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起来，第一，“双循环”是更高质量的国民经济循环，是更加积极主动作为的国民经济循环，而不是简单地因为外部压力、不得不去强化的国内循环。第二，“双循环”与我们过去在不同时期强调的扩大内需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但不是简单强调扩大内需，而具有新的内涵。第三，“双循环”是相互促进、双向互动的国民经济循环。第四，“双循环”是与“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相统一的国内经济循环。 8月16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行了“当前形势下构建‘双循环体系’的可行性与对策”专题会议。对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内涵和要义、构建双循环战略布局的机遇与挑战、通过双循环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的关键点与路径等内容进行了研讨交流。 构建“双循环”的具体对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表示，双循环本质上是解决增长和发展的动力问题，除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外，当前要下大力气解决好创新问题，特别是要把新技术的应用摆在更加突出重要的位置，要关注新技术的适应性，从经济基础、制度环境、精神理念三个方面为新技术的应用提供支撑。 以下为发言全文 准确理解和阐释“双循环”的政策含义 准确理解和阐释“双循环”的政策含义，首先要吃透中央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循环”的几次重要讲话中的论述，这是我们讨论该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首次提出“双循环”概念，强调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丰富了“双循环”的内涵，提出“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次会议特别强调了“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等方面。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特别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连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再次强调了“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0年 7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强调要特别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在“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后增加了“更为安全”的要求，在“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后增加了“安全”的目标。 “双循环”的政策含义，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双循环”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提出的。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全球化新趋势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我国要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根本上就在于发挥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实施“双循环”重大战略。 关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全球化等问题，此前已经有了很多论述。从全球经济格局来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按照现价美元计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占比已从40年前的20%，上升到金融危机前的50%，再到目前的60%。2019年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过欧元区，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经济规模全球占比超过16%。 所以，考虑“双循环”这一重大战略的时代背景，最重要的就是搞清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第二，“双循环”的内涵很广，可以从不同层面加以理解，但其核心内涵，是如何将国内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发挥出来，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繁荣国内经济，并以此带动世界共同发展。换言之，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以自身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来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在变与不变的对立统一中寻求新的发展。 第三，关于“双循环”的基本方略。首先，“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但并非只是简单强调扩大内需，而主要立足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打造未来发展的新优势”。其次，“双循环”强调国际、国内相互促进。内需潜力的发挥并不排斥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互动，更不排斥在中国发展的同时，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实，我理解“双循环”的提出并非是偶然的。“循环论”实则是近年来中央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时，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出发点。2015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立足点，就是要“解决重大的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的问题”；在金融改革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的要求中，中央也多次提到金融体系内部及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的问题；在今年关于疫情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也特别提到“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的系统”。因此，“双循环”和近些年中央重大的战略和政策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正确理解“双循环”必须抓住的几个核心概念 正确理解“双循环”的核心概念，有助于形成共识，进一步解决当前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第一个核心概念是“经济循环”。这是讨论双循环时必须清楚的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在宏观层面，“经济循环”包括生产和再生产环节的循环；在中观层面，“经济循环”既包括金融与实体经济、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内部的供需循环，也包括如何构建能够不断满足最终消费需求的供给体系，这也是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在微观层面，“经济循环”包括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问题。特别是在近年来全球保护主义抬头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大背景下，部分产业链的稳定性受到冲击，而这次疫情也出现了全球供应链局部断链的情况，这些都会导致正常的循环出现问题。所以，应该从不同层面理解“经济循环”的内涵。 第二个核心概念是“超大规模经济体”。此前，我们谈到超大规模经济体，更多地从抗风险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认为中国的抗冲击能力和韧性比较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举了“大海和小池塘”的例子，指出“不能简单地按照其他国家早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来理解超大规模经济体在实现工业化或现代化过程中的自主逻辑”。实际上，超大规模经济体在进入到中高收入发展阶段后，必须转向以内需为主的发展。因为外需的不可持续性，不足以支撑超大规模经济体实现从中高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另外，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更多需要依靠自主创新。 第三个核心概念是“新发展理念”。首先，大循环特别是国内大循环一定是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的经济循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都非常重要，尤其需要通过创新引领，没有科技进步的支撑，这种循环只能是低水平的，而且要下决心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性问题。其次，要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19大提出新发展理念时的国际大环境与现在并不完全相同，下一步，“安全”这两个字的分量应该会更重。如何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四个核心概念是“开放性”。国内大循环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是简单的、封闭的内循环，在每个环节中都可能有国际循环的参与。国内大循环不能简单地称为“内循环”，内循环和外循环指的是没有交集、相互隔离的两个体系，而国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或双循环，是有内在统一的逻辑关系的，不能将国内大循环等价于内循环，更不能理解成“内卷化”。 第五个核心概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但丝毫没有削弱“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性。双循环一定是双向循环，是以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大循环和世界经济复苏，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同时，通过国际大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的质量和水平，促进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的全球分工和经济融合。所以，双循环是“中国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统一。 第六个核心概念是“产业链现代化”。这是从微观层面理解“双循环”的重要概念，关键是技术创新。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分为四种状态。目前我们总体上是“开放+依赖”，未来的目标应该是“开放+自立”，既坚持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又能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立。但从“开放+依赖”无法简单地左右平移到“开放+自立”，所以暂时会有一个更加强调内部循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在更多国内头部企业的引领下，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创新的局面，最终我国的技术自立性会逐步提高。这其实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 总结起来，第一，“双循环”是更高质量的国民经济循环，是更加积极主动作为的国民经济循环，而不是简单地因为外部压力、不得不去强化的国内循环。第二，“双循环”与我们过去在不同时期强调的扩大内需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但不是简单强调扩大内需，而具有新的内涵。第三，“双循环”是相互促进、双向互动的国民经济循环。第四，“双循环”是与“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相统一的国内经济循环。 构建支撑“双循环”的政策与制度体系 构建“双循环”战略需要高水平的制度和政策作为支撑。这里，我想重点谈几个问题。 一是要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循环的关系。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结构性失衡问题始终存在。比如，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报酬结构严重失衡，对金融与实体经济循环的冲击很大，导致生产要素错配，这也是实体经济存在困难的原因之一，有较大的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空间。再如，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健康的房地产市场，但房地产成本，包括房价和房租，现在已经成为商业成本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进一步促进创业、创新，如何降低房租和房价在商业成本中的比重，是一个关键问题。必须从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出发，研究有关政策和制度体系。 二是要处理好实体经济内部的供给与需求关系。我国实体经济部门一直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供给与需求循环不畅，产能过剩、购买力的海外释放都是其中的表现。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断完善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经济环境，其中，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是一个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7·21”企业家座谈会上中也强调了企业活力问题。增强企业活力，就是要维持企业的纵向流动性，让中小企业有更高的概率成长为大企业，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中，应该说是有优势的。一方面，巨大的市场更具有包容性，不太容易形成垄断；另一方面，也能够带来更丰富、更多元的创新生态，有利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 三是要处理好“老技术”与“新技术”的关系。经济循环的堵点和断点经常出现在一些关键技术、原材料、零部件和设备等方面，必须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引领。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在少数关键领域利用好“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也需要在更大范围内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引导生产资源和创新要素的合理配置。 从技术的角度看，“双循环”就是一个新技术替代旧技术的过程。如果新技术不能很顺畅地替代旧技术，就无法实现“双循环”。但实现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替代并不容易，不仅要解决新旧技术之间的矛盾，更要解决它们所代表的企业、产业，甚至背后的利益集团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英国当前的“红旗法案”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汽车和代表落后生产力的马车之间的斗争。正如著名经济史学家兰德斯在2006年所说，“工业革命其实是一种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是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持续广泛地替代”，其中“持续广泛”这四个字既突出表现了技术替代过程中的巨大阻力，也说明建立在技术进步基础之上的经济循环经常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是自我革命的过程。有些情况下，甚至新技术的领先者也可能会形成进一步改变的阻力，因为他们并没有动力来变革技术。比如，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奔驰、宝马，难道他们真的没有能力与特斯拉一样开发新能源汽车吗？根本原因很可能在于并不希望放弃在传统燃油车领域已经形成的绝对领先优势。 正因为技术替代的过程十分困难，它才拥有极端的重要性。在“双循环”理念指导下，我们当然需要更多原创性的新思想、新发现，但新技术的应用可能是第一性的。现在不少因为技术问题出现的堵点和断点，并不完全是我们缺少技术，更多情况下是缺少技术不断应用迭代的机会。从历史上看，新技术的应用也始终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熊彼特、莫基尔的研究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时的发明创造并不比发明付诸实践的作用更大，硅谷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地带，与其将之称其为新技术的发明地，不如说是新技术的应用地。基于此，按照“双循环”理念来推动创新时，我们一定要把新技术的应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特别关注新技术的适应性，特别是一个国家拥抱新技术的意愿、能力和速度。 具体来说，新技术应用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基础，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这是我国最大的优势。2019年人均GDP已经达到1万美元，一些发达地区的人均GDP已经接近OECD国家的平均数，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最高水平的基础设施，所以，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说，我国已经完全达到深度参与和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产业技术经济门槛。 第二，制度环境。在金融、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企业的纵向流动性、建设更高标准、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等方面，我们尚有很大的作为空间。如何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营商环境，让国内各地区之间实现更加统一、更加透明、更加高水平的生产要素的流动，以此提升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是可以大有可为的。 第三，精神信念。“双循环”是一个过程，是一种方式，并不会必然带来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高质量的双循环。只有坚定信念，秉承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艰苦奋斗，才能逐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我没去过美国。过往工作期间，访问过十多个欠发达经济体，有机会上上下下了解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发展实况。一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继承了前殖民地时期的诸多遗产，却沦落到人民基本生活都难以为继的地步。背后的原因，很难一言以蔽之。幸福的国家总是相似的，失败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幸。持续大规模内乱消灭存量财富；国家政权掌握在政治强人手中，自绝于国际社会；攫取、而非包容性经济制度窒息增量财富创造；无视产权，动辄大规模调整所有权关系；人民缺乏教化，劳动创造财富的愿望淡漠；发展战略选择出现重大偏差，错失国际产业转移浪潮等等，国家失败的原因不一而足。 相关访问的目的是开展政策交流，提供政策咨询。基于中国经验，我总是认为，戒除以上不幸因素之后，任何国家，在一定发展水平上、一段时期内，实现某种幅度的经济增长并非不可企及，甚至谈不上是如何了不起的成就。外部输入资金、技术、市场资源，结合国内经有效微观激励约束机制调动起来的人力资源，国民经济总能沿着生产函数、增长方程指定的路径逐步发展起来。期间，增长的周期性波动、阶段性瓶颈当然会有，但那是经济运行层面的问题，不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点。 一 参与国际循环能实现追赶，但难以跨越 国际贸易理论对于开放的经济福利含义有明确阐述。要素禀赋差异、比较优势、规模经济、产业间产业内分工等，都构成开放的理由，都确定无疑有助于经济增长。这一过程的通常结果是双赢。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参与各方“赢的量”孰多孰少，是非对称的；不同产业链分工地位国家，对后来者实现追赶的主观感受及接受度，也有很大不同。 （一）国际循环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有所差别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除劳动力之外的生产要素更多体现为稀缺性，经济更多体现出短缺特征。对外开放如同拔去水位不同之连通器的塞子，稀缺要素得以流入后，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水平落差，没有理由不被缩小；该过程将一直持续到“落差势能”和要素流动“摩擦力”之间，达到某种平衡。 对于先进国家而言，生产要素更多体现为冗余，经济更多体现出过剩特征。冗余和过剩的输出很难确定边界。发达经济体在国家层面保持领先优势的意志，与微观层面企业逐利的动机必然冲突。最典型的案例，是过去几十年间日本汽车企业在华投资的决策演进：先是刻意保持在华企业技术水平与本国的代差；而后在欧美竞争下，不得不将更先进的车型投入中国市场。 大量生产要素的输出，终究不利于母国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就业岗位在全球的重新调整，以及财富在全球范围的重新分配。最终，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扩大到国内政治上难以接受的地步。这是最近一轮全球化遭遇挫折的主要原因。 （二）国际权力结构不允许逾越 不仅如此，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对外输出生产要素的过程，也是国际权力施展的过程。在战后至今的全球化历程中，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国际剥削，始终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从早期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有增长无发展、越增长越贫困”，到后来的血汗工厂、转移价格，再到通过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巧取豪夺，直至特朗普集团发动贸易战、科技战以来的公然明抢，国际权力格局对国际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或者说决定，越来越肆无忌惮。这种掠夺，可以理解为外围国家参与全球化经济循环的租金，也可以理解为中心国家维持其国际经济地位的手段。 如此一来，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通过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就有了新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即：参与国际循环可能让你过得更好，但你很难跨越阶层，更不能反超原主导者的地位。对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经济体而言，较低发展水平上，通过国际循环，一个历史时期内，能够实现总量增长，缩小与发达经济体落差，达成追赶（如，占美国经济总量的60%，人均万美元）。但关键位次的跨越，不是单纯开放所能实现的，必然受到现有国际权力格局的制约。国际大循环作为后发国家的追赶战略，不足以支撑国家复兴，回到历史巅峰位置。 以上逻辑有部分事实支撑。过往四十多年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全球人均GDP存在向正态分布集中的趋势，其中，中国和印度人均GDP水平向全球均值的接近，最为引人注目。但与此同时，大量人口距离发达经济体水平依然保持相当大差距，人均GDP分布左右两侧的尾部特征也没有明显变化。近年来，关于全球化收入分配效应的多数研究都有类似结论。 二 国内大循环不是要降低对外依存度 1987年，原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王建先生提出国际大循环理论。当前提出的国内大循环概念，只是修辞上与之存在对应关系，完全不意味着中国经济要从目前状态，退回到当年国际大循环理论所要改变的国内经济循环局面，新时代中国不可能退缩，回到被动“自力更生”轨道上。诛心地说，当前某些关于国内大循环，就是要降低对外依存度的解释或者暗示，如，能矿及零部件进口中断、制成品出口塌方等，要么是误解，要么是不怀好意。 （一）产业层面短期内没有降低对外依存度的可能 产业层面看，国内相当多行业不具备在没有外部原料零部件供给、没有外部市场需求条件下生存的能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投入产出表行业分类，在我国149个行业中，有36个行业的进口或出口依存度超过20%，某些行业的出口依存度甚至超过100%。 以降低进出口依存度为切入点考虑国内大循环，只能是缘木求鱼，或者至少要在短期内付出极大代价。必须看到，我国外贸国别分散度正不断提升。当前外部摩擦或者说对抗，主要发生在中美之间；而2019年，与美国贸易占我全部外贸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1.8%。近90%的外贸市场还在那儿，并且在不断发展。因此，提出国内大循环，绝不意味着中国贸易政策要有显著调整。中国仍应不放弃任何出口机会，不放弃任何进口可能，仅在少数领域迫不得已推进国产替代。 （二）总量层面没有降低对外依存度的必要 从总量层面看，2007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达到9.95%的峰值，此后开始下降。2011年以来，该比例一直稳定地低于3%，近年来，更是徘徊在1%不到的水平。可以说，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标已经充分实现。贸易依存度方面，2006年我国贸易依存度达到71.4%的峰值，之后也逐步回落到目前不到40%的水平。 以上行业及总量层面对外依存度的变化趋势表明：中国没有在产业层面迅速降低对外依存度的可能性；没有在总量层面进一步降低对外依存度的必要性；没有在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战略之间，做出非此即彼抉择的迫切性。 三 国内大循环的使命是谋求超越 在现有技术水平上，依靠国内要素增加供给、扩大内需，实现“哈罗德—多马式”经济规模扩张，在经济运行层面上有意义，但显然不是国内大循环政策的目标。举个未必恰当的例证，房地产和白酒行业，大体都是完美的内需主导、国内循环，都有蓬勃的扩张冲动。有意义吗？ 我更愿意从主动、进取，而不是被动、消极的角度，理解国内大循环。该循环是改变国际经济格局之所必须，是中国经济实现关键跨越之所必须，是国家复兴之所必须。其确立与否的标志，是中国能否在促进人类进步、改善人民福祉的创新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实现大规模生产制造，并将其成果为人民所共享。 在漫长的中国自然经济发展史上，某些领域曾有过类似循环，典型如瓷器、茶叶、丝绸等。这些产业有独特技术，能够大规模生产制造，首先覆盖广大国内市场，继而相当规模参与国际贸易。这一过程中，即便有外部要素参与其中，如青花染料输入、海洋贸易、茶马互市、白银中介等，但并不妨碍人们将这些产业发展视为中国传统经济文明的标志，并不妨碍据此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所谓朝贡贸易体系。 工业革命以来，围绕创新技术领域形成内生经济动力机制有四个要件。一是科学思想的突破。我们民族没有出现过艾萨克·牛顿爵士、门捷列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神一样存在的人物。迄今为止，基础数学、物理、化学对我们来说，主要体现为应试技巧，而不是思维方式。所幸划时代的科学进步是低频偶发事件，科学思想是开源的。民族性的科学启蒙缺失，并不成为内循环动力起源的障碍。 二是技术路线的形成。技术引进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而尽快关闭技术输出渠道，则是特朗普政府的主要政策。社会学研究的结论是，东方民族具有在器物层面上解决问题的天赋。当前的共识是，近年来中国在技术工程化领域有长足进步；产业化运用水平与西方的差距，显著小于研发储备。 三是大规模生产制造。科学思想的缺失，以及开创全新技术路线能力之不足，并不妨碍我们在大规模生产制造环节建立起了不起的竞争优势。国内工业门类齐全、主要工业品产能巨大、主要区域产业高度集聚，大规模生产制造的优势将保持相当长时期。 四是覆盖广阔国内外市场。超大规模市场以及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实现产品普及等，使得国内市场能够承担研发成本，支撑创新产业经济循环实现。未来需要做的是较大比例将收入分配向居民部门倾斜，同时缩小贫富差距，促进有支付能力、支付意愿的国内消费需求正常增长。 四 恢复建立包容性经济制度是关键 围绕创新领域打通国内大循环各环节的关键，是恢复建立包容性经济制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来存在“内卷化”的强大惯性。当前，在经历了农村土地承包、城市经济改革、外向型推进工业化、房地产带动城镇化这四轮浪潮席卷后，中国广大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正在迅速沉寂下来。庞大的政府财政性活动，以及人民围绕基本生存的物质循环，构成县域经济活动的几乎全部内容。背后原因，有民族性、文化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与近年来，市场主体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发展改革方向的认知含混、认同弱化密不可分。 我们注意到，在产权领域，土地、国有资本等基本要素改革推进迟缓，国有经济部门占有大量资源，效率低下，私人部门的“恒心”依然难以建立在“恒产”基础之上。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领域，不断复杂的社会管理内容，不断强化的社会控制需要，推动各级政府管理边界持续扩张，消耗大量财富。2018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此前没有过的增速逐季快速下行局面。这种短期变化，不是人口、技术等中长期慢变量所致；从外贸数据看，也与外部摩擦无甚关联。我理解，其根本原因在于：过往四十多年行之有效的微观激励机制不复正常运行，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经济三大增长发动机同时趋弱；面对多年积累下来的经济金融运行层面矛盾，根本性的、原理性的改革被搁置，更多试图采取行政化、指标化、理想化的政策举措加以解决。 疫情的短期重大冲击，某种程度上掩盖了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出现的系统性趋弱问题。如果没有重大改革重新整合要素资源，再叠加外部环境恶化，“十四五”期间经济增速，恐在原有中长期下行趋势基础上，明显再下台阶。 五 结语 对外依存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不是国内大循环是否居于主体地位的衡量标准。国内循环取得成功的标志，是能否主要基于国内要素供给，打通从科学到技术、到产业化、到消费普及的闭环。 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是融合，融合的前提是各个文明相对独立地发展，形成个性化、值得彼此借鉴的内容。否则，土豆和土豆交往，能碰撞出什么美味？国际循环发展的是共性，国内循环发展是个性。共性发展的结果是均衡，是不同文明发展水平差距的缩小。如果你希望超越、引领，只能从发展个性的渠道去实现。 过往几十年，没有哪个经济体像中国这样把对外开放提到如此之高地位，没有哪个经济体将开放“倒逼”改革作为如此之重要方略。难道我们这个国家失去了内生增长动力？失去了制度上自我修复、自我进化的能力？ 新的国际环境下，通过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大循环，实现追赶的空间在收窄。通过对内改革，主要依靠国内要素，在创新领域形成内生动力机制的必要性、紧迫性在上升。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恢复建立符合人性的、包容性的经济制度，从此维度推演，国内大循环的提法站得住脚。
8月28日，浦林成山（1809.HK）发布2020年中报。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浦林成山实现总收入约28.44亿元（人民币，单位下同），同比微降约1.0%；毛利约为6.06亿元，同比增长约9.9%；净利润约2.65亿元，同比增长约1.6%。 受今年疫情影响，轮胎行业无疑也是遭受重创的行业之一。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发酵，产业链受阻，消费需求受冲击，行业面临巨大考验。根据对全球排名靠前的10家轮胎企业的半年报数据统计来看，销售额均出现两位数的同比下滑，且下滑幅度均值在20%左右，此外，有8家出现亏损。国内方面，从目前所公布半年报的轮胎企业不完全统计来看，营收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且盈利分化较为明显。 相较之下，浦林成山在逆势之下取得这样的成绩，足见其作为国内头部企业的内在韧性之强。 进一步来看，营收实现平稳过渡得益于轮胎销量的稳增。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浦林成山销售轮胎626万条，同比增长3.1%。就产品组合而言，主营产品包括全钢胎、半钢胎和斜交胎，其中全钢胎是业绩增长主力。 报告期内，全钢子午线轮胎销售294万条，同比增长7.2%；相应收入22.37亿元，占总收入比例达78.7%。此外，半钢胎也实现了平稳增长。半钢子午线轮胎销售311万条，同比增长3.7%；相应收入5.42亿元，同比增长3.2%，占比19.1%。 （来源：公司2020年中报） 根据产品结构设计不同，轮胎一般分为子午线轮胎、斜交胎，其中子午线轮胎又可分为全钢胎及半钢胎。由于子午线胎更优良的性能，子午化率渗透提升持续，其最终替代斜交胎已成必然趋势。 根据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统计，2004至2014年，10年间国内子午线轮胎渗透率从52%已经提升至90%，这点与浦林成山的产品结构及增长趋势也是相匹配的。2020年上半年，公司子午线轮胎销量占比高达97%，收入占比达98%，且2018H1至2020年H1销量持续上涨。 配套市场销量实现双位数增长，全钢胎替换市占率获进一步提升 从渠道角度来看，浦林成山主要包括国内配套（厂商）、国内替换（经销商）以及国际（经销商）、贴牌四类，其中国内替换是最主要的增收渠道。以收入计，国内替换、国内配套及国际分部的差距在逐步缩小，结构趋于均衡。 （来源：公司2020年中报） 轮胎市场的需求主要由替换市场创造，浦林成山在国内全钢子午线轮胎替换市场拥有较高渗透率。尽管受疫情影响，今年上半年国内替换市场总销量有所下降，但全钢胎替换市占率获得进一步提升。财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新开发国内经销商19家，新增达标五星级店143家。截至2020年6月末，达标五星级店519家，五星级店客户累计贡献约占本集团国内全钢替换市场总销量的34%。 作为公司的第二大创收渠道，国内配套市场增长最为亮眼。财报显示，2020年上半年，浦林成山国内配套销售收入约8.82亿元，同比增长29%。财报指出，这得益于二季度国内汽车制造商需求的迅速复苏，汽车制造商渠道的销量同比增幅显著。进一步来看，背后是浦林成山强大的配套体系作支撑。 据了解，目前公司已成为国内30多家大型汽车制造商的主流供应商，在2019年成功成为北汽戴姆勒、东风随专、长城汽车等汽车制造商的供应商，至此国内销量前十名商用车主机厂已全部进入配套体系。 值得留意的是，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浦林成山开始向比亚迪提供新能源商用车合作配套，并与江淮汽车开始新车型开发配套，有望进一步把握新能源车的增长红利。 在国际市场方面，今年上半年，在疫情席卷全球背景下，公司仍实现了销量逆势增长，实为难得，这得益于其在海外市场业务较为广泛且均衡的分布。 （来源：公司2020年中报） 公司表示，在2020年3月下旬面临海外疫情爆发时，浦林成山及时增加对疫情影响较小的非洲和拉美等市场的销售，全力开拓新市场新客户，提高品牌影响力，并新开发海外经销商31家。 此外，公司也表示将稳步拓展北美市场，销售渠道的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泰国生产基地下半年的销售奠定了基础。 销量增长及原材价格下降驱动盈利提升，行业涨价望提升盈利扩大预期 回归盈利能力来看，逆势上涨主要受销量增长及原材料价格下降所致。据财报测算，今年上半年，公司整体毛利率为21.3%，较去年同期提升2.1个百分点。 近日，行业更是迎来利好消息，国内轮胎厂商纷纷宣布提价。据财华社统计，截至8月27日，国内累计超过10家轮胎企业宣布涨价，对各企业部分轮胎产品调高价格，乘用车和卡客车轮胎都有涉及，涨价幅度在1%-5%之间。 不难预见的是，行业集体涨价潮之下，浦林成山在此基础上有望进一步扩大盈利能力。 海外产能释放望助推盈利进一步提升，产能扩张继续攀升新台阶 为了更好的打开海外市场，近年来，国内轮胎企业掀起海外产能布局潮，且集中于泰国和越南，这除了可以规避国际贸易壁垒，由于轮胎的主要原材料集中于东南亚，还可以降低原料、用工以及物流成本，实现更好的产业链拓展，以及更快速的抢占市场。 浦林成山也不例外。财报显示，浦林成山的第一座海外工厂——泰国工厂也如期投产。工厂建设进度整体符合预期，一期项目的土建、设备安装和调试工作基本完成，全钢胎于2020年3月25日下线，半钢胎于2020年4月18日下线，并完成接近100余个产品的试产、30个产品的投产。 据此前预期，该工厂建成之后，生产效率将提升20%，生产周期将缩短20%，工作效率将提高40%，原材料浪费将减少80%，并将大大增加公司对外销售规模。同时，根据国内轮胎企业泰国和国内工厂的盈利对比，泰国工厂大幅领先，这都预示着浦林成山泰国工厂下半年有望助推公司毛利率的进一步提升。 同时，北美全钢产品和半钢产品也正在按计划有序投产，北美市场35款全钢产品、175款半钢产品将在下半年形成批量生产、销售，预计于2020年年底发挥最大产能。 在此基础上，公司仍在积极布局海外与国内产能计划。今年下半年，公司还将启动泰国轮胎生产基地二期全钢120万条建设项目，并计划于2021年8月底陆续完成设备安装，预计其后4个月内发挥最大产能。 此外，结合当前产能及未来轮胎需求情况，浦林成山拟实施中国工厂扩产计划，将新增全钢子午线轮胎年产能105万条及半钢子午线轮胎年产能280万条，将于2020年下半年至2021年实施。 结语 今年，全球轮胎行业都面临着极大的考验，行业洗牌将加速，这对于像浦林成山这样稳健的头部公司而言，从长期而言更是做大做强的机会。 得益于在轮胎行业长期的深耕积累及在产品、市场多元化的布局优势，公司的业务在“黑天鹅”之下展现出显著的强韧性。 进一步来看，受海外产能释放、渠道扩张及与主机厂配套加深、产品提价等因素共同驱动下，公司下半年增长确定性及弹性兼具。
加快形成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提高国家经济金融的安全性或柔韧性，首先是要立足于本国市场，其次是扩大内需要惠及世界，再次是避免对外形成过度依赖。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从持久战的角度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同时，还强调推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做到五个“必须”，其中两个“必须”是：必须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必须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 8月24日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下称“‘8·24’座谈会”）重申，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并强调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这两次会议提及的“安全”不是指领土、生命及政权等传统国家安全，而是指非传统的经济和金融安全。促进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是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重要保证。 内外均衡协调发展是经济韧性强劲的重要反映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998年初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首次提出扩大内需政策。2002年底十六大明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2012年底十八大进一步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国逐渐形成了“外需不行内需补、内需不行外需补”的内外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经济增长动力更加多元，增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给了我们承受和抵御各种内外部风险冲击的信心和底气。如去年，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但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增强，全年实现了6%以上的增长。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又是因为投资和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重新转正，抵消了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拖累。 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解读为经济发展的“内卷化”或“自循环”，显然是断章取义。我国在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中，国内国际“双循环”培育和发展了新优势。人为切断内外经济循环，不仅是走回头路，更是自断其臂。 过去，我国主要以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方式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形成了“你买我商品、我买你国债”的外循环格局。现在，开放型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的新时代。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要素禀赋的变化，“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客观上此消彼长。而且，随着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开放与国际经贸规则逐步接轨，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将会更加紧密。开放的“双循环”将支持我国以“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新定位，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利用开放的“双循环”积极应对外部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拥抱全球化，经贸关系成为我国对外关系“压舱石”、“稳定器”。“8·24”座谈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我国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国际需求不振、关键零部件断供、贸易壁垒增加、对外投融资受限、海外资产安全缺乏保障等，正成为我国经济“外循环”的痛点和堵点。 中央审时度势，确立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是降低零和乃至负和博弈思维下，我国经济被脱钩乃至拖入新冷战风险的重大部署。 二战之后，因为形成北约同华约组织对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同经互会对立的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全球经历了长达四十多年的东西方冷战。然而，经历四十余载的相互开放，中外经济金融深度融合，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就连美国最鹰派的政客也不得不承认，对中国发起冷战、脱钩的难度远大于从前。 如果基于客观数据，而不是政客言论，尽管两国关系风波不断，但中美经贸联系在某些方面却是更加紧密。在政客鼓吹制造业回流、与中国脱钩的同时，美国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却在加快布局中国市场，增加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即便是美国政府不断升级对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封杀，也受到了来自美国公司越来越大的阻力。况且，美国单方面的技术封锁，除了倒逼中国公司加快自主创新外，还可能将市场对其他外国公司拱手相让。 加快形成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提高国家经济金融的安全性或柔韧性，首先是要立足于本国市场。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产业门类齐全、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城镇化、都市圈建设还有较大潜力，扩大内需不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流行、世界经济衰退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战略。 为此，一要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掌握发展的主动权。要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二要坚持创新发展，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掌握创新的主动权。要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三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加快完善安全发展体制机制，补齐相关短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同时，要在开放过程中，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积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其次是扩大内需要惠及世界。7月21日企业家座谈会和8月24日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均提及，必须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可见，扩大内需在开放的“双循环”背景下乃是“一石二鸟”。 我国疫情防控有效，支持了全产业链供应链复工复产复市。这在逆全球化浪潮中，进一步促使中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和产品销售的热土。如美国投行摩根士丹利最新编制的“跨国企业中国情绪指数”大幅反弹到2018年以来的高点，反映了跨国企业对中国经济前景和消费市场的信心强劲回升。再如全球管理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集团6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全球奢侈品行业的跌幅预计在25%至45%之间，但中国市场不仅有可能追平年初因为疫情造成的损失，还有可能逆势增长10%。正因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在经贸摩擦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冲击下，才没有显著发生政客们鼓吹的脱钩现象。 再次是避免对外形成过度依赖。如面对中概股退市的威胁，我国加快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和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支持中概股回归，就是有力的化解手段。同时，也可以弥补当年阿里、腾讯等创新企业经营在中国，融资却在境外，境内投资者错失高成长企业红利的遗憾。更长远地看，推进资本要素配置市场化体制机制改革，满足中长期投融资需求，还有助于降低对外资的依赖，减少货币错配风险，是我国应对全球货币宽松背景下热钱流入冲击的“先手棋”。 再如，为避免被境外卡脖子的风险，除了自主创新或自给自足外，还应该形成多元化、分散化的海外渠道，以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弹性。当年，日本正是由于对海外出口市场依赖过大，导致处处受制于人，在经贸摩擦中步步退让，最终以经济停滞、金融战败收场。
近日，招商工业旗下招商局金陵鼎衡船舶(扬州)有限公司(扬州金陵)与国内船东惠州华亿荣盛船务有限公司签订的2艘7490吨不锈钢化学品船订单正式生效，该订单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签订的首个国内订单，同时也是扬州金陵签订的第三个国内订单。 该船型长119.88米，型宽18米，型深9.6米，设计吃水6.65米，共设置12个液货舱，货舱采用2205双相不锈钢，可满足多种货运需求，入级中国船级社，挂中国旗。 惠州华亿荣盛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主营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成品油船、化学品船运输，国内货运代理，经济信息咨询，船舶管理，安全与防污染管理的公司。惠州华亿荣盛现有船舶11艘，其中自有船舶10艘，期租船舶1艘，经营业务广泛，船队运营高效。 惠州华亿荣盛原计划2020年春节后确认签约并开工，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导致该项目搁浅，随着全国范围内疫情逐步缓解，船东立即启动该项目前期考察工作，总计走访考察了数十家船厂。其中，扬州金陵凭借丰富的化学品船建造经验和业绩、成熟的不锈钢工艺、流程化的生产建造、精细化的管理在一众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船东当下决定与扬州金陵直接进入合同谈判阶段，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船东、船厂、设计院高效运转，协同合作，快速地完成了技术、商务谈判，合同签订，从而顺利保证了船东在运力指标有效期内让项目落地。 该项目的顺利签约是扬州金陵开拓国内市场的又一次成功尝试，为后续国内市场项目的承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是扬州金陵经营接单贯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家战略的一次具体实践。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孙文剑在27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7月份全国完成交通的投资3458亿元，同比增长26.7％，增速较6月加快6.4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实现正增长。 此外，国内的客运恢复近六成。孙文剑介绍，7月份完成营业性客运量8.9亿人次，恢复至去年同期的57.9％，恢复程度较6月提高了1.7个百分点。
璞泰来8月27日在互动平台回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公司负极材料业务出货量为同期国内人造石墨出货量第一位，公司涂覆隔膜及加工出货量处于国内湿法隔膜出货量的领先地位。随着国内国外新能源产业扶植力度的持续提升，公司将通过定向增发募集资金等方式逐步加大产能扩充，以满足未来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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