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南郊的南山花海景区内，游客游玩赏花。9月2日起，新疆所有户外旅游景区（点）向游客开放，同时恢复跨省（区、市）旅游。中新社记者 刘新 摄 9月3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南郊的南山花海景区内，游客游玩赏花。9月2日起，新疆所有户外旅游景区（点）向游客开放，同时恢复跨省（区、市）旅游。中新社记者 刘新 摄 9月3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南郊的南山花海景区内，游客在人工湖畔散步。9月2日起，新疆所有户外旅游景区（点）向游客开放，同时恢复跨省（区、市）旅游。中新社记者 刘新 摄 9月3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南郊的南山花海景区内，游客在长廊里纳凉、休息。9月2日起，新疆所有户外旅游景区（点）向游客开放，同时恢复跨省（区、市）旅游。中新社记者 刘新 摄
【经济特区40年@治理现代化】 8月31日，“经济特区40年@治理现代化”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总结座谈会。8月24日到31日，参加线下活动的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实地走访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等5个经济特区。 8月31日，“经济特区40年@治理现代化”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总结座谈会。图片来源：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主旨发言中回顾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的三个历史性转变——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从以制造业为主的开放到以服务贸易为重点，从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者到经济全球化重要推动者。 在我国对外开放三个历史性转变的过程当中，经济特区发挥了什么作用呢？迟福林用六个字来归纳：一是“窗口”作用，二是“试验”作用，三是“示范”作用。 当前，我国进入发展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正从商品要素开放向规则、标准、管理、规制的制度型开放转变。迟福林指出，高水平开放就是适应国际发展趋势与国内发展需求，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这就要求推进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开放转型，由此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要在世界大格局形势下立足自身、着眼长远，推进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在这样一个开放过程当中，经济特区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先行先试作用，仍然发挥着开拓者的作用，仍然发挥着敢闯敢试敢干、敢为人先的特殊作用。”他建议道。 何建华：经济特区未来应做到“六个坚持”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副院长何建华认为，“新时代经济特区的历史使命并没有终结，而是站在再出发新起点上，目标更高、使命更强、责任更大。” 对此，他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是在促进自身发展上，应当在螺旋形上升的更高层面上改革开放再出发，着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二是在承担国家使命上，应当站高望远，自觉融入国家战略，发挥各自独特作用，为国家整体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三是在融入国际循环上，应当顺应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趋势，高水平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四是在实现创新发展上，应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起到先行先试的示范作用。 何建华认为，在经济特区未来的发展中，应当做到“六个坚持”：坚持党的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再出发、创新发展明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开放发展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新发展理念，率先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坚持改革开放，继续以“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走出一条新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增强核心引擎功能和辐射带动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 盘和林：特区40年，改革者的勇气最应铭记 “今天，如何纪念特区40周年？我认为最应该纪念的是当年改革者的勇气。任何时候，人的因素都是最重要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说道。 目前，海南、深圳等特区里的政策空间相对较大，需要进一步用足，转化为落地的产业。经济特区发展没有终点，新时代经济特区如何更“特”？他给出了三点建议。 一是要推进技术创新。市场换不来核心技术，有钱也买不来核心技术，尤其是“卡脖子”的技术，必需依靠自主研发，依赖创新。二是要进行制度创新。制度是最关键、最稀缺的要素，没有替代性。突破改革不是盲目拍脑袋，要用科学的方法。第三，经济特区要做区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领头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任晶晶认为，经济特区下一步的发展思路，是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把制度创新和制度融合摆在工作的首位。“目前，特区之间在制度兼容匹配和接驳融合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下一步应考虑把现有制度存量进行有效整合配置，促进产业链和经济要素的进一步沟通、融合、渗透。”他说道。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政策法规研究所行业改革发展研究室主任王夙表示，“当前，世界范围内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需要新时代的特区继续推动对外开放。”在谈及特区的未来发展时，他提出在经济发展层面，要继续培育产业配套优势，大力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
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是党中央总揽全局、科学决策作出的进一步扩大开放重大战略部署，是新时代彰显我国坚持全方位开放鲜明态度、主动引领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年来，临港新片区充分发挥自身五大特殊优势，全力推动开发建设各项任务，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大力度的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开放。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供图）
加快形成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提高国家经济金融的安全性或柔韧性，首先是要立足于本国市场，其次是扩大内需要惠及世界，再次是避免对外形成过度依赖。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从持久战的角度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同时，还强调推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做到五个“必须”，其中两个“必须”是：必须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必须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 8月24日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下称“‘8·24’座谈会”）重申，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并强调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这两次会议提及的“安全”不是指领土、生命及政权等传统国家安全，而是指非传统的经济和金融安全。促进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是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重要保证。 内外均衡协调发展是经济韧性强劲的重要反映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998年初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首次提出扩大内需政策。2002年底十六大明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2012年底十八大进一步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国逐渐形成了“外需不行内需补、内需不行外需补”的内外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经济增长动力更加多元，增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给了我们承受和抵御各种内外部风险冲击的信心和底气。如去年，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但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增强，全年实现了6%以上的增长。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又是因为投资和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重新转正，抵消了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拖累。 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解读为经济发展的“内卷化”或“自循环”，显然是断章取义。我国在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中，国内国际“双循环”培育和发展了新优势。人为切断内外经济循环，不仅是走回头路，更是自断其臂。 过去，我国主要以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方式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形成了“你买我商品、我买你国债”的外循环格局。现在，开放型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的新时代。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要素禀赋的变化，“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客观上此消彼长。而且，随着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开放与国际经贸规则逐步接轨，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将会更加紧密。开放的“双循环”将支持我国以“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新定位，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利用开放的“双循环”积极应对外部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拥抱全球化，经贸关系成为我国对外关系“压舱石”、“稳定器”。“8·24”座谈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我国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国际需求不振、关键零部件断供、贸易壁垒增加、对外投融资受限、海外资产安全缺乏保障等，正成为我国经济“外循环”的痛点和堵点。 中央审时度势，确立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是降低零和乃至负和博弈思维下，我国经济被脱钩乃至拖入新冷战风险的重大部署。 二战之后，因为形成北约同华约组织对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同经互会对立的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全球经历了长达四十多年的东西方冷战。然而，经历四十余载的相互开放，中外经济金融深度融合，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就连美国最鹰派的政客也不得不承认，对中国发起冷战、脱钩的难度远大于从前。 如果基于客观数据，而不是政客言论，尽管两国关系风波不断，但中美经贸联系在某些方面却是更加紧密。在政客鼓吹制造业回流、与中国脱钩的同时，美国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却在加快布局中国市场，增加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即便是美国政府不断升级对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封杀，也受到了来自美国公司越来越大的阻力。况且，美国单方面的技术封锁，除了倒逼中国公司加快自主创新外，还可能将市场对其他外国公司拱手相让。 加快形成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提高国家经济金融的安全性或柔韧性，首先是要立足于本国市场。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产业门类齐全、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城镇化、都市圈建设还有较大潜力，扩大内需不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流行、世界经济衰退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战略。 为此，一要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掌握发展的主动权。要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二要坚持创新发展，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掌握创新的主动权。要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三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加快完善安全发展体制机制，补齐相关短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同时，要在开放过程中，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积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其次是扩大内需要惠及世界。7月21日企业家座谈会和8月24日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均提及，必须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可见，扩大内需在开放的“双循环”背景下乃是“一石二鸟”。 我国疫情防控有效，支持了全产业链供应链复工复产复市。这在逆全球化浪潮中，进一步促使中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和产品销售的热土。如美国投行摩根士丹利最新编制的“跨国企业中国情绪指数”大幅反弹到2018年以来的高点，反映了跨国企业对中国经济前景和消费市场的信心强劲回升。再如全球管理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集团6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全球奢侈品行业的跌幅预计在25%至45%之间，但中国市场不仅有可能追平年初因为疫情造成的损失，还有可能逆势增长10%。正因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在经贸摩擦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冲击下，才没有显著发生政客们鼓吹的脱钩现象。 再次是避免对外形成过度依赖。如面对中概股退市的威胁，我国加快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和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支持中概股回归，就是有力的化解手段。同时，也可以弥补当年阿里、腾讯等创新企业经营在中国，融资却在境外，境内投资者错失高成长企业红利的遗憾。更长远地看，推进资本要素配置市场化体制机制改革，满足中长期投融资需求，还有助于降低对外资的依赖，减少货币错配风险，是我国应对全球货币宽松背景下热钱流入冲击的“先手棋”。 再如，为避免被境外卡脖子的风险，除了自主创新或自给自足外，还应该形成多元化、分散化的海外渠道，以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弹性。当年，日本正是由于对海外出口市场依赖过大，导致处处受制于人，在经贸摩擦中步步退让，最终以经济停滞、金融战败收场。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当地时间2020年8月26日在海牙同荷兰外交大臣布洛克举行会谈。（新华社记者郑焕松摄） 当地时间2020年8月26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海牙同荷兰外交大臣布洛克举行会谈时表示，中荷应共同坚持多边主义理念，做维护自由贸易、坚持相互开放、倡导公平竞争的表率。 王毅说，当前，多边主义面临挑战。支持多边主义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是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安身立命的法则。没有多边主义，这个世界重回“丛林法则”，将是历史的倒退。中方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愿同包括荷兰在内的所有国家一道践行多边主义，用实际行动维护多边主义。 王毅指出，中荷要做维护自由贸易的表率。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社会进步的表现。荷兰崇尚自由贸易，中国也是自由贸易的受益者。中荷应共同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使世贸组织继续发挥作为自由贸易体制基石的作用。 中荷要做坚持相互开放的表率。开放是荷兰立国之本，也是中方一贯政策。坚持相互开放是中荷两国共同进步的法宝。中方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愿同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市场机遇。 中荷要做倡导公平竞争的表率。希望各方都坚持公平竞争原则，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开放、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
“2020中国财富论坛”于2020年8月22日-23日在青岛召开，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出席本次论坛并发表演讲。陆挺在论坛上表示开放的次序特别重要，并对开放的次序进行了阐释。 第一个次序就是在服务业和资本项目开放的方面，首先应该是服务业优先。服务业过去十几年，在银行、券商、保险、基金各方面都有一些推进。他认为接下来应该是重点。因为这一些方面是国家推动资本市场发展的关键环节，同时国内大循环非常关键的也是如何利用国内的资本市场问题。 比如怎么样能够让资本来推动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国际上的一些大的投资银行、一些投资企业在这方面有比较多的经验。所以在金融服务业方面进一步的开放，有利于我们推动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之下，做好国内的大循环，补短板。 第二个次序一是在资本项目开放方面，需要非常重视循序渐进，汇率浮动优先。二是在资本项目开放方面，首先要注重股权投资。三是在债务方面，更多地欢迎海外投资我们的国债。过去五六年，在信用债方面发展速度是特别快的。 中国香港方面，美元债的存款从两三千美金到接近九千亿美金只花了三年多的时间。虽然发展速度比较快，中间也有合理的成分，但在我们国家整个开放过程中，应该把企业在境外的融资也要算到这里面去，总量要控制风险。 在资本项目方面，一方面鼓励资本进入中国。另外一方面，资本走出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面。他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中国香港市场。中国香港是一个全球金融市场，无论在股票和债券，无论在外汇，甚至在其他的领域，在国际上都是非常领先的。内地城市目前还是很难替代。 所以在这个方面，还是应该非常强调中国本身的金融企业，应该很好地把握这个方面的优势，在“走出去”方面，充分利用好中国香港这样一个市场，学习各种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为走向全球的金融市场做好铺垫，打好基础。 中国香港得天独厚，是背靠着大陆，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有大量的中资企业在中国香港上市。这个差距在未来的两三年，毫无疑问还会再拉大，而不是缩小。又是一个相对比较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发展股权市场。所以在这个方面，中国香港的优势能够得以保持。 第三个次序是监管优先。他认为，金融开放不仅仅是资金和金融企业方面，金融监管对金融市场来讲是非常关键的一环，金融领域的监管本身就是金融市场发展非常关键的一环。 在这个方面，一方面开放了金融服务业之后，随着加大整个开放，越来越多的海外金融企业在国内扎根，在这个过程中对我们国家的金融监管也是一个促进。 同时，肯定会涉及到很多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和其他国家的金融监管合作学习，互相地促进的问题，一方面能够帮助中国企业去海外融资，另外一方面，在这个方面像国际的先进金融监管机构学习，也有利于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 本文为作者于2020年8月22日-23日召开的“2020中国财富论坛”讲话整理
在中央统一部署下，我国正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事实上，我们不仅需要扩大对外开放，引进更多外国投资，也需要提升我国对外投资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质量，推动中资企业“走出去”。 货币的双循环是实体经济双循环的支柱。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和人民币的海外循环就是我国实体经济国际循环的重要保障和推动力，这就要求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全球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经济率先复苏，国内金融市场总体稳定，利率、汇率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现在需要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有利条件。资本账户双向开放，推动我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迎来了新的时间窗口。 一、需要协调推进各项金融改革 基于西方经济学理论，有学者提出我国金融改革需符合“先内后外”的次序，即首先实现国内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浮动，才能开放资本账户，否则就会遭受严重的外部冲击；而且“人民币国际化的每一步都需要以资本账户开放的某个特定步骤作为先决条件”。 2012年，笔者曾明确提出金融改革“协调推进论”，认为各项金融改革应“成熟一项、推进一项”，互相创造条件。“次序论”并不适合我国国情，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自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利率和汇率形成并不由套利资金决定，而是分别取决于国内经济金融环境和国际贸易条件，我国的货币政策还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不仅如此，固定顺序的金融改革还可能引起利率、汇率超调，导致金融指标频繁波动，影响金融稳定。 从国际实践看，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和汇率制度选择的两极化对应关系也并不显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选择软盯住汇率制度（我国目前实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被归类为软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数量持续增加，其占比由2008年的39.9%上升至2019年的46.4%，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占比则从39.9%降至34.4%。 表1 IMF成员国不同汇率制度占比分布（%）（2008-2019） 硬钉住 软钉住 浮动 其他 2008 12.2 39.9 39.9 8.0 2009 12.2 24.6 42.0 11.2 2010 13.2 39.7 36.0 11.1 2011 13.2 43.2 34.7 8.9 2012 13.2 39.5 34.7 12.6 2013 13.1 42.9 34.0 9.9 2014 13.1 43.5 34.0 9.4 2015 12.6 47.1 35.1 5.2 2016 13.0 39.6 37.0 10.4 2017 12.5 42.2 35.9 9.4 2018 12.5 46.4 34.4 6.8 2019 12.5 46.4 34.4 6.8 数据来源：IMF 我国的实践也证明，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金融改革整体上是协调推进的，尤其是2012年后，利率、汇率改革与资本账户开放相辅相成。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2013-2015年，我国依次放开贷、存款利率上下限，贷款基础利率(LPR)报价由2013年集中报价改为2019年按照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加点形成，市场利率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效率明显提高。 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方面，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过渡到由做市商参考“上一交易日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因子”提供中间价报价，弹性明显增强。从2018年至今，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在6.4-7.1区间波动，外汇储备却一直稳定在3.1万亿美元的水平，说明了我国已基本退出对汇率的常态化干预。 在资本账户开放上，我国实行的是渐进推进，即“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直接后间接、先机构后个人”。2011年起，重点提高了“资本市场证券交易”、“直接投资”和“金融信贷”三大类项目的可兑换程度，各种资本市场互通业务成为境外市场主体进行人民币投资和资产配置的主要渠道。2018-2019年，我国A股和国债等主要证券产品相继被纳入MSCI、彭博巴克莱、富时罗素等国际主流投资指数，这些都是对近十年来我国协调推进各项金融改革成果的认可。 在此基础上，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也没有遵循“结算货币-计价货币-储备货币”的次序，而是在三大领域同步推进。在2016年加入了SDR后，人民币相继被70多个国家纳为储备货币，2020年第一季度在全球外汇储备的份额增至2.02%，超过了在国际支付结算领域的占比1.97%。同时，人民币也成长为全球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和第八大外汇交易货币。 二、为什么要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 当前的资本账户开放，与2011年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自2009年推出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以来，境外人民币规模持续扩大。为增加人民币资金回流渠道，我国自2011年起逐项推出RQFII、沪深港通、直接入市、债券通、基金互认、黄金国际版等制度，吸引全球投资者用离岸人民币投资境内的资本市场。这些措施本质上是通过额度限制或资格限制，鼓励人民币在资本项下单向流入，从而稳定人民币汇率、调节国际收支。而当前我们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应更强调双向开放，鼓励资本“走出去”，而非仅仅“引进来”。 一方面，要避免对中资企业两头“卡脖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DI）规模在2016年达到顶峰后，已连续3年下滑。201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977 亿美元，同比下降 32%，其中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为802亿美元，同比下降34%；今年上半年，上述指标分别同比下降4.4%和4.3%。尤其是对美国直接投资，在2016年达到465亿美元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19年仅为48亿美元。原因之一，是我国当年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而主动收缩对外直接投资。2016年11月28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推出新规，资本账户下超过500万美元的海外支付（而原来的报批限度是5000万美元），包括组合投资或海外并购等直接投资，必须上报市外管局批准；之前已经获批的大型投资项目尚未转帐的外汇部分也适用此规。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我国要实行资本账户双向开放，重新推动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规避部分国家对我国产品所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带动国内相关产品出口，提高国际市场份额；也有利于直接吸收先进技术和品牌，完善中资企业的国际化布局，提高中资企业的国际声誉；还有利于获得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红利。 另一方面，人民币的海外市场需求日益增加，需打破只依赖经常项目输出人民币的“单条腿”方式，建立起资本项目输出渠道，共同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2009年-2014年，人民币总体处于净流出状态，在2014年末全球离岸人民币存款规模达1.6万亿元的历史峰值时，基本都是通过跨境贸易结算方式从境内市场获得的。但货币的长期流动性如果依赖于跨境贸易结算通道，就容易受汇率波动的影响，这就是2015年“8.11”汇改后香港人民币存款迅速下降的原因之一。2015-2019年，全球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始终停留在1万亿元左右的规模。随着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日渐成熟，人民币汇率弹性显著增强，以跨境贸易结算为单一人民币输出方式不可持续。合理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引导人民币以投资资本金的形式进行跨境支付，在海外形成长期资本，才能在离岸市场沉淀并循环起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支付、计价、交易和储备职能。 三、为什么当前是资本账户双向开放的有利时机 一方面，新冠疫情使我国与大多数国家经济走势出现分化。我国上半年GDP同比仅下跌1.6%，第二季度更是实现了3.2%的正增长。而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技术性经济衰退，二季度美国环比下跌9.5%，英国下跌20.4%，日本下跌7.8%，德法等欧洲大国均萎缩10%以上。标普最新报告显示，截至8月9日，美国今年已有424家大型公司申请破产，超过了自2010年以来任何一年的同期水平；其中，工业和能源行业近100家，负债超过10亿美元的达21家。这为中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和收购资源能源提供了契机。 同时，“一带一路”作为我国联通国内国际的重要合作平台，已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增长点。2019年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进行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总规模的13.6%；今年上半年提高至15.8%，为历史最高。在此基础上推动资本项目双向开放，有利于培育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支点。 另一方面，全球货币增发，我国与主要国家利差较大，是资本项目双向开放的好机会。2015年10月，我国正处于物价下行的降息周期，为放开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的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创造了改革良机。因为放开上限可能会导致某些利率定价上升，但配合降息就可以部分对冲甚至完全对冲短期利率上升的压力。 当前我国再次迎来类似的时间窗口。受疫情影响，各国普遍通过若干非常规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持续支持就业、救助企业、支撑金融市场，全球央行一方面大幅扩表，另一方面大幅降息，并表示至少要将低利率延续至2022年，非常规政策已向“常规化”转变。截至7月末，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已扩张至6.95万亿美元，英、欧、日等央行分别扩表至7000亿英镑、6万亿欧元和600万亿日元，是2008年末全球金融危机最高峰时规模的3-10倍。当年的救市经验证明，超大规模的增量货币推高了全球资产价格，造成了新兴经济体的普遍通胀，各国国内的对冲成本极高。今年二季度以来，随着美元流动性恢复，美元开启了弱周期，增量资金开始在全球寻找新的高收益货币。而我国货币政策保持正常，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与2016年时相当，利率水平远高于主要经济体，输入性通胀风险加大。此时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虽然会出现资本流出现象，但内外利差决定了资金流出的规模将十分有限；同时也能对冲掉“以邻为壑”的大水漫灌，有利于调节、平衡中短期资本流动，减少国内未来的政策成本。 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和各国的金融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却是我国多年以来金融改革效果的一块试金石。当前我国金融市场总体稳定，资本项目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 一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此次疫情后我国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在三次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开展MLF操作和再贷款、再贴现基础上，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通过 LPR 下降推动降低企业贷款利率，降低社会融资成本。8月13日，我国五大行明确将个人住房贷款统一调整为LPR定价方式，进一步推动了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MLF 利率→LPR→贷款利率”的利率传导机制得到充分体现。 二是汇率形成机制日趋成熟。以前，我国外汇市场的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干预过多与国内外资源配置效率的矛盾上。2015-2017年，我国外汇储备减少了8000亿美元以防止人民币过度贬值。最近一年来，人民银行没有运用逆周期调节因子，基本退出了对汇率的常态化干预，通过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使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截至今年8月20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为6.9274,较去年底升值0.7%，是唯一对美元升值的新兴经济体货币，并已成为新兴经济体货币的风向标，充分反映了我国经济“V型”反弹的事实，套利资金流动难以对汇率形成决定性影响。 三是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稳中有升。外汇储备是调节国际收支的重要保障。1-7月，由于进出口贸易逆势增长，北向资金净流入，叠加美元走弱的汇率折算，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增至31544亿美元，较2019年末增加465亿美元。同时，2015年以来，外汇储备结构逐渐优化，美元储备占比已降至50%上下。 值得指出的是，资本账户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制度安排，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并不意味着放弃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控与管理。从主要新兴经济体实现资本账户开放的经验来看，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反而有利于让之前游离于非正规渠道的资本项下的资金通过正规统计登记渠道被监测。我国应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管体系，遵循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的原则，对流动规模、期限结构、流经渠道和流向领域进行全过程监测，特别关注和识别具有较强投机性的短期流动资金，以及投资海外房地产或高价值艺术品等大额资金。同时，借助多边化协议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的区域金融合作。 总之，我国目前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是为了从资金层面支持配合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国家战略，使我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避免实体经济脱钩。同时，资本账户稳步开放是一项长期制度安排，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做好各项风险防范。 （本文作者盛松成，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孙丹，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反映作者观点，不代表所供职机构意见）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