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吨再涨500元！钛白粉迎来下半年第三轮涨价。据记者了解，6月底，金红石型钛白粉的市场价格在12000元/吨左右，而两轮调价过后，市场实际涨幅约500元/吨至800元/吨。在龙蟒佰利9月7日率先发函调价后，两日内已有10余家企业发函跟涨，其中包括安纳达、中核钛白、金浦钛业、攀钢钒钛等上市公司。截至9月8日收盘，卓创资讯评估当前金红石型钛白粉市场价格为13083元/吨。 9月7日早间，国内钛白粉行业龙头——龙蟒佰利发布调价公告。公司称，根据目前国内国际钛白粉市场情况，自即日起，公司各型号钛白粉（包括硫酸法钛白粉、氯化法钛白粉）销售价格在原价基础上对国内各类客户上调500元/吨，对国际各类客户上调100美元/吨。 随后，安纳达、中核钛白也发布调价公告（据了解，金浦钛业、攀钢钒钛也已调价，尚未发布公告），宣布从即日起，在现有钛白粉销售价格基础上，全面上调公司各型号钛白粉销售价格。其中，国内客户销售价格上调500 元/吨，国际客户出口价格上调100 美元/吨（安纳达出口价格上调80美元/吨）。 “涨价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下游需求增大引起的。”8日下午，龙蟒佰利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下半年以来，钛白粉下游的房地产、涂料、塑料、造纸等行业需求已经逐渐回暖。 龙蟒佰利钛白粉产能为101万吨/年，位列国内第一，全球第三。公司此前披露的半年报显示，6月末，公司存货较2019年末增加36.12%，其中原材料、在产品居多。据悉，近期公司存货已逐步下降，现在存货量较低。“公司目前产销两旺。”上述负责人表示。 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国内钛白粉行业整体开工较高，且库存水平偏低，说明各厂家都在稳定地生产以及交付前期订单。 卓创资讯钛白粉分析师田晓雨认为，在下游需求的推动下，本轮调涨效果有望好于前期。其介绍，钛白粉供给持续偏紧已有一段时间，一周前生产环节的涨价意愿就已显现。更重要的是，随着“金九银十”传统需求旺季的到来，以及原材料价格前期上涨提供成本支撑，直到10月中下旬之前，国内钛白粉市场仍然存在再次调涨的可能。 出口回暖也导致了国内钛白粉的供应量下降，助推价格上涨。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2020年7月我国钛白粉出口量为9.75万吨，环比增长26.17%，同比增加10.07%。颜钛云商认为，从7月的出口数据来看，外贸出口已经基本恢复，只是个别国家因为疫情等原因仍有一定限制，但从出口目标国的拓展来看，已经基本弥补该部分国家量的损耗。生产商出口订单交付的优先级仍然比较高，故国内现货紧张形势或将持续，同时原来量比较大的国家仍有一定的增加空间。 今年3月至6月底，钛白粉价格一直在低位运行，几乎触及了生产企业盈亏平衡线。随着下半年国内钛白粉3次涨价，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预期明显向好。 在此次调价公告中，龙蟒佰利、安纳达、中核钛白纷纷表示，本次产品价格的调整，对公司整体业绩提升将产生积极影响。一家钛白粉上市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钛白粉作为应用领域最广、性能最优的白色颜料，目前尚无替代产品，看好行业前景。
TDI（甲苯二异氰酸酯）又涨价了——9月7日午后，上海巴斯夫将TDI的9月挂牌价格上调4000元/吨，调整至22000元/吨（桶装），环比8月挂牌价上调6000元/吨。 三季度以来，由于海外TDI生产巨头的装置频发不可抗力及国内大型生产企业停产检修，加之下游需求增加，TDI出现大幅涨价。据百川盈孚监测，TDI国内售价已从6月30日的9600元/吨上涨至9月7日的16025元/吨，三季度以来涨幅超66%，且近期处于震荡向上的趋势。目前国内生产TDI的上市公司为万华化学和沧州大化，2家公司8月以来多次上调TDI出厂价格，本季利润有望增厚。 TDI是生产聚氨酯材料的重要基础化工原料，主要用于制造聚氨酯油漆和聚氨酯涂料的固化剂，也用于生产软质聚氨酯泡沫等。记者从卓越资讯了解到，国内此轮TDI价格大幅上涨的直接原因是出口订单激增。由于海外生产企业停产检修或遭遇不可抗力，从7月中旬开始，国内各TDI工厂均接到大量的海外询盘，起初FOB（离岸价）尚不到1400美元/吨。随着出口询盘量快速增长，以及外盘价格大幅上行，国内出口报价同步快速调高，截至8月下旬，FOB中国报价已达1850美元/吨甚至更高，TDI在出口领域实现量价齐增。近期，美国科思创与德国巴斯夫又相继宣布遭遇不可抗力，为市场注入利好。 随着国内主要生产企业库存进一步下降，加之出口仍在有效分流，生产企业库存出现低位。部分厂家因检修或优先调拨产品出口等原因，9月国内可售货源大幅减量，供应能力降低。需求方面，9月以来海绵及固化剂生产逐渐向好，原料消耗量逐渐增加。 在供应趋紧的情况下，市场售价出现连续上涨。目前国内TDI产品生产企业只有8家，分别是上海科思创、上海巴斯夫、万华化学、巨力化工、 沧州大化、甘肃银光（9月1日至21日停产检修）、万华福建、辽宁锦化（装置停产中）。根据预测，2020年中国TDI产能约136万吨。 作为国内TDI龙头企业，万华化学和沧州大化有望在此轮涨价中受益。万华化学和沧州大化的TDI产能分别为55万吨/年和15万吨/年。8月22日，万华化学发布公告，公司烟台工业园30万吨/年产能的TDI已结束检修复产。“上周万华化学一度封盘，后来又将公司9月挂牌价格每吨上调了2000元，调至19000元/吨。”9月7日，一位接近万华化学的人士透露。沧州大化近日也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公司TDI装置运行平稳，会根据市场行情调整产品价格。 近期TDI价格或将在冲高后维持高位盘整。据卓创资讯对出口市场的跟踪，目前国内TDI生产企业的海外订单询盘量仍然可观，各大工厂依旧有大量货物计划交付出口，且早在8月中旬便有厂家称订单已排至9月份。此外，TDI涨价助推下游海绵等产品的多轮涨价，而下游的涨价也为TDI价格提供支撑，进一步助推涨势。
计划实现年产百颗以上百公斤级卫星产能的工厂开工建设，国内商业航天领域单轮融资再创最高纪录……一段时期以来，卫星互联网作为新基建的重要内容，受到各方关注，相关产业建设正加速落地。卫星互联网将如何便利人们的生活？我国卫星互联网的发展还需迈过几道关？ 此前，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虹云工程”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鸿雁星座”成功发射试验星。2020年1月16日，我国成功发射首颗通信能力达16Gbps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银河航天首发星。2020年4月，国家发改委将卫星互联网纳入“新基建”信息基础设施范畴。2020年7月7日，国内首架由高速卫星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的航班圆满完成飞行任务。 此外，由中国航天三江集团所属行云公司负责建设运营的我国首个自主投资建设的低轨窄带物联网卫星星座“行云工程”，计划在2023年前后建成由80颗低轨通信卫星组成的星座，以期解决物联网业务因地面蜂窝通信网络覆盖不足导致的通信盲区难题。 “未来的网络，一是对于通信容量需求越来越高，二是覆盖能力越来越高。”银河航天合伙人、卫星技术专家张世杰认为，互联网发展的下半场可能就是卫星互联网。 而面对动辄成百上千乃至上万颗的低轨互联网卫星星座计划，如何将这么多颗卫星送上天，找到合适的“太空班车”，是摆在面前最现实的问题。 作为我国运载火箭研制的国家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推出了“快舟”“捷龙”等主要用于商业航天发射的运载火箭，运载能力不断提高的同时，进入太空的成本也不断降低。 另一边，以星际荣耀、蓝箭航天、星河动力、翎客航天等为代表的民营航天公司，也在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和尝试。 近日，由北京星际荣耀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的亚轨道概念飞行器正式亮相，这是国内首款民营公司发布的亚轨道太空旅游概念飞行器，为太空旅行的实现提供可能。同时，星际荣耀宣布完成11.925亿元人民币B轮融资，创国内商业航天领域单轮融资最高纪录。 星际荣耀是国内目前唯一一家迈过“入轨”这一运载火箭技术门槛的民营企业。今年秋天，星际荣耀将执行双曲线一号运载火箭第二次发射任务。双曲线一号运载火箭也将成为国内首个产品化民营火箭型号，具备规模化、持续化发射能力。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底，全球在轨卫星数量约为2218颗，未来10年内预计数量将扩大10倍，增量部分主要来自低轨通信卫星。 卫星需求的增长必然带来生产模式和产业链的变化。有专家指出，在此背景下，卫星批量化生产是卫星互联网新基建的关键，针对我国卫星产能相对不足的现状，卫星工厂模式是满足行业刚需的必然选择。 “卫星互联网发展的商业价值和公共应用价值非常广阔。”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关照宇表示，未来，随着5G商用的逐步推进和太空云计算资源的部署，卫星互联网的无地域差异网络、低成本和高效等优势将更为凸显。
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疫情仍在蔓延，具体何时能够控制住疫情，尚不得而知。由此可以预见的是，世界经济在未来四、五年，或者整个十四五时期，总量能够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恐怕已经是比较乐观的预估。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依赖外需是不现实的，构建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已迫在眉睫。 目前，海外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据IMF预测，2020年除中国外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均为负增长，可能对外需持续造成压力。此外，疫情造成的全球产业链断裂，也加速了“逆全球化”和“去中国化”的趋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大。针对此局势，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如何理解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内涵和要义？如何构建“双循环”体系？未来战略布局的重点又该放在哪里？对此，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办“当前形势下构建‘双循环体系’的可行性与对策”专题研讨会。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等专家发表了精彩观点，来自研究机构和金融机构的百余位嘉宾参加了会议。 百年未有之局加快“双循环”战略的推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的复苏一直步履蹒跚，加之今年疫情引发“蝴蝶效应”，全球经济大幅缩水，我国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疫情仍在蔓延，具体何时能够控制住疫情，尚不得而知。由此可以预见的是，世界经济在未来四、五年，或者整个十四五时期，总量能够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恐怕已经是比较乐观的预估。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依赖外需是不现实的，构建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已迫在眉睫。 另外，近年来全球化出现逆潮，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被不断强化，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随着中美关系在新冠疫情后进一步恶化，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表示，中美从贸易战转到目前科技方面的脱钩，甚至可能会进一步蔓延到金融或者军事等其他领域。当前，我国面临的外循环压力，不仅来自于出口，还来自于关键产品技术的进口。毕吉耀认为，要使得中国经济产业进一步升级，不落后于他人，不能如过去一样依赖外界，要更多地立足于自主创新。 从国内来看，中国目前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经济经过十几年的转方式、调结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表示，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将国内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发挥出来，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繁荣国内经济，带动世界共同发展。换言之，就是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以自身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来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在“变”与“不变”中寻求新的平衡。因此，“双循环”的战略实施有着非常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如何正确理解“双循环”？ 1979年时，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是1.79%，中国的GDP总量在全球排11位，此时中国的GDP总量还不如荷兰。2008年中国GDP总量已经大幅提升。2010年中国的GDP已超过日本，而2018年底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了16%，超过美国GDP的66%。中国的出口成为全球第一，对别国的出口造成巨大竞争压力，因此，矛盾逐渐突出。此前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成功，导致了对这一战略进行调整的必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决定，并不是对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否定，而是对它的扬弃，是对它的补充和发展。 对于“双循环”的概念，赵昌文认为，国内大循环不是简单的内循环，在每个环节中都可能有国际循环的参与。内循环和外循环指的是没有交集、相互隔离的体系，而国内国际大循环或双循环模式，是有内在统一逻辑关系的，不能将国内大循环等价于内循环，更不能理解成“内卷化”。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认为，“双循环”格局不仅要解决中国经济领域存在的三个不畅通问题：实体部门供给需求之间不畅通、实体部门与金融之间不畅通、金融领域内部房地产与其他部分之间不畅通，也要解决国际国内循环受阻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认为，更好地将“双循环”理论有效应用于战略和实践，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统筹：一是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统筹，要通过需求结构升级来带动供给结构的升级，从而引领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二是物质财富生产与服务消费的统筹，要增强制造业创新能力，促进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纵深发展，也要提高服务业质量，优化服务结构，提高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三是国内与国际的统筹，要在国际分工中积极寻找高附加值环节，也要重视安全可控，把握核心部件技术，发展多元化来源，在全球分工中获得更好的效益。 构建“双循环”战略布局的重点有哪些？ （1）确保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 实现“开放+自立” 第一，建立相对独立、完整的产业结构，确保粮食和能源安全，把中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强国。粮食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对此，余永定认为，粮食和能源安全对中华民族生命攸关，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如何发挥比较利益的考虑，必须首先保障我们的粮食和能源安全，其他都是第二位的。 第二，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高和加强自主创新能力。赵昌文表示，目前中国的状态是“开放+依赖”，未来的目标，应是“ 开放+自立”，既坚持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又能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立。 （2）吸引消费和人才回流，多措并举扩大内需 第一，降低GDP增长对外依存度，扩大内需，纠正国际贸易失衡。2019年中国的对外依存度是17.4%，美国是12.2%，日本是14.7%。中国的对外依存度排在全世界首位。与会专家一致表示，应该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有助于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一个国内有效投资和有效消费相互促进的循环。毕吉耀还表示，扩大内需需要相关政策进行支持。 2018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是3511亿元，高居世界榜首。对此，余永定表示，我们应该加速纠正国际贸易的失衡，主要是对美国贸易的失衡。要解决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必须要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过高，将不利于本国的资源配置，同时又容易引起中美间新的贸易顺差。 第二，促进消费增长及消费回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认为，支持消费增长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其一，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尽量降低储蓄率。过去尤其是在疫情期间，老百姓对经济预期的不乐观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导致了储蓄率的提高，这是长期的问题。其二，维持可持续的收入的增长。归根到底，我们的消费需求需要有收入来支持，这就需要通过实现市场化的改革，使得要素的回报和市场价值相匹配。其三，加快市场化的进程。如果将来能推进城市化，那么在未来30年，城市化对消费的促进将远远超老龄化对消费的遏制。第四，推进要素市场的改革。要素市场改革的前提是结束双轨制，平等对待国企、民企，实施所有权中性，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摩根斯坦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认为，境外消费的回流，在未来几年将成为全球消费市场的重要趋势之一。疫情期间，国内老百姓不敢外出，但在疫情控制的“定心丸”之下，他们仍然愿意在国内消费。如果国内高品质消费的瓶颈能够得以改善，顺势推出如海南自贸港一类的免税举措，消费回流就会随之顺势发生，7月时海南的免税店基本上每天都是长龙不断，其销售额同比增长高达240%。可以说，中国国内免税旅游店的蓬勃发展，为消费回流、消费增长提供了很大支持。 第三，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不是要闭关锁国，主动脱钩，而是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我们要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CWM50高级研究员、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要打开国门搞建设，下一步高水平的开放应体现为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要继续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优化营商环境，“ 引进来”和“ 走出去”相结合，“ 稳出口”和“ 扩进口”相结合，要打造中国“ 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国际分工合作新定位。 第四，开放生育是扩大内需和增加有效供给的重要抓手。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人口不再成为负担，而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力。关于人口的研究在宏观经济领域目前非常地重要，而且未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现在却是被大幅忽视的一个领域。对此，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建议，要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对于这一政策的需求已经迫在眉睫，这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扩大内需和长期增加有效供给，对“双循环”意义重大，而且具有长期性。 第五，新基建是实施“双循环”战略的主要抓手之一。任泽平表示，新基建在短期有助于扩大内需，带来的稳增长、稳就业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将会从长期增加有效供给，培育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培育新经济、新技术和新产业，所以相对于纯消费而言，新基建在长期更有利于增加有效供给，提升产业链。 第六，在金融支持方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认为，目前工作重点应放在如何降低融资成本，使得资金更好地直达到实体经济。但从更有效促进内循环效率角度，同样重要的是在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结合问题上，如何让金融和实体经济产生内嵌式和自我成长式的良性循环。特别是，如何把金融嵌入到经济产业的自我成长和经济运作的各个环节中。这个过程可以充分借用现在新兴的金融科技手段。 （3）主动扩大开放，加强地区间合作 第一，中国应该实行中性的贸易、投资政策。余永定认为，应尽快取消政策中的不合理部分、尽快实现汇率的清洁浮动、对外资实施国民待遇。 第二，调整教育科研及相关政策体系，培养并吸引更多人才。对于有限资源的使用，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如大学应该鼓励创新，努力培养大量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另外，中国也应该加强中专教育和职业培训。花旗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提议，目前，中美关系非常紧张，美国对中国背景的研究人员、科学家审查非常严格，这些人今后在美国可能很难有良好的研究环境，我们应该把这样一批中坚力量吸引回来，如果政策足够吸引人才，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这些人员或许能够大批回国，为中国做贡献。 第三，要考虑香港在外循环中的作用。刘利刚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香港的作用仍然很大。今后，特别是在中美金融脱钩方面有很大风险的情况下，很多中概股可能要从美国退市，一旦退市，再上市的首选还是在香港市场。另外，在外循环当中，外汇投资的结构也要调整，其中香港也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在战略布局里，应当考虑加强与东盟地区、东盟国家的一些产业链和消费市场之间的合作关系。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宇霆认为，根据最新的IMF的预测，在全球GDP于2020年下降4.9%的时候，东盟仅下降了2.0%，而明年东盟国家的目标是使GDP增长6.2%，这是一个较高的数字，因此加强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非常重要。
“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内外经济循环的宏观格局之变，离不开内外价值链的微观基础之变。在“外循环”所主导的发展阶段，中国国内价值链发展相对滞后，形成了失衡的内外价值链结构。受此影响，中国产业体系以单一环节对接全球价值链，放大“被脱钩”风险。中国企业所采取的“抱团取暖”策略，也难以应对全球大变局的系统性冲击。面向“双循环”新格局，中国内外价值链结构有望迎来新一轮变革。国内价值链料将加速发展，形成更具深度和效率的垂直分工体系。 基于此，中国经济有望从“以环入链”转向“以链入链”，与全球体系缔结更为多元的纽带。中国企业有望从“抱团取暖”转向“筑链共进”，从三大途径同步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在这一场大变革中，“科创头雁”、“国货潮牌”和“隐形冠军”三类中资企业有望实现长趋势崛起，逐步兑现内外变局所赋予的时代红利。 “外循环”主导下的内外价值链结构。简而言之，“全球价值链”本质上是一种垂直分工体系：将某一产品的生产流程分解为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品牌营销等“垂直”承接、依次进行的环节，这些环节分散在不同经济体内进行，并通过国际贸易逐环传递并累加各环节所创造的附加值。如果上述的垂直分工和附加值传递发生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之间，则为“国内价值链”。对于经济体而言，全球和国内价值链的结构共同决定了分工形态，而分工形态则进一步深刻影响了竞争策略和发展潜力。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得益于“沿海发展战略”和加入WTO，中国经济加速融入“外循环”，是实现“增长奇迹”的核心动力之一。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市场主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快提升，而“内循环”中的国内价值链却发展相对滞后，逐步造成了失衡的分工形态。在全球价值链的垂直分工体系下，中国主要参与加工制造的单一环节，形成“以环入链”的不对称格局，这迫使国内的分工趋于“水平化”而非“垂直化”，即大量的企业在功能上高度重叠、在位置上拥堵于价值链的低端（详见附图）。受制于这一分工形态，面对外部冲击，中国企业只能选择“抱团取暖”策略，凭借同质化企业的数量优势，通过大规模生产压低价格和成本，进而在存量博弈中争夺全球订单。 “以环入链”易脱链，“抱团取暖”难长暖。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及全球遭遇百年未有之变局，上述内外价值链结构、分工形态和竞争策略的弊端正在加速暴露，主要体现在两大层面。 第一，“低端锁定”效应。一方面，由于过度依赖全球价值链获得外部技术转移，中资企业缺少自主研发的动力，对研发的投入长期不足。另一方面，一旦有中资企业奋力走向技术前沿，就将在全球价值链上遭遇发达国家利用技术壁垒、市场势力进行的双重封锁[1][2]。若不能打破这些桎梏，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将被长期锁定于低附加值、低盈利、低博弈能力的低端环节。 第二，“被脱钩”风险。由于是凭借单一环节“入链”，中国企业与全球价值链之间缺少多样化纽带，功能定位缺少不可替代性，因此更易于被“踢出”全球价值链。当前，大国优先主义和民粹主义正在推动“制造业回流”和地缘政治博弈。新冠疫情长期冲击之下，全球价值链转而更加强调弹性与安全，而非成本最小化，因此将避免加工制造环节过度集中于单一国家。此外，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其他后发经济体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逐步释放，正在催生新一轮产业转移。这些因素都将长期加剧中国企业的“被脱钩”风险。 面对上述风险，“抱团取暖”策略难有作为。一方面，在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外需长期疲弱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由于功能重叠，或将在国内外市场陷入激烈的同质化竞争，难有余力向上突破“低端锁定”。另一方面，即使中国企业之间能够加强相互的扶持，但是由于彼此在全球价值链上处于相同位置，因此并不能形成有效的压力分担、风险分散。一旦外部环境对这一位置进行系统性施压，则企业之间将发生风险传染和集聚爆发。由此，从根本上来看，“外循环”主导下的内外价值链结构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与新环境。 “双循环”格局下的内外价值链结构。旧方法解决不了新问题。针对上述弊端，仅在全球价值链内难以找到腾挪空间。向内发力，补上国内价值链的发展短板，进而重塑内外价值链的结构，料将是更为有效的破局路径。结合“双循环”的战略布局和时代形势，我们认为，未来国内价值链的发展将凸显相互促进的两大趋势。 第一，价值链环节的拓展。从生产流程来看，发展国内价值链，关键在于将国内价值链拓展至更多元、更高附加值的环节，并打通各环节的互动联系，进而形成层次丰富的垂直分工体系。基于当前的时代机遇，这一目标有望从三个层面加速实现（详见附图）。其一，抢占研发设计环节。数字经济和新基建的先发优势正在助力中国积极拥抱新一代技术革命，叠加资本市场的深度改革，有望培育一批掌握核心技术、富有科创能力的“头雁”型高新技术企业。其二，壮大品牌营销环节。立足于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及居民消费升级潜力和疫情时代服务消费回流机遇，新一批“国货潮牌”正在稳步崛起。其三，升级加工制造环节。中国完备产业链的基础，叠加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有望推动制造业企业打破功能的简单重叠，进一步细化分工、深耕技术，从而在各个细分的关键中间品领域培育出“隐形冠军”。由此，国内价值链将从单薄的加工制造环节，拓展为富有深度的“研发设计（科创头雁）→品牌营销（国货潮牌）→加工制造（隐形冠军）”的完整链条（详见附图）。 第二，“地域-产业”结构的优化。从空间分布来看，国内垂直分工体系的发展进程，实质上也将是国内“地域-产业”结构的再优化过程。在区域战略视角下，中国正在走向“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不同于以往，新的区域战略致力于打破地理板块划分的桎梏，充分发挥成熟地区或增长极对后发地区的扩散效应。与之匹配，借助于垂直分工体系，未来“地域-产业”的结构有望呈现两大变革。其一，中低端制造环节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迁移。在这一进程中，中西部地区将承接来自于东部地区的管理经验、技术扩散、市场信息和资本支持[3][4]，进一步用好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从而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和全国生产效率提升。其二，东部地区聚力发展高端制造、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区域性地聚焦于这些高附加值环节，将激活和增强人才蓄水池、中间品投入共享和技术扩散的正向集聚效应，将单个企业的“孤军奋战”转变为企业群的“集团突围”，从而加快打造在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国际竞争力。 “以链入链”固纽带，“筑链共进”促升级。随着国内价值链的加速发展，其与全球价值链有望形成双链并立、良性互动的新结构（详见附图）。这将深刻改变中国产业体系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功能定位、竞争策略和发展空间，也将为“双循环”的宏观格局奠定生产流程上的微观基础。 第一，“以链入链”，强化“双循环”的内外纽带。不同于此前的“以环入链”，发育完备的国内价值链将更加有效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以链入链”。其一，基于拓展后的垂直分工体系，国内价值链能够在更多的环节上与全球价值链缔结新纽带，强化中国产业体系的不可替代性，由此将降低因单一环节链接所引致的“被脱钩”风险。其二，国内价值链的发展能够通过优化资源整合、加速技术扩散、推动企业成长等效应[5][6]，推动中国企业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整体增强中国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和博弈能力，从而降低来自于全球价值链的市场势力和技术壁垒冲击。其三，即使遭遇外部冲击，在国内垂直分工体系下，中国企业不是同质化的竞争关系，而是异质化的合作关系，因此既有在共同利益下相互扶持、共克时艰的意愿，也有在不同环节上分散风险、合力共进的能力。由此，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将更具稳定性和主动权。 第二，“筑链共进”，促进“内循环”的产业升级。随着国内价值链从单一环节拓展为完整链条，并带动内外价值链结构的重塑，中国企业的竞争策略，有望从面向存量竞争的、以量取胜的“抱团取暖”，转向面向升维竞争的、以质取胜的“筑链共进”。具体而言，在“双循环”格局下，以内外价值链为脉络，未来中国产业升级将有望从三个层面展开（详见附图）。一是单环式升级。通过技术革新、工艺改进等途径，推动加工制造环节的生产效率提升，这主要将通过深耕专业领域的制造业“隐形冠军”来实现。二是阶梯式升级。即沿着现有产品的价值链条，从加工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环节延伸，从而完成从低附加值、低利润向高附加值、高利润的进化，这主要通过“科创头雁”和“国货潮牌”型企业完成。三是全链式升级。由于“研发设计（科创头雁）→品牌营销（国货潮牌）→加工制造（隐形冠军）”的国内链条被打通，因此一旦“科创头雁”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就将带动整个国内链条从旧产品跃迁至新产品，同步推进所有环节的升级。例如，此前日本、韩国半导体产业“收音机→电视机→个人电脑→智能设备”的升级路径即为典型案例。展望未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人类社会数字时代的到来，全链式升级机遇将更多地涌现。以国内价值链“筑链共进”，夯实单环式升级、阶梯式升级的基本功，抢抓全链式升级的新机遇，料将进一步拓宽中国经济产业升级的致远之路。 参考文献 [1] 吕越， 陈帅， 盛斌． 嵌入全球价值链会导致中国制造的 “低端锁定” 吗？[J]． 管理世界， 2018 （8）： 4． [2] 卢福财， 胡平波． 全球价值网络下中国企业低端锁定的博弈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08 （10）： 23-32． [3] 张少军， 刘志彪． 产业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 从全球价值链走向国内价值链[J]． 经济管理， 2013 （8）： 30-40． [4] 邵朝对， 李坤望， 苏丹妮． 国内价值链与区域经济周期协同：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 2018 （3）： 14． [5] 袁凯华， 彭水军， 陈泓文． 国内价值链推动中国制造业出口价值攀升的事实与解释[J]． 经济学家， 2019 （9）： 93-103． [6] 黎峰． 双重价值链嵌入下的中国省级区域角色——一个综合理论分析框架[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 （1）： 136-153．
填补国内大型绿色软件空白 8月25日，记者从“桂隆多测合一智慧GIS系统”技术发布会上获悉，由广西有色勘察设计研究院（广西二七二地质队）主持研发的高新技术成果——“桂隆多测合一智慧GIS系统”，历时6年研发，于今年8月24日通过了专家组验收。专家组一致认为，该项目成果达到国内同类技术领先水平，填补了国内大型绿色GIS平台软件空白。 该系统由广西有色勘察设计研究院联合湖南中流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广西隆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自主设计研发，于2014年6月立项，2020年8月完成验收。 该成果是基于C++程序语言和开源数据库从底层独立自主研发，不依赖任何CAD和GIS平台，开创性使用地形图作为所有专题数据的载体，填补了国内大型绿色GIS平台软件空白。 据专家介绍，该系统架构设计先进、功能强大、运行稳定，操作简便实用，创新地实现了流畅的千万要素级大数据加载性能、地形图房屋边长平差、栅格数据属性自动识别、空间叠加分析自动赋值、四至信息自动提取、所有自动赋值功能工作流化一键式执行、属性检查规则完全自定义等功能，具有全面的数据编辑和建库系统性能，可广泛应用于地形地籍成图、数据建库入库、多测合一、房地一体、确权登记与普查调查等项目，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推广应用价值。
从“国际大循环”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体现了我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积极战略选择与调整。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笔者看来，双循环的提出，既是对短期疫情冲击下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新情况、新问题的应对，更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长远出发，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展望未来，立足大循环，促进双循环，直面国内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释放内需潜力，对于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创新驱动下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促进国内大循环是应对世界大变局的必然举措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中美分歧与博弈加剧，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遭遇明显冲击。而早在2018年，习近平主席便多次提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兴起，给多年来形成的国际规则和世界秩序带来了严峻挑战，深刻影响着大国关系。此时形成国内大循环、构建双循环，是适应外部环境新变化、新局势的重要战略部署和要求。 从产业链层面来看，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国际分工与合作不断得到加强。在此过程中，我国形成了相对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和相对完整独立的产业链条，并深度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占全球制造业附加值的近30%，占全球进出口份额的23%。然而，随着疫情催生产业链回流、中美贸易摩擦持续，以及全球成本竞争优势发生转移，使得国际大循环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动。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新冠肺炎疫情下，多国反思缺乏基础医疗设施自主生产能力、过度依赖我国的困境，借此加大了吸引制造业回流的力度，这可能导致涉及民众医疗卫生、国家安全等基础产业的全球产业链重构。二是中美贸易摩擦削弱了我国商品在美国的竞争力。目前，我国过去四年出口到美国的前15大商品中，已有14类占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在减少，其中不仅包括劳动密集型商品，甚至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也受到来自美国近邻墨西哥的竞争。三是东盟凭借劳动力、资源等低成本优势，在全球贸易活动中的重要性持续上升，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全球的占有率。 更加深刻的变革来自于中美关系新格局。近期，中美交锋正在贸易、金融、科技、军事、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展开，且博弈不断升级。 在政治方面，2020 年 7 月 14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自治法》，以我国通过《香港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为由，授权行政当局针对我国相关人士及金融机构，实施包括禁止财产交易在内的制裁措施，首批制裁清单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等 11 位香港及内地驻港高级别官员。从目前的博弈态势看，不能排除在11月3日美国大选投票前，特朗普最大限度使用其拥有的法律授权，扩大制裁范围的可能。 在技术领域，最近一段时间，TikTok被美国政府要求强制出售，白宫展开以去中国化为目标的“净网行动”，接着又颁布行政命令封杀TikTok和Wechat。美国针对我国科技公司的“组合拳”接二连三，不仅针对“硬科技”，还加大对“软科技”企业出手的力度，加速与我国在科技领域脱钩。如果科技脱钩的趋势无法改变，一场影响更加深远的新型数字铁幕或不可避免地要落下。 在金融领域，美国就中资企业海外融资加大限制。如近期中美会计准则和审计合作之争加剧，美国财长姆努钦表示，中国和其他国家不符合会计准则的公司到 2021 年年底，需从美国退市；而之前参议院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待众议院通过和总统签署）亦对我国赴美上市企业提出苛刻要求。除此以外，美国还可能会加大对部分中资金融企业的制裁。 变局同时蕴含机遇与挑战。笔者总体认为，从“国际大循环”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体现了我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积极战略选择与调整。 促进国内大循环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疫情冲击下，我国经济表现出了较强的韧性。二季度，我国GDP增速重新回升至3.2%，在全球范围内首先走出了疫情阴霾。然而，尽管迎来疫情后的经济快速反弹，但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四大结构性失衡，给经济反弹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挑战。 一是生产端的恢复快于需求端。当前工业生产恢复较快，4.8%的增速接近疫情之前；但需求端的恢复要相对缓慢，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1.1%，仍旧处于负增长区间。 二是工业恢复快于服务业。第二产业GDP增速大幅反弹14.3个百分点至4.7%；而第三产业仅回升7.1个百分点至1.9%。部分服务业（如住宿餐饮、租赁与商务服务业）还处在深度负区间。 三是大型企业恢复快于中小企业。7月，限额以下企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3.7%，连续五个月低于限额以上企业，且差距进一步拉大；制造业PMI也显示，小型企业景气度趋于回落，与大型企业表现显著分化。 四是实体与金融的不平衡，即实体经济下滑、金融体系扩张。疫情之下，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加大，资金流入股市现象显著；但在实体回报率仍然低迷的情况下，流动性存在“脱实向虚”的倾向。 此外，在过去三十年的经济高增长中，供需失衡、区域失衡、行业失衡、企业失衡的矛盾有所加剧，成为困扰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难点。例如，实体经济结构方面，我国长期面临产能过剩局面，但供给难以满足需求，不少高品质商品还需依靠外部渠道才能获得满足；区域层面，东部沿海城市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行业层面，金融业和房地产扩张与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形成反差；企业层面，民营经济发展常常面临着“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障碍，生存空间弱于国有企业。 因此，通过优化经济结构，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缓解结构性失衡，立足内循环，促进双循环，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立足大循环，实现双循环的政策着力点 内外部经济形势的深刻变革以及我国经济面对的长短期的挑战与压力，使得我国决策层做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最新部署。而这也可能成为贯穿我国未来5—10年发展的战略纲领，成为“十四五”规划的指导方针。为了促进双循环，如下五大政策发力点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双循环”并非闭关锁国，应保持积极开放态势。我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完整的工业体系、完备的基础设施，在全球范围内独具吸引力。在产业链转移风险加大的背景下，仍应通过加大开放措施，加速海南自贸港建设等，吸引外资流入。与此同时，也要做好外部经济衰退背景下的政策应对，包括：鼓励出口转内销，在电子、医疗、高端制造等关键行业提供政策优惠，大力推动进口替代；以多边主义稳定贸易投资，加快中日韩自贸区和中欧投资协定等经贸框架的谈判；在保证产业链不过快流出的情况下，积极发展与东南亚等经济体的经贸关系；助力外贸企业寻找替代出口市场。 第二，培育高质量的国产服务供给，扩大国内最终消费。短期内，应通过出台扶持政策措施，稳住目前的消费回暖势头，加大对消费薄弱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支持。如可通过增加转移支付、金融定向支持以及发放消费券、现金券等方式，提高特定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延续国内消费难能可贵的回升态势，进而推动服务消费尽快回到正轨。从长期看，我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其零售市场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零售市场。未来，应将要素市场化改革作为主要抓手，以推进新型城镇化为主要方向，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 第三，提高科技供应链的韧性。短期而言，应对美国对中方的技术封锁，应当筛查海外供应链，特别是具有战略安全意义的海外供应链，查明上游设备、零部件、软件等受美国管控的部分，对其中不能自产的，要提前准备非美国的替代品。长期而言，根本的解决途径仍然是加强基础研究，提高政策层面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此外，在创新科技领域，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数字经济贸易和服务规则的制定，把数据安全、技术安全、金融安全问题留在经贸框架内，主动打造国际贸易的前沿阵地。 第四，建立更加协调的区域经济体系。鼓励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开发、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地区协调平衡战略，缩小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同时，降低沿海外贸企业的成本与转移压力，尽可能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企业留在国内，与中西部地区形成梯队承接，避免大量对外投资对国内制造业形成抑制，促进区域的均衡发展。 第五，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实体经济活力。要推进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创新生产要素供给；释放民营经济活力，推动教育和科技体制的改革；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释放要素市场化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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