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扩展研发团队，及对上下游进行投资并购，完善公司生态建设和业务版图。此前，冰鉴科技已在天使轮、Pre A轮、A轮、B轮、PreC融资中获得了来自峰瑞资本、云启资本、创世伙伴资本、游族网络、国和投资等数亿元的融资。冰鉴科技成立于2015年，专注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企业级服务，是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和大数据相关技术，为小微企业和个人进行360度的全方位信用评估。创始人兼董事长顾凌云毕业于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并获博士学位，核心团队成员分别在知名金融机构Kabbage，ZestFinance，Lending Club，Capital One，Discover，GE Capital，Barclays担任关键职务。据悉，冰鉴科技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为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提供反欺诈、客户准入、额度审批、监测预警、存量营销等一整套全流程智能决策风控服务，以及涵盖冰鉴特色个人&企业标准评分、个人&企业定制化建模以及智能决策风控中台等多类产品。基于知识图谱技术，冰鉴科技推出了企业知识图谱产品，以公司自研的知识图谱计算平台提供的知识存储、知识建模、知识挖掘与计算、图分析算法等底层能力为支撑，打造知识图谱适配企业风控及相关业务的应用层能力。此外，冰鉴科技在多方安全计算的安全决策引擎的基础上，利用区块链、秘密分享、同态加密等技术，在保护客户隐私的同时，进行第三方数据查询和模型/规则计算功能，使客户敏感信息不出库就能达到用户画像的效果，有效保护客户信息安全，避免信息泄露。相关文章：冰鉴科技CEO顾凌云： AI金融产品是「鸡肋」还是「鸡腿」？
近期，央行网站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研究文章《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文章对过去十几年来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最新变化进行分析，并从资源配置和风险承担角度，以“谁在承担风险”和“由谁承担风险更好”为主线，测度金融资产风险承担者的分布，揭示其背后的原因及相关经济运行模式的变化。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事实上市场对于金融结构的讨论，主要就是讨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占比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直接融资占比提高有助于风险的分散和分担，有助于降低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推动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的改革，目的就是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占比，降低金融体系风险。”温彬指出：“按易纲行长上一篇文章的看法，2003年至2008年期间，事实上我国直接融资占比有所提高，是在向着金融结构优化的方向发展的。但2008年过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宏观经济的运行对金融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对冲经济下行的压力，在扩大内需过程中，银行的资产快速增长，特别是表外影子银行也在增长，这其中具有债务融资的性质，就导致了金融风险再次向银行集中。” “所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文章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稳定宏观杠杆率，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推进注册制改革以及保护投资者等内容，这些措施都有助于下阶段进一步提高我国直接融资占比、优化金融结构。这不仅仅是为了降低银行体系、金融体系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企业和产业创新发展，进而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温彬说道。 温彬认为，疫情期间，信贷增长明显加大了对实体的支持力度，在这一情况下，整个宏观杠杆率有所提升。不过从下半年开始，央行货币政策回归常态，政策利率保持稳定。 温彬表示：“事实上，宏观杠杆率有所上升有利于我们应对疫情的冲击，使经济保持平稳。现在货币政策回归常态，未来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提高时，整个宏观杠杆率也会下降，使得整个宏观杠杆率水平保持平稳。” 温彬表示，《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一文的重要意义，在于用详实的数据通过四部门详细剖析过去十年来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从而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风险在进一步向银行体系集中。更重要的是，文章指出了目前金融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也为下个阶段金融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特别是防范金融风险、支持实体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一文中，作者研究发现，在中国金融资产总量稳步增长，金融深化继续推进的背后，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是直接融资短板。2018年末，包括股票和债券在内的证券资产与GDP之比为135.5%，较2007年末下降31.4个百分点。股票市值与GDP之比仅为44.6%，较2007年末降低了75.5个百分点。直接融资特别是股票融资增速较低，实体经济融资仍以间接融资和债务融资为主，导致银行贷款在各项融资之中的占比明显上升。导致风险向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集中，导致金融资产总量过快膨胀和部分资产质量下降，放大金融风险。债务融资显著上升，加之名义GDP增速下降，还将导致宏观杠杆率大幅上升。 发展直接融资要依靠改革开放。所以我们看到从去年到今年一个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从科创板到创业板，再到A股全面实行注册制的提出，这是我国资本市场迈入市场化的重要一步，也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有效手段。 长期来看，注册制改革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加速中长期资金入市。一方面，高成长性、创新性龙头企业有望迎来估值的上升，上市公司越来越多，资金更愿意抱团好企业。另一方面，注册制意味着考大学更容易了，但毕业更难了。最受冲击的是存量的垃圾股，业绩不好就要退市，壳价值进一步降低。此外，新股虽然上市更容易了，但上市的溢价也会越来越小，破发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大，有点类似于港股，动辄十几个涨停的时代结束了。 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越来越不适合非专业投资者了。科创板可作为一个参考，目前差不多110家上市公司，截至目前只有40%是上涨的，40%的公司跌幅超过15%，接近20%的公司跌幅超过30%，分化极大。普通投资者投资相关的ETF基金进行指数化投资、获取市场平均收益，或许是未来更加理想的选择。 注册制同样利好股权投资市场。尤其是中概股海外上市变难的情况下，注册制改革无疑给股权投资机构提供了“松绑”的机会。长期来看，二级市场注册制改革的推进有利于退出预期的稳定，将有利于投资者专注于公司的基本面价值挖掘，对培育中小企业长期有利。 当然，仅靠注册制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不够的。还需要完善证券市场法律体系，健全金融特别法庭，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等措施全面推进对整个资本市场的改革。资本市场还是需要研究国际上的一些治理方式，扩大金融开放，引入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做法，推动国内竞争和改革。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应的金融资产结构也有深刻的转变。正如易纲行长在《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的文章中所言，“金融结构是经济结构的映射，又反作用于经济结构”。对比不同时期中国金融结构的差异，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特别是时间跨度超过10年以上的对比更有启发意义。 上次易纲行长分析的数据是截止到2007年，当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实际GDP增速达到14%，而且连续6年经济增速上行。文章中最新的数据是截止到2018年，在那之前连续多年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从2007年到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2011年的欧债危机，房地产的迅速发展，热钱大量的流入和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等等重大事件与变革。此期间多年份经济增长总量上有差别，结构上的差别也非常大。2005年到2007年，净出口对GDP的拉动都超过了1个百分点，而2018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为负。经济增长总量和结构的差异，都会在金融资产结构上得到反映和体现。文章从总体、分部门和风险承担的三个视角分析中国的金融资产结构，最后提出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2018年与2007年相比，中国金融资产总量上保持年均两位数的增长。从金融资产结构来看，银行贷款增速超过整体水平，而直接融资占比减少。表外和资管业务在2007年还处于起步阶段，到了2018年占GDP的比例已经接近60%。与资产变化密切相关的是负债变化。金融资产占GDP比例上升反映的是金融深化，而负债占GDP比例快速增长则反映了中国宏观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国外的经验表明，杠杆率快速上涨往往蕴含着风险。因此去杠杆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从政策制定者到金融市场参与者，分析国内杠杆率快速上升的原因，多数会提到直接融资较少而间接融资较多。直接融资占比减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股票融资增长的放缓。 2007年国内股票市场处于牛市上涨阶段，当年企业从股市的融资规模占GDP比例达到1.6%，2007年末股市市值占GDP的比例达到120%。2018年国内股市进入熊市，当年企业的股票融资占GDP比例只有0.4%，股市市值占GDP的比例仅45%，明显低于2007年。与整体金融资产高速增长相比，股票融资和股市市值增长缓慢。当然，2007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当时多家大型国企上市，IPO规模达到非常高的水平。2018年也较为特殊，资管新规的实施与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带来较大影响，当年股票的融资规模也创下了多年的低点。从2007年到2018年，平均来看每年股票的融资规模占当年GDP的比例为1%左右。今年新冠疫情虽然对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国内股市整体上表现较好。科创板的迅速发展为科技类成长型企业的融资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沪深两市的融资规模有望超过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中国很可能成为今年全球股票融资规模最大的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如此，全年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的融资规模与从银行借贷相比仍然相距甚远。过去几年企业从银行的借贷占GDP的比例在7%左右，仍然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2007年之后债券市场发展迅速，每年企业的债券融资占当年GDP平均达到3%。个别年份企业的债券融资规模与银行贷款规模基本接近。可以预计未来10年直接融资的发展仍然有较大的空间。特别是在科技创新的战略重要性更加突出之后，发展直接融资意义更大。 2007年是过去几十年国内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2008年发生了金融危机，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此后十年明显减弱，而地产和基建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两点在金融资产结构上体现为居民的负债和地方政府的负债开始快速增长。 对于房地产来说，以每年销售的房地产金额占GDP的比例来看，2000年到2007年从2%逐渐上行至11%，2009年到2015年在13%左右，2016年至2019年在16%左右。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与居民债务的快速增加高度相关。截止到2019年末，居民房贷余额占居民的贷款余额比例接近60%，其中住房公积金贷款占比接近10%。居民每年新增加的贷款占GDP比例的中枢在2007年之前为3%，2009年之后上升到6%。其中在2009年和2016年即房地产市场最火爆的两年，国内居民新增的贷款占GDP的比例接近9%。 总结过去40年全球发生过的几次房地产泡沫，包括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房地产泡沫，90年代中后期的香港房地产泡沫，以及2003年到2007年的美国、英国、西班牙的房地产泡沫，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在房地产市场最狂热的阶段，居民新增的债务占GDP的比例都超过（略高于）9%。在那个阶段居民有大量的借贷是用来买房，而且其中投机的比例可能较高。以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房地产泡沫作为参照，过去10年国内两次房地产市场过热其实已经隐含着一定的风险。作为应对，国内的房地产调控机制也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在房住不炒和因城施策的政策调节下，从2018年下半年至今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已经明显减小。居民信贷增长的速度也逐渐放缓。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财政收入主要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与税收制度的改革有较大关系。在2007年财政收入超过财政支出，实现了财政盈余。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内每年都是财政赤字。以相对GDP来衡量，2010年到2016年国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比较稳定，维持在21%左右。2016年营改增的政策实施之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逐渐降低，2019年为19%。今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进一步减税降费，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或降低到18%。在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减少的同时，财政支出一直保持稳定。中间的收支缺口就要通过发债来弥补。从结构上来看，近年来政府债务管理更趋严格、规范，地方政府的债务置换使得政府部门贷款余额下降，通过债券发行融资的规模上升。 回顾从2007年到2018年国内的经济发展，与金融资产结构的变迁，可以深刻的认识到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对未来的政策制定也有很多启示意义，特别是在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的当下。过去十年在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时候，信用宽松，居民、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是扭转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举措。但是杠杆率快速上升本身就蕴含着一定的风险。因此我们会发现在经济景气度下行阶段政策以稳增长为主，而在经济景气度上行阶段政策强调的是防风险。 对于国内杠杆率的问题，既要看总量，也要看结构。从总量看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中国的杠杆率并不算高。从结构上看，政府部门的杠杆率还有上升的空间，今年受到疫情的冲击，政府债券加大发行规模成为了对冲下行压力的重要手段。而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增长在2018年之后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中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与其他国家比较高，这里面又要进一步划分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国企相对容易获得信贷资源，杠杆率较高，而民企的融资相对较难。这与国企背后有政府信用和财政的支持密不可分。另一方面，部分国企的生产经营效率偏低，这种情况下应对国企的杠杆问题应该是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出清“僵尸企业”的力度，清除无效供给，减少无效资金占用。而对于民营企业特别是普惠小微企业，仍然要加大金融的支持力度。 今年的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跨周期调节，最近易纲行长也表示“适当平滑宏观杠杆率波动，使之在长期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轨道上”。笔者认为，跨周期调节与平滑杠杆率的波动有着紧密联系。前者主要关注经济增长，后者更多关注金融资产结构。只有兼顾经济增长与金融资产结构，才能更好的实现长期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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