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众多央企、跨国企业和科创企业的北京，在服务业扩大开放上，又有新举措。 9月7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 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的批复》(下称《工作方案》)，26条举措明确未来10年发展目标和实施方向。 记者梳理发现，扩大开放的领域主要聚焦在金融、互联网信息、教育、医疗等服务业重点行业。其中金融服务领域改革创新的内容格外丰富，尤其是对外资市场准入方面，提出了更多令人期待的细节，在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方面，也有不少举措领先全国。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记者表示，北京是国家金融管理中心，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全国领先，扩大服务业开放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金融业的开放。从《工作方案》的具体内容来看，既符合北京作为金融管理中心的定位，也汇聚了自由贸易港的一些改革举措，两方面的政策叠加，将为全国扩大和深化金融业开放提供经验和示范作用。 金融服务多领域扩大开放 当前，我国金融全方位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证券、支付、基金托管等多个领域不断向外资开放。央行副行长陈雨露近期表示，金融业准入负面清单已正式清零。 在此背景下，北京的《工作方案》提出了适合自己的开放路线图。董希淼认为，《工作方案》中金融服务扩大开放聚焦在一些细分市场和具体业务的开放，落到了实处。 这包括支持更多外资银行获得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研究适时允许在京落地的外资银行稳妥开展国债期货交易；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银行参与境内黄金和白银期货交易；支持具有一定规模、运营稳健的在京外资法人银行申请参与公开市场交易；允许外资银行获得央行黄金进口许可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主承销资格等。 一位外资银行人士告诉记者，其中最大的两项利好是研究考虑外资银行“开展国债期货交易”和“参与公开市场交易”。 今年4月，商业银行参与国债期货业务已正式启动，这对中国金融期货市场是一大突破性的进展。银行参与国债期货业务有助于提升银行债券头寸的利率风险管理有效性，同时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银行可以运用国债期货对整体资产负债表进行利率风险管理。首批试点机构是五大国有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按照《工作方案》要求，在京落地的外资行未来也有望进场交易。 据了解，截至2020年3月，获得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人资格的机构有46家，但其中只有花旗和渣打两家外资银行。可以参与公开市场交易的外资银行有汇丰、渣打、花旗、三菱4家。还没有外资银行正式参与黄金和白银期货交易。因此，在这些领域，未来政策空间还很大。 德意志银行环球市场部中国区总经理施稼晨对记者表示：“以国债期货为例，目前中国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全球投资者正加快对中国市场的投资布局。同时利率市场化的效果已逐渐显现，市场对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管理需求也不断走强。期货市场的发展对完善国债收益率定价曲线、形成更为完善的市场机制至关重要。我们也希望发挥外资机构在国际金融衍生工具上的专长，更加深入地开展本地业务，助力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国际化水平的提升。” 此外，北京此次金融服务领域的改革创新还包括：推进金融领域“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相关政策在京实施；支持社会资本在京设立并主导运营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支持外资投资机构参与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境外投资试点；审慎有序进行金融综合经营试点等。 跨境资金便利化举措国内领先 值得一提的是，在《工作方案》中，优化服务业开放发展的要素供给方面也有诸多创举。尤其是推进资金跨境流动便利化方面，有几项可以说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首先是“在北京市特定区域内，开展本外币一体化试点”。据记者了解，本外币一体化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实施落地，对于北京而言，该项便利化措施也是新的。 据记者了解，本外币一体化试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本外币合一的银行账户试点，一个是本外币合一的跨境资金池试点。 《工作方案》还提到，探索开展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试点，对跨境资金流动实行双向宏观审慎管理。 “这也是一项先于全国范围的创新。”知情人士称，目前的规则是一个企业可以申请一个外币资金池，也可以申请一个人民币资金池，这两个资金池是分割的，未来合一的话，一个资金池里既可以进出外币，也可以进出人民币。企业实际获得的好处是可以把本外币统一调配，其经常项下的集中收付、轧差结算、外债额度等都可以在集团内部统一调配。 还有一些政策虽然在全国其他地区已经有过试点，但北京这次也作出了改革和创新。 比如，在全市范围开展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试点。据记者了解，过去，企业在使用资金的时候，需要向有关部门提供单证，进行审核。便利化试点之后，程序大大简化，企业在办理结汇和支付时，只需要一个支付命令函，监管部门进行后续抽查。 上述知情人士称，北京市的创新是进一步把支付命令函和申报时的付款申请书合并成一个单证，提交给银行，在全国政策基础上又进一步简化，银行和企业自愿选择。 另外，研究探索实物资产跨境转让的场内外汇结算模式，提升外汇资金结算效率。这一项也是北京先于其他地区的举措。 此外，《工作方案》还提出，研究推动境外投资者用一个人民币境外机构境内外汇账户处理境内证券投资事宜。对于境外机构按规定可开展即期结售汇交易的，北京市特定区域内银行可为其办理人民币与外汇衍生产品交易等。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充分契合了北京本地的需求。 上述知情人士对记者称，北京的特点就是央企多，资金使用比较频繁，对于外汇业务便利化方面有很多需求，特别是程序、手续的简化方面。像本外币合一，就很好地解决了企业的诉求。 同时，北京跨国公司也多。根据北京市去年通报的数据，北京跨国公司总部达179家，其中世界500强跨国公司53家，数量居全球城市首位。“跨国公司的特点是对资金集中结算要求很高，在跨国公司的相关政策方面，北京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上述人士称。
题：以更高层次改革开放开创合作新局面 新华社记者陈炜伟、李萌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走进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综合展区，8个大字格外醒目。在全球疫情尚未得到全面控制、世界经贸往来受阻的情况下，这场盛会的举行，展现了中国应对疫情的成效、经济复苏的温度，更彰显了持续深化改革、以开放促合作的诚意和决心。 服贸会是一扇窗。在货物贸易领域，广交会侧重于出口，进博会侧重于进口；此次服贸会则聚焦服务贸易。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新时期展示“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全面发展的平台。 “打造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设立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此次服贸会上北京被赋予更多使命，让北京成为外界观察中国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的窗口。 服贸会是一道门。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面对“逆风”和“回头浪”，中国亮明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姿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 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开放平台建设，继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一系列新主张新举措释放出明确信号，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服贸会是一座桥。举办190场论坛及洽谈活动，吸引148个国家和地区的1.8万家企业和机构、10万人报名参展参会……努力打造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服务贸易国际一流展会，本届服贸会为服务贸易和经济合作搭起桥梁。 当今世界，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融合是大势所趋。服贸会这座桥，为推动开放合作和世界经济复苏贡献中国智慧，也宣示了中国以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携手开创互利共赢合作新局面的信心和力量。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关于资本项目开放的一点看法。 资本项目开放已经推进了很长时间，我们可以说是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了。我们在1996年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可兑换，当时的想法是再利用五到十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后来因为国际国内的金融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可兑换。 但是在这几十年间，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个政策一直在推进。我们过去遵循一个策略，简单可以概括为：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股权后投资组合。实际推进过程中，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今天的资本项目已经基本实现了可兑换。但仍然还有很多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限制，这也是事实。 对于下一步怎么走，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最近我们听到学界有很多讨论，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余永定教授和中国人民银行参事盛松成教授对这些问题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我今天的讨论就三个问题展开，第一个问题是到底要不要开放，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时机开放最合适，第三个问题是如果要开放应该怎么开放。 第一个问题，要不要开放。学界对这个问题争议不太大，从大的方向来看，我们过去四十几年的成功其实就是因为改革开放，改革就是走向市场经济，开放就是融入世界经济。从这个大的方向来说，如果继续往前走，那么资本项目开放应该是必然的选择。 更何况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不远的将来，很快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资本项目放开，更进一步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当中，是我们的必然选择。不管我们在短期内碰到什么样的困难、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大的方向都是要进一步开放，包括资本项目开放。 第二个问题，资本项目何时开放最合适，这可能是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有的认为现在应该抓紧时间开放，有的认为现在不是好的时机。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过去几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我接受的一套理念是国际金融界的一个共识——什么时候开放最合适？应该找宏观经济环境比较稳定的时候。所谓的宏观经济环境比较稳定，就是增长比较强劲、通胀比较稳定、财政比较平衡、国际收支有一定的盈余、货币没有被明显高估等。在这样相对良好的经济金融环境下，投资者对于资本项目开放是有信心的，不太容易出现资产价格大幅度下调或者资本外逃等风险因素，会使得开放的过程变得更加平稳。 但现在再看过去几十年中各国开放的经验，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在一个时机良好的时刻选择资本项目开放，它本身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原因就在于，经济金融环境都非常好的时候，资本项目开放必然会吸引大量的资本流入，大量的资本流入当然会在短期内导致经济增长非常强劲、资产市场非常繁荣，货币也会不断升值，这些看起来都是好消息，甚至可以把这些现象解读成国际市场对于开放政策的一种投票，是国际社会对此信心大增的表现。 实际上，回过头来看，有很多国家最后反而落到了金融危机的地步，原因就在于，大量资本流入的时候经济繁荣了，但经济很可能会过热，资本市场繁荣了很容易形成泡沫，货币升值了也容易导致货币的高估。这个时候，一旦出现一个风险因素的逆转，就很容易发生很大的金融风险甚至发生金融危机。在经济金融环境比较好的时候开放，也很容易引发新的风险因素的积累。与此同时伴随着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金融环境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会高度重视风险因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经济体放开了之后，一开始形势非常好，但最后落到了金融危机的地步。 如果在经济金融环境不是那么美好的时候开放，也许决策层会更加重视对一些风险因素的防范和处置，此时的开放体制是可以更加稳健的。从这点上来说，我现在的看法是：第一，可能并不存在最佳的开放时机；第二，在经济金融环境不是那么完美的时候开放，也许会提高我们对风险因素的防范和处置，也许这样的开放是更加稳健、更加可持续的。 第三个问题，如果决定了要开放，应该怎么开放。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只能简单说两条我的看法。 第一，要采取一些宏观审慎政策。开放绝不是一放了之的事情，资本项目开放意味着跨境资本流动变得自由，但是对一些国家来说，资本的大进大出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对此，我们可以在开放的时候采取一些宏观审慎政策。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托宾税，资本流入和流出都增收0.1%-0.2%的税收，这样的税收对长期资本流动几乎没有影响，但是对于短期资本流动尤其是每周都往返的热钱会起到很大的遏制作用。类似这样的一些稳健措施，有可能会对未来金融体系和资本流动的稳健起到积极作用。 第二，要考虑改革的次序问题。金融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有一些措施先做，有一些措施后做，它自己有一些内在的规律。原来斯坦福大学教授麦金农曾经提出过一整套关于金融开放秩序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高度重视。 我个人做一个简单的概括和总结，就是我们的经济开放和金融开放大致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先实体后金融，先国内后国际，先汇率后资本。 首先，先实体后金融。先把国内的一些实体经济问题解决了，例如贸易问题、财政问题，再考虑金融开放的问题。 其次，先国内后国际。在金融开放方面，我们首先考虑解决国内的利率、市场机制的问题，再考虑对外的部分。 最后，先汇率后资本。在对外的部分，我们首先考虑把汇率的机制理顺了，再放开跨境资本流动。 在这方面，应该说我们在2015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改革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一些教训。我们之前大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到2015年我们改革汇率中间价机制，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场化举措，但很不幸的是，这后来引发了市场信心的波动，最后我们不得不采取很多措施对跨境资本流动加强管理，但实际上这样的一些举措就是为了不得不将就我们还不够灵活的汇率体系。 所以简单做一个总结：第一，资本项目开放是中国必然的选择；第二，从时机选择上来说，可能不存在最佳时机，如果在经济环境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开放，也许我们会更加重视风险因素，由此经济环境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也许是更佳的时机；第三，开放过程还是要走得更加稳健，在次序上、在宏观审慎方面要采取很多措施，这样的开放才是稳健的，才是可持续的。 本文为作者在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发表的主题演讲
无论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国家，只有开放、只有国际视野、只有敢于参与国际间的竞争，这个企业才可以成为伟大的企业，人类社会的未来、中国经济的未来，究竟应该朝着什么方向走？这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开放、就是国际化，反正封闭是没有出路的。 回望我们过去所走过的道路，你会发现中国经济最具有质的飞跃、最具有效率和质量增长的时期，是来自于我们的开放。特别是中国经济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在开放中也明显提升了。 有些人会害怕开放，比如说1998年的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人来说是是非常深刻的，总觉得这样一个金融危机可能都是开放过度所带来的。实际上对有些国家来说，可能有这个原因，因为有些国家他的经济增长过度地依赖外部资本的支撑。外部资本对他本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一旦他的经济增长的红利消失了，外部资本就会迅速地退去，这的确会引起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的动荡，从而带来了金融危机，乃至于经济危机。 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现在经济的规模是14万亿美元，差不多100万亿人民币的这样一个规模，我们必须要把资源配置的范围要进一步地拓展、进一步地延伸，说实话仅仅靠我们自己的资源，想让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长久的一个增长，我认为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经济活动它都是基于分工、交易与比较优势这些原则所进行的，否则的话就会搞成一个自然经济，一个封闭性的经济。同时使企业能够真正地在严酷的竞争中去成长起来，而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在政策的保护下让他成长起来，这样的企业是没有竞争力的。 华为为什么有竞争力？因为他是在国际间严酷的环境下，来进行竞争成长起来的，从而才成了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的企业，也是一个伟大的企业。 第二个就是能够真正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提升竞争力的同时，又能够学习他国以及一些先进企业的经验、技术、管理的模式。 那么第三点，开放也能够使我们能看到自己的不足。每个国家从经济上看都有他的短项、短板、不足。 第四个也很重要的，开放实际上也是一个利益的一种共享机制。当然同时也是一种风险的分担机制，我们不要只让别人分担风险，而不让别人享受利益。收益和风险它是均衡的，开放在这方面也有这个功能，实际上历史上看，无论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国家，只有开放、只有国际视野、只有敢于参与国际间的竞争，这个企业才可以成为伟大的企业，任何政策的保护、封闭，企业都不可能是伟大的。 对一个国家来说，一个伟大的国家一定是对全球有贡献的国家、有影响力的国家。那就必须参与全球的事务，就必须走开放的道路，就必须融入国际体系。用自己的价值观、影响力去引导国际体系走向更加文明的时代。这个也就是像总书记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在中国现在开放，从经济体制方面来看，开放已经是比较全面了。但是我们在有一个领域的开放是不够的，就是金融领域的开放是不够，未来中国开放的重点是如何的着力推进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我们不要有一种想法，想把中国的金融做成一个巨大的湖，就像海一样的湖，那它还是湖不是海，为了避免做成一个内陆湖，我们就必须要融入太平洋，我们要成为太平洋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然中国金融的开放，我们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我们是先开放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设立，真正的开放首先是基于人民币的可自由交易的改革。坦率地讲人民币的国际化我们是有一点点谨慎过度，比如说我们的国际贸易规模大约占GDP超过1/3，这1/3中有65%到70%的国际贸易是通过美元体系来结算的，现在中美关系出现如此严峻的局面，我想这对我们的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活动会带来重大的威胁。 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全部实现了本币的自由化，唯独中国是没有的。当然现在我们的开放遇到了严峻的外部环境，应该说比过去要更加复杂、更加严峻，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认真的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中国经济的未来究竟应该朝着什么方向走？这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开放、就是国际化，反正封闭是没有出路的。 现在中美脱钩，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说实话我们的主张还是经济全球化、投资的便利化、贸易的自由化，这都是我们在处理国际经济关系上的一些基本的规则。 我作为一个学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带来如此严重的状况，有些时候我们是善意的，我最近看到我们的很多的讲话也释放了巨大的善意，但是有些时候你的本意想改善关系，人家硬不干。有时候那也没有办法，坦率地讲我们也不祈求什么利益都是共享的、利益都是均衡的，所以影响脱钩实际上也很难脱干净。再加上东方不亮西方亮，反正就是西方不亮东方亮，总会有一方亮。但是我们还是保持善意，还是非常重要的。
□ 进一步扩大沪深股通的投资范围和标的，拓宽ETF互联互通，便利境外机构配置股票ETF以及人民币债券资产 □ 推动修订后的QFII、RQFII制度规则尽快发布实施，持续完善和深化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提升国际资金的投资便利性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昨日表示，证监会将在新形势下，加快推进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以市场化改革促更大开放，形成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发展。 服贸会“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昨日在京举办。方星海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坚定不移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的致辞，并在致辞中作出上述表示。 方星海表示，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市值第二大的市场，股票市场总市值突破70万亿元，上市公司家数达4000家。今年以来，国内资本市场表现平稳，日均成交超过8000亿元，为我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了贡献。 他将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所取得的成绩总结为四个方面：市场开放持续深化，中国资本市场的资产得到了国际投资者的积极认可；行业准入不断扩大，境外公司在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上，已与境内机构享受同等待遇、实现公平竞争；期货市场开放迈出坚实步伐，我国期货国际化品种范围不断扩大；企业国际化融资更加便利，在资本市场引进境外投资者的同时，中国企业也在大步走出去。 方星海表示，今年以来，尽管受到疫情影响，外资总体保持净流入态势。据统计，前8个月，沪深港通北向资金累计净流入1265亿元。今年4月起，外资机构股比限制全部取消，截至目前已有1家外资全资期货公司、8家外资控股证券公司、1家外资独资的基金管理公司获批。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方星海说，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不仅有力促进了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也推动了金融业和整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对外开放有效改善了资本市场结构。通过开放发展壮大资本市场，有利于提升股权融资比重、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金融供给效率。尤其在创新驱动发展阶段，需要更多能吸收和分散风险的股权投资，来培育和支持创新企业。 其次，对开外放使价值投资理念更加巩固，投资行为更加理性，市场估值更加合理。方星海提出，长期困扰我国股市的所谓“牛短熊长”、脉冲式的市场正在消失，更加理性的市场正在形成。 再者，对外开放能够有效提高机构的国际化运行能力。随着市场发展，国内机构开始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统计显示，截至今年6月，共有34家证券公司、26家基金管理公司在境外设立、收购或者参与61家证券经营机构；21家期货公司在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设立子公司，业务延伸到美国、英国等地。 方星海表示，在新形势下，证监会将加快推进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着重推出下述四方面工作。 一是持续完善对外开放产品体系。包括：进一步扩大沪深股通的投资范围和标的，拓宽ETF互联互通，便利境外机构配置股票ETF以及人民币债券资产；持续加大商品期货市场开放力度，扩大特定品种范围；及时创造条件，为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我国股票和和债券市场提供良好的风险管理工具。 二是继续推进资本市场制度性对外开放。包括：推动修订后的QFII、RQFII制度规则尽快发布实施，持续完善和深化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提升国际资金的投资便利性，增强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意愿和信心；进一步畅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要素资源自由、有序流动，促进优势互补，形成良好的循环局面。 三是不断提高证券期货业双向开放水平，继续落实好放宽证券基金期货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政策，鼓励境外优质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来华展业，支持境内经营机构走出去，促进资本市场生态改善。 四是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及时防范和化解跨境资本市场风险。包括：加强与境外市场监管机构的沟通和政策协调，强化跨境上市公司的审计监管合作；严厉打击财务造假行为，共同维护各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断提升自身监管水平，健全跨境资本监测和风险预警机制；做好输入性风险防范应对，不断提高开放环境下的资本市场运行活力和韧性。
新形势下如何持续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6日在“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上提出了四点思考，包括完善对外开放产品体系、推进资本市场制度性对外开放、提高证券期货业双向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等。 “证监会将在新形势下加快推进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以市场化改革促更大的开放，形成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发展。”方星海说。 具体看，一是持续完善对外开放产品体系。进一步扩大沪深港通的投资范围和标的，拓宽ETF互联互通，便利境外机构配置股票ETF以及人民币债券资产。持续加大商品期货市场开放力度，扩大特定品种范围。及时创造条件为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我国股票和债券市场提供良好的风险管理工具。 二是继续推进资本市场制度性对外开放。推动修订后的QFII、RQFII制度规则尽快发布实施，持续完善和深化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提升国际资金的投资便利性，增强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意愿和信心，进一步畅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要素资源自由有序流动，形成优势互补，促进良好的循环局面。 三是不断提高证券期货业双向开放的水平。继续落实好放宽证券基金期货行业外资股比限制政策，鼓励境外优质证券基金期货金融机构来华展业，支持境内经营机构“走出去”，促进资本市场生态改善。 四是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及时防范和化解跨境资本市场风险。加强与境外资本市场监管机构的沟通和政策协调，强化跨境上市公司审计监管合作，严厉打击财务造假行为，共同维护各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不断提高自身监管水平，健全跨境资本监测和风险预警机制，做好输入性风险防范应对，不断提高开放环境下资本市场运行的活力和韧性。
4日开幕的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下称“服贸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实现合作共赢的决心和信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日在服贸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致辞时提出3点倡议：第一，共同营造开放包容的合作环境。第二，共同激活创新引领的合作动能。第三，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 习近平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开放平台建设，继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中国将积极顺应服务贸易发展实际需要，推动多边、区域等层面服务规则协调，不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 中国金融机构以及服务业将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在6日召开的服贸会“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一行两会官员给出了答案。 当前，监管不仅取消了对银行、证券、期货和基金管理等领域的外资持股限制，降低了资产规模、经营年限等股东资质方面的限制，同时还在企业征信、信用评级、支付清算等领域给予外资国民待遇，推动会计、税收和交易制度的国际接轨。 “在今年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之中，金融业准入的负面清单已经正式清零。上述措施已经初见成效，更多的外资和外资机构正在有序地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呈现百花齐放的新格局。”央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称。 负面清单已清零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是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在线下举办的首场重大国际经贸活动——来自148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的1.8万家企业机构、超10万人注册参展参会。 习近平表示，希望以此为契机，搭建起平台和桥梁，让各国人民充分展示服务贸易领域新发展新突破，共同享受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新技术新成果。我们期待与会嘉宾深入交流、加强合作，为深化服务贸易和投资合作、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贡献智慧和力量。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在3日国新办举行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目前，疫情仍在蔓延，全球经济面临严峻挑战，服贸会将展示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彰显坚定不移推进对外开放的信心决心，释放坚持经济全球化、加强国际经贸合作的积极信号。 陈雨露称，金融业准入的负面清单已清零，更多的外资和外资机构正在有序地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呈现百花齐放的新格局，正推动金融业迈向以准入全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为基础的制度性系统性开放，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提供高水平的金融支持。 “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推动人民币成为更好的国际储备货币。目前人民币已是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和官方外汇储备货币，全球70多家央行已将人民币纳入官方储备，同时人民币金融资产的国际吸引力也越来越强，截止到7月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的人民币金融资产余额已经增长到7.74万亿，同比增长37%。随着中国金融服务业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拓展，未来的人民币能够承载更大的国际责任。此外，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和第二大绿色债券市场，是全球绿色金融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之一。”陈雨露表示。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则表示，未来会继续坚定不移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持续完善对外开放产品体系，进一步扩大沪深股通的投资范围和标的；推动修订后的QFII、RQFII制度规则尽快发布实施，持续完善和深化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机制；继续落实好放宽证券基金期货行业外资股比限制政策等。 方星海称，多年来，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持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数据显示，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市值第二大的市场，股票市场总市值突破70万亿元，占我国GDP的70%左右；上市公司家数在今年有望突破4000家；今年以来资本市场表现平稳，日均成交超过8000亿元。 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称，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已经基本完成。未来，将继续秉持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原则，落实内外一致、公开透明的政策环境，进一步落实、落细已出台的措施；引进更多的专业化、有特色的外资金融机构来华展业；鼓励中外资机构在产品、业务、管理、人才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稳步推进中资银行保险机构走出去，深化“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等。 “数据显示，近两年来，银保监会共批准外资银行和外资保险公司来华设立各类机构近100家。”周亮称。 “面对当前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外汇管理部门将持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管理框架，稳步扩大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和互联互通；稳妥有序推动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持续优化外汇领域的营商环境，保障合法的资金进得来、出得去，金融和外汇服务直达实体经济，便利政策、普惠小微企业。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初步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的顺差是859亿美元，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万亿美元、较年初增长了44亿美元。”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郑薇称。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对记者表示，十八大之后，顶层设计上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理念就是开放。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是我们未来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有助于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形成重要的支撑。 对外开放继续前行 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快推进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形成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发展？ 方星海称，持续完善对外开放产品体系，进一步扩大沪深股通的投资范围和标的，拓宽ETF互联互通，便利境外机构配置股票ETF以及人民币债券资产，持续加大商品期货市场开放力度，扩大特定品种范围。及时创造条件为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我国股票和债券市场提供良好的风险管理工具。 另外，继续推进资本市场制度性对外开放。推动修订后的QFII、RQFII制度规则尽快发布实施，持续完善和深化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提升国际资金的投资便利性，增强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意愿和信心，进一步畅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要素资源自由有序流动，形成优势互补、促进良好的循环局面。 在提高证券期货业双向开放的水平方面，方星海表示，继续落实好放宽证券基金期货行业外资股比限制政策，鼓励境外优质证券基金期货金融机构来华展业，支持境内经营机构走出去，促进资本市场生态改善。 另外，方星海称，将加强与境外资本市场监管机构的沟通和政策协调，强化跨境上市公司审计监管合作，严厉打击财务造假行为，共同维护各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不断提高自身监管水平，健全跨境资本监测和风险预警机制，做好输入性风险防范应对，不断提高开放环境下资本市场运行的活力和韧性。 “对外开放要采取一些宏观审慎的政策，绝不是一放了之。资本项目放开意味着资本可以变得自由，可能出现资本的大进大出、造成严重的后果。”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称，可以借助托宾税，从而对短期资本流动尤其是每周都往返的热钱进行遏制。 另外，黄益平称，金融开放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议金融开放的顺序是，先实体、后金融，先国内、后国际，先汇率、后资本。具体来看，先解决一些实体经济的问题，例如，贸易问题、财政问题；在金融开放方面，首先考虑解决国内利率、市场机制问题，再考虑对外部分；在对外部分，首先考虑把汇率的机制理顺，再放开跨境资本的流动。 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充满信心。他建议从以下方面优化开放：“资本市场急需金融领域的专业人才，希望用更广泛、更包容的态度欢迎国际人才到中国资本市场来发展、工作。” “应加强软性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布局，这关系到上市公司的质量、财务报表的真实性、投资争议的解决和投资安全等；在信息化、社会全球同步性的当下，信息的充分交流流通极其关键；另外，税收的执法也较为重要，若出现执法的争议，国际投资者关心如何才能解决妥善解决。”陈兴动称。 曾刚告诉，从金融领域来看，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机构层面主要是股权准入和业务准入。目前负面清单已经消除，意味着在准入方面，外资基本上实现了和内资同等的国民待遇，也预示着金融领域的开放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在市场开放上，国内资本市场和国外市场也是互联互通的，目前也在逐步扩大外资投资国内资本市场的范围，除了扩大QFII之外，还允许外资对国内的债券市场、票据市场进行投资等，未来还会进一步扩大，例如对一些特殊资产领域的投资，以及扩大对人民币资产的投资等，这对国际资本有较大的吸引力。”曾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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