部分行业会兴起，此乃大势所趋。 第三，既然国家提出要经济内循环，就会出台各种提振内需的好政策，这样有利于普通人提升消费。 首先，要让更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中国还有大量低收入群体，如果让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乃是一支拉动经济增长的生力军。 再者，一些省市采取发放优惠券等措施，来提振内需，促进大家消费。最后，通过减税降费，信贷资源倾斜等手段，来优化企业的生存环境，这样可以促进企业招聘人才，以及提高职工收入等。 第四，经济内循环，有利于国内基础建设投资。经济内循环后，出口不行了，就只能投资和消费，而基建投资又是必不可缺少的一项。 未来我国将启动新基建，包括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城际高铁等，如果这些新基建项目顺利建设，那我国的基础建设投资又将迈上新台阶，不仅能提升中国经济增速，而且还能够提高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的生活质量，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现代化。 第五，我国的货币政策将会保持稳定，经济将处于温和通胀状态，过去由于大量出口商品，导致中国与发达国家都有较大的贸易顺差，而中国企业出售了商品后，拿了大量外币在回国时，必须要经过结售汇，就是你拿等额的外币，兑换成相同数量的人民币，这就导致了央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 有时国内的货币政策还要跟着美联储走。而如果经济内循环了，国内货币发行只要根据市场的需求量投放即可。国内通胀的隐患就会下降不少。 中国将来很有可能实现经济内循环。很多人关心对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 实际上，经济内循环可以让百姓购买商品更加便宜；此外，像外贸企业可能出现部分关闭歇业潮，但是一些新兴的服务型行业会兴起，这样也可以吸纳掉很多的就业岗位。 更关键的是，经济内循环，可以促进国家出台鼓励民间消费，以及加大基础建设投资力度。这样普通百姓的生活质量也会有很大幅度的提升。 同时经济内循环了，国内的货币政策更加稳健，货币发行根据市场需求量来投入，这样国内物价只涨不跌的情况会有所改善。
猪肉、鸡蛋大涨价，导致CPI上涨那是肯定的。现在猪肉价格短期内从23元/斤涨至30元/斤以上，而鸡蛋价格也从3.5元/斤涨至5.8元/斤。与此同时，青菜价格也涨到了3.5元/斤、园茄子是4.5元、黄瓜3至4元，要说国内物价上涨均属空前，也并不为过。由于猪肉占国内CPI价格的权重比较大，所以7、8、9月份的CPI肯定是再次反弹，绝难跌下来了。 对于通货膨胀的含义很好理解，原来市面上有100元，对应100件商品，能买1元1件商品，如果把市面上的钞票增加到200元，但是社会的财富并没增加，还是100件商品，那只能是2元钱买1件商品了。导致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就是货币超发，上半年我国的M2总量增加了15万亿，现在M2增速都在13%以上，我们看到股市、楼市、物价的上涨，都与货币超发有关。所幸的是，国内粮价没有出现大涨，而粮价是百价之基，如果粮价再大涨，可能通化膨胀的情况将更加恶化。 我们国家经济增长是靠货币宽松来拉动，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国内经济也快不行了，当时的中央政府就推出了4万亿经济剌激计划，加上10万亿的天量信贷，马上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国内经济快速走出低谷，但带来的后遗症却有很多，最严重的就是物价和房价的上涨，当年CPI最高涨至6.8%。现在与过去相比，虽然货币宽松也能对下行中的经济起到一些回升作用，但是所能获得的效果却越来越差。中国经济的问题是结构性的，并不是靠货币超发所能解决的，相反却导致了通货膨胀、房价上涨、金融风险等后遗症。 面对猪肉鸡蛋等物价上涨，受到最大冲击的是低收入群体，如果你一个月只有3-4000元工资，一天收入只有100多元钱，而这些工资水平，肯定连猪肉都买不起，总还要留点买点蔬菜、日用品吧！所以，低收入群体对物价上涨是最敏感的。而高收入群体面对国内物价的快速上涨，虽然并不影响到生活质量，甚至也没觉得现在物价有多贵，但是高收入群体放在银行里的存款肯定是负增长，如果通胀每年5%的缩水的话，那二十年后，恐怕也容易变成穷光蛋。出于对通胀的恐惧，很多富人大量囤积房产，房产已经占家庭财富的77%。中国富人把宝都押在房地产上面了。 事实上，货币超发对既得利益群体最为有利，他们可以向银行低息贷款。当央行开始货币宽松之后，他们便可以从银行贷到资金，然后去购买房产、商品、股票，这个时候价格都还没上涨，最先拿到超发货币的既得利益群体是占尽先机。而真正到工薪阶层、退休老人这里，超发的货币早已几经转手，物价早已经涨过好几轮了。所以，工薪阶层如果看到各类商品涨价就不用感到奇怪。但低收入群体，却要承受通货膨胀导致生活质量降低的痛苦煎熬。 现在很多人都在纳闷，明明国内物价上涨很厉害，为什么专家们还担心经济通缩呢？ 其实，靠货币超发来剌激经济繁荣，那都是比较虚的，而且效果也会越来越差。目前，国内经济真实状况还是处于通缩状态。你想很多人要找工作，很多企业要降薪，民间的消费能力很有限。 虽然，国内物价、房价、股价被超发货币推上去了，但是还有真实反映经济状况的工业用品、非生活必须品、库存商品大量积压，价格不断下跌，还处于一个通缩的状态。 应该客观的讲，目前国内经济是结构性通胀。只要货币宽松一停止，马上会进入经济通缩期。所以，专家们现在并不在乎国内的通货膨胀，主要想如何解决未来可能发生的经济通缩现象。
8月3日晚，艾华集团披露了2020年半年度报告。2020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8亿元，同比增长2.0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6亿元，同比增长31.93%。 艾华集团董事长艾立华对记者表示：“艾华集团采取提升铝箔自给率，积极引入自动化生产技术，推动‘扫除道’经营理念等方式，聚焦国内经济大循环，获得员工、上游供方、下游客户的高度认同和鼎力支持。” 自主创新拿下“高地” 为聚焦国内经济大循环，艾华集团首先攻克铝制电解电容器化成箔这一“高地”。化成箔作为制作铝制电解电容的核心原料之一，受到各国高度关注。日系厂商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初加大对化成箔研究投入并形成诸多专利。 为了实现国产替代和自主可控，艾华集团成立了“基础材料研究院”“工业装备研究院”等机构进行科研攻关，并积极转化为生产成果。资料显示，仅2017年，艾华集团在新疆投资就超过3亿元，建设30条化成箔生产线，形成从腐蚀箔、化成箔、电解液到最终成品的完整产业链，掌握了上下游一体化垂直整合能力。 艾立华对记者表示：“要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掌握核心技术是基础，只有实现原料自主可控，才能为国内大循环起好步开好头。2019年，我们的化成箔自供率同比猛增一倍多，成为新的业绩增长点。疫情冲击会加速国内电容器产业落后产能出清，只有经受检验、迅速恢复的现代化电容器生产企业才能适者生存、蓬勃生长。我们所掌握的化成箔先进产能确保了供应链稳定和产业链通畅，及时交付下游客户，获得客户们的高度认可。” 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下属智多星顾问机构发布的《2020年版中国铝电解电容器用化成箔市场竞争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国家将化成箔作为电子工业重点原料进行突破，以艾华集团等为代表的国内厂商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采取自主创新等方式攻克化成箔国产化难点，掌握化成箔的核心生产技术，并在短短时间内释放出先进产能。目前，中国企业拥有的化成箔产量最高，已占全球总产量80%左右。” 产业链共同体行稳致远 为聚焦国内经济大循环，艾华集团还积极引入自动化生产设备，推广日本“扫除道”管理理念，并与企业员工、上游供方、下游客户结成产业链上的利益共同体。 艾华集团第五分厂厂长赵新国向记者介绍：“电容器作为一种大规模、批量化、定制性生产的电子元器件，对生产环境清洁度的要求很高。被带入车间的杂质会造成元器件良品率大幅度下降，给下游客户和公司股东带来损失。为了保证产品质量，保护客户和股东利益，董事长强调‘知道没有力量，做到才有力量，一日做到没有力量，日日做到才有力量’的管理理念。为使引入自动化设备发挥必要效能，我们积极推动‘扫除道’管理理念，车间采取全透明化方式，不留任何死角。我作为厂长每日带头做好环境扫除、设备维护和车间检查工作，定期组织员工开展废品分析研讨会，贯彻‘清扫环境、清除陋习、清洁身心’的理念。” 艾立华向记者表示：“我从事电容器生产已有30多年，胸怀报国愿望，专注电容事业，及时送货上门，积累良好口碑。即便有外在的各种冲击，我们总是能及时支付供方货款，及时交付客户产品，及时支付工资福利。这些因素使我们和上游供方、下游客户、企业员工、社会各界拧成了一股绳，共同聚焦国内经济大循环。” 湖南大学电气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教授黎福海向记者表示：“全球经济缓慢复苏，铝电解电容器销量下滑，日本Rubicon、佳美工、尼吉康等厂商因财务压力不断收缩产品阵线，为国内厂商发展留下空间。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汽车电子、变频家电、智能家电为代表的消费电子快速发展，铝制电解电容器需求迅速复苏，客观上要求国内厂商有更大作为。随着国内厂商掌握核心技术，稳步提升工艺水平，出色发挥供应链管理能力，其市场影响力普遍增强。‘立足自主创新实现国产替代、立足国内循环实现内生增效’的良好格局还将持续下去。”
摘要：妨碍国“内大循环”形成的两大直接障碍：1、农村方面，农民的社会经济权益被人为抑制，无城市居民所享受的资产性收入，且工资性收入长期低于城镇居民，且社会保障极不完善。所得本就不多，还需为养老医疗做大量储蓄；2、城镇居民方面，诚如樊纲的六个钱包所论，高房价对消费形成了严重的挤出效应。 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找到了破解当下复杂严峻形势的切入口。然而，国内大循环的源动力何在，又如何驱动？ 人们常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称之为短期经济活动的源动力，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今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增长3.2%。其中，投资的贡献为5.01%，净出口的贡献为0.53%，而消费的贡献是负的，为-2.35%。还要提及，今年1~6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3.1%，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1.8%。当然这固然有疫情冲击的因素存在，但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经济中居民消费这块短板一直没有完全补上——亦不容我们忽视。长期以来，我国的消费这一源动力不足，是不争的事实。也正是基于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特别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提出扩大最终消费，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条件。 我国的消费这一源动力不足，主因在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而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又在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过低有关，而可支配收入过低又与如下两点相关： 1、首先看农村居民方面。相比于城市居民的“国人”，中国的农民，显然处于“野人”状态——即无论是政治权益还是经济权益，均被人为抑制。导致资产性收入为零，工资性收入（农民工）又明显低于城市居民。此外，社会保障严重不足，在所得有限的情况下，还得为父辈、自己做养老储蓄。这就使得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性收入进一步压缩。 2、至于城市居民，则罪在房地产政策。高房价下，一套房动不动就得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首付，其后更是几千上万之月供。用樊钢的话说，若想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需掏空夫妻双方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三代人“六个钱包”的积蓄。这也将意味着这些家庭的可支配性收入下降，也意味着，为了一套房，六个家庭的消费就完全成为了纯刚性需求型消费。此外，高房价还会对创业形成挤出，更会对既有产业也有挤出效应——地租过高，导致企业成本高企。而在全球化生产要素成本差异越来越小，国家间在争夺企业、争夺国际产业的今天，成本竞争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高企的房价会让更多企业外迁，这不仅会危机产业链的稳定，更会导致大量的产业工人失业，进而反过来又会影响国内消费。 要想解决这一困境，其实方法也端地简单： 1、以城乡平权为目的，通过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在社会政治经济权力上，将农民彻底解放了； 2、在城市方面，将居民的消费力从房价里解放了； 我想只要做到这两点，中国的国内消费需求一定会迅速扩大，进而促成国内大循环。
一位拿着拨火棍的哲学家曾经说过，“如果讨论是一片土壤，那么一个新词就像是一粒新的种子”。近期，“双循环”这个新词激起了各种猜想、讨论和演绎。凡是能说的事情，都必须说清楚。“双循环”也是一个可以说清楚的概念。要理解这个新词，就需要回顾近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经济政策思路的演进。 为了减少个人揣测，笔者尝试从考据的角度对“双循环”的提出过程进行回顾、梳理。 国际大循环与沿海发展战略的巨大成功 1987年10月底，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王建副研究员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在当年12月30日的《光明日报》，王建同志答记者问解释了国际大循环战略就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产品的出口，在国际市场换回外汇，为重工业发展取得所需资金与技术，再用重工业发展后所积累的资金回来支援农业，从而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的循环关系”。 “国际大循环”的构想很快引发了中央决策者的重视，并促成了“沿海发展战略”的提出。1987年11月至1988年1月初，赵紫阳同志赴江苏省、福建省考察，并向邓小平呈上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邓小平对该报告做出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的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1988年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组织实施我国地区发展战略的决定。同年3月中旬，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讨论了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有关问题（参见李树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经济管理文摘》，2008年第11期）。 具体而言，“国际大循环”的构想下的“沿海发展战略”有三个要点（参见田纪云，《沿海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实施》，《炎黄春秋》，2015年3期）：第一，利用我国劳动力充裕的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发展“三资企业”。第三，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使经济运行由国内循环扩大到国际循环。 在此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经济更快融入世界经济秩序，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同时，发达国家的资本、产能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1992年到2011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到了1.1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资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同一时期，中国从全球第12大出口国，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中国也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边缘角色，一跃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 在此基础上，中国彻底解决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普遍遇到的“双缺口”问题：外汇短缺、国民储蓄短缺。与此同时，中国也进一步从全球价值链、国际规则体系、全球金融市场等维度，深度融入到了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国际大循环构想下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到2011年11月，以国务院批准《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颁布实施为标志，我国关于沿海地区发展的战略与政策形成了从南到北、比较完整的体系。 国际大循环战略日益面临挑战 在推动形成国际大循环的过程中，两头在外、出口与投资双驱动所带来的弊端也逐渐显现：经济过度依赖于投资、出口，不但使中国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和外部压力，而且国内也面临收入分配地区差距扩大，产业升级面临瓶颈制约，生态环境出现恶化等等问题。此外，中国进出口贸易依存度的峰值一度达到64%（2006年），国际大循环处于主导地位，外向型特征十分明显。对于一个大国经济体而言，这种经济结构十分少见。 在此背景下，2006年初发布的十一五规划指出，应“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2011年初发布的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指出，“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国际大循环的思路已经逐渐发生改变，经济政策的重心逐渐从侧重国际循环，转向国内外循环相协调。 2014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其中的两个判断指出：（1）生产要素方面，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2）出口和国际收支方面，全球总需求不振，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 这意味着，国际大循环构想下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不仅面临前述日益显现的弊端，而且还面临新常态下的两大挑战：其一，人口红利减退，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外资、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时代已经过云。其二，全球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出口的扩大基本取决于竞争优势，而非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此后的情况是，中国出口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于2015年达到峰值，此后到2019年一直保持在相当稳定的水平。 不过，这一时期国际大循环为主的条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新常态判断当中也提到：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通过直接投资等渠道，中国引进高质量的国外资本、先进技术，同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走出去的渠道，对外输出直接投资、广泛建立对外经贸联系。 供改下半场环境变化、首提“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2015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后，2016年和2017年以去产能为工作重心，并提前完成大部分目标，2018年更是全部完成了去产能预设目标。从2017年末、2018年初开始，供给侧改革的重心逐步转向去杠杆、防风险。到2019年末，上述工作也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进展。 在此过程中，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总需求政策的平衡关系，存在颇多不同观点的讨论。有观点认为，应当保持政策定力，着力推进结构改革，同时避免大水漫灌；但也有观点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适度扩大总需求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不应将两者对立起来。在2016、2017年外需不断向好的情况下，扩大总需求的紧迫性有所下降，前一种观点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似乎占了上风。 到了2018年后期，经济环境出现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供给侧改革在去产能、去杠杆领域已经或正在取得重要进展，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短板、梗阻成为供给侧更为突出的问题。第二，投资增速持续回落、外部需求增速明显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增加了不确定性，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必要性上升。 与上述两个变化对应，经济政策思路也开始调整。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已经有相应体现，也就是明确提出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一方面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从供给补短板、供求衔接的角度，这次会议强调要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具体地，“巩固”的提法，肯定了供给侧改革的阶段性成绩，同时也指出了供给侧改革在降成本、补短板方面仍然需要继续努力。另外，从“畅通”角度出发，这次会议也特别强调了打通经济循环，会议通稿指出，“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虽然只提及“国民经济循环”，不过从具体表述来看还是聚焦在国内经济循环方面。 另一方面，从扩大总需求的角度，这次经济工作会议也第二次提出了“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首次提出是在当时一周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具体地，会议强调了增强消费能力、发挥投资关键作用。 2019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基本沿续了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思路，再次强调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并且从“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推动消费稳定增长”、“合理扩大有效投资”等角度，再次指出要“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在2019年初，“强大国内市场”的提法也一度引发了市场的关注和讨论。 此后，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中，去杠杆的色彩悄然淡出、暂告一段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正式将转向了“补短板、强弱项”。会议内容从民生补短板、基建补短板、产业升级补短板三个方面为切入点，将“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潜力”与供给侧改革的“补短板”互相衔接起来，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出了具体政策抓手。 从前述政策思路的演进来看，在2018年后期到2019年，在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强大国内市场”从需求端对“供给侧改革”的提法起到了一定的平衡作用。同时，供给侧改革本身的内容更多转向“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成为供给侧改革的延续，并且兼顾了供给、需求两个方面。 疫情冲击、中美摩擦之下的变与不变 2020年之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强大国内市场”的政策思路，其对应的主要是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2020年初以来，疫情的爆发、中美关系紧张升级，进一步对外部需求、国际供应链带来了双重冲击。“畅通经济社会循环”在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上的视角也随之发生了重要调整。 2020年初疫情爆发，2020年2月下旬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边部署疫情防控，一边统筹推动复工复产。当时的人流、物流、资金流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这次会议提出的“畅通经济社会循环”已经超出供给侧改革的范畴，成为一个具有突出重要性的紧急任务。 之后，疫情在全球更大范围、更长时间蔓延，3月中下旬也开始在美国蔓延。由于各种原因，同期中美关系紧张程度明显上升，并且也对我国产业链的稳定带来了新的、更大程度的冲击。4月之后，美国商务部宣布了新的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条例（EAR），并且升级了对华为的制裁，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在美国境外设计和制造半导体。美国工业安全局进一步扩大针对中国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5月，美国政府发布《对华战略报告》，宣布将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为指导，采取对华竞争的方针。6月，随着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推进，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华出口管制。同时，国际环境也在更大范围发生着变化。在此基础上，供给侧改革中补短板的外延，也从民生补短板、基建补短板、产业升级补短板三个方面，进一步扩展到了产业链安全视角的补短板。 总体上来看，疫情和中美关系紧张，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思路在国内、外空间上进行区别：其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使得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而且，由于疫情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这种冲击也将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其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不利局面，中国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其三，我国经济面临较大压力，但是国内基本盘总体稳定。“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上述三点，正是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政协委员时所进行的详细阐述。 “国民经济循环”向空间、时间维度拓展成为“双循环” 需要说明的是，前述三点论述表明，关于中国经济面临主要挑战的判断，从2020年之前的“体制性、结构性、周期性问题”，又进一步加上了疫情的全球冲击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这些分析揭示了当下的“变”——外部环境重大变化，以及“不变”——国内基本盘保持稳定。这就使得“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落脚点，具有了国内、国际的空间区分，同时也有了国内、国际重心的区分。正是在这次会议首次公开指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与上述背景一致，2020年5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基于供给、需求视角首次提出了“双循环”概念：“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与企业家座谈，进一步明确指出以下三点：第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第二，“国内循环为主，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第三，“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这次会议上强调的“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也可以视为“内循环为主”另一种形式的概括。 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了“双循环”的政策思路。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不是一项短期考虑，而是“从持久战的角度的认识”。至此，“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在空间上拓展到了“双循环”，在时间上拓展到了持久、中长期的视角。这也意味着，“双循环”将成为中长期经济政策的总体指导思路，尤其将对十四五期间的经济工作部署产生重要影响。回顾1980年代末，“从国内循环转向国际大循环”构想推动了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落地，那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格局”也将在经济的空间布局上具有重要的含义。 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是强调对外开放主动性 回顾2020年5月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节奏和步伐仍在加快。5月《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正式发布，6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印发，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今年已经或还将分步取消期货、基金、证券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在5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也专门指出：“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并在一带一路、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政策保障机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与此同时，我国也在积极推动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以及推进RCEP协定的正式签署。 不过另一方面，外部环境正在变得“更加不稳定不确定”——供给端的国外供应链不稳定，需求端保护主义盛行、全球经济陷入深入衰退。这些都将使得我国的国际经济循环面临冲击，对外开放的效果受到影响，甚至使我国在对外开放中面临被动局面。 而从国内来看，尽管同样受到疫情冲击，但经济基本盘未变、发展空间仍然巨大、国内经济政策仍大有可为。但是国内也存在突出的结构问题，需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其中，效率更多对应于生产环节、更加强调“高质量发展”，公平更多对应于分配环节，公平分配将使得生产、消费更加畅通循环。 在对外开放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边际收益减弱的情况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国内改革、打通内部经济循环将成为下一阶段的政策重心。外面刮风下雨，唯有“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在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当中，“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从而“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增强我国在对外开放过程的韧性和主动性，进而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改革开放40余年中，我国对外国市场开拓有余，而对国内市场建设不足。如果说，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对外开放，那么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将促使我们更多反思国内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倒逼国内改革加速。事实上，对外开放当中面临的很多困难和障碍，其根本制约因素也往往来自于国内的体制和机制问题。目前，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唯有打通国内大循环，才能够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本文原发于《财经》
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下称“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分组讨论时，进一步阐释了“双循环”特别是国内大循环的主要内容。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下称“7·30”会议）再次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文结合学习“7·30”会议精神谈几点体会。 扩大内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核心要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借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逐步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但是，1997年以来，东南亚货币危机逐渐演变成席卷全球新兴市场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负面影响不断加深。 1998年2月，《关于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意见〉的通知》指出，要“立足扩大国内需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中央文件首次将“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一项政策提出来。同年2月底，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指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最根本的是要做好我们国内的经济工作，以增强我们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要努力扩大内需，发挥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果断将1993年宏观调控以来实施的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努力扩大国内消费和投资。1998和1999年，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上升，较好对冲了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拖累。199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再次强调，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的、基本的立足点。 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逐渐消退，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恢复。2003~2008年间，我国外贸依存度达到50%以上，2006~2008年间外贸顺差占到GDP的6%以上。200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国际收支平衡主要矛盾已由过去的外汇短缺转为贸易顺差过大和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会议提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正确处理好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最根本的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当前工作着力点是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 2008年底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再次凸显了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性。2010年底，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扩大内需排在首要位置，同时也是首次在五年规划建议中独立成篇。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提出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其中之一就是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2017年底中共十九大虽然没有提及扩大内需这一概念，但提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2018和201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本延续了这种提法。 自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经过二十多年不懈努力，我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经济增长由过度依赖投资出口，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到201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为31.9%，较2012年回落了13.5个百分点。2013~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60.5%，较2008~2012年上升了6.4个百分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9.4%，回落了17.6个百分点；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0.1%，上升了11.1个百分点。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7·30”会议在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进一步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大力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双循环”战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7·30”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由此可见，“双循环”已被提到了中长期战略高度，应该会被纳入“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规划。 一个战略从提出到落地、见效，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我国制定五年和远景目标规划的做法，本身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优势。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经济内外均衡协调发展的格局。如去年， 经济增速较上年回落0.6个百分点，其中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上年均回落0.9个百分点，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回升1.2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同比回落7.5个百分点，其中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回落6.5个百分点，投资和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分别仅回落0.1和1.3个百分点。 今年上半年，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二季度经济修复明显好于预期。但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部挑战仍然前所未有。4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做出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和措施准备的重要判断。“7·30”会议进一步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发挥好本土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率先复苏的优势，更好发挥国内产业门类齐全、市场潜力广阔的优势，稳住企业和就业基本盘，降低外部冲击带来的挑战。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争取对外交往的主动。 当然，抓住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不是过去的简单重复，而是要巩固和发展2015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成果，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分组讨论时指出，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笔者认为，这将有助于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一个国内有效投资和有效消费相互促进的循环。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不是要闭关锁国、主动脱钩，而是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打开国门搞建设。2013~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美国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总额之比上升了18个百分点，升至80.6%，国内市场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要继续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在“引进来”的同时“走出去”，在“稳出口”的同时“扩进口”，打造中国“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国际分工合作新定位，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提高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此外，通过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以“内循环”支撑“外循环”，以“外循环”带动“内循环”。 本文首发于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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