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央行调查商业银行联合贷款的哪些指标? 7月28日,多位银行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已经收到一份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开展线上联合消费贷款调查的紧急通知》(下称《通知》)。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得的此次《通知》显示,暂未对联合贷款的规模以及比例作出限定,目前只是向各银行统计消费类联合贷款业务的相关信息。 以下为央行要求各银行上报的统计数据,其中,特别区分了蚂蚁花呗和蚂蚁借呗合作的消费贷款余额、不良率、以及平均利率和不良率、信用卡透支的不良率等。 未来金融研究院侯本旗博士7月28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央行可能是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角度关注此类业务。银行承担了几乎所有的风险,但客户增长和风控主要靠联合贷款机构。这种风险激励不对称的合作模式隐含着可怕的潜在风险。如果合作贷款机构为做大规模而采用过于激进的客户下沉策略或实施数据操控,银行发现时刹车已晚。” 一位银行业人士7月28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央行会调查不良可能因为市场都在传言在疫情期间联合贷的不良很高。 作者:包慧
7月28日电 题:中小微企业逆境突围 金融纾困“雪中送炭” 新华社记者吴雨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中小微企业资金压力加大,甚至游走在“生死线”上。逆境突围,是经营者唯一的选择。在此背景下,各项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货币金融政策密集出台,为中小微企业雪中送炭。 “人在湖北老家,但通过手机App一键申请,200万元的银行贷款几分钟之内就到了广州的企业账户上!”广州真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放晴头一次通过线上申请贷款,高效便捷的体验令他大感意外。 记者了解到,疫情发生后,该企业逆境求生,转向研发生产全自动核酸提取及检测设备。但备货、采购均需全额支付货款,原材料成本和人工费用不断攀升,这令企业原本紧绷的资金链更加紧张。得知企业的困境后,中国建设银行工作人员主动联系马放晴,指导他通过“建行惠懂你”App申请贷款,及时解决了企业转型发展所需的流动资金。 提升线上服务水平只是建行增强小微企业贷款可得性的举措之一。建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张为忠介绍,疫情发生以来,建行加大普惠金融服务力度,为普惠型小微企业配置了专项的信贷规模,多次下调贷款利率,主动承担抵押物评估费、抵押物财产保险费等。今年上半年,建行累计投放小微企业贷款突破1万亿元。 在金融机构加大普惠金融服务力度的背后,是一系列金融政策持续“加码”,以及金融部门不断增强政策引导,为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突围输送了充足的“弹药”。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3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安排政策性银行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发放普惠贷款,还针对小微企业贷款创设了新工具,以此引导信贷向小微企业和薄弱环节投放。 在金融政策的支持下,小微企业贷款实现“量增”且“价降”。截至5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5.4%,增速高于人民币各项贷款增速12.2个百分点;5月份,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的平均利率是5.23%,比上年末下降了0.65个百分点。 二季度以来,企业贷款需求明显增长,信贷呈现供需两旺的态势。人民银行近期对全国300多个地市进行的信贷需求调查显示,中小企业的贷款提款率比去年前三季度上升了7.1个百分点。如何才能更好地满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成为摆在金融机构面前的重要课题。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认为,银行往往更关注担保、抵押等第二还款来源,而部分小微企业缺乏房产等抵押物,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融资的便利性,抵押、担保相关费用也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商业银行要降低对传统抵押物的依赖,借助现代信息科技手段,综合利用内外部大数据,整合相关信息创新小微金融服务,更好地对接企业融资需求。 “不需要抵押或担保,300万元贷款几分钟就能到账,真是雪中送炭!”谈起公司不久前成功申请的一笔“减税抗疫贷”,四川古蔺县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欧洲感慨良多。疫情期间,他的公司全力为当地供给药品和消毒用品,但因为回款周期长、垫付资金压力较大,企业资金周转颇为紧张。 就在这时,当地税务部门与建行合作推出“减税抗疫贷”,以纳税企业的实缴税额及减免税额为授信依据,对诚信纳税的纳税人提供减税、放贷双向支持。由于纳税信用评级良好,四川古蔺县医药有限公司顺利拿到了贷款,及时缓解了资金压力。 截至5月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中的信用贷款比重较上年末提升2.8个百分点。这一积极变化离不开金融部门的引导。近期,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再次强调,要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注重审核第一还款来源,丰富信用贷款产品体系,提高信用贷款发放效率。 帮助中小微企业发展,不仅需要提供短期流动资金以解燃眉之急,更要着眼长效机制,建立健全与其融资需求相匹配的融资体系。 “当前形势下,提升小微金融服务能力,要推出长期性、制度性的安排,多管齐下。”董希淼说,要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激励机制,加强金融科技运用,提高风险评估能力;同时,落实尽职免责要求,让基层行和业务人员真正敢贷、愿贷、能贷、会贷。
银保监会网站28日通报,太平财险通过补充协议更改备案条款,将保险金额缩减至原金额的2%,漠视并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将严格依法依规对太平财险进行处理。 资料图 中新经纬 摄 通报称,为切实维护银行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通过投诉调查发现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简称太平财险)通过补充协议更改备案条款,将保险金额缩减至原金额的2%,漠视并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据悉,2015年11月,太平财险上海分公司(简称太平上分)与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简称租赁公司)签订《二手车商融资项目贷款履约保证保险合作协议》(简称《协议》),双方同意在此协议项下开展业务。《协议》规定,租赁公司向有二手车辆库存且具有融资需求的车商提供融资服务,车商向租赁公司支付租金;为保证车商履行支付租金义务,租赁公司向太平上分购买贷款履约保证保险,并直接向太平上分支付保险费。 在太平上分出具的《贷款履约保证保险》保单中,车商是投保人,租赁公司是被保险人,保险金额为贷款本金加利息,保险期间为贷款期限(一年期),保险费率为2%。自2015年11月至2018年4月,太平上分累计承保保单1289笔,保费收入合计739.51万元,保险金额合计4.69亿元。 此外,2018年9月,经太平财险总公司批准,太平上分与租赁公司签订《二手车商融资项目贷款履约保证保险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简称《补充协议》),重新设置了承保和理赔条件,包括对累计赔偿限额等做了修订。 《补充协议》中“本项目累计赔偿限额为实收保费的110%”等内容,与2015年备案的《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贷款履约保证保险条款》第八条“本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为投保时投保人与被保险人订立的《借款合同》中列明的贷款本金与利息之和”的内容相比较,《补充协议》对总的赔偿金额进行了大幅缩减,下降幅度高达98%。 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太平上分累计承保保单201笔,涉及投保人59名,保费收入合计316.64万元,保险金额合计1.68亿元。但是,按照《补充协议》,太平上分实际承担的总体赔偿责任从保险金额1.68亿元变成了实收保费的110%,即348.3万元,二者差额近1.65亿元。太平上分出具的以上保单所用条款均为2015年备案的《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贷款履约保证保险条款》。 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指出,太平财险的上述行为,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等基本权利,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将严格依法依规对太平财险进行处理。
图片源自网络 近期,有网友程某发文称,在银行打印个人征信报告时,发现其在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于2011年及2012年有两笔各600万元的贷款,合计1200万元。报告显示该贷款已还清。 程某征信报告/图片源自程某亲属 搜狐财经联系到程某的亲属,对方表示,程某并未向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申请上述合计1200万元的贷款,拿到贷款合同复印件时,发现涉及的签字及手印均不是程某本人,系模仿签字。 与此同时,该案件牵扯出了程某担任股东的一家公司。贷款合同复印件显示,两笔贷款最终流向的汶川顺发电熔冶炼有限公司,程某亲属提供的录音显示,有位“王总”在录音中承认签字系由公司财务人员代签,程某亲属称王总系汶川顺发电熔冶炼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1200万元真假签名引来贷款争议的背后,作为贷款发放方的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曾因内控失效、违规办理信贷业务等违法违规行为,收到监管4.6亿元罚单。 对于程某方面的上述指控是否属实、下一步如何处理,截至发稿,浦发银行董秘办回应搜狐财经称,目前事件正在调查当中,之后会有正式发布的信息。 程某1200万元贷款曾以个人经营性贷款名义流向冶炼公司 程某亲属对搜狐财经表示,1200万元贷款系以程女士的名义放出,但最终流向了汶川顺发电熔冶炼有限公司。 搜狐财经从上述人士处获得的贷款合同复印显示,两笔600万元的贷款的交易对象户名均为顺发电熔冶炼公司,贷款品种为个人经营性贷款,还款账户为程某卡号。 程某个人借款合同复印件/图片源自程某亲属 此外,程某亲属表示,顺发电熔冶炼公司的财务总监曾亲口承认以程某的名义冒签。程某亲属提供的录音中,当程某亲属提问贷款签字是由谁签署时,有一位“王总”称, “这个事情我给你说实实在在的话,是我们财务人员亲自去整的(办理的)晓得不”。 程某亲属对搜狐财经表示,录音中的王总系顺发电熔冶炼公司的财务总监。录音中“王总”还表示,在电话中不好确认签字的是谁,“我给你打这个电话的目的不在于说(确认)哪位同志签的,这个同志最多就是借用你们(程某)的名义,因为最终这个贷款还是还了。” 天眼查显示,顺发电熔冶炼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为2004年5月,程某持股8%,前三大股东孙孟君、孙俊超及杨永秀分别持股32%、20%和14%。程某亲属称,顺发电熔冶炼公司在浦发银行有2、3个亿的公司贷款。天眼查显示,该公司包括程某以及孙孟君、孙俊超以及杨永秀等在内的多位股东均曾将股份质押给浦发银行成都分行。 搜狐财经试图通过工商资料显示的电话联系顺发电熔冶炼公司,试图求证上述说法,电话未接通。 目前,程某方面要求浦发银行提供带出审批贷款的鉴证签字及原始审批单据,以用于此后的司法程序。程某方面现已经向银行提交异议申请书,并4次携律师赴银行交涉。7月23日,程某与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的领导与风控部门交涉。 对于程某方面的上述指控是否属实、下一步如何处理,截至发稿,浦发银行董秘办回应搜狐财经称,目前事件正在调查当中,之后会有正式发布的信息。 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曾收4.6亿元罚单 公开资料显示,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曾因内控失效、违规办理信贷业务等违法违规行为,收到监管巨额罚单。 2018年1月,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曾被监管部门开出高达4.6亿元的罚单,也是2018年度银保监会开出的最大罚单。 根据监管部门开出的行政处罚公开表,浦发银行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的相关规定,存在内部控制严重失效,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未提供或未及时提供检查资料,不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现场检查,对现场检查的顺利开展形成阻碍;授信管理严重违规,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违规办理信贷业务,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等共计九项违法违规事实,被处罚款人民币4.68亿元。 同时,对含时任成都分行行长、副行长在内的五名相关责任人予以处罚,最高判处禁止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图片源自银保监会四川监管局 银保监会随后发文表示,这是一起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主导的有组织的造假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手段隐蔽,性质恶劣,教训深刻。浦发银行成都分行通过编造虚假用途、分拆授信、越权审批等手法,违规办理信贷、同业、理财、信用证和保理等业务,向1493个空壳企业授信775亿元,换取相关企业出资承担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不良贷款。 2019年10月,针对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此前发生的违规发放贷款案件,银保监会表示浦发银行相关负责人存在对该分行授信业务风险状况严重失察,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核查整改,同时还存在有关重大审计发现未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关键岗位轮岗制度执行不力等失职行为,对时任董事长吉晓辉、时任行长朱玉辰处以警告并罚款20万元,对分管相关业务的副行长穆矢处以警告并处罚款30万元。 浦发银行被开出巨额罚单后,曾发布公告表示,上述处罚金额已全额计入2017年度公司损益。 浦发银行2017年度财报显示,当年利润总额为698.28亿元,同比降低0.21%,同时不良贷款率增长0.25个百分点为2.14%,次级贷款同比增加26.43%,可疑贷款增幅为70.2%。 浦发银行分支机构存员工冒签、技术保障不足等风控漏洞 除成都分行外,浦发银行其他下设机构也存在风控漏洞。 (2019)浙01民终8367号裁判文书显示,浦发银行杭州和睦支行客户经理张某在业务办理过程中,未经部门负责人同意,多次伪造部门负责人“刘迪”签名,违规办理业务,如2014年3月25日、2014年9月16日、2014年10月22日办理的多份支行《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部门负责人“刘迪”签名均为张雨伪造。 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决定给予张雨记大过处分,处分期从2019年1月7日至2020年7月6日,并扣除7个月绩效收入以及50%当年年终绩效考核收入,全额减记当年薪酬风险金和长期激励记账金额、减记50%上一年薪酬风险金和长期激励记账金额,同时予以解除劳动合同。 另一则裁判文书显示,浦发银行及其上海分行曾因卷入银行卡盗刷事件而承担赔偿。 (2019)沪74民终436号裁判文书显示,2015年9月,浦发银行卡持卡人陆某的手机多次收到浦发银行的动态密码提示短信,陆某致电浦发银行客服,发现两张浦发银行卡内的金额已被分七次转移到他人名下,合计金额为28万元。 刑事案件查明,上述盗刷事件系由两位犯罪嫌疑人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数据,使用扫号软件,用盗取的网银登录名和登陆密码进行自动匹配,选取登录名和密码的正确信息,再使用变号软件,用陆某的电话号码拨打通信运营公司客服电话,以陆某的名义在其移动通讯功能中开通短信助手业务,增设短信过滤、短信保管、短信转移等功能,然后登陆陆某网上银行主业,输入截取的银行发送的转账验证码,以此将陆某账户中的存款转账后予以侵吞。 一审法院认为,浦发银行上海分行作为商业银行,具有保障储户资金安全的法定义务。浦发银行上海分行向客户所提供的电子交易系统,由浦发银行进行开发、设计并负责实施维护,故浦发银行理应采取严格的技术保障措施,防范犯罪分子针对银行卡的犯罪行为。浦发银行及其上海分行与电信上海分公司属于混合过错。 一审法院判决浦发银行上海分行、浦发银行赔偿陆某损失13.75万元,二审维持原审判结果。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中小微企业资金压力加大,甚至游走在“生死线”上。逆境突围,是经营者唯一的选择。在此背景下,各项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货币金融政策密集出台,为中小微企业雪中送炭。 “人在湖北老家,但通过手机App一键申请,200万元的银行贷款几分钟之内就到了广州的企业账户上!”广州真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放晴头一次通过线上申请贷款,高效便捷的体验令他大感意外。 记者了解到,疫情发生后,该企业逆境求生,转向研发生产全自动核酸提取及检测设备。但备货、采购均需全额支付货款,原材料成本和人工费用不断攀升,这令企业原本紧绷的资金链更加紧张。得知企业的困境后,中国建设银行工作人员主动联系马放晴,指导他通过“建行惠懂你”App申请贷款,及时解决了企业转型发展所需的流动资金。 提升线上服务水平只是建行增强小微企业贷款可得性的举措之一。建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张为忠介绍,疫情发生以来,建行加大普惠金融服务力度,为普惠型小微企业配置了专项的信贷规模,多次下调贷款利率,主动承担抵押物评估费、抵押物财产保险费等。今年上半年,建行累计投放小微企业贷款突破1万亿元。 在金融机构加大普惠金融服务力度的背后,是一系列金融政策持续“加码”,以及金融部门不断增强政策引导,为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突围输送了充足的“弹药”。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3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安排政策性银行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发放普惠贷款,还针对小微企业贷款创设了新工具,以此引导信贷向小微企业和薄弱环节投放。 在金融政策的支持下,小微企业贷款实现“量增”且“价降”。截至5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5.4%,增速高于人民币各项贷款增速12.2个百分点;5月份,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的平均利率是5.23%,比上年末下降了0.65个百分点。 二季度以来,企业贷款需求明显增长,信贷呈现供需两旺的态势。人民银行近期对全国300多个地市进行的信贷需求调查显示,中小企业的贷款提款率比去年前三季度上升了7.1个百分点。如何才能更好地满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成为摆在金融机构面前的重要课题。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认为,银行往往更关注担保、抵押等第二还款来源,而部分小微企业缺乏房产等抵押物,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融资的便利性,抵押、担保相关费用也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商业银行要降低对传统抵押物的依赖,借助现代信息科技手段,综合利用内外部大数据,整合相关信息创新小微金融服务,更好地对接企业融资需求。 “不需要抵押或担保,300万元贷款几分钟就能到账,真是雪中送炭!”谈起公司不久前成功申请的一笔“减税抗疫贷”,四川古蔺县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欧洲感慨良多。疫情期间,他的公司全力为当地供给药品和消毒用品,但因为回款周期长、垫付资金压力较大,企业资金周转颇为紧张。 就在这时,当地税务部门与建行合作推出“减税抗疫贷”,以纳税企业的实缴税额及减免税额为授信依据,对诚信纳税的纳税人提供减税、放贷双向支持。由于纳税信用评级良好,四川古蔺县医药有限公司顺利拿到了贷款,及时缓解了资金压力。 截至5月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中的信用贷款比重较上年末提升2.8个百分点。这一积极变化离不开金融部门的引导。近期,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再次强调,要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注重审核第一还款来源,丰富信用贷款产品体系,提高信用贷款发放效率。 帮助中小微企业发展,不仅需要提供短期流动资金以解燃眉之急,更要着眼长效机制,建立健全与其融资需求相匹配的融资体系。 “当前形势下,提升小微金融服务能力,要推出长期性、制度性的安排,多管齐下。”董希淼说,要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激励机制,加强金融科技运用,提高风险评估能力;同时,落实尽职免责要求,让基层行和业务人员真正敢贷、愿贷、能贷、会贷。
记者昨日获悉,人民银行近期下发紧急通知,向各银行统计消费类联合贷款业务的相关信息,包括贷款余额、不良率等。 与第三方机构合作的联合消费贷款,是市场上互联网贷款的主流形式,但多年来存在资金流向违规、核心风控外包等问题,这也是银行频吃罚单的主要原因之一。前不久,银保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虽就联合放贷的要求有所放松,但对合作机构从准入到退出都有明确界定,要求银行避免成为单纯的资金提供方。 与花呗、借呗合作情况单列上报 某上市城商行相关人士向记者透露,监管部门确实要求填报线上联合消费贷款相关业务要素,重点是大平台。 所谓联合消费贷款,按照通知的定义,是指金融机构经由互联网获取合作机构推送的客户信息,并与其他机构采用同一贷款协议、按约定比例向同一借款人发放的个人消费贷款。 记者获取的一份资料附表显示,各法人银行与蚂蚁花呗、蚂蚁借呗的合作情况,是填报重点,需单列填报。具体内容包括贷款余额、加权平均利率、不良率等。 蚂蚁花呗和蚂蚁借呗是消费信贷机构巨头,发展势头一直较猛。据记者了解,仅与蚂蚁花呗合作的金融机构就有数十家。 虽无相关公开数据,但通过人民银行近期发布的全国小贷公司数据可以管窥一二。该数据显示,重庆小贷公司今年上半年的贷款余额排名全国第一,为1526.53亿元,占全国13.2%。而蚂蚁花呗和蚂蚁借呗的运营载体就是注册在重庆的小贷公司。 金诚同达律所合伙人彭凯向记者表示,这应该是人民银行首次统计,目的性较为明确,于行业而言是好事。监管部门会了解每一家银行的业务情况,以此作为后续预留监管措施和制定更细化规制要求的重要基础。 此外,近期蚂蚁花呗以服务升级的模式接入央行征信系统。虽然只是部分客户,但仍然引起业内的广泛关注。市场认为,这也是为了防范共债风险。 个人消费信贷乱象不断 据悉,人民银行此次调查相关数据是为了掌握金融机构个人消费贷款业务创新情况。要求填报的数据时间段是2018年12月至今年6月末。 银行与第三方机构通过助贷或者联合发放消费贷款,是目前消费信贷的主流形式。然而个中乱象不断:一是资金流向并未用于指定消费领域,而是流入股市、楼市等;二是部分银行将授信审查、风险控制等核心风控进行外包,风险容易蔓延至银行;三是暴力催收等问题。 之所以风控要外包,一家城商行的零售部门工作人员解释称,很多助贷或者联合助贷方都要求银行有一个贷款通过率,一旦银行卡得过严,可能会影响合作方的口碑和推广。也可以理解为,实际上银行暗地里放松了风控标准。但问题在于,银行与第三方机构的客群并不一致。这类信用风险较高的客户,过去并不是银行的目标客群。 前不久发布的《暂行办法》对银行与第三方机构合作范围进行了明确界定,包括获客、联合贷款、风险分担等。虽然对联合贷款等要求有所松绑,但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对合作机构从准入到退出建立全流程、系统性的管理机制,提升其精细化管理能力。在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贷款时,商业银行要避免成为单纯的资金提供方。共同出资发放贷款总额也纳入限额管理,并对单笔贷款出资比例实行区间管理。 几经整顿和规范之后,银行对此也持审慎态度。“一般我们只和大平台合作,也积累了数据,有自己的风控模型。”某上市银行合规人士向记者表示,银行设有预警线,不良余额一旦超过规定,就会暂停新增贷款发放。
记者 隋娉娉 杨仕省 深圳报道 “消费金融行业资产端的质量目前还是可控的,但现在整个行业的形势是发生了极大转变,就是线上化转型。”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如是介绍国内消金行业的现状。 的确,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已和其它要素一起融入经济价值创造的过程,数字金融也成为金融机构关注的风口。由此,致力于打造“线下帝国”的捷信消费金融(下称“捷信”),也不得不顺应时代趋势。 根据捷信近日在《捷赢2020年第三期个人消费贷款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说明书》中披露的内容,捷信主推的线下推广模式――POS点(贷款点,Point-of-Sales)已经处于收缩态势,由2017年的23.7万个、全职雇员8.7万人缩减至如今的21万个、3.1万人。 而捷信CEO在今年上半年发表的内部信中更是表示,公司转型之旅开启,并暗示将进行裁员。“无论新冠疫情是否爆发,市场的发展都在加快这一趋势……这是公司在流程自动化与数字化领域取得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的必然改变……有些同事将无法继续与捷信并肩前行。”该内部信写道。 互联网基因微弱的捷信的线上转型之路,或许较其他互金公司更为艰辛,而在线下渠道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捷信的2020年将会比往常任何一年都难过。 线下激烈博弈 商品贷存乱象 自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捷信就选择二三线城市甚至是乡镇市场作为其主要开辟点。根据媒体早期报道,捷信主要瞄准3C、家电、摩托车等刚需市场,采用“驻店模式”,最大的特点在于没有固定网点,通过在合作的消费点派驻办公人员或设立柜台,围绕POS机终端,为有贷款需求的消费者提供分期付款服务,“客户只需在与消费金融机构合作的商户处购物时,现场提交申请即可获得贷款”。 但随着市场日趋成熟,消金行业的玩家也开始并入商业银行的个人信用贷和各种民间机构,依靠线下“单核”发展的捷信所遇到的挑战,自然比其他消金公司要多。 一位在深圳龙华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的店员就曾透露,店面一共四家分期公司驻店,其中捷信、即有分期甚至在该店布局了“驻店分期员”以争抢客源。 “当有顾客需要办理分期购机时,问他们身份证、银行卡填个资料,同时通知两家过来跟进办理,哪个先过来就给哪个公司办。”店员对媒体记者说,分期公司和门店是互惠互利的关系,分期公司需要给门店分成,返额八个点。 目前,销售点贷款仍作为捷信的主要业务之一,指的是对于个人在零售商店或网上店铺购买消费品提供的贷款。捷信另一大业务现金贷,则指就特定消费场景或一般个人目的向客户提供的贷款。在中国,这两项业务对应为商品贷和自主支付的消费贷。 然而,由于在放贷时对借款人的资质审核并不严谨,捷信的“线下帝国”乱象重重,一度陷入“诱导贷款”和“校园贷”的风波。 例如,大量外卖平台的骑手投诉称,在应聘时被办理了捷信的电动车分期服务。殷先生表示,在没有通过任何认证的情况下,公司成功给他办理了捷信分期,然而自己并不符合捷信的放贷要求:办理贷款的个人必须要有工作单位,并且月薪达到2000元以上,连续工作时间3个月以上。而对于这类电子贷款合同的内容审核问题,捷信迟迟未给予正面回复。 记者梳理资料后了解到,如今全国各个地区均存在外卖平台的招聘站点,其中部分存欺诈行为的站点会成立专门的办公室对接车行(多为“某某商贸公司”),为新入职的骑手提供电动车销售服务。西安潇潇畅行商贸某分公司经理江某就自称与捷信合作,让新骑手自己贷款买电动车。 而随着国民维权意识增强,此类车贷投诉声音不断增多,近年来,全国多个假冒外卖平台招聘站点陆续被警方查获,捷信这一放贷渠道逐渐被阻断。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齐岩冰对 而媒体此前的一则播报,则详细介绍了捷信通过线下商品贷,涉及“学生贷”、高利贷的始末。 “名义是叫手机分期付款,但没有给手机,而是给现金。3000元的贷款,抬头是捷信,砍头息后到手1350元,而一年之内要向贷款公司偿还4920元。”郑先生对记者说,由于发现及时,自己在念高中的孩子的这笔贷款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与孩子深度交流后发现,浙江湖州的不至少高中生都在利用手机分期付款的方式套现,换取零花钱。 “专门有一帮业务员在学校周围,以发广告、加微信的方式,找高二、高三刚刚成年的学生办理贷款。”郑先生对记者说,这样的现象在安吉、长兴都有发生。 放贷审核疏漏不仅会危害借款人,也会给自身招致祸患。今年初,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一则诈骗案判决书,捷信一员工利用审核不严、电销员账号密码管理混乱等漏洞,冒用他人身份申请现金贷98笔,骗取捷信资金达323万余元。而数据显示,自2016年至2019年6月30日,捷信在中国区业务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4.3%、7.2%、9.7%、9.6%。 互联网基因微弱 转型挑战重重 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又成为捷信两大消金产品的重大影响因素。 一方面,商品贷主要以线下渠道为主,但线下卖场在2020年一季度复工受限,人们的消费意愿也大幅缩减,放贷量由此收缩。而在消费贷方面,有媒体在今年2月底报道称,作为医美分期巨头之一的捷信,已在2020年2月24日全线冻结医美分期业务,待疫情结束后解冻。现象背后则是与捷信合作的医美门店在疫情期间关业或倒闭。 根据捷信披露,2020年第一季度,公司净利润3000万元,降幅接近90%;新增贷款发放量约为100.39亿元,同比去年一季度的235.90亿元减少了57.44%。也因此,捷信今年三度发行金融债券被市场的行为认为是应对疫情的一种措施。 截至目前,捷信年内发行ABS规模已达75亿元,最新一期于7月23日发行。不过,在中债资信看来,本期证券入池贷款均为信用类贷款债权,基础资产质量一般,且借款人的职业主要为工人,这意味着无抵押物,底层资产逾期或坏账风险较大。再加上新冠疫情影响,基础资产未来信用表现可能会出现不利影响。 种种迹象都在透露着“消金公司转型迫在眉睫”的信号。不过陈文认为,对于互联网基因微弱的捷信而言,线上化转型存在三方面挑战:风控、场景和资产端。 “线上风控要依靠数据积累和风控模型的效果,这与线下风控理念存在本质区别。捷信此前一直布局线下渠道,因此线上风控能力相对薄弱,”陈文继续对《》记者说:“此外,捷信缺乏自有的、合作的线上场景,例如蚂蚁体系中的花呗可以完全依托并绑定自家的淘宝生态圈。以往捷信是利用人海战术开发客户,以后可能会变成和这些互联网巨头买流量,这样捷信也很难有自己的优势。” 陈文总结称,如果风控和场景问题解决不了,就很难让低风险承担能力者去购买这样的资产。 数据来源:天眼查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公培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