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值此之际，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疫情前，政府和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6%左右。由于中国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为-6.8%，从供给的角度看，如果经济在后三个季度中能实现6%的增速，中国经济在2020年的增速应可达到3.2%。如果外需继续恶化，消费需求反弹幅度差强人意，则中国经济是否能过实现3.2%，甚至更高的增速，就取决于资本形成增速是否能够大幅度提高。而资本形成增速取决于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的增速。在这些投资中，只有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直接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扩张力度和项目储备。在其他各项投资增速给定情况下，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是政府弥补有效需求不足、GDP实现3%以上增长的主要手段。简单的计算可以显示：2020年后三个季度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必须大大高于GDP的增速，基础设施投资增量必须明显超过2009年和2010年。 余永定 多年以来不少人认为2009年到2010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是失败。否定四万亿刺激计划这种观念必须纠正，必须为四万亿刺激计划正名。尽管四万亿刺激计划存在种种缺陷，经验教训必须记取，但必须看到，没有四万亿刺激计划，中国经济不可能率先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不可能实现GDP由2008年的4.6万亿美元到2019年的14万亿美元的上升。事实上，所有主要经济体在2008年之后都启动了规模庞大的刺激措施，而且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 为了执行四万亿刺激计划，2009年-2010年中央专门增加财政支出1.18万元人民币，地方政府配套资金2.82万亿元人民币。全国财政赤字率从2008年的0.3%上升到2009年的2.7%。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财政赤字率不得超过3%成了金科玉律。有什么道理？不知道，大概是教科书说的吧。但现实情况是：2009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率为9.8%。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政策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使美国经济不但稳定了金融体系而且实现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复苏。有哪个国家遵守3%规则？没有，一个都没有。现在这些国家又开启了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 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执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而扩张性财政政策意味着财政支出增速高于经济增速。而在需要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时期，往往是是经济增速低，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的时期。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意味着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累积的财政赤字）对GDP比的提高。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为了保证实现3%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必须大胆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之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根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同事的初步估算，本次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所需要增加的基础设施投资额应明显高于当年的四万亿元。 不仅如此，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生产得到充分恢复之后，在许多领域，政府恐怕还要继续执行抗疫纾困支出的政策。特别是，政府还要对因疫情而失业、半失业但未得到社保体系覆盖人群提供救助。由于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中国过去一些出口导向企业可能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困难，一些订单可能永远也不会再有了，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他们需要转型，需要从外需为主转到内需为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能需要专门设立一个支出项目来帮助这些企业通过转型的难关。 在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的同时，由于在经济增速下降和执行减税降费政策，中国财政收入必然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财政赤字率明显上升是难以避免的。不少人不支持采取类似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类的政策主要是担心政府财政赤字上升过快，从而导致政府债务杠杆率的进一步上升。这种担心并非全无道理，但并不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在2020年不应采取比2009-2010年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第一，中国政府的债务情况与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重要的发达国家相比，是相当好的。自2008年到2017年欧盟、英国、日本、美国、印度财政赤字对GDP比的平均值分别为3.5%、6%、6.8%、6.7%和7.8%。同期，中国财政赤字对GDP比的平均值不到2%。不少西方国家学者和国际组织认为中国的实际财政状况要比中国官方公布的差很多。例如，世界银行提出了“广义财政赤字”占GDP比例的概念。根据这个概念，IMF把许多在中国并不作为赤字的一般公共预算之外的一些预算项目的收支差额算作赤字，从而把中国的财政赤字率大幅度提高10%左右。这种做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这个概念大大夸大了中国财政的脆弱性，中国在决定财政预算时完全没有必要受这一指标的束缚。 衡量政府财政状况的另一个主要指标是公共债务对GDP的比。中国的公共债务对GDP比比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低，更是大大低于美国和日本，显著低于欧盟（包括低于德国）。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确实比较高，这是我们应该高度警惕的。但即便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中国公共债务对GDP比仍不超过50%，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说法，中国是世界上公共债务对GDP最低的三十多个国家之一。 第二，债务杠杆率过高之所以会引起担忧，主要是债权人担心债务人无法根据约定偿还债务，不再继续提供融资，从而产生主权债务危机，但在中国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国是个高储蓄国家，居民希望拥有更多金融资产，而国债是金融资产中最安全的资产，中国居民和金融机构对国债有强烈的需求。因而中国政府以较低成本发新债还旧债根本不成问题。此外，中国政府拥有巨额国有资产，其数量大大超过政府国债余额。有谁会怀疑中国政府不能兑现国债券呢？如果中国政府借了大量外债，情况或许有所不同，但中国政府债务是基本是内债，在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基本为零。最后，中国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余地还比较宽裕，实在不行还有央行可以出手。 第三，杠杆率是一个动态概念，杠杆率的变动取决于国债余额和GDP的相对变化。降低杠杆率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减分子，一个是加分母。分子是中国的债务余额，分母是GDP。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降低杠杆率低的最重要途径是提高GDP增速。在过去的20多年间，中国基本上是通过这个途径降低杠杆率的。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财政状况的好转主要就是因为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在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财政赤字对GDP比和国债余额对GDP比都有显著提高。原因何在？是财政支出过快吗？不是。2020年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4.3%。与此同时，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仅下降5.7%。结果，第一季度财政赤字率由去年的2.8%上升到4.5%。显而易见，中国2020年财政状况的恶化不是支出增加太快，而是财政收入减少太快造成的。而财政收入减少的最主要原因则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所以，要改善财政状况就要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上不去，财政状况就没办法改善。靠进一步地压缩财政开支只会使得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从而陷入增速下降-杠杆率上升-增速进一步下降-杠杆率进一步上升的恶性循环。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不是降低杠杆率。降低杠杆率的问题可以往后放一放。事实上，现在所有的国家都在毫无顾忌地增加本国的杠杆率，中国是最有条件、最有资格增加政府杠杆率的国家，为什么偏偏中国要犹豫不决呢？ 第四，尽管中国政府杠杆率在世界上处于低水平，但中国企业杠杆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中国高杠杆率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有企业。中国政府是否应该因此而避免大幅度增加财政赤字、提高财政赤字对GDP的比例呢？中国不少企业之所以杠杆率很高是经营不善，而又缺乏僵尸企业退出机制的结果。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国情不同，不能把中国企业同外国企业的杠杆率混为一谈。首先，中国企业高杠杆率的重要原因是股市发展不够健康，企业融资过度依赖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其次，中国许多大型国有企业从一开始就缺乏资本金。事实上，对于国有企业，其资本金要求同私有企业应该有很大不同。第三，中国企业杠杆率上升同四万亿刺激计划有关。当初中央政府不希望政府财政赤字率提高过快，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主要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债解决。我个人认为，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主要应通过中央政府发行国债来解决。财政赤字应该显性化、政府债务也应该显性化。 第五，我希望强调，经济的高杠杆率本身不一定是坏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是个高储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高增长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高杠杆率是难以避免的：生产者可能没有足够的自有资金，而居民部门有大量储蓄；生产者要投资就需要通过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从居民部门借钱。如果生产者不提高杠杆率，换言之，政府和企业不从居民部门借钱，居民的储蓄就无法实现。居民部门之所以要储蓄，是为了推迟消费，而政府和企业部门的负债恰恰满足了居民部门对储蓄的需要。一般而言，只要高杠杆对应于高储蓄。高杠杆率就不但不构成任何金融风险，而且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府将会产生“挤入”而不是“挤出”效应。政府买单的基础设施投资将转化为对大量相关企业、特别是私人中小企业的订单。有了订单，企业产出增加，企业杠杆率自然也会相应降下来。 当然，如果中国的股市能够健康发展，在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中国的总体杠杆率是可以有所降低的。另外，如果中国政府和企业背负大量外债，则金融风险是巨大的。但幸运的是：中国的外债还在可控范围之内。 公众对政府财政开支的增加，特别是一般预算开支的增加往往有很强的戒备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主张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各种形式的浪费，我们必须坚决抵制各种政绩工程、白象工程。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动辄召开花销巨大并无实际意义的国际会议早已已经招致公众的不满。为此，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支持力度的同时，必须严肃财经纪律，对浪费公共资金的行为实行离任追责。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学界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有多高，因而对中国是否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对于中国财政赤字是否应该突破3%这一门槛存在不同意见。这种情况是非常自然的。现在中国经济存在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我们相信，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抗疫纾困，中国政府一定会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是光明的，对此我们抱有充分信心。 本文来源于网易。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吴晓灵 近日刘尚希院长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建议引起了议论，我想谈谈看法。 财政赤字货币化在货币银行学中并非新论。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购买国债，就是对财政的支持，也借此吐出基础货币实现信用扩张并创造货币。之所以中央银行不直接购买一级市场的国债，是希望对政府财政有一个市场约束。在非常时期央行也可直接从一级市场买入国债，只要央行的买入量不超出货币政策的目标需求，则不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近年来各国央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除买入国债外还直接买入商业票据和证券，这是金融危机中社会信用传导机制不畅的无奈之举，但也不是无限创造货币，其买入量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为限。在未达目标前可声称无限买入。从上述理论看，不是财政赤字不能货币化，而是看两个问题：一是货币化必须以货币政策目标为限才不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二是财政政策要有效率才不会伤害经济。经济危机时期财政赤字的比率不是不可扩大，此时要在挽救经济与财政纪律中做权衡。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不是不可以扩大财政赤字，也不是不可以央行直接买入国债，而是我们的财政政策是否合适，效率如何。中国的银行体系尽管在信贷的公平性上存在问题，但传导机制是正常的，央行也在通过再贷款对信贷结构进行调整。因而，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1）我们的财政政策是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为主，还是以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为主；2）当前解决就业问题是加大政府投资或政府补贴投资为主，还是救助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为主；3）财政对困难人群的救助能否精准，减少跑冒滴漏；4）当前情况下用结构性信贷政策与用财政政策调结构哪个相对更有效率。这些问题清楚了，财政赤字自可扩大，手段自可选择。 附：以下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4月27日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与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当前经济形势下的财政政策”专题会议上的发言。 新的条件下，财政赤字货币化 具有合理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现在对财政政策讨论非常多，但怎么理解当前的财政政策？怎么样实施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深化讨论。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来，要以更大的力度对冲疫情的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怎么去理解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是不是提高赤字、扩大政府债务、发行特别国债，就等于积极有为了？我想这可能只是一个方面。因为赤字债务是一个筹资的视角，钱从何来？我认为，按照量出为入或者以支定收的财政逻辑，应当先考虑干什么，然后再考虑钱从何来，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财政政策要以风险管理为导向 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我认为财政政策的重心应当是先考虑干什么，钱花到哪里去，如何花钱？按照传统的思路是公共投资，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了适度扩大公共消费。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都是从最终需求的角度来说的。有没有超越传统需求管理路径的新思路？按照政治局会议精神，在“六稳”的基础上着重要实现“六保”，我认为“六保”就是一个新思路。它摆脱了传统的需求管理的路径，实质上转向了风险管理的新框架，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合起来共同去对冲风险、隔离风险、分配风险。政府转向风险管理可能不是一个短期的举措，而是一个长期的方向。因为我国已经进入一个高风险的发展轨道。这次疫情给经济发展的冲击，就像一个正在运行的物体受到重大的外力冲击，从而使这个物体的运行轨道一下变了，进入了一个新的运行轨道。这个新的运行轨道将是一个高风险的轨道。这既是指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包括我国的发展，直接进入了高风险的轨道。从这点来看，基于公共风险的管理应将成为今后财政、货币政策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要以风险为导向，也就是以短期风险和长期风险为导向来考虑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权衡财政风险和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据此制定和调整财政政策。 我认为，“六保”就是经济运行面临的六大风险，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以对冲这六大风险为目标。如果把这六大风险实现了对冲和隔离，使之没有连成风险链，那么中央确定的政策目标也就实现了。从这点来看，“六保”的思路就是一个风险管理的思路。它摆脱了原有的需求管理的政策路径。这次提出来的适度扩大公共消费，跟以往只是注重投资的思路有很大的区别，更有助于隔离民生风险，防止扩散。疫情的冲击使整个宏观经济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带来了巨大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对当前财政政策的理解应超越传统的需求管理，应寻求一个新思路和新框架来支撑财政货币政策的制定、调整和完善。 在新的条件下，财政赤字货币化具有合理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虽然我们要对冲风险、隔离风险、分配风险，在“六保”的指导下实施财政政策，但这并不等于钱从何来不重要。目前，特别国债的规模和用途去向尚未公布，我想在这里进行一些分析。 特别国债之所以称之为特别国债，在用途或是在发行方式上应该有其特别之处。当前我们面临新的条件，包括疫情，也包括全球的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高风险的“三低两高”的新态势。无论是量化宽松还是低利率，都没有刺激起通胀，表明现在的通胀机理已经发生了较大改变，“货币数量论”已经过时了，以货币存量来衡量宏观杠杆率已经不合时宜。显然，把宏观杠杆率（货币存量比GDP）的上升视为宏观风险上升，可能是一个误判。 在这种新的条件下，是否可以考虑财政赤字适度货币化？这次的特别国债，如果由央行直接购买，不但可以避免国债向市场发行产生的挤出效应，而且可以产生和央行扩大货币供应不同的效果。通过财政定向发债，能更加有效地对冲前面讲的六大风险点。目前我们没有必要担心通胀的问题，现在的消费物价指数（CPI）主要是受供给的影响，而不是受需求的影响，而且是结构性的。从2008年以来的观察表明，货币存量的变化几乎难以影响消费物价。现在整个货币运行状态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通胀的机理也发生了改变，财政、金融的结合可以考虑突破传统的财政不能透支的老思路。过去之所以强调财政不能透支，是因为担心赤字货币化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而现在看起来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几乎为零。国外十多年来的量宽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需要反思现有的经济理论包括货币理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实行新的组合。 从更高的层面来讲，财政赤字、国家债务以及央行发行的货币都是基于国家信用，在这点上是相同的。可以用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适度地实现赤字的货币化，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结合成一种新的组合，以缓解当前财政的困难，也可以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问题。规模上，根据当前“六保”的要求，既要针对市场主体，又要针对社会主体、家庭、个人、医院等等，对冲风险需要比较大的力度。面对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需要前所未有的政策来匹配。我认为，特别国债的预算规模可以考虑达到5万亿，分次发行，央行扩表，零利率购买。实际执行下来，可以小于5万亿元，但基于当前市场悲观情绪蔓延，预算规模可以大一些。政策力度大，更有助于提振信心。在适当的时候央行可以缩表，以防资产泡沫。缩表时，可以考虑将特别国债卖给商业银行。这是一个无风险资产，卖给商业银行可以调整它的资产结构，通过财政途径发出去的货币可以回收。即使有通胀问题也有办法对冲，货币发行引发通胀有滞后性，可以打时间差，不影响在一定规模、一定程度上进行赤字货币化。至于法律的限制可以由人大特别授权来解决。 这样比货币政策仅在再贷款、降准降息方面采取措施更有效。目前，货币政策传导到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到市场主体的过程中在操作上有难度。比如，商业银行如何把钱给到大量的中小微企业，面临着很大的成本约束和风险约束，即使靠行政命令也行不通，因为商业银行毕竟是一个市场主体，不能不讲成本和风险。把这部分钱通过央行给到财政，财政再去救助相应的市场主体，这样在操作上更具有便利性。特别国债不计入中央的一般公共预算赤字，这样可以解除对赤字率出现跳跃性猛增的担忧。其实，央行零利率购买特别国债，也可以视为国家货币发行收益（铸币税）的一次转移，故而可以不计入赤字。 总之，在当前条件下，要有非常规的政策思路和政策方案。同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应当纳入到一揽子的政策方案中，要发挥政策的“规模效应”，以一个完整的专门预算方案体现出来，而不应零散出台政策，否则，在引导预期和提振市场信心方面作用有限。因此，我一直主张要有一个专门特别预算，用途主要是围绕“六保”，而资金来源就是特别国债，地方专项债有一部分指标也可以挪到中央政府债务中。现在进一步扩大地方专项债面临着很多现实的困难，找项目越来越难。从控制债务风险的角度，不应一味让地方发债、让地方去对冲风险，因为地方尤其是基层的风险控制能力比较弱，不如更多地由中央财政来做，中央财政债务从其占比和规模来讲都比地方小。在疫情冲击下，对冲风险的职责应当更多由中央政府和中央财政来承担。 财政政策要有一定的力度才能对冲疫情冲击 财政政策要有一定的力度，如果力度太小则不足以对冲当前疫情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当前疫情的冲击，从国内来看似乎已经大大缓解，表面上看即将过去，而全球的疫情对我国产生的冲击是很大的，其影响将不是短期的。问题是，域外疫情对我们的冲击带有一定隐蔽性，不是非常直观。尤其国内疫情受到控制之后，产生了某种幻觉。其实，在这方面市场主体的感受很深，海外的订单大幅取消，海外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等都受到了限制。这种情况恐怕不是短期的，至少会延长到今年年底。要保市场主体、产业链和供应链，须要有足够的政策力度，而且十分紧迫，形同救火。 先应对生存风险，再考虑发展问题 我们现在还是仍然处在怎么样“保”的阶段，要防止资金链、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防止市场主体大量减少。有嘉宾谈到，疫情发生以来，46万的市场主体注销。要避免大面积的倒闭，还有失业的问题。我国的失业具有一定隐蔽性，城乡的二元结构使得一部分失业隐性化，比如农民工回到农村老家，吃饭问题勉强可以维持，但是其收入减少了。总体来看，我们国家目前阶段对市场主体、家庭、个人、医院等等，还是把应对生存的风险摆在首位，发展的风险在其次。在生存的风险大大降低以后，才谈得上发展的问题。现在的财政政策远没有到刺激政策的阶段，现在还是要保生存，使生存风险最小化，从而为经济恢复创造条件，财政政策应该在这方面发力。在具体操作上，财政政策有空间。如向企业注资，购买企业债券、票据、股权，联合金融机构向企业贷款等等。总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要形成组合，超越部门利益，形成一种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机制，像联防联控机制一样才能提升政策的有效性。 (本文作者介绍：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央行原副行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
中新网4月29日电 财政部网站4月29日发布《关于启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提出，正式启用通行费电子票据，使用范围适用于征收政府还贷公路的车辆通行费。ETC用户可登陆全国财政电子票据查验平台，对通行费电子票据信息进行查验；未办理ETC卡的用户，通行政府还贷公路时，可暂时按原有方式获取通行费票据。《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通知》明确，正式启用通行费电子票据。使用范围适用于征收政府还贷公路的车辆通行费。通行费电子票据的票据代码为8位，编码规则：第1-2位代表财政电子票据监管机构行政区划编码，第3-4位为02，第5-6位为99，第7-8位代表财政电子票据年度编码。票据号码为10位，采用顺序号，用于反映财政电子票据赋码顺序。 财政部建设全国统一的收费公路通行费财政票据管理平台，并与交通运输部系统对接，为通行政府还贷公路的ETC用户开具通行费电子票据，套印财政部财政票据监制章。各地财政部门通过该平台查看、下载本地区通行费电子票据，及时进行归档，并履行财政票据的监督管理职责，做好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通知》指出，ETC用户可登陆全国财政电子票据查验平台(http://pjcy.mof.gov.cn)，对通行费电子票据信息进行查验，并按照《财政部 国家档案局关于规范电子会计凭证报销入账归档的通知》(财会〔2020〕6号)规定，进行报销入账和归档管理。 《通知》要求，各地区应认真梳理本地区政府还贷公路及其管理情况，按照工作规划接入全国统一的收费公路通行费财政票据管理平台，做好通行费电子票据启用准备工作，并结合本地区实际，适时提供通行费电子票据相关服务。 《通知》指出，未办理ETC卡的用户，通行政府还贷公路时，可暂时按原有方式获取通行费票据。 《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12月29日，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通过官网“司长随笔”专栏发布网志，预计香港第四季经济继续负增长，特区政府帐目亦会“见红”，是15年以来首次。这意味着在经济衰退下，特区政府调动财政资源的灵活度会下降。 陈茂波预告，将于2月发表的财政预算案会以“撑企业、保就业、振经济、纾民困”为主调，纾缓经济下行对中小企和市民造成的“痛感”。 不过，陈茂波也表示，香港金融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仍得以保持，银行体系、证券市场、联系汇率制度、资金自由进出等，均保持稳健和有序运作。对于即将到来的2020年，他发声：“我深信，只要大家积极面对、总结经验、齐心努力，我们一定可以跨过当前的困难，香港一定可以再创高峰。”
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于今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不会实施外汇管制，港币可自由兑换，资金可自由进出，是基本法的庄严保障。 他表示，香港银行体系稳健、金融市场运作良好，政府有决心、有能力、有资源维持香港的货币及金融稳定。为维持市场信心及稳定，政府不断提升金融体系的稳健性，最近证监会亦实施《证券保证金融资活动指引》，以应对市场波动的风险。“针对网络上一再出现的谣言及虚假传闻，恶意制造恐慌，我们会适时澄清，希望大家不要轻信流言，小心核实讯息。” 陈茂波指出，香港在确保资金自由进出的同时，也通过联系汇率制度，让港元稳定保持在7.75至7.85兑一美元的区间。这是过去36年来一直行之有效的机制，也让企业和投资者可在稳定的金融环境下在港营运及调拨资金。“香港储备充裕，外汇储备资产超过4300亿美元，相当于香港货币基础2倍以上；政府的财政实力雄厚，截至今年7月底的财政储备超过11400亿港元，相等于政府23个月的开支，或本地生产总值的38.3%。这些都是对港元最厚实的支撑。” 他在网志中指出，香港银行体系非常稳健，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达20%，流动性覆盖率达到150%，呆坏账比率只有0.56%，而自年初以来总存款录得轻微上升，过去数月亦没有异常变动情况。 他强调：“事实上，我们透过‘联动式’监管机制，一直全面及时地监察市场运作情况，包括在股票市场及外汇市场的沽空盘及衍生工具交易，以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由我主持的“金融监管机构议会”（Council of Financial Regulators），成员包括金管局、证监会、保监局、积金局及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的代表，通过加强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和信息共享，确保不会出现监管缝隙。特区政府会继续保持高度警觉，做好金融安全的防卫工作，确保本港金融稳定。”
原标题：财政“三农”支出15年增近9倍，社科院《报告》指一重大不足待改进 《报告》称，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撬动金融与社会资本支农力度有限。 7月24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办《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9）》发布会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高层论坛。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发言指出，财政金融是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有必要解决农业农村在财政工作当中的地位问题。 前述《报告》显示，在中央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国家财政支农投入规模持续增加，财政“三农”支出规模从2004年的2337.63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2078156亿元，增长了近8.9倍，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5.68%。 近年来，金融支农在股票、证券和期货市场等直接融资渠道的基础上，围绕“三农”信贷、农业保险、农业资产证券化、融资租赁、互联网金融和普惠金融等涉农金融业务，进行了一系列产品和服务创新。 在政策的持续引导下，涉农信贷已经成为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融资来源。2007年以来，我国全部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从6.1万亿元增长至2018年年末的33万亿元，累计增长达到540.9%，年平均增速为16.6%。 尽管如此，该《报告》称，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撬动金融与社会资本支农力度有限，与“建立财政、银行、保险、担保’四位一体’的多元化立体型支农财政体系“的目标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此外，《报告》认为，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机制有待改进。一方面支农资金立项不规范，审批制度中对项目可行性和科学性的论证仍不足，资金投入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并且支农项目立项和实施过程中，农民直接参与决策的程度不高，发展意愿难以得到充分体现，导致投资项目与农民直接需求不匹配；另一方面，“以奖代补”的投入机制容易造成财政支农资金普遍流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反而未能得到有效支持。 《报告》指出，农村金融领域的法律法规也相对滞后。近年来，农村金融出现了多种服务和产品创新，然而农村金融领域的大部分法律法规尚未及时修订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适用于新形势。如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贫困村资金互助社、融资租赁公司以及新型合作金融组织等，实际上是正规金融机构的有效补充，但由于监管规则模糊，政策支持难以覆盖，这类机构往往被简单归类为金融风险的来源和隐患。面对各类农村金融机构日益多样化的涉农金融业务，监管过度和监管缺失在农村金融领域同时存在，监管部门在出台适宜的监管政策、履行恰当的监管责任方面面临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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