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瞩目的首批4只科创50ETF11月16日正式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作为跟踪目前科创板唯一指数科创50指数的ETF，科创50ETF的上市，正式拉开了二级市场科创板指数化投资大幕。具体来看，首批4只科创50ETF基金产品中，各家基金公司都安排了经验丰富，行业内资深的基金经理管理。日常管理费率及托管费率相同，分别为0.50%、0.10%。持有人结构方面，4只产品均以个人投资者为主。易方达、华夏、工银瑞信、华泰柏瑞4家产品个人投资者持有的份额占本次上市交易基金份额比例分别为94.15%、94.99%、93.11%、87.99%。作为科创板核心指数，科创50指数成分股具备市值规模大、交易活跃度高等特点，目前成分股包括金山办公、南微医学、中微公司等众多科创龙头企业。相较于科创板整体，科创50指数在营收增速、净利润增速、净资产收益率等关键财务指标方面更具优势。而与传统宽基指数通常半年调整一次不同，科创板50成份指数样本每季度调整一次。就行业特征而言，易方达方面指出，科创50成分股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以及生物医药产业，合计权重占比达八成；就研发投入而言，科创50具有明显的科创优势，研发占营收比重均值达11.8%，高于创业板的5.6%和科创板的9.9%；此外，科创50成分股营收增速、净利增速也远超其他板块。“随着科创板上市公司不断增加，科创50指数成分股也有望更具含金量。在此背景下，投资者可以借道科创50ETF这一工具型产品，更好把握我国科技创新发展带来的投资机遇。”华夏基金数量投资部高级副总裁荣膺表示。渤海证券统计显示，截至11月12日，今年以来科创50指数区间年化收益率超50%，而同期上证50、沪深300、中证500指数的年化收益率分别为13.18%、24.14%、24.23%。业内人士同时提醒，科创板涨跌幅高达20%，科创50指数波动较大，配置科创50ETF的投资者也需要警惕风险。（记者 韦夏怡）
12月10日，康弘药业对外披露了《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公司日前通过电话会议接待了包括中信证券、嘉实基金、鹏华基金等知名机构在内的38家机构投资者的调研。截至12月11日，康弘药业已获561家机构密集调研，并成为四川省辖区A股上市公司中年内最受机构投资者关注的企业。 记者据东方财富chioce数据梳理发现，截至12月11日，2020年四川省辖区135家A股上市公司中有60家企业共获得2885家机构投资者的调研，也就是说，2020年，四川上市公司中有超四成获机构调研，其中有8家获得超过100家机构投资者调研。康弘药业、成都先导、新希望、国光股份、康华生物、爱乐达、中密控股、创维数字等8家四川上市公司分别以561家、280家、218家、142家、112家、106家、102家、101家的机构调研量，入围2020年四川省辖区上市公司年内机构调研排行榜前八强。 记者注意到，上述8家企业主要分布在医药生物、农林牧渔、化工、国防军工、机械设备、家用电器等行业。其中，医药生物行业占3席，并成为机构投资者在四川省重点调研的行业领域。对于这一现象，深圳中金华创基金董事长龚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生物医药行业集中出现在机构调研榜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下的生物医药尤其是与疫情相关的疫苗类品种倍受市场关注。” 提及2021年对四川辖区上市公司的投资看法，龚涛认为，“从机构重点调研四川的领域来看，2021年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大背景下，生物疫苗从研发转入生产，业绩提升预期会引发生物疫苗股的二次炒作。国防军工是长期业绩兑现期，持续性会更好，而化工、家电、机械设备则属于恢复期，个股分化会加剧，建议加大基本面研究。农林牧渔则有独特价格周期，主要看价格周期的变化。”据东方财富chioce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上述8家企业均实现盈利，前三季度合计实现净利润76.3亿元，实现营业收入857.43亿元。 从二级市场来看，今年以来，上述8家企业中除创维数字股价下跌25.69%以外，其余上市企业的股价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排除今年新上市企业，爱乐达的股价以246.61%的区间涨幅蝉联2020年四川省辖区上市公司年内涨幅榜第一名。 据悉，爱乐达主要从事军用飞机和民用客机零部件的精密加工业务。第三方研究机构透镜公司创始人况玉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首先，爱乐达其自身业绩优势明显。其次，企业所处的国防军工领域近几年一直是二级市场关注的热点板块。另外，由于近年来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飞机高端制造等方面非常受投资人关注。”财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爱乐达实现营业收入1.85亿元，同比增长91.62%，实现净利润8857.11万元，同比增长99.84%。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郑忠良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用这句话来形容瑞幸咖啡董事长陆正耀过去两年半的人生历程再恰当不过了。 5月19日，瑞幸咖啡公告称，公司于5月15日收到纳斯达克上市资格审查部门的书面通知，决定对其施行摘牌。这距离瑞幸咖啡2019年5月17日在美国上市刚好一年时间。广大投资者损失惨重，这其中竟然有240家机构投资者，不乏像美银、贝莱德、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这些鼎鼎大名的投资公司。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作为投资者，我们应该从这个事件中获得什么启示呢？ 第一，投资要回归理性，回归常识。真味只是淡，至人只是常。瑞幸一开始就讲了一个非常宏大的故事“从咖啡开始，让瑞幸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据瑞幸咖啡招股书显示，2018年中国人均咖啡消费量6.2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咖啡消费量仅为美国的1.6%。中美之间的人均咖啡消费差就是瑞幸的潜在市场份额。其实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个故事的逻辑难以自洽。 按照这个逻辑，一个中餐企业是不是可以说：中美之间人均中餐的消费之差就是这个中餐企业的潜在市场份额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饮食文化的差异是顽固且显而易见的，四十年前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曾兴起过一阵咖啡和洋烟洋酒热，但没过多久就偃旗息鼓，烟消云散。经过几千年中华饮食文化熏陶的中国人还是更喜欢饮茶和喝白酒。即便现在新潮时髦的年轻人更喜欢的还是奶茶，网红奶茶店比比皆是，又何曾见过几个网红咖啡店？脱离中国的饮食文化和常识，被创始人的宏大叙事激动得热血沸腾的投资者只会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再者，饮食行业看似门槛低，但其实非常专业化，需要长时间的耕耘和积累，那些成功的企业无一不是如此。反观瑞幸的创始人和管理团队对咖啡行业完全是“门外汉”，他们希望借助汽车服务的经验，用互联网的思维来迅速做大做强咖啡这个对他们完全陌生的行业，失败是大概率事件。 第二，管理团队的诚信至关重要。瑞幸咖啡的管理团队在诚信方面的历史记录难以自证清白。瑞幸咖啡的董事长陆正耀也是神州租车的董事长，神州租车2014年在港上市后，随着陆正耀和机构投资者不断减持，神州租车的股价也是从最高位跌落，陆正耀和机构投资者赚得盆满钵满，少数股东则损失惨重。根据瑞幸的招股文件显示，瑞幸咖啡上市后董事会主席陆正耀、公司CEO钱治亚、陆正耀的亲属Sunying Wong分别质押了所持有美国存托股票的30.0%、46.8%、100.0%，以陆正耀为首的创始人团队，整体股权质押率已达49%，合计质押的美国存托股票占到公司总的美国存托股票的24.1%。公司上市后创始人便减持和质押股份的行为间接证明了其“商人”而非“企业家”的角色定位。此类公司缺乏长远的愿景和使命感，上市就是其最终的目的，在二级市场投资这样的公司难免存在巨大风险。此外，瑞幸的独立董事邵孝恒曾在多家被控存在欺诈行为的在美上市中国公司担任董事，这显示出邵孝恒先生可能并没有尽到独立董事的勤勉义务。今年2月1日浑水发布做空报告后，瑞幸先是发布公告坚决否认所有指控，随着2月5日美国部分律师事务所开始启动针对瑞幸的集体诉讼，瑞幸被迫于4月2日发布相关公告。瑞幸财务造假事件终于得到证实。这一系列迹象充分表明瑞幸的管理团队具有明显的机会主义倾向。 第三，企业的价值最终取决于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而非其他。商业的本质是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满足用户的需求，从而获得回报。企业的经营者只有专注于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改善提升客户体验，逐渐培育客户忠诚度、积累口碑，在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过程中持续提高盈利能力，从而提升企业价值，才能为投资者带来源源不断的回报。企业价值的提升是日积月累水到渠成的过程，需要企业经营者坚持不懈的努力。只有扎扎实实专注于产品或服务质量的提升，才能为客户和投资者创造价值。成功的路上没有捷径，舍此别无他途。很多企业经营者将主要精力专注于商业模式、市场营销的创新，这些举措只能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瑞幸咖啡所处的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是一个典型的红海市场，专注于产品和服务尤为重要。 第四，烧钱快速扩张模式不可持续，无助于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如今资金充裕的大背景下，很多企业经营者不愿埋头苦干下“笨功夫”，而是希望借助资本的力量快速挤压对手抢占市场。依靠一轮又一轮的融资，通过高额补贴吸引价格敏感性客户，不断提高市场份额挤压竞争对手，直至最终获得垄断市场地位后通过提高产品或服务价格来实现盈利，实现“赢家通吃”的局面。 这种简单粗暴的竞争方式破坏了行业生态，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其实质是破坏和减损了社会价值。一是高额补贴吸引的只是价格敏感型客户，无法培养客户忠诚度，一旦补贴消失，这些客户就会离开，动摇了企业价值的基石。二是由于企业的经营者关注的是如何快速提高市场占有率打压竞争对手，难以专注于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无助于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三是持续的价格补贴需要不断的外部融资，如果融资的速度赶不上烧钱的速度，企业的资金链就会断裂，从而陷入经营困境。四是高额价格补贴造成收入难以补偿成本费用，造成了亏损，侵蚀了企业的资本。五是即便企业后来获得垄断市场地位，通过提高产品或服务价格实现盈利，这种由于垄断产生的盈利以牺牲消费者的福利为代价，也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六是这种竞争方式必定以上市融资为目的，上市之后资本市场的压力迫使企业采取更激进的扩张政策和会计政策，为经营失败埋下隐患，最终将给中小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损失。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回归常识，选择专注于产品和服务、诚信勤勉的团队管理的公司，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
12月11日，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在证券日报社举办的第四届新时代资本论坛上表示，2021年，人民币还将继续走强。在全球央行零利率、负利率的状态下，中国央行还保持一个正常的利率水平，加上人民币升值，中国的核心资产将会受到全球投资者的追捧。
本报见习记者 吴晓璐 3月1日，新证券法将全面实施。新证券法新增第48条规定，股票终止上市情形由交易所的业务规则规定，新证券法不再对退市作出具体规定。各界专家也纷纷表示，在退市新规出台之前，现行规则继续适用。证监会召开2020年系统工作会议时强调，要优化退市标准，进一步畅通市场化法治化退出渠道。 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过几次改革，目前我国的退市制度已有很大改进，新证券法优化了上市公司退市情形的规定，取消了对退市的具体要求，将退市标准交由交易所制定，这和注册制理念一致，体现了对市场的尊重。退市制度有望在退市标准多元化、加强执行力度、加大投资者保护等方面有所改进。 近几年，证监会启动了三轮退市制度改革，目前已经形成了包括财务类、交易类、规范类及重大违法等多元化退市指标体系。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总的来说，退市主要有两种形式，强制退市和自愿退市，其中兼并重组属于自愿退市。如果强制退市门槛较低，实际上就会造成新的系统性风险，不利于稳定投资者预期。严格执行强制退市可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重要的是，如何在制度设计上，平衡好精准打击违法行为和最大限度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刘锋表示，证券法修订后，把设定强制退市触发条件的权限下放给交易所，优化退市标准需要注意以下问题，首先，应当在强制退市触发条件中，明确列出大股东欺诈发行、侵犯中小股东权益、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形。这些情形以前只是涵盖在其他情形等兜底性条款中;其次，进一步明确退市股票继续交易的机制。目前，上市公司退市后可在三板市场继续交易。应当进一步明确，退市股票在三板市场的具体交易制度(如交易频率、报价机制、投资者适当性等)，经过整理后能否由三板再次转入主板等问题;最后，对于因大股东违法违规而导致退市的，可以考虑把退市和投资者索赔同步进行，优先使用大股东股权偿付对中小股东赔偿。 潘向东认为，优化退市制度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首先是打破退市标准过于倚重财务制度的方式，完善多元化退市体系;二是完善退市制度的配套措施。对于已经退市的上市公司，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使得投资者依然可以实现在产权市场的流通和市场化转化，同时对于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退市的，对投资者造成的损失，应依法予以追究，同时建立投资者保护基金，从配套措施促进退市机制的有效实施;三是，严格落实退市主体责任，提高退市的执行力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优化退市制度，需要从优化退市标准、退市指标、退市渠道、投资者保护、退市监督等方面入手，针对不同的证券市场的需要，制定更加精细化、个性化、差别化，更符合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和改革需要的退市制度，也更有利于满足证券市场化改革不同阶段的需要。 2019年，A股共有18家公司退市，创历史新高。从退市类型上来看，包括1家主动退市，9家强制退市(其中6家属于面值退市)和8家重组出清资产方式退市。 免责声明：本文不构成任何商业建议，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本站发布的图文一切为分享交流，传播正能量，此文不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内容仅供参考
“资本市场生态体系好坏与否的关键是机制体制问题。” “在‘零容忍’的严监管环境下，健全的退市制度将是淘汰劣质企业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可以保障资本市场实现优胜劣汰。” “在中国A股市场，投资者用ETF就可以做全球资产配置。” …… 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迎来了发展30周年的光辉时刻。30年来，努力构建资本市场良好生态一直在前行，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站在“三十而立”的历史节点上，资本市场再出重拳，未来，资本市场将全面落实对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要求，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和良好生态。 “而立之年，不破不立”。“零容忍”政策将对资本市场产生哪些深远影响，未来应该如何进一步完善证券执法体制机制，如何更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 生态建设的关键是优胜劣汰 记者：1990-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走过了30年。在栉风沐雨的30年间，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从无到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资本市场生态建设也一直与时俱进，为资本市场发展保驾护航。首先请您对我国资本市场生态体系建设情况做一个整体评价。 刘锋：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围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我国初步形成了由监管机构、上市企业、投资机构和个人、中介机构等各方主体共同构成的较为完善的资本市场生态体系，成就是非常大的。 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路，现在我们的资本市场规模，无论是股市，还是债市，都居全球第二。我们上市公司的数量和美国差不多，都是4000多家。同时，我们基本的市场运营体系、交易系统、交易方式都已经建立起来了，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交易效率可能比美国都高。 取得如此卓著的成就，源于我们的后发优势，我们的资本市场从0到1，发展很快。但是，进步快的同时，也面临发展比较粗糙和容易出问题的现实，所以未来从1到2的进程就比较难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资本市场的诸多乱象，包括难以建立长期预期，市场投融资参与主体行为纷纷短期化，甚至不惜违法违规、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致使市场牛短熊长、暴涨暴跌、市场价格信号混乱、交易行为失序等情况频频出现。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出问题很正常。良好的资本市场生态是允许坏的东西存在的，就如同用农药把害虫全打死了，青蛙没有食物，也无法生存。但是，伴随经济体量的增大，这些问题一定要得到有效处理，这也进一步引发我们对如何完善资本市场生态体系的深入思考。 记者：您认为，下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生态体系建设的重点是什么？ 刘锋：我认为，资本市场生态体系好坏与否的关键是机制体制问题。以美国资本市场为例，其自我创新能力和修复能力非常强大，这便是制度的力量。好的制度，最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在于能否实现优胜劣汰，好的公司要有明显的激励机制，而对于作假作弊的，要严厉打击，不给或者限制其生存机会，而且还要对其进行惩治。当然，在资本市场生态体系逐渐完善的过程中，会有漏网之鱼，但是要把其降到最低程度。也就是说，我国在完善资本市场生态体系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制度窟窿逐渐补上，这才是前进的方向。 既然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就要按照资本市场的规律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其基本要求就是公平、公正、公开。在资本市场，投资人买的是企业的债权和股权，权益的保障是通过契约约定的，需要通过法律体系来保证合约的有效性，这包括两点：第一，此权益要被明确清晰界定、规范和保护；第二，对违约行为要有清晰的惩罚性法律条款和可强制执行的法律措施，因为侵权而造成的损失，应该获得赔偿。哪个环节出问题，就要在哪个方面补短板，及时补充和完善基础的制度缺失。因此，我们要建立强大的立法、司法和执法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在资本市场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 第一，从立法环节来说，比如针对退市的问题，退市的时候怎么清偿资产，这不是仅仅通过新《证券法》就能解决的问题，《刑法》也要跟上。现在我们的立法程序存在一些问题，要么是重复，要么是部门制约，立法效率很低。由于我们是大陆法系，要先有法律条文，司法才有依据，所以必须提升立法的速度和质量。 第二，立法之后，从司法和执法环节来说，必须将处罚落到实处。我们很多案件都悬而未决或者最终不了了之，这样会很伤投资者的心。资本市场是有记性的，这些“反面教材”对市场建设非常不利，这涉及整个市场体系的信用问题。投资者来资本市场投资，第一要有安全感，第二才是赚取收益。投资者可以承担风险，但风险得公平公正才可以，比如弄虚作假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风险，并且，我们现在违法成本太低，造成一种负向激励。因此，必须启动严厉的赔偿和处罚机制。 我们看到，新《证券法》夯实了诸多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同时，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刘鹤副总理提出“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九字方针；7月1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会议再次提出了资本市场“零容忍”的政策，为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明确了方向。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司法体系要配套和完善，同时手段要加强，以促进资本市场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 记者：正如您刚才所说，国家正在全面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要求，您认为，这一举措，将对资本市场产生哪些深远影响？ 刘锋：“零容忍”的提法精准、深刻、具体，抓住了资本市场建设的“牛鼻子”。其深刻含义是，要花大力气建立健全资本市场制度，同时更严格地执行这些制度，从而让资本市场在制度、法律的框架内有效运行。其落脚点是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市场的良性运作和优胜劣汰的环境，建设对投资者和融资者都有益处的生态环境。真正做到“零容忍”很难，我们需要往这个方向努力。 未来，对财务造假、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等行为“零容忍”将是资本市场“强基固本”的良药。此外，以往我们加强监管，往往认为其对象是违法的上市公司等主体，最近一段时期，监管方把对中介机构的“零容忍”也提到了显著高度，这抓住了当前一些市场乱象的病根。 总之，在“零容忍”的严监管环境下，大家都将变成守规矩的市场参与者，不仅上市公司要守规矩，投资者、中介机构也要守规矩。同时，监管方也要守规矩，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市场各参与主体都知道自己的行为边界，守好自己的底线，这样的话，资本市场的生态将会不断净化，并形成健康的良性循环机制。 完善立法、司法和执法体系 记者：一些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以及不健全的退市机制的确影响了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也是“零容忍”政策的重要直击方向。为了将“零容忍”的政策落到实处，未来完善证券执法体制机制的着重点是什么？ 刘锋：以下几个层次的问题需要完善和补齐。 第一，及时发现造假行为。比如针对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造假的行为，及时发现并非易事，今后要加强稽查系统建设，提高其专业水平，并借助一些科技手段来追踪造假行为，发现问题要快、准、狠。 第二，惩处对象一定要准确。以前针对造假行为，我们偏惩治机构，而不是个人，今后要把参与作假的所有人都考虑在内。这里要强调的是，应把投资人也纳入监管范围，因为很多投资人本身也在作假，如利用假身份参与交易活动。其既是投资人，也是大股东，可能存在操纵市场或者内幕交易等行为，如“老鼠仓”、庄家对敲、散布虚假信息或谣言等违法行为。 第三，严格执法。“零容忍”包括对造假的不当处置实现“零容忍”。在处置力度和方法上，针对造假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如何赔偿，应有详细规则。执法系统要对造假人的财产进行处置，即使做信托，利用相关的条款设计来规避责任，都是无用的。除了财务造假，我们还要完善账户登记系统，进行严格的场外配资调查，让市场操纵者无所遁形。 第四，对投资者的诉讼和赔偿机制要落到实处，在这方面，投资者保护基金要充分发挥作用，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记者：良好的资本市场生态建设有利于从根本上保护投资者权益。从新《证券法》的制定实施，到最近几次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会议，都在强调投资者保护。您认为，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零容忍”的政策，将如何把投资者保护工作推向更高层次？ 刘锋：我们以财务造假和不健全的退市制度为例，来阐述如何进一步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第一，财务造假对投资者的伤害是最大的，因为投资者先天存在信息劣势，其做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就是看财务报表，如果这方面不可信、不可靠、不全面、不真实、不及时，那么对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影响将是致命的，可见真实的财务状况是投资者赖以生存的最核心点，所以才要对财务造假行为“零容忍”。 未来，在对财务造假行为“零容忍”等严监管的政策保障下，市场将会净化，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状况能够获得更加真实、准确、专业的了解，从而更好地判别其质量和风险，投资决策的准确性和偏好性都可以提高。这样，不管投资者是谁，其合法权益都能得到保障，尤其对最弱势的中小股东而言，更是如此。同时，对财务造假行为“零容忍”的政策对于分析师等专业人士的判断也是有益处的，因为分析师所做的分析，也都是建立在假定财务报表是真实的基础上。 第二，针对不健全的退市机制，“零容忍”的政策对投资者保护的意义更大，尤其是我国资本市场逐渐探索试点注册制之后，其意义更加凸显。注册制和审批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其根本区别在于原理不同，这就如同高考和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区别，高考是选拔考试，是有人员数量限制的，是根据考试结果“择优录取”；而四六级考试是水平考试，只要达到最低标准就可以。实施注册制，就是告诉所有人，能够成功上市的公司只是达到了最低标准，进来的不见得是最好的，投资者要根据其上市后的表现再作判断。 注册制下，没有上市公司的数量限制，但一定要有淘汰机制。以美国为例，美国股市多年来始终保持较高的退市率，平均每年退市的有300家公司左右。而反观我国，由于退市不畅，很多垃圾股造成了明显的“堰塞湖”效应，投资者又没有鉴别能力，往往都是一窝蜂地炒作，其权益严重受损。而在“零容忍”的严监管环境下，健全的退市制度将是淘汰企业的重要出口，可以保障资本市场实现优胜劣汰。另外，即使上市公司退市之后，也不代表就不管投资者了，其还是需要赔偿投资者的受损权益。 投资者可以用ETF做全球资产配置 记者：出于中国资本生态建设的不断完善以及国内资本市场波段行情的综合考量，您认为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应该如何把握资本市场的投资机会呢？ 刘锋：从投资的角度来看，一直以来，中国老百姓的财产主要有两种形式，即银行储蓄和房地产，财产性收入较低。资本市场的发展给老百姓的财富管理多了一个选项，并且这个选项非常重要。伴随我国中产阶层的逐渐壮大，债权股权投资具有非常大的潜力。 从融资的角度来讲，股权和银行贷款不同，资本市场给企业提供了获得长期资本的空间，投资者把钱直接投到企业，谁有本事挣钱，谁就能获取投资者的更多青睐。这样资金的使用效率就会提高，社会财富水平和福利水平也会大大提高。 因此，长期来看，中国资本市场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在A股市场，就可以用ETF（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指数基金）做全球的资产配置。现在我们已经有以美国纳斯达克100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中概股指数、德国DAX指数、日经225指数、恒生指数等国际主要市场指数为标的的ETF基金，以及上百只涵盖A股所有行业、板块和个股的各类指数的ETF基金。投资者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设立一个比例，做3-5年或更长时间的区间配置，进行分散投资，这样在市场低位的时候不用过于恐惧或加仓，而在高位的时候，则应该适当减仓。 而从短期来看，如果投资者是散户，资金量很小，也没有时间研究报表或者盯盘，那么，其投资行为将是非常不理性的，在资本市场上，他们同专业人士做交易，就如同拿着红缨枪与飞机大炮博弈，获胜或赚取超额收益的概率太小了。因此，奉劝普通投资者，像现在这样波动较大的市场，不要或小心参与，不要心存幻想，这对自己有害无益。 记者：下半年以来，百亿级甚至千亿级体量的爆款新基金屡屡现身市场，但是很多基金业绩表现并不尽如人意，难逃“爆款基金魔咒”。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应该如何投资基金呢？ 刘锋：我国公募基金呈现出的是“大而不强”的局面，基金管理公司作为成熟的专业机构投资者，本应改变我国资本市场散户盛行的格局，但是实践表明，基金行业的发展仍然呈现出散户思维，投资行为短视化，业绩波动幅度大，基金经理流动性高，不仅没有稳定市场，而且还时常参与追涨杀跌、“击鼓传花”，甚至发生“老鼠仓”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因此，中国基金公司的运营模式是有问题的。 基金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分散化投资，真正在市场低位的时候，风险反而不大。很多时候，基金公司都喜欢在市场高位的时候发售新基金，申购赎回费用又高，投资者赚取投资收益的空间就会大打折扣。投资人要看清楚这个形势，不要买高位时段发售的新基金，可以去买存续时间较长且有良好业绩记录的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但是，很多投资者在低位的时候会出来，他们是把基金当作股票了。定投其实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从而把情绪屏蔽掉。现在，基金里面，投资成本最低的便是ETF了，投资者对此可以适当考虑。 刘锋，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绿色委员会执行副主任委员，中国证券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智库联盟成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曾荣获2018亚洲资本“金方向”年度卓越金融家奖，福布斯中国优选理财师2009-2018年十周年“卓越贡献奖”，财新数据咨讯2019中国资本市场杰出成就个人。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对各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并引发了多层次的政治动荡，是近百年来全球范围内遇到的一场罕见危机。中国在率先控制了疫情的影响之后，已经走上了经济复苏的道路。上周刚闭幕的两会对中国未来一年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指导思想，其中不以GDP增速为中心目标的经济规划，充分体现了政府对疫情之后的经济发展的务实认知和以防控疫情再生、恢复生产、改善民生为核心的指导思想。而在此之前已经发布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进一步确认的对资本要素市场进行改革的举措，有利于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为实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 4月9日，中央重磅发文，进一步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包含了完善股票市场的基础制度、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增加有效金融服务供给、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等四方面的内容。 这次资本要素市场改革的重心是市场化和法制化建设。市场化就是要放松和取消一些不必要的管制，全面推动股票市场注册制的实施，使得市场真正能够为投资者找出投资价值。而法制化的重要抓手是加强基础性的制度建设，特别是在实施注册制的过程中，对信息披露的要求需严格执行，对违法违规的行为和责任人严惩不贷，同时要进一步落实退市政策，并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自去年7月科创板推出和注册制试行以来，至今已有超过100家科创企业成功上市，为A股市场带来了生机。创业板也将进行注册制改革，进一步推广和完善科创板的实践，让市场在价格发现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有效地提升市场的效率。将来沪深两市相互借鉴、竞争发展、相得益彰，可共同为企业提供开放的融资平台，并为投资者提供可信任的投资平台。 未来随着注册制的不断推广，只要各板块的标准和要求明确，让各类企业对号入座，投资者也可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形成完整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发挥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前一段爆出的瑞幸财务造假事件对市场中违法违规和信息披露的问题起到了警醒作用。从3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证券法》及其相关的监管措施，对违法违规的惩戒力度也有了大幅的提升，并为帮助中小投资者维权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其一，推行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体诉讼制度，帮助中小投资者参与到这些违法企业的司法诉讼过程中，以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赔偿；其二，确立专门的投资者保护机构，由机构代表投资人对这些违法企业实现权益的维护。这些都是在打击各类造假和欺诈行为过程中，从法律制度建设和市场监督机制两方面所需要采取的一些强有力措施。 这些举措的重要效果就是产生一种威慑作用，提高企业违法违规的成本，从而减少违法违规事件的发生。这方面，美国市场的实践经验可以为鉴。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随着美国投资者保护条例执行力度的增强，美国个人投资者保护机构所处理的诉讼数目正在逐步减少，说明这个市场变得越来越透明，投资者利益也就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随着市场越来越成熟，投资者的投资习惯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市场中的投资理念和投资形态也会发生变化。例如长期价值投资会得到更多的追捧，通过专业的投资机构进行投资也应成为市场的主流。 此次，中央鼓励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也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降低企业违法违规动机的有效举措。一般来说，股票分红对公司的成本相对比较少，但对投资者来说却有一定的股权稀释风险；而有条件的时候，公司进行现金分红，实际上是对投资者更有价值的回馈，而投资者可以自行决定对于分红的现金如何进行再投资。而对于企业管理人来说，分红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因为这样企业就没有更多的自由现金可以挥霍。所以，现金分红也是对股东负责的、良好的公司治理的体现。 此外，在A股市场推进注册制改革的同时，还需要推进退市制度的常态化执行，将违法违规的公司“赶出”市场，同时也让市场中的“僵尸企业”消失，避免占用更多的市场资源，使得更多有价值的企业可以进入股市，让投资者有机会实现更多的投资价值，形成一个良好的市场循环。 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主要表现在它的价值发现和资产配置功能，而股票交易制度对市场价格的发现过程是十分重要的。关于“T+0”和“T+1”交易以及涨跌停板设置的争论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观点双方各执一词。但从学术研究的结果来看，“T+1”交易和涨跌停板对市场价格发现的效率有所阻碍。虽然“T+1”的交易限制和涨跌停板表面上对股票波动的幅度有一定抑制，但一旦出现涨跌停板时，个人投资者实际上还是很难打开涨跌停板的，而“T+0”交易的缺失也使得投资者不能及时地对突发信息作出反应。所以，从真正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角度出发，“T+1”交易制度和涨跌停板所起到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但要真正实现“T+0”制度并扩大或消除涨跌停板，还需配套相应措施，例如对操纵市场行为的严惩以及设置合理的熔断机制。 另外，若是没有完善的做空机制，对市场的价格发现也会产生一定的障碍，因为这时市场价格只能反映乐观的信息，而悲观或负面的信息则被屏蔽，不利于市场的有效监督。目前推行做空机制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主要问题在于我们市场中融券难、融券贵的现象还比较普遍。所以，我们在制度上也需要做一些相应调整，使得我们能够广开“券源”，同时又杜绝裸卖空和恶意做空，形成一个合理且有效的做空机制。 合理的市场基础制度和交易机制可以使得资本市场能够有效地为企业和机构提供融资便利，更能为投资者提供有价值的投资标的和组合，这也为国际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国际资本对中国股市的配置需求是非常旺盛的，而中国股票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很大。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对于市场定价机制的成熟和流动性的供给都有积极的作用。而中国金融行业的对外开放政策，以及这个政策的不断实施和落地，也会引入更多的海外金融机构参与到中国市场，提高它们在中国市场的参与度，增进它们对中国经济、对中国市场价值的深入了解，从而进一步促进我们资本市场的国际化。 总体而言，从需求的角度来看，中国A股市场的发展空间是巨大的。中国的居民财富需要改变以房地产资产为主的资产结构，以增加金融资产的比重，而国际资本的配置需求也青睐中国资本市场。从供给的角度来看，资本要素市场改革的措施将会促使更多有价值的公司能够参与到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融资，从而使得资本市场的标的供给更加充足。这两个趋势的结合将使得我们整个资本市场的市场化定价机制进一步完善，更具有投资价值。 从长期来看，A股市场的前景非常良好。就像巴菲特所说的，投资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实际上是对一个国家未来经济发展信心的体现。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也将充分体现在中国资本市场所带来的价值提升和财富效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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