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也是贯穿“十四五”及未来较长时期发展的战略纲领。 经济循环是经济活动各环节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状态描述。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时，曾用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状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空间并存和时间继起阐述经济循环过程，并指出大工业和交通的发展，能够使这一过程发展为世界市场，从而获得利用全球的全面生产能力。按照这一阐述，一国经济的双循环，可理解为各类生产要素、中间以及最终需求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换流动，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一国经济的溢出及溢入效应。同时，一国经济以及全球化（世界市场）发展阶段不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循环格局的具体特征。本文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大体界限，通过对比危机前后全球经济尤其是中美两大经济体循环格局的演变，揭示高质量“双循环”的内涵以及政策含义，并在此基础上，对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形成高质量新发展新格局进行阐述。 一、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全球经济循环格局的演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8月24日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总书记同时指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以上两段论述表明，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双循环格局及内外条件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另一方面，我们要顺应这些变化，进一步推动双循环格局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全球经济循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世界经济循环的大格局，大体是美国消费、中国生产、资源国提供资源。如果说消费是经济循环的起点和终点，这一时期美国在全球经济循环中处于中心地位，其从中获得的最大福利，就是一方面消费持续大于产出，贸易逆差和居民负储蓄不断累积；另一方面又没有发生对应的通货膨胀以及汇率贬值。同时，得益于能够从中国等国持续不断输入廉价消费品，大量低附加值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被转移出去，研发经费持续高投入，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不断加快。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双循环模式，与美国大体呈镜像关系。一是相对于美国的需求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接近供给驱动型双循环。其中典型的，就是两头在外、大出大进的加工贸易模式，参与国际循环的主要是劳动力、土地等廉价生产要素。毫不疑问，外循环拉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扩大就业、提升劳动生产率以及城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相对于美国的消费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多表现为投资驱动型双循环。过去一个时期，无论是初期的沿海开放，还是之后中西部大开发战略下的产业梯度转移，中国制造业产能的扩张、收缩以及转移，均与出口份额升降高度相关，制造业投资成为联结国民经济内外循环的重要纽带，是消化过剩储蓄、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三是相对于美国的资本流出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多表现为资本流入驱动型双循环。过去一个时期的美国双循环模式，表现在跨境资金流动上，就是以经常账户和财政巨额双赤字形式表现的资本外流，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债务国。相反，中国则积累了包括美债在内的巨额国外资产，以及广泛分布的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债权国。以上三方面两相比较，中美双方是各展所长，各取所需，都由各自要素禀赋差异决定，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分工深化，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同时要看到，中美在双循环中一个积累一个背负巨额债权债务，但两国国际投资净头寸（对外投资净收益）却高低倒置，反映出过往全球经济循环中，资本、技术回报大于劳动回报，我国经济循环需要提升质量。 （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变化 尽管2008年前全球经济循环显著改善了整体福利，促进了分工和技术革命，但无庸讳言，这一循环客观上也加剧了主要经济体自身的结构失衡。 对美国等消费国而言，长期依赖贸易逆差以及财政赤字透支消费，必然导致债务累积和金融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表面上是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刺破了次贷泡沫，但本质上次贷及衍生品泡沫的不断累积，正是其长期以来的入不敷出、透支消费的必然结果。这一失衡不仅表现在总量上，更体现为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等更为严重的结构问题。一方面，全球分工深化加剧了就业结构调整，产品间分工更多被产品内要素分工替代，发达国家集中于研发设计，发展中国家集中于加工制造，全球生产效率和资本回报得以提升的同时，资本与劳动以及不同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另一方面，长期低利率政策还会不断刺激资产价格上涨，从而扩大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差距。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基尼系数达0.482，远超0.4的国际“警戒线”，其中最富裕5%家庭的收入，即占居民总收入的23%，而占比达家庭总数20%的低收入户，其收入占比仅为3.1%，前者户均收入是后者的29.5倍。一定意义上，当下美国减税、鼓励制造业回流以及贸易政策调整，储蓄总额及平均储蓄率有所上升，正是其调整自身结构失衡的必要举措，有其必然性。对我国这样的生产国而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双循环格局也呈现重大结构性变化，在优化出口结构的同时大量增加进口，在利用外资同时稳步增加对外投资，经常项目顺差从之前的长期大幅盈余，逐步下降到目前的基本平衡。 二、高质量双循环模式的必然性及基本特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内外循环趋于均衡，不仅在于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更源于我国自身发展条件的深刻改变。得益于四十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2019年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份额上升到1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超过30%，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与此同时，人口结构逐渐改变，资源环境约束明显增强，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宏观杠杆率和资本产出比持续上升。所有这些变化，都决定了中国经济双循环有必要更有条件提质增效，进一步呈现以下三个特征。 高质量双循环下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将更加显著。如果说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矛盾，新双循环发展格局应更多体现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美国1978年、日本1981年、韩国1994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分别为60.5%、53.9%、51.8%，美国、日本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消费倾向）分别为87%、79.2%，均明显高于我国2019年的38.8%和70.1%。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中高收入者进入消费升级期，舒适型、享受型消费明显增多，品质消费、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方兴未艾。同时我国仍有庞大的低收入人群，无论是扩大就业、改善收入分配、健全社会保障以及加快城镇化，还是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发展，都意味着消费提升的巨大潜力。 高质量双循环对供给安全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内需驱动重要性的上升，更需要安全可靠的高质量供给相匹配。从国际产业分工看，一方面我国拥有全球最为完整的产业链；另一方面，我国产业链集中在加工装配环节，低附加值加工贸易出口占比高达四分之一，能源资源以及关键技术零部件、生产设备进口依存度较高，这一格局固然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但也容易固化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分工，同时产业链以及能源资源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从国内看，我国人均收入已达1万美元，叠加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持续快速上升，消费进入转型升级期，也要求提升供给自主性和质量。未来一个时期，适当牺牲大量进口的短期比较优势，强化关键核心技术、设备、零部件以及重要能源资源的进口替代，是高质量双循环的必然选择。 高质量双循环必然伴随高质量对外开放。内需主导和进口替代重要性的上升，不仅不意味着封闭的内循环，而且是更为开放、更高层次融入外循环。一方面，中国内循环质量的提升——内需市场进一步开发和产业链自主性的增强，需要更高层次外贸外资等外循环的支持；另一方面，内循环质量越提升，也越能形成全球资源要素配置的引力场，越能有利于形成合作竞争的新优势。事实上，如果将我国不同区域比作双循环“层次递进”格局的演变，不难发现率先开放的沿海地区非但没有因内循环质量上升（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而降低开放度，相反近年来外贸外资占比不降反升且质量不断提高，这些地区不仅是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集中地，也是走出去对外投资的主体，内外循环在一个更高水平上相互促进。同时还要看到，美国经济内顾化倾向越强，溢出效应越弱，长此以往势必弱化其世界经济地位，也给我国经济外循环提供了机会。抓住我国经济内循环质量不断上升以及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的机遇，全方位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正是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主动求变、转危为机。 三、新双循环格局下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必须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这其中，坚定不移地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适应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金融新体制，应该而且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适应双循环趋于均衡的宏观格局，完善以内为主、内外均衡的现代中央银行货币调控框架。近年来，随着经常项目收支基本平衡，汇率弹性明显上升，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双向“破7”习以为常，与名义经济增速对应的货币总量增速和宏观杠杆率变动渐趋合理，货币政策自主性明显增强。适应双循环宏观格局渐趋均衡的趋势，加快健全市场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进一步增强利率调控的主动性，推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加快形成以内为主、内外均衡的大国开放体货币调控框架，正是高质量双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加强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健全边界明晰、有机配合、相互制衡的现代中央银行和财政制度，完善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适应的货币政策规则和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探索构建有效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并逐步扩大覆盖面，用改革的办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以资金要素的高度市场化定价和流动，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循环畅通高效。 适应内需驱动和供给质量显著提升的要求，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一是适应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更加显著的要求，健全政策激励和包容创新监管，着力提升金融普惠性，助推中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提升。按照守正创新、普惠民生、开放共赢的指导原则，引导金融业运用先进科技手段提升普惠金融质效。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财税政策、监管措施的相互配合，将各类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有效嵌入激励相容的市场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为契机，大力发展大城市住房租赁、老旧小区改造等配套金融服务，让更多人在大城市住得下、住得起、住得久，有效释放其消费潜力。二是适应供给要素质量显著提升的要求，着力发展高质量资本市场。一百多年前创新理论奠基人熊彼特就提出，工业体系只有依靠创新才能建立，金融是驱动创新和科技产业化的重要力量。当前我们正迎来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更需要高质量资本市场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以新证券法实施为契机，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着力丰富资本市场层次，健全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激励政策和退出渠道，在健全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和养老金体系基础上，不断引导鼓励资管产品逐步增加权益投资、信用风险债券投资比重，为科创企业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全产业链金融服务，无疑是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的重中之重。三是适应能源资源转型发展需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我国能源资源进口依存度高，碳密集产业比重大，绿色发展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锦上添花之举，更是能源资源和产业安全的重要保障。日前我国已宣布2030、206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重点领域绿色变革和可再生清洁能源发展任务艰巨紧迫，更需加快健全绿色金融发展的标准和体制机制，加大对新能源产业、能源高效利用产业的金融支持，利用金融科技推动环境信息披露与共享，拓展绿色金融业绩评价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绿色金融支持政策工具箱，推广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投资理念，引领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推动绿色金融成为能源资源安全、清洁、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适应高质量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金融开放打造国际合作新优势。新双循环格局下的对外合作，将更多体现为服务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动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迈向高质量发展，金融对外开放进入机制变革的关键期。一是坚定推行制度规则型开放，全面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内外资同一准入与监管规则，金融市场会计、法律等基础性制度与全球通行标准接轨，金融业市场化、法制化水平国际一流。二是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由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推动人民币金融资产定价和交易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人民币全球交易市场的发展壮大，驱动能源资源、贸易投资以及各类生产要素的内外循环流动。三是围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能源资源产业链安全以及服务贸易等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遵循国际惯例和债务可持续、绿色发展等原则，健全多元化对外投融资体系，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金融合作。四是深度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完善与制定，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机制变革。 最后，新发展格局下无论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还是更为充分的资金等要素流动，都对维护金融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叠加，外部经济金融形势更趋严峻复杂，叠加疫情冲击影响，金融风险形势面临新的挑战，更需在制度上加快健全安全可靠、富有韧性的金融安全网，“管住人、看住钱、扎牢制度防火墙”。一是加快健全自主可控的高质量金融基础设施，稳步推进金融业关键信息、支付结算、征信评级等基础设施自主可控，完善信息发布管理规则和金融业综合统计，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结算机制，适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量，使所有资金流动置于金融监管视野。二是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在健全监管制度的同时，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坚持依法依规监管，最大限度减少金融监管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健全金融市场违约处置、存款保险制度和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压实股东、债权人、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责任，充分维护广大人民利益，严肃市场纪律，切实防范道德风险。三是建立与更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跨境资金流动监管体系，完善宏观审慎和微观合规两位一体的管理框架，保持微观监管政策跨周期的稳定一致可预期。在保证公平竞争和要素充分流动下，构筑国际一流水平的金融安全网，为高质量双循环创造稳定安全的货币金融环境。 注1：根据IMF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2019年中国国际投资净头寸（对外净资产）为2.12万亿美元，美国为-11.02万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比美国多13.14万亿美元，但从资产收益率看，我国则低于美国，其差异主要源于两国对外净资产结构，我国以金融证券投资为主，美国以直接投资为主，前者回报明显低于后者。 注2：万得数据库取自美国商务部普查局的数据。
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欧美等主要经济体的消费与生产景气度出现持续向错配，叠加消费端恢复速度更快，导致了各类制造业产成品的需求集中向中国转移并持续至今。 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7日，我国今年新增制造业企业（全部企业状态）超过105万家，而2019年全年新增制造业企业数量为110万余家，也就是说疫情对于制造业企业注册量影响并不明显。 三季度以来，包括船舶、汽车、小家电、纺织服装等重工制造业、轻工制造业的订单数量均出现大增。截至今年三季度，上证 50、沪深 300、中小板综指和申万制造业指数涨幅分别为 9.87%、10.17%、8.43%、10.92%。 中信期货报告分析称，供需错配有望持续到明年一季度。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将有望维持强势，白电、小家电、汽车等都将充分受益这一过程。此外，除了传统制造业的增长，智能制造将成为行业发展趋势。 重、轻工制造订单大增 首先是临近年底，国内小家电的出口企业开启“爆单”模式。 疫情期间居家生活明显提高了家电的使用频率，小家电产品的海外需求明显增长，今年上半年，我国电炒锅、面包机、榨汁机等出口分别增长62.9%、34.7%、12.1%。 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约有102万家企业状态为在业、存续、迁入、迁出的小家电相关企业。其中74%的相关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23%的相关企业为个体工商户。从注册资本上看，60%的相关企业注册资本在200万以下。 根据天眼查专业版数据，今年1-2月，我国小家电企业注册量仅为1.2万余家，之后两个月小家电企业注册量出现短期井喷，3-4月小家电企业注册量已经猛增至3.6万家（全部企业状态），环比增长187%。截至2020年11月1日，我国今年已新增15万家小家电相关企业。 从行业分布上看，58%的小家电相关企业分布在批发和零售业。从地域分布上看，广东的小家电相关企业数量最多，超过14.9万家。其次为山东，有9.5万家相关企业。此外，江苏和浙江也均有5万家以上小家电相关企业。 此外，由于部分海外订单移至国内，纺织服装产业链全线回暖，大量纺织品订单已转移给中国的纺织业工厂。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我国今年已新增超过15万家纺织相关企业（全部企业状态），同比去年上涨15.75%。 中国社科院中国产业与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发布《产业蓝皮书：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20）No.9》分析称，中国纺织服装业竞争力状态有以下特点：第一，从静态来看，服装制品和纺织品仍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单纯从出口方面来看这种竞争力更显突出；第二，从发展趋势来看，纺织品国际竞争力上升的趋势也明显缓滞；第三，以越南、印度、柬埔寨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中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从事纺织、纺织服装、服饰的制造业企业（以下简称“纺织相关企业”）超132万家。其中超7成的相关企业注册资本在100万以下，6成以上的相关企业为个体工商户。 地域分布看，浙江省纺织相关企业数量最多，约22.4万家，占比近17%；江苏省位列第二，约有20.4万家相关企业，占比达到15.4%；此外，广东、山东纺织相关企业数量也均超过10万家。 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纺织相关企业年度注册数量一直在14万家以上（全部企业状态）。截至2020年11月24日，以工商登记为准，今年我国已新增超过15万家纺织相关企业，相比去年同期提升15.75%。 重工方面，订单增量也十分可观。 根据全球权威航运造船机构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中国造船新接订单量占全球市场份额的58.3%，船厂手中的订单也占到全球份额的48.3%，几乎拿下全球半数订单，位居全球第一。 记者查阅天眼查专业版发现，船舶制造相关企业年注册量逐年攀升，今年增长再提速。目前，我国在业、存续、迁入、迁出状态的船舶制造业企业共有逾3.68万家。其中，2019年新增相关企业（全部企业状态）近4000家，今年截至12月14日全国共新增相关企业逾4500家。 此外，随着国内经济加速恢复，购车需求加大。 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在业、存续、迁入、迁出状态的汽车制造业企业共有逾37.7万家。其中，2019年前11个月新增相关企业（全部企业状态）约3.2万家，今年前11个月新增注册约3.5万家，同比增长9.36%。 从地域分布来看，浙江省以拥有逾7.3万家相关企业位居榜首，占全国数量的19.52%。其次为江苏省、山东省，分别拥有约5.4万、4万家相关企业。 制造业投资同步复苏 从行业总体来看，疫情对于制造业企业注册量影响并不明显，且随着行业的复苏，相关投资也同步增长。 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7日，我国今年新增制造业企业（全部企业状态）超过105万家，而2019年全年新增制造业企业数量为110万余家。 我国目前在业、存续、迁入、迁出状态的制造业企业数量约有995万家。地域分布情况方面，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占比较大，分别为14.03%、11.73%、11.29%、10.04%。 随着制造业复苏，相关投资逐步恢复。 中信期货统计分析，三大投资中，制造业投资的占比约为30%，基建投资占比约28%，房地产投资占比约为22%。今年在疫情的冲击下，制造业投资受到的影响最大，而基建以及房地产成为了对冲的手段。随着经济的恢复，制造业投资将开始接棒，而基建作为逆周期调节的主要抓手，此前的高速增长将会趋缓。 制造业投资逐步恢复。1~10月份，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5.3%，降幅比前三季度收窄1.2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投资降幅收窄1.0个百分点；消费品制造业投资降幅收窄1.4个百分点。后期国内外的短期供需错配将继续支撑制造业景气度。 国家统计局12月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5%。这是时隔11年后，CPI再现负增长。11月份PPI同比下降1.5%，降幅收窄，工业部门开工率和盈利状况逐步改善。 对此中信证券研报称，因此CPI通缩并不意味着国内基本面的走弱，同时考虑到是食品供给端扰动造成的影响，短期货币政策或不会因此作出调整。PPI负增长继续收窄，大宗商品价格环比普遍显著上涨，持续看好未来一段时间工业品价格的上涨趋势，预计明年一季度PPI同比可能会转正，明年制造业投资有望迎来内生性上行。 行业升级，智能制造趋势凸显 随着全球产业链布局和贸易格局调整，中国制造业发展进入从规模增长向质量提升的重要阶段。 开源证券策略首席分析师牟一凌认为，全球经济供需错配有望贯穿于2021年，中国制造业经历了10年供给调整和产业升级后，将迎来历史性机遇时刻。 天眼查专业版数据统计，我国目前在业、存续、迁入、迁出状态的智能制造相关企业逾16.8万家。从地域分布来看，广东省以约4万家位居榜首，占全国数量的24.23%。其次为江苏省、浙江省，分别拥有约3.4万家、1.9万家。 自2014年起，我国智能制造企业注册量逐年递增，尤其在2020年。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2019年新增相关企业（全部企业状态）近2万家，今年截至12月14日全国共新增相关企业逾2.5万家。 随着数字技术与制造业加速融合，智能制造成为制造业转型的大趋势。 中德制造业大学执行校长刘全伟认为，尽管现在虚拟经济发展很快，占的份额也在逐渐的扩大，但制造业仍是中国发展的基本盘。刘全伟认为，制造业发展也分很多阶段，其中拥抱互联网技术，拥抱数字技术必不可少，通过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对传统的制造业进行改造，是社会、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 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近十年以来，我国机器人相关企业（全部企业状态）的年新增数量持续增长，2015年-2020年，相关企业的注册增速连续四年保持在40%左右。截至目前，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我国今年新增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超过6.6万家，年注册增速高达41.87%。 德勤一份报告指出，疫情直接冲击中国外向经济产业，同时加速出清部分中小企业和落后产能。在这样的趋势影响下，中国制造业可以考虑重点围绕提升产业链安全、打造供应网络和优化产业内部结构进行调整。如制造业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和优化一直在进行，疫情加速了这一进程。受疫情全球蔓延影响，出口企业订单滑落，企业可利用新技术开发国内市场。同时疫情迫使部分中小企业和落后产能退出市场，为领先企业提供整合市场、扩大市场份额的机会。 上述德勤报告还认为数字技术也赋予传统产业大量发展空间，疫情倒逼和生存压力让许多企业意识到数字化转型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数字技术对企业而言不只是锦上添花，而是关系到行业和企业生存的必然选择，因此新技术应用范围加快拓展。如传统家电制造企业应用5G为其以订单驱动的柔性生产提供必要的通信网络支持。
年尾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向来备受市场瞩目。因为它既是对当年经济工作成绩的总结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研判，又是定调第二年宏观经济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前不久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决策层特别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央首次提及“需求侧管理”。个中深意，耐人寻味。1说到需求侧管理，必然绕不开供给侧改革。自2015年以来，面对产能过剩、高端优质供给不足、供需错配等现实问题，我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斐然的成就：多个指标均超预期完成，“三去一降一补”成效明显，工业产能利用率不断提高（见图1），我国产业体系的发展韧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强化。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遭受新冠疫情冲击之后，伴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稳定向好，复工复产能够得以顺利推进，国民经济运行能够快速回归正轨。然而从另一个层面看，我国需求侧尚且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问题，最典型的便是近些年地产、基建等领域的投资需求持续强势，但居民消费需求却相对偏弱，特别是经历了新冠疫情冲击之后，我国需求侧的结构性问题被进一步放大，不仅需求端的整体回暖进程要明显慢于生产端，而且居民消费需求的复苏进度也要明显滞后于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需求；从数据上看，房地产投资与基建投资分别于6月份和7月份实现了累计同比的由负转正，但社零累计同比直到11月份还没能回到疫情之前的常态化水平（见图2）。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刺激房地产和基建的投资需求一直都是我国提振经济的重要手段，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以后，我国开展了“四万亿”刺激举措以对冲国内基本面的下行压力，同时推出了降低房贷利率等政策以激活楼市。必须承认，在特定的时期和环境之下，这些政策组合在带动国内经济快速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包括钢铁、煤炭等行业的产能过剩与库存积压，居民和企业债务压力逐渐加大等等，进而对国内需求的进一步释放造成了制约。眼下，在“国内大循环”的新发展基调下，我们迫切需要扩大内需、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这也客观上要求不能再将注意力都放在供给侧，需求侧的变革同样要引起重视——而这，恰恰是很多人长期忽视的地方。于是，此次中央经济会议首提“注重需求侧管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2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有何区别？经过梳理，我总结出以下两点。一方面，要素组合不同。从经济学角度看，需求侧是指代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在扩大内需、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过程中，消费和投资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至于供给侧，主要涉及到四大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土地和创新，其中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侧重于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而创新则侧重于生产效率“质的提升”，关乎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生产组织方式改善等等（见图3）。另一方面，内在逻辑有所不同。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础源自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既然经济总量由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部分组成，那么当经济运行出现波动时，便可寄希望于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对这“三驾马车”加以调控，继而达到扩大总需求与最大限度消除周期性波动的目标。从这个角度看，需求侧管理更加关注改善总量问题，侧重于短期经济效益，见效也更快，这也应了凯恩斯那句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已死去。”反观供给侧改革，它是从生产端入手，通过采取优化要素资源配置、鼓励企业创新、促进淘汰落后产能、化解制度障碍等方式来激发经济活力，提质增效，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不同于需求侧管理，供给侧改革着眼于长期调控与结构优化，更突出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市场活力再造，旨在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同时，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但见效相对较慢。需要提醒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和需求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也绝不是供给侧或需求侧单方面的，二者就像经济的一体两面，相伴相生，缺一不可。正因如此，单方面强调供给侧改革或者需求侧管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道理其实很简单，没有需求的供给，定会导致生产设备闲置或者产品库存积压的产能过剩，而没有供给的需求，势必也难以被很好地满足。与之相应的，是在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若是长期采取单一的需求侧管理政策，在造成政策边际效益递减的同时，无法解决产能过剩等问题；而若是片面追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可能产生紧缩性风险、加剧下行压力、导致硬着陆。为此，只有通过供需双侧的双管齐下、相互配合，才能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效果，需求侧管理可以为供给侧改革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而供给侧改革又可以为需求侧管理提供动力，从而兼顾经济增长稳定与转型升级。诚如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上所说的：“消费、需求和供给是密不可分的；在供给侧进行改革的同时，需求侧的改革也不容忽视，必须要同时来进行改革，要不然的话，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和成果。”事实上，供需双侧共同发力一直都是决策层的初衷。早在2015年11月，中央就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后，领导人又在不同场合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宗旨是“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转变，为长远发展筑牢根基”；在“十三五”规划里，也提到了“使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发力共促经济发展”的字样。需要提醒的是，虽然我国在“三去一降一补”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这并不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的结束。当前，我国供给侧除了优质商品和服务相对欠缺、无法充分满足国人消费升级诉求之外，在民生建设、科技创新、信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营商环境、市场秩序、生态环保、人才队伍等多个层面依旧存在短板，这些是需要继续发力加以完善的，绝非朝夕之功。这也是为什么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突出“注重需求侧管理”的同时，还要强调“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二者本就不该有所偏废。3那么，未来供需两侧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改善呢？我们不妨分别做个讨论，先说需求侧。或许是因为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础源自于凯恩斯主义，一些人会心生疑问，是不是要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强刺激。不过在我看来，我们应当从“国内大循环”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提法。归根结底，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海外需求疲软不振的大背景下，不管是出于经济考虑还是安全考虑，我们都应该着眼于对国内市场的进一步挖掘，更加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着力于修炼内功以提升经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免疫力，而其中的关键便是稳步有序地扩大内需，这当中又包括消费和投资两个维度。消费，既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又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还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我国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内需市场，2019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近些年的消费升级浪潮更是奔涌不休，各种新型消费业态也在不断涌现。不过，现阶段国内消费市场整体上的供需还不能完全匹配，低线城市和地区的消费需求尚未得到很好的满足，这便意味着国人的消费还有极大潜力可挖掘。投资，作为内需中的快变量，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即时显效的，而且高质量的投资能助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尤其是在扩内需的过程中，居民消费向中高端商品消费过渡、服务消费升级的趋势明显，通过投资来强化消费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增进中高端消费供给，显然会有助于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不过，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对于加强补短板、强弱项投资都提出了新需求，特别是支撑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高新技术发展的新基建，被时代赋予了重要使命，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继续走传统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老路，而是要更加注重投资质量的提升。尽管我国内需市场潜力巨大，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克服一系列障碍和挑战：第一，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从基尼系数上看，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开始，几乎没有停下升高的步伐， 2018年达到0.468（见图4），反映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仍属于偏低状况，总理所说的“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就是佐证。按照经济学理论，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并且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中低收入者，收入差距扩大将不可避免地制约消费扩张与升级。第二，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测算，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从2011年Q1的27.8%快速上升到2020年Q3的61.4%。这当中，个人购房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给居民其他消费带来的“挤出效应”依然显著，而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问题，还无法让人们真正甩开思想包袱去放手消费，这也将成为我国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掣肘。第三，社会民生领域投资短板明显。除了传统投资较为粗放、效益不高之外，我国还在不少领域存在投资短板，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与社会民生领域：一则，人均基础设施的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尤其是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任务还很重；二则，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婴幼儿托育等领域的相关设施还存在不小的短板，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同时，脱贫攻坚（脱贫住房、棚户改造、公租房等）以及农业、水利等领域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上述种种，也为未来如何落实需求侧管理、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指明了方向。当然，需求侧改革和“国内大循环”的宗旨一样，并不是“闭关锁国”或者“逆全球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不能少了中国。而放眼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实践都一再证明了，只有矢志不渝地扩大对外开放，经济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因此，我们依然要在外贸方面多下功夫。目前，国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外贸增长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此时，我们应该在防治疫情蔓延的前提下，从自身做起，在推动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鼓励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大力扶持外贸新型业态、改善外贸自由化和便利化等方面进一步发力，同时要主动开展多元化贸易投资合作，比如按照国际高标准市场开放模式深化自贸区改革，赋予自贸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推动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对外开放平台的建设等等，特别是要继续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与我国有自贸协定的伙伴国家市场以及疫情不太严重的国家市场，拓展新的增长点，以此来稳定我国外贸的基本盘。4再说供给侧。如前文所述，近些年我国供给侧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仍在多个领域存在短板。而眼下的当务之急，在于如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它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能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类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降低资源能耗并改善生态环境。此外，以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主导产业的形成，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进而将经济真正引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这些均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高度契合。站在全球的角度，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本质上正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率先在科技创新领域有所突破的国家，往往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越强，就越能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中处于高端位置，进而能够激发更多的新兴产业，掌握国际社会话语权，引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于我国而言，尽管近些年科技实力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依然被限制在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这恰恰是位于微笑曲线最底部、利润率最低的地方（见图5）；而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着对高精尖技术的掌控，牢牢地把握住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位于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较高的环节，往往能在掌握话语权的同时，获取高昂的利润。此外，在芯片、半导体、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核心技术领域，我国依然面临着被“卡脖子”的情况，这便容易让我们在关键时刻处于被动局面。考虑到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淡化的现实，要想真正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塑，并掌握国际竞争的话语权，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提升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突破硬核技术壁垒，在关键产业环节加速国产化替代，如此才能反客为主，实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目标，进一步扩大我国工业门类齐全的体系化、规模化优势。这也是为什么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具体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加快攻克具有关键性影响与贡献强的核心技术，逐步提升我国掌握核心技术的能力与国际科技的话语权。第二，推动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逐步实现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环节的替代，并更加注重对技术与知识密集型行业中优势领域以及重点领域的开发与培育，最终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出口产品低质量、低附加值水平向高质量、高附加值水平转变。第三，以积极培育国际一流的跨国公司和自主品牌作为切入点，不断提高我国经营企业的实力，巩固并强化核心竞争优势，重组业务管理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实现国际接轨，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和“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环节，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治理者，真正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与“中国创造”。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将有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们党在科学分析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基础上，遵循大国经济发展规律作出的战略选择。改革开放伊始，我们根据国民收入水平低和国内需求规模不足的实际，选择发展外向型经济，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的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还会不断释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得益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逐步形成了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具体表现为：在人口基数扩大的同时，国民收入不断增长，形成了庞大的国内需求；基础设施建设成绩显著，交通运输设施不断完善，为形成统一市场提供了便利；在商品市场发展的同时，生产要素市场迅速发展；等等。这种全面发展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成为新发展阶段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显著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需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着力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畅通国内大循环。同时要看到，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同样需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畅通的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经济循环系统的转变，也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实践中需要协同配套，做好相关环节的有效衔接。一是发挥国内大循环的主体作用。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需要不断培育和拓展国内大市场，更多地为国内消费者生产高品质产品，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依托畅通的国内大循环实现高质量发展。二是积极迈向国际价值链中高端。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既有效利用世界通用技术，又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创新，努力掌握世界前沿技术，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不断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上攀升，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三是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是单纯依靠国内市场，更不是放弃海外市场，而是需要适应国际发展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以强大的国内需求集聚全球优质资源，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16日 09 版）
在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我国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恢复较好的背景下，因国内需求激增、进口煤炭供应减量等因素，近期浙江、湖南等部分地区出现限制供电情形，也带动了资本市场对于煤、电概念标的的追捧。12月18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煤炭运销协会联合发布倡议书，倡议企业做好迎峰度冬期间“保安全、保供应、稳价格”工作，号召大型煤炭企业将煤炭价格稳定在合理区间。 虽然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新能源发展，风电、水电设施建设消息不断传来，但不可否认的是，煤在我国能源结构中仍然占有绝对比重，仍是推动社会进展的重要资源。 每年电煤价格高企之时，相关部门都会出台相应措施、倡议，力求平抑煤价。昨日，国家能源局也表示将采取督促电网企业优化运行方式、部署煤炭安全稳定供应工作等措施来保障电力供应。这些都有助于尽快缓解电力供应偏紧的局面。不过，无论是调整燃煤电价、干预长协煤和市场煤价格，还是临时增加铁路运力，都只能应一时之需。要达到治本的效果，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供需错配导致的市场问题。 煤电“顶牛”已非新鲜话题，回顾过往煤、电上下游行业“顶牛”现象的发生，多是因为夏、冬季节防暑、取暖需求造成的用电负荷和电煤用量快速上升。其背后，煤电上下游产业链宏观管理偏弱、市场机制不顺、煤电企业抗风险能力差等根本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破解煤电“顶牛”问题绝非一日之功，产业调整仍需持续推进。一方面，我国煤炭产出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运输方式以铁路为主，大秦线成为煤炭拉运的中流砥柱。但实际上，每年大秦线检修，或市场需求激增之时，煤炭调运资源紧缺的问题就会凸显，成为行业各界诟病的对象。另一方面，正如此前我国已推动的神华、国电战略性重组，还有更多煤炭、电力企业需要通过战略性重组，从根本上解决煤炭与电力行业利益不一致的问题，增强煤电产业链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 因此，如何疏通上下游供应渠道，实现煤、电双方供需信息对称，破解区域与区域间疏密不均的电力供应布局等问题，亟应成为相关部门未来的政策着力点。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从制度层面总结了2020年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恢复经济的经验；二是以点带面地布置了2021年的经济工作，没有面面俱到。这次会议总结了五大经验，从宏观经济政策和实施的的角度看，这些经验对未来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实施宏观调控都有重要指导意义。以下是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为应对疫情，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实施采取了直达机制。过去的财政资金下达，有点忌惮把钱直接落实到地方，于是层层下达，资金先从中央到省，从省再到市县。这次财政资金“一竿子插到底”，越过省级政府直达市县。市县政府如何分配资金，中央并不不直接干涉，只要市县能达到中央提出目标要求就可以，这一做法在我国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恢复经济正增长中发挥了很好作用，也为我国财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值得总结的经验。 第二个例子，抗疫中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势功不可没。抗疫物资和人民生活物资的生产、流通、分配中，既发挥了国有企业的作用，也充分调动了其他所有制企业的积极性，形成了合力。 疫情对中国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但回过头来看，中国确实处理得很好，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但是经济中仍存在矛盾和问题，经济方面有三个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个问题就是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经营仍面临很大困难，而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很快就从疫情中恢复过来。我国有三千多万家民营企业，解决了2.4亿人的就业，平均一个民营企业就业人数不到8人。个体户两亿多，其中1.5亿在城市，八千多万在农村，这一部分人的就业质量不高、收入水平不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际就是扩大这两部分人收入。 第二个是就业的问题亟待解决。民营企业和个体户是近几年我国的主要就业渠道，大中型企业的就业量是在减少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金融风险。 针对这三个问题，我的观点是政策不能退得太快，不能“急转弯”。针对个体户、小微企业的政策应尽量保留，如针对小微企业的增值税从3%调整到1%。 由于2020年财政预算资金仍然结余较多，预计2021年第一季度环比增长率仍会维持较高水平，加上去年一季度基数较低，一季度环比增速会很高。这样，财政和货币政策要把握力度和节奏，在财政政策方面如专项债券发行等，可以优先使用去年的结余存量，不要着急发行新的专项债。这也是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和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的基本要求。 比较受关注的还有需求侧管理。需求侧管理既包括短期逆周期调节政策，也包括需求侧的改革政策，两者不能偏废。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需求侧管理，其目的就是要实现充分就业、完善社保体系、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
12月21日，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发布《2021年中国和全国钢铁需求预测成果研究报告》（简称《报告》）预测，2020年我国粗钢产量为10.50亿吨，同比增长5.4%，首次突破10亿吨大关；2021年我国粗钢产量为10.65亿吨，同比增长1.4%。同日，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还发布了《钢铁企业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评估报告》，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中信泰富特钢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沙钢集团、河钢集团有限公司等15家钢企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评估为A+（极强）。 产量需求将双双创新高 《报告》预计2020年我国钢材消费量为9.81亿吨，同比增长9.6%，创历史新高；预测2021年我国钢材需求量为9.91亿吨，同比增长1.0%。 “2020年我国钢材消费量同比增加近1亿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说明国家通过投资拉动需求的效果显著”，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总工程师李新创表示，这种情况历史上只在2009年出现过。2008年，世界爆发金融危机，在投资驱动下，2009年我国钢材消费量同比增加1亿吨。 《报告》认为，2020年，在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等一系列促投资、稳增长政策作用下，“两新一重”领域建设发力，我国建筑、机械、能源等主要下游行业钢材消费量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带动我国钢材整体消费量较快增长。其中，建筑行业2020年预计钢材消费量达到5.74亿吨，同比增长13.4%，是我国钢材消费量创历史新高的主要推动力；机械行业2020年预计钢材消费量达到1.58亿吨，同比增长2.1%，是用钢第二大户；汽车行业2020年预计钢材消费量达到5300万吨，同比下降0.9%，是用钢第三大户。 “2021年，我国经济和固定资产投资将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建筑、机械、汽车、能源、家电、铁道、集装箱、五金制品、钢木家具等行业钢材需求均将小幅增长，但造船行业钢材需求仍延续下降态势，预测2021年我国钢材需求总量小幅增长。”李新创表示。 根据钢材消费量和钢材、钢坯净出口分析，《报告》预计2020年和2021年我国粗钢产量分别为10.50亿吨和10.65亿吨，同比分别增长5.4%和1.4%。根据粗钢产量测算，同时考虑废钢使用量增加等因素，预计2020年我国生铁产量为8.84亿吨左右，同比增长9.2%；预测2021年我国生铁产量为8.73亿吨，同比下降1.2%。 此外，《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钢材消费量为17.47亿吨，同比下降2.5%；2021年全球钢材需求量为18.33亿吨，同比增长4.9%。 中国宝武综合竞争力继续领跑 同日，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还发布了《钢铁企业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评估报告》。李新创表示，从本年度起，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将在1.0版本的钢铁企业竞争力排序和2.0版本的钢铁企业竞争力评级基础上，开展3.0版本的钢铁企业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评估。 据悉，本次参与钢铁企业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评估的对象包括大多数的重点统计钢铁企业，还吸纳了部分其他钢铁企业，共有141家钢铁企业进入本次评估范围，合计粗钢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89%。 经过评估，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中信泰富特钢集团有限公司等15家钢企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评估为A+（极强）；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35家钢企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评估为A（特强）；天津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36家钢企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评估为B+（优强）。 李新创表示，按照“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要求，选取规模、盈利、效率、环境、创新、市场等12项指标，将本年度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评估为A+（极强）的15家钢铁企业与韩国浦项、日本制铁、JFE、安塞乐米塔尔等世界钢铁强企进行对比分析。综合研判，中国宝武集团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为全球钢铁业之首，达到世界超一流；首钢集团、中信泰富特钢、沙钢集团、河钢集团、鞍钢集团、山钢集团、华菱钢铁(行情000932,诊股)集团、南钢集团的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达到世界一流；柳钢集团、建龙重工、德龙钢铁、日照钢铁、新兴铸管(行情000778,诊股)、青山控股集团的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达到世界准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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