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双向开放驶入快车道 业内人士称，全球资本对中国资产配置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根据同花顺数据，11月北上资金流入金额创年内新高，净流入579.3亿元，较10月大幅增加579.1亿元，11月南下资金继续净流入额达703.0亿元人民币。新发展格局下，我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驶入快车道。一方面，互联互通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互联互通机制进一步优化，互联互通质量越来越高，资金能“引进来”也能“走出去”；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吸引力不断增强，境内资本市场日益成为全球资产配置的重要引力场。 1992年B股市场建立，中国资本市场向外国投资者开放；2001年加入WTO，融入国际资本市场浪潮；2014年沪港通开通，2016年深港通开通，2019年沪伦通开通。“30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力度不断在加大。”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说。 港交所数据显示，截至11月10日，香港和海外投资者通过沪深股通持有的内地股票总额由2014年底的865亿元人民币增至2.1万亿元人民币，内地投资者通过港股通投资港股的持股总额增至1.88万亿港元。沪港通和深港通北向(沪股通和深股通)总成交金额达36.9万亿元人民币，累计净流入1.12万亿元人民币。 QFII方面，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季度，QFII重仓A股总市值为1483.36亿元，相比去年同期的1011.43亿元大幅增长46.67%。QDII方面也可圈可点，剔除今年内新成立基金以及净值异常基金后，全市场近期能够取得可比业绩的261只QDII基金中，前11月约六成取得正收益。 随着金融扩大开放和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持续推进，境内资本市场正日益成为全球资产配置的重要引力场。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9月底，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股票资产总市值合计达2.75万亿元，占A股流通市值的比重为4.74%。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30年，也是资本市场不断双向开放的30年。在努力吸引外资走进来的同时，随着沪港通、深港通和沪伦通的开通，外资流进流出的通道也完全打通。不过，目前从全球资本对于中国资产的配置比例明显偏低，未来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互联互通机制也在进一步优化。近日，为进一步完善互联互通机制，沪深港三所就同步扩大沪深港通股票范围达成共识，一是科创板股票纳入沪深港通标的范围，二是在港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纳入港股通标的范围。 QFII/RQFII方面，11月1日起，QFII和RQFII可以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同时也可以委托境内私募管理人提供投资建议服务，投资范围进一步扩展。 QDII方面，继9月22日和11月4日批准QDII额度发放后，外汇管理局近日启动了年内第三轮QDII额度的发放。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此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外汇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推进资本市场开放政策和渠道整合，把现行管道式、分市场、区域性的开放模式逐步转向统一的制度规则性开放，提高跨境投融资交易的便利。 东北证券认为，通过便利跨境投融资活动，加快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持续深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积极支持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等一系列措施，可以提高要素资源全球配置效率，为经济修复、产业发展、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记者 李静)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开放迈出里程碑式的步伐。彻底取消银行、证券、基金、期货、人身险领域外资股比限制；不断扩大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持续提高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程度……我国金融业发展进入了纵深开放的新阶段。 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而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则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央行研究栏目12月8日发布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的理论文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金融改革开放》提出，新发展格局下的金融发展要以内外循环相互促进为目标，深化金融业高水平开放，同时注意防控系统性风险。要以金融开放推动金融改革向精细化发展，通过高水平开放引进国际金融资源参与双循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调控、监管、市场之间更友好的结合，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 “通过国内金融业对外开放，可以引入国际高质量金融企业和先进管理经验、经营理念等。”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一方面，国内金融机构与国际金融机构竞争合作，能够推动国内金融业由粗放型向集约精细化经营模式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另一方面，金融业开放也将改变国内金融市场生态和政策环境，倒逼国内加快监管制度和市场规则方面改革，推动国内深度融入全球市场。 在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中，如何继续推进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在优化制度环境层面，陈雨露指出，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实现制度性、系统性开放。 “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分阶段、有步骤地培育资本市场工具、扩大外国金融机构的参与、放松资本账户交易管制。此外，可以自贸试验区、自贸港建设为抓手，探索更高程度的资本项目可兑换，为资本项目开放积累经验。”中国银行研究院博士后李义举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与此同时，陈雨露提出，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出发点，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优化内陆金融服务体系，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李义举认为，2020年2月《关于进一步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提出，加快上海金融业对外开放11项措施，将为上海的金融开放按下加速键。未来，需继续提供政策支持，进一步提升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陈雨露谈到，要进一步完善跨境人民币政策框架，通过精细化管理提升人民币使用的便利化程度和接受度，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也认为，随着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深度、广度不断增加和金融业扩大对外开放，人民币在国际应用范围和国外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需求将不断增加，要顺应市场的需要，不断提升人民币跨境支付、投资、交易和储备功能。 不过，也需要注意，在开放环境下，金融市场面临的风险更复杂，特别是跨境资金流动易受全球金融市场大环境的影响。因此，一定要处理好金融开放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关系。 李义举建议，未来，可建立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一方面，微观监管上要重点监测机构及企业的跨境交易行为，维护外汇市场秩序；另一方面，宏观监管上要采取合理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增强逆周期管理能力。同时，增强监管沟通，构建统一的监管框架，提升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有效性。
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提速，境内投资者投资海外渠道进一步拓宽。最近，国家外汇管理局再次启动一轮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额度发放，并分别扩大上海、北京和深圳三地合格境内有限合伙（QDLP）/投资企业（QDIE）试点规模，拟新增海南自由贸易港和重庆市开展QDLP试点。另外，中国人民银行正在与香港货币当局一道，会同各方研究探讨“债券通”南向通的框架性方案。 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上述举措可进一步推动资本项目开放，并有序疏导境内主体境外资产配置需求。在目前的国际收支形势下，一些“促流出”的改革措施相对而言面临较为有利的推进窗口，也有利于维护跨境资金流动基本平衡。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近再次启动一轮QDII额度发放，拟向23家机构发放QDII额度42.96亿美元。今年9月以来，外汇局已累计发放三轮QDII额度，共向71家机构发放QDII额度127.16亿美元。本轮发放后，外汇局累计批准169家QDII机构投资额度1166.99亿美元。“QDII额度发放稳中有序，对推动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发挥了积极作用。”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说。 近期，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深圳QDIE试点规模由50亿美元增加到100亿美元，北京和上海QDLP试点额度也增至100亿美元。与此同时，外汇局还将稳步扩大QDLP试点区域，拟新增海南自由贸易港和重庆市开展QDLP试点。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此次QDLP/QDIE扩围意义重大。汇丰中国副行长兼财富管理及个人银行业务总监李峰表示，QDLP试点允许面向境内投资者募集人民币基金，并将所募集的资金投资于海外市场。投资范围更广泛，除海外二级市场公募基金，还可以投资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品种，覆盖海外市场的证券、股权和另类投资等多个资产类别，可以更好满足投资者分散风险和全球资产多元配置的需求。 据他介绍，汇丰中国已经在外资行中率先代销投向QDLP基金的资管计划。他还表示，QDLP试点范围和规模的扩大，有助于拓宽金融市场开放渠道，更好满足境内投资者配置全球资产的合理需求，并与其他市场开放机制相配合，共同促进境内外金融市场的联通。 除了已经落地的开放举措，一些新举措也在酝酿。香港金融管理局发言人近日表示，香港金管局与中国人民银行正在展开“债券通”南向通的框架性方案研究工作，双方将合作成立工作组推动研究工作，并适时与业界沟通。该发言人表示，“债券通”北向通启动三年多以来深受国际投资者欢迎，北向通的成功经验为开展南向通奠定了良好基础，香港与内地的相关部门讨论南向通的框架方案时会充分考虑配合内地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的进程，确保风险可控，以及支持香港债券市场发展，强化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宏观策略分析主管刘立男表示，“债券通”南向通是债券市场双向开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首先，目前境外资金流入规模大，推动人民币升值，为开通南向通创造有利条件。其次，境内资金若可投资香港债券，进入港币或者离岸人民币债券资产，则南向通债券投资将会提高境内流入香港市场的资金使用效率，丰富投资者投资组合，助其有效管理投资风险。而对香港市场而言，引入境内资金可以提高债券市场投资者的多元化，有利于市场风险定价。 景顺董事总经理及亚太区固定收益主管黄嘉诚也表示，这是监管部门释放资本流入压力并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的又一举措。尽管目前由相同发行人发行的美元债券与在岸市场相比不具有收益优势，但如果开放南向通，将仍然为美元持有人提供在岸现金存款以外的理想替代投资渠道。因此，预期将有资金流入离岸市场。 包括QFII、RQFII、沪深港通等金融双向开放机制一直在持续推进完善，从近期落地举措来看，开放呈现“促流出”的特征。一位资深业内人士表示，金融资本市场开放进程要与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相匹配，在目前的国际收支形势下，一些“促流出”的改革措施相对而言面临较为有利的推进窗口，也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国际收支的平衡。市场机构有进一步投资境外市场的需求，改革符合市场预期。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程实表示，3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全球利率走低。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韧性、货币政策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在全球范围内更加突出。利差与增长优势叠加，中国资本市场正吸引更多资金进入。与此同时，QDLP/QDIE的扩容、新一轮QDII启动发放、南向通的酝酿意味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进程将兼具均衡性，这不仅有利于中国投资者更为合理地实现资产海外配置，而且将令金融的双向开放成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纽带。
加仓！9039亿元！ 2020年前11个月，外资机构以真金白银表达了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心。按照这个速度，外资全年万亿规模的净加仓量，几成定局。 时光呼啸。规模超过17万亿美元的中国债券市场，已是世界第二大债券市场。在即将过去的2020年，这个市场深踩对外开放“油门”，敞开胸怀拥抱全球投资者。 改革与开放之风更劲。从境内两个债市之间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到便利境外投资者的直接交易服务，再到延长交易时段，筹划“南向通”——2021年债市概貌已跃然纸上。 可以预见，一个更加开放与完备的中国债券市场，将对全球投资者产生更大的吸引。 外资加码不停步 境外机构对中国债券市场的影响力已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点从今年国际投资者屡创新高的中国债券配置规模中，便可见一斑。 这一年，在全球普遍低利率的环境下，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债券的热情正加速被激发。中债登数据显示，11月，境外机构债券托管面额为27663.36亿元，较上年末上涨47.38%。境外机构投资者已连续第24个月增持人民币债券。 标志性时点接踵而至，相继被刻在中国债市发展的时间轴中：境外机构持债总规模于2017年9月末突破万亿元，2019年7月末突破2万亿元，2020年10月末突破3万亿元。 这一年，境外机构投资者加速入市，类型不断丰富。截至2020年11月末，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境外机构数量，已从2016年初的200余家增长至893家。4年间，年均增长率近40%。 这一年，中国债券市场被三大国际主流债券指数悉数纳入，成为债市开放又一里程碑时刻。继中国债券相继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和摩根大通全球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后，2020年9月，富时罗素公司宣布中国国债将被纳入富时世界国债指数。 资本市场潮流涌动。业内估计，纳指过后，约2500亿美元资金将流入中国债市。除流入资金以外，这一里程碑事件将对中国债券市场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市场成交额、市场结构、投资者类型、交易制度…… 还不止于此。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债市开放正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着力点。彭博亚太区总裁李冰说，持续的资本流入和境外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强劲需求，将推动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 债市开放举措渐次落地 全球投资者对于中国债券市场的热烈追捧，恰与近年来中国债市的开放路径暗合。 “坚定，稳步，有序，持续。”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兼环球资本市场联席总监张劲秋如是描述今年以来中国债市的改革开放之路。 在他眼中，各项政策制度不断完善、交易系统功能日益提升、制度规则向国际接轨、便利境外投资者举措陆续落地，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债市的流动性，也提升了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的积极性。 2016年2月，人民银行发文允许各类金融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债券现券交易以及基于套期保值需求的债券远期等交易，并取消额度限制。这被业内视为中国债市开放的重要里程碑，中国债券市场由此步入全面开放阶段。 此后，债券市场开放提速明显，包括向境外机构开放外汇衍生品市场、推出“债券通”、拓宽境外机构发行投资渠道等各项开放措施加速推出。 今年9月以来，多重利好更是纷至：银行间债市和交易所债市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试运行境外投资者直接交易服务、延长现券买卖交易时段等多项举措渐次落地。 “优化交易安排、满足境外机构多样化交易需求以及完善各项配套制度，是相关创新工作推进时遵循的主要脉络。”一位接近外汇交易中心人士向记者说。 他称，外汇交易中心将不断完善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机制，开放更多交易品种，推出便利境外资管机构的做市机构付费模式，加强一二级联动，推动债券市场互联互通，为境内外市场参与者提供更为便捷和高效的市场服务。 开放度持续扩展 中国债券市场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仍在持续加深和扩展。 “北向通”落地3年有余之际，“南向通”传来最新进展。日前，上海证券报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人民银行正与香港货币当局一道，研究探讨“南向通”的框架性方案。 这意味着，境内投资者将迎来更为便捷的“走出去”通道。在业内人士看来，“南向通”的开通，将真正实现境内和境外债券市场双向互联互通，促进境内债券市场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 与之相呼应，QDII额度发放也在加快推进中。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透露，近期将分别扩大上海、北京和深圳三地合格境内有限合伙（QDLP）/投资企业（QDIE）试点规模，进一步满足境内投资者全球配置资产的需求。 “中国的债券市场后续会有更多看点。”恒生中国副行长兼环球市场业务主管吴英敏表示，当前，各种债券投资项下汇率、利率风险管理便利措施的推出，外资评级机构中国业务的获批，以及衍生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放，都对国际投资者形成利好。 更为开放、更具影响力，这将是中国债券市场未来的样子。张劲秋表示，海纳百川的中国债市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将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在全球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占据越来越高的比重。
摘要：亚洲地区搞出口导向，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搞金融中心，却酿成了亚洲金融危机。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将贸易开放的成功经验外推到金融开放，而一定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可持续、可预见的金融开放，将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吸引中长期资本流入，降低资本流动冲击的风险。在此基础上，磨刀不误砍柴工，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双向开放才有望行稳致远。 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稿提出，要推进金融双向开放，特别是强调要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符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也体现了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而准确理解“本土（投资）偏好”的具体内涵，有助于我们更好把握下阶段推动金融双向开放的力度和节奏。 股票通业务双向开放是本土偏好的自然实验 长期以来，市场上流传一种说法，即由于中国房地产和股票价格较高，存在资产泡沫。如果取消跨境资本流动限制，境内投资者很可能会把持有的房地产和股票卖掉，进而引发资本大量外流、人民币汇率急剧贬值。然而，先沪港通再深港通启动的股票通业务试点，用数据说话而不是仅仅靠讲故事，前述判断不攻自破。 从2014年底股票通业务逐步启动以来，该业务项下累计跨境资金流动净额时正时负。其中，2015年11月中旬之前、2019年1月底至5月中旬，以及2019年9月底至今年3月中旬，陆股通项下北上资金累计净流入规模超过港股通南下资金累计净流出。其他时间段，则为陆股通北上资金累计净流入规模小于港股通南下资金累计净流出。截至今年12月11日，股票通项下累计净流出资金3020亿元，净流出峰值为2018年2月23日的3349亿元人民币。 这反映了金融双向开放的所谓制度中性，即金融开放本身不能决定资本是净流入还是净流出，资本流出入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其实，我们在股票通双向开放的机制设计上依然保留了“宽进严出”的监管痕迹，对沪市和深市港股通设定了每日各420亿元的投资额度，低于沪股通和深股通每日各52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额度。 当前南下资金净流出较多，一定程度与港股估值较A股估值更为便宜有关。尽管如此，却没有出现内地投资大量抛售A股置换港股，跨境资金大规模集中流出的情况。今年以来，日均沪市和深市港股通每日投资额度使用率平均都在5%左右。 从月末港股通累计买入成交净额与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之比看，到今年11月末，该比例为1.6%，创下历史新高，较2014年底启动之初肯定是有一定升幅，但从占比看依然可以忽略不计。考虑到港股通只是中国居民海外股票资产配置的一部分，我们从国际投资头寸角度考察，到今年6月末，证券投资项下的对外股权投资资产余额4106亿美元，与同期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余额之比为3.24%，占比仍旧不高。 如果说后一种情形显示的国内居民海外资产配置程度较低，主要是受资本管制因素影响的话，前一种情形在投资额度较为宽裕的情况下，则更多体现了“本土偏好”逻辑下的市场自然选择。 所谓“本土偏好”（home bias），是指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在本土而非海外市场的现象。理论上讲，大多数投资者都知道“不要把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但“本土偏好”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资本流动限制、额外交易成本、流动性考量、汇率波动风险、海外政治风险、信息不对称，以及语言和文化障碍等，都会影响投资者涉足海外市场的意愿。例如，内地A股投资者热衷于炒小、炒差的做法，在香港市场由于换手率低、流动性差等原因，就不太吃香。这类风格的内地投资者显然就会减轻投资香港市场的意愿。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实验基础，我们才更加有信心有序扩大对外投资渠道。证监会领导10月24日对外表示，正在研究完善沪伦通制度，使其覆盖欧洲主要资本市场。同时，也因为“本土偏好”，香港市场将继续在支持内地资本“走出去”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此外，“本土偏好”还表明，我们在海外市场天然具有信息劣势，必须敬畏市场、量力而行，坚持投资者适当性，坚持价值投资。扩大对外投资不是说外汇供给多、外汇形势好，就是时间窗口，还要看我们是否具有在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近年来，境内机构（包括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和衍生品交易踩雷或爆雷事件频发，我们当引以为戒。 本土偏好同样事关扩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进程 正如笔者11月17日在专栏文章《“十四五”规划部署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文中所言，这种既要“稳妥”又要“慎重”的表述有可能弱于市场预期。然而，这反映了当前中央对于国内外形势清醒冷静的判断。其中，资本市场制度不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不完善是制约我国金融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两大掣肘。 据中央结算公司统计，到今年11月份，外资已连续第24个月净增持境内人民币债券。然而，截至11月末，外资持有的2.77万亿元人民币债券中，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等主权和准主权债合计占到97.1%，其他类型债券占比不到3%。今年前11个月，外资净增持境内人民币债券8893亿元，其中净增持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合计为8798亿元，占到98.9%。 外资之所以不太碰其他类型的人民币债券，并不是因为有政策限制，而是基于国债是无风险资产、企业债是风险资产的市场自然选择。最近，国内出现多个高信用等级的国企信用债违约事件，再度暴露了国内资本市场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故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关键在于按照“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要求，加快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国内资本市场建设。尤其要从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健全上市公司退出机制、加大信息披露力度、提高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下一步人民币国际化的重点是增强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贮藏功能、金融属性。因此，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外溢性将越来越大。“十四五”规划建议稿提出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其中，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对于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至关重要。据易纲行长在“十四五”规划建议《辅导读本》中的阐述，下阶段，央行在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体系、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改善货币政策沟通机制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完成这些工作，均非一日之功。 外资不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救世主”。如果我们资本市场制度不健全、宏观调控不完善，外资要么看不懂，不愿进来，要么进来后，利用规则兴风作浪。不成熟的金融开放往往以金融危机收场，这方面的国际经验和教训屡见不鲜。即便大国也不能例外。如日本当今陷入经济停滞、金融战败，一定程度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推进日元国际化时，在金融开放的理论和政策方面准备不足有关。 亚洲地区搞出口导向，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搞金融中心，却酿成了亚洲金融危机。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将贸易开放的成功经验外推到金融开放，而一定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可持续、可预见的金融开放，将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吸引中长期资本流入，降低资本流动冲击的风险。在此基础上，磨刀不误砍柴工，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双向开放才有望行稳致远。
言出必行，行之有效。事实证明，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国绝对不是说说而已。9月25日，富时罗素公司宣布，中国国债将于2021年10月份被纳入富时罗素全球政府债券指数，纳入生效日期将在2021年3月份最终确认。如此，包括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债券指数、摩根大通旗舰全球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富时罗素全球政府债券指数，全球三大债券指数悉数将中国债券收纳其中。对外开放，是一个一系列的事件，除了货物贸易开放，服务贸易其实更为考验一个国家的开放水平，而对外资资本的扩大开放，更是考验一个国家开放程度和开放管理水平的关键指标。此前就有不少金融机构测算，纳入富时罗素全球政府债券指数后，中国国债将会吸引超过千亿美元的外资流入，而在对被纳入与否进行预测时，很多国际资产管理人就认为，中国政府作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显著提高了纳入概率。这些积极的变化，包括增加流动以及减少进入市场的障碍。事实上是，就在几天前的9月21日，央行、国家外汇局还刚刚发布了《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资金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统一债券市场资金管理和外汇风险管理，取消单币种投资的汇出比例限制，取消即期结售汇限制，将银行间债券市场外汇风险管理政策扩展至涵盖交易所债券市场，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整体性制度安排，是要通过统一市场准入管理和资金管理，简化现行结算代理模式入市流程，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操作安排，进一步加强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步推进相关市场规则逐步统一。其实，中国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也只是对外资进一步开放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在9月23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其中第二项要点就是要推动上市公司做优做强，具体措施就包括要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在保护主义上升、反全球化逆潮、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大背景下，中国的选择是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里有两点认识，值得我们关注。第一，改革和开放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就比如对外资的开放，其实就是以制度安排的改革为基础的，把路铺平了，外资自然就来了；第二，双循环不是单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要达到的目标是国内国际双循环，因此双循环的要求不仅仅是开放，而且是进一步的更加的开放。就如我们曾经反复强调的那样，双循环的最终目标是提高中国经济的供给能力，满足人们的福祉需求，因此，国内国际市场都要发展，进口高科技设备和自主创造尖端产品要并存，国内资本和外部资金全部要利用起来，只要是能给经济带来增长的，给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带来提高的，都是双循环的应有之义。因此，开放不可走回头路，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2日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面对经济全球化大势，不能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里假装视而不见，或像堂吉诃德一样挥舞长矛加以抵制。世界退不回彼此封闭孤立的状态，更不可能被人为割裂，而应该要秉持开放包容理念，坚定不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有人把自己的市场关起来，甚至是施压关闭别人的市场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的市场敞得更开，把能做的生意全部做起来。
11月12日，上交所党委召开专题会，学习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就深入贯彻落实讲话精神作出安排。上交所党委班子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高度肯定了浦东开发开放30年来取得的开创性成就和宝贵实践经验，为浦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指明了方向，也为上交所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上交所党委深刻认识到，改革开放是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成立30年来，上交所担纲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以沪港通开启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之先河，推出首个交易所场内股票期权，平稳实施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努力成为服务国民经济的主战场。下一步，上交所将不断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能级，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一是凝聚共识不断提高政治站位。二是大力弘扬浦东改革开放精神。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将上交所建设成为全球一流创新资本要素集聚高地。三是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服务科技自立自强。坚守科创板定位，发挥科创板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的集聚效应和示范效应，支持和鼓励更多“硬科技”企业上市。四是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有效落实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任务。坚定不移推进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深化注册制、退市、长期投资者等关键制度改革，积极实施《提高沪市上市公司质量三年行动计划》，增强高端要素汇聚实力，积极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黄一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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