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核心观点 相较《CARES》法案下的补贴力度，本轮财政刺激力度更为审慎。多项核心刺激措施均将在1季度末到期，且刺激力度相对有限，难以延续到二季度或下半年，对通胀和需求的提振作用将主要集中在Q1。 本轮财政刺激方案的核心措施仍是收入及就业领域的补贴政策 一是为每个成年人以及儿童一次性发放600美元，该项补助总额约为1660亿美元。 二是将为失业者每周额外发放3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补贴，发放将持续至3月14日。 三是为小企业提供3250亿美元的救助贷款，其中最关键的薪酬保护计划补充了2840亿美元的额度，并将期限延长至2021年3月31日。 四是为租房者提供共计250亿美元的租房补贴，收入不超过所在地区收入中位数80%的均可提出补贴申请；同时将禁止驱逐租房者的期限延长至2021年1月末。 五是提供680亿美元的疫苗开发、疫情检测资金，补助资金的进一步发放有助于美国在2021年上半年实现大面积的免疫目标。 本轮财政刺激方案的重要作用是救济托底，而非锦上添花 本轮财政刺激方案的重要作用是救济托底，不是锦上添花。相较《CARES》法案下首轮财政刺激的补贴力度，本轮刺激力度更为审慎。 从失业救济金的补贴力度来看，疫情前全美平均的失业金水平为374美元/周；平均周薪为972美元，新一轮刺激方案将失业救济金额外补贴力度削减至300美元/周后，失业人群的收入水平将降至就业状态以下。 从一次性现金发放力度来看，对于就业成人来说约为疫前周薪的62%；对于三口之家来说，约为疫前周薪的96%。收入刺激将在短期内提振消费需求但难以长时间延续。如果补贴于1月顺利发放，预计其对消费需求的刺激作用将主要集中于Q1释放。 从PPP的政策条款来看，该项政策是一项托底工具。一是政策条款规定有明显的救火性质。二是此前PPP贷款规模位居前列的行业较多受疫情冲击较为严重；且借款结构中小规模借款占比较高，贷款规模在100万美元以下的占比接近66%，具有较强的救火特征，该政策的主要作用是稳住美国就业基本盘。考虑本轮PPP政策将于2021年3月31日到期，其对居民收入及消费需求的托底作用也将主要集中在Q1。 财政补贴对通胀和需求的提振作用将主要集中在Q1 整体来看，本轮财政刺激方案将在总量上提升2021年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但作用区间可能主要集中在1季度。多项核心财政刺激措施均将在1季度末到期，且刺激力度相对有限，难以延续到二季度或下半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变化与收入变化高度拟合，财政刺激对收入增速的边际作用在上半年逐渐回落后，消费需求也将回归常态，从需求侧来看，不会对通胀起到持续的推升作用，主要作用的时间段或在Q1。 2020年增量储蓄对2021年的需求和通胀拉动可能体现在上半年 美国居民于2020年以来累积大量储蓄，主要得益于财政刺激的超额补贴和消费场景减少的双重因素共振。经计算，2020年至今居民储蓄规模相较疫情前的均值水平共计攀升1.5万亿美元，该部分储蓄可能在2021年部分释放成为推升通胀水平的蓄水池。从购房以及服务分项的报复性消费来看，该部分储蓄的释放规模将不及1.5万亿美元，储蓄规模释放对需求和通胀的刺激作用可能主要集中在上半年，下半年起整体作用将趋缓。 关注1月5日乔治亚州参议院席位选举，将极大影响2021年财政刺激力度 重点关注乔治亚州两大参议员席位的最终选举结果。如果两院继续分立，则全年较难有进一步大规模财政刺激出台。如果小概率情况下民主党抢下两个议员席位，则900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以外可能仍有增量刺激措施出台，对居民的现金补贴以及对地方政府的拨款等措施力度可能增加，美国通胀可能超预期持续。 风险提示 美国印度落地共振带动商品价格上行；新兴市场疫苗不足叠加疫情复发导致上游供给持续受限；病毒变异导致疫苗失效；中美冲突超预期 目 / 录 正 文 新一轮财政刺激方案的核心仍是收入和就业领域的补贴政策 美国国会两院于当地时间12月21日投票通过新一轮刺激方案《Consolidated Appropriations Act，2021》并于12月24日送至特朗普案前等待签署生效。特朗普在经过多次态度反复后最终于12月27日将法案签署生效，避免了法案失效（特朗普如果在10天内拒绝在法案上签字，本轮财政刺激方案便会随着1月3日国会的换届而自动作废，新一届国会需重新对该法案进行投票表决）以及美国政府的停摆风险。 本轮财政刺激方案的核心措施如下： 一是开启新一轮的现金发放，为每个成年人以及儿童一次性发放600美元（此前成人为1200美元，儿童为500美元），2019年收入在75000美元以上的个人或总收入在150000美元以上的家庭将无法获得补贴，该项补助总额约为1660亿美元。 二是将为失业者每周额外发放3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补贴（Federal Pandemic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此前发放力度为每周600美元，发放将持续至3月14日。该项政策于2020年8月首次到期后由特朗普通过签署行政命令以每周450美元的规模进行接续，各州续期部分已于9月中旬附近陆续到期。此外，还将大流行失业救济金（Pandemic Unemployment Assistance）的发放期限延至2021年3月14日，该项目主要适用于自雇员工。 三是为小企业提供3250亿美元的救助贷款，其中最关键的薪酬保护计划补充了2840亿美元的额度，期限延长至2021年3月31日。薪酬保护计划的企业借款人在满足系列要求可以免除还款义务，其中免除全部还款义务的核心要求之一是必须将至少60%的贷款总额用于为员工发放工资。该项政策是疫情期间美国就业领域的最核心政策，此前于8月8日到期未能接续，到期后美国的永久性失业也受之影响出现阶段性上涨（到期当月美国永久性失业人数环比增加19%）。根据小企业管理局统计，PPP在3-8月共计挽救超过5100万个美国工作岗位，而美国当前非农就业人数仅1.42亿人。换言之，PPP出台后挽救了近1/3的美国就业岗位，该政策在新方案中接续后将对美国就业的基本盘起到稳定作用 四是为租房者提供共计250亿美元的租房补贴，收入不超过所在地区收入中位数80%的均可提出补贴申请。同时将禁止驱逐租房者的期限延长至2021年1月末。需要关注的是，《CARES》法案中允许房屋抵押贷款延期还款的救助政策未能在新一轮刺激方案中得以延续。 五是提供680亿美元的疫苗开发、疫情检测资金。当前美国国内已开始推进疫苗注射，辉瑞和MODERNA已先后于12月11日以及12月18日获得FDA的疫苗紧急使用授权，前者适用于16岁及以上人群，后者适用于18岁以上人群。补助资金的进一步发放有助于美国在2021年上半年实现大面积的免疫目标。 整体来看，本轮财政刺激的核心措施仍是收入与就业领域的补贴政策。疫情期间，虽然美国失业率大幅上升，但受益于政府在就业领域的大规模财政补贴（政府转移支付规模明显上升），居民个人收入反而持续高增，4-7月同比增速均高于8%，4月最高曾触及14%。其中，薪酬保护计划发挥托底作用，使得美国就业基本盘不至于过分流失；补充失业救济金以及一次性现金发放则为居民的收入实现了有效补充。虽然失业率上升使得生产供给遭受明显冲击，但财政刺激对个人收入的补给保障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快速修复导致供需修复错位。 财政刺激方案对需求和通胀的影响作用将主要集中在Q1 >；财政补贴对通胀和需求的提振作用将主要集中在Q1 本轮财政刺激方案的重要作用是救济托底，不是锦上添花。相较《CARES》法案下首轮财政刺激的补贴力度，本轮刺激力度更为审慎。 从失业救济金的补贴力度来看，三个阶段额外发放的失业救济金呈现阶梯式下降，由每周额外600美元先后降至450美元和300美元。根据美国劳工部统计，疫情前（2020年Q1数据）全美平均的失业金水平为374美元/周；平均周薪为972美元。因此，一阶段财政刺激每周额外发放的600美元可以实现对疫前平均工资水平的超额覆盖。叠加一次性发放的现金补贴，使得居民收入同比大幅增长。新一轮刺激方案将失业救济金额外补贴力度削减至300美元/周后，失业人群的收入水平将降至就业状态以下。 从一次性现金发放力度来看，相较《CARES》法案，成人的补贴力度下降50%至600美元，儿童的补贴力度上升20%至600美元。鉴于美国人口比例中0-14岁儿童占比仅为19%，整体现金发放力度相较前次规模大幅下降。结合失业救济金来看，额外的现金发放可以在2周时间内将失业居民的收入维持在与疫情前持平的水平。对于非失业人口来说，该部分现金发放将提升其收入水平，可能对该群体的消费需求起到刺激作用，但鉴于本轮现金补贴力度有限，对于成人来说约为疫前周薪的62%；对于三口之家来说，约为疫前周薪的96%。收入刺激将在短期内提振消费需求但难以长时间延续。如果补贴于1月顺利发放，预计其对消费需求的刺激作用将主要集中于Q1释放。 从PPP的执行条款来看，该项政策是一项托底工具。一是政策条款规定有明显的救火性质：如对于希望豁免还款义务的借款人来说，必须说明因本项贷款而能够保留的雇员人数等；对于希望申请二轮PPP贷款的借款人必须展示收入下滑的程度以印证贷款的必要性（在2020年前3季度分别遭受至少25%以上的营业收入下滑）。二是此前PPP贷款规模位居前列的行业较多受疫情冲击较为严重，如卫生保健（运营压力激增）、建筑、制造业、餐饮、零售等；且借款结构中小规模借款占比较高，贷款规模在100万美元以下的占比接近66%，具有较强的救火特征，该政策的主要作用是稳住美国就业基本盘。虽然上一阶段PPP政策的推进过程中曾出现个别资金富裕企业借用PPP的案例并引起较大争议，预计本轮政策推行过程中将针对这一现象加大审核力度。考虑本轮PPP政策将于2021年3月31日到期，其对居民收入及消费需求的托底作用也将主要集中在Q1。 整体来看，本轮财政刺激方案将在总量上提升2021年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但作用区间可能主要集中在1季度。多项核心财政刺激措施均将在1季度末到期，且刺激力度相对有限，难以延续到二季度或下半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变化与收入变化高度拟合，财政刺激对收入增速的边际作用在上半年逐渐回落后，消费需求也将回归常态。从需求侧来看，不会对通胀起到持续的推升作用，主要作用的时间段或在Q1。 >；2020年增量储蓄对2021年的需求和通胀拉动可能体现在上半年 美国个人于2020年以来累积了大量储蓄，疫情爆发后储蓄率持续高企。3月单月个人储蓄率曾突破33.7%，主要得益于财政刺激的超额补贴和消费场景减少的双重因素共振。此后储蓄率逐步回落，截至11月已降至12.9%，接近恢复至疫情前水平。根据我们的估算，疫情前14个月（2019年1月-2020年12月），美国居民平均每月储蓄规模为1038亿美元。如按此计算，疫情后（2020年3月-2020年11月）美国居民的储蓄规模相较疫情前的均值水平共计攀升1.5万亿美元，该部分储蓄可能在2021年释放成为推升通胀水平的蓄水池。经分析，我们认为该部分储蓄的释放规模将不及1.5万亿美元，且对需求和通胀的作用力度可能在上半年表现更强（如果全部释放，可能在2020年基础上将个人消费支出水平提高约10%）。原因如下： 一是2020年储蓄增量中的部分可能已经用于年内美国居民购房，2021年上半年住房销售可能继续从居民储蓄中抽水。2020年3季度以来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火热（具体可参考我们前期报告《美国房地产热潮会推升通胀吗》，下同），根据我们的估算，美国新屋销售和成屋销售金额合计1.5万亿美元，相较2019年同期增加2069亿美元（新屋按销售均价估算，成屋按销售中位价估算，根据美国2020年房地产市场豪宅销售火热的特性，这一数据可能存在低估），可能已经消耗部分居民储蓄。根据我们此前判断，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销售热潮可能在2021年上半年维持相对较高的增速，将继续对居民储蓄的留存进行抽水。 二是2020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主要由服务业拖累，但服务消费需求存在永久灭失的可能，且其报复性消费对储蓄资金的吸引作用难以持续。截至2020年11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当月同比增速-1.26%，同比尚未回正。从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的结构来看，疫情后美国实物消费迅速复苏。其中耐用品消费尤其强势，尤其是7月至今平均单月增速达13.4%，10月增速最高曾触及15.2%；非耐用品消费复苏相对温和，7月至今平均单月增速3.9%，但同样大幅领先整体个人消费支出增速；服务型消费则成为2020年至今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的最大拖累项，3月疫情爆发以来平均单月增速-7.6%，11月同比-4.9%，仍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从服务业消费的内部结构来看，住房（总量占比30%）和金融保险消费（总量占比27%）同比为正，其中住房消费增速居首达2.7%；医疗保健（总量占比13%）接近恢复正常，11月同比增速-1.8%；此外交通、娱乐、餐饮住宿等总量占比相对较小的分项同比仍然处于大幅萎缩状态，增速分别为-26.7%，-28.8%以及-19.2%。整体来看，我们认为服务分项的报复性消费在2021年将同样呈现出前高后低的走势。 在当前修复较慢的服务型消费分项中，交通消费需求可能永久性灭失，无法产生报复性消费；餐饮、娱乐等分项存在报复性消费，但可能主要集中在Q2，主要得益于疫苗大规模注射后消费场景重新开放。根据美国疫苗注射当前的安排框架（具体可参考我们前期报告《疫苗广泛应用是推动还是抑制全球通胀》），2季度是疫苗注射推进速度最快的时间区间，可能伴随报复性服务消费的集中释放。 综上，从购房以及服务分项的报复性消费来看，2021年储蓄规模释放对需求和通胀的刺激作用可能主要集中在上半年，下半年起整体作用将趋缓。 >； 关注乔治亚州参议院席位选举，将极大影响2021年财政刺激力度 此外，我们认为应重点关注美国时间1月5日乔治亚州两大参议员席位的最终选举，选举结果将在极大程度上影响2021年美国的整体财政刺激力度。当前共和党占据50席、民主党占据48席，共和党仅需拿下至少一个席位便可保证未来两年对参议院的控制权。 整体来看，共和党有较大概率在选举后占据50席以上的多数席位。虽然近期民主党候选人在两大席位的民调均占据上风，但主要是受部分C级民调机构的结果扰动所致。从B级以上民调机构最近的调查结果来看，共和党仍有较大概率把持两大席位中的至少一席，国会将继续呈现两院分立格局。 国会的选举结果将在极大程度上影响2021年美国的财政刺激力度。如果国会最终继续保持两院分立，则全年较难有进一步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方案出台。如果小概率情况下民主党抢下两个议员席位，则900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以外可能仍有增量刺激措施出台，对居民的现金补贴以及对地方政府的拨款等措施力度可能增加，美国通胀可能超预期持续。 风险提示 美国印度基建共振导致商品价格超预期；新兴市场疫苗不足叠加疫情复发导致上游供给持续受限；病毒变异导致疫苗失效；中美冲突超预期。
2009年的欧债危机实际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在统一货币区中不同成员国主权债务信用突然分层，信用利差突然扩大，乃至于最终发生违约。我国的政府债务一直存在着央地不平衡和区域不平衡问题，地方政府债务的不断累积正在债券市场中形成愈发不可忽视的信用风险，需要警惕可能突然发生的急剧信用分层和信用利差扩大。欧债危机的最终解决依靠的是各个成员国央行购买各自的国债，其本质是债务货币化。对我国而言，政府杠杆率远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关键是通过财政体制改革解决政府债务结构的两个不平衡问题。 一、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堪忧 地方政府实施扩张财政政策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债券以及城投债券两种债务融资模式，在刺激经济、引导投资等方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地方政府债务快速扩张，偿还能力及可持续性令人担忧。 其一，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过快，但缺乏稳定持续的财政收入做支撑，未来偿债压力较大。为缓冲疫情冲击，2020年地方政府债券和城投债发行规模均达到历史高位，截至12月29日，分别发行了6.4万亿元和4.3万亿元，较2019年分别增长了45%和20%，债务余额分别达到25.4万亿元和10.6万亿元，较去年均增长了20%。极速扩张的债务规模虽然缓解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但却加大了未来的财政偿还压力。从区域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存量债务规模较大，江苏省地方政府债券和城投债存量规模已达3.8万亿元，且依旧在以近20%的增速在不断滚动；而经济落后的地区偿债压力较大，贵州、青海及东北三省未来两年财政收入用于债务还本付息的比例均超出70%。 其二，地方政府债务的信用分层将会加快，债务的区域性不平衡风险加剧。近期超千亿的国企信用债违约打破了债市中的国企信仰，进一步引发了对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同时也加剧了各地政府债务的区域不平衡。地方城投平台多数由地方国资委控股，城投债的信用评级多数因政府背书的原因，存在评级虚高的现象。如此次国企AAA级信用债违约，对城投债的信用评级及发行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有省市城投债的信用利差在11月10日前后都出现较大幅度的扩大（见图1），如云南省AAA级城投债利差已经由10月底的220BP扩张至333BP。从各地城投债券的融资成本看，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的信用利差变动相对平缓，平均涨幅约在20BP左右，而经济落后地区的信用利差涨幅均在50BP以上，云南、吉林等地区信用利差上涨幅度甚至超过100BP。经济落后地区的债务偿还压力本就已不堪重负，债务融资成本的上升进一步加大了这些地区的债务违约风险，地方财政的区域不平衡问题愈加严重。 图1 部分省市AAA级城投债信用利差 （%） 数据来源：WIND，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注：城投债信用利差为城投债券与同期限中债国开债的利差估值进行余额加权计算所得。 其三，区域性的财政风险通过债券市场传导形成金融风险压力。截至2020年12月28日，在政府债务中，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券、城投债）的存量占比已增至64%。我们预计在2021年至2023年至少有8个省市需用50%以上的财政收入来偿还到期债务本息，而地方政府的融资主要依靠债券市场。一旦出现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将会对整体地方政府债务信用形成强烈的冲击，进一步加大银行体系尤其是地方商业性银行的金融风险。 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根源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根源在于财权上收、事权和债务下放的财政体制，同时，政府的功能尚未从人口红利时代着重于推动经济增长，转变为后人口红利时代着重于提供社会所必需的公共品。 第一，债券发行与债券使用期限错配，同时，债券使用的效率较低。地方政府债券和城投债的发行期限相对较短，而发债资金多数投向基建及房地产等长期项目。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产业结构、需求结构转型，这些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多数政府投资项目很难形成稳定的现金流，尤其专项债券项目周期远远长于债券期限，项目现金流的短缺使得债券到期还没有形成收益，甚至多数省份存在专项资金无法使用的问题，债务资金闲置，不能有效转化为政府支出。 图2 2020年11月各省市财政自给率[1]（%） 数据来源：WIND，CEIC，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第二，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事权和支出责任。自分税制改革之后，我国财政体制呈现“事权下放、财权上收”的局面，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过大，事权层层下放，尤其到基层政府其事权和支出责任远远超出其财政收入所承受范围。自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比不断上升，其累计增速一直快于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增速，2019年底地方政府用53%的财政收入来维持全国85%以上的公共支出项目。多数省市的财政自给率较低，财政自给率超出50%的省市不超过10个（见图2）。从中央和地方公共支出比重看（见表1），中央政府只有在外交、国防、金融监管及粮油物资方面承担了较大的支出责任，对于教育、医疗、社保等基础民生类项目，以及一些跨地区的要素流动性项目如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环保节能等，事实上均由各地政府承担。 第三，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效率低。横向来看，多部门管理造成债务的使用效率低下。地方政府债务的发行管理涉及到各地财政、央行、发改委、国资委等各个部门，且多部门均有其自己的审核和绩效标准，直接增加了项目的建设及运营成本，降低了债券资金的经济效应。纵向看，多级财政体制使得省以下地方隐性债务尾大不掉。省以下政府没有债券发行自主权，尤其县级及县以下政府可使用的地方政府债券微乎其微，因而只能采取其他隐性的融资渠道。 三、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化解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其根源在于分税制改革后财政体制遗留的弊端，即财权上收、事权和债务下放。 第一，加快央地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强中央的财政职能和协调作用。对于涉及要素的区域流动和全国统筹的项目如社保养老体系、环保节能及基础教育等，需要由中央政府进行承担，可以通过增加国债规模进行融资。另一方面，对于发展日益分化的不同地区尤其中西部等落后地区，需要中央政府改善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公共支出的分摊比例，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缓解地方政府债务的区域不平衡。 第二，明确政府的职能范围，加快推进债券的市场化改革进程。首先，债券发行应当基于当地发展的项目需求，在项目的选取和审核上需要对地区的长期发展潜力进行合理的规划，促进项目与债券的匹配度。对于缺乏稳定现金流的投资项目，应减少或者不允许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其次，增强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的匹配性，精准使用债务资金，提升现有资金的使用效率。最后，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简化财政体制的多层嵌套，提升财政支出效率。 第三，实施存量地方债务置换，对于增量地方政府债务分区域采用不同的融资机制。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首先需以时间换空间，增加地方政府债券中再融资债券的规模，同时对隐性存量债务进行置换清算，增加国债规模来置换已到期的部分隐性债务。同时，由中央有关部门对不同区域实施信用风险评估，分区域实施不同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机制。对于财政收入稳定的地区，其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可以采取备案制；而对于财政收入不稳定、经济落后地区，应该对地方政府发债采取严格的审批制。此外，可以借鉴日本模式，结合“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优势，通过政策性银行发债，再由政策性银行为缺乏发债条件的地区提供政策性贷款。 [1] 此处各省市财政自给率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计算所得，用以衡量该省市的财政基本支出资金来源于税收和非税收入的比例。
12月11日，金信期货贵金属分析师胡悦应邀到第一财经演播厅《市场零距离》节目，为投资者解读近期贵金属市场。 12月，金价止跌反弹。胡悦分析，美国经济复苏放缓基本确认，美联储主席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疫苗仍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经济复苏的前景较为曲折。同时，美国11月非农数据远低于市场预期，仅为24.5万人，而市场预测在45-50万人，前值高达61万人。针对失业率数据，美联储理事认为该数据存在偏差，实际失业率在10%左右。财政方面，美国国会推出为期一周的临时支出法案，持续至12月18日。 在临时财政法案以及美国经济复苏放缓影响下，金价反弹至1860美元关口。本周，一方面欧洲经济较弱，市场预测欧央行后续资产购买计划将延长，因此美元小幅反弹，对金价施压。美国财政部长提出的财政刺激计划再次受阻，金价反弹停滞，承压下行。 美联储议息会议下周即将召开，本次会议的最大亮点在于两项风险演变指标，该指标将指导美联储后续加息路径。目前美联储的“弹药”几乎用尽，若想继续压低美债收益率，我们预计美联储不得不扩大资产购买计划。货币政策对金价仅有支撑，无法形成利多，下周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将确认近期金价下限。 财政政策方面，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呼吁国会不能在未通过新冠疫情援助法案的状态下进入圣诞与新年休会期。近期美国经济复苏进入停滞，胡悦预计12月中下旬财政刺激方案出台的可能性大，规模在1万亿左右，届时金价将偏强运行。 胡悦认为，短期内黄金仍有调整空间，下一轮的反弹基本在12月下旬财政刺激出台。在明年二季度前，贵金属仍将维持区间震荡。明年二季度美国经济将逐步复苏，届时通胀预期再起，并且快于名义利率的增速，实际利率将再次探底，金价有望迎来大幅上涨。她建议伦敦金关注1830的支撑位，以及1860的压力位，以短线高抛低吸为主。
核心观点 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新一轮8920亿美元的新冠疫情财政救助计划，该计划落地时点早于预期，但规模低于我们预期的1万亿美元。考虑到未来美国国会两党两院分治概率高，本轮财政刺激方案的落地意味着美国年底至明年初再度追加大规模财政刺激方案的概率下降。未来两党可能在针对州和地方政府救助议案中增加资金，但预计规模很难超过2千亿美元。 正文 美国国会通过新一轮（8920亿美元）新冠疫情财政救助计划。北京时间12月22日午间，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一揽子财政法案，包括8920亿美元的新冠疫情救助计划和1.4万亿美元的政府拨款计划（支持联邦政府运营至本财年末，即2021年9月30日），这份法案将交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生效。 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落地时点早于预期，但规模低于我们预期的1万亿美元。近期美国新冠确诊病例攀升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美国两党年底前达成新刺激法案。总体来看，8920亿美元财政救助方案落地时间早于市场预期的2021年年初，但规模上相对今年3月的约2万亿美元CARE疫情救助方案大幅缩水，也低于我们预期的1万亿美元规模。新增资金规模方面，在8920亿美元资金中，只有约3500亿美元来自新增资金，而其余部分（约5000亿美元）是原有CARES法案的剩余资金，这一点低于市场预期。 本轮8920亿美元财政刺激方案的落地，意味着美国年底至明年初再度追加大规模财政刺激方案的概率下降。如果明年1月5日佐治亚州两个参议员席位归属仍显示未来美国处于分裂国会下，则当前8920亿美元财政救助方案很可能是最后一笔超过数千亿规模的疫情财政救助计划（明年初两党仍会针对财政刺激展开谈判，但最终达成共识仍相对困难）。未来两党可能在针对州和地方政府救助议案中增加资金，但预计规模很难超过2千亿。而随着明年Q2新冠疫苗大规模接种，国会在Q2之后再度追加广泛财政刺激计划的概率下降。不过，如果民主党超预期赢得了参议院多数席位（即控制参众两院），则明年初美国国会可能将财政刺激规模提高到合计2万亿美元左右。 针对个人/家庭救助金方面新方案好于此前9080亿美元版本。本轮8920亿美元财政刺激法案中没有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任何直接援助；针对个人/家庭援助金（成人600美元和儿童600美元现金一次性补贴）和失业救济金（每周300美元）的金额都较年初CARES法案减半，同时失业救济金的救济时间也有所缩短，但相对好于此前9080亿美元中的相关条款（没有包括新一轮的个人直接拨款）。 未来拜登中期财政刺激计划值得关注。但依据目前形势而言，拜登也暗示过支持比民主党主张的2万亿美元低的刺激法案，尽管“破脚鸭”时期通过的财政刺激可能是拜登未来财政筹划的一部分，但这意味着美国明年初的财政刺激可能低于预期。本轮892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对明年美国经济的提振可能会更多体现在Q1，预计中期经济增长仍依赖疫苗普及后消费服务业的恢复以及低利率下美国房地产未来1-2年的上行周期提振。 本文节选自中信证券研究部已于2020年12月23日发布的报告《海外宏观事件点评：美国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落地，但规模低于预期》
核心观点 伴随着经济活动活跃性的持续提高、企业和居民收入的改善，税收收入增速从下半年以来一直持续高个位数至10%以上的增长，11月实现了12%的高增长。目前已经达到全年财政收入的预算目标。考虑到后续经济修复对财政收入的带动，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增长可能会超目标完成。支出方面，本月支出延续高增长，累计增速年内首次转正，散点疫情爆发促使卫生健康支出持续高增。临近年低，预计12月将继续迎来公共财政支出大月。 事项 2020年11月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7%（前值3%），其中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2.2%（前值11.2%）；非税收入同比下降42.4%（前值-45%）。11月一般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6%（前值19%）。1-11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累计同比增长6.7%（前值4.1%）；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比增长25.8%（前值24.7%）。 正文 ▌经济回暖带动税收收入持续高增长，全年财政收入目标已达成。11月一般公共财政收入10956亿元，增速较上月回落了5.7个百分点至-2.7%。分结构来看，受益于经济的持续修复改善，税收收入增速较上月回升了一个百分点至12.2%，伴随着经济活动的持续修复、企业和居民收入的改善，税收收入增速从下半年以来一直持续高个位数至10%以上的增长。同时考虑到财政政策积极助力实体企业减压，因此非税收入增速也持续大幅负增长（图1）。从税收内容来看，主要税收中的企业所得税、国内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和国内消费税增速分别为0.7%、8.2%、26.7%和2.2%，均维持了正增长（图2）。1-11月公共财政收入累计增速为-5.3%，已持平全年-5.3%的预算目标。按照当前经济持续修复的状态，预计12月的公共财政收入还将维持小幅正增长，全年财政收入情况将略好于年初目标。 ▌财政支出延续高增长，散点疫情爆发促使卫生健康支出持续高增。11月公共财政支出为18407亿元，增速较上月小幅回落了3个百分点至16%，仍然维持较高的支出增速。其中，中央财政支出增速为-6.6%，较上月回落了8.2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支出增速为21%，较上月小幅回落了2.7个百分点，整体来看仍然是地方财政扩张在持续。从支出的内容来看，本月支出增速较高的行业主要是卫生健康和城乡社区事务、教育等，单月支出增速分别为69%、30%和21.8%，尤其是卫生健康支出增速从10月开始持续60%以上的高增长，预计与国庆后各地区散点疫情的爆发以及地方加强疫情防控等有较大的关系（图3）。1-11月公共财政支出累计增速为0.7%，累计增速全年首次转正，但距离全年3.8%的增长目标仍然有较大差距。如果全年仍然要实现预算支出目标，则12月单月支出增速需达到23.7%。从历史来看，每年12月都是财政支出的大月，支出金额会显著提高，我们预计今年12月可能会实现3.5万亿以上的支出，但可能超过4万亿的难度较大（图4）。 ▌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长韧性较强。1-11月政府性基金收入为72672亿元，累计增速为6.7%，较前值回升2.6个百分点，增速约为27.3%（图5）。其中，1-11月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中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单月增速为12.9%，较上月回升了2.8个百分点，整体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长韧性较强。土地市场方面，百城土地成交面积和总价回落，但土地溢价率小幅回升。整体来看，“三条红线”政策对土地市场压力仍在，可能会在后续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中有所体现。地方政府专项债方面，年内新增的地方专项债的3.55万已经在10月发行完毕，11月各地开始部署剩余2000亿用于化解中小银行风险的新增专项债发行。12月7日，全国首只中小银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广东省在银行间市场发行100亿元人民币的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投向分别是地方中小银行郁南农信社40亿元、普宁农商行37亿元、揭东农商行14亿元、罗定农商行9亿元。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刘昆 《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23日 第09 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了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目标要求、主要任务和实现路径。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以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部署。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抓住新机遇、应对新挑战的必然要求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建议》科学分析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提出了“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举措，也是重要保障。必须服从服务于党中央确定的战略目标，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深化改革，更好发挥现代财税体制在资源配置、财力保障和宏观调控等方面的基础作用，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有效支撑，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改革也面临新的任务，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议》提出今后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是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必须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更加彰显统一完整、权责对等、高效公平、公开透明等特征，为科学规范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进一步夯实制度基础，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取得新成效。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成果的巩固拓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更加完善，财政体制进一步健全，税收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现代财政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必须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按照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要求，既巩固已取得的制度建设成果，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提升预算配置财政资源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更好推进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分工协作、有序运转、有效履职，增强税制促进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和市场统一的作用。 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更好贯彻国家战略和体现政策导向 政府预算体现国家的战略和政策，反映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方向。“十四五”时期，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制度，要在挖掘潜力、规范管理、提高效率、释放活力上下更大功夫。 强化对预算编制的宏观指导，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预算编制的全过程，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发展大局，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宏观调控总体要求，指导地方和部门在预算编制中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各类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加强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统筹衔接。加强公共资源综合管理，将依托行政权力和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以及特许经营权拍卖收入等按规定全面纳入预算管理。加强部门和单位对各类资源的统一管理，依法依规将取得的各类收入纳入部门或单位预算。 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化，更好发挥标准在预算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建立国家基础标准和地方标准相结合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体系。探索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化管理，根据经济和财力状况逐步提高保障标准、扩大清单范围。加快建设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强化标准应用，建立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不断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预算管理要求和程序编制预算和安排重点支出。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强化预算对执行的控制。严格规范预算调剂行为。进一步加大预算公开力度，提高财政透明度，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深化绩效管理改革，将绩效理念和方法融入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全过程，推进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推进绩效指标体系建设，完善预算绩效管理考核，层层传导压实绩效责任。健全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分配体系，加强事前绩效评估，严格绩效目标管理，提高绩效评价质量，健全预算安排与绩效结果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 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紧紧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加强对重大战略、重要任务、重点改革的财力保障研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动国家重大战略、重点改革和重要政策落实落地。进一步完善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增强中期财政规划对年度预算编制的指导性和约束性。聚焦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加强政府债务和中长期支出责任管理。 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是政府间权责划分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十四五”时期，要着力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推动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 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适当上移并强化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重点将涉及生产要素全国流动和市场统一的事务，以及跨区域外部性强的事务明确为中央财政事权，减少委托事务，加强中央直接履行的事权和支出责任；按照地方优先的原则，将涉及区域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事务明确为地方财政事权。合理确定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由中央和地方按照规范的办法共同承担支出责任，进一步明晰中央和地方职责范围。 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稳定地方预期。指导各地按照分税制原则科学确定地方各级政府收入划分。推进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适度加强省级在维护本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等方面的责任。督促省级政府切实担负起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三保”主体责任，加快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推动财力向困难地区和基层倾斜，逐步建立基层“三保”长效保障机制。 增强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根据财政事权属性，厘清各类转移支付的功能定位，加大对财力薄弱地区的支持力度，健全转移支付定期评估机制。结合落实政策需要与财力可能，合理安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规模，重点加强对基本民生、脱贫攻坚、污染防治、基层“三保”等重点领域的资金保障，支持地方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完善地区间支出成本差异体系，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相衔接，加大常住人口因素的权重，增强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 进一步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切实发挥税收功能作用 税收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十四五”时期，要建立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优化税制结构，同时提高税收征管效能。 健全地方税体系，培育地方税源。完善地方税税制，培育地方主体税种，合理配置地方税权，理顺税费关系。按照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方案，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结合消费税立法统筹研究推进改革。在中央统一立法和税种开征权的前提下，通过立法授权，适当扩大省级税收管理权限。统筹推进非税收入改革。 健全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健全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其占税收收入比重。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适时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修法，合理扩大纳入综合征税的所得范围，完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完善吸引境外高端人才政策体系。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 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坚持依法治税理念，提高政府税收和非税收入规范化、协调化、法治化水平。建立权责清晰、规范统一的征管制度。分步推进建成全国统一的新一代智能化电子税务局，建设标准统一、数据集中的全国税收征管信息库，持续推进涉税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促进各部门信息共享。 进一步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完善规范、安全、高效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是现代财税体制的重要内容。“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既有效发挥政府债务融资的积极作用，又坚决防范化解风险，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完善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机制。根据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的需要以及财政可持续的要求，合理确定政府债务规模。依法构建管理规范、责任清晰、公开透明、风险可控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确定机制，一般债务限额与税收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匹配，专项债务限额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及项目收益相匹配。完善以债务率为主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健全地方政府偿债能力评估机制。加强风险评估预警结果应用，有效前移风险防控关口。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完善常态化监控机制，决不允许通过新增隐性债务上新项目、铺新摊子。硬化预算约束，全面加强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和预算评审，涉及财政支出的全部依法纳入预算管理。强化国有企事业单位监管，依法健全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向企事业单位拨款机制，严禁地方政府以企业债务形式增加隐性债务。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等必须审慎合规经营，严禁向地方政府违规提供融资或配合地方政府变相举债。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健全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机制，坚决防止风险累积形成系统性风险。加强督查审计问责，严格落实政府举债终身问责制和债务问题倒查机制。 完善政府债券发行管理机制。优化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持续推动国债市场健康发展和对外开放，健全及时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更好发挥国债利率的市场定价基准作用。健全政府债务信息公开机制，促进形成市场化、法治化融资自律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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