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定于2020年6月8日(星期一)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林念修，财政部副部长邹加怡，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海关总署副署长李国和中共海南省委书记、海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赐贵，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海南省人民政府省长沈晓明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以下为正在直播的发布会要点： 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海南自贸试验区试点任务实施率达97%以上 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表示，海南自贸试验区试点任务实施率达97%以上，为承接自由贸易港政策做好了充分准备。 国家发改委：海南自贸港货物贸易以“零关税”为基本特征 贸易自由便利方面，对货物贸易，实行以“零关税”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安排。对服务贸易，实行以“既准入又准营”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举措。 国家发改委：2025年前启动海南全岛封关运作 《总体方案》的推进实施可以分为打基础和全面推进两个阶段。第一的阶段，从现在起到2025年以前主要是打基础、做准备。这一阶段的目标任务是，突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有效监管的基础上，有序推进开放进程，推动各类要素便捷高效流动，形成早期收获，适时启动全岛封关运作。第二个阶段，2035年以前，主要是全面推进自由贸易港政策落地见效。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破除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移动等服务贸易模式下存在的各种壁垒，给予境外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8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说，今年年内将制定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这将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集成创新的一个亮点，是中国跨境服务贸易的第一张负面清单。
“海南自贸港总体方案首次系统性地涉及税收激励与优惠，这是对目前自贸试验区政策的超越。”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海南)自贸区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盛斌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海南自贸港税率与香港、新加坡等典型自由港具有可比性。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下称《总体方案》)诸多政策备受各界关注。 盛斌说，到2035年，海南自贸港所有区内注册企业(负面清单行业除外)所得税为15%，累计居住满183天的个人所得税率按照3%、10%、15%三档超额累进税率征收，有利于增强海南自贸港在集聚国际优质要素方面综合国际竞争力。 海南社科院签约专家、丝路研究院(海口)院长张湧举例说，高新技术产业是未来海南三大主导产业之一，而高端制造业是目前海南最大的短板。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加上“零关税”等政策，有利于海南高端制造业的大发展。深海、深空、生态环保、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等领域都将是海南未来非常有优势的产业，成为海南发展新动能。 《总体方案》提出建设“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在张湧看来，这是重大突破，“原来一直讲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只是在现行体制下对海关的体制做一些创新和突破，是境内关内，而海关监管特殊区则是对海关监管体制的再造，从境内关内到境内关外。”他认为，海南岛何时全岛封关运作将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标志。 上海海关学院教授黄胜强说，目前世界各地设立的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等特殊经济功能区，与中国目前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开放水平基本等同。海南自贸港不仅实行货物贸易自由便利，而且还实行服务贸易自由便利，不仅参照世界上通行的自由区零关税政策，还在市场准入、技术标准、竞争中性、服务与数字贸易等方面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因此，海南自贸港无论从全球开放进程的发展阶段上讲，还是与世界各地的特殊经济功能相比，都具有较高的开放水平。 “海南自贸港既具备国际自由贸易港的一般特征，又反映未来发展趋势。”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沈玉良说，将数据跨境流动作为海南自贸港的重要内容不仅顺应了国际经贸规则新趋势，也反映了自贸港的演变趋势。 沈玉良表示，海南自贸港作为最高开放形态的经济开放，加快了中国贸易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特别是在数字促进贸易的经济全球化新时期，在安全和风险控制条件下促进数据跨境流动，既符合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又反映了数字化服务的贸易形态。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经济学家曹远征称，海南自贸港是中国对外开放由要素流动型转向规则等机制型开放的重大举措，向世界释放了捍卫全球化的信号。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核心是树立标准，是规则的建设，一是准入规则，即负面清单；二是准入前国民待遇规则，无论中资还是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三是普遍优惠。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贸港，是要在全球经贸规则中探索出“中国标准”，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贡献。 曹远征关注到《总体方案》中关于金融体制创新的要求。他认为，海南自贸港建设首先是开放服务业，并引领全国下一步改革开放进程。金融业服务业是最重要的服务领域之一。它的开放创新度是衡量一个地区营商环境的主要指标。海南在金融体制方面的改革要有战略意识，这对海南是一个契机。要以全球化的视野，寻找金融开放的合作伙伴和人才。优化、拓展FT账户，为承接更多领域的改革开放做准备。 “《总体方案》体现了实现开放、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平衡。”盛斌说， 一方面，通过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的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六大领域形成高水平开放政策体系，另一方面，加强重大风险识别和系统性风险防范，有针对性防范化解贸易、投资、金融、数据流动、生态和公共卫生六大领域的重大风险。这体现了“放得开”与“管得住”的结合，为海南自贸港的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奠定了很好的制度基础。 盛斌同时表示，《总体方案》指出要制定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并支持海南充分行使经济特区立法权，这是中国首次为自贸港在国家层面上立法，体现了赋予海南更大改革自主权。(完)
意见领袖丨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式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篇幅精炼，突出问题导向，推出了一系列重磅举措，措施方法明确精准，突显‘以保促稳’特点，是疫情冲击下，符合实际的科学精准的经济社会政策大纲。政府工作报告是走出疫情困局的一揽子方案，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稳定我国经济运行的坚定决心，进一步树立了正向市场预期，坚定了发展信心，增强了发展动力，当前的难关一定能够闯过去。 用“六保”替代经济增速目标，将使政策更加精准明确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今年没有提出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主要因为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当前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将怎样确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海内外格外瞩目。报告中没有提出经济增速具体数字目标，这是为了更加务实灵活地应对不确定性，有利于开展底线管理，特别是有利于“六保”政策的落实。 不确定经济增速目标不等于对经济增长没有相应要求，而是对经济增长有很高的要求，总理在报告中诠释得非常明确。一定要认识到，目前是非常时期，面对超级不确定性，必须强化底线思维。而强化底线思维很重要的是不能被GDP增速的数字目标束缚住，因为GDP总量指标很难反映我国在结构上和特殊时期面对的风险和问题。面对疫情及疫情带来的超级不确定性的风险和问题，用“六保”替代经济增速目标，将使政策更加精准和明确，更能体现底线思维。 守住“六保”底线，就能稳住经济基本盘；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就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只要守住充分就业、中小企业发展、社会大局稳定等底线，那么经济的增速潜力就不会小到哪里去，而且一旦内外形势好转，就能迅速形成供需良好循环的态势，推动经济达到一定的增速。 推出超常举措，使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 特殊时期需要超常的举措。抗击疫情和稳定经济，需要大量财政支出。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预算赤字率将从2.8%上升到3.6%以上，确保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专项贷从去年的2.15万亿元提升到今年的3.75万亿元，这将使政府可支配的资金增长接近4万亿元，使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这是今年我国疫情阻击战和经济保卫战的最核心的支撑力。 新型基础设施建投是这一轮扩大有效投资的重点内容，是扩张性投资中的‘先锋队’。新基建的作用不仅是短期需求扩张政策，同时也是我国中期调结构，加大新动能构建，为下一轮技术创新谋求发展的基础，它是短中长期结合得很好的举措。 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为扩大有效投资，还将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即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和重大工程建设。应在战略上重视新基建，应以新型城镇化、都市圈建设以及重大工程建设为扩大有效投资主力军。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走出疫情困境 受疫情影响，我国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特别是产业链、供应链和外贸基本盘受到急剧冲击。根据WTO和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增速或下降20%甚至更多。我国作为出口大国和世界工厂，对外贸依赖度较高，这轮冲击对我国影响更严重。加上中国和美国贸易冲突，如何稳定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和外贸基本盘成为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关键。 为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定外贸投资基本盘，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这将促进我国出口结构和出口地多元化，打破过去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状况。 保证内部经济循环的稳定是稳住外贸很重要的基础，应通过内部经济循环，稳定相关企业主体和供应链供应能力的稳定性和竞争性。此外，应通过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提升我国贸易短板，加大贸易弹性。“一带一路”建设对我国贸易和投资的稳定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受疫情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也面临大量问题，随着全球经济同步下降，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债务恶化、经济下滑情况。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和能力构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有利于共同走出疫情困境。 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开放自主权 我国自贸试验区在贸易层面的开放力度很大，但金融、投资层面的开放力度还需不断提升。目前我国对金融服务进一步开放已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达到新的高度，与自贸试验区全面对接。同时，自贸试验区还迫切需要扩大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综合试点方面要有新的举措。 自贸试验区必须以高标准开放水平为核心。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三零”政策可同时推出，并促进负面清单与国际高标准对接并真正落地。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意见领袖丨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式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篇幅精炼，突出问题导向，推出了一系列重磅举措，措施方法明确精准，突显‘以保促稳’特点，是疫情冲击下，符合实际的科学精准的经济社会政策大纲。政府工作报告是走出疫情困局的一揽子方案，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稳定我国经济运行的坚定决心，进一步树立了正向市场预期，坚定了发展信心，增强了发展动力，当前的难关一定能够闯过去。 用“六保”替代经济增速目标，将使政策更加精准明确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今年没有提出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主要因为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当前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将怎样确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海内外格外瞩目。报告中没有提出经济增速具体数字目标，这是为了更加务实灵活地应对不确定性，有利于开展底线管理，特别是有利于“六保”政策的落实。 不确定经济增速目标不等于对经济增长没有相应要求，而是对经济增长有很高的要求，总理在报告中诠释得非常明确。一定要认识到，目前是非常时期，面对超级不确定性，必须强化底线思维。而强化底线思维很重要的是不能被GDP增速的数字目标束缚住，因为GDP总量指标很难反映我国在结构上和特殊时期面对的风险和问题。面对疫情及疫情带来的超级不确定性的风险和问题，用“六保”替代经济增速目标，将使政策更加精准和明确，更能体现底线思维。 守住“六保”底线，就能稳住经济基本盘；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就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只要守住充分就业、中小企业发展、社会大局稳定等底线，那么经济的增速潜力就不会小到哪里去，而且一旦内外形势好转，就能迅速形成供需良好循环的态势，推动经济达到一定的增速。 推出超常举措，使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 特殊时期需要超常的举措。抗击疫情和稳定经济，需要大量财政支出。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预算赤字率将从2.8%上升到3.6%以上，确保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专项贷从去年的2.15万亿元提升到今年的3.75万亿元，这将使政府可支配的资金增长接近4万亿元，使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这是今年我国疫情阻击战和经济保卫战的最核心的支撑力。 新型基础设施建投是这一轮扩大有效投资的重点内容，是扩张性投资中的‘先锋队’。新基建的作用不仅是短期需求扩张政策，同时也是我国中期调结构，加大新动能构建，为下一轮技术创新谋求发展的基础，它是短中长期结合得很好的举措。 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为扩大有效投资，还将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即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和重大工程建设。应在战略上重视新基建，应以新型城镇化、都市圈建设以及重大工程建设为扩大有效投资主力军。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走出疫情困境 受疫情影响，我国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特别是产业链、供应链和外贸基本盘受到急剧冲击。根据WTO和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增速或下降20%甚至更多。我国作为出口大国和世界工厂，对外贸依赖度较高，这轮冲击对我国影响更严重。加上中国和美国贸易冲突，如何稳定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和外贸基本盘成为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关键。 为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定外贸投资基本盘，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这将促进我国出口结构和出口地多元化，打破过去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状况。 保证内部经济循环的稳定是稳住外贸很重要的基础，应通过内部经济循环，稳定相关企业主体和供应链供应能力的稳定性和竞争性。此外，应通过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提升我国贸易短板，加大贸易弹性。“一带一路”建设对我国贸易和投资的稳定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受疫情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也面临大量问题，随着全球经济同步下降，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债务恶化、经济下滑情况。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和能力构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有利于共同走出疫情困境。 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开放自主权 我国自贸试验区在贸易层面的开放力度很大，但金融、投资层面的开放力度还需不断提升。目前我国对金融服务进一步开放已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达到新的高度，与自贸试验区全面对接。同时，自贸试验区还迫切需要扩大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综合试点方面要有新的举措。 自贸试验区必须以高标准开放水平为核心。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三零”政策可同时推出，并促进负面清单与国际高标准对接并真正落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崔凡 5月18日，中国商务部公布了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最终裁定结果，裁定澳大利亚大麦存在倾销和补贴，对中国的大麦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并且倾销和补贴与实质损害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对澳大利亚大麦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这是中国第一次对澳大利亚产品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简称双反）。 中国的贸易救济制度 中国的贸易救济制度的历史并不长，最早的双反法规是199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从那时候中国才开始对进口产品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而国外对中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1979年就已经有了。在此后的十多年中，中国逐渐认识到反倾销和反补贴是国际上通行的贸易救济措施，于是在学习其他国家相关制度以及世贸组织有关协定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的双反制度。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为了使得中国的这些制度严格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国重新制订了《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并制订了《保障措施条例》。 应该说，中国的贸易救济制度是在学习其他国家制度的基础上并且根据世贸组织规则来制定的。在澳大利亚大麦双反案中，从立案的公开信息程序、发放和回收问卷、听取利害关系方意见以及接收书面材料、发布延期公告、直到发布最终裁定，都是按照中国的相关条例一步一步进行的。而这些条例又都是符合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协议的。 双反调查需要认定倾销或补贴、界定实质损害、明确因果关系等。这些概念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协议和中国的相关条例都对此做了明确的规定。最终裁定公告对这些问题一一做了详细说明，给出了做出裁定的理由。 大麦双反案是2018年底发起调查的，到2019年底，商务部根据相关条例规定决定调查期限延长半年，以更加充分地听取意见和展开调查。按照中国的《反倾销条例》第26条和《反补贴条例》第27条，延长期不得超过六个月。这使得中国调查机关结束反倾销调查的最后期限是2020年5月19日，结束反补贴调查的最后期限是6月21日。因此，中国调查机关在2020年5月18日发布最终裁定，从时间上是为了符合相关的期限要求。 合理合法运用贸易救济手段保护农业产业安全和产业利益 我国在农业领域粮食安全的主要目标是保障口粮绝对安全，在符合世贸组织规定和承诺的基础上，对大米、小麦和玉米实施了关税配额制度。对于大麦，我国进口关税很低，一般是3%的关税，其中种用大麦是零关税，对澳大利亚大麦根据自贸协定则都是零关税待遇，基本是让市场进行调节，没有保护。在过去几年中，国产大麦在国内市场上的份额下降，销售价格下降，总体处于亏损状态。 是不是中国大麦完全没有竞争力呢？应该说，进口大麦有进口大麦的优势，中国大麦也有中国大麦的特点。在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条件下，中国的大麦种植面积不一定很大，但不至于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了解国际贸易理论的朋友可能能够理解，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各个经济体会根据其要素禀赋优势进行分工，但这种分工经常是不完全分工。某种产品可能会需要进口，但不一定完全一点都不生产。一国进口产品的最优国内生产量往往不是零，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体来说，尤其如此。 我国适合种植大麦的地方很多。大麦耐寒、早熟、抗盐碱，往往能够采用不与其他作物争水争地的方式进行生产。例如在江苏沿海地区，大麦可以种在不适合其他作物生长的滩涂盐碱地上。因此，大麦生产对于沿海滩涂开发、土地改良和南方冬季闲田利用都有好处。 随着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升级，为酿造啤酒和制造饲料所用的大麦需求量是不断上升的，中国欢迎公平竞争的进口大麦来满足不断扩大的需求。但是，在需求扩大的同时，中国大麦种植面积不断萎缩，种植户种植意愿下降，亏损严重，这并非一个正常现象。调查机关调查发现，在中国市场占比50%到60%的澳大利亚大麦存在倾销和补贴现象，是导致中国大麦产业出现实质损害的原因。如果这一现象一直持续，中国的本地大麦生产可能荡然无存。大麦作为一种重要的农作物在中国完全消失，这不符合中国的农业安全利益，也是对中国农作物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正是考虑到这些因素，调查机关回应了产业界的要求，对澳大利亚大麦立案进行双反调查，并做出了最终裁定。 维护公平互利的中澳经贸关系 澳大利亚大麦双反案裁定之后，引起了社会上的一些舆论反应，特别是引起了澳方的一些舆论反应。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的双反调查在程序与实体上都是合法合规的，而且是基于中国大麦产业的现实情况，从维护农业安全和生物多样性的必要性考虑出发进行的负责任的调查。 应该说，中国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建立了日益完善的贸易救济制度，但在使用这一制度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2018年底发起的澳大利亚大麦双反调查是中国对澳大利亚发起的有史以来第一起反倾销调查和第一起反补贴调查。目前，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今年以来没有对任何贸易伙伴发起任何一起贸易救济调查。 我们检索到，1995年以来，澳大利亚对中国一共发起了65起反倾销调查和19起反补贴调查；如果算上在此之前的一些案子，一共对中国发起了约100起贸易救济调查。目前仍有26起调查裁定的对华贸易救济措施在执行中，4起在调查过程中。今年以来中澳两国都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本应携起手应对新冠病毒这个共同的敌人，可是澳大利亚还是在这几个月中非常“积极”地针对中国产品发起了3起新的调查，还挑头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发起明显针对中国的所谓独立调查提案。在这种氛围下，不仅受影响的中国生产商有怨言，中国的进口商也可能因为顾及消费者情绪和偏好的变化而影响对澳大利亚产品的进口贸易。按照世贸规则和中国的相关条例，调查机关在得到肯定性的调查结果之后，是可以根据“公共利益”需要决定不征收反倾销税或者反补贴税的。但是，在两国经贸关系受到破坏，产业界反映强烈的情况下，调查机关是没有依据也没有办法来根据“公共利益”考量决定不予征税的。 也许正是因为中国对贸易救济调查的谨慎态度使得有些舆论对中国的首次对澳双反调查有些大惊小怪，而对澳大利亚频繁对华贸易救济调查却见怪不怪。可是，如果仔细看看澳大利亚对中国的100起贸易救济调查，确实让我们对中澳双方贸易是否真正公平互利有些担心。澳大利亚对中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2019年澳方对中国的顺差高达732.5亿美元。澳大利亚一方面大量向中国出口矿产品，另一方面又同时对中国使用这些矿产品生产的钢铝制品中出口到澳大利亚的那一小部分不断地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力图拒之于门外。请问这样的贸易如何能够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如果说，这些反倾销和反补贴能够完全公平地进行，可能对有关贸易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可是为了打击中国制造产品的竞争力，澳大利亚不断适用“特殊市场情形”这一不合理的做法，使用替代国数据来计算中国企业的倾销幅度。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中国的“特殊市场情形”已经完全不特殊了，而是对所有产品普遍适用了，而这又是在对中国持续拥有巨额顺差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换位思考一下，澳大利用应该不难理解中国产业界和贸易界对此的怨言。 正如我们上面说明的，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的双反调查是在2018年底发起、在2019年底延期并确定最终调查期限的。5月18日最终裁定是在既定的时间期限内根据一年半的调查结果慎重做出的。在发起调查或者做出延期决定的时候，中国调查机关不可能想到会有新冠疫情，也不可能预计到这一天正好召开世界卫生大会而且澳大利亚有相当活跃的表现。 中国和澳大利亚同处亚洲太平洋(行情601099,诊股)地区，经济互补性强，不断发展贸易关系、拓展贸易空间对双方都有好处。中国欢迎澳大利亚的产品以公平竞争的方式进入中国，也希望中国的产品在澳大利亚能够受到公平的对待。随着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双方的贸易要可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双方政府和产业界加强沟通，适应可能的形势变化，充分利用现有的自贸协定，不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积极维护和发展双边经贸关系。 封面图片来源：摄图网 全球新型肺炎疫情实时查询
在总结部分地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国家外汇管理局5月20日印发《关于支持贸易新业态发展的通知》。《通知》涉及九项重磅政策，一方面放宽了贸易新业态外汇政策，另一方面也优化了外汇服务，便利相关外汇业务办理。 业内人士表示，此举将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促进贸易新业态的健康快速发展，并在疫情这一特殊时期为跨境电商等行业的发展注入一剂强心针。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表示，《通知》聚焦解决贸易新业态“小额、高频、电子化”交易中结算不便捷问题。政策设计上，遵循“鼓励创新、包容审慎”原则，积极适应贸易新业态发展的实际需要。她表示，《通知》优化了贸易新业态外汇结算模式，扩大账户收支范围，推动更多业务网上办理，在降低市场主体综合成本的同时，提升跨境结算效率。 《通知》从多个方面放宽了相关外汇管理规定。依托数字网络、移动互联网技术等，全球贸易参与门槛大幅降低，参与主体呈现个体化趋势。为进一步满足个人对外贸易结算需求，《通知》允许个人通过外汇账户办理跨境电商和市场采购贸易项下外汇结算。外汇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这可解决个人从事跨境电商和市场采购贸易货款结算的后顾之忧，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外贸发展新活力。同时，明确个人具有真实跨境电商和市场采购贸易交易背景的，不占用个人便利化额度，按实际交易规模办理结售汇。(张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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