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 一、外汇交易中心调整CFETS权重 （一）调整背景：2017年第三次权重调整 2020年12月31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关于调整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货币篮子权重的公告》，将采用2019年度贸易数据作为权重，重新调整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货币篮子权重，从而进一步增强指数代表性。新版指数自2021年1月1日起生效。根据《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货币篮子调整规则》，自2017年起交易中心将按年评估CFETS的货币篮子，根据情况适时调整篮子的构成或相关货币权重：2017年首次调整货币篮子，新增了11种货币，CFETS篮子货币数量由13种变为24种，并调整了各币种权重；2018、2019年均未重新调整货币篮子与权重；2020年进行第二次调整，根据2018年贸易数据调整各币种权重。此次调整货币篮子权重为2017年以来第三次调整。 （二）调整内容：币种权重依据贸易额权重变动进行调整 调整理由：主要以匹配2019年贸易结构变化为标准，对货币权重进行调整，从而增强CFETS的代表性。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进出口贸易额数据，我们对比了2019年与2018年的贸易额权重变化情况：欧元区、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沙特等经济体的贸易额占比显著提升，而美国、韩国、香港地区、日本等经济体的贸易额占比则显著下降。相应的，此次CFETS币种权重的调整与贸易额权重的调整方向基本一致，欧元、澳元、马来西亚林吉特、沙特里亚尔权重提升，而美元、韩元、日元权重下降，从而了增强货币篮子与贸易结构匹配度，更好体现人民币货币篮子对贸易竞争力的影响。 二、权重调整带来的影响 （一）对内外盘分析框架的影响：影响各币种系数 在我们内外盘联动的分析框架中，各币种系数发生改变。根据中间价形成公式，t日中间价=t-1日收盘价+（t日维持CFETS稳定的隐含中间价-t-1日中间价）+逆周期因子。利用CFETS指数编制公式，可以推导出一个“内外盘联动分析框架”，即CFETS变动+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变动=外盘各币种变动加权值。此次调整CFETS币种权重并不改变这一分析框架，但会改变外盘各币种系数，具体系数参见图表6。（二）各币种系数的变化相当于对人民币汇率影响力的变化吗？ 答案是否定的，美元权重调低后美元指数波动对人民币中间价的影响有所提升。利用“内外盘联动分析框架”做进一步的分析，假设美元指数主动升值1%，即美元指数篮子内的所有货币同步升值1%，在新的CFETS系数下，人民币中间价的贬值压力为贬值0.361%，而在旧的CFETS系数下，人民币中间价的贬值压力为贬值0.355%。导致系数不等于影响力的原因主要是欧元、英镑权重提升。同时，在压力测试的范围中，新系数下美元指数波动导致人民币中间价波动的区间扩大。 欧元权重调高后欧元波动对人民币中间价的影响大致不变。假设欧元主动升值1%，则美元指数将被动贬值0.58%，在新的CFETS系数下，人民币中间价的升值压力为升值0.208%，而在旧的CFETS系数下，人民币中间价的升值压力为0.205%，可以看到此次权重调整后欧元波动对人民币中间价的影响大致不变。欧元的影响力基本不变。同时，在压力测试的范围中，新系数下欧元波动导致人民币中间价波动的区间也有小幅扩大。 风险提示：汇率形成机制进行大幅改革、中国贸易结构大幅波动 报告目录 报告正文 一 外汇交易中心调整CFETS权重 （一）调整背景：2017年第三次权重调整 2020年12月31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关于调整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货币篮子权重的公告》，将采用2019年度贸易数据作为权重，重新调整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货币篮子的权重，从而进一步增强指数代表性。新版指数自2021年1月1日起生效。根据《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货币篮子调整规则》，自2017年起交易中心将按年评估CFETS的货币篮子，根据情况适时调整篮子的构成或相关货币权重。2017年首次调整货币篮子，新增了11种货币，CFETS篮子货币数量由13种变为24种，并调整了各币种权重；2018、2019年均未重新调整货币篮子与权重；2020年进行第二次调整，根据2018年贸易数据调整各币种权重。此次调整货币篮子权重为2017年以来第三次调整。 （二）调整内容：币种权重依据贸易额权重变动进行调整 调整理由：主要以匹配2019年贸易结构变化为标准，对货币权重进行调整，从而增强CFETS的代表性。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进出口贸易额数据，我们对比了2019年与2018年的贸易额权重变化情况：欧元区、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沙特等经济体的贸易额占比显著提升，而美国、韩国、香港地区、日本等经济体的贸易额占比则显著下降。此次CFETS币种权重的调整与贸易额权重的调整方向基本一致，主要还是出于增强货币篮子与贸易结构匹配度，更好体现人民币货币篮子对贸易竞争力影响的目的。 调整权重：此次并未调整币种，仅对各币种的权重做出调整，主要特点为欧元、澳元、马来西亚林吉特、沙特里亚尔权重提升，而美元、韩元权重下降，与贸易额结构变化基本匹配。具体来看，权重下调幅度较大的币种包括美元（下调2.8%），韩元（下调0.8%），瑞士法郎（下调0.34%），而权重上调幅度较大的币种欧元（上调0.75%），澳元（上调0.69%），马来西亚林吉特（上调0.61%），沙特里亚尔（上调0.55%）。近两年，随着美国占我国贸易权重下降而欧元区提升，CFETS篮子中的美元比重连续2年下调，欧元比重则连续2年上调。 二 权重调整带来的影响 （一）对内外盘分析框架的影响：影响各币种系数 在我们内外盘联动的分析框架中，各币种系数发生改变。根据中间价形成公式，t日中间价=t-1日收盘价+（t日维持CFETS稳定的隐含中间价-t-1日中间价）+逆周期因子。利用CFETS指数编制公式，可以推导出一个“内外盘联动分析框架”，即CFETS变动+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变动=外盘各币种变动加权值。此次调整CFETS币种权重并不改变这一分析框架，但会改变外盘各币种系数，具体系数参见图表6。 （二）各币种系数的变化相当于对人民币汇率影响力的变化吗？ 答案是否定的，美元权重调低后美元指数波动对人民币中间价的影响有所提升。利用“内外盘联动分析框架”做进一步的分析，假设美元指数主动升值1%，即美元指数篮子内的所有货币同步升值1%，在新的CFETS系数下，人民币中间价的贬值压力为贬值0. 361%，而在旧的CFETS系数下，人民币中间价的贬值压力为贬值0.355%。导致系数不等于影响力的原因主要是欧元、英镑权重提升。同时，在压力测试的范围中，新系数下美元指数波动导致人民币中间价波动的区间扩大。 欧元权重调高后欧元波动对人民币中间价的影响大致不变。假设欧元主动升值1%，则美元指数将被动贬值0.58%，在新的CFETS系数下，人民币中间价的升值压力为升值0.208%，而在旧的CFETS系数下，人民币中间价的升值压力为0.205%，可以看到此次权重调整后欧元波动对人民币中间价的影响大致不变。欧元的影响力基本不变。同时，在压力测试的范围中，新系数下欧元波动导致人民币中间价波动的区间也有小幅扩大。
疫情对全球各行各业都造成了巨大冲击，“贸易天堂”义乌的外贸人无疑处在风口浪尖。 “一个集装箱柜子的出口货物原本有3万元的利润，但汇率波动可能损失3000元，海运成本暴涨又损失一两万元，一不小心还可能遇到账户被冻结的问题，2020年的确对我们来说挑战很大。”浙江省义乌市赢嘉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文婷对表示。 日前赴义乌探访外贸人的现状。由于义乌仍以出口主导，因此在人民币半年内升值近9%的背景下，汇率损失不言而喻；运输成本更因疫情而暴涨，集装箱运价翻三四倍是普遍现象；对外汇合规的忽视，还导致一些义乌外贸商家经常出现银行收账账户遭冻结的情况。 义乌市硕光进出口有限公司负责人周新军对记者称，贸易商也在更积极地探索用人民币结算来规避汇率风险。外贸企业跨境金融服务公司XTransfer创始人兼CEO邓国标则对记者表示，外汇合规是比汇率波动更需要关注的风险，中小企业在资金跨境风控方面的挑战巨大。 汇率蚕食出口利润，探索人民币结算 人民币汇率自今年下半年以来大幅升值，美元指数截至12月15日已逼近90.6，较104的年内高点大幅贬值，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则位于6.55左右，较年内的低点7.1778升值幅度近9%，创造了罕见的波动率。 对于外贸企业而言，建立中性套保或锁汇意识刻不容缓。但接受记者采访的大多数外贸人似乎对“套期保值”这一概念都感到极其陌生。 “出口利润在汇率波动中被蚕食了，比如我们出口产品报价时汇率在6.8～6.9，但外贸周期比较长，从报价到下订单再到收货，最快也要半个月到一个月，最长两到三个月，如果汇率波动特别大，就会导致严重损失。”陈文婷对记者表示。 锁汇当然最为理想，但一方面外贸人还存在普遍的博弈心态，希望等待后续美元再度升值时再结汇；另一方面小型贸易商也很难在银行办理远期结汇、掉期等套期保值业务。“银行一般要求贸易量达到一定规模，通常是100万美元，但三四成义乌企业都达不到。”她称。 “我们并非没想过使用人民币直接结算，但多数义乌公司以出口小商品为主，海外客户更多来自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当地可提供人民币服务的网点并不普遍，所以我们收款仍以美元为主。”陈文婷称。 相比之下，周新军要幸运些，由于其客户更多来自欧洲地区，当地中资行的网点更多，“因此我们和客户以人民币报价为主，今年的汇率波动对我们影响有限。” “缺箱”严重，运费翻三四倍 除了汇率波动带来损失，在疫情背景下，运输成本也成了困扰外贸人的一个更大的烦恼。 “今年受疫情影响，集装箱出去回不来，加上全球都依赖中国供应链，导致国内‘缺箱’问题严重、运费暴增，翻三四倍的情况很多见。比如，预计一个柜子的货利润可达3万元，扣除海运成本一两万元、汇率损失3000元，可能就剩几千元了。”陈文婷称，过去运费一直很稳定，即使遇到高峰期，也最多上浮15%，但如今运费也动辄暴涨两三倍，这对外贸商的冲击不容小觑，尤其是情况尚无改善的迹象。 随着中国外贸出口的逐渐回稳向好，国内出口运力不足的情况已在多地显现。造成多地“一箱难求”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集装箱周转效率降低，并且港口拥堵导致大量船期延误，进一步加剧了集装箱回流不畅。 经过国内造箱企业近几个月的努力，集装箱紧缺的局面目前已有所改善。但是，随着海外进入圣诞季，缺箱的情况难以完全缓解。 除了义乌，在东莞等出口重镇也有此类“缺箱”情况。此前有某家具公司人士表示，集装箱非常紧缺，公司的家具主要出口欧美、中东、澳大利亚等地区，所有线路的柜子都紧缺，需要提前20天预定。例如，以前去英国的一个柜子是2100美元，现在要5000多美元。 账户冻结频发，合规风险引关注 另一个未被重视的问题则是，一些义乌外贸人时常面临收款账户被冻结的问题。 “国外客户汇款时也会用代理账户，但可能有的账户存在问题，例如曾涉及灰色资金（地下钱庄等），就会导致我们的银行卡在国内被冻结，需要我们把所有资料送到冻结账户的司法机关去解释情况，解释清楚后才能解冻账户。这也是义乌外贸人存在的普遍难题。”陈文婷表示。 邓国标对表示，不少时候是外贸人本身缺乏合规意识，“比如，有位外贸企业老板，驰骋行业多年，却毫无风险防范意识，在明知款项来历不明的情况下，在风控审核过程中拒不配合且捏造贸易单据，多次帮助骗子用自己的银行账户代收款，最终导致被银行关户。” 邓国标告诉记者，一些涉及国际欺诈分子打着寻找中国代理的幌子同时允诺丰厚的佣金，专门物色有美元收款账户的外贸企业帮助他们洗钱。“中小企业在外贸订单中占据越来越多的份额，但它们在资金跨境风控方面的挑战巨大。” 他提及，此前就接到过另一位外贸企业老板的举报，称有“骗子”通过阿里巴巴平台向他发送一封“询盘”邮件，大意为“疫情之下，伊朗的贸易款项收取不便，希望可以帮忙代收款，愿为此支付5%佣金”。但通常涉及佣金的汇款，皆存在风险，因此风控基础设施、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机制都需要企业投入更大精力。 危中寻机，积极求变 在一系列挑战下，义乌外贸人也在危中寻机，积极求变。 多位当地外贸人对记者提及，会积极探索人民币结算的可能性，而在美元结算时，鉴于人民币汇率处在升值阶段，与海外客户报价时，在协商后可尝试报到6.2～6.3的价格，避免几个月后收款时因汇率波动而导致损失。 同时，他们也开始更多关注锁汇的方式。邓国标还对记者称，“当汇率突然暴涨时，往往此后会部分回落，但若当天外贸人遇到紧急结汇需求，在汇率暴涨时可能会出现较大损失。” 疫情仍在持续，发展线上渠道也是外贸的新方向。周新军表示，从今年开始，公司在阿里巴巴国际站开展饰品方面的销售。“很多国外客户因疫情无法出国，我们的线下业务受到较大影响，但通过网上订单可部分补贴线下订单的缺口。” 此外，义乌还着力推动进口贸易。9月24日，浙江省委、省政府举行中国（浙江）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域挂牌仪式，义乌作为浙江自贸区重要组成部分，正式跨入“自贸时代”。“四五年前义乌已经在推进口商品馆，但进展较为缓慢，因为义乌80%贸易还是以出口为主。但目前人民币的购买力不断增强，义乌也在扩大进口，利用好自贸区的扶持政策。比如我们在做出口的同时，也会进口韩国等地的当红零食等。”陈文婷告诉记者。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14日讯 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14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5361，较前一交易日上调44个基点。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20年12月14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5361元，1欧元对人民币7.9285元，100日元对人民币6.2860元，1港元对人民币0.84322元，1英镑对人民币8.7061元，1澳大利亚元对人民币4.9334元，1新西兰元对人民币4.6379元，1新加坡元对人民币4.8948元，1瑞士法郎对人民币7.3561元，1加拿大元对人民币5.1259元，人民币1元对0.61960马来西亚林吉特，人民币1元对11.1599俄罗斯卢布，人民币1元对2.3072南非兰特，人民币1元对166.87韩元，人民币1元对0.56202阿联酋迪拉姆，人民币1元对0.57393沙特里亚尔，人民币1元对44.7141匈牙利福林，人民币1元对0.56040波兰兹罗提，人民币1元对0.9387丹麦克朗，人民币1元对1.2898瑞典克朗，人民币1元对1.3432挪威克朗，人民币1元对1.20242土耳其里拉，人民币1元对3.0744墨西哥比索，人民币1元对4.5993泰铢。
天眼查APP显示，近日，美团关联公司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该企业注册资本从29.4亿人民币增加至54.8亿人民币，增幅约为86.4%。 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4月，法定代表人为穆荣均，经营范围包含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经济贸易咨询等，该公司由王兴与穆荣均共同持股。
12月15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盘下挫逾百点，逼近6.55关口，与此同时，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冲高回落，最高触及6.5259。截至9点32分，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分别报6.5480、6.5306。 同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较上一交易日调降73个基点，报6.5434。 招商银行首席外汇分析师李刘阳预计，人民币汇率中枢将继续抬升，但空间不大。其支撑逻辑主要在于：一方面，美元指数明年在经济复苏和低利率的综合作用下仍然会逐步下行，这将支撑人民币汇率；另一方面，基本面因素在上半年支撑汇率上行，下半年则会压制汇率。 李刘阳表示，依据模型，人民币汇率中枢在明年上半年会升至6.4水平，而下半年，美元指数下跌的正面影响和中美息差缩窄的影响大致相抵，汇率中枢会停止上行。因而总体看，人民币汇率中枢进一步升值空间不大，会呈现双向波动态势。
自五中全会召开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引发了国内外各方面的关注与热议。《建议》中蕴含了丰富的金融层面的内容，其中贯穿了金融改革与发展要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服务的思想。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何实现金融发展与防范风险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入手，来梳理与总结《建议》中关于金融问题的论述。 金融发展：金融科技、绿色金融与人民币国际化 在金融科技方面，《建议》中大概有三方面的表述。第一，“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这意味着要把金融科技的发展与货币信贷政策更好地发挥结构性功能二者融合起来，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工具的使用来构建直达实体基层的货币信用传导机制。第二，“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虽然数字货币是目前国内外最热门的一个话题，且中国央行关于DCEP的研发在全球范围内居于领先水平，但中国政府对这个新领域的表态还是较为审慎的。第三，“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有序开放，建设国家数据统一共享开放平台。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在今年4月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改革文件中，数据作为一种单独要素被首次提出。近期市场上的一些热点事件引发了全社会关于数据要素的所有权应该归公司还是归公众的激烈讨论。未来如何界定数据要素的所有权？为何对数据要素进行估值？如何加强对数据的保护以及数据资源的流通？如何对掌握着海量大数据的互联网金融巨头进行监管？在这方面，欧盟明显走在了美国与中国的前面。 在绿色金融方面，《建议》中指出，“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发展绿色金融”。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个表态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对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然而，要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确是一个艰巨挑战。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需要各地统筹推进（有条件的地区率先达标、先进地区帮助后进地区），另一方面也需要金融市场的支持与推动。如何大力发展绿色金融，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绿色租赁等工具来促进环境保护与治理，将是十四五时期乃至未来四十年内中国金融体系持续面临的任务。 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建议》中指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过去的常用表述是“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稳慎”与“稳步”相比，前者似乎更为谨慎，对潜在风险更加重视。在2009年至2018年，中国可谓经历了人民币国际化的一轮完整周期。在上一个周期内，人民币国际化在较大程度上受政府政策推动，且非常重视发展香港等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在这一前提下，汇率升值预期、境内外利差变化将会很大程度上决定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快与慢。未来的人民币国际化将以培养境外对人民币的真实需求为基础。中国政府将会鼓励人民币在东亚产业链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广泛使用，并通过向境外投资者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来提供更广、更深、更富流动性的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RCEP的签署将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周边化提供新的动力。如何在RCEP区域内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值得深入研究。 防范风险：外部冲击、房地产与维护金融安全 在外部冲击方面，《建议》客观指出了“全球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在新冠疫情持续冲击下，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中美关系与全球化将会何去何从？全球经济长期性停滞是否会继续深化？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在中美经贸摩擦方面是否会进行重大政策调整？中美金融关系将会如何演进？未来是否会爆发中美金融战？金融战如果爆发，将会沿着何种逻辑线索展开？中国政府应该如何有效进行应对？这都是值得中国政府、学术界与市场人士思考与研判的重大问题。 在房地产方面，《建议》提出要“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新的提法。在过去，我们不是把房地产纳入实体经济范畴，就是把房地产纳入金融（虚拟经济）范畴。或者把房地产行业的不同组成部分分别纳入实体与金融范畴。所谓金融空转与脱实入虚，都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不匹配有关。这次把房地产与金融、实体经济三者相提并论，反映了对房地产的重视。根据笔者的研究，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表现为房地产相关风险、地方政府债务相关风险以及中小金融机构相关风险。值得一提的是，最近郭树清指出，房地产风险是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最大“灰犀牛”。按照笔者的观察，从2017年年底2018年年初，中国政府关于房地产的调控思路已经成型并且会长期延续。“房住不炒、因城施策、构建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这一调控思路经历了中美经贸摩擦与新冠疫情冲击两次重大负面冲击考验，而中国政府并未因为增长速度放缓而显著放松房地产宏观调控。未来，如何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逐渐消化掉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与风险，无疑是有关部门面临的重大考验。 在维护金融安全方面，《建议》指出要“维护金融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在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中，脱贫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已经顺利实现，而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与推进节能环保依然任重道远。在潜在增速放缓、中美摩擦加剧、新冠疫情爆发这三重冲击下，近期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演进表现出新的特点。例如，最近一系列地方国企产业债违约，引发了市场的普遍关注。一方面如何尽快打破刚性兑付格局、促进债券市场更加准确的定价，另一方面如何避免债市的违约现象传导叠加，甚至引爆债券违约的“雪崩”，是监管部门面临的重大挑战。如何实现打破刚兑与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权衡，是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 如何实现金融发展与防范风险之间的平衡？ 中国政府在《建议》中提出，到2035年，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即人均GDP要达到2万美元左右。换言之，要实现未来15年人均GDP翻一番，隐含的年均人均GDP增速要达到4.7-4.8%左右。考虑到以下两方面因素，要实现这一目标，其实并不容易：其一，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经济增长引擎从制造业切换到服务业的背景下，中国的潜在GDP增速正在不断减速；其二，从国际经验来看，东亚与拉美不少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之后就停滞不前，未能实现人均收入的进一步突破，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要达到未来15年人均GDP翻番的宏伟目标，需要采取一系列新的改革开放政策。毫无疑问，金融市场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将会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不少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新兴市场国家，其高增长阶段是被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所切断的。因此，实现金融发展与防范风险之间的平衡，对未来十五年的中国而言至关重要。 那么如何实现这一平衡呢？首先，中国政府必须坚定不移地克服既得利益集团阻力、推动对于提高经济增长效率而言至关重要的结构性改革，例如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服务业开放等。要解决“脱实入虚”、“金融空转”、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等问题，光靠加强金融监管是不够的，必须要靠结构性改革来引入竞争、提升效率、改变激励，最终提高实体投资的回报率。只有实体投资的回报率显著上升，才能吸引金融资源的流入，以改变“脱实入虚”与“金融空转”。事实上，结构性改革还有助于提升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甚至扭转潜在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 其次，中国政府应该把握好稳增长与控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债务问题为例，我们一般用债务存量与GDP之比来衡量债务水平。因此，如果经济增速下滑过快，那么债务问题很可能会显著恶化。因此，在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金融风险逐渐累积与显现的大背景下，把握好稳增长与控风险之间的平衡就变得至关重要。笔者认为，传统宏观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仍应主要关注短期经济增长问题，通过逆周期宏观调控来避免经济增速过快下滑、甚至引发金融危机。相比之下，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政策应该在控风险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再次，针对存量金融风险与新增金融风险，应该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对于新增金融风险，自然可以通过加强金融监管、新老划断的方式来进行抑制。然而，对于存量金融风险如何解决，监管当局应该采取系统式思维，审慎稳健地进行应对。毕竟，中国的存量金融风险，是过去几十年高速增长时期持续累积下来的，可谓盘根错节、错综复杂，有的时候甚至“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处置不好，就可能引发风险的“雪崩”或者集中式爆发。针对这一疑难杂症，必须采取多种疗法，避免单纯的“猛药攻之”。要避免处置风险的行动本身引发更大的系统性风险，对危机爆发的可能情景要做好应对预案。 最后，在国内金融市场加速开放的同时，中国政府应该审慎开放资本账户。资本账户管理是中国经济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最后一道防火墙，拆除这道防火墙应该慎之又慎。否则，一旦发生资本大规模外流与本币贬值压力之间的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努力将会遭遇重大掣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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