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奥康国际新战略发布暨32周年庆活动在温州隆重举行。当日，奥康国际相继发布数字化、产品、人才、品牌形象等多项战略，旨在诠释品牌在“后疫情时代”，及鞋类制造业的智能升级中，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驱动蜕变。 奥康国际董事长王振滔表示，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公司要进行战略重构，打造“产品型”、“平台型”、“生态型”新奥康，以用户为中心，重构人、货、场，挖掘新价值，打造新产品，发现新渠道。 奥康国际在活动现场正式对外宣布跨界联名迪斯尼全球超级IP“漫威”英雄，现场还发布“钢铁侠”、“蜘蛛侠”、“黑豹”、“复联”拉杆箱等多款联名产品，其从细节刻画到整体形象，都完美的融合了年轻文化与潮流时尚。 近年来，奥康国际愈发注重时尚化、年轻化的产品设计，为了更贴合年轻消费者的需求，除与“漫威”跨界联名外，此前还联袂《时尚大师》故宫大秀、与人民日报缔造“国潮”，“精灵宝可梦”童趣回归，打破“次元壁”，与年轻站在一起。 “如今市场已经从品牌主权时代进入到了的消费主权时代，未来零售业将会进入以产品品质和用户体验为核心的时代。”王振滔表示：“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功能性需求将会是行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领先半步就能步步领先，谁能掌握精准洞悉，就能更好的抢占市场先机。” 中国皮革协会理事长李玉中在活动开场演讲时也表示：“只有主动拥抱消费新市场，积极应变才是鞋业攻坚克难、逆势而生的关键秘诀。” 奥康国际品牌新形象5.0版亦在活动上正式发布，此次新形象，围绕“梦想的阶梯”为核心设计理念展开。新形象整体如即将起飞的翅膀，象征着奥康国际在新时代，插上数字化转型的翅膀，在“梦想的阶梯”上稳步前行。 据悉，为保证奥康国际新数字化的顺利落地，前台后台中台的信息化建设全域打通，奥康国际特发布“百万年薪，亿元激励”全球精英求贤令旨在纳才引才聚才。本次纳贤活动，奥康国际将重金聘请新零售运营中心总监、鞋业研究院院长、用户研究中心总监、男/女鞋首席设计师、数据运营中心总架构师等中高层重要管理岗位。 “人才工程将是奥康实现战略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我们最大的可增值资源。因此，我们真诚地面向全球广发‘英雄令’，真切希望栽下梧桐树，引得金凰来。”王振滔如是说道。 王振滔表示：“疫情之后，许多企业出现困难，许多优秀人才被迫流失，针对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我认为这不应仅仅只是政府的责任，除制定下发一系列吸纳、引进、留住人才的办法和措施外，对企业来说同样义不容辞，奥康作为行业龙头，理应积极发挥企业社会责任，缓解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阿根廷与国际债权人达成债务重组协议 在经历数月谈判后，阿根廷政府4日发布公报，宣布与国际债权人达成近700亿美元债务重组协议。 今年4月，阿根廷政府表示无力支付一笔总额约5亿美元的债券利息，在30天宽限期后，理论上已经“技术性违约”。 公报说，该笔债务三大主要债权人均已与阿政府达成协议，将给予阿根廷大量债务减免，其他一些小型债权人也接受了这一方案。 公报说，新协议对部分重组后债务的付款日期进行了调整，但不会增加阿根廷需要承担的本金和利息的总额。 阿政府最初公布的债务重组方案包括削减债务本金和利息、给予偿债三年宽限期等。7月5日，阿政府对债务重组条件作出让步，承诺将偿债三年宽限期调整为一年，增加期限较短的新型债券等。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4日表示，在新冠疫情和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背景下，阿根廷解决了债务偿还问题。达成债务重组协议将为阿根廷在今后十年中减少约330亿美元债务，为阿根廷经济发展扫清了障碍。 分析人士表示，阿根廷有望借此避免陷入债务违约，打破债务问题带来的经济恶性循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教授奥拉西奥·罗韦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改变付款条件等方式，阿根廷获得债权方支持，保持阿根廷债务可持续性。 在罗韦利看来，协议为阿根廷走出技术性债务违约困境提供了条件。他表示，如能解决长久困扰阿根廷经济发展的债务问题，阿根廷政府在宏观政策调控中将获得更多空间和回旋余地。 罗韦利说，缓解债务问题有助于提升金融市场信心，稳定阿根廷比索汇率，稳定商品和服务价格，提升居民收入水平。 阿根廷经济学家古斯塔沃·内法认为，协议成功达成，消除短期内阿根廷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提升宏观经济稳定性，能够推动阿根廷外汇储备水平逐步恢复，也意味着国际信贷市场仍对阿根廷敞开大门。 不过，内法表示，协议并不意味着阿根廷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债务问题。他说，阿根廷金融体系仍然十分脆弱，仍需继续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磋商相关债务问题，恢复投资市场信心，仍需要下很大功夫。 IMF此前派专业团队审查阿根廷债务状况，认定阿根廷公共债务“不可持续”，需债务重组。在阿根廷与国际债权方达成协议后，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第一时间向费尔南德斯表达祝贺，称“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国际金价首破2000美元/盎司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杜雨萌 似是意料之中，却又在预期之外。8月4日晚间，国际金价一路狂飙并突破2000美元/盎司关口，不仅续刷记录，这也是国际金价史上首次突破这一整数关口。截至8月5日15时，国际金价报2036.38美元/盎司。 领秀财经首席分析师张冠军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首先用了“见证历史”这四个字，表达出对此次国际金价创新高的激动心情。 在张冠军看来，支撑此次国际金价上涨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延续，即无限量化宽松带来的大宗商品“被迫贬值”后的又一次“被动提价”，叠加美元指数的快速下行，与其有明显负相关关系的国际金价自然得到提振；此外，避险情绪的升温亦进一步助涨了国际金价走高。 从年内来看，截至目前，国际金价较年初的1518.25美元/盎司已累计上涨518.13美元/盎司；若按3月16日触及的年内最低点1450.98美元/盎司计算，当前的国际金价较最低点已累计上涨585.40美元/盎司。 如果仅从趋势上看，本轮国际金价在7月份迎来加速上涨期。国际金价在7月17日至7月27日期间迎来七连涨，累计上涨155.9美元/盎司，尤其是7月27日，国际金价以1964.8美元/盎司突破2011年所创下的1921.18美元/盎司过往历史高点。 中银国际期货分析师刘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整体上看，国际金价自3月份的剧烈波动后，目前已连续几个月上涨，同时创下连续八周的上涨记录，而支撑如此巨大的涨幅，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疫情在全球肆虐导致全球经济长期放缓的担忧推动黄金上涨；二是在欧美央行相继推出大规模货币宽松的背景下，实际利率趋低或转负，美元走弱以及通胀预期上升等因素为国际金价提供支撑；三是投资者持续买入的黄金实物以及黄金ETF，也是支撑国际金价走高的一个中长期因素。 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最新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黄金ETF的总流入量达到734吨，超过2009年创下的年度流入高点646吨纪录，至此，全球黄金ETF总持仓量升至3621吨。然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今年全球金饰需求、金条与金币投资需求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疲软。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球金饰需求同比下滑46%至572吨，金条与金币需求同比减少17%至397吨。 世界黄金协会市场信息咨询部人士称，今年疫情为黄金投资创造了一场“完美风暴”，即史无前例的流动性注入和创纪录的低利率大幅降低了黄金的持有成本，随着全球黄金ETF流入量达到历史高点，也见证着今年国际金价的飙升，但相比之下，全球黄金消费需求则在上半年遭受了疫情的猛烈冲击。展望未来，预计全球黄金市场的消费需求可能仍将低迷，但持续的不确定性和疫情进一步的蔓延，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内黄金的避险优势将继续吸引投资者。 事实上，随着国际金价此次一举突破2000美元/盎司，对投资者来说，最为关心的莫过于后市走势。 在刘超看来，目前国际金价突破关键点位2000美元/盎司关口，进一步上行的趋势已经明朗，即便近期国际金价涨势过猛且缺乏调整，甚至出现超买信号，致使短线存在回调风险，但综合美元疲软以及全球经济复苏受阻等情况来看，预计后续的调整幅度较为有限。 张冠军称，如果从短期来看，国际金价预期是要进行震荡整理的，毕竟面临着前所未见的历史高点，需要进一步沉淀筹码，预计短线行情会有小幅震荡。而从中长期来看，在美联储不改变其无限量化宽松的政策条件下，继续看涨。
8月6日，中芯国际登陆科创板后首次发布财报，营收和净利润都实现了增长，并且双双创下新高。 在2020年第二季度中，中芯国际销售收入达9.38亿美元，同比增长18.7%；归母净利润为1.38亿美元，同比增长644.2%，创下单季新高；毛利2.48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64.5%，毛利率为26.5%。 中芯国际联合首席执行官赵海军和梁孟松指出，尽管宏观环境仍在变化，但芯片需求依然强劲。第二季度成熟技术应用平台需求旺盛，消费电子类收入增长显著，先进工艺业务稳步推进。公司产能利用率维持高位，扩充产能将逐步释放，预计第三季度营收持续成长。 同时，中芯国际在加速产能的扩张，将今年的资本支出从43亿美元上调到了67亿美元。在8月7日的业绩说明会上，中芯国际的高管们就谈道，资金一方面用于先进工艺建设，另一方面是成熟工艺扩产，“现在设备采购都是按照需求正常采购，预计14纳米月产能将在年底达到1.5万片，8英寸晶圆每月增加3万片，12英寸晶圆每月增加2万片。” 此外，对于美国禁令的影响，梁孟松表示：“我们绝对遵守国际规章，会有很多其他的客户准备进入我们有限的产能的生产里面，所以影响应该是可以控制的。” 建厂扩产进行时 首先来拆解一下二季度收入构成，从应用看，通讯产品营收占比最高，为46.9%，其次为消费类产品，占比36.9%，这两个领域占据了83%以上的营收。细化到晶圆收入方面，收入占比最高的前三名分别是0.15/0.18微米（33%）、55/65纳米（30%）、40/45纳米（15.4%），最受关注的14/28纳米占比9.1%。 梁孟松指出，14纳米产品由4G移动通讯拓展到人工智能、物联网、汽车等应用平台，居家办公普及也带动平台应用，中芯国际的下一代平台正处于客户产品验证阶段，“14纳米的机会很大，4G移动端开始，再延伸到射频芯片、WIFI6的手机芯片等，商机很大，我们有信心可以填满产能”。 财报显示，中芯国际的产能利用率也得到提升，第二季度产能利用率为98.6%，第一季度为98.5%，2019年第二季度为91.1%。 不过，相比台积电等大厂，中芯国际的产能并不算大。目前产能紧张，中芯国际还在继续扩大28纳米、14纳米等多种工艺的产能，近期就在北京投资28纳米及以上的工厂，上海的14纳米继续产能爬坡。 关于北京新工厂，中芯国际CFO高永岗介绍道：“北京计划建设新工厂，主要还是基于我们对市场的思考和分析。在成熟工艺上市场需求巨大，不止是28纳米，也包括40/45纳米、55/65纳米等很多工艺节点。北京已经有3个成熟的12英寸厂，拥有成熟的团队，坚实的客户，这是前提和基础。” 他还表示：“北京公司已经摸索出了一条路，通过多节点的产品运行，能够使得公司的运营良好，我们不会建立单节点的工厂，而是沿用原先成功的模式。集成电路实际上是历史积累的，北京老厂做了10多年才盈利，老厂带新厂，一家晶圆代工厂一般需要20年后才真正起飞。中芯国际刚好成立20周年，新厂不会像以前历史上那么困难了。” 高永岗也强调，各个方面的需求缺口都很大，不仅仅是28纳米有需求，也不是简单的逻辑电路有需求，还有很多细分领域的需求。 比如，0.15/0.18微米由于5G到来，应用需求特别大，指纹识别和照相机部分都需要0.18微米的部分，需求缺口很大。而这一方面中芯国际客户在市场上的盈利很高，也带动了中芯国际的收益上涨，接下来中芯国际还将积极做产品布局优化。 光大证券报告指出，中芯国际收入端有望快速增长，然而先进制程投入、产能扩张导致盈利短期内难以改善，预计2020-2022年净利润同比变化率分别为-16%、-41%、7%。 美国禁令和国产化 除了产能和先进制程，外界也十分关注美国新的管制措施对于中芯国际的影响。尤其是客户华为海思，由于美国的禁令，海思的芯片供应受到影响。而原先，比如在14纳米方面，华为这样的强大客户可以帮助中芯国际提升良率、提供需求，从而更好地成长。但是现在，若华为受限，中芯国际将如何应对？ 按照梁孟松在业绩会问答环节的回答，中芯国际认为影响是可以控制的，“先进制程的开发是需要一个伙伴客户，制程定义，量产学习曲线，未来需求都会带来非常大的助力，这个方面如果有所改变，可以找替代方案。把完整技术开发要分成很多段，由很多不同客户担当不同任务，我们可以克服这些挑战。对于先进工艺开发和需求都表示乐观。”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中芯国际作为产业龙头，对于中国半导体产业乃至科技圈，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产业链需要自主可控的大背景下，中芯国际承载着重大科技创新的希望。然而，现下受逆全球化冲击，中芯国际遇到了企业成长路上的大考。” 在他看来：“基于理性战略选择，市场不必期待中芯国际开启疯狂追赶模式，不必渴望在短期内突破7/5纳米以下工艺。中芯国际14纳米FinFET代工的移动芯片，实现了规模化量产和商业化。这个工艺可以支持5G芯片发展，除了手机等移动终端，能够让产业维持一段时间。在没有7/5纳米等最先进工艺的8-10年内，国产芯片产业如何破局？就是集中资源办大事。” 近期国务院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也是对进一步大力支持集成电路、半导体、芯片、软件信息在内的产业公司，利好中芯国际、华虹等龙头晶圆代工企业。 此外，谈及国产12英寸量产、半导体产业链国产化的话题时，赵海军表示：“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和亚洲半导体生态都越来越强，就近互相反应、快速支持是一个趋势。现在中国规模还是较小，但是主要的公司都上市了，有了很多财务支持，投入研发，后续我们是看好的，建立生态需要时间。” 他也强调，中芯国际是一个国际公司，没有倾向性地只用某一家设备，“我们要快速建立规模，对于在地的生产也欢迎，这样可以保证生产链不中断。但是产业的追随者并不是一天就可以取代领导者的，中芯国际也欢迎国外的龙头企业来中国建厂，建立更加稳固的供应链。”
最近一段时间，如果问中国资本市场有哪家公司最受人瞩目的话，中芯国际(行情688981,诊股)无疑是其中的翘楚，18天时间创造历史的过会速度，六千亿的超高市值，350倍的市盈率，这些超高的数字都集中在一家公司身上，然而最近媒体却曝出中芯国际的留人难难题，这件事我们到底该怎么看？中芯国际为什么会人一挖就走？ 一、成“芯片培训班”的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回 A 之路创下多项科创板记录。从受理到过会，仅用时 19 天，堪称 " 闪电过会 "，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上市仅用 45 天；7 月 16 日，中芯国际上市首日，开盘价 95 元 / 股，较发行价上涨 245.96%，市值高达 6780 亿元，这是 A 股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 IPO ；本次共募集资金总额最多达 532 亿元，是妥妥的 " 募资王 "。 中芯国际是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芯片制造企业，是内地第一家提供 14 纳米技术节点的晶圆代工厂。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仅有 4 家晶圆代工企业有技术能力提供 14 纳米技术节点。 技术型 CEO 梁孟松带领团队仅用了 298 天就实现了 14 纳米量产，这项技术突破改变了以往中芯国际与台积电之间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并将差距缩小到了 2-3 代。 据悉，中芯国际目前有研发人员 2530 人，硕士及博士人员占比为 20.52%。2019 年投入 研发费用为 47.44 亿元，约为台积电 1/5；招股书显示，2019 年中芯国际营收 31.16 美元， 约为台积电 1/10；净利润 2.35 亿美元，约为台积电 1/50；毛利率为 20.83%，约为台积电 1/2。 中芯国际的 IPO《招股书》披露的数据显示，该公司 2019 年研发人员的平均薪酬为 36.7 万元。同年，中芯国际员工薪酬的中位数是 38.3 万元。 然而就在这些数据的背后还有中芯国际过高的人员流失速度，据中芯国际《2018 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据，2018 年中芯国际员工流失率 22%，约是行业平均水平的 1.3 倍，其中上海、北京、深圳工厂的员工流失率分别占 52.2%、25.7%。11.7%，是流失率最高的前三大城市。 而台积电在当年的主动离职率仅为 4.8%，中芯国际比它高出 5 倍。在 2015-2019 年，台积电的离职率也稳定在 5% 以下。由于跳槽率居高不下，中芯国际被调侃是 " 黄埔军校 "、" 培训基地 " ——为行业培养了很多芯片人才，为他人 " 做嫁衣 "。中芯国际的员工 " 一挖就能挖走 "。进来一大批毕业生，干不到一年就不剩几个，超过三年的少之又少，有能耐的基本都跳槽了，甚至出现过成建制的跳槽情形。 那么，作为中国最有名上市公司的中芯国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二、中芯国际的人员管理到底怎么回事？ 说实在，中芯国际面临着这样的人员管理危机也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甚至于是中国很多科研型企业的长期现状，这件事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呢？最近，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本·霍洛维茨的新书《你所做即你所是》上市，给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员工频繁离职事件背后的问题。 首先，我们先说客观原因，一个企业经营不好待遇不好的确是企业留不住人的核心问题，我们看到中芯国际的营收只有行业龙头台积电的十分之一，而净利润只有台积电的五十分之一，众所周知，在互联网产业内一直有一个说法，老大吃肉，老二喝汤，老三老四基本上连渣滓都不剩，而中芯国际的问题其实就是类似的，台积电、三星已经占据了整个产业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中芯国际虽然被给予厚望但是实际上却处于产业链的弱势地位。 就以薪酬来看，中芯国际的人员薪酬中位数是38.3万元，台积电招聘的应届毕业生基本上都有五十万以上的年薪，干上几年拿到薪酬%2B股权的分红一年两百万基本上不是问题，如果做到领导了一年几百万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即使跳槽去了一些较小的企业或者其他产业方，实现收入翻倍也都是有意希望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加上原先中芯国际的一些有吸引力的条件，比如说低价购房、上中芯国际私立学校等等也都逐渐难以满足企业增值的需要，最终让中芯国际成为了一个尴尬的“芯片产业培训基地”。 其次，我们再来说主观的问题，这就是霍洛维茨在《你所做即你所是》一书中反复强调的企业文化问题了，我们仔细分析中芯国际，其实这是一家不洋不土的公司，我们仔细研究中芯国际的发展历程就能看到，这家公司的发展历程中有一个特点非常显著，这就是领导人的更迭非常频繁，这就不到2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芯国际就经历了4任董事长、5轮CEO，每次大规模的企业人事变动都引发了中芯国际人事的动荡，最重要的是中芯国际内部形成了台湾系、海归系、本土系等众多派别，而且大量的人事波动带来了整个企业文化的稳定性极差。最终的结果就是中芯国际想学外企去没有外企的核心，想当民企却没有民企的稳定性，想当互联网公司却有着体制内的各种官僚主义，最终的结果就是整个企业的文化极为诡异，是一种四不像的文化。 霍洛维茨在《你所做即你所是》一书中强调，企业要想真正实现用文化留人就必须要做你自己，但是这一点其实非常知易行难，在中芯国际的发展过程中，其不断地在学习在模仿，模仿了美国、韩国、以及中国台湾，但是却失去了真实的自己，想要以某个成功者为榜样，但是却没能真正领会到榜样的思想，也没能切实采纳榜样的做法，其实对于任何一家企业来说，必须要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号召下的企业领导是相对稳定的，只有这样才能在文化上形成一个让员工有奔头和感觉的文化体系。与此同时，中芯国际原本有着比较好的文化，这就是善待员工，比如说在创立早期，中芯国际的员工可以拥有购房优惠、上中芯私立学校等福利，但是最后这些福利成为了某些人的专利，而企业善待员工却没能做下去，让员工拿着菲薄的薪水干着比别人还多的活，员工无心留在企业也就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如今，中芯国际已经实现了科创板上市，能不能真正沉下心来做企业软实力，就看中芯国际自己了。
时间化作数字，数字的集合化作历史，历史中的鲜明节点化作里程碑永远被记住。 比如1976年，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首次访华。1979年12月，中新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贸易协定。1990年10月，中国与新加坡正式建交。紧随其后，1993年，星展银行在北京设立驻华办事处。2007年5月，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下称“星展中国” ）以星展银行子公司身份，成为新加坡银行中的第一家，也是外资银行中首批在中国本土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 时光荏苒，2020年已然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建交30周年，星展银行也迈入进驻中国的第27个年头。30年间，中新之间已成立中新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开展包括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国家级双边合作项目广州知识城，设立了包括上海、浙江、广东、江苏等在内的8个省级合作理事会。 27年间星展中国步履不停，不仅成为第一家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结算代理人资格的新加坡银行，进入到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还成为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中唯一一家境外存款银行。 卅载光阴弹指过，星展中国首席执行官、行长葛甘牛感慨道，他自己在星展中国的八年恰恰见证了星展银行把握历史机遇，积极参与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新建交三十年，新的篇章即将翻开，星展银行作为新加坡乃至东盟地区最大的银行，将继续推动中新、沪新金融合作，为“一带一路”项目和“陆海新通道”带来动能。 深度助力中新互联互通 2013年，中国发出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得到了迅速响应，亚欧非大陆及沿线各国逐步开启互联互通。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将西部陆海新通道定位为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通道，连接“一带”和“一路”的陆海联动通道，支撑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陆海贸易通道。新加坡不仅是最早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之一，也是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 2020年，中国已经连续6年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新加坡也连续蝉联中国最大外资来源国的地位。今年一季度，东盟首次取代欧盟，成为中国出口第一的所在地，而新加坡正是东盟最重要的贸易服务金融枢纽。 作为新加坡最大的银行，星展银行一直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和陆海新通道的建设。葛甘牛直言，不论是“一带一路”沿线项目还是依托陆海新通道实现产业升级的企业，想要获得长足发展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不仅需要各地政府支持，还需提高项目自身的商业化价值，而拓展和分散资金的来源更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一开始主要是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国有银行来支持这些项目，随着‘一带一路’沿线项目不断扩展和深入，需要吸引更多国际资金的参与，比如国际银行和国际投资基金等。” 葛甘牛分析称，目前“一带一路”沿线项目的外资参与度达到23%，该比例虽已超预期，但依旧有上升空间。未来通过多渠道开拓国际资金是发展方向之一。 早在2016年，星展中国就牵头发行了“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下多个境外债券。其中包括为重庆西部现代物流产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发行10亿元3年期美元狮城债；助力重庆粮食集团首次在国际市场发行10亿元人民币债券；助力隆鑫控股在国际市场发行8亿元人民币债券等。 葛甘牛称，重庆地处长江黄金水道，连接长江经济带、华南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的沿线城市，也是渝新欧铁路的起点，是中国与欧洲、东盟的重要窗口。一直以来，重庆与新加坡经贸往来密切，新加坡是重庆第一大投资来源国，重庆的发展对西部地区、东盟地区，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 “在中新（重庆）合作项目中，星展中国充分利用自身资源网络，将外资行的跨境业务优势发挥到最大。既帮助了中国企业与国际资本市场无缝衔接，也让国际投资者了解接触到高质量的中国企业。”葛甘牛表示，该项目下共实现117单跨境融资，星展银行参与了其中的49单，占比超40%，总金额达到约113亿美元。 积极参与中国金融改革开放 “护航”中国企业走出去、将世界各地的企业引进来、加深本土化建设，这是葛甘牛给星展中国定下的三个战略发展方向。近年来，星展中国不断深化和地区金融机构的合作关系，积极帮助中国企业海外融资，参与跨境人民币支付，推动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 公开资料显示，星展中国是第一家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结算代理人资格的新加坡银行。葛甘牛直言，获得这一资格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到目前为止，国际投资者在中国债券市场的占有率大约只有3%，对于一个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债券市场而言，国际参与度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 “像星展中国这样的外资法人银行，肩负着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者参与中国债券市场的职责。”葛甘牛表示，这个牌照有助于引导国际债券投资者“看到”中国的债券市场、加入中国的债券市场，也有助于星展中国更好地服务于国际债券投资者，比如提供创新的融资和避险工具，同时为企业提供新LPR定价机制下的利率对冲产品和服务。 葛甘牛认为，打通中国与全球债券市场对于企业和投资者而言是双赢的。中国企业正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很多企业都具备了海外发债的能力，打通债券市场使得企业得以比较海内外的债券融资成本，判断哪种发债方式对资金使用及财务成本的管控更有效，更利于公司发展。 对国际投资者来说，中国是第二大的经济体，有着天然的资本吸引力。随着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和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中国的多个资产类别也成为投资者全球资产配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持有比重呈逐渐扩大之势。“中国主权债券的收益率溢价和相对稳定的汇率使中国债券对国际投资者有很大的吸引力。” 债券通开通以来，债券通报价机构主动响应境外投资者需求，提升自身报价服务能力。截至今年一季度末，通过债券通渠道进入中国债券市场的境外投资者520家(按法人机构)，今年新增33家；一季度累计达成交易1.1万亿元，环比增长11%。 上海已经初步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星展中国未来还将继续助力加强上海与新加坡在债券、期货等多个市场的互联互通。星展银行首席执行官高博德在今年6月举办的陆家嘴论坛上，建议是否可以参考目前沪港通、债券通模式，建立起新加坡—上海的债券通。在加强信息管理的同时，让海外的债券投资者能够通过上海更容易地投入到中国的债券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星展中国还是首批直接参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19家境内中外资银行之一，是首只人民币原油期货的唯一外资境外存管行，目前在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拥有20%～25%的市场份额。此外，星展中国的母行星展集团已经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在中国设立合资券商的申请，目前正在等待审批。 最早的合资券商的外方股东多是以投资银行为主，随着金融改革开放进一步取消外资金融机构在合资证券公司中的持股比例，开始出现以商业银行业务为基础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外资股东。葛甘牛称：“期待随着合资券商获批和成立，星展集团能借此为境内客户提供更多样、更全面的在岸金融产品与服务。” 中新建交30周年，两国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疫情以来，两国率先建立必要人员往来“快捷通道”，合力推动地区供应链产业链畅通。随着两国复工复产提速，双方共建“一带一路”，深化“陆海新通道”进入了新一轮跑道。“以金融服务为互联互通加速，我们已经准备好。”葛甘牛表示。
一位拿着拨火棍的哲学家曾经说过，“如果讨论是一片土壤，那么一个新词就像是一粒新的种子”。近期，“双循环”这个新词激起了各种猜想、讨论和演绎。凡是能说的事情，都必须说清楚。“双循环”也是一个可以说清楚的概念。要理解这个新词，就需要回顾近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经济政策思路的演进。 为了减少个人揣测，笔者尝试从考据的角度对“双循环”的提出过程进行回顾、梳理。 国际大循环与沿海发展战略的巨大成功 1987年10月底，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王建副研究员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在当年12月30日的《光明日报》，王建同志答记者问解释了国际大循环战略就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产品的出口，在国际市场换回外汇，为重工业发展取得所需资金与技术，再用重工业发展后所积累的资金回来支援农业，从而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的循环关系”。 “国际大循环”的构想很快引发了中央决策者的重视，并促成了“沿海发展战略”的提出。1987年11月至1988年1月初，赵紫阳同志赴江苏省、福建省考察，并向邓小平呈上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邓小平对该报告做出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的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1988年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组织实施我国地区发展战略的决定。同年3月中旬，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讨论了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有关问题（参见李树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经济管理文摘》，2008年第11期）。 具体而言，“国际大循环”的构想下的“沿海发展战略”有三个要点（参见田纪云，《沿海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实施》，《炎黄春秋》，2015年3期）：第一，利用我国劳动力充裕的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发展“三资企业”。第三，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使经济运行由国内循环扩大到国际循环。 在此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经济更快融入世界经济秩序，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同时，发达国家的资本、产能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1992年到2011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到了1.1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资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同一时期，中国从全球第12大出口国，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中国也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边缘角色，一跃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 在此基础上，中国彻底解决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普遍遇到的“双缺口”问题：外汇短缺、国民储蓄短缺。与此同时，中国也进一步从全球价值链、国际规则体系、全球金融市场等维度，深度融入到了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国际大循环构想下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到2011年11月，以国务院批准《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颁布实施为标志，我国关于沿海地区发展的战略与政策形成了从南到北、比较完整的体系。 国际大循环战略日益面临挑战 在推动形成国际大循环的过程中，两头在外、出口与投资双驱动所带来的弊端也逐渐显现：经济过度依赖于投资、出口，不但使中国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和外部压力，而且国内也面临收入分配地区差距扩大，产业升级面临瓶颈制约，生态环境出现恶化等等问题。此外，中国进出口贸易依存度的峰值一度达到64%（2006年），国际大循环处于主导地位，外向型特征十分明显。对于一个大国经济体而言，这种经济结构十分少见。 在此背景下，2006年初发布的十一五规划指出，应“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2011年初发布的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指出，“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国际大循环的思路已经逐渐发生改变，经济政策的重心逐渐从侧重国际循环，转向国内外循环相协调。 2014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其中的两个判断指出：（1）生产要素方面，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2）出口和国际收支方面，全球总需求不振，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 这意味着，国际大循环构想下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不仅面临前述日益显现的弊端，而且还面临新常态下的两大挑战：其一，人口红利减退，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外资、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时代已经过云。其二，全球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出口的扩大基本取决于竞争优势，而非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此后的情况是，中国出口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于2015年达到峰值，此后到2019年一直保持在相当稳定的水平。 不过，这一时期国际大循环为主的条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新常态判断当中也提到：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通过直接投资等渠道，中国引进高质量的国外资本、先进技术，同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走出去的渠道，对外输出直接投资、广泛建立对外经贸联系。 供改下半场环境变化、首提“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2015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后，2016年和2017年以去产能为工作重心，并提前完成大部分目标，2018年更是全部完成了去产能预设目标。从2017年末、2018年初开始，供给侧改革的重心逐步转向去杠杆、防风险。到2019年末，上述工作也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进展。 在此过程中，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总需求政策的平衡关系，存在颇多不同观点的讨论。有观点认为，应当保持政策定力，着力推进结构改革，同时避免大水漫灌；但也有观点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适度扩大总需求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不应将两者对立起来。在2016、2017年外需不断向好的情况下，扩大总需求的紧迫性有所下降，前一种观点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似乎占了上风。 到了2018年后期，经济环境出现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供给侧改革在去产能、去杠杆领域已经或正在取得重要进展，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短板、梗阻成为供给侧更为突出的问题。第二，投资增速持续回落、外部需求增速明显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增加了不确定性，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必要性上升。 与上述两个变化对应，经济政策思路也开始调整。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已经有相应体现，也就是明确提出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一方面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从供给补短板、供求衔接的角度，这次会议强调要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具体地，“巩固”的提法，肯定了供给侧改革的阶段性成绩，同时也指出了供给侧改革在降成本、补短板方面仍然需要继续努力。另外，从“畅通”角度出发，这次会议也特别强调了打通经济循环，会议通稿指出，“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虽然只提及“国民经济循环”，不过从具体表述来看还是聚焦在国内经济循环方面。 另一方面，从扩大总需求的角度，这次经济工作会议也第二次提出了“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首次提出是在当时一周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具体地，会议强调了增强消费能力、发挥投资关键作用。 2019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基本沿续了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思路，再次强调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并且从“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推动消费稳定增长”、“合理扩大有效投资”等角度，再次指出要“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在2019年初，“强大国内市场”的提法也一度引发了市场的关注和讨论。 此后，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中，去杠杆的色彩悄然淡出、暂告一段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正式将转向了“补短板、强弱项”。会议内容从民生补短板、基建补短板、产业升级补短板三个方面为切入点，将“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潜力”与供给侧改革的“补短板”互相衔接起来，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出了具体政策抓手。 从前述政策思路的演进来看，在2018年后期到2019年，在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强大国内市场”从需求端对“供给侧改革”的提法起到了一定的平衡作用。同时，供给侧改革本身的内容更多转向“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成为供给侧改革的延续，并且兼顾了供给、需求两个方面。 疫情冲击、中美摩擦之下的变与不变 2020年之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强大国内市场”的政策思路，其对应的主要是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2020年初以来，疫情的爆发、中美关系紧张升级，进一步对外部需求、国际供应链带来了双重冲击。“畅通经济社会循环”在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上的视角也随之发生了重要调整。 2020年初疫情爆发，2020年2月下旬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边部署疫情防控，一边统筹推动复工复产。当时的人流、物流、资金流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这次会议提出的“畅通经济社会循环”已经超出供给侧改革的范畴，成为一个具有突出重要性的紧急任务。 之后，疫情在全球更大范围、更长时间蔓延，3月中下旬也开始在美国蔓延。由于各种原因，同期中美关系紧张程度明显上升，并且也对我国产业链的稳定带来了新的、更大程度的冲击。4月之后，美国商务部宣布了新的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条例（EAR），并且升级了对华为的制裁，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在美国境外设计和制造半导体。美国工业安全局进一步扩大针对中国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5月，美国政府发布《对华战略报告》，宣布将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为指导，采取对华竞争的方针。6月，随着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推进，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华出口管制。同时，国际环境也在更大范围发生着变化。在此基础上，供给侧改革中补短板的外延，也从民生补短板、基建补短板、产业升级补短板三个方面，进一步扩展到了产业链安全视角的补短板。 总体上来看，疫情和中美关系紧张，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思路在国内、外空间上进行区别：其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使得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而且，由于疫情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这种冲击也将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其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不利局面，中国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其三，我国经济面临较大压力，但是国内基本盘总体稳定。“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上述三点，正是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政协委员时所进行的详细阐述。 “国民经济循环”向空间、时间维度拓展成为“双循环” 需要说明的是，前述三点论述表明，关于中国经济面临主要挑战的判断，从2020年之前的“体制性、结构性、周期性问题”，又进一步加上了疫情的全球冲击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这些分析揭示了当下的“变”——外部环境重大变化，以及“不变”——国内基本盘保持稳定。这就使得“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落脚点，具有了国内、国际的空间区分，同时也有了国内、国际重心的区分。正是在这次会议首次公开指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与上述背景一致，2020年5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基于供给、需求视角首次提出了“双循环”概念：“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与企业家座谈，进一步明确指出以下三点：第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第二，“国内循环为主，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第三，“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这次会议上强调的“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也可以视为“内循环为主”另一种形式的概括。 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了“双循环”的政策思路。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不是一项短期考虑，而是“从持久战的角度的认识”。至此，“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在空间上拓展到了“双循环”，在时间上拓展到了持久、中长期的视角。这也意味着，“双循环”将成为中长期经济政策的总体指导思路，尤其将对十四五期间的经济工作部署产生重要影响。回顾1980年代末，“从国内循环转向国际大循环”构想推动了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落地，那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格局”也将在经济的空间布局上具有重要的含义。 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是强调对外开放主动性 回顾2020年5月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节奏和步伐仍在加快。5月《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正式发布，6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印发，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今年已经或还将分步取消期货、基金、证券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在5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也专门指出：“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并在一带一路、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政策保障机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与此同时，我国也在积极推动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以及推进RCEP协定的正式签署。 不过另一方面，外部环境正在变得“更加不稳定不确定”——供给端的国外供应链不稳定，需求端保护主义盛行、全球经济陷入深入衰退。这些都将使得我国的国际经济循环面临冲击，对外开放的效果受到影响，甚至使我国在对外开放中面临被动局面。 而从国内来看，尽管同样受到疫情冲击，但经济基本盘未变、发展空间仍然巨大、国内经济政策仍大有可为。但是国内也存在突出的结构问题，需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其中，效率更多对应于生产环节、更加强调“高质量发展”，公平更多对应于分配环节，公平分配将使得生产、消费更加畅通循环。 在对外开放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边际收益减弱的情况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国内改革、打通内部经济循环将成为下一阶段的政策重心。外面刮风下雨，唯有“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在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当中，“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从而“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增强我国在对外开放过程的韧性和主动性，进而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改革开放40余年中，我国对外国市场开拓有余，而对国内市场建设不足。如果说，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对外开放，那么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将促使我们更多反思国内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倒逼国内改革加速。事实上，对外开放当中面临的很多困难和障碍，其根本制约因素也往往来自于国内的体制和机制问题。目前，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唯有打通国内大循环，才能够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本文原发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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