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疫情时代，全球货物贸易的起落固然引人瞩目，但实际上服务贸易亦已开启了双维分化的历史性演进。一方面，由于人员流动停滞、信息流动加速，“跨境交付”、“商业存在”的发展料将领先其他贸易模式。另一方面，由于疫情下高附加值服务的跨境贸易更为稳健，因此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增长料将长趋势地快于劳动密集型。在这一变局之中，中国经济“双循环”的构建正在为服务贸易提供“双向生长”的变革机遇。其一，传统服务贸易向内生长，激活国内经济循环的需求动力，其二，新兴服务贸易向外生长，在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同时，夯实国内、国际两大循环的纽带。在这一渐次推进的变革中，消费需求内化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海南自贸港等改革的共振，数字经济服务的深度化“走出去”，以及金融服务的本地化“引进来”，都有望创造长期的结构性机遇。 资料来源：我们的绘制 走进疫情时代，全球服务贸易双维分化。基于两方面因素，全球服务贸易将因新冠疫情而走向历史性变局。从时间来看，当前全球疫情发酵仍未减速，美国每日新增病例再度高涨，疫情时代将大概率长期延续，对服务贸易的重压亦将由短及长、由量及质。从力度来看，不同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对需求冲击和金融供给的敏感性较弱[1]，但是对防疫政策的敏感性更强，因此其受到疫情危机的冲击要远高于传统的经济金融危机。由此进一步推演，在本次历史性变局之中，至少有两个维度的分化料将成为大势所趋。 横向的业态维度：人员流动停滞，信息流动加快。在疫情时代，虽然随着经济重启，各国境内“社交隔离”有望逐步放松，但是出于防疫考虑，跨境的人员流动预计仍将受到持续限制。根据Flightradar24的统计数据，虽然6月欧美经济重启，但是当月全球出港商务航班量依然同比下滑约62%。另一方面，人员流动的停滞迫使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网上娱乐等信息驱动的服务加速发展，一系列相关APP的客户规模实现爆发式增长。根据GATS标准，全球服务贸易可以分为四大模式：1）跨境交付；2）境外消费；3）商业存在；4）自然人流动。由于人员流动和信息流动的此消彼长，未来模式2和模式4的空间料将受到持续而显著的挤压。被挤出的空间有望在新的业态之下，为模式1与模式3所填补，进而加速后两者的增长。例如，通过更多地设立境外分支机构（模式3），配合跨境远程办公（模式1），进而取代跨境人员的商务服务（模式4）。 纵向的价值链维度：低附加值服务脆弱，高附加值服务稳健。从学理来看，疫情本质上是对服务贸易施加了额外的交易成本，包括时间成本、检疫成本、感染风险等。交易成本的大幅上升不仅削弱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也变相增加了本地服务商的竞争力。在疫情时代，货物流动较人员流动更为便利，因此本地服务商更易于通过升级硬件，实现进口服务的本地化替代。由此，在一项服务贸易的总价值中，由专业化服务创造的附加值占比越高，借助硬件（资源、设备等）创造的附加值占比越少，该项服务就越难被本地竞争者所替代，在疫情时代的贸易关系就越稳健。根据WTO的测算数据（详见附图），我们将全球服务贸易分为两大组别：1）高附加值组，服务附加值占比高于行业均值，主要覆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信息通讯、金融保险、公共文教健康服务等；2）低附加值组，服务附加值占比低于行业均值，主要为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包括建筑、交通仓储、住宿餐饮等。我们认为，在疫情时代，高附加值组的修复及增长速度将长趋势地高于低附加值组。 对接“双循环”，中国服务贸易双向生长。在疫情时代的新世界，中国服务贸易正在同步迎来风险与机遇。一方面，一季度数据显示，因受疫情拖累，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双双下降，遭遇沉重的被动收缩压力。另一方面，正如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近期所指出，“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这一“双循环”格局料将为中国服务贸易提供主动调整结构的战略契机。通过对接“双循环”，从被动转向主动，从风险转向机遇，中国服务贸易有望开启“双向生长”的新变革。 第一，传统服务贸易“向内生长”。根据中国服务贸易的结构特征，我们将其划分为传统与新兴两大领域。其中，传统服务贸易主要包括建筑、运输、旅游等项目，具有依赖人员流动、劳动密集型的特点。根据上文分析，传统服务贸易领域将是疫情长期冲击的主要短板。由此，传统服务贸易未来需要积极融入中国经济的内部循环。其一，建筑服务供给内流。据WTO测算，2005年以来，中国建筑服务出口持续提速，规模增速已经数倍于全球其他经济体。在疫情影响之下，建筑服务“走出去”难度加大，因此料将部分回流国内。从短期来看，国际一流的建筑服务供给能够有力支撑中国新一轮基础建设的高质量扩张。从长期来看，这也是“干中学”的过程，有望加快服务出口商在新基建领域的技术和经验积累，从而为主导疫情时代全球产业数字化的基建浪潮而蓄力。其二，旅游服务需求内化。近年来，中国居民向境外寻求高质量的旅游消费体验，已成为服务贸易逆差的最大贡献项。在疫情时代，这一需求正在向国内旅游市场逐步转化，并有望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海南自贸港等改革形成共振，带动上下游领域的消费升级。从2020年五一、端午假期出游的数据来看，虽然旅游市场在规模上尚未完全修复，但是在质量上的升级趋势明显，定制游、文旅结合、高星宾馆、小众化市场等热点不断兴起，边际消费倾向更高的90后也已崛起为消费主力。这一进程的深化，在降低服务贸易逆差的同时，也将为中国经济的内部循环注入新动力。据我们测算，以2019年数据为基准，若旅游服务的逆差能够转化为内需，则有望每年多贡献约1.15万亿产值，直接创造约490万个就业岗位。 第二，新兴服务贸易“向外生长”。与传统领域不同，中国的新兴服务贸易主要包括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保险服务等项目，具有依赖信息流动、知识密集型的特点。利用疫情时代的发展契机，中国的新兴服务贸易有望积极向外，进一步提升在全球经济金融循环中的作用和地位。其一，数字经济服务的深度化“走出去”。在疫情冲击下，全球对新一代信息服务的需求迅速增长，同时全球供应链的数字化改造已经启动[3]。基于这一历史性机遇，中国数字经济的新一轮“走出去”有望向深度突破，不再仅纠结于流量的争夺，而是从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促进供需双向繁荣的角度为海外客户创造价值。其二，金融服务的本地化“引进来”。在疫情时代，中国经济金融的韧性优势料将加速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但由于模式4的流动受阻，因此模式3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即国际金融机构将加快设立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并更加倚重本土化的员工队伍，串联起国际资本和金融服务的跨境流动。 值得强调的是，新兴服务贸易的“向外生长”，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将巩固国际国内双循环之间的纽带。借助于数字经济服务“走出去”，中国经济将更加主动地参与疫情时代全球价值链的重塑进程，更广泛地提供中国技术、标准与经验，从而对冲逆全球化浪潮下的脱钩风险。借助于金融服务“引进来”，中国经济将在全球FDI疲弱的逆境之下，对外稳定国际资本的流入增量，对内加速金融体系的改革升级，从而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参考文献 [1]Ariu A． Crisis-proof services： Why trade in services did not suffer during the 2008–2009 collaps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6， 98： 138-149． [2]World Trade Report 2019[R]． WTO． November， 2019． [3] Christine Zhenwei Qiang， Yan Liu， Monica Paganini， Victor Steenberg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in the wake of COVID-19 [R]． The World Bank． May， 2020． 资料来源：World Trade Report 2019，WTO以及我们的整理 资料来源：Wind以及我们的整理
到2022年，新增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3000家，形成30家超亿美元平台型、总部型贸易企业 近日，《天津市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年）》正式发布，从7个方面推出23条任务措施，助力贸易强市建设，提出到2022年的总体工作目标，即全市人均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位居全国前列，贸易结构更加优化，口岸竞争力显著提升，贸易与产业、贸易与投资深度融合，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基本形成。 根据《行动方案》，天津市将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组织企业参加线上数字化展会，加快国际营销体系建设，打造“京津冀+一带一路”海外工程承包基地，支持高端装备“走出去”。 在先进制造研发方面，《行动方案》提出了增强产业竞争优势、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培育国际自主品牌等任务措施。 与此同时，构建高效的海陆空跨境物流体系，依托港口优势，天津市将建设能源资源类商品、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消费品三大进口集散地，打造东疆世界级融资租赁聚集区，建设服务京津冀的进口食品冷链供应基地。 在金融服务保障方面，天津市将发展供应链金融，扩大对小微外贸企业金融支持覆盖面，推动FT账户功能应用。强化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保障作用，实施更加积极的承保政策，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及新兴市场开拓的支持，扩大保单融资规模。 在深化改革开放方面，推动自贸试验区与京冀优势产业园区产业化合作，推进国家级开发区创新发展，升级、申建综合保税区，建设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打造各类贸易集聚区。 为了优化贸易结构，天津市将鼓励传统外贸企业向电商转型升级，做强一般贸易，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推动加工贸易向技术密集型升级，拓展保税维修新领域，打造面向全球的高端维修再制造基地。到2022年，新增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3000家，形成30家超亿美元平台型、总部型贸易企业。 此外，天津市还将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推进中国（天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扩大跨境电商一般出口，打造线上线下互动的电商新生态，优化海外仓全球布局。加快服务外包转型升级，建设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和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打造服务贸易集聚区。
近日，美国商务部官网发布声明称，已取消对香港的特殊相关待遇，包括暂停出口许可证豁免，并正在进行差别待遇评估，同时调整相关科技对香港的输出政策。这些变化意味着美国开始限制本国对香港的出口。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美国商务部的行为颇有破坏全球产业链体系的意味。疫情裹挟着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冲击着全球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中断的风险在积聚。相比于全球经济衰退是受到短期外部事件影响，产业链的冲击更令人担心，因为全球产业链体系被破坏更像是长期的，也更难恢复。产业链体系被破坏，疫情只是个导火索，但这个导火索有可能演化成对全球化进程的重大打击。到今天，全球化已经有600年历史，会因为此次疫情而终结吗？全球化简史全球化发端于地理大发现，从15世纪至今的600年间，全球化受到各种影响和阻碍，但总体的趋势是不断加深的。1、地理大发现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发展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以哥伦布、达·伽马等为首的航海家开辟了多条新航路，也开创了“大航海时代”，在历史上又称为“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以后，殖民主义和自由贸易主义开始出现，全球化便经历了断断续续地发展，到了1910年代发展到了顶峰，但随之而来的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化进程按下暂停键，并在随后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2、二战后的全球化二战后，诸如关贸总协定等很多国际组织已经使得国际贸易间的障碍大大降低，特别是1995年从关贸总协定演化而来的世界贸易组织，明显加速了近30年来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进程。经过了1980年代的滞胀、局部战争后，全球化自1990年代开始发力，一直持续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在此期间，全球贸易规模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不到15%上升到将近26%。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贸易产生直接打击，让各国重新开始考虑全球联系带来的风险事件的连锁反应，但这一打击对全球化并非致命性的，贸易依然在随后几年保持较大规模。除了商品和服务贸易，国际资本流动也是全球化的一大体现。世贸组织的核心成员国和领导者是美国，事实上美国也确实通过全球化输出了美元和经济霸权，获得了大量利益，尤其是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各地利用成本低廉的生产要素就近生产和销售，攫取了大量的利润。与国际贸易相似，1990年代以来全球各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日益增加，尽管受到互联网泡沫破裂、911事件、全球金融危机等事件影响，但资本流动增加的大趋势并未改变。3、全球化与中国改革开放近几十年加速的全球化，正好匹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国的经济增长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融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通过“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战略，持续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彼时，美国忙着和苏联冷战，苏联解体后，又忙着输出政治、军事和经济霸权，收拾南美“后院”，打了两次海湾战争，到处抓本拉登，搞得“无暇东顾”，对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态度是开放和欢迎的。在融入自由贸易体系的过程中，中国的贸易规模持续增长，甚至在2018年达到4.62万亿美元，超过美国（4.28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这颇有些“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意味。应该说，中国可能是近几十年来最得益于全球化的国家之一。疫情冲击贸易和产业链疫情下，全球多地生产活动停滞，对贸易造成了直接打击。3月份以来，失业增加、收入减少和生产活动暂停导致美国和欧盟的贸易明显缩水。即使是疫情防控工作做得比较好的日本，也经历了比较明显的下滑。在全球衰退和贸易收缩的情况下，虽然中国目前的内需所占比重更大，能够抵御更大的外需冲击，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在需求和产业链两方面受到冲击。更令人担心的是，外贸收缩造成大量外贸领域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破产，以及潜在失业问题。从历年数据看，中国出口增长的波动与GDP增长波动高度一致。据统计，全球经济增速下滑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速便会下滑6-8个百分点。如此大规模的出口业务收缩，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大量外贸企业的业务收缩，甚至破产。由于中国与全球产业链体系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深刻联系，因此对产业链的打击也涉及中国非常广泛的产业领域。在大量产业中（尤其是汽车产业和电子产业）的某些环节上，中国是其他国家的出口国，但在另外的环节上，中国又是其他国家的进口国，其中某一项环节的停滞，便有可能影响整个行业的正常生产。在此，举个笔者亲身经历的例子来说明：一次，笔者乘坐滴滴，与司机师傅攀谈，得知他是在附近建筑工地上班的建造师，以前是利用业余时间开滴滴，但疫情来了之后，工地停工了，他开始全职开滴滴。他说停工不是因为国内不允许复工，而是因为国外一个关键器件的生产企业停工了，缺少这个器件，建设过程就必须暂停。这颠覆了笔者对全球产业链融合程度的认知，因为谈到国际贸易，往往不会联想到建筑业，但就连建筑业在如今也已经深度绑定全球产业链了。另外，加剧这种影响的还有两个因素：一是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传导过程。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在2017已经达到62%。因此，全球疫情导致的各类原材料和能源的断供，给中国产业链也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二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下游。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程度为1%，远低于开放经济体的4%和美国的29%（2017年）。上游产品尤其是能源和原材料等进口供应链中断，将对中国部分产业造成较大冲击。从历年进口数据中可以发现，中国的原料、能源和初级产品的进口规模占比呈现整体升高的趋势，同时中国的大量出口产品都是工业制成品。可见中国的贸易领域对国外上游产品的依赖程度较高，断供导致的中国工业生产“断粮”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产业链冲击的背后：逆全球化产业链冲击既源自于疫情等外部事件，也是近几年来逆全球化加剧的结果。1、疫情是导火索在1月、2月中国生产活动因疫情停滞后，欧美经济便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很多国家的生产活动所需的中间品和材料供应中断，更严重的是最终消费品供应中断，导致基本的居民消费受到影响。到了3月、4月，欧美国家急需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抗疫物资，但却突然发现，本国不仅没有呼吸机的生产能力，就连最简单的口罩都无法生产，最后只能依赖中国出口，不仅导致价格上涨，而且供应也无法及时保证。此时欧美国家才有所警醒：“不能将鸡蛋放到中国这一个篮子里”。2、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近几年来，发达国家由于社会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拉大等自身的原因，大部分普通民众并未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更多的利益被大产业集团和跨国公司所瓜分。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为了维护民众利益，纷纷反对自由贸易和全球产业分工，这造成了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出现逆全球化的现象。而此次全球疫情必将导致欧美各国内部矛盾更加激化，社会不稳定性加重。这也会反过来刺激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逆全球化程度。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获得了全球化的巨大利益，这些利益有可能会在未来被上述变化所消减。产业链冲击将有多严重？一般而言，产业链冲击有3种形式：制造业外迁至印度、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产业链本地化；西方国家对中国某些领域进口和出口的限制。但这3种冲击形式，要么存在不完全满足现实条件，要么有相应的应对办法。在长期中，中国仍然还有很大的机会和空间应对这些挑战。1、制造业外迁现在看来，制造业外迁的目的地无非是印度、越南等市场。不过，这些市场或多或少存在以下三个致命问题：一是虽然劳动力成本低廉，但劳动力规模和质量短期内无法与中国比拟，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效率不高；二是基础设施条件较差，交通、生产设备等设施较差，生产质量无法保证；三是缺少生产性服务业，无法为制造业提供优质配套服务。因此，短期内，这些国家无法有效承接大规模的制造业。2、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疫情发生后，日本计划从经济刺激计划中拨出2435亿日元来调整在中国的生产线，其中2200亿日元用于帮助日企将生产线搬回国内。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一直在号召本国的制造业企业回迁，但效果并不怎么理想。因为这种回迁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基于外资在中国已投入规模，回迁成本是非常大的，这笔“搬家费”企业当然不愿意承担，就连政府也会感受到巨大的财政压力；二是成本和收益评估往往不支持回迁，在巨大的回迁成本下，回迁后的当地人力、配套服务成本明显要高出中国，生产出来的产品卖到中国，还凭空多了一笔关税，怎么算都不划算。另外，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服务业比重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制造业外迁带来的总体影响也打了折扣。3、西方国家对中国某些领域进口和出口的限制这可能是短期内中国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此次美国商务部针对香港的行为正是属于这一类。但是，中国具有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一定程度上可以抵御这种风险。在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有的工业总共可以分为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举的全部工业门类都能在中国找到。在联合国公布的500余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约有220种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因此，初步判断，全球供应链中断对中国工业生产的冲击可以控制在外贸领域，蔓延影响到内部更大规模的制造业的风险仍然是可控的。如何应对？虽然从长期来看，产业链冲击能够得到有效缓解，但短期内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企业仍然要面对贸易和产业链动荡的挑战。除了政府的对冲和救助政策，中国企业在面对愈加严酷的内外部环境时，也可通过以下方法调整经营和发展策略，以渡过难关。1、精简经营业务，收缩发展战线面对需求的收缩和供应链的中断，企业需要严格控制经营业务内容，加强主业的经营，同时收缩发展战线，才能规避更多的潜在风险。若企业逆势加大投入，实行多角化发展，则可能在多个领域面临经营风险。比如，在某个具体市场遭遇失败，往往引发连锁反应，穿破企业现金流，导致主营业务受损。精简业务，同时也意味着“节流”，对投入的严格控制，消除冗杂现象，甚至涉及适当的减员和减薪，以保留更集中的精力发展主要业务，提升核心竞争力。2、调整目标市场，迎合市场方向的转变在更恶劣的外部环境下，大量外贸企业面临着出口转内销的挑战。好在中国的内需市场不断扩大，同时新的市场需求也在不断涌现，企业需要抓住这些机遇，在自身经营优势的基础上，找准合适的市场方向，主动迎合新兴产业的未来发展大势，例如线下转线上、抓住互联网和平台转型等机遇。3、维护现金流，坚持生存下去中国金融资产避风港作用更加明显，在经济发展的“比差”逻辑下，中国经济和资产的吸引力相较以往变得更大，外资持续流入中国，中国的经济企稳难度是明显小于其他国家的。一旦经济企稳，中国仍有可能提升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继续保持全球消费市场规模和经济活跃程度第一的地位，届时中国企业也将重新拥有广阔需求。
在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落地义乌一周年之际，2020年6月18日，阿里巴巴集团与义乌市政府再度联手，宣布双方围绕eWTP的合作升级，通过数字化助力全球贸易复苏。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在签约仪式上表示：“义乌正在利用过去积累的商品聚集、客户聚集、基础设施优势，制定新时代的战略规划。阿里希望与义乌一起，打造面向未来的数字化小商品之城、数字化的口岸，共同建设数字化的全球贸易。” 图说：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在义乌合资公司成立签约仪式致辞 当天，阿里巴巴集团与义乌中国小商品城集团签约成立合资公司，建设eWTP义乌公共服务平台，为当地从事跨境贸易的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同时，运用数字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将今年3月获批成立义乌综合保税区打造成中国数字化程度最高的综保区标杆。 合资公司最先落地的创新项目是9月15日即将在义乌综保区试营业的跨境进口商品展贸区，运用阿里的技术能力，打造跨境进口新零售样版间。消费者在这里体验过商品后，无需通过线上下单等待包裹完成清关、配送，而可以当场付款、秒提全球好货。展贸区首期试运营面积2万平方米，模式成熟后将扩大到30万平方米范围内，形成进口商品的奥特莱斯。 作为“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此前一直以出口闻名，而在国家扩大进口的号召下，义乌也正在向进口消费品集散中心转型。当天，阿里巴巴还和义乌市政府宣布启动eWTP义乌数字清关口岸，帮助以包裹形式进口货物到国内的海外中小商家实现数字报关、秒级通关。 eWTP由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首倡，旨在通过公私对话，孵化数字时代的全球贸易新规则，共建数字化的商业基础设施，帮助全球中小企业更好地参与全球贸易。目前，杭州、义乌、马来西亚、比利时、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政府均已与加入eWTP。 eWTP落地义乌的一年里，越来越多的义乌中小企业开始了数字化出海。阿里巴巴国际站的数据显示，义乌地区商户线上交易额在一年内增长82%，吸引活跃采购商近300万。同时，义乌企业还与阿里巴巴携手，与比利时、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eWTP数字贸易枢纽互联互通，参与eWTP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和规则模式创新。 张勇表示：“未来所有的商业要素将全面走向数字化，从商家、商品到结算、物流，每一个集装箱，每一个单据凭证都将被数字化，一个数字化的贸易世界正在形成。义乌和阿里拥有共同的客户，共同的市场，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贸易创新，让客户、市场变得更好，让消费者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我们全力以赴。” 针对疫情造成的出口难题，当天，阿里巴巴还宣布了一系列帮助义乌中小企业数字化出口的举措，包括成立货通天下义乌公司，帮助当地生产企业一站式对接全球市场；阿里巴巴国际站还与义乌稠州银行携手，为当地商家打造数字外贸收支一体化解决方案，便利结汇手续。国际站今年内将举办20场线上展会，其中包括为义乌举办全球首个小商品线上展会，力争为义乌吸引500万国际批发商。近日，全球跨境贸易领域最大的数字展会——阿里巴巴网交会已经开幕。
一年一度的6·18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张勇，出现在“小商品之都”——浙江义乌。 18日晚间，小商品城（600415）的一则公告揭开张勇此行谜底。小商品城拟与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并签署合资协议。 联手进入实体贸易 “这是义乌市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署eWTP（世界电子贸易平台）战略合作协议的核心内容，也是小商品城和阿里进入到实体贸易的第一个项目。义乌是世界小商品之都，双方将会把这个合资公司打造成eWTP公共服务平台，服务广大中小微企业更便利地参与国际贸易。”在双方签约活动间隙，义乌市副市长葛巧棣对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说。 去年6月19日，义乌市政府与阿里巴巴签署了eWTP战略合作协议。 据葛巧棣介绍，过去一年来，双方保持紧密合作，eWTP全球创新中心落地义乌、eWTP菜鸟义乌保税仓开仓、阿里巴巴国际站义乌专区设立、“义乌+阿里巴巴”出口新模式实单走通、中欧班列eWTP菜鸟号起航、eWTP贸易枢纽在非洲的首个项目卢旺达数字贸易枢纽启用。 此外，eWTP埃塞俄比亚项目已进入设计规划阶段，年内有望再合作新增3个非洲eWTP项目布点，同步全力推动eWTP东南亚项目落地。阿里巴巴国际站的数据显示，义乌地区商户线上交易额在一年内增长82%，吸引活跃采购商近300万。 数据显示，今年1-4月，义乌外贸出口降幅收窄，其中5月单月外贸出口315.2亿元，同比增长18.6%。1-5月，义乌跨境电商进出口11.2亿元，增长290.3%；1-5月快递业务量22.5亿件，占全国约1/11，5月单月更是创历史新高，全国排名第一。截至6月17日，“义新欧”班列今年共开行258列，发运21488标箱，同比增长105.7%。 另外，此次签约仪式上，义乌市与阿里巴巴集团共同启动了数字清关、货通天下、数字外贸收支一体化项目。数字清关项目帮助以包裹形式进口货物到国内的海外中小商家实现数字报关、秒级通关；货通天下项目，帮助当地生产企业一站式对接全球市场；数字外贸收支一体化项目，为当地商家提供外贸收支一体化解决方案，便利结汇手续。4个项目启动标志着义乌与阿里的合作向全面、纵深发展。 向供应链服务商蜕变 如何摆脱现有的收租模式，突破成长天花板，更好服务中小微企业，成为了近年来小商品城探寻的方向。在此背景之下，义乌市政府引入了阿里巴巴集团。 根据此次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合资公司，合力打造义乌eWTP公共服务平台，提供跨境贸易模式的关、检、汇、税等政务服务以及贸易、物流、金融等商务服务，成为服务义乌外贸发展的数字基础设施。 “此次与阿里巴巴成立合资公司，是小商品城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借助合资公司这个平台，小商品城有望变身成一家供应链服务商，捅破成长天花板。”义乌市有关人士指出，依托合资公司，小商品城将全面推进实体贸易链数字化，打造数字化贸易服务生态体系，进一步做大义乌的出口、进口、转口贸易，全面向贸易综合服务商转型。 另外，义乌市副市长葛巧棣称，下一步，义乌方面与阿里巴巴将在综保区建设、eWTP海外站点布局、仓储物流配套服务等多领域开展合作。
主要观点： 1中国和东盟贸易长期保持增长，双边结构不断优化。2000年至2018年，中国从东盟进口的商品中初级产品和农产品地位稳固提升，机电产品从以进口为主转变为以出口为主，对东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有所收缩，中国对东盟的双边贸易结构得到不断的升级。 2在新冠疫情持续影响下，全球金融市场大幅动荡，多国经济低迷，中国和东盟贸易却逆势发展，2020年1-4月东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3从内部来看，在贸易行业类别的层面，能源贸易合作增速较快、中国对东盟的集成电路贸易增幅较大以及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合作发展较快，均不同程度地拉动对东盟整体外贸。 3从外部成因来看，一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对中国和东盟的贸易起到刺激作用；二是目前类似英国“脱欧”的大事件是标志着全球化进入减速转型阶段的迹象，全球化减速的新阶段可能对中国原本的贸易结构和发展趋势产生影响；三是新冠疫情下美国和欧洲经济损失惨重，影响其与中国的进出口规模。 4未来半年内美国疫情将依然严峻，且近期美国国内局势动荡加剧，叠加英国脱欧后欧盟经济深受疫情冲击，东盟年内依然有机会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5随着全球疫情的结束，中美贸易摩擦的缓解，美国也存在增强与中国贸易关系的可能性。中长期来看，可能形成欧盟、东盟、美国保持与中国最为密切的贸易合作关系，三个经济体均存在成为中国最大贸易合作伙伴的条件和动力。 6从经济增长前景、劳动力供给和成本、双边国际分工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各方面来看，中国和东盟贸易发展前景依然广阔。东盟阶段性地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绝非偶然。 7目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肆虐，国际贸易和投资发展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可从减少双方贸易壁垒、提升贸易开放程度、提升互补性贸易结构、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提高人民币在东盟国家的使用、促进区域沟通和合作机制落到实处等方向更好地促进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 自1975年中国和东盟建立经常性双边经贸合作协商机制以来，双边经贸保持频繁和密切的发展趋势。近年来，全球化逆转、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在新冠疫情持续影响下，全球金融市场大幅动荡，多国经济低迷，中国和东盟贸易却逆势发展，2020年1-4月东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双边贸易结构继续优化，合作领域不断深化，深刻影响着双边、次区域和区域的经贸战略关系。通过分析影响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内外部因素、双边贸易商品结构特点和国别特性等，本文展望了中国与东盟贸易的总体发展趋势，提出促进中国和东盟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中国与东盟贸易发展及其结构转变中国与东盟整体贸易长期保持增长 自上个世纪70年代建立经常性双边经贸合作协商机制以来，中国和东盟贸易呈现快速发展态势。1975年起中国和东盟各国相继签订了贸易、航空、海运、投资保护、避免双重征税等一系列双边或多边协定，双方相互给予了最惠国待遇。经常性双边经贸合作协商机制的建立，便利双方互利往来。2000年以后中国和东盟贸易互补性持续增加，且东盟贸易国别集中程度较高。东盟和中国在要素禀赋上存在差异，各具特点，存在明显的贸易互补性。东盟国家在林业、能源、矿石等自然资源方面存在较多优势，中国从东盟进口原油、煤炭、天然橡胶等，从而满足国内需求。2000年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额的比重为8.33%。其中，新加坡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分列第二、三和四位。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由于中国和东盟国家地理位置较为临近，政治关系良好，随着入世后中国关税的降低，双边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2014至2019年以来中国对东盟十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增长了33.6%。 2019年中国从东盟进口商品总值2816.7亿美元，占全年进口总额的比重为13.59%。从不同国别来看，中国从马来西亚和越南进口总值最高，均达600亿美元以上。2019年中国对东盟出口总额为3602.8亿美元。其中，对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出口贸易规模最大，均超过500亿美元。2020年1月至4月受新冠疫情扩散、英国脱欧等因素影响，东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2．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商品结构持续优化 90年代前，中国对东盟国家的贸易商品结构主要表现为以资源型产品为主，2000年后向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为主的趋势转变，贸易互补性增强。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对东盟的出口以农副产品和轻纺产品为主；进口以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为主。90年代之后，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数量和比重均逐年上升。2000年中国对东盟出口机电产品约占东盟出口的40%；从东盟进口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在2000年分别占东盟进口总额的43%和32%。 2000年以来，中国和东盟的贸易结构的互补性显著增长。一是随着中国需求的增长，初级产品在中国从东盟进口的商品中占比提升。由于中国的交通运输、汽车以及加工工业较为发达，对于上游的自然资源以及工业原料需求旺盛。从2000年至2018年，中国从东盟国家进口的初级产品占全年从东盟进口比重由9%上升至20%。其中，2018年中国从印度尼西亚进口的矿产品达107.9亿美元，从新加坡进口的塑料橡胶达62.2亿美元，化工原料产品达72.7亿美元。 二是中国从东盟国家进口的农产品比重增加，且品种类别多样化，对东盟农产品出口比重明显减小。从东盟进口的农产品在中国从东盟进口全年总额中比重有所提高，由2000年的0.01%上升至2018年的8%。中国从老挝和缅甸进口的主要农产品为玉米，从泰国进口的主要农产品为鲜或干水果，从越南进口的主要农产品为蔬菜。2018年玉米、水果和蔬菜较上年增长93%，农产品进口一直保持较高的规模。相对地，中国对东盟出口的农产品在对东盟的出口商品中比重减小，从2000年的34%降低为2018年的6%。 三是中国从东盟进口的能源产品增速较大，但占比有所减小。中国在东盟国家中主要的原油进口国为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2015年时从马来西亚进口的原油金额达1.03亿美元，在2018年大幅增至48.4亿美元，2015至2018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达260%。中国在东盟国家中主要的煤炭进口国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中国进口东盟的能源产品在东盟进口商品中地位有所下降，从2000年16%下降至2018年12%。 四是受外部市场需求疲软、人民币升值导致的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2008年以来中国对东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明显放缓。中国对东盟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对东盟出口的所有产品中比重有所下降，从2000年20.3%降至2018年18.8%。人民币升值造成多数中国外贸出口企业利润大幅减少。2008年起劳动合同法等25项新法规开始实施，企业用工成本有所提高，企业产品利润萎缩，因此依靠廉价劳动力成本形成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的出口企业遭到较大冲击。受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外贸易增速下降，“倒逼”产业升级，中国出口型企业从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技术水平以降低成本等角度获益。从具体商品结构来看，服装类商品的出口总额明显收缩，2016年对东盟十国的出口服装较上年的环比增速为-17.12%。 五是近年来中国对东盟出口的机电产品保持明显的增长趋势，机电产品进口比重降低。从2000年至2018年中国对东盟出口的机电类产品在中国全年出口产品中占比增长，从15%上升至19%。受疫情的影响，2020年前4个月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总体有所回落，同比下降5.9%；但中国对东盟的机电产品出口却逆势增长，同比增速达28%。2019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为58.4%。由于东盟是中国最重要的电力工程承包市场之一，中国和东盟的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电力工程合作项目拉动了中国对东盟的机电产品出口。中国对东盟的机电产品进口占比收缩明显，由2000年的43%减小至2018年的14%。中国结合自身的技术优势和当地发展实情，将设计、技术、装备、安装、调试等关键环节转移至东盟，提高机电产品在东盟市场的占有率，从而促进了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区域结构优化。图12000年中国从东盟进口产品在东盟进口总额中占比情况来源：UN Comtrade数据库，植信投资研究院图2 2018年中国从东盟进口产品在东盟进口总额中占比情况来源：UN Comtrade数据库，植信投资研究院图3 2000年中国对东盟出口产品在东盟出口总额中占比情况来源：UN Comtrade数据库，植信投资研究院图4 2018年中国对东盟出口产品在东盟出口总额中占比情况来源：UN Comtrade数据库，植信投资研究院 综上，中国从东盟进口的商品中初级产品和农产品地位稳固提升，并且机电产品从以进口为主转变为以出口为主，对东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亦有所收缩。因此，中国对东盟的双边贸易结构得到不断的优化和升级。 二、东盟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之一的成因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和严格的国内隔离防控措施的影响，2020年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下降6.4%，但我国对东盟进出口却逆势同比增长达6.1%。中国2019年对主要贸易合作伙伴欧盟、美国、东盟、日本和韩国的出口分别占全年出口金额的17.12%、16.72%、14.41%、5.73%和4.23%。随着疫情的发酵和中美贸易关系摩擦的加剧，2020年一季度东盟反超美国成为仅次于欧盟的中国第二大出口贸易合作伙伴，出口占中国一季度总出口的16.2%。从今年4月的数据来看，中国与东盟、欧盟及美国的进出口在总额中分别占比14.4%、14.3%和11.6%，东盟作为中国最大贸易合作伙伴国之一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和提升。5月东盟略落后于欧盟，在我国进出口总额中占比14.1%，但东盟的重要贸易合作伙伴地位依然不容小觑。 东盟在我国贸易合作中地位上升的原因可归为从内外两方面展开分析。从内部来看，在贸易行业类别的层面，一是能源贸易合作增速较快，对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整体拉动率达1.7%。一季度中国从东盟的原油进口与成品油出口均提速，合计对双边外贸整体拉动率达1.3%；从东盟的煤炭进口拉动双边贸易整体0.4%。二是中国对东盟的集成电路贸易增幅较大，拉动中国和东盟的进出口贸易整体增长3.3%。三是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合作发展较快，这直接受益于中国和东盟签订的相关协议，自贸区实施的红利进一步得以释放，贸易门槛得以降低。从2020年一季度的数据来看，中国从东盟进口农产品284.5亿元，同比增长8.4%，拉动对东盟整体进口0.4%。 在贸易重点国别的层面，2020年一季度中国对越南的进出口规模位居东盟各国首位，比重达25.8%，进出口同比增长18%，高于东盟的整体外贸增速6.1个百分点。中国对马来西亚外贸增幅一季度同比增长7.6%。越南和马来西亚拉动中国对东盟外贸整体增长5.6%。可见，重点商品和主要国别进出口的大幅增加，拉动了中国对东盟的外贸增长。 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对中国和东盟的贸易起到刺激作用。鉴于存在贸易替代效应，贸易摩擦之下，中美两国均增加从中美之外经济体的进口。在这方面，中国从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和泰国的进口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一些跨国公司倾向于将生产转移至中美之外的国家，越南是生产转移的重要目的地。而投资对贸易的拉动效应将对东盟的外贸整体起到促进作用。二是目前类似英国“脱欧”的大事件是标志着全球化进入减速转型阶段的迹象，虽然全球化的总趋势并未改变，但全球化减速的新阶段可能对中国原本的贸易结构和发展趋势产生影响，改变长期的贸易惯性。三是新冠疫情下美国和欧洲经济损失惨重，影响其与中国的进出口规模。各国较为严格的入境管制措和防控措施，加之国际航班的削减对于中国与欧美等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产生不利影响。 随着美国和欧盟等主要贸易国与中国的外贸受到冲击，东盟各国和中国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东盟在今年1-4月遂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未来半年内美国疫情将依然严峻，且近期美国国内局势动荡加剧，叠加英国脱欧后欧盟经济深受疫情冲击，东盟年内依然有机会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随着全球疫情的结束，中美贸易摩擦的缓解，美国也存在增强与中国贸易关系的可能性。中长期来看，可能形成欧盟、东盟、美国保持与中国最为密切的贸易合作关系，三个经济体均存在成为中国最大贸易合作伙伴的条件和动力。 三、中国和东盟国家贸易合作前景良好 虽然疫情之下中国和东盟贸易发展环境不利，但从经济增长前景、劳动力供给和成本、双边国际分工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各方面来看，中国和东盟贸易发展前景依然广阔。东盟阶段性地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绝非偶然。 东盟各经济体发展增速较快，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年来东盟各经济体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2018年马来西亚、文莱、缅甸、泰国和柬埔寨的GDP增幅均超过或接近11%。从人均GDP水平来看，存在较为明显的两极分化。2018年新加坡、文莱及马来西亚分别为6.5万美元、3.2万美元以及1.14万美元，远超当年全球人均GDP水平1.13万美元；其余7国的人均GDP除了泰国超过亚洲的人均GDP水平外，均不超过4000美元。从人均GDP增速来看，2018年东盟国家中的7国人均GDP环比增速均超过7%，其中马来西亚、文莱和泰国增速接近11%。经济体量持续增长和人均GDP水平上升将为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发展创造良好的需求环境。 东盟部分成员国人口众多，人口密度较大，为产业转移提供了丰沛的低成本劳动力。印尼人口超2.6亿，菲律宾和越南人口达1亿左右，菲律宾、越南及缅甸的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在东盟十国中相对较低。较低的GDP规模和较大的人口基数为其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廉价的劳动力是东盟在国际分工切入全球产业链的优势所在，能够吸引成本驱动型的外商投资，直接加入中国等贸易合作伙伴的加工环节。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价格升高和人民币升值，中国境内外贸加工企业的利润收缩，部分外资企业就转移至东南亚。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国制造业成本的提升，有35%以上的鞋类产品订单被转移至东南亚。东盟国家较为低廉的劳动力能够支撑其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也将进一步稳固和加深。 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逐渐升级，导致中国和东盟的贸易互补性稳步增长。中国曾基于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依靠劳动力成本和数量优势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的输出国。由于中美外贸关系受到中长期的负面影响，中国与其它区域经济体的经贸合作则可能趋向密切。随着中国的企业创新技术水平和产业素质的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逐渐升级，中国产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中正在由低端上升为中高端的过程中。由于东南亚人口基数较大和劳动力成本较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东南亚成为必然发展的趋势。在东盟从产业转移中获益的同时，中国也由于产业升级，中高端技术产品出口和知识密集型等服务贸易结构优化的趋势加强，东盟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互补性正在稳步增长。 区域产业合作扩大，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在中国和东盟经济体贸易商品结构优化的同时，产业领域的合作正在进一步深化。中国和东盟依据各自的产业结构特性以及发展优势，通过多种贸易方式深化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沟通及合作；基于产业链，最大化双边的互补性，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具体来说，利用良好的经济互补性，实施中西部和东盟国家的跨区域、跨境合作，如利用云南优秀的地理地质条件，推进其与东盟的水电能源、边境旅游资源的综合开发和深度合作。近些年东盟作为海南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额增势明显，高于外贸整体增速。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大力建设将深度推进双边贸易自由便利和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实现货物贸易“零关税”，为进口生产资料和原辅料的国内企业提供优惠政策。伴随着我国电子商务、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我国的服务贸易结构继续优化，将促进中国面向东盟出口产业的多样化发展。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与东盟各国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方面达成深入广泛共识，东盟日益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成效显著的地区。如果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其国际经济活动的关键货币，在贸易和投资中更多使用人民币，有利于防范和降低区域内金融风险，提升东盟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的稳定性。中国较为平稳健康的经济发展水平将为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东盟国家的“货币锚”地位提供良好支撑。虽然东盟国家大多还是存在参照美元体系的惯性，但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推进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加之经济的稳定发展及市场体量的扩张，人民币将逐渐获得其在东盟国家主要的货币参照锚地位。 东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区域，而“一带一路”则为双方共同打造贸易畅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提供了较好的政策环境，还可促进中国和东盟各国经济增速平稳增长，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的便利性。由于地理相近、物流成本较低、贸易商品互补性较强、区域产业合作加深、“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中国和东盟的贸易关系必将获得长足发展。 四、促进中国与东盟贸易发展的策略 目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肆虐，国际贸易和投资发展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为更好地促进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发展，具体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利用自由贸易协定，减少双方贸易壁垒。准确把握好自由贸易协定作为中国-东盟自贸区法律基础的重要性。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协定的优惠条款，简化双边贸易程序。研究和分析区域及次区域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基于国际协调机制，制定出具有可操性和前瞻性的发展规划，并简化货币兑换方式等贸易程序，减少关税壁垒。加强区域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加大对于双边贸易程序及政策的解读和宣传。选用多种媒体推介的形式，对贸易优惠条款及政策进行深入的宣传，如网络培训、线下讲座等。加强对于中国和东盟贸易发展的政策追踪和评估，对可能存在的内外部不确定性进行预测，建立事前预警体系，减少潜在的贸易风险。 第二，提升金融开放程度，促进双方金融系统互相接入。目前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金融开放程度不足，东盟并未放开在当地开设人民币账户的限制。构建面向东盟的经济金融合作通道，完善跨境金融交流机制以及强化人民币跨境结算、货币交易和投融资服务，对推动中国和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稳固双边经贸关系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6月，广西以多举措大力推进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包含加大对持牌类金融金融的引进力度，支持新型金融机构落户，支持面向东盟的证券期货服务基地建设等。2018年国务院同意将广西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提高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水平提供良好的金融条件。 第三，调整和提升贸易结构，推动互补性贸易向均衡化发展。 中国需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贸易结构，促进双边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对于存在互补优势的贸易产业，可充分利用东盟国家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资源开发。这有助于缓解国内资源的缺口，同时也拓展东盟国家出口创汇的渠道。对于存在竞争的贸易产业，如机电、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中国劳动力“红利”逐步淡化，中国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将部分中国需要调整的产业转移去东盟国家。积极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鼓励更多的高科技企业参与到中国和东盟的贸易中。 第四，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推动中国与东盟贸易关系进一步发展。“一带一路”创造许多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机遇，通过国际基础设施建设便利化、海关通关便利化等，有助于促进双边经贸合作，推动双边贸易关系进一步发展。基于快速、便捷和低成本的贸易通道，“一带一路”将提高东盟各国的基础建设水平，帮助部分中国企业将产能对外输出，合理规避当前国际贸易关系面临的各类风险，加强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合作。 第五，提高人民币在东盟国家的使用，便利经贸关系发展。一是继续推动人民币成为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能源等大宗商品在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中处于较为重要地位。若这些贸易商品可以以人民币计价进行交易结算，则东盟可以有效地规避由于美元币值波动所产生的汇率风险，东盟相应的出口企业也可获得较为稳定的出口收入。二是提高人民币在产品定价中的话语权。拥有产品或工业原材料定价权可以使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主导的地位。凭借我国的综合国力，逐步取得大宗产品的定价权。三是推动人民币成为电子商务计价的结算货币。东盟国家和中国一衣带水，与中国文化有较强的关联性，消费习惯的差异较小，是“一带一路”电子商务人民币计价的重点推进和实施区域。中国的阿里巴巴、银联等知名电商企业拥有相当水平的跨境支付系统。应当鼓励国内企业的通讯、网络技术发展，根据东盟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支付惯性提供有东盟特色的人民币结算服务，便利双边经贸关系发展。 第六，促进南向通道等区域沟通及合作机制落到实处。2018年中国10个西部省区共同提出合作共建南向通道的“重庆倡议”，利用铁路、公路和海运等多种运输方式，由中国重庆向南经贵州等省份，通过广州北部湾等沿海沿边口岸，通达新加坡和东盟主要物流节点，实现全方位、多层次、战略性的互联互通。推动南向通道落地可以给予中国西部地区和周边东盟国家经贸往来、人员沟通、文化交流等更多的便利，促进中国“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 随着中国和主要东盟国家贸易合作的不断发展，中国各省市和东盟各国的合作以及各种形式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等多层次的经贸合作方式亦不断协同推进。自2006年以来，中国与东盟各国共同创建次区域合作机制。中国与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2016年形成并启动了澜湄合作机制，从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和减贫五个领域，拓展合作机会，推动城市化进程和青年交流等。中国和由文莱全部、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三国的部分地区构成的东盟东部增长区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双方在农业、能源、渔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较为密切。次区域合作有助于拉动双方经贸合作，实现中国和东盟的经济结构合理调整，向更高端的产业链布局，最终推进各层次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未来应采取切实举措，持续推动各类区域合作机制稳步落到实处。
6月10日晚间，贝因美发布公告，为聚焦核心子品牌发展，探索其他子品牌发展新路径，公司拟以1791万元将全资子公司上海贝因美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贝因美”）的100%股权转让给杭州洋驼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驼贸易”）和自然人叶峰。 其中，洋驼贸易以人民币1253.7万元受让上海贝因美70%的股权，自然人叶峰以537.3万元受让上海公司30%的股权。 搜狐财经注意到，上海贝因美2019年净利润亏损约102万元，“接盘方”洋驼贸易2019年已资不抵债，其资产总额约4006万元，负债总额约4099万元。 上海贝因美及子品牌“童享”将重组团队 公告披露，上海贝因美注册资本为1500万元，为贝因美全资子公司，目前主要负责运营子品牌“童享”的相关产品。 财务数据显示，上海贝因美2019年净利润亏损约102万元，2020年1-4月营收、净利润分别为261.9万元和18.9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贝因美将不再持有上海贝因美股权，上海贝因美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子品牌“童享”的相关产品也将由受让方组建团队进行运营。 作为接盘方，洋驼贸易目前已经资不抵债。 据介绍，杭州洋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洋驼贸易100%的股份，其是国内知名母婴行业B2B2C平台海拍客的运营主体。 2019年，洋驼贸易资产总额约4006万元，负债总额约4099万元，净资产-92万元，营收、净利润分别为7399万元和7.1万元， 叶峰为48岁，公告资料提到，其深耕中国食品快消行业近30年，曾服务于多家内外资大型食品企业，在婴幼儿乳品销售、运营及供应链管理方面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 贝因美再遭大股东减持 贝因美经营状况并不乐观。 公开资料显示，贝因美创始于1992年，主要涉及婴幼儿产品及服务等业务，曾为国产婴幼儿奶粉第一品牌。 2019年其营收为27.9亿元，同比增长11.8%，净利润亏损1.03亿元，同比下滑350.7%。 这是贝因美在2018年扭亏后，再次陷入亏损境地。 今年第一季度，贝因美实现扭亏为盈，营收和净利润分别为7.14亿元和0.13亿元，同比增长12.79%和45.24%。 3月13日，贝因美发布公告：为满足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贝因美拟以合计净值不超过12.80亿元（未经审计）的自有土地、房产、厂房、在建工程、建筑物及机器设备等向银行申请资产抵押贷款。 抵押资产包括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贝因美现代牧业有限公司等14家公司资产，占贝因美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70.46%。 自2019年8月开始，其第二大恒天然对贝因美进行了多次减持，持股比例自18.82%降至11.82%。 贝因美5月29日公告，持股11.82%的股东恒天然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067.5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