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郭卫民向中外媒体介绍本次大会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据郭卫民介绍，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将于5月21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开幕，5月27日下午闭幕，较原来计划缩短了4天半。本次大会期间，全体会议和小组会议都做了相应的压减，将安排开幕会、闭幕会以及两次大会发言，其中一次以视频会议方式举行；安排6次小组会议。开幕会、闭幕会将邀请外国驻华使节旁听。 在回答记者关于对中国经济形势的看法的提问时，郭卫民表示，在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前，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对冲性的政策措施，有针对性地加大了逆周期调节力度，切实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总体而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保持稳定，这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在面对复杂严峻局面时，展现出超大规模经济的整体优势，强大的经济发展韧性，巨大的潜力和回旋余地。”郭卫民表示。 据郭卫民介绍，全国政协经济界、农业界、工商联界委员围绕加快金融市场改革、保护中小企业生存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等提出建议，不少被政府部门吸收和采纳。政协委员们认为，面临的形势越是复杂，我们越要保持战略定力，迎难而上，树立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郭卫民还指出，在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这些新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多年的持续积累，我国在新技术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批龙头骨干企业在加速成长。为推动新技术的发展，我国不断完善顶层设计，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引导广大企业积极创新，持续扩大开放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近期，中央提出要加快新基建的建设进度，这将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步入更快发展阶段。”他强调。 郭卫民表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的确对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很大冲击。在国际上也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思潮，有人提出要把在国外的企业搬回去，也有人声称要鼓动本国经济和中国“脱钩”。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多数国家的领导人和国际主流舆论呼吁各国加强团结，保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近期一些专业机构的调查也显示，很多跨国企业并不愿意从其他国家撤回去，包括从中国撤回；而且还有新的企业来投资，期待继续开展国际经贸合作。”郭卫民说。 郭卫民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确给国际经济合作带来困难，但也更加体现出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脱钩”主张不是一张好药方，全球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结构是多年来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依赖性，面对疫情冲击，各国应该加强团结、加强合作，协调政策立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防止世界经济陷入衰退，而不应以邻为壑、分裂孤立，更不能把疫情问题政治化，抹黑、指责、鼓动搞对立。
作为“六稳”工作的重点，稳外资工作近期取得了显著效果。根据商务部数据，今年4月份全国实际使用外资703.6亿元，同比增长11.8%。在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好之际，这样一份成绩单，充分体现出各项稳外资政策切实发挥了作用，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也不断增强。 与此同时，针对稳外资工作中仍然存在的一些压力和严峻形势，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将继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在金融支持、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抓好落实，不断增强外商在华长期投资经营的信心。 稳外资政策效果显著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2865.5亿元，同比下降6.1%，比一季度降幅收窄4.7个百分点。而4月份全国实际使用外资703.6亿元，同比增长11.8%。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7%，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专业技术服务同比分别增长46.9%、73.8%和99.6%。这样的成绩与一直以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不断加强稳外资政策是分不开的。 从2019年开始，围绕稳外资工作，我国连续发布实施了新的外商投资法、国务院稳外资20条、新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等一系列法规政策。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稳外资的政策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不断打出。2月18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工作的通知》；3月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稳外资11条”，从外资企业复工复产、加大推进重大外资项目的力度、落实负面清单等五方面做好服务；4月1日，商务部提出全力支持外企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等24条措施。 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日前表示，这些稳外资政策着力加强投资促进和保护，使外商投资信心不断增强，一批重点外资项目陆续签约落地。加之去年同期基数较低，促成了4月份实际使用外资实现正增长。 与此同时，各地方政府近期进一步加大了在金融、创新模式、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政策力度。湖南省商务厅近日与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南省分行签署合作协议。两家金融单位通过增大融资规模、优惠贷款利率、减免收费、线上跨境金融服务支持等措施，重点支持湖南省稳外贸稳外资。 此外，上海、四川、安徽、湖北等省市都出台了各项金融支持措施，重点集中在扩大融资规模、降低成本、推进金融服务便利化等方面，助力各地稳外贸稳外资。 更多利好信号密集释放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我国将在放宽市场准入、增强区域协同开放、扩围开放平台、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持续发力，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 “越是困难的时候，就越要扩大开放。”商务部部长钟山在日前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将不断放宽市场准入，缩减负面清单，扩大服务业的开放。 据了解，目前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已经在加快推进新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和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的修订工作，将尽快按程序报请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实施。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任张菲指出，因为疫情，已经在我国生物医药、公共卫生、人工智能、5G网络、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催生了大量的市场需求和投资机遇，这些有望成为市场开放的重点和外商投资的热点。 分析还指出，随着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不断缩减，作为市场准入压力测试区的自贸试验区也将迎来更多挑战和机遇。“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是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要把这些开放平台建好，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钟山表示，2013年以来，我国建立了18家自贸试验区，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试验成果。下一步，要扩大自贸试验区的范围，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推动出台新的开放举措。同时，还要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中西部等地区也将迎来更多开放政策的倾斜。近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明确，加大西部和沿边地区开放力度，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促进东中西互动协同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一系列信号表明，我国在保持东部持续发展的同时，将加快推进内陆地区跨越式发展，促进东中西部协同发展。”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庞超然认为，这是我国实施更大范围全面开放、优化开放空间格局的重要举措，有助于加快构筑我国全面开放新格局。 外资信心逐步增强 “随着中国迅速控制疫情、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外资基本盘总体是稳定的，外资企业在华生产经营逐步走向正常，订单完成情况不断好转，外国投资者信心逐步增强，一批外资新项目将落地，这充分说明中国投资环境的稳定性和坚韧性。”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袁达日前表示。 袁达还表示，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等商会机构近期所做的调查显示，3月份以来，在华美资、日资企业生产经营趋于好转，投资意愿比2月份明显增强，考虑调整产业布局的企业数量很少。 庞超然表示，中国国内市场在快速发展，潜力和空间较大，外资企业布局中国市场的总体策略没有改变。同时，中国制造业基础雄厚、配套产业健全，有利于外资在华投资。尽管国内劳动力成本呈上升趋势，但我国劳动力资源结构逐步从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和人才红利方向转变，更有利于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外资企业在国内经营发展。 这些都进一步加大了我国稳住外资基本盘的信心。“这几年，我们国家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2019年，我国营商环境世界排名从第46位提升到31位，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钟山说，今年我们要重点把外商投资法落实好，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外商合法权益，保护知识产权，增强外商长期在中国投资的信心，让外商愿意来、留得住、有发展。(李志勇 王文博 北京报道)
5月22日消息，两会召开，全国人大代表、盐津铺子(行情002847,诊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学武带来三份建议，分别是《打造食品“灯塔工厂” 提升我国食品工业国际竞争力》、《加强中非农业合作 推动我国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加工企业向全球化发展》、《依托科技创新 推动中国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 以下为建议详情： 打造食品“灯塔工厂” 提升我国食品工业国际竞争力 全国人大代表、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学武 “民以食为天”，中国食品工业是我国现代工业体系中的首位产业，也是全球第一大食品产业，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营业收入81186.8亿元。如今，食品工业正在向以营养健康为本的现代食品业、新兴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的方向快速发展，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食品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 一、我国食品工业进入转型发展关键期 我国食品工业大而不强，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食品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是衡量一个国家食品工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发达国家食品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一般为2~4:1,2017年，日本就高达11.7:1，我国则仅1.7:1，同比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国际食品巨头占据食品高端产业链，全球化布局，凭借技术和产品优势，占有国际市场，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和饮料巨头雀巢，在全球80多个国家拥有500多家工厂，有近25万名员工，2018年，雀巢年收入 934.00亿美元，是中国乳业巨头伊利（118.91亿美元）的7.85倍。 当前，中国食品工业正处于转型与价值提升的关键节点。其中最重要的转型，是食品行业从“价格战”到“价值战”的竞争；从规模效益向“健康品牌效应”的升级；从单一的产品竞争转向支撑这一产品竞争背后的企业研发实力的较量。价值、健康、创新已成为食品工业的的关键词。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不断发展，食品制造业从生产到销售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从源头到消费终端的全过程中，生产、加工、包装、物流、仓储、营销、市场、服务等所有环节都已经开始和互联网融和，食品制造业的智慧化工厂、数字化车间日益成为食品行业中的发展热点，食品制造业的数字化时代已然来临。 二、灯塔工厂催生了新的经济价值 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开始建设“制造业灯塔工厂”网络。“灯塔工厂”是“数字化制造”和“全球化 4.0”的示范者，拥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所有必备特征。它们改进了传统企业的生产系统，创新设计价值链，打造具有颠覆潜力的新型商业模式，催生了新的经济价值。“灯塔工厂”代表了当前制造领域最先进的制造和数字水平。 “灯塔工厂”跨越了应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试点”困境，在运营和业绩方面取得了质的飞跃，成功实现了数字化转型。尤其是端到端“灯塔工厂”，打通了端到端价值链，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创新旅程拓展到实体工厂范畴之外，囊括了数字化制造、供应网络对接、端到端产品开发、端到端规划、端到端交付、客户对接、可持续性等多个方面。端到端‘灯塔工厂’与价值链上的不同利益相关方展开合作，重塑客户体验。在数字化技术的帮助下，它们能够按需批量生产定制产品，并与供应商实时共享数据，快速应对需求波动。此外，借助数据共享和预见性分析，这整个流程也能得到优化。以国内某端到端“灯塔工厂”为例，他们以用户为中心，推行大规模定制业务模式，通过部署可扩展的数字化平台（大规模定制和 B2C 在线订购、与供应商相连的数字化平台），使直接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了 28%，并实现了100%按时交付。 截至目前，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灯塔工厂”网络已拥有44位成员，其中12家位于我国。我国不仅是拥有“灯塔工厂”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端到端“灯塔工厂”数量最多的国家，“灯塔工厂”印证了我国先进制造业的强大实力。制造业将继续驱动中国经济向好。 三、数字化制造加速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 当今时期，我国食品工业发展挑战和机遇并存。从国际上来看，食品跨国集团加快全球布局，对我国食品产业发展带来一定影响和挑战；另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以及各种国际贸易协定的签订，对外投资环境不断改善，有利于我国食品企业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从国内来看，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食品工业保持高速发展难度加大；另一方面，食品消费需求呈刚性增长态势，消费结构升级势不可挡，消费者对食品的营养与健康要求更高，品牌意识不断增强，食品工业发展模式将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消费者与日俱增的个性化需求、日趋激烈的品牌竞争、蓬勃发展的电商业务等，都在推动食品制造企业开展端到端的数字化转型。食品制造业企业应着眼长远，将加速数字化转型作为重中之重，从而进一步增强供应链韧性，实现高质量发展。 四、打造食品“灯塔工厂” 引领食品工业创新发展 中国要追赶、超越国际巨头，成为世界食品工业的引领者，就必须站在技术前端，找准切入点，实现跨越式转型。我国巨大的人口和消费市场，为食品工业端到端的数字化转型的奠定了雄厚的基础，食品企业要勇于创新，在“灯塔工厂”网络尚无食品企业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以排头兵和先行者的姿态，带动整个中国食品制造业从跟随向引领的转型，实现食品强国梦。为此建议： 1、将创建食品“灯塔工厂 ”纳入“十四五”产业规划。一是将食品数字化制造列入战略型新兴产业，从战略层面给予重视和支持，从数字化车间、数字化工厂，向端到端的数字化转型，打造新的商业模式，为食品工业发展赋能。二是强化食品科技创新顶层设计，开展食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制造技术重大专项研究，整合高校、院所和企业资源，形成合力，共同推进食品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 2、选择大批量定制方向，以“健康食品”产业为先导，实现食品“灯塔工厂”零的突破。端到端‘灯塔工厂’在数字化技术的帮助下，能够按需批量生产定制产品，并与供应商实时共享数据，快速应对需求波动。中国人口众多，仅糖尿病患者就达9420万人，超重或者肥胖患症7000万人--2亿人，糖尿病、减肥专用食品需求量巨大，采用数字化技术，开发糖尿病、减肥专用食品，批量定制生产，通过部署可扩展的数字化平台（如大规模定制和 B2C 在线订购），无疑将会诞生一个巨大的市场，创造新的经济价值，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另辟蹊径，差异化的发展思路，也将推动我国食品企业在与国际巨头的竞争中，独占鳌头！ 3、培育食品制造业“灯塔工厂”。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选择国内食品头部企业，引导它们加速向数字化转型，成长为细分领域的“灯塔工厂”，从而引领中国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从食品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 尽管我国食品工业基础、食品科技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但是，我们只要以“务实、创新”的态度，前瞻的眼光，开拓进取，就一定能实现“好食品，中国造”的梦想。 加强中非农业合作 推动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向全球化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学武 2019年，中非双边贸易额达2087亿美元，同比增长2.21%，中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非洲国家有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有充足的劳动力，发展农业经济大有可为，也为中国与非洲农业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中国和非洲国家农业合作前景广阔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资金融通为开展农业合作提供了保障，为“一带一路”非洲发展中国家实现农业产业优势互补、共享发展机遇创造了良好条件。一方面，中国多种农业发展模式、农业技术和产业化开发经验适合非洲，双方具有巨大的农业产业化产能合作空间，可以开展产业和技术合作，提升非洲农业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中非农业互补性强，非洲具有明显的农业资源优势，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业产品市场和农产品进口国，对非洲热带经济作物需求巨大，这为非洲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非洲国家向中国出口植物油、谷物、棉花、林产品和畜产品， 如：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赞比亚的蜂蜜、乌干达的坚果等，双方贸易互补性强。 中非农业合作前景广阔，目前中非农产品贸易体量只占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的3.2%，未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二、我国企业非洲农业投资企业遭遇瓶颈 近年来，我国一些企业投资非洲农业产业，整合农业资源优势，布局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势头良好。但随着农业产业向深度、广度发展，体制和机制的矛盾，逐渐显现，导致我国企业投资农业和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困难重重。 一是农业产业链长，非洲农业投资企业统筹规划、抗风险能力弱。农业是一个综合产业， 涉及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等全产业链。非洲发展中国家普遍生产技术较低， 机械化服务水平不高， 电力设施保障不足， 水利设施老旧匮乏， 仓储设施远不能满足需求， 物流体系也不发达， 农产品市场信息渠道不畅通， 交通运输条件恶劣。一些非洲国家农产品出口附加值很低，农产品加工限于小作坊生产，达到进口国标准难度较大。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统筹规划，为农业投资企业营造农业投资的环境。 二是沿线非洲国家农产品进口贸易瓶颈多。中非农产品贸易存在技术性贸易壁垒、标准不对接及关税问题，使得非洲向中国出口的大宗农产品面临一些准入问题，目前允许向中国出口农产品非洲国家数量及农产品品类较少。如西非贝宁、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等非洲棉花主产国与我国棉花进口存在较强的对接需求；湖南作为农业大省，对非洲咖啡、可可、腰果等进口需求较大，但由于非洲主要产地不属特惠税率国家，产品不能享受特惠税率，进口企业为降低成本，通过东南亚国家初级加工后再以东盟自贸区协定税率进口。 三、加强中非农业合作及发展农业贸易的建议 中国企业走向世界，须要有全球化战略视野，整合全球资源进行全球化产业布局，为民族品牌走向全球打造通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投资建厂，充分利用原产地在原材料、劳动力价格优势和税收优势，实现更广范围、更高质量的海外布局，是推动中国企业和民族品牌走向世界的重要路径。加强中非农业合作，提升非洲发展中国家农业产业化水平，设立中非自由贸易区，加大互补型农产品贸易，实现贸易投资多元化，是推动中国农业企业在非洲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此建议： 1、深化与非洲国家农业合作，鼓励企业开展农产品加工。针对沿线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农业产业化落后，并期望改变的现状，由国家部委牵头协调，省市对口相应国家进行扶助，制定规划方案，从种养殖规模化生产基地建设、加工、仓储、物流等全产业链进行深度合作，组织国内资源组团出海，有序投资，为企业在沿线国家的农业产业投资，营造一个优质的发展平台。鼓励中国企业在非洲建立符合中国市场标准的生产加工基地，探索从源头解决进口农产品质量标准问题。 2、鼓励中国食品龙头企业布局非洲国家，打造国际品牌。企业全球化布局的本质就是整合资源，获取更大的市场空间。全球第一茶叶品牌“立顿”，年产值达到数十亿美元，茶叶主要来源于斯里兰卡、肯尼亚、中国等国家，是整合资源打造国际品牌的经典案例。国际食品巨头全球化发展主要有收购兼并和从零开始发展业务两种方式。非洲工业基础薄弱，中国食品企业进入非洲，需要借助自身的品牌、技术、资金、管理优势，整合非洲国家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和劳务力优势，从农产品加工业起步，丰富产品，提升品质，打造竞争优势，逐步向国际品牌发展。建议国家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支持龙头企业以非洲国家为起点的国际品牌战略投产，引导激励中国食品通过不同路径向世界企业进军。 3、优化政策环境，促进中非农产品贸易。市场是决定企业发展空间的关键因素，企业在向国外输出品牌和技术，整合资源，形成竞争优势，拓展国际市场；同时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也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拼图；引进优势互补型农产品，也将为国内农产品加工企业奠定竞争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建议国家从优化政策空间入手，消除与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障碍，扩大农产品进口目录清单，确保互补型农产品直接进口，从政策层面上消除第三国贸易通关现象。 4、设立湖南中非自贸区，打造中非农业经贸合作先行区。自贸区将为国内企业提供优质原料，并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升我国农产品精深加工产品的国际竞争力。2016年和2017年，湖南提出了《关于批准设立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议》。规划在湖南省，面积约120平方公里的长沙、岳阳和郴州三个片区，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议国家批准湖南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并在自贸区建设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探索中非经贸合作新路径和新机制。一是针对中非存在较大贸易逆差现状，试点推进对非认证认可和合格评定结果国际互认工作，加快非洲国家优质农产品进口检疫准入进程，特别是对非洲已经成功出口至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在检疫准入评估过程中予以充分考虑。推进中非海关互认合作。二是探索中非经贸合作的新模式，建设非洲在华非资源性产品集散和交易中心，探索开展中非易货贸易，创新对非经贸合作金融平台和产品。三是推动中非经贸合作平台建设，包括一些农产品贸易的公共服务平台，如在岳阳建设水果进口指定监管场地，支持一些棉花主产国开展定向合作，支持扩大非洲的咖啡、可可、腰果等优质农产品扩大进口。 5、推动合作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框架下，设立的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推动了中非在贸易、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签署了84项合作文件，涉及金额208亿美元。目前，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已经永久落户湖南，建议国家支持湖南办好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中非经贸合作，推动中非经贸合作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们相信在祖国强大的支持下，企业一定会爆发出最强劲的活力，创造出更多的国际品牌，拓展出更大的国际市场空间，为“一带一路”建设助力。 依托科技创新 推动中国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学武 食品工业是“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的传统民生产业，在当今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建国70年来，我国食品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食品工业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显著提高。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营业收入81186.8亿元，同比增长4.2%；利润总额5774.6亿元，同比增长7.8%，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大产业，也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食品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产业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我国食品安全水平也在不断提高，《食品安全法》得到修订和实施，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创建成效显著，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能力和保障水平也逐步提升，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合格率达到了97%以上。 一、中国食品工业进入价值提升关键期，科技创新能力凸显 70年间，作为全球最大的食品消费市场，中国社会经历了从贫饥、温饱、小康到安全健康四个需求阶段的极速变迁。它精彩地凝缩和跨越了发达国家食品工业的百年发展史。科技创新成为带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近年来在食品非热加工、包装材料、在线监控等领域突破了一批关键共性技术，部分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一批关键技术实现了国外输出，例如超高压、挤压重组技术等；屠宰加工、饮料灌装、乳制品加工等重点领域装备技术进步加快推进，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也不断提升，部分装备占领国际市场，例如万吨油脂加工装备、肉品加工装备等；部分产品在国际市场占主导地位，例如浓缩苹果汁占世界市场的60%，番茄酱占世界市场的1/4。食品工业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中国的食品科技经历数十年积累，已经进入了“从高原到高峰”的关键隆起期。今天，当我们以全球最大的食品学科群，以世界食品领域论文发表量和专利申请与授权数，双获第一的实力，支撑强大的中国食品工业持续发展时，几代中国食品人梦想的“大食品、大科技”的蓝图，正在成为现实。在软科发布的2019年全球食品学科排名前10的榜单中，我国大学占据了5席。 当前，食品产业发展处于一个新时代。中国食品工业正处于转型与价值提升的关键节点。其中最重要的转型，是食品行业从“价格战”到“价值战”的竞争；从规模效益向“健康品牌效应”的升级；从单一的产品竞争转向支撑这一产品竞争背后的企业研发实力的较量；食品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逐步到位及价值的提升。价值、健康、创新已成为食品工业的关键词。企业不再盲目扩张，而是在结构调整、升级上下功夫，投资技术改造和创新项目，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的加速器。 二、我国食品工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食品工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当前我国食品面临的问题： 一是引领性基础研究少。2008年至2018年间，在自然科学三大顶级期刊《Cell》《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食品相关论文分别为48、62篇和42篇，其中我国作为主要完成单位的论文仅分别为1、5篇和3篇。 二是领跑技术比例小。美国、日本和德国在食品领域领跑技术比例分别占48%、29%和13%，而我国在食品领域领跑技术比例仅占5%，与主要发达国家差距明显。发达国家主要以企业研发为主，产业化阶段技术比例在80%以上，而我国食品技术产业化比例低。 三是装备自主创新能力低。美国、日本和欧盟等食品智能装备专利占全球80%以上，而我国食品装备年进口额近300亿元，大型食品企业80%的关键高端装备依赖进口。 四是加工增值和资源利用不足。美国和日本食品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分别为3.7：1和11.7：1，而我国食品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小于2：1。我国食品工业消耗巨大资源和能源，包括年用水约100亿吨、耗电2500亿千瓦/小时、耗煤2.8亿吨、废水50亿平方米、废物4亿吨。 五是食品毒害物侦测国外依赖度高。我国快速检测产品集中以农兽药残留为主（占比80%），受国际认可不足10%。食源性致病菌等核心检测试剂和毒素标准物质高度依赖进口。复杂基质分离材料国产产品占比不足15%，用于8种微生物快速检测的84个检测产品几乎没有国产产品。 六是生鲜食品储运损耗大。美国蔬菜加工运输损耗率1%至2%，荷兰向世界配送果蔬损耗率5%，日本生鲜农产品产后商品化100%。而我国生鲜农产品物流损耗率较大，分别为：果蔬20%、肉类8%、水产品11%、粮食8%，生鲜食品冷链流通率仅8%，储运损耗方面损失高达千亿元。 三、加强我国食品产业科技创新的建议 面对资源、能源及环境约束日益严峻的形势，传统的食品加工技术正经历深刻的变化：现代食品绿色加工与低碳制造技术的创新发展，已成为食品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食品装备助推全球食品产业快速转型升级；食品危害物形成规律与控制机制研究，食品加工制造与物流配送全过程质量安全控制技术开发，成为国际食品安全科技领域的研发热点；智能高效全程冷链物流的发展催生食品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健康食品精准制造将成为未来我国食品战略趋向。 新一轮食品科技创新已在全球兴起，食品合成生物学，食品精准营养与个性化制造，食品装备智能制造等，方兴未艾。中国必须依托科技创新的力量提升中国食品工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水平。为此建议： 1、进一步完善食品科技创新战略规划。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做法，制订食品科技创新战略规划。在技术预测的基础上，研究制订食品领域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十四五”食品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强化食品科技创新顶层设计，超前部署食品科技重大战略方向和重大任务，加强食品营养健康工程、食品绿色制造工程、食品安全主动保障等重点领域的专项研究。积极发挥院所基础研究主力军的作用，同时出台政策，引导、激励食品企业参与食品科技领域基础研究。 2、加大对食品科技创新投入。一是加大财政资金投入。食品工业是我国重要支柱产业，“十四五”是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的关键期，当前要加大食品科技领域投入，提升食品工业水平，通过科技创新驱动，推动食品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二是引导食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争规模以上食品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向制造业看齐。 3、重视食品科技创新基础平台建设，强化产学研融合。进一步加强食品科技创新基础平台建设，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中心等基地平台建设方面给予重点扶持，打造食品领域战略科技力量。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是食品科技创新的核心主体，应建立有效的政策导向，充分发挥三者在食品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强化三者在产、学、研的整体融合。 4、创新融合发展。强化成果转化应用，大力发展食品高新技术产业，提升产业竞争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食品领军企业；推进三产融合发展，带动三产、拉动一产，拉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融合创新链。 5、加快食品工业“走出去”步伐。鼓励企业设立境外技术中心，开展多种形式的食品科技交流合作，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创新体系，抢占制高点。
5月22日消息，全国人大代表、阳光控股董事局主席林腾蛟将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交《关于把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作为提升国家国际竞争力的议案》。 《议案》指出，长期以来，民办教育在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助力国家经济社会建设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截至2019年，我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超过14万所，在校生突破4000万人。充分认识民办教育的重要性，需要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客观的立场和更加长远的时间尺度。 林腾蛟认为，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是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需要。2019年5月以来，谷歌、英特尔、高通等美国高科技企业停止与华为合作。对于华为来说，这是一个无比艰难、惨烈斗争的开始。中美科技战已经展开，华为今天的处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高科技产业与美国之间差距的现实。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先生所言，“当今世界，各国之间激烈的经济竞争和科技竞争，归根到底是教育的竞争”。 以中美大学为例，美国有4298所，其中私立2672所，占62.2%；我国目前1245所，其中民办419所，占33.65%。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名中，美国29所入围，其中私立18所，占62.07%；中国12所入围，均为公办大学。此外，国际上众多科技发明源自民办大学和企业。我们应该看到，民办教育有着天然的灵活机制、创新基因和竞争优势，理应成为推动我国教育体制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把发展民办教育提升到国际竞争力的高度，有利于优化学校管理与人才培养机制，从而更好地迎接未来的挑战。 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有利于增强“四个自信”。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民办教育坚守初心，培养“爱国家、有情怀、敢担当、善作为”的时代新人，这是民办教育对国家的贡献，也是对社会的担当。让民办教育拥有一片更广阔的天地充分发展，这是我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彰显。 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是解决财政供给不足的需要。据统计，2018年国家投入财政性教育经费36990亿元，比2002年的3491亿元增长了10倍，义务教育阶段的财政性经费更是增长了15倍。而民办教育基本不占用公共财政资金，却为社会提供了20%的公共教育服务。如果目前民办教育所提供的教育服务，转由公办教育来承担，预计公共财政每年要多支出7000亿以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但因中国人口众多、底子薄，还有很多问题亟待政府投入财力解决。当下教育部门掣肘民办教育发展，将让我国教育刚刚出现的良好形势，重新回到改革开放前“穷国办大教育”的不利局面。 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有利于解决教育公平问题。民办教育是在市场经济的磨练下成长起来的。在此过程中，民办学校不仅接受政府政策规范、评估检查，还要面对公办学校天然优势的竞争，只能通过努力提升办学实力，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因此，民办学校的发展具有强烈的“品质致胜”意识。正是依托优胜劣汰的机制，保证了民办教育充满活力和竞争力。一些优质民办学校将现代管理智慧运用到办学实践中，创新学校管理，创造更加丰富的公共教育产品，有效解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同时，广覆盖、多样化、高质量的民办学校，让学生和家长有更多的择校自主，更有利于解决教育公平问题。 因此，针对民办教育的发展，林腾蛟提出三点建议。 建议一：从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战略高度，支持民办教育做大做优做强。 只有把教育办好，民族才有未来。民办教育不是拾遗补缺，而是不可或缺；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关系国家未来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民办教育代表的教育运行模式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制约民办教育不但降低全社会公共教育资源配置效率，而且不利于教育公平的实质性提升。他建议，在国家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趋势中，民办教育应该更有作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建议二：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企业创办综合性大学和基础教育。 建议国家出台政策，支持华为、阿里、腾讯等这些有实力的民营世界500强企业办教育，特别是创办应用技术型大学；同时筛选一些有办学实力、发展潜力的民办高校，助力其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让大企业的科研经费实力与大学的人才、研究资源紧密结合。 他认为，一方面是产教高度融合，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产业体系的重要途径，让中国更多企业像华为一样参与国际竞争、为国争光；另一方面，充分开放的市场才能更好避免“零和博弈”，实现合作共赢。在基础教育方面，让更多的民办学校在教育理念、办学模式、课程资源、管理文化等各方面展开广泛实践，才能保持教育生态的多样性，培养教育创新土壤，避免“万校一面”同质化发展与“一刀切”简单化管理给我国教育带来不可挽回的深远负面影响。 建议三：依法保障民办教育的办学自主权。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有规定“民办学校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同等的招生权，可以自主确定招生的范围、标准和方式”，但在实践中常常难以落实。一些地方政府出台政策，一刀切地剥夺民办学校自主招生权与人民群众适当的择校自主权，造成激烈的社会争议，甚至引发对政府契约精神、违法行政的质疑。 在这方面，林腾蛟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建议全国人大、司法部启动对地方招生政策的合法性审查，以保障教育领域法治建设成果。同时，建议教育部给予地方更多政策空间，引导各地合理调控民办学校比例、办学门槛与办学方向，确保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精神，‘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推动民办教育蓬勃发展。”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我国既是粮食生产大国，也是粮食消费大国。提升粮食产业国际竞争力，推动我国由粮食生产大国向粮食产业强国转变，是构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必由之路。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财经大学校长程永波建议，要坚持创新驱动，在粮油加工领域培育粮食产业主力军。针对制约粮食产业发展薄弱环节，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完善产业链条；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粮食企业为主体，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跨国企业集团；突破地理范围限制，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利用现代通信技术，形成虚拟粮食产业集群，提升产业竞争力。建议实施“百强工程”，在“十四五”期间培育100家粮油加工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使之成为我国粮食产业的主力军。 同时，培育跨国粮商，提升国际粮食物流的全球竞争力。建议遴选几家兼具海外粮食基地、海外港口资源和国际航运能力的大型粮食企业，将它们培育成为有能力的跨国大粮商，使之成为我国应对国际粮食风险、确保我国国际粮食供给稳定的主力军。(经济日报记者刘 瑾)
本报见习记者 昌校宇 5月22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0年4月份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就2020年4月份外汇收支形势回答了记者提问。 王春英表示，4月份，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定。一是银行结售汇继续呈现顺差。4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48亿美元，其中，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120亿美元。综合考虑远期、期权等其他供求因素后，外汇市场供求总体平衡。 二是非银行部门涉外收支重现净流入。4月，我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涉外收支顺差49亿美元，3月表现为逆差。 三是外汇储备规模稳中有升。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0915亿美元，较3月末增加308亿美元。 市场主体预期稳定，跨境资金流动形势稳中向好。首先，市场主体结汇意愿保持平稳、购汇意愿有所下降。4月，衡量结汇意愿的结汇率，也就是客户向银行卖出外汇与客户涉外外汇收入之比为66%，与一季度基本持平；衡量购汇意愿的售汇率，也就是客户从银行买汇与客户涉外外汇支出之比为61%，较一季度下降2个百分点。 其次，主要渠道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4月，货物贸易跨境收支顺差135亿美元，同比增长76%；证券投资项下跨境资金恢复净流入，其中，境外投资者净增持境内债券和上市股票189亿美元。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向好态势持续巩固，复工复产复市扎实推进，经济运行正逐步向常态化复苏，发挥了稳定市场预期、提升市场信心的关键作用。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没有改变，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不断深化，为我国外汇市场稳定运行奠定基础。 同时，我国外汇市场愈加成熟，疫情背景下市场预期总体平稳，表现出较强的韧性和稳定性，也有助于保持外汇市场运行基本稳定。（编辑 上官梦露）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礼辉 2020年的两会，是在应对疫情冲击、国内经济全面重启的特定历史阶段召开的，因而满载人民的期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于两会召开之前发布。细读之际，感觉自己竟然有些久违了的激动。 5月21日，大会议程公布。5月22日，李克强总理在大会开幕式上做了政府工作报告。这里围绕经济增长速度、特别国债发行和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等做一些解读。 一、关于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增长：不衰退就是大前进，保企业才能稳就业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不提全年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这完全切合当前的经济实际。 一是在全球经济大衰退的环境下，我国经济成功复苏，能够避免衰退、实现低速增长，就是大成就。 由于疫情的冲击，全球经济衰退已成定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4月14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其中发达经济体经济萎缩6.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萎缩1%。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经济萎缩5.9%，欧元区经济萎缩7.5%，日本经济萎缩5.2%。 这是基于全球多数国家疫情将在第二季度达到峰值、下半年消退的基准情景假设。现在看，疫情的烈度已经超过4月份。目前全球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00万。美国的疫情蔓延尚未逆转，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已经接近160万，病亡人数接近9.5万；人口大国俄罗斯、巴西的确诊病例分别超过31万，印度不完全统计的病例也超过11万。我认为，更不利的情景假设已经出现，疫情的持续时间将会更长，全球经济衰退将更严重。2020年全球GDP降幅可能达到5-6%，经济衰退将延续到2021年。 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是一个相对均衡的整体，按照市场机制和国际贸易规则调节运行。我国既是零部件、工业中间产品、工业最终产品制造大国，又是工业产成品、农产品、文化产品消费大国。我国的产业结构相对完整，但也不可能自我闭环运行。例如，我国的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资源的对外依存度高达60%以上，高端芯片80%依赖进口，与此同时，我国生产的零部件、工业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相当一部分出口到全球市场。我国也是旅游和商务旅行大国。 新冠病毒疫情流行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创，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 重要的是，我国具有体制优势、基础设施优势、产业链优势、劳动力优势和消费市场优势。为了应对疫情冲击，中央很早做出明确决策，我国的经济已经全面重启，4月份扭转下行，实现正增长。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和举措。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我国完全可以实现经济的平稳发展。即使增长速度放慢了，但相对于发达国家大幅度的经济衰退，我们的成就一定是巨大的。 二是在经济重启和复苏的特定阶段，保住企业才能稳住就业，从而保护经济发展的根基，保护未来的税基。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大“六稳”工作力度，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强化阶段性政策，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放水养鱼，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要坚决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到企业，留得青山，赢得未来。这些政策原则，切合实际，反映了广大企业和企业家的心声。 在正常经营环境下，应该允许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但在疫情冲击引发的经济下行阶段，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体的民营企业大面积出现经营困难。中小微企业资本金有限，生产经营一旦停顿，现金流就会干涸，撑不住多久就会出现生存危机。企业是经济的细胞，是财富的基础，民营企业是就业的主体，保护企业，就是保护国民经济的基础。 财政方面可以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对企业减免税收和行政收费。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缴纳一律延缓到明年，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这里应该包括减免增值税等中间税。 金融方面应该采取的措施，首先是适当放宽金融监管尺度。受疫情影响产生的贷款还本付息逾期，可考虑在特定阶段暂不计入逾期或不良，不纳入不良信用记录。对于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以及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应该适当放宽尺度，根据经济重启需要的周期以及资产质量变动的滞后期，可考虑给予1-3年的宽松期。 其次是适当放宽信贷准入门槛。商业银行对企业包括民营企业的信贷准入，可以适当放宽疫情流行期现金流、利润率等指标的审核尺度，更多侧重对经济重启后的财务指标分析预测。对有市场有发展前景的企业，信贷决策要加快，帮助企业维持必要的现金流；信贷定价要降低，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 银行的信贷定价主要取决于资金成本和风险成本。我国尚有一定的货币政策空间，可以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有效引导市场利率下行。可考虑进一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同时进一步降低再贷款、再贴现、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中期借贷便利、常备借贷便利的利率水平，帮助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降低资金成本。疫情流行和经济重启阶段，银行类金融机构信用风险成本必然上升，可考虑对扶持中小微企业的信贷业务给予税收优惠。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现行的金融监管规定，一般是针对常态经济环境制定的，监管部门应该明确哪些规矩在多长周期内予以放宽。 二、关于特别国债的发行：只是应对一时之急，不宜改变长久之计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上述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强化公共财政属性，决不允许截留挪用。上述财政安排强调直达基层、直接惠企利民，有利于解决基层财政收支失衡的困局，也有利于防止中间克扣，提高财政支出的实效。 关于特别国债能否由中央银行直接认购，近期不少专家学者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角度展开争论。不久前本人从理论争议、法律依据和经济实践三个层次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也看到了一些反馈。 我仍然认为，货币理论上，货币数量论的假设前提主要是：市场经济发达，资本市场完善，经济主体产权边界清晰且行为独立。而现代货币理论假设的前提条件主要是：发行主权货币的政府有无限的能力用本国货币偿还任何债务，并且保持币值的稳定；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从而保持经济平稳；强制性税收可以抽走过剩的购买力，实行超高税率就可以避免通货膨胀。显然，货币数量论的假设更多注目于市场机制是否成熟、市场这只“手”是否足够强壮和灵巧；而现代货币理论的假设更多注目于国家力量是否足够强大、政府这只“手”是否有能力干预和调节经济，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特色。 因此，我倾向于让市场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调节经济的作用。我认为，疫情过后的经济重启和经济结构调整优化需要时间，在3-5年的周期内，必须适当降低税率，并进一步拉动内需；而实行超高税率只会影响经济重启，并且抑制市场购买力，显然不具有可行性。我还认为，我国的人民币并不具备类似美元那样的全球性货币霸权地位，如果超发货币，就无法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 我也坚持认为，1995年颁发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这是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制定的法律。不允许中央银行直接认购国债，不允许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是法律层面的硬约束。一是法律应保持必要的刚性。法律条款的延展性、补充性修订尚需仔细研究、层层把关，而如果取消或放宽对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的约束，属于颠覆性的改变，必须慎之又慎，严上加严，切不可因一时之急而转变长远之计。二是法律应符合国情的根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根本性进步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体制恰恰就是货币数量论设定的前提。而且，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中央的重大决策，这恰恰未能满足现代货币理论设定的前提条件。 我还认为，特别国债具有发行市场，并不需要行政摊派，也并非只有中央银行才有能力认购。 我国经济的基本面良好，国家发行的特别国债，属于高信用等级的无风险资产，只要设定适当的利率，无需行政摊派，就可以形成容量足够的发行市场。1万亿元或者更高金额的特别国债，相对数量有限，我国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拥有数百万亿元的总资产，不仅具有认购特别国债的能力，并且有通过认购特别国债优化资产配置的需求，将成为特别国债认购的主体，部分企业和个人也将参与认购。 本文首发于网易 (本文作者介绍：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研究组组长、中国银行原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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