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预计2021年财政赤字率可能适当降低，专项债发行规模或收缩，但财政对科技创新、经济结构优化、收入分配调整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仍会加强。减税降费应与税制改革更好结合。 2021年财政政策是否保持2020年力度？重点支持哪些方面？减税降费还有哪些政策值得期待？对于市场关注的这三大关键点，专家预计2021年财政赤字率可能适当降低，专项债发行规模或收缩，但财政对科技创新、经济结构优化、收入分配调整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仍会加强。减税降费应与税制改革更好结合。 保持适度支出强度 2020年，扩赤字、增专项债、发特别国债多管齐下，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发力保障了经济恢复性增长。专家认为，2021年财政政策依然会保持积极取向，特殊时期措施如特别国债继续发行的可能性较低。 2020年的财政赤字率目标定为3.6%以上，越过此前多年的所谓“3%红线”；发行1万亿元特别国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大幅提升；专项债规模扩容至3.75万亿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展望2021年的财政政策，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因此，中央政府的赤字、债务仍需保持适当规模。不过，当前地方债规模大于中央债，不利于国家债务风险管控，地方债比重应适度降低，减轻地方压力，也降低防控债务风险整体难度。应相应考虑扩大短期国债发行。 国金证券(行情600109,诊股)首席宏观分析师边泉水表示，财政政策的积极取向依然保持不变，但预计不会再发行抗疫特别国债，财政赤字率从2020年的3.6%以上降至3%以下，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也会降至3万亿元左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认为，要加强公开透明、风险可控的地方债融资机制；优化国债和地方债券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 把钱花在刀刃上 2020年，财政政策有力保障了在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基层“三保”等重点领域的支出强度。在专家看来，2021年在重要领域，财政政策将加大支持力度，推出更多有针对性的政策。数据显示，前11个月，与疫情防控直接相关的公共卫生支出增长了71%，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扶贫支出分别增长9.8%、9.5%、9.2%。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是要求更好地“把钱花在刀刃上”。财政部部长刘昆近日表示，要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进一步优化科技投入结构和支持方向，提高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支持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支持国家实验室建设。 李旭红预计，财政政策还将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将考虑推行以普惠性为主的税费政策。在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将为企业提供更宽松的技术创新环境，防止区域性优惠政策过分突出。 结合税制改革减税降费 近年来，减税降费政策在助力企业轻装前行、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专家认为减税降费应与税制改革更好结合，保障财政收入可持续性。 今年以来，我国连续发布减税降费措施，包含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的应急措施、帮扶受疫情影响较大困难行业的措施、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措施等。据税务部门此前透露，2020年新推出的措施加上2019年大规模减税降费形成的翘尾减收，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 “2021年减税降费相关政策会突出结构性，以促进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为主。”中信证券(行情600030,诊股)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认为，税制改革也将继续。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税种可能有进一步完善性的改革。 刘尚希认为，2021年减税降费要更多与税制改革相结合。其中，降费要更多与社保体制改革相结合，比如在缴费制度、领取标准、养老金全国统筹、个人账户等方面予以进一步完善。减税也要结合税制改革加以推进。比如，增值税应减并档次，向中间档靠拢，为公平竞争创造条件。企业所得税制度也要进一步完善，适当在税率上做一些调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财政政策要“更可持续”。李旭红说，从长远看，税收仍是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只有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减税降费，放水养鱼，带来经济的高效运行和可持续性增长，才能保障财政收入可持续性。
2021年对于美国抗疫与经济复苏来说是个重要转折年。一方面，拜登顺利就任美国总统，民主党成功实现对国会两院的控制，同时主张积极财政的前美联储主席耶伦被确认为新一任财长，财政刺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拜登已提出规模为1.9万亿美元的额外财政刺激计划。另一方面，1月中旬以来美国疫苗接种速度也已明显加快，拜登抗疫更加积极。预期在财政刺激和疫苗铺开的背景下，2021年美国经济将大概率实现复苏，近期IMF已将21年美国经济增速预测由3.1%大幅上调至5.1%。 经济复苏趋势日渐明朗背景下，美国的通胀风险也值得关注。首先，此次美国应对疫情冲击的刺激措施已经使得其广义货币大幅增长，通胀的货币条件已经存在。其次，正如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拓展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一文中阐述，如果采取更广义的通胀度量方式，当前美国股价、房价等资产价格已经出现一定程度上涨，2020年标普500指数上涨16%，11月美国20大中城市房价指数同比增长9%。 再次，金融市场的通胀预期亦明显抬升，反映债券市场通胀预期的TIPS通胀补偿指标升至2%左右，而铜、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也出现大幅上涨。 当前美国实体经济通胀水平回升有限，12月CPI同比1.6%，核心CPI同比1.4%，均低于疫情前水平和美联储通胀目标。展望未来，随着疫苗的铺开和经济的复苏，后期美国实体经济通胀将会快速回升吗？本文从供需缺口的角度，对后续美国通胀走势进行探讨。 ？需求端：疫情拐点与刺激政策有望带动需求加速回暖 “民主党横扫”背景下，美国财政刺激有望进一步加码，提振总需求。1月6日，民主党拿下佐治亚州2个参议员席位，由此最终实现在本轮总统和两院选举中的“民主党横扫”，后期美国经济政策决策过程将更加顺畅，美国继续加码财政刺激的可能性大增。在之前两轮大规模财政救济方案之外，此次拜登又提出1.9万亿美元的救济法案，并且市场和媒体普遍预期新一任美国政府还将实施额外的基建投资和新能源开支计划。 与此同时，新一届美国政府任命主张积极财政的耶伦作为美国财长，鉴于耶伦此前担任美联储主席及在货币政策制定方面的经验，美国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望进一步协调。由于财政支出直接作用于需求端，当前市场普遍预期财政刺激进一步加码将对美国总需求形成有力提振。 本轮美国广义货币大增形成巨大的潜在需求，也将随着疫苗的铺开而得到释放。本次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美国M2大幅上升，2020年12月美国M2余额同比增加4万亿美元至19.4万亿美元，同比增幅25.7%，增速为19世纪中叶以来最高水平。广义货币大增背后是居民和企业部门存款的增加，形成巨大的潜在名义需求。根据美国金融账户统计，2020年前三季美国居民和非营利组织的现金+存款类资产增加约2.25万亿美元，占同期美国M2增量的70.6%；非金融企业现金+存款类资产增加约9000亿美元，占同期美国M2增量的28.6%。 进一步，1月中旬以来，美国疫苗的接种进度开始加快，有望逐步带动前期积累的名义需求。据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截至1月26日，联邦政府接种一剂疫苗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约6%。当前美国疫苗订购总量已达6亿剂，预计于今年夏季使疫苗基本覆盖全部人口。前期受疫情冲击，美国服务消费严重低于中长期趋势值，在居民收入和资产负债表健全的情况下，后期疫情逐步控制后服务消费有望实现补偿式增长；非耐用品商品消费有望延续恢复；耐用品消费因前期的需求释放和后续利率的反弹，可能出现小幅回落。与此同时，当前美国制造业、批发业、零售业库存水平均处于历史低位，后期补库需求也有利于美国总需求的回升。 ？供给端：美国生产有所好转，但短期内难以大幅扩张 当前美国工业生产和产能利用率正逐步回升，12月美国工业生产指数同比恢复至-3.6%，工业产能利用率恢复至74.5%，但工业生产增速和产能利用率仍低于疫情前。随着疫苗的铺开，以及生产活动对疫情的适应性增强，美国生产端将朝疫情前的水平恢复。但整体来看，产能短期难言大幅扩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在劳动供给端，当前美国失业率虽然较疫情最严重阶段快速下行，但永久性失业却在不断上升，制约生产恢复。另一方面，在资本供给端，大幅扩张现有产能的唯一方式是增加投资，但相比于投资对需求的即期一次性拉动，其对产能扩张的贡献往往是跨期分阶段的，短期内难以弥补供需缺口。 ？供需缺口、通胀预期、货币宽松多重因素下，关注美国通胀上行风险 2021年美国经济复苏仍将呈现“需求强、供给弱”的情况，需求端主要受前期积累的居民和企业存款、进一步的财政刺激带动，疫苗的铺开将为需求的释放提供条件，而生产端仍是朝疫情前的水平恢复，短期内难以大幅扩张。 而在持续的货币宽松下，美国的通胀预期已经出现抬升，体现在TIPS通胀补偿和大宗商品价格均有明显的上涨，供需缺口存在的背景下，通胀预期很容易自我实现。事实上，疫情后美国耐用品消费的强劲已经带动耐用品价格走强，美国进口的增加也带动进口价格指数上行。 此外，当前美国货币当局实施2%的平均通胀目标制，即在通胀阶段性超过2%的情况下，不立即收紧货币政策。在供需缺口、通胀预期、货币宽松等多重因素下，我们认为，美国通胀回升的趋势较为明确，后续仍需关注美国通胀上升过快的风险。 作者 沈建光：京东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汪导国：京东科技集团研究院宏观研究员
摘要： 财政收支影响银行间流动性的渠道主要是财政存款，最准确的口径是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政府存款科目。 理论上财政存款的变动均会影响银行体系流动性，但变动较大、数据可跟踪的主要有三个渠道：缴税、月末财政支出、政府债券发行。而且这三种渠道都有各自的特征和规律。 月末财政支出大幅增加，而银行间流动性持续紧张。我们认为，财政支出时滞并非主要原因，财政支出规模可能也不少，可能的原因是央行回笼较多，同时流动性需求强劲。流动性需求来源可能有三个：一是信贷需求旺盛，二是春节现金投放增加，三是资本流动带来的干扰。 综合而言，资金面极度紧张之时央行并未进行呵护，表明货币政策可能顺势收紧流动性，从金融杠杆、信用事件冲击等角度来看当前央行前期流动性支持的必要性在下降，可能处于逐步退出的过程。当然，从稳就业、稳杠杆角度来看，利率预计也不会太高。 如果我们的判断准确，2月第一周资金面会有一定程度改善，一方面是财政支出影响转弱，另一方面一月开门红结束，信贷需求有所回落。当然因为临近春节，资金利率即使回落预计波动还是难免。 展望春节后，我们认为季节扰动以外，整体资金利率中枢建议按照去年8月15日之后的水平进行估计，除非基本面有进一步过热的表现，否则即使资金利率波动难免，但是中枢不会超越去年8月15日之后的水平。还是那句话，不以松喜，不以紧悲。 我们维持市场利率上有顶下有底的区间判断，十年国债预计3%-3.35%，十年国开预计3.5%-3.85%，建议市场继续关注票息的安全边际作为把握宏观节奏的前提。 策略展望：财政收支如何影响流动性？ 本周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公告中多次提到“财政支出大幅增加”，与此同时资金面却相当紧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财政收支与流动性到底是什么关系？ 1.1． 财政收支与流动性的媒介——财政存款 由于中央银行经理国库（国库账户在中央银行），因而财政收入上缴意味银行体系流动性回笼到央行，而财政支出则是投放流动性，具体则是通过财政存款的变化发挥作用。 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可以直观反映：银行间流动性主要是指“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中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央行不扩表的情况下，政府存款的增加往往意味着超储的减少（基础货币由商业银行回到中央银行），反之则反。 这里涉及到一个财政存款的概念问题。 除了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的政府存款之外，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中也有一个政府存款科目。区别在于：前者仅包括存放在中央和地方国库中的最狭义的财政存款；后者除了国库款之外，还包括财政部门存放在商业银行的存款（国库定存、财政专户等），以及机关团体存款（机关单位、学校、医院、部队等）。 政府存款口径的变化，可追溯至1983年9月《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最初机关团体存款和国库款都存放中央银行，“人民银行必须掌握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信贷资金，用于调节平衡国家信贷收支。财政金库存款和机关、团体等财政性存款，划为人民银行的信贷资金” 。1998年存款准备金改革过程中，将机关团体存款、财政预算外存款划为金融机构的一般存款。 目前机关团体存款约30万亿，其性质和非金融企业存款没有本质差异；财政性存款4.48万亿，其中3.87万亿是国库款，4582亿元为国库定期存款（中央+地方国库定存，通常央行披露的只是中央国库定存），其余的1000亿左右则是财政专户等款项。这里的财政性存款和人民银行每月公布的金融数据统计报告中的新增财政性存款是一个口径，金融数据统计报告中未单独披露机关团体存款变化情况。 除了央行口径的财政存款之外，其余各类政府存款账户均开设在商业银行或政策性银行，因而如果要观察银行体系流动性，最准确的口径是央行报表上的财政存款。或者说，只要财政存款离开了国库（央行），银行体系的流动性便会增加，不论其是否投入最终使用。 1.2． 财政收支如何影响流动性？ 理论上财政存款的变动均会影响银行体系流动性，但变动较大、数据可跟踪的主要有三个渠道：缴税、月末财政支出、政府债券发行。 （1）缴税 财政预算四本账中以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为主，政府性基金收入约为公共预算收入的一半且年内季节性不强，年末往往会显著增加。公共预算收入季节性很强，而且超过80%是税收收入，因而税期可以较好地反映财政存款的变化。 以月度分布来看，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主要按季缴纳，因而季初往往是缴税大月；5月则由于年度汇算清缴因而税收收入也较多。从日期分布来看，国税总局每年会发布月度纳税申报截止日期，通常是15日，个别月份会因为假期等事项延迟（例如2020年因为疫情也有延迟）。 公开市场操作公告也反映了这一规律：2017年以来公开市场操作公告中共97次提到“税期”相关表述，其中1月、5月、7月、10月频数最高；具体到日期来看，14日-18日出现的次数最多。 从资金利率（R001/R007）的月内走势来看，税期和跨月可能是最主要的扰动因素（此外还有旬度缴准），资金利率往往在18日前后达到高位，20日之后趋于回落，之后则是跨月/跨季冲击。 （2）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亦有明显的季节性，通常季末较多，年底甚至有“突击花钱”的倾向，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均有此特征。 具体到日期来看，基本均集中在下旬，特别是月末3日最为集中。当然亦有少数特例，2017年5月2日、2017年12月1日公开市场操作公告均表示上月月末财政支出较多，流动性总量处于适中/较高水平，当日不开展公开市场操作。2018年2月11日则是春节、CRA有关。 （3）政府债券发行 国债和地方债发行募集资金均会直接进入国库，从而回收流动性，因而政府债券集中发行时对资金面的扰动往往比较大。 从2017年以来公开市场操作公告来看，三季度提及“政府债券”、“地方债”次数最多，这与政府债券特别是地方债集中在三季度发行有关。月内分布来看，规律并不明显，18日前后稍多一些。 可以看到，政府债券集中发行时，虽然多数时间央行会加大公开市场投放进行对冲，但资金利率难免会受到一些扰动。 1.3．月末财政支出的钱去哪了？ 1月27日开始连续三个工作日公开市场交易公告提到“财政支出大幅增加”，注意到这也是首次提到“大幅”，但令市场困惑的是，资金利率反而更加紧张（即使是大行也不充裕），对此当如何理解？ 对此我们可以有以下几种猜想： 猜想一：财政支出有时滞，资金未及时流入银行间 这种情况确实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但要考虑到以下两点：一是财政存款只要离开央行账户（国库）即可进入银行间，无论其是否形成最终支出，因而即使有时滞一般不会太长；二是公开市场操作公告中“财政支出”相关表述鲜有月初提到，说明财政支出的影响确实主要影响月底资金面，1月27日即监测到财政支出大幅增加，但资金利率一直到29日依然紧张，显然不是时滞所能解释。 猜想二：财政支出规模未必很高 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粗略的估算，2017、2018年1月公共预算支出在1.3-1.4万亿，近两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前两月累计支出规模在1.2-1.4万亿，因而合理估计1月全月财政支出（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约2万亿。假设财政支出均在下旬放款，则单日规模可达2000亿，如果集中在25日之后可能会更多，规模确实也不算少。 考虑到央行经理国库，对财政存款变动能够及时获取全面的信息，连续三日提到“财政支出大幅增加”，说明财政支出确实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注意到，从财政支出数据和公开市场公告来看，1月其实并非通常的财政支出大月，那么为何财政支出规模大幅增加？ 我们推断可能是前期特别国债、专项债资金加快下拨使用有关。 2020年新增专项债3.75万亿、特别国债1万亿，专项债和特别国债基本在三季度发行完毕，但不少地区由于项目准备不充分，实际使用进度偏慢。为此，财政部于7月、11月两次发文督促加快地方债资金使用，同时允许及时调整用途。2020年12月29日，财政网报道“年底前确实难以用完的资金和抗疫特别国债预留机动资金，按规定结转至下年使用” 。 财政收支数据亦有体现：2020年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收支状况均好于年度预算，特别是政府性基金最为明显，土地出让走强带动基金收入增长10.6%（预算-3.6%）、基金支出增长28.8%（预算38%）。2020年政府性基金收支缺口2.45万亿，而融资规模4.75万亿（3.75万亿专项债+1万亿特别国债），虽然有收入超预期增长带来约1.2万亿的增量贡献，支出偏慢的问题确实存在，而且确实有一定的空间。2020年年底我们也看到多地督促加快地方债支出进度。 猜想三：央行回笼太多 1月27日、28日连续回笼1000亿元、1500亿元，此前两个工作日也都是大幅净回笼。那么，是否可能是央行回笼较多，从而流动性比较紧张？ 我们整理了2015年以来各月月末央行净投放（不含降准）情况，可以发现月末几个工作日净回笼的情况略多，但幅度通常不会太大，至少本次净回笼幅度并不算小。而如果单看1月，除了2018年1月由于CRA操作出现大规模回笼之外，其余年份资金回笼规模均小于2020年1月。 猜想四：流动性需求相当旺盛 前面一直讨论的是基础货币供给，可能还有需求方面的原因。 随着国内经济恢复，实体融资需求继续保持强劲，部分银行信贷额度已出现紧张，贷款派生存款从而显著增加准备金需求。BCI指数显示，中小企业经营状况还在继续改善。近期票据利率快速攀升，与同业存单利率明显背离，显示企业融资需求旺盛，银行可能在卖出票据腾挪信贷额度。此外，1月15日孙国峰司长答记者问中也提到，“目前经济已经回到潜在产出水平，企业信贷需求强劲，货币信贷合理增长，说明当前利率水平是合适的” 。 春节前现金投放增多。通常而言春节前现金大量投放、春节后回笼，疫情确实会改变居民支付习惯，但现金投放回笼规律短期难以扭转，例如2020年9月国庆节前现金投放增幅依然可观，“就地过年”、疫情防控升级只是会减少其幅度。 从以往规律来看，目前基本已处于春节现金投放高峰期：（1）公开市场操作公开来看，2018、2019、2020年春节前均提到“现金投放”，分别提前17天、7天、10天；（2）此前春节前央行往往会进行14天逆回购；（3）2016年1月19日央行表示“当前已进入春节现金投放高峰期” （除夕2月7日，提前19天），此前有报道“历经16天的全辖共同努力，2017年1月26日，工行山东分行营业部净投放现金13.86亿元，圆满完成春节现金投放工作”。 综合来看，现金投放高峰可能在春节前半个月左右开始，上周的资金面紧张可能也与此有关。 此外还有一个可能的渠道来自外汇。近期外汇市场有以下变化值得关注：一是人民币升破6.5，同时美元指数反弹；二是银行结售汇差额明显增加；三是中央银行外汇占款明显下降。 对此有以下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企业和居民结汇意愿增加（1月22日外汇收支发布会有提到），银行结售汇差额上升，与此同时央行可能并未购入外汇投放人民币，这种情况下银行存款增加从而增加准备金消耗；二是近期出台一系列宏观审慎政策鼓励外汇流出，从而导致外汇占款下降和货币回笼。无论是哪种情况，外汇市场可能也是银行体系流动性的重要扰动因素。 1.4．总结 财政收支影响银行间流动性的渠道主要是财政存款，最准确的口径是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政府存款科目。 理论上财政存款的变动均会影响银行体系流动性，但变动较大、数据可跟踪的主要有三个渠道：缴税、月末财政支出、政府债券发行。而且这三种渠道都有各自的特征和规律。 月末财政支出大幅增加，而银行间流动性持续紧张。我们认为，财政支出时滞并非主要原因，财政支出规模可能也不少，可能的原因是央行回笼较多，同时流动性需求强劲。流动性需求来源可能有两=三个：一是信贷需求旺盛，二是春节前现金投放，三是资本流动带来的干扰。 综合而言，资金面极度紧张之时央行并未进行呵护，表明货币政策可能顺势收紧流动性，从金融杠杆、信用事件冲击等角度来看当前央行前期流动性支持的必要性在下降，可能处于逐步退出的过程。当然，从稳就业、稳杠杆角度来看，利率预计也不会太高。 如果我们的判断准确，2月第一周资金面会有一定程度改善，一方面是财政支出影响转弱，另一方面一月开门红结束，信贷需求有所回落。当然因为临近春节，资金利率即使回落预计波动还是难免。 展望春节后，我们认为季节扰动以外，整体资金利率中枢建议按照去年8月15日之后的水平进行估计，除非基本面有进一步过热的表现，否则即使资金利率波动难免，但是中枢不会超越去年8月15日之后的水平。还是那句话，不以松喜，不以紧悲。 我们维持市场利率上有顶下有底的区间判断，十年国债预计3%-3.35%，十年国开预计3.5%-3.85%，建议市场继续关注票息的安全边际作为把握宏观节奏的前提。 1.5．市场点评：资金面持续收紧，长债收益率先上后下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全口径净回笼2300亿元，资金面持续收紧。周一，央行开展2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当日逆回购到期20亿元，公开市场零回笼零投放；周二，央行开展2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当日逆回购到期800亿元，公开市场净回笼780亿元，资金面收紧；周三，央行开展18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同时 2800亿元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1000亿元，资金面持续收紧；周四，央行开展了10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有2500亿元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1500亿元，资金面保持收紧；周五，央行开展了10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有20亿元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980亿元。 受资金面紧张、央行马俊讲话、SLF加息传言扰动等影响，本周长债收益率先上后下。周一，公开市场零投放零回笼，资金面全天紧张，长债收益率明显上行；周二，资金面全天收紧，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俊发布关于货币政策应适度转向的观点，长债收益率明显上行；周三，资金面持续收紧，长债收益率小幅上行；周四，央行继续缩量逆回购投放，资金面非常紧张，长债收益率大幅上行；周五，公开市场净投放980亿，央行报警SLF加息传言，长债收益率大幅波动，收盘整体下行。 一级市场 根据已公布的利率债招投标计划，从2月1日至2月7日将发行10支利率债，共计2259.24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债2支。 二级市场 本周长债收益率先上后下。全周来看，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6BP至3.18%，10年国开债收益率上行8BP至3.59%。1年与10年国债期限利差收窄17BP至50BP，1年与10年国开债期限利差收窄24BP至74BP。 资金利率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全口径净回笼2300亿元，资金面持续收紧。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上行88BP至3.33%，7天回购利率上行81BP至3.16%；上交所质押式回购GC001上行244BP至5.43%；香港CNHHibor隔夜利率上行130BP至3.77%；香港CNH Hibor7天利率上行82BP至3.24%。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全口径净回笼2300亿元，下周有3840亿元逆回购到期。 实体观察 1、中观行业数据 房地产：30大中城市商品房合计成交333.88万平方米，四周移动平均成交面积同比增长55.1%。 工业：南华工业品指数2578.96点，同比上升11.30%。 2、通胀观察 上周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环比上升0.64%；生猪出场价环比下降5.23%。 国债期货：国债期货价格小幅下跌 利率互换：短期上行，中长期下行 外汇走势：美元指数小幅回升 大宗商品：商品价格震荡调整 海外债市：美债收益率回落 风险提示 风险提示：疫情超预期扩散，经济走势超预期，政策不确定性。
专家预计明年财税体制改革推进将成一大看点 “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财政政策走向备受关注。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明确信号：“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适当的支出强度”。与此同时，在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提质增效”的基础上，特别增加了“更可持续”的表述。 对此，多位业内专家指出，“提质增效”和“更可持续”成为2021年财政政策的两大关键词。预计明年将统筹考虑财政发展和财政安全问题。财政支出保持适当强度，重点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在促科技创新、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三方面主动作为。与此同时，减税降费将更多向改革要空间，财税体制改革推进有望成为一大看点。 在即将过去的2020年，我国实施提质增效、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抗疫特别国债、专项债“三箭齐发”：一般公共预算赤字规模增加1万亿元；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增加1.6万亿元。与此同时，全年新增减税降费预计将超2.5万亿元。在疫情大考的特殊之年，上述特殊举措为我国经济持续复苏提供了有力支撑。 “宏观经济政策配置要‘对症下药’，周期性的问题要用周期性的办法去解决；体制性的问题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疫情冲击综合了多方面的问题，需要超常规的特殊办法加以对冲。”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22日指出，2021年我国经济运行的矛盾中，疫情冲击这项发生了变化，宏观政策安排必须也作出相应调整。“不急转弯”的前提是要“转弯”，只是转弯不能太急切。 对于财政政策而言，高培勇认为，要统筹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统筹财政发展和财政安全，这是一个深刻考量，也是我们发展新征程中更加重要的着力点。财政安全可以理解为财政可持续发展的更高要求。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罗志恒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中国经济持续恢复，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就业提前超额完成年度任务，供需之间、消费与投资之间、工业与服务业之间、金融与实体之间的均衡性逐步提高。刺激性的政策必须根据形势变化而退出；近年来我国大规模减税降费叠加经济增速下行，导致财政收支紧张，必须平衡好减税降费与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 “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也对“把钱花在刀刃上”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适度保持支出强度”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明年财政支出的重点方向：“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 对此，罗志恒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当前经济恢复的基础仍不牢固，落实“六稳”“六保”以及推动改革仍需要大量刚性支出。同时，党政机关仍过“紧日子”，背后是理念的变化和支出结构的优化。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对记者表示，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外经济均造成了较大冲击，我国精准施策，经济逐步回暖、转向正增长，这为我国“十四五”开好局缓解了困难。但从经济发展规律看，疫情冲击影响还存在一定滞后效应，因此必须给予经济修复的时间及空间。在此关键时期，宏观政策应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给市场主体足够的信心及预期，以支持经济的复苏与繁荣。 在她看来，2021年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减税降费、财政资金直达基层、专项债等多项措施，可减轻市场主体负担，稳定经济的基本面，使企业、经济及财政均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此外，财政政策应与“十四五”发展战略目标相匹配。其中，统筹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是重要的内容。 明年减税降费如何继续发力？业内表示，从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到今年会议提出“完善减税降费政策”，预计明年会综合考虑可持续性，更多向改革要减税空间、发展空间。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可持续”，通常理解为政策实施要留下余地，不要打光“子弹”。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理解是，财政政策要通过改革创新的方式主动扩展政策空间。他表示，减税降费应该和税制的完善结合起来，而不是仅仅作为短期政策，包括社保体制的改革，税收收入制度的改革等。明年要更多通过改革的方式、通过税制改革来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推进结构性减税降费。 高培勇认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立足于扩大内需，需要调节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格局。在他看来，从优化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的目标出发，加速构建新的发展格局，需要在提高直接税比重方面下大气力。 “明年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将从减税降费转移到财税体制改革以及发挥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罗志恒指出，持续减税降费导致边际效应递减，减税降费的效果必须依靠其他结构性改革才能共同起作用。近年来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越发注重运用改革的办法，财税体制改革是结构性的改革，空间更大、效果更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了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目标要求、主要任务和实现路径。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以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部署。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抓住新机遇、应对新挑战的必然要求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建议》科学分析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提出了“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举措，也是重要保障。必须服从服务于党中央确定的战略目标，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深化改革，更好发挥现代财税体制在资源配置、财力保障和宏观调控等方面的基础作用，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有效支撑，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改革也面临新的任务，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议》提出今后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是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必须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更加彰显统一完整、权责对等、高效公平、公开透明等特征，为科学规范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进一步夯实制度基础，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取得新成效。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成果的巩固拓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更加完善，财政体制进一步健全，税收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现代财政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必须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按照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要求，既巩固已取得的制度建设成果，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提升预算配置财政资源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更好推进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分工协作、有序运转、有效履职，增强税制促进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和市场统一的作用。 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更好贯彻国家战略和体现政策导向 政府预算体现国家的战略和政策，反映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方向。“十四五”时期，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制度，要在挖掘潜力、规范管理、提高效率、释放活力上下更大功夫。 强化对预算编制的宏观指导，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预算编制的全过程，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发展大局，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宏观调控总体要求，指导地方和部门在预算编制中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各类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加强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统筹衔接。加强公共资源综合管理，将依托行政权力和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以及特许经营权拍卖收入等按规定全面纳入预算管理。加强部门和单位对各类资源的统一管理，依法依规将取得的各类收入纳入部门或单位预算。 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化，更好发挥标准在预算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建立国家基础标准和地方标准相结合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体系。探索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化管理，根据经济和财力状况逐步提高保障标准、扩大清单范围。加快建设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强化标准应用，建立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不断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预算管理要求和程序编制预算和安排重点支出。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强化预算对执行的控制。严格规范预算调剂行为。进一步加大预算公开力度，提高财政透明度，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深化绩效管理改革，将绩效理念和方法融入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全过程，推进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推进绩效指标体系建设，完善预算绩效管理考核，层层传导压实绩效责任。健全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分配体系，加强事前绩效评估，严格绩效目标管理，提高绩效评价质量，健全预算安排与绩效结果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 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紧紧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加强对重大战略、重要任务、重点改革的财力保障研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动国家重大战略、重点改革和重要政策落实落地。进一步完善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增强中期财政规划对年度预算编制的指导性和约束性。聚焦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加强政府债务和中长期支出责任管理。 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是政府间权责划分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十四五”时期，要着力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推动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 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适当上移并强化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重点将涉及生产要素全国流动和市场统一的事务，以及跨区域外部性强的事务明确为中央财政事权，减少委托事务，加强中央直接履行的事权和支出责任；按照地方优先的原则，将涉及区域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事务明确为地方财政事权。合理确定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由中央和地方按照规范的办法共同承担支出责任，进一步明晰中央和地方职责范围。 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稳定地方预期。指导各地按照分税制原则科学确定地方各级政府收入划分。推进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适度加强省级在维护本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等方面的责任。督促省级政府切实担负起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三保”主体责任，加快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推动财力向困难地区和基层倾斜，逐步建立基层“三保”长效保障机制。 增强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根据财政事权属性，厘清各类转移支付的功能定位，加大对财力薄弱地区的支持力度，健全转移支付定期评估机制。结合落实政策需要与财力可能，合理安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规模，重点加强对基本民生、脱贫攻坚、污染防治、基层“三保”等重点领域的资金保障，支持地方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完善地区间支出成本差异体系，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相衔接，加大常住人口因素的权重，增强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 进一步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切实发挥税收功能作用 税收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十四五”时期，要建立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优化税制结构，同时提高税收征管效能。 健全地方税体系，培育地方税源。完善地方税税制，培育地方主体税种，合理配置地方税权，理顺税费关系。按照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方案，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结合消费税立法统筹研究推进改革。在中央统一立法和税种开征权的前提下，通过立法授权，适当扩大省级税收管理权限。统筹推进非税收入改革。 健全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健全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其占税收收入比重。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适时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修法，合理扩大纳入综合征税的所得范围，完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完善吸引境外高端人才政策体系。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 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坚持依法治税理念，提高政府税收和非税收入规范化、协调化、法治化水平。建立权责清晰、规范统一的征管制度。分步推进建成全国统一的新一代智能化电子税务局，建设标准统一、数据集中的全国税收征管信息库，持续推进涉税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促进各部门信息共享。 进一步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完善规范、安全、高效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是现代财税体制的重要内容。“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既有效发挥政府债务融资的积极作用，又坚决防范化解风险，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完善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机制。根据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的需要以及财政可持续的要求，合理确定政府债务规模。依法构建管理规范、责任清晰、公开透明、风险可控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确定机制，一般债务限额与税收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匹配，专项债务限额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及项目收益相匹配。完善以债务率为主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健全地方政府偿债能力评估机制。加强风险评估预警结果应用，有效前移风险防控关口。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完善常态化监控机制，决不允许通过新增隐性债务上新项目、铺新摊子。硬化预算约束，全面加强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和预算评审，涉及财政支出的全部依法纳入预算管理。强化国有企事业单位监管，依法健全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向企事业单位拨款机制，严禁地方政府以企业债务形式增加隐性债务。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等必须审慎合规经营，严禁向地方政府违规提供融资或配合地方政府变相举债。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健全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机制，坚决防止风险累积形成系统性风险。加强督查审计问责，严格落实政府举债终身问责制和债务问题倒查机制。 完善政府债券发行管理机制。优化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持续推动国债市场健康发展和对外开放，健全及时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更好发挥国债利率的市场定价基准作用。健全政府债务信息公开机制，促进形成市场化、法治化融资自律约束机制。
原标题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刘昆 《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23日第 09 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了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目标要求、主要任务和实现路径。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以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部署。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抓住新机遇、应对新挑战的必然要求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建议》科学分析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提出了“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举措，也是重要保障。必须服从服务于党中央确定的战略目标，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深化改革，更好发挥现代财税体制在资源配置、财力保障和宏观调控等方面的基础作用，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有效支撑，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改革也面临新的任务，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议》提出今后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是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必须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更加彰显统一完整、权责对等、高效公平、公开透明等特征，为科学规范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进一步夯实制度基础，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取得新成效。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成果的巩固拓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更加完善，财政体制进一步健全，税收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现代财政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必须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按照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要求，既巩固已取得的制度建设成果，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提升预算配置财政资源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更好推进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分工协作、有序运转、有效履职，增强税制促进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和市场统一的作用。 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更好贯彻国家战略和体现政策导向 政府预算体现国家的战略和政策，反映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方向。“十四五”时期，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制度，要在挖掘潜力、规范管理、提高效率、释放活力上下更大功夫。 强化对预算编制的宏观指导，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预算编制的全过程，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发展大局，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宏观调控总体要求，指导地方和部门在预算编制中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各类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加强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统筹衔接。加强公共资源综合管理，将依托行政权力和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以及特许经营权拍卖收入等按规定全面纳入预算管理。加强部门和单位对各类资源的统一管理，依法依规将取得的各类收入纳入部门或单位预算。 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化，更好发挥标准在预算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建立国家基础标准和地方标准相结合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体系。探索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化管理，根据经济和财力状况逐步提高保障标准、扩大清单范围。加快建设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强化标准应用，建立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不断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预算管理要求和程序编制预算和安排重点支出。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强化预算对执行的控制。严格规范预算调剂行为。进一步加大预算公开力度，提高财政透明度，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深化绩效管理改革，将绩效理念和方法融入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全过程，推进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推进绩效指标体系建设，完善预算绩效管理考核，层层传导压实绩效责任。健全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分配体系，加强事前绩效评估，严格绩效目标管理，提高绩效评价质量，健全预算安排与绩效结果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 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紧紧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加强对重大战略、重要任务、重点改革的财力保障研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动国家重大战略、重点改革和重要政策落实落地。进一步完善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增强中期财政规划对年度预算编制的指导性和约束性。聚焦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加强政府债务和中长期支出责任管理。 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是政府间权责划分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十四五”时期，要着力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推动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 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适当上移并强化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重点将涉及生产要素全国流动和市场统一的事务，以及跨区域外部性强的事务明确为中央财政事权，减少委托事务，加强中央直接履行的事权和支出责任；按照地方优先的原则，将涉及区域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事务明确为地方财政事权。合理确定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由中央和地方按照规范的办法共同承担支出责任，进一步明晰中央和地方职责范围。 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稳定地方预期。指导各地按照分税制原则科学确定地方各级政府收入划分。推进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适度加强省级在维护本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等方面的责任。督促省级政府切实担负起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三保”主体责任，加快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推动财力向困难地区和基层倾斜，逐步建立基层“三保”长效保障机制。 增强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根据财政事权属性，厘清各类转移支付的功能定位，加大对财力薄弱地区的支持力度，健全转移支付定期评估机制。结合落实政策需要与财力可能，合理安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规模，重点加强对基本民生、脱贫攻坚、污染防治、基层“三保”等重点领域的资金保障，支持地方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完善地区间支出成本差异体系，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相衔接，加大常住人口因素的权重，增强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 进一步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切实发挥税收功能作用 税收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十四五”时期，要建立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优化税制结构，同时提高税收征管效能。 健全地方税体系，培育地方税源。完善地方税税制，培育地方主体税种，合理配置地方税权，理顺税费关系。按照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方案，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结合消费税立法统筹研究推进改革。在中央统一立法和税种开征权的前提下，通过立法授权，适当扩大省级税收管理权限。统筹推进非税收入改革。 健全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健全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其占税收收入比重。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适时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修法，合理扩大纳入综合征税的所得范围，完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完善吸引境外高端人才政策体系。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 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坚持依法治税理念，提高政府税收和非税收入规范化、协调化、法治化水平。建立权责清晰、规范统一的征管制度。分步推进建成全国统一的新一代智能化电子税务局，建设标准统一、数据集中的全国税收征管信息库，持续推进涉税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促进各部门信息共享。 进一步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完善规范、安全、高效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是现代财税体制的重要内容。“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既有效发挥政府债务融资的积极作用，又坚决防范化解风险，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完善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机制。根据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的需要以及财政可持续的要求，合理确定政府债务规模。依法构建管理规范、责任清晰、公开透明、风险可控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确定机制，一般债务限额与税收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匹配，专项债务限额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及项目收益相匹配。完善以债务率为主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健全地方政府偿债能力评估机制。加强风险评估预警结果应用，有效前移风险防控关口。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完善常态化监控机制，决不允许通过新增隐性债务上新项目、铺新摊子。硬化预算约束，全面加强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和预算评审，涉及财政支出的全部依法纳入预算管理。强化国有企事业单位监管，依法健全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向企事业单位拨款机制，严禁地方政府以企业债务形式增加隐性债务。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等必须审慎合规经营，严禁向地方政府违规提供融资或配合地方政府变相举债。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健全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机制，坚决防止风险累积形成系统性风险。加强督查审计问责，严格落实政府举债终身问责制和债务问题倒查机制。 完善政府债券发行管理机制。优化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持续推动国债市场健康发展和对外开放，健全及时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更好发挥国债利率的市场定价基准作用。健全政府债务信息公开机制，促进形成市场化、法治化融资自律约束机制。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