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2020年是人生中过得最快的一年，去年的这个时候，李文亮医生发出了新冠病毒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警告，大家还不以为然，不久，武汉就封城了。之后便每天关注新增新冠确诊人数的变化，到了年末，依然还在关注。年初的时候开始带口罩，年末仍还带着口罩。2020年，留在我脑海中的更多的是冬天的印记，不知为什么，对夏天的记忆很淡。 太多的戏剧性逆转发生在2020 2020年，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发现其实大部分工作都可以在线上完成，而且效率大大提高，成本大大下降。我下载了各种网络会议的软件，如腾讯、ZOOM、小鹅、Welink、钉钉等，不过用得最多的还是腾讯会议，超过100场了。2020年，让我们意识到，在网络信息时代，很多长期形成的模式都可以改变。在线的模式可能会缺乏一点“仪式感”，也让威权显得不那么深不可测，但这不正是现代社会需要改变的吗？ 2020年是最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不仅是因为它是进入21世纪20年代的第一年，更是充满戏剧性的一年，这一年里，再没有人能够自夸“正如我所预言的那样”。例如，一开始有人形容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是另一场“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开始怀疑“国运”。但我们的金融工程团队还是相信国内疫情能够得到控制，而且，还比较准确的预测的中国疫情控制的大致时段和累计确诊人数。尽管之后我们也预测到了海外疫情会失控，但没想到美国竟然成为疫情蔓延最严重的国家，而且迄今仍未得到有效控制。 戏剧性的变化还出现在出口的逆转上。今年2月份，当中国疫情还在蔓延的时候，大家很悲观，在产业链、供应链严重受阻的背景下，中国出口企业普遍预期今年的出口额将出现-10%以上的大幅下跌。而且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限制中国的人口和货物入境，似乎特朗普的“去中国化”意图就能实现了。然后，当欧美疫情开始爆发以后，中国则大量向欧美出口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用品，同时，其它新兴市场的出口订单也转移到了中国，到年末月份我国出口出现两位数的增长，出口占全球的比重创下单月的历史新高，订单多到连集装箱都不够用了。 在接近年末的时候，中国签下了过去十年来最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达成后将覆盖世界近一半人口和近三分之一贸易量，成为世界上涵盖人口最多、成员构成最多元、发展最具活力的自由贸易区。与此同时，谈判了7年的中欧投资协定也在即将签署；中国还将努力去加入CPTPP，中日韩自由贸易协议也在谈判过程中。由此可见，特朗普的“退群策略”与拜登的“建群策略”，都无法改变中国的“入群”意愿，通过这场全球疫情大爆发，我们再次体会到坚持对外开放政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收益。 事实证明，当初应对疫情所采取的封城、关闭娱乐、旅游场所等举措颇受争议，如今看来，“全民免疫”并不可取，严防死守看似成本高昂，但毕竟赢得了时间，使得复工复产的时间大大提前，中国获得的巨额外贸顺差，特朗普处心积虑采取的加征关税举措在汹涌的疫情面前完全是得不偿失。 充满戏剧性变化的还有资本市场，3月份美国股市连续出现“熔断”，出现了技术性熊市，大家都以为美国长达10余年的牛市要终结了，谁知却又是一年牛市，三大股指均创出历史新高。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经济出现-4%左右的下滑。 不过仔细看一下美国股市的涨跌结构，便会释然：纳斯达克100指数，并不能反映其近3千家上市公司的全貌，前三季度，纳指所包含的100个成分股中，涨幅前20%的股票居然贡献了纳指97%的涨幅，剩余80%的股票只贡献了3%的涨幅？疫情肆虐，也加速了美国经济的分化。 2020年A股涨幅领先全球主要指数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不过，国内的A股市场也表现不凡，虽然上证综指的涨幅并不大，离2006年的顶部和2015年的顶部仍有很大差距，但沪深300和创业板指数的涨幅还是比较可观，这说明“成分”很重要，成分代表了系统重要性，代表了规模和活跃度，创业板指数今年60%的涨幅，其中涨幅前20%的股票也贡献了90%以上的涨幅。 2017年，当我提出中国经济将步入存量经济主导时代时，A股市场的分化实际上刚刚开始，其背后是中国经济的分化。进入到这个强者恒强、优胜劣汰的存量博弈时代，依靠讲故事来维持大部分小市值公司高估值的格局开始松动了，如冰川开始消融一般，看似很坚硬，一旦遇到了气候持续升温，就会破裂乃至坍塌。在我看来，今年应该是蓝筹股的第四年牛市了。这两年基金经理们出色业绩，实际上更多来自于这种变化与基金经理们的投资理念非常契合。 不过，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在资本市场的盛宴似乎与货币供应量的大幅扩张有关。今年以来，美联储不仅把目标利率降至零，而且还超大规模扩表，11月的M2增速高达25%，天量货币供给也是造就美国股市创出历史新高的重要原因，加上美国财政支出大幅增加，美国民众用财政补贴的钱来买股票。 中美M2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而中国的M2增速也比往年上升了2个百分点，同时，11月份的CPI与PPI却双双为负。因此，在全球资产规模越来越大的时代，我们是否可以把弗里德曼的名言改变一下：资产膨胀也正在成为一种货币现象（原话：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 当分化加速的时候，需要温度 昨天开始上海大幅降温了，虽然与北方相比，零下7度算不了什么，但反差总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2020年是全面奔小康之年，这意味着消灭绝对贫困，值得庆贺。不过，下一个五年或十五年，我们要走向共同富裕，也就是要缩小收入差距，改善相对贫困水平。 2020年的资本市场上，白酒很热，尽管今年白酒的产量估计比去年要下降10%左右，但高端白酒卖得很好，有的还买不到。高端白酒肯定不是用来驱寒的，十年前，我写了一篇报告，标题是《高端白酒成为奢侈品背后的经济推力》，没想到，十年之后高端白酒竟然成为了资本市场的宠儿，人们讨论什么话题，最后的结论往往是“利好maotai”。 2020年的另一个引人瞩目的是奢侈品的热销，国内很多城市的国外奢侈品专卖店都呈现常年排队的奇观。据麦肯锡估算，中国奢侈品消费额占全球的比重，从2000年的1%，上升到了去年的35%，今年则更高，中国的人口占全球的比重为18%，今年奢侈品消费的占比估计是人口的两倍以上。但与此同时，上海的许多卖中档商品的店铺，受疫情影响而纷纷退租。 消费分化的背后，既有新兴产业高增长和传统产业低增长或负增长的因素，又有资产价格上涨带来财产性收入上升的因素。在今年GDP增速只有2%的情况下，存量经济特征愈加明显，行业之间的此消彼长和楼市、股市的结构性牛市都加大了收入的分化。 从中证800行业指数今年以来涨跌幅看行业分化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岁末之时，资本市场，但我们从北京顺义的新冠病例流调中发现，有些人为了生活还是很拼，如一名女性患者白天在顺义某电动车基地上班，晚上22点到凌晨2点，还要在到顺丰大件中转场兼职。 不清楚这四个小时的兼职能挣多少钱，但今年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速还是太快了，M2大约增加了20万亿元左右吧。记得易纲行长不久前说过，“货币政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重要的就是守护好老百姓手里的钱袋子，不让老百姓手中的票子变“毛”了，不值钱了；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国家经济发展的好处，收入稳步增长。” 在五中全会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报告中提到，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当货币增长太快的时候，货币的流向与分布是值得关注的，如果水总是往高处流，那肯定会导致结构的扭曲。十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如何搅动中国经济这杯沉积的液体》，因为从货币、GDP、社会财富总量看已经够大了，关键是分层问题，如果不及时搅动一下，就怕到时候就固化了。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更需要加热，当上升到一定温度，固化的也可以慢慢溶解，治大国如烹小鲜，适度搅动，有利于和谐。 2021：值得期待的牛年 从历史上看，每个农历庚子年似乎都不太顺，农历的2020年还没有结束，但从已经发生的那么多戏剧性的逆转来看，真的算得上国运昌盛，可以载入史册。那么，明年会怎样的？首先，疫情应该会趋向好转，随着疫苗的推广以及人们防控疫情经验的积累，估计最晚到明年年中，疫情将消退下去。 关于明年的经济走势，普遍都认为将迎来一轮强劲反弹，中国GDP增速会达到8%，全球估计也在5%以上，不过是前高后低。为此，人们对政策如何退出开始担忧。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政策不会急转弯，那么，政策将如何转弯呢？ 中泰时钟从三个宏观维度分析和预判通胀趋势：货币超发力度、经济产出缺口、以原油价格为代表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从这三个维度来看，未来通胀压力或会增大。例如，2020年3季度开始，产出缺口逐步转正，随着经济进一步复苏，产出缺口变大的可能性增强。 随着经济企稳复苏，通胀压力将增大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因此，我们必须关注明年央行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以及彼此之间的搭配关系，其目标还是要防通胀或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2021年政策上要稳宏观杠杆率，因此，社融和M2增速的拐点也必然会出现。政策缓慢转向将成为2021年的一大特征。 看到好多人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以此来预测明年的各项政策。我发现有几个方面的提法是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例如，关于文件中提到“要利用好宝贵的时间窗口”，为什么是宝贵的时间窗口呢？我的理解，是改革、创新的时间窗口，因为明年经济增长率较高，若设定6%的增长目标，则可以轻松完成，不需要推出大力度的刺激政策；从外部环境看，中国与东盟、欧盟都签订了合作协议，美国又面临换届之际，外部环境也在向好。这一国内外的局势都对我们推进改革和创新都是难得的良好时机。 此外，五中全文还首次提出“坚持系统观念”，什么是系统观念？就是应用系统思维分析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方法。当前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等之间如何协调，都需要有系统观念。 例如，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与第三次分配等，看似在讲三件事，实际上就是一件事：缩小收入差距。缺乏系统观念的人往往会认为，通过互联网平台购物既价廉物美，促进消费，又有利于就业，但事实又是如何呢？这就需要解多因子方程式。比如，电商模式带来的净就业是多少（电商就业-店铺失业）？包装物带来的环境污染成本有多大？ 对于2021年的资本市场，我依然乐观。尽管已经连续两年上涨了，但这种上涨的动力，还是来自于估值的提升——确定性溢价（我在2017年提出给未来现金流稳定的企业，根据DCF模型给予确定性溢价）。我认为，这轮结构性牛市始于2017年，同时也是绩差股熊市是开始。 壳资源不再稀缺，绩差股走弱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随着大市值股票的市值占比越来越大，成分股指数的持续走强合乎逻辑。指数化时代的投资逻辑就是抓大放小。当然，防止泡沫过大也是必须的，2019年以来，成长性行业头部企业的估值已经有偏高之嫌，那么，价值型的头部企业是否会获得投资者青睐呢？尤其是港股市场的某些偏价值的头部企业，估值相对于A股的折价已经非常大了。 纵观历史上的中央五年规划文件，关于资本市场的，今年首次出现了“注册制”和“退市”两个词，这应该是未来资本市场变化的最大特征，它们对于资本市场带来的影响，将是前所未有的。 不妨看一下纳斯达克市场的退市规模，自创设以来退市数量已经超过1万家了，而剩余的公司，大部分还是平庸的，只有10%左右的公司才是优秀的。今后，A股市场也将在注册制和退市规则下，供给会越来越多，更需要进行估值调整，步入到长期的、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中。 纳斯达克市场上市以来涨幅统计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说明：纳斯达克市场成立早期的数据可能有所缺失 2021年的资本市场，也应该牢记系统观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2021年的资本市场，在强者恒强的时代里，一定会精彩纷呈，尽管会有城头变幻大王旗，但我相信，代表资本市场的主要指数，还是会继续向上。
本文据12月29日“2020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峰会暨成果发布会”上，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进行《不确定环境里的企业竞争》主题发言整理，有删减。以下为周其仁演讲： 这个题目是我自己选的。重点讲讲在企业工作要高度重视竞争。 过去这一年，恍若隔世，我们都很难相信再回到冠状病毒发作之前，很难再回到中美贸易战之前的生活。那么看未来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病毒到底会怎么样，免疫针到底有多大效果，美国新总统是否会比特朗普对全球化走向有不同影响，严格来说这些都不知道。现在有一个词很生僻，科学上很少数人讨论的词叫不确定性原理，现在变成了天下无人不识君，都在谈不确定性。 那么在企业角度谈不确定性，它有特别的含义。因为企业要组织人财物，要面向未来，做筹划。如果未来不确定，这个企业怎么打仗呢？怎么组织人财物去应对市场的竞争呢？所以要把不确定的概念稍作讨论。 我理解的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它是站在现在看未来，哪些事件会发生，哪些事件不会发生。大概是三类事件： 一类事件，它一定会发生，它是确定性事件。比如现在是冬季，过了春季一定会来。到七九，结冰的河会开裂，八九燕子会回来。很确定，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 第二类事件呢是这个事件会不会发生，可以根据过去发生的概率做一个推断。它不一定会发生，但在一定概率上会发生。比如说像我这个年龄去买健康保险，它就要给你评估身体基础情况，然后给你一个精准的估值。多大可能会发生问题，多大可能会脑梗，多大可能会心梗，不同的基础条件买保险的价钱是不同的。概率会发生的事件，它是可以通过保险机制来应对的。 第三类事件是不确定事件。所谓不确定事件是未来这个事情是否会发生过去的事情没法推断，不仅不能推断，而且从概率上来说也不能推断。你看很多新技术，什么时候科学原理会变成技术，什么时候技术，什么时候技术会变成产品，什么时候产品会受到市场的追捧，变成经济流量。这个事情过去没法推，你不能说我们多少时间发明了飞机，就能用多少时间发明飞船。你不能说我们有多少时间发明了电报电话，我们就有多少时间发明互联网。不知道！这类事件叫不确定事件。 现在不确定性讲得很普遍，但有个问题没有好好问，人类对付不了不确定吗？不确定性能不能对付？确定性事件容易对付，照经验，照老法子，以老为尊。你看传统农业社会尊敬老人就是这个道理，他经验丰富，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听老人言不会吃亏的。概率性事件呢就要用保险机制了。一类是保险公司的业务，精估各种各样事件发生的概率，然后你付一个钱，第二类概率性事件，是我们的商业银行。它为什么要让你资产抵押才借给你钱，万一在一个概率上还不了，那好我把你资产拍卖掉。 现在要讨论不确定性事件。经验没法推断的事件怎么对付？其实对付不确定事件的人类的经验，已经建立了很长时间了。其中对付市场不确定性最主要的一个工具、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在座各位非常熟悉的企业。 企业组织就是用来对付市场不确定性的。大家看一个企业有哪些要件呢？第一个要件，要有资本金。为什么要有资本金，搞企业要有钱这个好理解，不然怎么买设备，怎么请人啊，怎么买原料啊？但这个钱为什么是一定是本金呢，为什么不能借钱呢？过去我们曾经走过一个时代叫“拨改贷”，财政的拨款利用效率不高，统统改成贷款。改了一段之后发现不行，一个企业如果全部都有贷款组成，他没法搞的。为什么没法搞？你看拨改贷一段时间后再转股。 任何企业所有叫公司的一定要有自有资本，自有资本就是用来对付不确定性的。这个钱放进去未必有回报，有回报就分回报，没有回报就零。赔了就赔了，这叫资本金。人类发明资本金就是对付市场不确定性的。还有一点重要，不确定性不一定就是坏事情，它是中性的，只是说过去无法推断未来，但未来有可能意外的好。 你看现在新技术带来的企业增长，传统时代难以相信。刚才李稻葵不是讲了吗？未来汽车的估值对不对？特斯拉的估值传统时代难以相信，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未来，这也是不确定性。所以不确定性它两面的，资本金也是两面的。好就增值，好就估值到你不能相信，好就让当初的投资人简直觉得喜笑颜开。坏，血本无归。 有了这块东西你才可以借钱。借钱的时候看你有多大资本金，我才根据风险估计。所以风险事件和不确定事件，其实人类是找到办法来对付的。有了资本金企业就能对付不确定性了吗？你找块资本去放台子上，你看它能增值吗？他要跟人结合起来。跟什么人结合呢？首先要跟能做决策性判断的人结合，这是我今天听到维迎发言的主题。 要有企业家。什么叫企业家？企业家就是对稀缺性资源的配置，做出决策性判断的人。什么叫决策性判断？有很多种可能，不一定哪个可能会发生。但是你今天现在就要拍，投还是不投？放还是不放？可能放对，可能放错。所以资本金加上企业家，加上其他的元素，就构成了市场里头对付不确定性的整个这一套机制。 中国走市场经济的路，就是要把这套机制在中国的土地上让它扎根，无论叫国企叫民企，你看殊途同归，要有清楚的财产权，要有很好的合约，这个合约要让参与的各方有预期，上哪找这个人？哪怕都是北大清华名校毕业，没法知道他们能不能成为企业家，只有一个办法放到实践当中去打，放到实践当中去练。 所以出来的就跟战争年代军事那些将领是打出来的一样，打剩下的，你不管学历多高，背景多好，资历、方方面面看，放上去练就知道了。交给一队资源，一些人手里资本金就能不断变大。在竞争当中它的主动性越来越强，还有一些人各种原因，主观客观的原因，资源量就越变越小，资不抵债就越变越小，资不抵债出局，不抵债出不一定事件诱导，所以能把很多企业拖垮，是平时功夫不够，是平常功夫不够，才使得突发事件来的时候你稀里哗啦溃不成军。 企业最重要的是日常功夫，是在你手里的时候你把它做足了，发生不确定性冲击的时候，你至少比行业内其他公司做得好，这是已经检验了它的哲理。 就像这家公司（指着PPT展示画面），好多小厂全停了，订单反而向他这种倾斜，要求他加大供应。所以今年的业务同样在2020，同样在疫情搞得人仰马翻的情况下，他的公司的业绩，我们去学习以后真是受教育。 所以对付不确定性，很多时候就在你的手里，就在你平时你抓不抓，抓得紧不紧，我们的企业的管理，企业的流程再造，企业的数据化，企业的自动化，现成技术已经很多了，但是很多公司就是说说，墙上挂挂，不当真。人家说学日本就认真学好几年，车间炉膛面前扫地就扫了三年才过关，否则就叫不合格。这种功夫现在看来没有白费。这个经验是值得中国很多公司学习。他有自己的总结。 第二家公司我再讲讲，也是一家很小不大的公司已经上市，做什么东西的？特种气体，自然界有很多气体其实是有用的，矿产底下附带的很多气体是有用的。两个难点，第一分离不出来，第二纯度不够。这家是公司阴差阳错，当年创业老总是曾经可以到清华学习，后来各种因素没有去成，人生有点遗憾，但是关注科技。所以他最早就关注到很多气体，有商业应用价值，有工业价值，但是供不应求。当年最刺激他的是美国人拿了一罐气体就做近视眼开刀手术，手术要用那个气体，一小罐气体十几万人民币。很多母亲领着女儿走到医院门口，交不起大几万钱，上大学不行，参军不行，什么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说干这个事情，冲这个事情来，就这么走上特种气体的路，最后走到哪？一直走到做芯片的特种气体。芯片的加工不是靠物理，芯片的加工是靠不同的气体。他对硅的表面做处理，最后他的气体最后攻到什么程度？光道阿斯麦尔认可全球可以用它的气体，你是要买阿斯麦尔光刻机一定配他认可的那些特殊气体，其中一家就包括我们华特特种气体公司，不大，但是很有意义，很有竞争力。 这家公司在清华门口。人的眼底有丰富的血血管状态，医学专家认为眼底是无创可以知道你血管状态的一个最好的窗口，但是全中国能读眼底照片的好医生人数非常之少，千把个。 可是据这个信息对理解人的健康作用是非常大的，成本是非常低的。这伙年轻人一伙是学软件的，一伙学医的组合到一起，把全世界3万个最好的读眼底血管照片的医生的经验，用AR来训练机器做，人工智能做。你现在就要拍一个一分钟，你的体检报告就出来了，血管状态报告就出来了。现在要我们的医药监管局批准了它其中一项已经可以上市，就是测糖尿病，你可以通过这么一张照片可以筛查糖尿病。 在座各位知道筛查对未来多重要，我们要从事后的治疗变成事前的预防，首先要知道人的健康状况，这是一个重大的技术发展方向的转变。 如果可以很便宜地进社区进家庭，可以很快地做测试，人就会提醒自己要注意什么事，防止什么事儿，这也是中国现在冒出来的企业，还在初创，还在第几轮融资。重要的不在大小，重要的是在整个竞争格局当中，他开始往独到性去走了，增加了独到性，就有很远大的前途。 这家公司是美国公司，但是已经在顺义我们北京的医药板块的产业园落地，因为他的发明发现要量产化，要到中国来，跟特斯拉做的决策是一样的。他做了什么判断，这个是科学家，很多人认为眼睛瞎了就眼睛不行了，我们怎么帮盲人呢？给他一个棍、给他一个导盲犬嘛，街上给它修很多带楞的盲道专让他好走路，这个科学家认为错了，他不是眼科专家，他是脑科专家，他认为人看见世界是沉下去的，脑子眼睛是通道，眼睛瞎了，成像区没有坏，另找一个通道，他可以重见光明，这是一套原理。然后企业家干嘛？把这个原理变成技术，把这个技术变成产品。然后一代两代，我们现在看的是在北京顺义看到的是第三代产品。头上戴这么个箍，实际上就是摄像头，然后有一个电子的版放在舌头底下，舌头据说最敏感，可以把这个信息进入到成像区去。 北京的盲人学校做过测试。第一次可以看见拿个篮球筐能扔进筐里了，第一次能看文艺演出了。你想想看，中国是500万盲人，500万盲人啊！它不光是商业价值，它对人道主义贡献，它对人类整个提高人类的生活品质的贡献，他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门生意。 现在结合也非常有意思，所以不要听美国总统怎么着，在商言商，美国公司有很多还就在这个时候愿意到中国来的，不要就一说贸易战好像就不来往了，就脱钩了，没有这个事情，企业的全球化和国家本位的全球化是两个层面。我是习惯于从企业角度看问题的，特朗普是很厉害，但是它要制裁华为，它现在制裁美国公司，不准他卖东西给华为。怎么能叫不让一个公司卖东西给别人？那不是要他命，哪那么容易善罢甘休的。 从企业层面看，全球化会有波折，但是不会什么逆全球化倒退回去，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企业家怎么行动。你看这是美国董事会都来了，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放这里。因为只有中国的制造能力量产能力强。特斯拉原来在美国最大的堵点就是供不上，到了上海你看三个月给它搞定，一年给它量产，特斯拉的估值上去，中国是做了贡献的，这个是全球比较优势的一个组合，它不会因为一个特朗普就中断。 我再讲个故事，互联网叫的我们很多企业心都毛了，做吧不懂不做要死。这家公司就是把互联网技术做到了建筑工地上去。 中国一年有100万个建筑工地，那个管理水平啊……这家公司设置的程序是先做财务，财务做完以后做整个工程流程，全部把它这个流程清理完了以后，用软件设计好，搞不了名堂了。过去我们建筑工地跑冒滴漏黑钱，全进入了房价了，全进入了我们的建设成本了。这家公司就用互联网技术做下去，最后在云里提供一个服务，交一点钱给一个密码，你就可以填一个数自动往前走，把很多建筑工地的project管井井有条。我们跟他讨论说全球有多少个基建工程，全球900万个，中国占了1/9，好大的市场。 这家公司也是佛山的一家公司。 两个循环怎么循环法？到底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你看今年考验对不对？国内一出问题，国际市场可以，等到国际市场单子还没发出去，国外的疫情比国内严重，然后再过一段又是国外的订单哗哗哗飞过来，因为国外的产能停了，这么个折腾性的不确定性，作为一个企业怎么对付？ 这家公司老总姓罗，做的产业是高分子材料，主要是包装材料。全球市场。全球市场国内市场怎么摆？我们在北京开会讲什么都行，到企业这个层面人怎么对付？他的办法就一套，找出一个在国内卖的最火的产品，消防用的一个材料，拿它做基准物。国际市场如果好，产能要给国际做，把这款产品提价，让国内需求收缩，国际市场一下去这款产品降价，国内是需求长大。 这个真是绝了。这个东西是都江堰，水大了走外江，水小了走内江灌溉，这个哲理、这个调控企业的办法。所以我们现在都说国内市场国外市场现在都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这股力量会让人类社会朝着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这些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 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一些反面的教训，这些企业家我差不多都接触过，都访问过。也不因为他们后来所谓身败名裂，就认为他们历史上什么好事也没做过，都做过了不得的贡献。 仰融没做过贡献吗？造国产汽车。赵新先三九药业是一个中药的成药，做那么大的市场，一个三九胃泰做到这么大的市场，没有贡献吗？解放军后勤的一个教员，借钱起家。铁本的代国方没有贡献？民营炼钢。然后你看健力宝的老总李经纬，1984年洛杉矶的奥林匹克会报道震惊全球东方。魔女喝东方魔水，中国女排就是一休息就喝健力宝，然后打赢了。这个饮料当年是可以跟可口可乐是百事可乐拼一短长的。 各种原因，我先把这几条东西总结下来。企业、企业家是对付市场不确定性的一种重要的发明，重要的人类经验。企业第一个立足点就是要可靠的财产权和可靠的股权的合约，这是所有打仗的基础。这个东西晃了，预期不稳定，所有努力如果将来的后果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把中国潜在的企业家才能发挥到最大。 第二条，我们永远要认识到企业之间的竞争激烈程度超过国家间竞争。这里的学问比国家间竞争的学问要大，要复杂，需要更多人去身体力行去体验、去总结去提炼，才能把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真正的搞上去。企业家的判断性决策至关紧要，其他元素投资、资本、银行、土地、元器件、工人、工匠、工程师都重要，但是没有判断性决策，资源往哪个方向用，生产什么？开发出一个什么样的市场，他就没有灵魂。 所以环境越不确定，最后一条企业竞争到底争什么？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我要打我要我要high。企业竞争是争取用户的欢心，是争取用户的青睐。所以任正非华为的纲领叫客户为中心，永远以客户为中心，因为这个客户不断在变化，你一定要比客户还懂客户，才能够服务好客户。有无数潜在的要求还没有提上日程，还远远没有被满足好。无论数量、质量、品种、功能、体验，这里头有无穷的仗可以打。所以我最后概括一句话，未来不确定，但是不意味着不确定面前我们可以无所作为。企业和企业家就是对付为对付市场不确定性而生的。 中国从已有的经验看，中国人群当中可以产生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产生非常优秀的企业。我们走这条路时间还短，所以现在马上要叫板美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叫板欧洲，叫板日本，还有一点距离，但是不是不可为的。在竞争的过程当中，不确定性，它是一个中性的，驾驭得了他就造福于人类，驾驭不了它就会变成灾难和惩罚。谢谢各位。
2012年，A股退市制度借鉴西方成熟市场做法，首次引入了市场化退市标准，并先后建立了财务类、交易类、规范类和重大违法类等4类强制退市指标体系，规定了主动退市情形，并设立风险警示板揭示退市风险，推动平稳退市，退市的法治化建设已经初具成效。 2019年7月，科创板+注册制横空出世，科创板新退市制度随之确立，它首次废除了“暂停上市”、“恢复上市”的传统规则，瞬间激活“交易类”退市标准的威慑力，当年即有多家上市公司被“面值退市”标准赶出市场，这是从未有过的退市制度效率。 2020年3月，新《证券法》正式生效施行，不再对暂停上市情形和终止上市情形进行具体规定，改为交由证券交易所对退市情形和程序做出具体规定。 2020年8月，创业板注册制开始落地实施，与之配套的创业板新退市制度也同步出台。无论是注册制，抑或是新退市制度，创业板均借鉴了科创板的成功经验。“交易类”退市标准作用进一步扩大，不到两年时间已有10多家公司被“面值退市”标准赶出市场。 2020年10月9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将健全上市公司退出机制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要求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加大退市监管力度。 2020年11月2日，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健全上市公司退市机制实施方案》，再次明确强调健全上市公司退市机制安排是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制度安排。 202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发布，其中明确提出了“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 2020年12月31日，沪深交易所同时发布了覆盖全市场的新退市制度，并且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实施。本次新退市制度改革完全借鉴了科创板与创业板新退市制度规则，在主板和中小板全面实施，也就是说，新退市制度早于注册制实行了全市场覆盖。 新退市制度改革，主要有四大意义：其一，贯彻落实新证券法，构建与注册制理念相匹配的退市机制；其二，加快出清僵尸企业，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其三，提高市场包容性和开放性，逐渐形成有进有退、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良好市场生态；其四，简化退市流程，提高退市效率，压缩人为操纵、规避空间。 沪深交易所全市场统一的新退市制度，究竟有哪些全新变化？本文大体归纳为以下十个方面。 （一）进一步规范了五大类退市通道标准 按照退市情形类别，退市标准共设计了五大类通道：其中，强制退市标准分为交易类、财务类、规范类、重大违法类等4大通道，另外单设了“主动退市”通道，而且每一个退市通道都分节规定了相应的退市情形和完整的退市实施程序。 新退市制度将主动终止上市首次清晰界定为五类情形：转板、私有化、并购重组、公司解散以及垃圾股的主动退市。（1）转板应包括从本市场转向境内其他市场挂牌，或转向境外重新挂牌，比方，在港交所IPO，或在国外股市IPO。（2）私有化应包括上市公司向所有股东（或者上市公司股东向所有其他股东，或者上市公司及股东以外的其他收购人）向所有股东发出回购全部股份或部分股份的要约，导致公司股本总额、股权分布等发生变化不再具备上市条件。（3）并购重组应包括上市公司因新设合并或者吸收合并，不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被注销。（4）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解散。（5）垃圾股主动要求终止上市。 上市公司主动终止上市的，本所在公司公告股票终止上市决定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对其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二）取消了单一的净利润、营业收入退市标准 在财务类退市标准中，取消了原来单一的净利润、营业收入指标，新增扣非前后净利润孰低者为负且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1亿元的组合财务指标，同时对因财务类指标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司，下一年度财务类指标进行交叉适用。 为防止公司通过调节财务会计报告的会计处理规避退市，将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审计报告，与“扣非净利润+营业收入”、“净资产”等退市指标交叉使用，明确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司，下一年度存在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或者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或者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公司所披露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且未在法定期限内改正等情形的，其股票也将被终止上市。 这一退市标准改革，一方面是为了鼓励研发投入及科技创新，迎合“新经济公司”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让那些“没有主业”的空壳公司、僵尸企业真正退出市场，从而有利于净化市场，提高股市优胜劣汰的资源配置功能。 （三）将“面值退市”更名为“1元退市”，新设市值退市标准 在交易类退市标准中，将原来的“面值退市”标准修改为“1元退市”标准，将原来“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面值”修改为“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人民币1元”，这一修订建议是我在2012年以来一直在反复倡导的，今天终于成真。 同时，次此修订还新增了“连续20个交易日在本所的每日股票收盘总市值均低于人民币3亿元”的市值退市标准。 1元退市标准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退市标准，它赋予投资者“用脚投票”的权利，哪些空壳公司及僵尸企业应该退出市场，完全由投资者“用脚投票”表达其意志，因此，1元退市标准是最具有威慑力的退市标准，也是最没有争议、最直截了当的退市标准。 2019年共有18家公司退市，其中，1元退市占9家，退市家数创近年之最。2020年共有19家公司退市，其中，1元退市占了14家。这是在“面值退市”标准形同虚设7年后，近两年来，1元退市标准开始大显神威，它对提高A股退市效率功不可没，将来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事实上，在强制退市的美股中，有一半以上是被1美元退市标准赶出市场的。 （四）新增信息披露规范类退市标准 在规范类退市标准中，新增信息披露、规范运作存在重大缺陷且拒不改正和半数以上董事对于半年报或年报不保真且限期内不改正两类情形，并细化具体标准。 一是新增“信息披露或者规范运作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退市标准。上市公司如触及规定情形被本所要求限期改正但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对公司股票予以停牌，在停牌2个月内仍未改正的，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此后2个月内仍未改正的，本所对公司股票予以终止上市。该项指标具体包括：（1）本所失去公司有效信息来源；（2）公司拒不披露应当披露的重大信息；（3）公司严重扰乱信息披露秩序，并造成恶劣影响；（4）本所认为公司存在信息披露或者规范运作重大缺陷的其他情形。 二是考虑到实践中个别公司出现半数以上董事不保证年报真实、准确、完整的情形，为严肃半年度报告或年度报告编制及披露工作，新增“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公司所披露半年度报告或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退市指标。公司在半年度报告或年度报告法定披露期限内未予改正的，对公司股票予以停牌，在停牌2个月内仍未改正的，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此后2个月内仍未改正的，本所对公司股票予以终止上市。 （五）首次划定财务造假“重大违法”的法律边界 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中，主要区分为三大类：一是欺诈发行；二是重大财务造假；三是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和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情形。只要存在重大违法，无论是从其自身财务状况，还是信息披露的合规水平来看，均已丧失上市地位，必须终止上市。 新退市制度首次明确了财务造假“重大违法”的法律边界：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上市公司披露的营业收入连续2年均存在虚假记载，虚假记载的营业收入金额合计达到5亿元以上，且超过该2年披露的年度营业收入合计金额的50%；或者公司披露的净利润连续2年均存在虚假记载，虚假记载的净利润金额合计达到5亿元以上，且超过该2年披露的年度净利润合计金额的50%；或者公司披露的利润总额连续2年均存在虚假记载，虚假记载的利润总额金额合计达到5亿元以上，且超过该2年披露的年度利润总额合计金额的50%；或者公司披露的资产负债表连续2年均存在虚假记载，资产负债表虚假记载金额合计达到5亿元以上，且超过该2年披露的年度期末净资产合计金额的50%（计算前述合计数时，相关财务数据为负值的，则先取其绝对值再合计计算）。 （六）废除“暂停上市”、“恢复上市”的旧规则 按照新证券法规定，新退市制度废除了“暂停上市”、“恢复上市”的旧规则，相应调整原来的财务类退市指标时间跨度设置，明确1年触及财务类退市指标即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连续2年触及财务类退市指标则直接予以终止上市，提高退市效率。 废除“暂停上市”和“恢复上市”后，空壳公司及僵尸企业就不再有财务运作空间，保壳、炒壳、赌壳的游戏就会自动终止，从而有利于倒逼投资者觉醒，并学会“用脚投票”，这是新退市制度最有威慑力的一项重大改革。 （七）缩短退市整理期，取消交易类退市整理期 新退市制度将退市整理期期限从原先的30个交易日缩短为15个交易日，同时取消交易类退市情形的退市整理期设置。同时，在配套规则中规定退市整理期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优化后的退市整理期机制，提高了定价效率，缩短了退市流程，也不影响投资者的退出权利。 此外，重大违法退市连续停牌时点延后，缩短退市停牌时间，简化退市流程。本次修订前，上市公司可能触及重大违法退市情形的，应当于知悉相关行政机关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或者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裁判当日，向本所申请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连续停牌，直至本所作出股票终止上市决定，停牌时间较长，不利于充分交易释放风险。本次修订，将连续停牌时点延后至收到行政处罚决定或司法判决生效，有助于在退市决定作出前通过充分交易释放风险。 （八）新增两类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针对部分通过非经常性损益等方式实现盈利，但持续经营能力仍然薄弱的退市风险警示公司，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ST）的同时，有必要对其实施其他风险警示（ST）。 本次新退市制度新增2类其他风险警示情形：一是最近连续3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二是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或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同时，为加大对关联方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行为的监管力度，将此类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实施标准修改为：“公司被控股股东（无控股股东的，则为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或金额超过1000万元，未能在1个月内完成清偿或整改；或公司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担保对象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除外），余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或金额超过1000万元，未能在1个月内完成清偿或整改”。 （九）重新上市新规更加严苛 主动退市公司可以随时提出重新上市申请；因交易类强制退市的公司，自其股票进入新三板等证券交易场所转让之日起满3个月的，可提出重新上市申请；但因欺诈发行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公司，其股票被终止上市后，不允许重新上市；非欺诈发行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公司，必须在新三板挂牌满5个完整会计年度后，方可申请重新上市。 上市公司的股票被终止上市后，申请其股票重新上市的，其终止上市情形（不包括交易类终止上市情形）已消除，且同时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下列条件的，可以向本所申请重新上市。其中，最核心的门槛标准包括：（1）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3年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2）最近3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3）最近3个会计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或者最近3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累计超过人民币3亿元；（4）最近1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正值；（5）最近3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均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6）最近3年公司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7）保荐机构经核查后发表明确意见，认为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十）新旧退市制度的过渡期安排 （1）对于新退市制度生效实施前已经被暂停上市的公司，公司股票是否恢复上市或终止上市，仍适用原上市规则及原配套业务规则。 （2）对于新退市制度生效实施前未被暂停上市的公司，在适用新的财务类强制退市情形时，以2020年度作为首个起算年度；在适用新的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强制退市情形时，也以2020年度作为首个起算年度。 （3）对于新退市制度生效实施前因触及原规定情形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司，以及已经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司，在公司2020年度报告披露前，对其股票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在公司2020年度报告披露后，适用新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其股票是否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 （4）对于在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出现2018年度至2020年度连续亏损但未触及新的财务类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对其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在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后，适用新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决定是否撤销对其股票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 （5）新退市制度中的市值退市标准，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此外，面值退市标准与1元退市标准将无缝对接，不需要转换。 （6）对于新退市制度生效实施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且可能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依据后续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导致公司2015年度至2020年度内的任意连续年度财务指标实际已触及原《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对其股票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导致公司在2020年及以后年度中的任意连续年度财务指标实际已触及新《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对其股票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7）上市公司的两类其他风险警示情形：一是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审计报告，或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二是最近连续3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在这里，都以2020年度作为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以2018年度至2020年度作为最近连续3个会计年度。
在负利率时代，财富保卫战打响了，如果你不能持有核心资产，财富或不可避免地面临缩水的命运。 对于2021的展望，我想用“出清的尾声”这个词来给大家做汇报。 今年是吴晓波年终秀的第六年，是我参加年终秀的第四年，特别巧，我们一起见证了一部中国金融市场的“出清史”。 在过去四次年终秀中，我讲“泡沫的背影”，讲“隧道的微光”，讲改革，讲“南渡北归、西进东出”。我们也追忆过似水繁荣。 今天中国所处的经济环境，确实和以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这四年，金融市场正好经历了一个残酷、剧烈的出清过程。无论你是做企业还是做投资，处在体制内或体制外，每个人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我们和这一波市场出清同频共振，甚至很多人受影响特别大。 于是我就在想，我们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视角去观察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无处不在，它和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和我们的财富息息相关。 我后来总结，用三个字，叫“心”“体”“用”。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用三个维度去观察文明，我现在用这三个字来观察金融市场，后来我竟然发现我们观察的角度非常类似。 什么是“心”？对应的是汤因比观察文明时说的“观念”；什么是“体”？对应的是汤因比所说的“制度”。什么是“用”？对应的是汤因比所说的“器物”。这是我的一点心得，供大家参考。 那么，对于2020、2021，我们如何去总结，如何去展望呢？ 2020年的全球政经格局一波三折，美国大选落幕，大选在美国造成了分裂，也让中国人也看到了一片喧嚣。对于中国而言，拜登当选，确定性增强了，压力却可能更大了。 最近，中国有两张牌打得特别好，我特别希望大家关注。第一张是贸易牌，就是今天（12月30日），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终于完成了，这非常重要，中国和欧洲，在经贸和投资上站到了一起。 在这之前，中国加入了RCEP，RCEP是涵盖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经济总量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打出这张贸易牌，我们应该为国家点个赞。 第二张牌是气候牌，中国领导人适时地率先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这里有个背景，特朗普时期美国退出了《巴黎协定》，拜登似乎在准备重新加入《巴黎协定》。拜登也希望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继续和中国合作，而中国率先提出这样一个目标，不仅仅是承担大国责任，也是倒逼国内改革，同时中国也掌握了完全的主动权。 中国的这两张牌都打得非常厉害。2021年，面对国际局势的骤变，面对百年变局，中国人会更加气定神闲、更加从容、更加主动。我们有这样的自信心。 回到金融领域，世界的金融市场发生了什么变化？ 2020年，我们经历了一个“无限宽松”。中国的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和欧美的政策正好相反，其他各国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又骤然上升，而中国在货币政策上保持了相当大的克制，这种克制既来自我们对过去十几年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来自我们基于自身经济特点的判断。 相信很多人没有想到，中国疫情恢复这么快，以及没有想到中国的出口会如此强劲。当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冲击，中国庞大的、坚实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好匹配了起来，中国再度成为“世界工厂”。 刚才晓波老师讲，在今年2、3月份时，没有人想到中国的产业链会如此强大，甚至那个时候大家讨论的问题是——“中国的产业链会不会被边缘化”？到了下半年，我们看到，中国再度成为“世界工厂”。我们通过自己的工业生产，为世界抗疫做出了贡献。 2021年的经济会怎么走？ 今年的情况，大家已经感受到了。说实话，今年对很多中小企业来说，可以说是灭顶之灾，遭遇“重创”“冲击”，很多企业都是“团灭”。 2020年的经济走势是“前低后高”，而明年将是“前高后低”。大家对明年的经济走势的分歧，不在于“能不能复苏”，而在于说“复苏到底有多强劲”。有的人相对保守一点，认为2021年的复苏可能没有那么持续；有的人相对乐观一点，认为2021年仍然会维持强劲的复苏。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2021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仍然会维持强劲的复苏状态，我们预计全年应该是在7%-8%左右的增速，明年一季度由于今年的低基数效应，可能会实现10%以上的增长速度，这个速度确实来之不易，我觉得可以用“一枝独秀”来形容。 明年经济的三大关键词会是什么呢？是“复苏”“稳政策”“强改革”。明年我们会看到，下半年将延续上半年的复苏，当然这其中有非常多不确定性，至少有三个风险。 第一个风险：疫情风险。如果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仍然存在。相对来说，中国的工业生产部门仍然承担巨大的生产功能，继续为全世界生产产品。 第二个风险：数据风险。中国逐步进入省市县的换届，换届后，很多地方会重新检视本地的经济数据，一些企业的风险可能会暴露出来，甚至我们在2021年，从投资的角度仍然要防范风险。 第三个风险，疫苗风险。如果疫苗很快推出并得到有效使用，证明它对疫情特别有用，明年美国很可能在下半年启动货币政策边际上的收缩。这对全球资本流动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如何去抗击这种资本的逆转，如何去抗击来自海外需求的减弱？这需要通过供给侧、需求侧两方面的改革。 回到刚开始讲的“出清”，稍微复盘一下，无论明年中国遇到多大的风险，无论复苏有多强劲，始于2017年的金融市场出清，我认为会在2021年基本结束。我们能明显看到，中国金融部门的杠杆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从产品到机构到局部的风险得到释放。 这个过程是惨烈的、痛苦的，这些年，无论是经济还是疫情，还是金融市场，其实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熬”。我们关心的问题在于，如果2021年实现市场的出清，在资产配置上会有什么变化？股市方面，简单的结论告诉大家，总体上会经历一个从估值推升到业绩支撑的转变。 2020年的日子虽然不太好过，但2020年是一个资产大年。2021年经济复苏，日子好过一点，但投资将会特别难做。所以，债券市场还是以防风险为主，地产也逐步地进入到所谓的“牛市的后期”。 但这种年度的变化，并不改变我们长期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和资产市场的基本观点。为什么我们长期看好呢？有两大基本动力： 第一个动力是一个“推力”，全世界逐步步入零利率、负利率时代是大势所趋，无论从人口结构的变化，还是全球化的逆转等维度去看，中国恐怕也很难避免这样一个趋势。而在零利率、负利率的时代，持有核心资产是基本选择。 2020年，我个人认为是“零利率元年”，为什么？今年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曾经到过0.5%，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而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仍然是在3%以上，甚至今年一度达到了3.3%，也就是说，中国会长期成为一个资产高地。 我们维持资产的正收益，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仍然比较高，和美国之间维持着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利差。这是一个基本的动能，也可以说，未来资产市场的繁荣可能是以十年为单位来计数的。 第二个动力，我称之为“拉力”，就是以注册制为代表的中国资本市场的一系列改革，可以把它跟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相对比，中国的注册制也在摸爬滚打、逐渐摸索，我们正在推动向完全意义的注册制迈进。 对投资者而言，股票市场从“供销社模式”转向“超市模式”，在超市你可以买到非常多的资产，并且资产的性价比非常高。在负利率时代，我们的财富保卫战其实打响了，如果你不能够持有核心资产，我们的财富或不可避免地面临缩水的命运。 什么是核心资产？简而言之就是三大类：好股票、好房子、黄金。 我们要注意中国股票市场结构的变化，今年沪深300大大地跑赢了上证综指。股票市场上个股之间的分化越来越严重，头部公司屡创新高，很多公司却无人问津。作为投资者，需要看清楚下一个十年三大确定的赛道：科技、消费、大健康。 房子还是不是核心资产？当然是。但今年以来，房产剧烈分化，即使在同一个城市不同的区块，分化都非常严重。很多人都问我“厦门的房子能不能买”“深圳的房子能不能买”，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我只能告诉大家，核心城市、核心区域的房产仍是重要的核心资产。 最后再说说黄金，很多人都对黄金特别痴迷。黄金的货币属性、商品属性、金融属性、避险属性同时存在，黄金是负利率时代相对投资价值凸显的一个品种，今年黄金突破过2000美元/盎司。 很多人问，黄金还会不会涨价？短期的价格很难判断。但如果我们认定未来的市场仍然是零利率、负利率的趋势，黄金的投资价值就不可忽视。 有人问，投资黄金该买什么？因人而异。对一般投资者而言，没有必要买太多黄金，特别是实物黄金。如果你对黄金特别痴迷，建议你买点金条、买点金币比如熊猫金币。 很多人问，黄金是不是流动性差，变现能力差？我只能说，对于高净值群体来说，黄金是压箱底的投资。 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你说黄金有投资价值，它确实非常有价值，说它没有价值，也没有价值。但它有一个隐藏很深的功能，就是能让人们心情愉悦。当你受到疫情冲击或工作不顺心时，回到家拿出金条，拿出熊猫金币数一数，心情会特别愉悦。 所以，因人而异，没有标准答案，供大家参考。 最后，我想东施效颦一下，今年李雪琴老师特别火，她曾经喊话过一个著名明星。说到黄金，我特别想利用这个机会喊话一下郎朗：“郎朗，你看，这就是黄金，这就是熊猫金币，多重！”
2021年，如何进一步挖掘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潜力？ 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看来，中国需要在结构改革政策、需求管理政策、对外经济政策等方面做出调整。 他认为，结构改革政策的要义在于补上重要的短板，而中国经济当前发展阶段最大的短板是接近3亿农民工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张斌表示，应该把近3亿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作为接下来结构改革政策的头号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社保、城市公共服务、土地、户籍等方面的政策做出突破性调整，让农民工享受与其他市民同样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需求管理政策方面，张斌提出，过去在提升总需求的政策工具选择上，由地方政府参与和主导，并且有不同程度政府信用背书的举债投资大行其道，这种提升总需求的方式代价高昂，带来多重困境。 “摆脱这种困境的方式在于开大总需求管理政策的前门，让规范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真正发力。”张斌强调，当遇到需求不足的时候，首先使用的工具应该是降低利率，把利率政策工具用足；如果还不足以扭转局面，则可以扩大预算内财政支出。 降低利率会不会带来更多的货币增长和房价上涨？ “未必如此。”张斌对此解释称，降低利率刺激了私人部门信贷需求，私人部门信贷增长带动总需求增长。实现同样的总需求增长，所需要的私人部门信贷少于公共部门信贷。再考虑到这种模式下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大幅下降，房价未必会上涨。 对外经济政策方面，张斌认为，安全威胁并非来自开放，而是来自垄断，包括国际市场上的各种垄断。 对此，一要积极参与CPTPP等国际经贸协定，与国际社会协力抵制垄断行为；二要把科研和高科技领域的对外开放之门开得更大，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充分调动市场自发的力量打破垄断；三要在基础科研领域引入更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基础科研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和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挑战。中国经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单，这主要得益于三方面的力量。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出色地控制住了疫情，这是经济恢复增长的前提条件。 第二，在疫情传播严重并对经济运行造成严重破坏的2020年1季度，中国采取了非常果断、有针对性的经济对策，包括货币和财政支出总量上的扩张，也包括有针对性的纾困。 这些政策有助于防止需求过度下滑和保障供给，再加上我国居民部门较高的储蓄率，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没有在疫情中垮掉，大部分受疫情影响突出的居民和企业挺住了。一旦疫情得以控制，经济很快就再次展现活力。 第三，出口的出色表现。在国外疫情严重、国外很多制造业产品生产难以为继的时候，中国凭借完整、灵活的工业体系补上了缺口，不仅让出口大幅增长，也及时满足了国外市场的需求，对中国和全球经济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2021年，中国需要在经济结构改革、总需求管理、对外开放等多方面的政策上做出调整，挖掘内生增长潜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让社会大众更充分地分享经济增长红利。 结构改革政策： 让3亿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经济增长是个正反馈过程。有各个部门之间的良性互动，经济才能在正反馈进程中不断获得增长动力，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结构改革政策的要义在于补上重要的短板。补短板不仅是带动一个部门的成长，也会形成各个部门之间的良性互动，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如何找到经济发展的短板？没有参照系，仅凭自身的感受很难找到真正的经济短板。我们把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中的规律性现象作为参照系，把中国经济成长和经济结构变化轨迹放在参照系中做对比，从而为发现中国经济的短板找到了线索。 中国的制造业成长和发展非常成功，制造业发育程度大幅超出了所对应高收入国家的类似发展阶段。出口是一面镜子，反映了一国的制造业能力。中国出口产品复杂度对应的是人均收入2万多美元经济体才会出现的出口复杂度。 有学者指出中国制造业相较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高端制造业还有很大距离，这是事实，但还应该看到就中国目前人均收入1万美元的发展阶段而言，我国的制造业发展水平已经很出色。 更重要的是，制造业研发投入、生产分工和产品销售等多个环节的证据显示，中国的制造业产业升级还在持续推进。就目前发展阶段而言，制造业不是中国经济的短板。 中国经济当前发展阶段最大的短板，是接近3亿农民工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在与参照系对比中，中国最突出的差距是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就业占比偏低，城市化率偏低，以及消费占比偏低。 造成这些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仍有接近3亿农民工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不能完整纳入就业统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就业偏低，也部分解释了中国的城市化率偏低和消费占比偏低。 应该把近3亿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作为接下来结构改革政策的头号目标。这不仅关系到社会公正，关系到近3亿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生活福利，也关系到中国经济整体的增长潜力。 近3亿农民工能够安居在城市，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会有再一次的巨大释放。这将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也带来人力资本积累和供给能力的巨大提升。 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社保、城市公共服务、土地、户籍等方面的政策做出突破性调整，让近3亿的农民工享受与其他市民同样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都市圈发展是吸纳新劳动力最大的磁场，政府对此也非常重视，但是发展过程中还有很多短板没能补上。 与此相关的改革对城市公共服务和管理能力是巨大挑战，会带来公共支出负担增加。这些都是短期和局部的困难。拉长时间从全局来看，近3亿农民工安居在城市，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和人力资本提升给解决这些困难留下了充分的空间。把接纳好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作为硬任务，政策设计能被倒逼出来，困难也会一个一个化解。 需求管理政策： 让规范的政策工具真正发力 不要低估总需求管理政策的作用。经济正反馈的成长进程中一定会遇到颠簸。严重的颠簸，比如大萧条、严重的失业和企业大面积破产，是对市场最大的破坏。成功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避免或者减少这些破坏，是对内生经济增长动力的不可或缺的保障。 中国历来高度重视宏观经济稳定，这一点也做得比较成功。但是在稳定宏观经济的政策工具选择上有不少教训。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周期变化的总体特征是“易冷难热”，总需求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提升总需求。 在提升总需求的政策工具选择上，降低利率、政府举债扩大支出这些规范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没有充分发力；表面上不纳入政府预算支出，但是由地方政府参与和主导，并且有不同程度政府信用背书的举债投资大行其道，商业金融机构也广泛参与其中。 上面这种提升总需求的方式代价高昂—— 一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大幅上升。大量商业金融机构和债券市场凭借的不是商业逻辑而是信仰，深度参与地方政府主导的各种投融资活动当中，从中获得了不菲的收益。真要摊开账本来看，地方政府主导的这些投资项目的收益情况并不乐观，很多地方融资平台靠借新还旧才能维持，金融机构持有的相关资产规模巨大且质量堪忧。 二是地方政府不得不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高地价和高房价与此密切相关。 三是由于缺少规范的监督机制和风险评估，资源浪费难以避免。 摆脱这种困境的方式在于开大总需求管理政策的前门，让规范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真正发力。 当遇到需求不足的时候，首先使用的工具应该是降低利率，把利率政策工具用足。如果还不足以扭转局面，则可以扩大预算内财政支出。 做到了这些，就可以收缩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扩张，可以把审慎监管措施真正落地，采取高标准的信用风险评估标准和高标准的信贷原则，这不仅关乎降低信用风险，也关乎优化资源配置。 优先使用降低利率政策提升总需求。降低利率一方面减少了企业和居民的债务成本，另一方面提高了企业和居民持有的资产价值，双管齐下强化了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进而促进其增加支出。 这是优先发挥市场自发的力量应对需求不足。中国目前债务规模达到260万亿元，利率降低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债务人2万多亿的债务成本下降，再考虑到降低利率带来的资产估值提高，其对提升资产负债表质量和扩大支出的作用不可小觑。 很自然的担心是，降低利率会带来更多的货币增长和房价上涨，未必如此。 降低利率刺激了私人部门信贷需求，私人部门信贷增长带动总需求增长，出于保增长目的的地方政府信贷扩张就可以收缩。实现同样的总需求增长，所需要的私人部门信贷少于公共部门信贷。 降低利率带来的可能不是更高的信贷和货币增长，而是更低的信贷和货币增长。在更低的信贷和货币增长环境下，再考虑到这种模式下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大幅下降，房价未必会上涨。 对外经济政策： 安全威胁来自垄断而不是开放 没有开放，就没有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开放带来更大的市场，带来先进的理念、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放还成为促进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开放的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经过几十年的对外开放，中国已经和世界深深捆绑。中国已经习惯于在全球配置资源，分享国际市场分工和规模经济带来的巨大红利。 别的不说，我们每天吃的各种肉类离不开进口植物蛋白质，如果要在中国种植这些大豆，光是土地就要多占用6亿亩。我们甚至难以想象中国离开国际市场会怎么样。 开放程度越高，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越强，对安全问题的担心也随之而来。需要认清的是，安全威胁并非来自开放，而是来自垄断，包括国际市场上的各种垄断。是垄断威胁到了供应链，是垄断给产业链插上了锲子。 最近几年，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市场竞争增加，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与中国的对抗情绪升温，有些发达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打压我国的高科技企业。这些打压手段正是凭借着发达国家在某些产品和服务上的垄断才能奏效。 打破垄断的方法不是关起门来自己搞。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说明这样既没有效率，也不安全。 我们需要做的，是积极参与CPTPP这样的国际经贸协定，与国际社会找到更多的共识，与国际社会协力抵制垄断行为； 是把科研和高科技领域的对外开放之门开得更大，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充分调动市场自发的力量打破垄断； 是在基础科研领域引入更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基础科研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核心观点： 1．庚子终逝，瘟病未销。环顾四海，疫情再度肆虐，病毒变异屡见不鲜。至暗时刻，疫苗乍现，绝境处似现明光。翘盼辛丑，经济或坦途或波折，皆与疫情相关。我国快进快出，来年修复空间几何？政策收敛转弯，经济扩张还能持续多久？ 2．与第一波疫情不同，世界经济似已呈“免疫”特征，即确诊和死亡人数屡创新高但经济波澜不惊。缘于人类多方积极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明显递减。疫情复发改变的或只是经济修复的斜率而非趋势，这构成预见经济最重要的假设前提。 3．疫情冲击引致诸多尚未弥合的缺口：海外需求回升但供给未能跟上，供给缺口明显；国内服务消费改善但离常态仍有差距，需求缺口犹存。我国率先修复的生产能力、还未完成的自发修复进程，恰能弥补上述供需缺口，从而继续支撑经济。 4．展望新年，我国将继续填补海外供给缺口和国内需求缺口。叠加前期货币扩张和财政积极的滞后影响，经济或仍具备半年左右的扩张“惯性”。即使排除基数干扰，真实经济也未必羸弱。不过随着政策收敛，明年年中过后经济动能或将趋缓。 正文： 庚子终逝，瘟病未销。环顾四海，疫情再度肆虐，病毒变异屡见不鲜。至暗时刻，疫苗乍现，绝境处似现明光。翘盼辛丑，经济或坦途或波折，皆与疫情相关。我国快进快出，来年修复空间几何？政策收敛转弯，经济扩张还能持续多久？ 一、疫情恶化，但经济改善？ 与第一波疫情不同，世界经济似已呈“免疫”特征，即确诊和死亡人数屡创新高但经济波澜不惊。究其原因，各国封锁措施已更具针对性，需求刺激仍规模空前；此外，不少行业似较快适应线下办公向线上转变，供给韧性显著提升。 图1：经济已现“免疫”特征 数据来源：WIND，CEIC 二、缺口所在，即动能所在？ 疫情冲击引致了诸多尚未弥合的缺口。海外来看，需求回升但供给未能跟上，供给缺口明显。尽管未来海外供给能力有望逐步修复，但微观证据表明，订单往往存在一定“粘性”，短期内不易迅速转移，我国出口仍能有所作为。 图2：填补海外供给缺口 数据来源：WIND，OECD 国内来看，疫情对民众某些消费习惯等影响或是永久性的，但参照历史上西班牙流感和亚洲流感等重大疫情的经历，整体服务消费回到疫情前可以期待。目前我国消费、服务业离常态仍有差距，该需求缺口或正是未来经济动能。 图3：修复国内需求缺口 数据来源：WIND 三、政策转向，则经济转向？ 前期持续的社融扩张与贷款利率下行都似已现转折，政策退潮大势所趋。但历史表明，前期社融收缩与经济增长拐点之间，往往存在6个月左右的时滞。政策转向，并不必然意味经济立即转向。 图4：经济扩张有“惯性” 数据来源：WIND 展望新年，我国还将继续填补海外供给缺口和国内需求缺口。叠加前期货币扩张和财政积极的滞后影响，经济或仍具备半年左右的扩张“惯性”。即使排除基数干扰，真实经济也未必羸弱。不过随着政策收敛及经济扩张惯性消退，房地产动能有望回落，赤字率降低后基建走弱。明年年中过后，整体经济动能或将趋缓。 四、基本结论 一是与第一波疫情不同，世界经济似已呈“免疫”特征，即确诊和死亡人数屡创新高但经济波澜不惊。缘于人类多方积极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明显递减。疫情复发改变的或只是经济修复的斜率而非趋势，这构成预见经济最重要的假设前提。 二是疫情冲击引致诸多尚未弥合的缺口：海外需求回升但供给未能跟上，供给缺口明显；国内服务消费改善但离常态仍有差距，需求缺口犹存。我国率先修复的生产能力、还未完成的自发修复进程，恰能弥补上述供需缺口，从而继续支撑经济。 三是展望新年，我国还将继续填补海外供给缺口和国内需求缺口。叠加前期货币扩张和财政积极的滞后影响，经济或仍具备半年左右的扩张“惯性”。即使排除基数干扰，真实经济未必羸弱。不过随着政策收敛，明年年中过后经济动能或将趋缓。
金庸说：人生就是‘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马斯克说：‘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巴菲特说：‘护城河理论依然重要’。 马斯克和巴菲特的差异，可以用职业的不同来解释。巴菲特是投资家，走价值投资的路线，稳健是第一位的，当然要分析商业稳健性。马斯克是企业家，在一个高度创新的行业里打拼，冒险是份内的事情，无法追求稳健。 不管前景如何，特斯拉都已经改变了电动汽车行业的格局，是一个了不起的企业。特斯拉是电动汽车行业的鲶鱼，搅动了电动汽车行业的江湖。 我看空特斯拉，因为投资者的动机很纯洁，只有赚钱。 前文讲到，特斯拉的股价很高，风险很大，三年之内至少腰斩。今天要探讨的问题，是特斯拉的股价飙涨，马斯克的IP作了多少贡献？这个问题很难量化，但是马斯克是推特红人，是当今世界最大的IP之一。他身上的巨大光环，难免会影响人们对于特斯拉汽车，对于特斯拉股价的判断。 马斯克有很多惊人之举，比如发射火箭，殖民火星，脑机接口，星链计划，超级高铁等等。因为这些都超出商业公司的常见领域，有突破科技前沿的意思，所以很多人喜欢马斯克身上那种“仰望星空”，“推进人类进步”的色彩，马斯克也获得了一个“硅谷的钢铁侠”的美称。 坦白说，我自己也有一点喜欢马斯克，不过不是因为他做的这些事情，而是因为他做事的方式。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具体分析，拆开了揉碎了分析，优点缺点展开分析，不需要谈喜欢不喜欢。我喜欢马斯克，是因为他过的那种生活，不按常理出牌，想别人不敢想，做别人不敢做。喜欢他，是因为自己做不到，做不到那样的天马行空，无所顾忌。生活在别处，我们总是向往一些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幻想能过另外一个人生。 尽管如此，不得不说，马斯克的很多言论和行为，中短期的商业价值很有限，炒作色彩比较浓重。比如说火星殖民，发飞行器到火星上去探测。这件事情，我觉得作为探险和科研都无可厚非，但是它的商业价值很低，在可预见的将来几乎为0。我们小时候都学过，火星并不适合人类居住，昼夜温差大，大气含氧量低，有毒气体含量高等等。火星探索的科研价值当然很高，但是火星的居住价值是看不到的。 我自己因为研究过很多年的城市问题，土地问题，知道地球其实是不缺土地，不缺水的。地球资源的紧张，其实是管理水平、技术进步的问题。随着技术的进步，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比如很多人担心的能源问题，其实很快就解决了。 有了这个背景知识，我们就知道殖民火星这个事情，从人口居住的角度来说，不但没有可能性，也没有必要。它有探险的价值，科研的价值，但是也仅此而已。有人担心小行星撞地球，探索火星给地球留一个备胎。对于这样的说法，这样的小概率事件，我只能笑笑。等到那一天，怎么知道小行星只撞地球，不撞火星？马斯克谈的这个殖民火星的事情，离炒作太近，离商业太远。 下面重点说一下马斯克和巴菲特的交锋。两位世界级的商业领袖，在推特和采访中，有好几个来回的交锋，不乏火药味。我专门梳理了这个过程，做了一张表，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梳理完了之后，有两点是比较清楚的。第一，是马斯克发起了这场论战，巴菲特有迎战的意思，也有避让的意思。第二，巴菲特的言论没有失分寸，比较体面，但马斯克的攻击性比较强，到后来甚至有人身攻击的嫌疑。 这句话有点重，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过程。2018年5月3号，马斯克在特斯拉的财报会议上，说巴菲特的护城河理论是非常愚蠢的概念，是退化的思维方式。言下之意，像特斯拉这样的高科技公司，护城河理论是不适用的。我们都知道电动汽车领域竞争激烈，特斯拉并没有很宽的护城河，马斯克这样说，大概是一种辩护。 时间有点巧，两天之后就是巴菲特的年度股东大会，巴菲特不得不做一点回应。巴菲特回应的时候，还是蛮客气的。巴菲特说，科技领域的发展的确使一些公司的护城河变得脆弱，但冲击并不发生在每一个行业。比如在糖果这样的传统行业，马斯克应该不是我们对手。巴菲特的意思，是说你科技行业不太一样，传统的护城河理论不能直接套用，但是对于传统行业，以前的理论还是适用的。巴菲特的回应，其实是把问题大而化小，不想正面冲突，是一种退让的姿态。 这里我加一点评论。我个人的观点是，护城河理论依然是适用的，但是对于护城河的理解可以有所变化。传统企业的护城河，可以是企业品牌，可以是用户粘度，可以是专利保护等等。对于科技前沿的企业而言，最好的护城河是技术上的优势和别人追赶你的难度。我自己的看法是，特斯拉的技术优势不明显，护城河很浅，但是不能因此否认护城河的作用。 在之后的采访中，巴菲特也一直称赞马斯克是“革新者”，“卓越的企业家，但是还有提升的空间”，在被问如何看待马斯克“推特红人”的作风时，巴菲特直言“没有必要这么频繁地发推”。 可能是这个委婉的批评，引发了马斯克进一步的回应。在之后的采访中，马斯克说巴菲特的工作虽然很重要，但是“非常无聊”，说太多的聪明人选择金融和法律专业，投身制造业的精英太少。这句话听起来很容易引起共鸣，也会吸引一些粉丝。但是坦白说，我并不同意。 首先，投身制造业的精英其实很多，只不过制造业不吸引眼球而已。马斯克作为制造业精英吸引眼球，反而是异类。美国、欧洲的科技很发达，制造业也很发达，高端制造业尤其发达，有很多核心技术，并不是浪得虚名。制造业往往需要很多技术积累，从事制造业的精英往往默默耕耘很多年，然后还要继续耕耘，保持竞争优势。这些精英不像马斯克一样风光无限，其实也是制造业的特点决定的。 其次，职业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还是要尊重个人的自由和选择，才会有持久的进步和繁荣。美国是个高度自由的社会，如果抱怨从事制造业的人太少，难道要进行计划经济？美国对于基础研究，对于科技行业，对于制造业已经有很多扶持。实际上，美国受益于强大的金融业，法律专业，马斯克本人也是受益者。 后来，马斯克进一步批评巴菲特把自己塑造成一位睿智长者，但是实际上配不上这份荣誉。他说：“巴菲特成功建立了一个和蔼老祖父的形象，但这很可能过于夸张了。” 从旁观者的角度，我觉得巴菲特始终很克制，马斯克的话有点过头了。巴菲特捍卫自己的护城河理论无可厚非，同时也多方面称赞了马斯克，只是委婉说没必要发那么多推特。但是马斯克方面，已经有明显的人身攻击的嫌疑了。一个是做投资的，一个是做企业的，没有高低贵贱，没必要怼人家。 这让我联想到一种炒作的办法。假如你刚出道，名气不大，想急着出名怎么办？很简单，去怼一个名气很大的人。比如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很想出名，怎么办呢？一个办法是勤勤恳恳做学问，很多年以后学有所成，名气慢慢就起来了。可是很多人坐不了冷板凳，不想花功夫，怎么办呢？就炒作，说一些出格的话，迎合大众情绪。炒作中还有一个办法特别有效，就是去怼著名的经济学家，比如去怼林毅夫，张维迎这些特别有名的人。怼来怼去，就出名了。其实这样的炒作没多少意义，只不过骗取流量而已。潮水退去，会发现沙滩上什么也没有，不过是一场虚空。 然而，马斯克还不太一样，他本来就很出名，不需要炒作。我理解马斯克的言论，有两层意思。第一，他本来就是这么想的，也就这么说了，他不是很在意别人怎么看。纵观马斯克的生平，他本来就是一个闯劲十足，特立独行的人。 第二，他的言论，客观上吸引了很多的关注，创造了很多的争论。只要有争论，就会有不同的意见，特斯拉的关注就会更大。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这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而且是免费的广告，比花重金请大明星代言强多了，而且不花一分钱。这世界上比巴菲特，马斯克更大的明星，其实也不多了。 其实，马斯克和巴菲特的差异，可以用职业的不同来解释。巴菲特是投资家，走价值投资的路线，稳健是第一位的，当然要分析商业稳健性，不会像马斯克那样去冒险。马斯克是企业家，在一个高度创新的行业里打拼，冒险是份内的事情，无法追求稳健。 行文至此，我觉得更喜欢马斯克了。一来他的炒作很聪明，也并不伤害谁。作为公众人物，巴菲特和马斯克来来往往的过招，本来就是公众人物生活的一部分，不然吃瓜群众看什么呢？二来，马斯克可能真的很真实，真的不在意别人怎么想。就像张国荣的一句歌词说的：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很巧的是，张国荣的下一句歌词是：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文章的最后要澄清一下，我说了一些批评马斯克的话，而且明确看空特斯拉的股价，与个人喜好完全无关。 首先，我看空特斯拉股价，是基于冷冰冰的商业逻辑。喜不喜欢马斯克，与特斯拉的股价，是两件事，要截然分开。作为投资者，我们的目标很纯洁，只有挣钱，其他的都要切割开。 其次，我并不看空电动汽车行业。实际上，我看多这个行业。但是行业与单个企业是两回事，我不看好特斯拉的竞争优势，因此也不看好特斯拉的天价估值。 第三，我批评马斯克的一些话有些过头，只是就事论事，并不针对这个人。上文说过，生活在别处，我有点喜欢马斯克这样特立独行的人，因为自己做不到。无论如何，马斯克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拥有精彩的人生。这一点，无需我来评价。 而且，马斯克是一个有趣的人。这世界需要有趣的人，不是吗？ 金庸说，人生就是‘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至于特斯拉，不管前景如何，特斯拉都已经改变了电动汽车行业的格局，是一个了不起的企业。特斯拉是电动汽车行业的鲶鱼，搅动了电动汽车行业的江湖。 这世界需要更多的马斯克，不停地折腾，改变世界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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