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6日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有利于拓展市场空间、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 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突出重庆、成都两个中心城市的协同带动，注重体现区域优势和特色，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会议要求，成渝地区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和一体化发展理念，健全合作机制，打造区域协作的高水平样板。唱好“双城记”，联手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共同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建设好西部陆海新通道，积极参与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坚持不懈抓好生态环境保护，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处理好中心和区域的关系，着力提升重庆主城和成都的发展能级和综合竞争力，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以点带面、均衡发展，同周边市县形成一体化发展的都市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最近常有朋友询问，人民币5月下旬以来的持续强势是不是与“国内大循环”战略有关。言外之意是，在新战略提出后，监管当局是不是在有意识地引导乃至主动拉升人民币。 朋友们的理由主要有二： 理由一：人民币升值的启动时间和“国内大循环”战略的提出时间十分接近。 5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5月23日，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人民币在5月28日开始止跌回升，与5月14日中央政治局首次提出“双循环”和5月23日总书记再次强调在时间上非常接近。 理由二：因为出口不行了，所以才会强调“国内大循环为主”。在“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前提下，出口的重要性将有所降低，政府对人民币升值的容忍度自然会提高。 乍一看，似乎有道理，但细想一下，其实很牵强。 第一，“国内大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出口不重要。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要求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要主要依靠内需拉动，扩大内需的基本前提是老百姓钱包里要有钱，而且要在可预期的未来能够不断挣钱。所以要千方百计稳定就业、扩大就业。 而出口和就业的关系太密切了，商务部2014年的研究认为，与货物出口密切相关的就业岗位至少在1.2亿以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家每次都把“稳就业”和“稳外贸”放在一起。这么多人靠出口挣工资，如果出口垮了，国内消费市场会遭遇什么可想而知。 对于GDP增长而言，净出口的贡献的确已经很小。2019年，以人民币计价的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仅为3%。但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仍然高达17%。所以，将净出口对GDP拉动作用的降低等同于出口不再重要是不对的。 即使将来，随着我国内部市场的扩大，出口占GDP的比重继续下滑，也必须看到，这肯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出口的绝对规模可能继续上升，只是增速相比名义GDP低一些。 过去20年，我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外贸产能，船大难掉头。面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为了国内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政策层面肯定要尽可能地保护外贸行业的就业，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拓展国际市场。 总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不是要闭门造车，也不是要主动削减出口规模，更不是要主动放弃国际市场，所以也就和容忍人民币升值挂不上边儿，更不会因为提出“国内大循环”而刻意拉升人民币，这是自废武功。 第二，纵容甚至刻意拉升人民币对国内科技创新不是好事 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是有不断的创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创新中最根本的无疑是科技创新。如果没有蒸汽机、内燃机、计算机等重大科技创新，人类可能还在农业社会里徘徊。 所以扩大内需最终要落实到提高自身科技创新能力上来，否则在中长期就不可能形成持续的经济驱动力，也就谈不上扩大内需了。 科技创新的主体是谁？无外乎政府、大学、企业。其中企业既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又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 但请注意，科技创新是很烧钱的，而企业是逐利的。在汇率升值的环境下，国外的东西自然就显得便宜，如果能便宜地引进技术，国内创新的动力一定会下降。 假设某企业，使用国外的技术，每年付完1亿美元专利费和其他成本，税前利润还剩6亿人民币。假如汇率从1：6变为1：3，专利费的支出将减少3亿人民币，税前利润变为9亿人民币。但如果汇率从1：6变为1：12，专利费支出将增加6亿人民币，税前利润清零。 哪种情况会激发企业独立创新的热情？不言自明吧。 强调一下，我们强调自主创新并不是要排斥引进技术，只要是对我有利的，能够减少我们走研发弯路的当然是能买尽买，能用尽用。但从激励创新的角度看，拉高汇率绝对是危害巨大。而创新起不来，国内大循环就是无源之水。 第三、资本外流压力会增大，恶化国内就业 汇率升值不但意味着国外的东西便宜了，同时也意味着在本国生产然后销往海外的难度增大了，这会增强企业到海外投资设厂的动力。汇率升值本身也降低了去海外投资的成本，这可能对国内就业造成冲击。 以内循环为主首先是要尽可能稳定和扩大国内的就业，尽可能让企业在国内增加投资，而不是鼓励它们向外跑。 当然，对于正常的海外投资，特别是能够获取优质资源的投资，政府是没有理由阻止的。但在内需市场亟需扩张的背景下，恐怕政府不会有意地通过拉升汇率给自己找麻烦。 总之，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个长期的发展战略，外需市场遭遇增长瓶颈是这一战略提出的背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主动放弃出口市场。 5月国内大循环战略的提出与国际市场达成中国经济将率先复苏的共识恰好在时间上重叠，是外汇市场情绪好转催生了人民币的快速攀升，与国内大循环战略的提出并无必然联系。 一个基本事实是，年初以来，外汇市场的总体供求是大体平衡的，结售汇市场甚至是小幅度顺差的。春节之后人民币的大幅贬值行情源自疫情冲击导致的信心恶化，而非基本面的全面恶化。当信心好转，汇率自然会回调。 以五月末人民币贬值势头逆转为起点，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币从7.17一路攀升，直至逼近6.70。但如果我们从春节之前算起，忽略疫情冲击的影响，人民币升值的起点则是6.93，升值幅度远没有5月以来那么惊人。这种升值态势与幅度与市场总体的结售汇格局也是基本匹配的，完全可以用市场正常波动进行解释。
近日，财经杂志就全球价值链重构、中西部梯度转移、区域经济体系等问题采访了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沈建光。沈建光认为目前涉及民众医疗卫生、国家安全等基础产业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正在加剧。鼓励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开发、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地区协调平衡战略，缩小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同时，降低沿海外贸企业的成本与转移压力，尽可能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企业留在国内，与中西部地区形成梯度承接。以下为原文。 2020年国庆节前，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建筑工地一片繁忙。这个承载着无数中国人记忆的地方将在两年后变成一座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专业足球场。 自1958年建成以来，北京工人体育场陪伴着无数人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数十年风雨飘摇，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三次结构加固和一次设施改造，北京工人体育场保护性改造再次开启，2022年，当北京迎来第24届冬季奥运会的时候，工人体育场将全新亮相。 像北京工人体育场这样的公共设施老旧改造、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支撑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新基建工程今年以来陆续开工。自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以来，全国各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持续推进。据了解，湖南正在加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湖南省人民政府召开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现场推进会提出，确保2019年项目年内全部完工、2020年项目年内全部开工、民生实事项目考核年内全部达标。江苏省将老旧小区改造列入2020年十项民生实事，计划完成500个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目标任务，涉及居民22.7万户，投资43亿元。四川省计划到“十四五”期末，力争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需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研究所副所长范嗣斌表示，城市更新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战略支撑之一，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一种典型类型，而且是覆盖面、涉及面较广的类型。 双节前夕，住建部官网发布动态称，各地进一步加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根据各地上报情况汇总统计，2020年1月-8月，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78万个，占年度目标任务（约3.9万个）的70.7%。 据了解，启动内需、数字经济、产业重构、区域洗牌、提振消费和投资、保障就业，是今后宏观战略的主要着力点，而通过体制改革打通各要素环节，联通国内大市场，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以国内高质量循环带动国际大循环则成为“双循环”热词的核心脉络。 在采访的多位学者看来，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后影响面最大的全球性事件之一。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问题、分歧、矛盾或冲突，严重冲击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格局和全球经济秩序。从全球治理体系、投资贸易体系、发展模式、地缘政治等诸多方面看，世界已处于剧烈动荡的大变局中。面对当前局势，决策层审时度势提出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思路。而中国“双循环”不仅是全球百年变局下修复经济均衡的应对之策，更是长远驱动内外经济均衡跃升，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关键一步。 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5月23日，在全国“两会”期间的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做了更为明确的阐述；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的专家座谈会，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到“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的高度。记者注意到，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决策层对“双循环”的概念先后六次进行解读。高层连续发声强调“双循环”，有何深意？又如何开启“双循环”？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将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将讨论 “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不少学者推测，“双循环”可能成为“十四五”规划制定的原则之一。 世界大变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加剧了世界市场“割裂”的趋势，全球治理体系变得愈来愈脆弱。 “美国优先”及“退群”意味着，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世界发展格局与全球治理体系按下了“暂停键”。在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教授等学者看来，未来，依靠整体性的全球治理体系及各类国际组织协商解决全球重大发展议题，通过全球共识来化解矛盾冲突应对全球挑战的有效性或将大大降低，各经济体间合作发展的挑战将越来越大，潜在矛盾与冲突也可能越来越多。单边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等日渐盛行，地缘政治摩擦与矛盾可能将我们带到一个不确定的世界。 而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部分断链也预示着国际市场的动荡。中国2001年底加入WTO，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受益于此，中国深度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实现了近20年的经济高增长，并形成了相对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和相对完整独立的产业链条。至今，中国制造占全球制造业附加值的近30%，占全球进出口份额的23%。然而，随着疫情的全球暴发和各国隔离政策的实施，导致部分国家出现物资短缺，凸显了相互依赖的全球化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一些国家开始对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陡增担忧。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的政府采取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制造企业回归，以完善本土化供应链能力和经济的独立性，这也加速推动供应链环节从中国撤离。今年4月，日本政府专门拨出22亿美元，用于资助日本制造商将产线撤出中国，以实现生产基地的多元化，避免供应链过于依赖中国。同在4月，美国白宫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提出，为了吸引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建议将回流支出100%直接费用化，相当于“为美国企业从中国搬回美国的成本埋单”。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涉及民众医疗卫生、国家安全等基础产业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正在加剧。 开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副所长赵伟分析，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出现全球供应链收缩、产业布局重构的现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冲击更为显著，企业对供应链安全的重视程度明显上升。汇丰调研结果显示，全球三分之二的企业认为首要任务是加强对供应链的控制，其中三成左右计划与更多供应商合作、两成企业计划转至区域内贸易。联合国贸发会议近日发布《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指出，受疫情影响，2020年至2021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将大幅下降30%至40%。这意味着，中国深度嵌入的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将可能出现断链、变链与重构。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正陷入深度衰退。世界银行6月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将收缩5.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近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其中发达经济体将萎缩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萎缩3%，全球需求完全恢复可能要到2022年甚至更晚。 实际上，从4月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联储、欧盟以及许多国家的研究机构都陆续做出判断，认为世界经济已经陷入二战以来甚至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这意味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有着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拥有庞大优秀的产业工人与完备产业集群的中国制造必须寻找新的需求。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军对《财经》记者说，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年减弱。“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外贸依存度从超过60%快速回落至目前的30%左右，贸易差额占GDP比重维持在3%附近。”加之，中美战略博弈围绕技术创新、经贸投资、全球市场、金融、信息、地缘政治等全方位展开，这些因素都将加剧中国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困境。毋庸置疑，中国过去40年几乎“大进大出”的外向型增长模式已发挥到极致。 然而，中国过去四年出口到美国的前15大商品中，已有14类占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减少，与此同时，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凭借后发优势，其制造能力逐渐替代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全球的占有率。 如何启动14亿人口的大市场？如何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需求？如何通过投资与消费拉动国内需求，培育高质量的国内生产服务供给？“双循环”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给出了发展方向与答案。 “双循环”之意 近期，中国谋划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引发学界热议。各路智库机构纷纷解读，投资者和消费者也寄望发现解读背后的商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告诉《财经》记者，“内循环”的提法是对上世纪80年代初建立的“大进大出”的发展战略的调整。过去40年中国实际上一直保持内循环与外循环运行，两者之间互相渗透，但是，世界不确定的变局加上中美贸易摩擦等叠加因素，让大进大出的外向型路子越来越难走，我们过去曾一直保持低汇率，实质上变相鼓励了出口，尽管相当时期，我们积累了工业经验，积累了制造能力，积累了外汇，但是这种模式迟早要调整。 余永定说，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学者提出国际大循环概念，那时中国经济虽然以内需为主，但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并非相互隔绝，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经济并非是由两个独立的“循环”构成的。在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中国基本上是航行在世界经济汪洋大海上的一叶扁舟。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增大，出口规模对别国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在2000年后国际市场上曾出现了中国买什么，什么涨价，中国卖什么，什么跌价的情形，现在“就像茶杯里扔石头，一定是水花四溅”。事实上，政府在相当早的时候就意识到原有发展战略的问题。2006年曾提出，“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余永定说，“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增长模式的讨论主要还停留在技术层面，此次国内经济大循环概念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内理论界开始从战略和增长模式的层面上对国际大循环理论再思考。”他同时提出，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主张过去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进行调整。关键是掌握好“度”，一方面避免因路径依赖而拒绝调整；另一方面避免因调整而否定过去。 王军对《财经》记者表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中央基于当前更加严峻且可能持续较长时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所做出的重大判断，是由不期而遇的各种约束条件决定的。“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背后的清晰逻辑链条是：基于大变局，面向中长期，立足持久战，形成“双循环”，既要解决内需循环不畅的问题，也要通过更大力度的开放和自主创新解决核心技术领域“卡脖子”的问题。 不可否认，“双循环”战略也常被外界误读为中国将寻求与世界脱钩的信号。西班牙经济学家阿莉西亚·加西亚·埃雷罗就撰文称，“双循环”给其他依靠出口的经济体带来了坏消息，世界其他地方将蒙受其害。也有一些学者将经济内循环解释为以后只有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经济发展趋于“内卷化”或经济金融“自循环”。 实际上，“双循环”则是强调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在国内和国际间充分自由流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除了提高内需比重，还要提高关键技术和重要产业链的可替代性，进而增加中国经济的韧性。 对此，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表示，重视“内循环”绝非简单的出口转内销，不意味着存量回流。中国每年出口的鞋帽数量大约为100亿，衣服300亿，国内市场无法消化，假设遇到贸易壁垒，也要绕过贸易壁垒在海外市场消化。实际上，中国经济“双循环”虽然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是并非走向“闭关自守”，而是选择通过向内发力，为高水平开放打开向外的新空间。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则强调，要处理好内外循环，前提条件一定是继续坚持全面开放深化改革。 内循环为本 从中国国内经济看，促进国内大循环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尽管上半年中国经济的反弹初步得以确认，但后续复苏的可持续性尚不乐观。一季度GDP增速-6.8%，二季度3.2%，但中国经济仍面临着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区域层面，东部沿海城市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没有形成产业的梯度转移；行业层面，金融业和房地产扩张虚化与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形成反差；企业层面，民营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障碍，生存空间逼仄。 因此，通过优化经济结构，缓解区域性失衡，持续释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潜力，立足内循环，促进双循环，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做好“内循环”工作，目前面临的障碍与制约有待突破。 一方面，经济循环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中，最大的瓶颈是分配和消费，以及背后的居民收入。当下中国还面临着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较大、居民杠杆率较高三大问题，由此导致消费不足。 2020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666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2.4%，增速比一季度加快1.6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1.3%，与经济增速保持同步，降幅收窄2.6个百分点。从收入差距来看，2018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68，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目前中国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有5.6亿人；从居民杠杆率来看，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测算，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11年Q1的27.8%快速上升到2020年Q2的59.7%，个人购房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给居民其他消费带来的“挤出效应”依然显著。此外，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问题也成为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掣肘。 滕泰等多位专家建议，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行体制改革是关键。现有问题在于，初次分配中，金融及土地部门获取的要素收入过多，超出其贡献的要素收入。在GDP总量一定的前提下，挤压了劳动者、技术者、管理者收益。“只有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收入，长期消费才有动力。” 最新出炉的一份研究报告也建议，接下来应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有效供给。一是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充分补短板；二是要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加快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三是要提高供给质量，产业转型升级，商品和服务提质优化，以满足不断扩大和升级的内需。 记者了解到，全社会信息、教育、养老、健康、文化等服务型消费需求增长较快。梳理2010年至今全国热点问题可以发现，社会保障、医疗、养老、教育等供给长期不足，且近几年消费者的关注度不断提升。这些需求甚至成为其他国家重要的增长动力。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游客赴美旅游、留学、就医等旅行支出合计超过500亿美元，其中赴美游客约300万人次，在美旅游支出高达300亿美元。2018年，出境1.5亿人次，达1200亿美元的境外消费，人均单次境外旅游消费达到约800美元（约5400元人民币）。 那么如何将“海淘族”吸引回国消费？多位专家建议，从现实情况看，打破服务型消费供给短缺的状况，重点在于加快开放服务业领域市场，应尽快推进服务价格机制改革，形成市场决定服务价格的新机制，同时提升中国产品的质量监管和技术水平。 另一方面，在数字经济的新赛道上，中国未来将加快自身数字经济的发展，将是“双循环”的应有之义。 工银国际等机构预测，一是，未来数字经济将呈现产业化。中国数字经济的技术创新提速落地并可能发展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在需求侧创造新的消费场景，在供给侧提供数字驱动的商品与服务，并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二是，传统产业数字化。立足于中国完备的产业链条，通过物联网、5G等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升级，并与高度数字化的居民生活相连接，中国有望引领全球从“大规模生产时代”走向“数字化生产时代”。其次，经济治理数字化。以基础设施和政府服务的数字化升级，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适宜的社会环境。目前数字经济在中国已经显示出较好的市场前景及较大潜力。据统计，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络购物的用户规模达7.1亿，网络支付的用户规模达7.68亿。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同时强调，新基建将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畅通中国“双循环”的关键，不仅其本身将拉动大规模的投资需求，避免传统基建重复建设，同时有望通过新型交通网络及新型移动通信网络（5G），创造和普及消费新场景，大规模培育消费新行为和新需求。 从要素市场看，与美国相比，中国国内各种要素与商品的流动面临更大的障碍。例如，公路货运面临高昂的运输成本，跨省贸易面临更加严苛的检验检疫流程等。这些要素与商品流动的障碍无疑会削弱中国国内统一大市场的优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主任、研究员张明表示，促进国内大循环，必须打破国内市场上存在的各种显性与隐性的要素流通障碍，通过促进要素在国内的自由流动来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 今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旨在促进要素定价的市场化以及要素在国内的自由流动。要素的范围涵盖了土地、劳动力、专业人才、金融资本、技术成果与数据。张明说，如果这一政策能够得到充分落实，对于打破国内要素流动障碍、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将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 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更有利于激活市场主体活力。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提出，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16次提到“市场主体”，充分肯定了市场主体在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抓好市场主体，就是把握住了大市场。截至2019年底，已有市场主体1.23亿户，其中企业3858万户，个体工商户8261万户。 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志彪指出，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一是要落实好各种纾困惠企政策，继续减税降费、减租降息，确保各项纾困措施直达基层、直接惠及市场主体。二是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三是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各级领导干部要支持企业家心无旁骛、长远打算，以恒心办恒业，扎根和深耕中国市场。四是要高度重视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积极帮助它们解决租金、税费、社保、融资等方面难题，提供更直接更有效的政策帮扶。 更值得研究的是，近十多年来，业界一直呼吁产业形成东中西部的梯度转移，但是一直没有很好落地。这与全国要素市场不通，以及市场的阻隔有很大相关性，导致企业从制度效率、要素成本的角度考虑，迁移到东南亚国家。 因此，在采访中，多位专家都呼吁建立更加协调的区域经济体系。沈建光提出，鼓励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开发、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地区协调平衡战略，缩小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同时，降低沿海外贸企业的成本与转移压力，尽可能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企业留在国内，与中西部地区形成梯度承接。 撬动高层次国际大循环 9月21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自此，中国自贸试验区总数增至21个。 早在6月3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出台，最新方案提出5年之内实现早期收获，再过10年实现全面开放。 而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服贸会”）9月4也在北京举办。为保证服贸会顺利进行，本届“服贸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吸引了来自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1.7万多家企业和机构近10万人参会。而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这是常态化疫情防控下中国举办的一场重大国际经贸活动。 尽管中国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实质是选择通过向内发力，为高水平开放打开向外空间；通过夯实自身实力以提升国际定位。 “内循环和外循环是矛盾的对立面，实际上是统一的。”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说，内循环给我们带来了量，让很多百姓过上好日子，能够从脱贫之后走向中等收入发展水平；外循环能够提高质，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我们的竞争力，质跟量两者都需要，不要只强调一方面而荒废另一方面。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也认为，以内循环为主体，也要特别注重国内与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要通过内循环来提升中国产品与中国服务在外循环中的核心竞争力，培育中国企业在外循环中的竞争优势。同时要通过外循环补充内循环建设所需的资金、人才和关键技术等要素，为内循环拓展国际市场。 王军表示，迄今为止，全球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国家和地区通过最终消费品和中间品贸易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除了坚持扩大内需，仍然需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对《财经》记者强调，当前国际环境已经改变，在全球割裂的情况下，今天强调的“开放”与过去40年的“开放”不是同一个概念，是制度上的开放而非商品和要素的开放，也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高标准制度相衔接。 他认为，构建内循环为本、双循环为基的开放大国经济，需要打造“一个核心与三个环”。内循环作为核心是所有循环的战略支点，在此基础上，再形成东亚、中亚为内环、“一带一路”为中环、发达国家为外环的“双循环”经济圈。 关于外循环，赵萍提出三方面建议：一是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拓展原材料、关键技术与零部件的进口来源地，开拓新市场，并根据“一带一路”国家市场需要，出口适合当地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二是要继续积极主动对外开放，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世界各国开展平等合作，通过自由贸易、对外投资、利用外资来实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三是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推动全球治理改革，从而为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创造更良好的制度环境。 依靠制度改革促自主创新 9月15日，美国对华为新禁令正式生效。按照美国商务部限制华为获取美国技术的举措，今后，台积电、高通、三星及SK海力士、美光等公司将不再供应芯片给华为。 此次禁令生效将对华为产生深远影响。而2020年，逆全球化叠加新冠肺炎疫情，阻碍了创新人才的跨国流动，科技“脱钩”与局部供应链断裂风险上升，更为长期以来全球产业科技创新合作的可持续性打上了问号。 应对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如何解决中国技术被“卡脖子”的问题？9月，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使用“更为迫切的要求”一词指出，要通过改革体制机制、加强基础研究等方式加强科技创新。 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前院长、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常务副主任陈东敏对《财经》记者表示， 当我们谈循环的时候是讲整个价值链要走通，从设计一直到零部件供应到制造，然后到销售到需求。那首先必须有需求，用中国市场可以创造需求，要形成完整的链条，每个环节都要通，有一个环节不通，整个经济循环就不能形成。 因此，政府需要做些系统性梳理，到底哪一些环节现在会有问题，或是出现进口的中断，必须走进口替代？需要系统性地做些产业链分析。 此外，将研发成果投入生产还存在困难。以新材料为例，每年见诸报道的新材料成千上万，但真正产业化的却寥寥无几。陈东敏表示，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体制机制问题，一直以来被称为“死亡谷”，很多专利没来得及投入市场就“夭折”在实验室里，难以产生应有效益。他建议，一要提高专利质量，转化有价值的专利；二要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案例，例如美国的拜杜法案改变了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从谁资助谁拥有，转变为谁完成谁拥有，从而使美国科技成果的应用，或者是专利的许可率取得了很大突破；三是激励制度更大程度倾斜研发者。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亟须建立一支完善的成果转移转化团队。目前政府每年在“死亡谷”上投入大量资金却回报甚微，原因在于这部分资金转移到了发明者手中。然而，一项探索性的研究成果要找到合适的市场应用，需要配套的生产及商业能力，这已经超越了研发者的能力范畴。将资金堆给科学家，不仅会造成研发后续流程乏力、难以推进，同时也是对资金的浪费。 他建议，中国的研究机构与企业合作，把装备能力开放给企业，协助企业进行关键技术攻关，填补价值链的空白环节。这就需要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通过评价体系、政策导向激励大家合作，必要时在经费上予以补贴。“这样一定好过市场无序寻找合作。” 9月2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发布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显示，创新地理分布继续转移，中国位居全球第14名，是GII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张燕生说，当今世界的创新活动与创新成果已经出现“东移”趋势。“当产业链整体东移，一个新的问题是，谁会成为这个地区的领头羊？”由此，在“双循环”格局下，中国能否在科技创新上脱颖而出，值得期待。 “岭深常得蛟龙在，梧高自有凤凰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推动国际循环，这样的战略调整已经开局，高质量新局未来可期。 文章来源于《财经》杂志
“券商”，即是经营证券交易的公司。除了自营业务，券商还为客户提供包括投资银行、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私募基金投资、公募基金等在内的各项金融服务。今年来，我国正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推动国内金融市场接轨国际，这意味着，外资券商将不断扎根中国，与国内券商展开竞争。 图1 人民币资本账户下有序开放进程 一、背景 今年以来，中国金融开放不断有新举措。2020年3月13日，证监会表示，自2020年4月1日起取消券商外资股比限制；2020年5月7日，央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在取消QFII（QualifiedForeignInstitutionalInvestors，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RQFII（RMBQualifiedForeignInstitutionalInvestors，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对QFII和RQFII的资金管理要求；2020年6月19日，摩根大通成为首家由外资独资的持牌期货公司；2020年9月初，证监会连续核准两家外资控股券商，至此中国的外资控股券商数量达到8家。 图 2 沪股通自2015年1月累计净买入额不断增加 注：数据来源于Choice金融终端 沪股通自2015年来，累计净买入额不断增加，今年7月份外资流出也只是因为A股达到高点，进入整理期。长期来看，外资券商在加速融入我国金融市场，带来新机遇，也带来新风险。从对面开放的广度而言，金融开放涉及多方面，不管是对外资券商限制，还是对资金流动管控，都有一定程度放松；从对外开放的深度而言，进一步取消了对外资券商持股比例限制和资金管理要求，未来会有更多外资券商愿意来中国开展业务。 二、金融开放下，国内券商承压 1．客户流失风险 随着金融开放持续推进，国内券商，特别是一些中小型券商，面临客户流失风险，以下从券商业务角度来分析，分别是投资银行业务、资产管理业务与财富管理业务。 （1）在投资银行业务上，一旦外资券商进入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会被分走一大块。一方面，外资券商更擅长国际业务，如果有国内企业想去美国上市，或是要开展国际化业务，外资券商更了解当地法律，与当地政府有更良好关系，无疑更加合适。例如今年来，国内多个大企业奔赴港交所上市，其选择的保荐人大多都是外资券商，而国内大券商并不在其内；另一方面，外资券商有更精准定价能力，随着注册制推行，上市门槛不断降低，未来投行业务的核心将不再是帮助企业获得上市资格，而是在于更精准定价，但国内券商并不擅长定价。 注：数据来源于各上市公司招股书，2020年 （2）在资产管理业务上，外资券商的进入会使得国内券商客户流失。一方面，外资券商有更丰富、更高质量且更国际化的金融产品可供选择，外资券商对于金融衍生工具的理解，对于风险的认知，以及对国际化金融产品熟悉程度，都更为深刻。另一方面，外资券商更注重培养投资能力，国内券商更看重产品销售能力，而随着金融市场不断完善，投资者金融素养的提升，以及金融监管不断加强，未来券商投资能力将成为客户的关注点。 （3）在财富管理业务上，国内券商面临的客户流失风险更严重。外资券商能为个人提供更加定制化、更高端、更高质量、更成熟的服务，且服务链十分完整，包括家族信托、退休计划、遗产安排等等，这些国内券商目前都难以做到。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有关2019年证券行业收入构成中，投资咨询业务是占比极少，只有1%。相比之下，外资券商不断向财富管理业务转型。例如，在高盛集团2019年全年净收入中，消费及财富管理业务占比14.2%；在摩根士丹利2018年业务收入中，财富管理收入占比42%。 图3 2019年证券行业收入占比 注：数据来自于中国证券业协会，2019年 2．人才流失风险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券商进入中国，并提供相应金融业就业岗位。外资券商相对于国内券商，无论是薪酬还是晋升机制，都会更具吸引力，国内券商或将面临人才流失风险。 薪酬方面，外资券商薪酬更高。在2019年，外资券商员工人均薪资高于国内券商，其中，高盛高华证券人均薪酬292.24万元，野村东方国际证券人均薪酬260.23万元，瑞银证券人均薪酬144.38万元。而国内券商人均薪酬不及外资券商，中信证券人均薪酬79.19万元，海通证券人均薪酬67.60万元，中信建投人均薪酬53.07万元。（注：数据来源于各证券公司2019年年报，人均薪酬=（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现金流量表）+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应付职工薪酬起初余额）/员工人数。） 而晋升机制方面，外资券商晋升机制也更加明确公平，在一定年限内若未晋升至衍生岗位，那么当前的职位会被新入职员工占走，这种晋升制度更加残酷，但对新人来说却更加公平。且在过去，中国本土人才加入外资券商，在升职空间上，往往存在一个“天花板”，而现在本土人才加入外资券商成长更为迅速，“天花板”的障碍不断减少，外资券商吸引力不断增强。 3．自营业务损失风险 （1）外资券商的投资理念更先进。金融业本质上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为优质企业融资，外资券商便是更关注基本面分析。随着对QFII和RQFII额度限制的取消，以及资金管理要求的放松，外资的流入已成为目前A股市场上主要的增量资金之一，进入A股的外资约为1.8万亿元，占A股市值约为3%，该比例在未来会进一步加大。外资券商的进入，将改变国内证券市场投资理念，技术分析或将渐渐退出，而基本面分析将越来越重要，若是国内券商没有适应这种变化并做出改变，可能面临着造成自营业务损失的风险。 （2）外资券商获取国际金融市场信息速度和交易算法速度更快。目前国内证券市场仍处于幼年，其涨跌很容易被国外各种事件影响，而外资券商更加国际化，获取信息、接受信息的速度都会更快。其次，美国股市与A股的交易机制并不相同，美股采取的是t+0机制，而A股采取t+1机制，外资券商在此环境下，也会拥有更先进的高频交易策略手段。随着A股不断与国际接轨，不断有呼声呼吁A股也采取采取t+0机制，而在t+0下，对于国内券商，外资券商无异于是狼来了。 （3）外资券商资金获取成本更低。中国10年期国债利率长期保持在3%以上，美国10年期国债目前已不到1%，而中国的CPI（ConsumerPriceIndex）为2.9%，略高于美国2.3%。由此可见，外资券商获取资金，资金实际价格远低于国内券商。尽管目前外资资金占A股较少，但是随着金融开放不断提速，未来外资的涌入，可能会打破国内券商格局。 图 4 美国、中国、日本10年期国债利率 注：数据来源于九鞅科技固定收益组合及风险管理平台 三、金融开放下，国内券商如何抗压？ （1）提升跨境业务水平，预防客户流失。一方面，国内券商应敢于拓展国际化业务，招募各国金融人才，提升投资水平和定价能力，更好服务客户的跨境业务需求。另一方面，国内券商应正视自己在国际化业务上的不足，积极与外资券商合作，虚心向外资券商学习。 （2）充分发挥并不断巩固本土优势。首先，国内券商应努力保持良好政商关系，积极拓展国有大型企业项目渠道；其次，国内券商应保持良好的客户联系，对以往服务过的大客户、大公司，可以定期回访，防止客户流失；最后，国内券商应发挥网点优势，深入发展普惠金融，积极探索更多客户。 （3）拓展产品业务链条，提高客户粘性。一方面，国内券商要不断拓展新产品、新业务，争取打造完整的业务链条，提高客户粘性。另一方面，国内券商应致力于金融科技发展，推动金融业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互联网技术结合，为客户提供更个性化服务，通过人工智能，为客户全天候服务，以此来提升吸客、留客能力。 （4）注重人才培养，打造高素质人才队伍。一方面，国内券商应致力于打造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合理的晋升机制，让员工在工作中得到不断进步与发展，并鼓励员工自主学习，为员工打造全方位高标准的培养计划；另一方面，国内券商应广泛吸收国内外各类人才，培养在金融、数学、计算机、法律等方面多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四、总结与展望 金融开放是大势所趋，金融是服务业的重要领域，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满足人民生活需求，扩大对外开放是坚定不移的。中国在金融开放时，应以主动的姿态，有序地打开大门。而对国内券商而言，外资券商的涌入会带来鲇鱼效益，既给我国资本市场注入活力，也带来风险，国内券商应抓住机遇，发展壮大，也应充分认清随之而来的风险，加以预防。（作者：景乃权，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丁瀚，张洵，郑斌武，严雨沁，贺嘉豪，刘学辉，浙江大学金融系研究生）
“要以打造微晶数字产业链，培育微晶数字产业集群，搭建微晶数字技术创新联盟，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进而促进发展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构建数字时代的新结构性基础力量。”10月12日，在河北省邢台总部基地举办的中国微晶产业集群成果展示与研讨会上，晶牛集团董事局主席王长林说道。 晶牛微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晶牛集团）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1956年建厂的老牌国有企业改制为多元投资主体的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世界首家、中国首创工业压延微晶技术的晶牛微晶集团，在28年的创新实践中，已形成了浮法透明航天纳晶玻璃、晶法彩玉、压延微晶板材、整体“四耐”航天微晶管、工业压延微晶等多个产品的成熟生产能力，并先后装备改造提升了钢铁、煤炭、电力、造纸、化工、建材等13个行业的1300余家骨干企业，国家科技部将晶牛微晶产品连续三年列入国家重点火炬计划项目。 据了解，近三年来，晶牛集团“四耐”微晶新材料得以迅速推广，现全国已有20多个省份近300条水泥生产线装备了该材料，不仅破解了内衬高温结皮的百年瓶颈，而且解决了内衬安装易脱落的难题，尤其是安装上晶牛集团微晶整体下料管后，外皮温度由原来的220-230摄氏度降为现在的80余摄氏度，节能效果明显。 今年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受到挑战，传统制造企业也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面对挑战，从企业自身发展的角度，王长林认为，“我们首先必须走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其次要对中国传统工业转型升级有巨大的支撑作用，而不仅仅是自身发展壮大；另外要找准国内大循环与国际经济的切入点，在‘一带一路’建设和国家海南经济自贸区建设中多方位融入世界、引领世界”。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对于晶牛集团的使命，王长林告诉记者：“引领晶玉时代是晶牛人今后15-20年的新使命。一方面，晶牛集团将在国内建设八大生产基地（华北、西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东南、西南）。9月18日，已与海南省科技厅签约了共同筹建合作协议。另一方面，将有效推进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步伐。此外，将进一步扩大微晶电、光、热、磁、核功能，使其在穿透传统工业转型升级中发挥不可小觑的作用。”
自2020年9月18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油价震荡运行，按现行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测算，10月9日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与9月18日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相比，调价金额每吨不足50元。根据《石油价格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本次汽、柴油价格不作调整，未调金额纳入下次调价时累加或冲抵。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消费者可通过12315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十三五”经济新跨越 高质量发展谋新篇 五年光阴，弹指一挥间。五年跨越，巨变谱华章。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五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预计“十三五”期末，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100万亿元，实现新的里程碑式跨越。与此同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提速，制造业增加值多年位居世界首位，新兴服务业近四年年均增速高达19.4%，创新成果大量涌现。 令人惊叹的“中国速度”“中国创造”背后，既得益于五年来我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推进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也得益于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 经济实力大幅跃升 GDP将破百万亿大关 位于陕西铜川新区的零售云店日前刚刚落地一场小镇购物节活动，这是田老板开的第三家零售云门店。“活动首日销售超过41万元，国庆开门红两天内销售突破50万元，门店销售较2019年增长了五倍有余。” 在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国内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此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多项经济指标年内首次转正。在疫情阴霾未散和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交出的成绩单，既彰显中国经济打逆风球、走上坡路的能力，也说明中国经济具备充足的韧性与活力。 放在更广阔的视野，回望“十三五”，在世界经济风云变幻，内外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下，中国经济巨轮始终无畏风雨、破浪前行，并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成就。 数据显示，五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大幅跃升。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9.1万亿元，占全球经济比重达16%，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预计“十三五”期末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标志着我国向高收入国家水平又迈出坚实一步。 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投资对增长的关键作用，出口对增长的促进作用，五年间，驾稳经济跨越式发展的“三驾马车”动力十足。 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主引擎。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7.8%，拉动GDP增长3.5个百分点，连续六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超大规模市场释放的巨大潜力，为中国经济跨越式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重点领域有效投资合理扩大，现代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2019年末，高速铁路营业总里程超过3.5万公里，占全球高铁里程三分之二以上；高速公路里程超过14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中国速度”和“中国奇迹”不断缔造。 贸易大国地位更加巩固。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从2015年的3.95万亿美元增加至2019年的4.58万亿美元，连续三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连续11年保持第一出口大国地位。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从2015年的6542亿美元增加至2019年的785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新增长极蓄势崛起 在传化化学的杭州大江东生产基地去油灵生产车间，几千平方米的面积，只能看到20几个工人在操作运营。在这个智能化的厂区里，大宗原料通过空中管廊输送，每年可以减少四万吨半成品出料，节约500万元的包装物成本；通过空中AGV小车输送成品，解除了20万吨成品的地面叉车输送压力。 “十三五”期间，我国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培育新动能，为经济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动力。从产业数字化到数字产业化，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实现华丽变身。 用户只需轻点手机端，自主选择颜色、印花等个性化定制方案，相关数据即刻传输到工厂并启动快速制造程序。厂区内搭建“棋盘式吊挂”的智能导航模式，多台AGV以及智能机械手臂高效作业，一块块智能系统显示屏上，工人生产效率百分数、商家的订单完成数直观可见……位于杭州的阿里巴巴新制造平台犀牛智造工厂正以数字化引领传统服装业变革。 “十三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增加值多年位居世界首位，2019年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为14.4%，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53.9%，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新兴服务业近四年年均增速高达19.4%。 危机中蕴藏新机，挑战中孕育动力。面对疫情大考，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发展，网上办公、在线教育、远程问诊等行业加快扩张，智能制造、无人配送等新模式加速普及。“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这些新产业形成了更多增长极，这些增长极将为经济下一阶段增长提供更多支撑。”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说。 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离不开创新驱动。2019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达到2.21万亿元，较2015年增长56.3%，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3%，超过欧盟平均水平。我国的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首位。 “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依靠创新驱动提升经济整体竞争力尤为迫切，未来要向科技创新要产量、要质量。”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樊杰表示。 改革开放纵深推进 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 改革“一子落”，发展“满盘活”。无论是量的增长还是质的提升，都离不开改革红利的充分释放。 今年年底前，全国各地要开通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实现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理，压缩企业开办时间至四个工作日以内。而在“十三五”以前，企业开办平均时间为33天。 “十三五”期间，商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市场主体活力充分激发。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登记注册市场主体1.32亿户，比2015年底增加5453.1万户，增幅70%。2020年我国有133家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比2016年增加23家，跃居世界首位。 五年来，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放管服”改革、国资国企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等重点领域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在新的发展阶段，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仍是深化改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说。 站在“十四五”规划开局的新起点，专家表示，中国经济发展依然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以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再造和动能转换，重塑经济发展新格局，中国经济必将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记者 班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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