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最后一天，央行与银保监会依然没有放松监管的脚步，放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监管重磅炸弹—发布了《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简称《通知》），祭出了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大招，规定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这是继不前不久监管部门划出“三道红线”房企融资新规之后，房地产金融政策再出重磅新规。 不少人可能不太明白，央行、银保监会为何此时推出房贷集中度管理制度，事实上推出房贷集中度监管制度是大势所趋，也即确保房地产业健康平稳发展的现实需要：往前看，2020年监管部门推出了若干控制信贷资金过度注入房地产领域的监管政策，但似乎效果不尽如人意，尤其2020年三季度推出的“三道红线”防房企融资新规意在杜绝过多的资金流向房地产领域，但由于该监管政策主要就是针对房企的负债问题，通过资产负债率这些指标，从而限制房企的融资，强行给房企降杠杆，降低房企风险，避免后续出现烂尾楼事情，这仅仅只是从资金的需求端来调降杠杆，没有从供给端彻底遏制信贷资金过多地聚集于房地产领域，仍难从根本上控制房贷过快增长势头，房贷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绝对额仍保持较高数额，必须再对银行信贷加固“两道屏障”。据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撰文指出，目前，我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房地产确实已成了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坚决抑制房地产泡沫任务重压力大，不痛下决心，房地产贷款无限制增长脚步将无法停歇。同时，也要看到，贯彻落实中央政府有关房地产调控政策，抑制“房住不炒”，让房子回归居住属性，建立房地产长效调控机制，如果不把住银行信贷这个“总闸门”，一切都将是一句空话。由此，从供给和需求两端，来给房地产行业去杠杆，给居民端去杠杆，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可见，对房贷实施集中度管理，这是金融监管历史上的首次，这一监管举措对全国所有商业银行来说无疑将起到重要影响：一些房贷集中度超过央行、银保会规定的最高比例要求就必须压缩收回，让集中度回归到要求范围之内；对于一些现在房贷集中度已经相当之高的商业银行在未来发放房贷时就会受到较大的抑制，未来房贷也必然会收紧，这就对商业银行房贷产生直接影响，而所产生的间接影响则是可迫使商业银行控制房贷规模，防范房贷集中度过高吹大房地产泡沫从而诱发金融风险。同时也会迫使中小商业银行将信贷资金向实体企业倾斜，使更多中小微实体企业得到有效的信贷支持。 而且，从此次房贷集中度监管具体内容看，监管当局考虑相当周到，展现了监管当局的监管智慧，凸显出监管的最大亮点，综合考虑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机构类型等因素，分档设置房地产贷款余额占比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两个上限，对超过上限的机构设置过渡期，并建立区域差别化调节机制。也即房贷集中度按银行贷款规模划分为五个档次，从大型银行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为40%、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为32.5%向第二、三、四、五档贷款规模类型银行的房贷、个人房贷的占比依次递减，不搞“一刀切”，体现了监管的差异性、科学性和灵活性三者相互兼顾的原则，有利于增强房贷集中度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尤其，房贷集中度监管有利于引导引导不同银行进行差异化发展，如城商行、农商行等地方中小银行的占比上限要低于大行，体现出监管希望地方中小银行回归本源，更多地支持当地实体经济的政策意图。 然而，任何一项金融监管制度出台之后，要发挥出它应有的监管作用，必须要求被涉及的监管机构与被机构之间应建立良性互动关系，使得双方在监管意图与监管目标等方面形成高度一致的认同感，才能畅通监管渠道，消除监管制度的“损耗”。从当前看，要让房贷集中度监管制度真正发挥效能，亟需处理好四大关系： 处理好大行与小行之间的平衡关系，解决不同经济地区集中度监管科学合理性问题。虽然央行与银保监会在制订这个房贷集中度监管制度上考虑得比较周密，对不同类型银行处划分出了一至五个档次，实行差异化监管措施，但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就是不同档次类型的商业银行之间又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因为他们从属于不同的经济地区，在承受监管政策上耐力与韧性是不一样的。比如上海市的农商行与西北某省农商行在房贷规模上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相互之间还应有一个差异化监管要求，否则容易导致不同经济类型地区农商行之间房贷集中监管的不合理性，即经济发达地区农商行可能出现房贷集中度监管过严，而经济落后地区农商行则会出现房贷监管集中度监管过松。这需要监管部门对差异化监管原则进行进一步细化或量化，尽量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实际以及所在银行房贷集中度监管的承受力，最大限度地体现房贷集中差异化监管的科学性问题，让所有商业银行都对房贷集中度监管保持高度支持态度，消除监管阻力或摩擦。 处理好现有房贷规模与实际房贷压缩可能性之间的关系，解决片面追求集中度压缩速度的问题。房贷集中度监管的结果意味着有不少银行机构房贷规模必须收缩，尤其是一些过去房贷放得比较多、规模比较大、房贷时间比较长的银行面临的压力可能会更大，因为在当前经济处于疲软态势以及受到疫情影响，我国经济恢复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这种经济态势下，压缩房地产贷款规模的难度必然加大。虽然此次房贷集中度监管设置了过渡期，以保证政策的平稳、顺利实施，促进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但要看到这个过渡期到底多长为宜，目前可能仍处在探索阶段，而且监管当局设置的过渡期不一定相当科学和合理，这需要监管当局对所有银行机构现有房贷存量进行一次全面摸底，在弄清“家底”的基础上，再根据各银行机构房贷时间长短确定一个比较明确而又量化的过渡时间表，让所有商业银行能够从容应对和渡过调控的困难期。 处理好存量房贷集中度与新增房贷集中之间的关系，解决新旧房贷集中度不匹配的矛盾。从相关情况披露的情况看，目前银行金融机构房贷规模比较大，房贷集中度也比较高；如果处理存量房贷集中度存在困难、或时间相对缓慢的状态下，必然会对未来房贷增量带来较大的影响，也即未来就有可能面临受房贷集中度制约而无法发放房贷的问题。如果这种状况出现的话，既会对部分地方经济发展带来影响，也会使部分地方因为房地产信贷环境收缩而恶化金融环境，给整个金融业发展带来困惑。由此，房贷集中度监管还应立足长远性和可持续性，对个别房贷规模较大、贷款集中度较高的银行金融机构可采取特殊的房贷集中度监管方法—即采取新老划断方式进行监管，过去的集中度限期压缩，必要的新增房贷依然可按存款增长幅度保持适当比例，以免影响银行信贷经营和当地经济发展。 处理好房地产当下调整与未来发展的关系，解决房贷集中度比例过低诱发金融风险问题。眼下银行房贷规模过大、占比过高的问题，既有过去政策客观因素，也有银行主观片面追求高回报的结果，形成的原因错综复杂，如果一味追求房贷集中度快速达标，必然会留下不少监管“后遗症”：一些商业银行可能为达到监管当局集中度要求而采取人为调整贷款账户或贷款科目等弄虚作假行为，影响房贷反映的真实性，给金融监管造成错觉，将影响监管政策制订的科学性。同时，如果一味追求集中度达标，还会导致房地产调控的“硬着陆”，最终会诱发金融风险。由此，作为监管当局，在房贷集中度监管上不能好大喜功，试图一蹴而就，更不能片面盲目求速，需根据房贷规模大的主客观原因，坚持循序渐进的科学精神，树立房地产长远可持续发展理念，坚持长效调控目标，将房贷集中度比例尽量制订到比较切合实际的合理区间，防止出现房贷集中度比例过低而滋生被监管机构埋怨情绪、不配合意识以及弄虚作假行为，更要防止因房贷集中度比例过低而诱发金融风险的出现。
2020年12月30日，中欧领导人举行视频会晤，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这是继今年11月份签署RCEP之后中国对外开放领域又一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胜利，有力地捍卫了贸易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同时，也有力地挫败了美国在国际贸易中边缘化中国的险恶用心，是贸易反围堵的又一重大胜利。 适时启动，好事多磨 2013年11月，中欧领导人会晤期间，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正式宣布启动。旨在为中欧投资关系建立一个统一的法律框架，取代中国和欧盟里26个成员国之间的现有双边投资条约。2015年在第8轮谈判中，在协定议题范围上取得重大进展，开始制作合并文本。2018年中欧领导人会晤期间，明确提出将协定谈判作为双方“最优先的事项”，谈判骤然提速。2020年12月30日，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历时7年45轮谈判终于完成，为中欧贸易和投资活动注入新的活力（表1）。 中欧是双方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2019年欧盟与中国的双边货物贸易额达6300亿美元，欧盟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与此同时，双方的直接投资金额却少得可怜。中国在2016-2019年对欧盟的直接投资金额每年维持在100亿美元左右，而2019年欧盟对华投资金额更是仅有73.1亿美元，占中欧贸易金额的比例不足3%（图2和图3）。中国要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就必须扩大与欧盟的投资开放，促进中欧直接投资的增长。而欧盟自2008年以来，饱受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双重打击，经济举步维艰，也亟需一个高质量的投资协定，提升其增长前景。在此背景下，双方于2013年决定启动中欧投资协定（BIT）谈判。 与RCEP等贸易协定聚焦于关税和进出口门槛不同，中欧投资协定是一项独立的投资协定，不包括贸易问题，其范围将超越通常的投资保护层面，其核心内容在于双边投资准入，主要包括投资保护、市场准入、投资监管、可持续运营发展四个方面。此外，与传统的投资协定相比，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主要聚焦于是引入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管理体制，关注国有企业的“竞争中性”，推动高端服务业更高层次的开放。以往的投资协定往往只涉及投资，而中欧投资协定是一个全面的投资协定，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等相关问题。它跟投资相关，又超越了投资。负面清单的管理体制，意味着只要是清单以外，都可以投资，使中欧双方的投资领域扩大，投资障碍减少。 双方希望协定达到的具体目标包括： 1） 为中国和欧盟投资者进入欧盟和中国市场提供新的机会和改善的条件； 2） 应对监管环境的关键挑战，包括与透明度、许可和授权程序有关的挑战； 3） 为在中国的欧盟投资者和在欧盟的中国投资者的待遇提供保障，包括防止不公平和不公平待遇、非法歧视和不受阻碍地转移与投资有关的资本和付款； 4） 通过鼓励负责任的投资和促进核心环境和劳工标准，支持可持续发展倡议； 5） 允许通过缔约方和投资者可用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有效执行承诺。 协议签订，体现了战略决断力 过去一年多中，双方谈判进入最后也是最艰难的阶段。双方发展阶段不同、国情不同，在谈判中遇到分歧是在所难免的。双方都想让对方在核心关切点上做出关键让步，导致谈判步履维艰。谈判过程中，欧盟主要对中国提出行业准入前国民待遇、对等开放、补贴透明度、解决“强制性”技术转让、国有企业竞争中立、环保等方面问题。而中国则重点希望突破欧洲对华高技术领域的投资限制放开、切实保护华为等在欧洲的设备投资安全。 为了推动谈判顺利完成，双方都在重大问题上做出了显著让步。欧盟对中国承诺其较高的市场准入水平，并在能源批发和零售市场（但不包括交易平台）、可再生能源市场等领域对中国扩大开放（欧盟国家的上限为5%，且设有对等机制）。中国方面也相应做出了较大让步包括： 1） 改善航空运输服务等行业的准入条件； 2） 取消计算机预订系统的合资要求； 3） 在清洁能源车辆、云服务、金融服务和医疗健康等领域提供新机遇； 4） 批准或加入国际劳工方面的一些公约； 5） 国有企业作为服务购买者时做出无歧视承诺；提高透明度服务业的透明度以及禁止强制技术转让等。 妥协和让步总是艰难的，意味着自身要做出调整，甚至某些牺牲。但长远来看，双方都将在开放中获益。因此，双方能从对方关切出发，做出让步，让协议达成，体现了战略判断力和决断力，体现了历史担当。 协议达成是多边主义的重大胜利 中欧投资协定达成无论对中欧双方，还是对全球贸易格局来讲，都具有里程碑意义，是多边主义的重大胜利。 一方面，中欧投资协定的达成，对于提升双方经贸合作水平具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如前面所讲，双方投资额和服务贸易规模远小于货物贸易规模，成为抑制双边经贸合作的“短板”。协定达成后，中国在投资和服务贸易方面的开放程度显著提高，将极大激发双方贸易潜力。投资协定也将激发国内改革的动力。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改革和开放均相对滞后，存在一些“玻璃门”和各种潜在保护。而中欧协定的高标准，意味着我们必须主动做出一些调整，从长远看，有助于我们与国际接轨，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 另一方面，协定达成对于全球多边主义和中国地缘经济格局影响也非常深远。过去数年，美国倡导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政策，使贸易全球化和多边主义遭受重大打击。而中国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成为捍卫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的旗手。而欧洲无论是从体量，还是影响力方面，又是极为重要的一极。因此，争取欧洲的支持，对于捍卫多边主义至关重要。同时，也将给深陷疫情和经济困境的欧洲带来了更多希望。 更重要的是，中欧协议达成，是对美国企图把中国从国际贸易秩序中“边缘化”阴谋的一次重击，是中国经贸外交的重大胜利。过去数年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针对中国的贸易举措，包括瘫痪WHO、主导TPP谈判等，都反映了美国企图重新“建群”、边缘化中国的险恶用心。这次中欧贸易谈判中，包括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以各种方式向欧方施压，要求延缓达成协议，美欧双方协调对华经贸政策。但中欧双方审时度势，在关键问题上均作出实质性让步，在拜登上台之前完成了协定的谈判。谈判完成，是中欧双方的共同胜利。对欧洲而言，表明其不是美国的附庸，而是有独立诉求的第三极；从理念上讲，欧洲也是拥护多边主义的核心力量。对于中国而言，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的完成，使我们在中美经贸争端中主动性大幅提高，充分利用了宝贵的时间窗口。 根据程序，谈判完成后，接下来协议文本需要在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完成审批，同时国内也需要走完程序后。虽然仍有一定不确定性，但整体上大局已定，美国掀起风浪的可能性不大了，其企图遏制中国外贸的战略遭遇重大挫败。
导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区块链技术应用已延伸到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易等多个领域，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 比特币开创了区块链技术，将区块链技术推向大众视野。未来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会极大地推动数字货币等领域的应用。截止2021年1月2日，比特币收盘价为29，382.40美元/个，流通总量为18，587，962.5个，流通市值为5，447亿美元。 比特币为什么迅猛发展？是否有长期投资价值？是数字黄金、货币革命还是割韭菜的投机泡沫？继《区块链研究报告》《Libra研究报告》之后，本文将教科书级地介绍比特币的技术基础、历史发展、市场现状、国内外监管政策，分析比特币暴涨原因、投资价值与风险。 摘要 比特币是去中心化虚拟货币的典型代表，开创了区块链技术，具备去中心化、总量有限、交易安全、信息公开的超前时代的特点。比特币产生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源于对中心式银行的担心、对通胀式货币的不信任。随着投机资金涌入、监管放松、各国陆续认定为数字货币和支付手段等，比特币在2017年一度涨至19187.78美元/个。问世10多年来暴涨暴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分叉币和山寨币。 投机需求是主导比特币价格疯涨的内在原因，包括变相换汇、ICO融资等交易活动。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对比特币相对宽松的监管态度是比特币的资产泡沫持续膨胀的重要外部因素。根据《全球比特币发展研究报告》数据显示，中国的比特币交易占全球比特币交易量的80%。用户抽样调查显示，比特币的投资者年龄多为30-39岁，具备高中及其以上学历的投资者占比超过80%，IT从业者是占总用户数的比例约为35.45%，80.77%的比特币投资者以短期盈利为目的，仅13.81%的用户选择长期持有。 对比实物货币的四个特征发现，比特币在普遍接受性和价值稳定两方面尚不能媲美黄金等实物货币，但可以满足价值均匀可分性，在轻便和易携带性上具备实物货币难以比拟的优势。比特币替代信用货币的最大障碍正是去中心化的特性，没有信用基础的比特币不能很好地行使货币的职能。借鉴比特币相关技术，研发央行数字货币的首要出发点是补充与替代传统实物货币。 在认可比特币技术创新的同时，应注意其自身运行机制而产生的风险。对于新生事物应多观察多借鉴，同时防范风险。为了保障中国投资者的资金安全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我国政府对比特币交易活动的监管逐步趋严，预计私有加密货币的发展将受到限制。同时中国央行正加强对数字货币的研发。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已经被各国纳入自身的监管体系中，在认识到虚拟货币本身风险的同时，我们不能否定区块链技术的创新性和发展潜力。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顺应时代发展需求，以国家信用为保证，坚持中心化管理的原则，在提供高效服务的同时维护国家货币主权。 风险提示：监管过严导致比特币无法交易；网络黑客带来大量的风险事件；比特币价格的剧烈波动导致难以稳定行使货币职能 正文 一、 背景介绍 1、 虚拟货币：互联网普及的产物 虚拟货币是指广泛存在于互联网世界中的，区别于现实中以实体作为媒介的非实体货币，其通常存在形式是某个网络账户上记载的一串数字。随着个人计算机的普及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网络活动呈现爆发式增长。作为网络世界中一类交易媒介的虚拟货币在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领域中广泛流通，为网络使用者带来了便捷的交易、支付体验。 根据虚拟货币的发行方式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腾讯公司的Q币、盛大公司的点券、各种论坛币、游戏币为代表的，有发行中心的类法定虚拟货币，其如信用货币一样，往往是信用货币，其发行受中心化机构决定。一类是以比特币等数字货币为代表的去中心化类金属虚拟货币，正如同现实生活中贵金属产量有限一样，类金属虚拟货币的货币发行数量往往受到算法严格限制。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如下： 2、 比特币：去中心化数字货币的代表 比特币的概念最初由中本聪在2009年提出，是一种P2P形式的数字货币，其生产和交易依托于中本聪设计发布的开源软件以及建构其上的P2P网络。作为去中心化虚拟货币的代表，比特币近年来发展迅猛，已成为全球市场上影响力最大的虚拟货币。 比特币开创了区块链技术，即利用块链式数据结构来验证与存储数据，利用分布式节点共识算法来生成和更新数据，利用密码学的方式保证数据传输和访问的安全，利用由自动化脚本代码组成的智能合约来编程和操作数据的一种全新的分布式基础架构与计算范式。 我们可以简单定义比特币是由计算机产生的、总数量受严格限制的、交易安全性高的、数据难以丢失和损坏的，历史交易记录分布式储存在比特币网络中的数字。与中央政府发行的信用货币不同，比特币的价值取决于人们对比特币系统算法而非对政府的信任。比特币的交易基于点对点技术实现的电子现金系统，它允许交易双方直接进行在线支付，不需要中间的权威机构的清算和结算环节，提高了交易和结算的效率，节省了跨境交易的成本。 比特币主要具有四大特征：系统设定发行方式，不存在中央发行机构；年发行数量每四年减半，最终总量有限；余额信息难以篡改，交易安全有保障，系统整体稳健性强；历史交易记录公开。 3、 比特币的生产方式 比特币的生产具有算力决定产出，合作平滑收益的特点。比特币的生产过程是通过大量计算寻找一个随机数，通过特定函数使区块中的一个值满足系统的要求，新的区块由此产生，成功计算出满足要求的随机数的用户获得系统奖励。为了增加自身成功的概率，参与者通过提高自身挖矿芯片性能、扩大挖矿设备规模的方式，尽量扩大自身在全网算力中所占份额。 矿池模式已逐渐成为挖矿的主流。假设1000个人参与挖矿，每次赠送比特币50个，那么单个矿工成功挖到矿的期望时间是1000个10分钟，即期望收益为7天左右获取50个比特币，但真实时间可能更长或更短，矿工的收益波动性很大。倘若这1000个参与者联合起来组成“矿池”，所有挖矿所得由所有参与者平分，每个矿工的实际收益将会被平滑至每10分钟0.05个比特币，收益的稳定性将大幅提高。 投资者既可以将自有挖矿设备接入矿池参与计算，也可以直接用资金租用矿池算力来分享矿池收益。目前，全球比特币矿池集中度较高，前十大矿池的算力占比已达80%，国内较为著名的比特币商业矿池有F2Pool、BTCCPool、AntPool、BWPool等，在全球范围内有较强的竞争优势。矿场用电量巨大，一般建在电力充沛、电价低廉的地区。 比特币交易市场集中度很高。海外市场上，主流交易所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新生交易所通过差异化定位以获取客户。国内市场上，2017年之前比特币交易平台呈现火币网、OKcoin和比特币中国三足鼎立的态势，2017年9月央行联合七部委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要求各类ICO立即停止，各大交易平台相继停止运营。 4、 比特币百转千回的发展路径 比特币问世10年以来，从最初程序员们自娱自乐式的游戏，到如今全世界瞩目的数字资产，其间不断经历着人们的质疑。在这10年中，比特币的价值在剧烈波动中实现了累计惊人的涨幅。截至2019年10月25日，比特币已被开采数量达1784.5万枚，区块总数达60.09万个，价格达8675.61美元，总市值已超过1548亿美元，成为全球资产配置中令人瞩目的一环。作为一种饱受争议的新型资产，比特币既受国际经济、货币政策、外汇政策等宏观条件的影响，也与交易平台监管、灰色产业刚需、区块链技术发展等因素密切相关。比特币的发展历程，可总结为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8.10-2011.6新生事物的崛起 比特币产生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源于对中心式银行的担心、对通涨式货币的不信任。2009年10月第一个公布的比特币兑换汇率为1美元兑换1309.03个比特币，其计算方法是产生一枚比特币所需消耗的电量。2010年的5月，比特币第一次被赋予了“货币”的支付手段属性：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位程序员用一万枚比特币交换了价值25美元的披萨券，由此诞生了比特币第一个公允汇率：0.25美分/比特币。同年7月比特币客户端发布的消息被著名新闻网站Slashdot提及，为比特币带来了大量新用户，此后5天比特币的价格升至0.08美元。随着《时代周刊》、《福布斯》等舆论关注度的不断提升以及比特币可兑换种类的上升，其价格一路飙升。 第二阶段：2011.6-2013.12两次泡沫的破裂 2011年6月19日，承载超过七成比特币交易的MT.Gox网站遭到黑客攻击，造成6万名用户的数据被泄漏，部分黑客获得网站管理员的登录权，出售大量的假比特币，一时间使得比特币的价格从17.51美元跌至0.01美元。此后的半年中多家平台被黑，Bitconinica平台更是因两次遭受攻击而永久性关闭，这些灾难令比特币交易平台及比特币的投资者们充分意识到了黑客所带来的安全性风险。 恶性事件过后，2012年成为比特币恢复市场信心的一年。在这一年中，首个比特币杂志诞生，首个只针对比特币的信用违约互换交易发生，也陆续开始有商品和服务供应商接受比特币支付。比特币的价格在2012年年末回至13.41美元价位。2013年随着市场回温、大量中国投资者的涌入及短期事件所带来的波动，比特币价格在四月升至100美元水平，直到10月始终在60-140美元的范围内震荡。 2013年12月5日，央行发布通告，禁止中国的银行和支付机构直接或间接参与比特币的兑换交易。该禁令只适用于由政府拥有的银行和政府认可的付款处理，普通的中国公民依然可以交易自由比特币作为一种商品。2013年12月18日，比特币价格在中国降到了2011元人民币（约330美元）。这一次泡沫的破裂反映出对比特币监管态度的差异所导致的市场风险。 第三阶段：2014.03-2016.11疲软下行后反弹 2014-2016年比特币的价格整体呈现“U”型。这三年中，曾经红极一时的MT.Gox网站不敌黑客攻击、走向破产；越来越多的企业接受比特币支付；比特币市场涌现出一批如马克·安德森、杨致远、李嘉诚的资深投资人，而红杉、光速、软银等多家投资机构也都在比特币行业有所布局。 第四阶段：2017-2018疯狂牛市之后的再次幻灭 在这一阶段，大量投机客和机构投资者的涌入，市场接受度提升及技术升级带来的消息面刺激助推比特币进入疯狂牛市。然而比特币的火热行情没有持续太久，价格达到高点之后迅速回落，巨大的跌幅让高位进场的投机客血本无归，对比特币的争议也越发升温。 第五阶段：2018-2020比特币市场的修复之年 全球市场出现了新一波追逐风险的反弹趋势，带给比特币以及其他被视为追逐风险的数字资产一轮资金流入。区块链技术的大力发展与政策支持，也为比特币行情提供了乐观环境。 5、 乱象初现：分叉币和山寨币 比特币的交易者都使用一套统一的规则（数据结构），这是保证比特币交易和流通的关键，而比特币钱包则是通过识别区块上的交易记录来确定每一笔交易的有效性。那么比特币为什么会出现分叉呢？ 比特币的区块大小限制使得挖矿收益降低，挖矿成本居高不下。为了防止比特币网络的超载风险并鼓励全网算力参与挖矿，中本聪最初将比特币的区块大小限制为1M。但是随着比特币的接受程度提高，挖矿和交易需求的提升，1M的区块大小限制使得网络容易发生拥堵。全网算力的提升造成比特币的挖矿难度和成本增大，矿工的收益也受制于挖矿难度增加而减少。根据BTC公布数据，截止2021年1月2日，比特币全网周平均算力为130.36EH/s，而2018年10月19日数据仅为51.41EH/s，挖矿难度也迅速提高，从去年同期的7.18T达到目前的13.69T。 比特币集中于少数利益群体，新进者寻求新的参与方式。比特币诞生的10年时间中，目前约有1784万比特币被开采出来，而大部分的比特币都集中在比特币的开发团队和少数大矿场主手中，因此新进的虚拟货币交易者在寻找有升值潜力的虚拟币种。 在这样的背景下，目前市场上提出了两种主流的升级改进策略：硬分叉和软分叉。硬分叉简单的来讲就是挖矿过程中在区块链上形成了新的节点，由于矿工的挖矿行为相对独立，部分算力可能会在新的节点上继续挖矿而形成分叉的一条新的规范。新规范往往会发布出来，只有当多数节点同意后才会正式发布。这时如果旧的节点不接受升级而继续维持原本的区块链，那么新节点产生的区块无法被旧区块识别，这种分歧就造成了硬分叉的发生。而软分叉是一种双向兼容的规范设计，新规范下产生的区块可以被旧的节点识别，而旧节点产生的区块也同样可以被新的节点识别，这样的升级方式并不会产生真正的分叉，适用于对比特币数据结构进行细微修改的情况。 比特币的技术升级已经箭在弦上，但是开发团队提出的改进方案各有不同，使得市场上出现了BCH、BTG、B2X、BCD、SBTC、BCHC这样种类繁多的分叉币。 在比特币迅速发展的同时，一些开发团队受到比特币的设计启发，通过对比特币的算法进行改进，创造了种类繁多的其他虚拟货币，其中比较活跃的是莱特币（Litecoin）。莱特币的诞生受到比特币的启发，技术上具有相同的实现原理，旨在改进比特币。与比特币相比有三种显著差异：第一，莱特币网络每2.5分钟（而不是10分钟）就可以处理一个区块，因此可以提供更快的交易确认。第二，预期产出8400万个莱特币，是比特币网络发行货币量的四倍之多。第三，工作量证明算法所使用的加密算法的计算量略低于比特币，降低了挖矿的难度。 类似于莱特币的虚拟货币以比特币的实现方式为基础，或多或少地进行一些改动，从技术上来讲难度并不大，却会造成市场的混乱。无论是比特币的分叉币还是山寨币，这些所谓的改进或升级并没有脱离比特币的实现原理。但是这些币种的出现，不仅会分流比特币的算力，同时缺乏权威机构来规范这些货币的发行和流通，短时间内涌现出数百种虚拟货币，很难通过监管确保投资者的资金安全。 二、 比特币暴涨背后：投机需求和监管不足 2013年以来比特币交易不断活跃，价格一度呈现爆发式上涨趋势。从2013年的最低价格66.34美元/个到历史最高价格19187.78美元/个，升值近300倍。到底是什么原因造就了比特币的造富神话？我们认为需要从投机需求和监管层面来讨论比特币疯狂上涨的原因。 1、 比特币投机需求主导价格上涨 比特币作为交易品种拥有诸多优势：开户便捷，交易门槛低、手续费低、24小时交易以及不受地域限制，这些优势使得比特币交易量迅速上升，日成交额从最低点286万美元，2017年12月21日一度达到218亿美元。 比特币在主流数字货币中处于主导地位，中国投资者多关注短期盈利。截止2019年10月25日，比特币收盘价为8675.6125美元/个，流通总量为1784.5万个，流通市值为1548.2亿美元，约占主流数字货币总市值的70%。根据《全球比特币发展研究报告》数据显示，中国的比特币交易占全球比特币交易量的80%。该报告对火币网的用户抽样调查显示，比特币的投资者年龄多为30-39岁，具备高中及其以上学历的投资者占比超过80%，IT从业者是占总用户数的比例约为35.45%，80.77%的比特币投资者以短期盈利为目的，仅13.81%的用户选择长期持有。 比特币可能被部分资金利用作为绕过外汇管制的通道。中国有每人每年最高5万美元的外汇额度管制，2016年人民币贬值幅度较大，部分国内投资者寻求黄金以外的投资渠道，或绕过资本管制将资金转移至海外。他们通过在国内交易所购买比特币，然后把这些比特币转移到一家海外交易所，最终通过出售这些比特币以获得美元或者其他外币。据2016年11月7日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投资者在人民币下跌之际大举买入比特币。比特币的全球总交易量在2016年10月24日当周达到4700万个，国内三大比特币交易所的交易量在2016年7月-10月占全球交易量的98%。 ICO成为区块链领域新的融资方式。ICO（Initial Coin Offering）是指通过发行加密代币的方式进行融资，并快速主导区块链初创企业融资。与IPO融资方式相比，ICO具有受监管限制小，融资速度快，不受跨境融资法律限制等特点。2018年3月1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RegA+条例修订法案”，将企业进行证券发行的上限增加了50%，达到7500万美元，并可应用于ICO发行。2017年9月Filecoin融资规模达到2.57亿美元，而2018年俄罗斯的Telegram截止目前累计融资规模17亿美元，创造了ICO项目融资的新纪录。但是ICO项目对投资者与区块链相关的知识要求较高，国际社会目前对ICO融资模式的监管尚不完善，并没有成熟的法律机制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2、 监管不足为炒作提供宽松环境 监管不足是催生比特币价格泡沫的重要外部因素。由于世界各国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中央政府力量、投资者保守程度等因素具有较大差异，因此各国对于比特币的监管态度各不相同。目前，对比特币完全采取严厉禁止态度的只有俄罗斯、冰岛、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吉尔吉斯斯坦和越南这几个国家。而美国、德国、瑞士、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对比特币的监管相对宽松，仅将其纳入自身的监管框架。 对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政策可以看出，美国和新加坡等国对比特币的监管相对宽松，明确比特币不具有信用货币地位，但可作为金融资产进行投资。中国、法国、日本以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对比特币出台了比较严格的监管措施，比特币被认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但是仍未制定相关法律政策维护投资者利益。我们认为监管的相对宽松和立法的相对迟滞是比特币泡沫持续膨胀的重要外部因素。 三、 比特币投资：本质上不是货币，投资仍需客观看待 根据货币的表现形式，我们可以将货币分为实物货币和信用货币两大类：实物货币主要用于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金属货币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上世纪30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引起全球性的恐慌和金融混乱，迫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脱离金本位和银本位，由国家提供信用背书的货币应运而生，即所谓的信用货币。 1、 比特币与实物货币 实物货币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产生的最初货币形式，是作为商品交易媒介的一般价值表现形态，是以其作为商品的本身价值为基础的。能充当实物货币的商品具有以下特征：①普遍接受性；②价值稳定；②价值均值可分性；④轻便和易携带性。金属货币是最具代表性的实物货币，其中黄金作为实物货币至今仍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接下来我们将根据实物货币的四个特征来对比黄金和比特币的异同，进而探讨比特币替代实物货币的可能性。 从普遍接受性的角度，黄金具备商品和货币的双重属性，胡恩同（2005）认为这两种属性在历史发展中同时发挥作用，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两种属性的凸现程度并不相同。商品属性角度，黄金和其他一般商品一样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使用价值，如在首饰、电子工业等领域的使用，同时黄金的开采也体现着人类的劳动价值。货币属性角度，王素珍（2014）认为，货币的本质特性是一般授受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黄金是最广为接受的货币，被作为一般等价物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即便在当前信用货币体系下，黄金仍然是所有信用货币的价值基础，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作为结算手段。黄金的历史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漫长，从最初的狂热崇拜到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发挥交易媒介的作用，黄金在人类交易活动中的地位难以替代。古典金本位体系下，黄金与一国的货币相挂钩，各币种的价值都用一定数量的黄金衡量。甚至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一个国家的黄金储备依然被用以平衡国际收支，维持或影响汇率水平，在稳定国民经济、抑制通货膨胀、提高国际资信等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对于比特币，首先从本质上讲比特币是计算机技术发展的产物，作为一串记录在载体上的数字，在生活中不具备使用价值。有观点认为比特币的开采过程消耗电力，耗电量可以体现比特币的内在价值，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比特币的开采是计算机通过解决数学难题而获得的奖励，这个过程并不是人类参与的价值创造活动，而是开发者和参与者认可的一种数学游戏。因此比特币不具备使用价值，其开采过程不能体现劳动价值，并没有与黄金类似的商品属性。其次，从货币属性的角度来看，比特币的接受范围相当有限，目前接受比特币作为交易手段的企业数量并不多，且受到全球监管趋严和比特币价格波动剧烈的影响，主要社交媒体平台也开始拒绝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推特（Twitter）于2018年3月26日发布广告禁令，为避免潜在的欺诈行为使公众损失大量资金，平台将禁止出现虚拟货币ICO及销售广告。Facebook和Google此前已经做出了类似的决定以禁止虚拟货币的广告投放。知名论坛和社交网站红迪网（Reddit）也宣布停止接受比特币支付。 从价值稳定的角度，黄金的价格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蒋先玲（2017）的研究表明长周期下伦敦黄金现货价格周期与经济发展周期相反；中周期表现出与大宗商品价格周期相一致的特征；短周期黄金价格受到突发因素影响较大，投资者情绪和预期为波动主要原因。但是黄金的内在价值即作为商品包含的劳动时间价值是长期不变的，因为黄金开采技术多年来并未出现重大突破。比特币自诞生以来，对其内在价值的争论就从未停止，主要是因为比特币本身不包含劳动时间价值且不与任何实物资产挂钩，这也造成比特币的价格波动异常剧烈。我们取2013年1月30日至2019年10月25日的COMEX黄金价格和比特币价格进行计算，两者的标准差分别为104.16和3677.84，比特币在同期的价格波动远大于黄金，在价值稳定这一点上比特币无法和黄金媲美。 从价值均匀可分性的角度，比特币的最小单位是聪，一比特币等于一亿聪，理论上和黄金一样是价值均匀可分的。 从轻便和易携带性的角度，在人类社会早期交易额不大的背景下，各国的商业活动都可以金币、金条的形式进行结算，黄金相对于其他金属货币具备轻便和易携带的特性，这是因为同等质量的黄金可以代表更多的价值。而随着社会发展，黄金无法适应交易额的迅速增长而逐渐被代用货币和信用货币取代。在这一方面，比特币具备黄金等实物货币无法比拟的优势，比特币的存储和交易都依赖于比特币钱包和互联网环境，只需将自己的账户接入网络，就可以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转账和交易，因此便捷性也常被认为是比特币的巨大优势。 2、 比特币与信用货币 信用货币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强制流通不以任何贵金属为基础的独立发挥货币职能的货币，其本身价值远远低于其货币价值。目前世界各国发行的货币，基本都属于信用货币。信用货币的表现形式包括辅币、现金或纸币、银行存款和电子货币。 凯恩斯的《货币论》中指出，记账货币（money of account）是表示债务、物价与一般购买力的货币，这种货币是货币理论中的原始概念。褚俊虹（2002）的研究表明，货币的本质是信用，而货币发展的本质规律是交易成本递减。信用货币本质上是由国家主体赋予法偿性的一种债务，其流通能力是法律赋予强制执行的，这是信用货币具备一般授受性的保证。一般来讲，信用货币具有以下特征：①价值符号；②债务货币；②强制性和法偿性；④国家主体可以对信用货币的发行进行调控。 比特币替代信用货币的最大障碍正是去中心化的特性。这一特性意味着比特币缺乏发行主体，具备开发能力的团队都有可能开发新的数字货币，分叉币，山寨币理论上都可以具备与比特币相同的功能。那么我们应该用何种虚拟货币进行交易就成了无法达成共识的问题，因为目前还没有法律赋予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强制流通能力。缺少具有公信力的国家或组织为其背书，也没有和任何实物资产挂钩，比特币作为货币的信用基础就不存在，自然不能很好地行使货币的职能。甚至当主权国家宣布比特币非法时，比特币可能会一文不值。 比特币不能取代信用货币，而与实物货币相比，比特币在价值均匀可分性方面理论上可行，而其在轻便和易携带性的巨大优势不容忽视。因此我们认为，对比特币相关技术的借鉴是必要的，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在《央行数字货币的技术考量》一文中也指出现阶段我国研发央行数字货币的首要出发点是补充与替代传统实物货币。但是比特币的本质不是货币，对其投资仍需客观看待。 四、 比特币的未来：限制私有加密货币发展，加快研发央行数字货币 1、 比特币的风险：自身运行机制而产生的固有风险 比特币的造富神话背后，隐藏着诸多潜在风险。比特币的设计机制导致它不同于以往的货币，存在许多特质问题。——市场风险，市场过浅问题，储存交易风险，操作风险，隐私相关风险，以及法律法规风险等。 市场风险：首先，无论是将比特币作为资产投资还是作为交易媒介，任何比特币的持有者都会面临比特币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缺乏发行主体的比特币几乎是不受控的，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缺乏价值基础使比特币内在价值的判定非常困难，这样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对投资者带来损失。不稳定的币值可能会降低投资者持有比特币的动机，并且让商户难以使用比特币标价，这种波动性对比特币流通范围进一步扩大产生了阻碍。 储存风险：持有者通过挖矿和购买的比特币，必须储存在各种电子钱包中。线上平台的电子钱包自身安全系数往往不足，容易遭受黑客攻击导致比特币被窃。而线下钱包则存在丢失或损坏的隐患。如果电脑没有备份而发生损坏，同样可能永久性的失去比特币。 交易风险：比特币支付的不可逆转性也增加了交易风险。如果比特币是由于失误或被欺诈而发送的，比特币系统没有内置的机制来解决这种问题。虽然买卖双方可以自愿地同意改正错误，但是比特币协议没有任何机制能够强行取回资金。不可逆转性使得比特币在交易方式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消费者应该倾向于使用一个能够避免错误支付的支付系统。 隐私相关风险：比特币同样也为投资者的隐私带来了潜在风险。比特币交易实际上是非实名系统，每个账户的交易信息都是完全公开，只是账户的真实持有人是未知的。然而，使用比特币进行商品购买和线上支付往往会需要邮寄地址和真实姓名，原则上可以从这些来源获得比特币用户的身份，这就为用户带来了隐私泄露的风险。 政策风险：最后，比特币系统在不同国家面对着不同法律和监管。各个国家关于比特币收益的税收、比特币资产的保护等方面的立法都比较薄弱，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可能难以获得有效保护。目前在我国，比特币监管存在以下不足之处：1）比特币法律界定模糊。目前我国“虚拟货币”的内涵外延并无明文规定或者解释说明，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模糊概念。法律监管方面存在漏洞与空白，在具体案件或实践中，法律无法发挥指引作用。2）比特币价值认定困难。比特币价格波动剧烈，导致比特币价值判断不准，当比特币交易者利益受损时难以得到妥善处理，有可能会出现因比特币价值而定罪量刑的某些犯罪摇摆不定的情况，有损法律威严，并影响后续司法救济。3）管辖权不明、准据法无从选择。在比特币侵权违法案件中，管辖权的拥有国、管辖法院、侵权行为地等一系列的法律争端成为了现今司法领域的一大焦点问题。当比特币跨境犯罪时，如何确定司法权，这更是缺乏国家间统一的国家条约或规则，增加了解决国际性案件的难度。 2、 中国对比特币的监管 随着比特币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中国的投资者也开始涌入比特币市场，成为比特币交易中的重要力量。2011年6月，比特币中国交易平台上线，主要作为比特币买卖、交易的服务提供场所，国内的比特币开始被关注。2013年5月，中国央视《经济半小时》比较客观地向中国观众第一次介绍比特币这个新生事物，这是中国政府官方媒体第一次介绍比特币，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信号，中国市场的比特币交易量跃居世界第一。然而，随着比特币的快速发展，中国出现了许多山寨币交易和非法ICO融资项目。为了保障中国投资者的资金安全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我国政府对比特币交易活动的监管逐步趋严。 2013年12月，央行等五部委下发《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认为比特币为虚拟商品，要求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以比特币为产品或者定价单位，不得直接从事比特币的买卖服务，同时也不得为比特币交易提供清算、结算等服务。从而在比特币与金融行业间架设栅栏，以防比特币的风险扩展到金融行业从而导致更为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各大银行也很快响应规章的要求，纷纷禁止为比特币提供服务。通知下发后市场剧烈震动，比特币价格遭遇重挫，此后一年比特币价格从高峰8000元左右大幅下跌70%，一度跌破2000元。 2014年3月，央行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比特币风险防范工作的通知》，禁止国内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提供比特币交易平台的开户、充值、支付、提现等服务。 叫停非法ICO活动，清退相关交易所。截至2017年上半年，中国ICO市场已初具规模，募资金额达到26亿元人民币。但与此同时，缺少政府监管的ICO活动催生了大量良莠不齐的ICO项目，存在发行方缺乏明晰的规范、投资者缺乏适当性管理、投资者非理性行为引发市场泡沫和不法之徒借机诈骗洗钱等隐患。2017年9月，央行联合七部委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要求各类ICO立即停止，相关交易平台停止运营。至此，比特币在中国被明确限制发展。 2018年1月12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关于防范变相ICO活动的风险提示》，指出一种名为“以矿机为核心发行虚拟数字资产”（IMO）的模式值得警惕，存在风险隐患。 2018年3月28日，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在2018年全国货币金银工作电视电话会上表示，2018年将从严加强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管，开展对各类虚拟货币的整顿清理。 2018年8月24日，银保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以“虚拟货币”“区块链”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风险提示》，声明此类活动以“金融创新”为噱头，实质是“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资金运转难以长期维系。 2019年2月21日，在人民银行2019年全国货币金银工作会议上，央行副行长范一飞表示，2019年要深入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研发，加强虚拟货币监测监管。 3、 央行数字货币：中国正走在世界前列 央行信用货币以国家信用背书作为支撑，具有法定强制流通能力。而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则以密码学原理为基础，因为缺乏信用背书，也没有发行主体，币值易受外界政策变化以及投机行为影响，接受范围也相对有限。随着比特币和区块链技术的兴起，央行数字货币成为各国的重点研究领域，英国、加拿大等多国央行都表示将涉足该领域，但尚无一家中央银行拿出落地的实际应用。盛松成（2016）认为数字货币的技术创新无法取代央行货币发行和货币政策，有望在降低发行成本、确保资金安全和提高交易效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在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上起步较早，发展较快。我国央行在2014年就已经成立专门研究小组，论证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可行性；2016年9月，票据交易平台筹备组会同数字货币研究所筹备组成立了数字票据交易平台筹备组，启动数字票据交易平台的封闭开发工作。2017年1月25日，数字票据交易平台实验性生产系统成功上线试运行，顺利完成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票据签发、承兑、贴现和转贴现业务，实现了数字票据业务的突破性进展，对于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金融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 法定数字货币的运行框架有两种模式：一是由中央银行直接面向公众发行数字货币；二是遵循传统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模式。央行副行长范一飞的署名文章《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几点考虑》一文认为第二种模式（双层投放体系）更符合我国的国情。这种模式仍采用现行纸币发行流通模式，由中央银行将数字货币发行至商业银行业务库，商业银行受央行委托向公众提供法定数字货币存取等服务，并与中央银行一起维护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的正常运行。“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模式的优势在于由中央银行信用担保，具有无限法偿性；有利于充分调动市场资源促进创新、竞争选优；有利于分散化解风险；避免央行直接发行数字货币的“挤压效应”影响商业银行的投资贷款能力。 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已经被各国纳入自身的监管体系中，在认识到虚拟货币本身风险的同时，我们不能否定区块链技术的创新性和发展潜力。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但是必须以国家信用为保证，坚持中心化管理的原则，才能在提供高效服务的同时维护国家货币主权。 实习生李欣怡对本文亦有贡献
2020年岁末最后一天，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对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上限管理做出明确安排。这是继重点房地产企业“三道红线”座谈会，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上限管理划定的另外“两道红线”。三道负债红线“加”两道融资红线，“五花大绑”的房地产融资或将遭遇前所未有的“红线”监管。在此背景下，房价究竟是涨还是跌呢？ 一、三道红线：“锁定”企业负债上限 2020年8月20日，住建部、人民银行联合召开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公布房企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三道红线”规则。“三道红线”规则虽未下文明示，但监管当局控制房企负债的窗口指导意图已经明确。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三道红线”主要包括三项财务指标：一是剔除预收款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二是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三是现金短债比不得小于1倍。根据“三道红线”触线达标情况，房地产企业被划分为“红、橙、黄、绿”四个档次，分别赋予不同的企业有息负债增速比例。其中： （一）红色档：三道“红线”都触碰，不得新增有息负债； （二）橙色档：三道“红线”触碰两条，有息负债年增速不得超过5%； （三）黄色档：三道“红线”触碰一条，有息负债年增速不得超过10%； （四）绿色档：三道“红线”都未碰，负债年增速不得超过15%。 从以上分类不难看出，监管当局划定房企资金监管及融资“三道红线”的初衷就是降杠杆、减负债。通过“锁定”企业有息负债增速，抑制房地产开发企业盲目举债“拿地”的融资冲动。从资金需求端，保持房地产土地供应的市场理性，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有序发展，有效防范房地产开发企业因过度融资、过度负债传染积聚金融风险。根据媒体报道，现有80家规模上市房地产企业，有70家房企“踩线”，有18家房企“三道红线”全踩。由此可见，房地产企业降杠杆、减负债的任务仍然“压力山大”。 二、两条红线：拧紧银行融资“阀门” 2020年12月31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对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划定“房地产贷款占比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占比”两道红线；根据金融机构资产规模、机构类型等因素，分五个档次设定房地产贷款集中度上限管理的差异化要求。其中： （一）中资大银行：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40%，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占比上限32.5%； （二）中资中型银行：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27.5%，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占比上限20%； （三）中资小型银行和非县域农合机构：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22.5%，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占比上限17.5%； （四）县域农合机构：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17.5%，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占比上限12.5%； （五）村镇银行：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12.5%，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占比上限7.5%； 2020年三季度央行统计数据显示，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48.83万亿，同比增长12.8%。其中国有大型银行和部分中型银行房地产贷款占比明显偏高，远超“两道红线”监管标准。考虑到各家商业银行涉房贷款基数的差异性，《通知》还同时设置了商业银行政策调整达标的过渡期安排。两道红线，五大分类，从资金供给端对商业银行房地产融资规模占比进行框定，倒逼商业银行调整经营定位，优化信贷结构，保持房地产企业和其他实体经济的均衡发展。从监管政策导向看，未来商业银行存量涉房贷款或将在分类“红线”比例内有序“二次分配”，新增贷款资金或将更多流入制造业、科技等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和小微、三农等薄弱环节。 三、房地产融资“五花大绑”，房价是涨还是跌 从房企资金监管和负债管理“三道红线”，到银行融资贷款“两道红线”，房地产融资已经从需求侧和供给侧进行比例限定。房地产融资“红线”监管政策的两头加码，对未来房地产价格走势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从即期影响看，房价会随着监管“红线”政策的落地实施，出现局部、阶段性调整分化。房价是当期市场供求关系博弈的反应，北上广深等供给资源相对有限的一线城市，房价依然会保持刚性稳定，下跌可能性不大，甚至会出现一定幅度上涨；二线城市房价将保持僵持状态，会出现阶段性小幅波动；三、四线城市会因房企融资红线监管压力，出现降价甩卖情形，房价或将出现一定幅度下跌。但由于此次“红线”监管，对房企和银行都设定了宽松的政策缓冲期，一定程度对冲了房价下跌调整的影响。 从中远期看，“红线”监管作为房地产调控的一项长效机制，对坚守“房住不炒”理念、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稳定房地产“基本盘”将产生积极影响。从运行效果分析，房地产融资采取两头管控，划“红线”的做法，无疑是一条“一箭三雕”的监管良策。然而，房地产行业毕竟不同于其他行业，其特有的投资属性，已经自觉不自觉充当起货币超发的“蓄水池”，对稳定物价起到相当程度的缓释。人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房地产“蓄水池”吸金，物价会涨到什么程度。因此，从中长期看，只要货币超发情形不改变，房价上涨的趋势就不可能改变。房地产融资“红线”监管的长期推行，将一定程度上平滑房价上涨的趋势和幅度。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增长按下了“暂停键”。然而，国内新冠疫情在短期内得到了较好控制，疫情冲击并未影响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由于统筹防疫得力和逆周期政策调节，让中国经济逐季改善，-6.8%、3.2%、4.9%……前三季度经济增速“深V”反弹，成为全球唯一实现全年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我国经济长期增长中枢仍然处于正常运行轨道。那么，“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速趋势如何？国内经济能否保持平稳增长？这一系列关键问题亟待给出明确的答案。为保持经济发展行稳致远，中央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直接关系到决策者对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规划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因而具有时间上的紧迫性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 我国生产函数呈现 规模报酬递减的特征 估计我国的生产函数是进行上述一系列研究的首要步骤。和大多数研究一致，本文选择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作为生产函数基本形式，然后分别测算每个季度全要素生产率（TFP）、实物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最后利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估计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 根据估算，2003年至2019年间，我国生产函数呈现规模报酬递减的特征，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4398和0.2369，各要素增速的波动幅度明显大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GDP当季同比增速自2007年二季度达到15.0%的峰值后逐渐回落至2019年四季度的6.0%，最大的波动来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后续经济刺激计划的扰动。实物资本存量增速呈现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实物资本存量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除2018年四季度外），增速始终高于同期实际GDP，但二者差距在逐渐减小。二是实物资本存量增速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实物资本存量同比增速两次显著提升的主要原因分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刺激计划和始于2016年的供给侧改革。三是实物资本存量增速的中枢趋势性平缓下降。这表明，虽然投资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其边际效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见图表） 人力资本同比增速则经历了明显的前高后低的变化过程。2004年至2013年的十年间，人力资本处于大幅波动的高增长阶段，但随后增速降至5%~10%区间。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劳动力数量在2011年见顶后进入下降阶段，目前中国跨越“刘易斯拐点”已是共识；二是我们估算的去除短期趋势后的就业率呈现周期性下降，这一特征也得到了很多研究的证实。TFP代表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无法解释的经济增长部分，通常被视为技术进步对产出的贡献。据测算，国内TFP的增速在不同季度间差异同样较大，但并未表现出典型的周期特征，在绝对水平上与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速依然存在明显差距。这表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积累进行驱动的现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科技创新动能有待进一步提升和释放。 尽管不同要素的增速在2004年至2019年间波动幅度较大，但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保持相对平稳。实物资本对GDP增长的贡献一直保持在49%~51%之间，并且总体上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但如果将该增幅与实物资本存量同时期的累计增幅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人力资本对GDP增长的贡献持续下降，从2004年一季度的38.40%降至2019年四季度的35.69%。这与收入法中，劳动收入份额持续缓慢下降的趋势基本一致。TFP对GDP增长的贡献总体保持震荡上升势头，重要性日益凸显。如果将TFP代表的技术进步计入实物资本范围，那么，实物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幅度会更加明显。可以看到，在当前的生产函数中，依靠要素积累驱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随时间推移不断衰减，TFP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渐提升，但整体比重仍然较小，有待未来进一步提高。 疫情影响、潜在产出测算 和逆周期政策效应评估 借助具体的生产函数，我们可以量化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2020年前两个季度国内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以及客观评估政府逆周期宏观政策的调节效果。新冠肺炎疫情对生产要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跌导致的实物资本存量增速减慢，甚至因折旧短期内大于积累而下降；二是国民经济生产重启后，产能利用率的恢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三是失业率上升导致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减缓；四是进口占GDP比重、银行信贷占社融比重和政府消费支出下降导致TFP减小。根据测算，2020年一季度TFP以及实际使用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实际同比增速分别为-2.43%、1.06%和-0.92%，二季度的数据分别为1.03%、3.10%和0.27%，而2020年前两个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速分别为-6.8%和3.2%。显然，在原来的生产函数形式下，生产要素和TFP的变动与实际GDP增速难以匹配。这表明，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影响了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的使用数量，更重要的是，它还改变了以往的投入产出关系，即生产函数本身。 然而，暂时的冲击显然不可能永久改变社会生产关系，疫情影响也会随时间逐步消退，经济增长最终还是要向原有运行规律趋近。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规律的主要指标是潜在产出。它是指在通货膨胀水平保持相对稳定和各种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总产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对应的产出增长率为潜在产出增速。潜在产出增速与实际GDP增速之间的差额被称为产出缺口。潜在产出的基本思想在于实体经济的均衡决定自然利率和自然失业率，此时的产出即潜在产出。如果实际产出偏离潜在产出，价格会率先变化，出现通胀或通缩。价格恢复稳定，意味着实体经济重回均衡。因此，潜在产出通常被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用来描绘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内生周期性波动，而非短期趋势性变化。 根据已有研究提供的方法，本文利用HP滤波对全要素生产率、实物资本的产能利用率、劳动就业率和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四个变量进行去势处理，将其周期性部分和短期趋势部分分离，并代入前文估计的生产函数就能得到周期性的中国经济增长水平，即潜在产出，进而计算出潜在产出增长率和产出缺口。潜在产出增长率和产出缺口有四个特征。一是我国潜在产出增速波动幅度较实际GDP增速明显更小，受短期冲击的影响更加有限。二是潜在产出增速大约在2010年年底见顶后缓慢回落，总体上和实际GDP增速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只是见顶时间稍微靠后。也就是说，我国经济增速在2010年二季度后呈现平缓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潜在产出增速下降导致的。三是潜在产出增速在2008年后始终高于实际GDP增速，但二者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减小，2018年后已不足两个百分点。四是我国当前的潜在产出增速并不低，本文的测算结果在7.6%~8.0%之间。2019年三季度，实际GDP增速触及6%关口曾引发国内学者关于潜在产出增速的一场争论。一方认为我国潜在产出增速高于6%，当前实际经济增速显著低于潜在产出增长率。这一观点背后的政策含义在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仍有充分的发力空间；另一方则认为，我国潜在产出增速低于6%，当前经济增长仍然高于潜在增速。通过估算发现，当前中国的潜在产出增长率既没有明显高于实际GDP增速，更没有出现低于6%的情况，但产出缺口不断缩小确实是不争的事实。这表明，在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下，逆周期调节政策依然能发挥效力，但空间渐趋缩小。 当然，潜在产出增速和产出缺口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帮助决策者和研究人员判断当前和未来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变化，进而为宏观调控政策制定提供依据。理论上，实际产出偏离潜在产出的原因主要是暂时的货币幻觉或价格刚性。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就是被动或主动地去适应实体经济，通过采取某种形式的数量规则或利率规则来稳定价格，从而让利率水平趋向自然利率，产出水平趋向潜在产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对2020年上半年政府为对冲新冠肺炎疫情负面冲击而出台的一系列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增长效应进行评价。我们的测算结果显示，2019年四季度，国内潜在产出增速、实际GDP增速和产出缺口分别为7.75%、6.00%和1.75个百分点。2020年一季度，生产函数估计的潜在产出增速小幅上升至8.30%，实际GDP增速下降6.8%，导致产出缺口被拉大至15.10个百分点。2020年二季度，潜在产出增速为7.65%，而在一系列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下，当季实际GDP增速快速恢复至3.20%，使得产出缺口迅速降至4.45个百分点。2020年三季度，经济全面复苏并呈现进一步加速的态势，当季实际GDP增速录得4.90%，产出缺口收敛至1.1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2020年上半年政府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立竿见影、成效显著。 “十四五”期间我国 潜在产出增速趋势分析 在综合参考已有研究和深入分析国内生产要素周期性变化的基础上，我们对“十四五”期间的潜在产出增速进行了预测。结果显示，潜在产出增速在未来五年仍显著高于6%，趋势上保持相对平稳，并呈现先升后降的过程。潜在产出增速的高点和低点分别为7.93%和6.64%。潜在产出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全要素生产率、实物资本产能利用率和劳动就业率的周期性下滑。“十四五”初期潜在产出增速短暂上升的驱动力为劳动就业率的暂时性反弹。根据前文对国内潜在产出增速的预测以及对产出缺口收窄趋势的判断，在整体经济环境保持相对平稳的前提下，“十四五”期间，我国实际GDP增速可能会经历冲高后平稳回落的过程，增速高点大概率将出现在2021年一季度，低基数和负的产出缺口可能将实际增速推高至10%以上；而低点将见于2025年四季度，增速或将触及5%。 实际GDP增速和潜在产出增速之间的关系具有比较明确的政策含义。2010年以前，实际GDP和潜在产出一同保持高速增长，劳动力相对丰富且资本存量仍在迅速增长，生产因素并未呈现收益递减。与国内产出强劲增长交相辉映的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外需爆发式上升，这使得中国在此期间实现了实际GDP的快速增长。2012年以后，在通胀相对温和的条件下，我国实际GDP增速呈现缓慢回落之势。这说明，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潜在产出增长的周期性下降，而非短期趋势的影响。而且，在实物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增速高于实际GDP增速，且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多数时间为正的情况下，实际GDP增长率持续放缓直接意味着生产要素的边际回报率持续下降。这与我们估算的规模报酬递减的生产函数一致。在现实经济中的表现为制造业比较优势开始减弱，实物资本积累变得更加明显，人口红利逐步消失，投入产出比持续降低。同时，我国的产出缺口在不断缩小，这意味着政府通常在经济增速缓慢下降阶段所采用的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是边际递减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症结是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通过传统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将实际GDP增速长期维持在潜在产出增速之上是无法实现的，不仅如此，还容易造成通货膨胀和宏观杠杆率的过快上升，进而增加经济系统性风险。 因此，我们认为中央提出的“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跨周期宏观调控政策，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出路的准确把控。一方面，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逐渐消退，国内经济复苏形势一片大好，宏观调控政策需要着眼于长期经济发展目标，实现跨周期调节。这是因为当前经济增速下降是周期性的而非短期趋势所致；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主要症结是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只有“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才能有效对症下药。这与此前提出的“供给侧改革”“金融去杠杆”以及“房住不炒”等政策是一脉相承的。有理由相信，通过宏观政策的跨周期调控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而促进国民经济在新发展格局下高质量发展，中国潜在产出增速的放缓将会得到缓解，甚至在一段时间后将恢复增速上升的态势。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创新发展被放在了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一方面，《建议》强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到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再到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立体化、多层面促进科技创新发展。同时，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在制度上推动和保障国内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建议》还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将科技创新融入到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中，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依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对于传统产业而言，应大力推动其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为其注入全新的发展活力。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已然成为“十四五”期间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大力发展和重点扶持的产业。同时，各项优惠政策和配套措施也将陆续跟进，全面支持国内经济创新发展。可以看到，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建议》明确提出了全面提升经济发展中科技创新驱动力的要求。 根据我们估计的生产函数预测，未来五年，我国的TFP增速将从“十四五”期初的2.11%缓慢回落至1.90%附近，而同期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重则会从13.74%上升至14.11%。无论是TFP自身增速还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重都明显偏低，与《建议》提出的基本目标和要求存在一定差距。这一特征与我国一直以来主要依靠技术引进而后模仿创新的产业升级路径密切相关。当前，外部环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引进式技术进步”面临被“卡脖子”的风险。只有将追求技术进步的路径切换至“原生性技术创新”时，国内经济发展才会产生新动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也将显著提高。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特别明确了“以我为主”的发展思路。只有如此，TFP的增速才有可能止跌回升，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能实现加速上升，进而推动国内潜在产出增速出现周期性回升，并提升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含量和中国在世界产业价值链中的相对地位。 无论是创新发展还是产业升级，最终落脚点都将聚焦制造业。从最近几年工业增加值的结构数据看，高技术产业的增速始终明显高于工业和制造业，疫情后的复苏力度也更加强劲。高技术产业占制造业比重在“十四五”期间有效提升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潜在产出增速下降趋势也有望出现周期性逆转。因此，以制造业为依托，大力提升各产业科技含量将成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由之路，并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0年终于走了。 这是人类百感交集又无言以对的一年。面对同一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国与国、群与群、肤色与肤色、党派与党派之间的认知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隔膜、猜忌、对峙，充斥在地球的每个角落。 以往，《牛津词典》每年都会公布一个年度词汇，如2016年是“后真相”（post-truth），2017年是“青年冲击”（youthquake），2018年是“有毒”（toxic），2019年是“气候紧急状态”（climate emergency），但对2020年，《牛津词典》宣布，没有任何一个单一词汇能够概括。 如果让我选择这一年的年度词汇，我会选“内卷”（involution）。 内卷原本是一个学术名词。半个多世纪前，美国学者在印尼爪哇岛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这里的人都种水稻，随着人口上升、劳动力增加，对土地的耕种更细致了，但边际效益却无法上升。这种把更多的劳动力投到一个固定产业里，不断重复简单再生产，而不是寻求产业升级（如工业）的现象就叫“农业内卷化”，或过密化。 也有学者从社会学角度看待内卷。当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形式后，便逐渐局限于在自身内部不断进行复杂化的转变。此时，社会和文化往往停滞不前，无法向另一种高级模式转化。这就是内卷化的社会。 2020年，内卷突然“出圈”被广泛使用，反映出的是，世界各地的人们在社会和经济的流动性、流通性因为种种原因下降后，找不到更大的发展空间、交往空间、融入空间，陷入了困惑、苦恼、无助感和边缘感。 内卷化状态大致有这样一些特征： 1、成长和发展出现瓶颈，经常感到压迫，又无法冲出。 2、简单重复自我，感觉不到存在感和价值。 3、外部交往匮乏，或在交往中有乏力感。 4、组织内耗，每个部门都很努力，但往往是互相抵消彼此的努力。 5、对外的肯定性、包容性、接纳性下降，负面情绪和敌意上升。 人不是可以24小时开个不停、永远不知疲倦的机器，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内卷化的问题。“没有胜利可言，挺住意味一切。” 作为一个写字的人，我也经常有内卷感，不知道写什么和能写什么，我也有短期和中长期的焦虑。 2020年让我从内卷走向外伸、外展的重要因素，是走出去调查研究。 最初是第一季度，社交媒体上一片“海外订单锐减”“出口企业倒闭潮”的消息，我去了宁波；各地开始复工复产、抢抓机遇，我去了湖州；“外企供应链移出中国”声音很响，我去了苏州。我在村里、镇里、园区看，在企业里问，抓住一切机会问问题。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将无法使我完全屈服。”这是贝多芬的话，也是我在太多企业看到的活生生的景象。看的越多，心越定，也越受感染。 这一年，根据数据，前三季度中国共新设市场主体1845万户，同比增长3.3%，其中增长最快的是个体工商户，总数达9021.6万户，同比增长9.2%。到11月末，中国的企业数超过4200万户，每千人拥有企业数由2019年底的27.6户增长到30户。 疫情肆虐，不确定性升高，但这一年中国新创的个体户和企业反而增加了很多。一季度新设市场主体同比下降30.6%，二季度就转降为升，正增长15.9%，三季度更增长了19.2%。 当然，数字增减背后也能看到，每年有很多个体户、企业消失不见了，或者转型了。前几天我在一个微课讲2020年中国出口的意外之喜，一个企业主发问：“疫情下，出口型中小企业订单来不及做，但人民币升值，上游生产资料垄断下原材料大涨，越干越亏！疫情后，订单外流，怎么办？”大数字的成就不错，但我们必须更关注结构性的、分化的、实实在在的小问题。这才是经济的全貌。 但无论如何，大量的调研更多给我的是力量和信心。中国人口红利的核心，就是这种自己给自己造饭碗、在市场上为自己找未来的奋斗者资本。 奋斗不息，中国不停。 这一年，我采访的不少企业也告诉我，他们的创造能量，是被“合成”出来的。一部分靠技术、人才等元素，一部分靠创业大环境的支持。 比如科创板开板后首只“A+H”疫苗股——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兼CEO宇学峰，他长期在海外学习工作，曾是赛诺菲巴斯德的高管。我问他，2009年做了回中国创业的决定，现在是不是感到特别自豪？他说是的，有太多想不到。康希诺布局了针对13个疾病领域的16种创新疫苗产品的研发管线，市值接近1000亿，这是当初无法设想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到2019年康希诺还是一家没有实现营收的生物制品企业。2020年三季度财报显示，前三季度营收为567.38万元。如果不是有风险资本支持和科创板新规，这样的公司是很难存续的。 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开拓药业，2020年5月在香港主板上市。其创始人童友之和宇学峰回国创业的时间差不多，2008年他在园区的一个生物制药创业投资论坛上“路演”自己的新药研发项目，被评为一等奖，所以落户到苏州。一开始他并没有想过自己办公司，而是想把研发成果卖给国际大公司。但中国鼓励新药研发的一系列政策改革，园区的各项激励措施，让他最后选择自己创业。 像童友之、宇学峰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在中国创业，像是被一股大潮托着，把他们推到自己也想不到的远方。 秦朔朋友圈在张江办公，昨天张江集团的董事长袁涛先生发给我一份资料，看后才知道2020年科创板的“张江军团”再扩容，迎来了10家科创板上市企业，即泽璟制药、君实生物、复旦张江、三生国健、艾力斯医药、凯赛生物、奕瑞科技这7家生命健康企业，以及中芯国际、芯原股份、恒玄科技这3家集成电路企业。我突然有点惭愧，同在张江科学城，10家企业我只去过三生国健一家，它是中国第一批专注于抗体药物的创新型生物医药企业，有三款治疗性抗体类药物已经上市，已建成生物反应器合计规模3.8万升。 很多变化正在发生。但如果你内卷了，就会觉得外面一成不变。 也有些增长模式确实在没落，但生产性创新、科技创新正在蓬勃展开。 这一年我还从很多公务员身上得到了启发。 我在湖州一个以民宿见长的村里采访，得知每年“五一”假期生意最旺，这天村支书和村长就是站马路的交警，听景区办的工作人员调遣。越是节假日他们越忙，有的村干部已经10年没有在家里吃过年夜饭。 在宁波北仑区，我看到疫情后为了复工复产，区长和发改、经信等10多个部门的负责人每天晚上开碰头会，梳理为区内骨干企业提供配套的中小企业的情况，把帮助配套企业尽快复工复产的任务落实到每个街道。不在区内的配套企业，就向市里打报告请求协调解决。一家骨干企业在宁波市有156家供应商，2天内全部复工；在宁波市外有185家供应商，他们的交通运输问题在5天内全部解决。 在苏州工业园区，我看到管委会在疫情中做的“热力图”，把和企业服务相关的所有部门及人员的联系方式全部纳入，企业要办事，只要在电脑或Pad上点击一下，就会找到直接办事人员，确保不因疫情之下不能见面而影响经营。 在温州，我看到围绕“大建大美”的目标，市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的负责人，每个人都要具体负责一项重大工程，有的抓瓯江沿线建设，有的抓塘河沿线“一环三线”绿道贯通成网，有的抓“禅街-五马街-公园路”历史街区的连结成线，有的抓中央绿轴。几年未去温州，这次看到以往总是抱怨温州形象和经济实力不匹配的市民终于点赞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也争相到温州落户了。 在广东南海这个曾经的“中国首富县”，区领导听我讲了宁波制造业的情况，决定组织当地几十家“隐形冠军”到宁波学习，很快就落实了，南海还和宁波的慈溪、鄞州签署了互相学习支持的协议。 对政府来说，如果大权在握又不思进取，那是很容易内卷的。天天陷入形式主义和各种汇报。但如果能急企业之所急，服务人民之所需，被市场发展、环境营造、比学赶帮超的压力所倒逼，就能跳出内卷，在对外服务、学习和创新中散发出活力和生机。 2020年12月30日，我在深圳宝安参观一个以直播带货、数字经济新场景等为主题的园区——智美·汇志产业园。园区的创始人之一翁宝是我过去的老同事，他创业十几年做过公关、广告、新媒体、电商等等。陪我参观时，看到一个“收纳”的店铺，这才知道“整理收纳师”这个新行业。他们上门服务，帮你诊断储物空间，通过合理的空间规划和处理解决衣物乱堆的问题，衣物归类，折叠整理，放入收纳空间。整理后客户会清楚哪一类衣物已经足够，避免重复购买。 “现在有太多新职业，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比如你自己家的衣物到底有多少件？估计大部分人都不清楚，只知道堆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乱。于是催生了收纳师这个职业。收纳师首次上门诊断，要收客户几百元，具体收纳时按收纳空间横向延展长度每米收费，从大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一单要好几个收纳师，有的负责客厅，有的负责卧室，有的负责空间改造，全程佩戴口罩手套，很专业。” 翁宝说：“我办公司这些年，现在发现，如果公司里每年都有一些新业务是老板自己不知道的，是年轻人推动的，公司才有前途。如果所有东西都在老板脑子里，都靠老板推动，那是没有前途的。” 很多企业的问题，是老板的思维内卷了，老板脑子里“过去÷未来”的比例越高，就越是被过去锁定。反之，企业就越有希望蒸蒸日上。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分布式的创新比中心化的驱动，要有效的多。中心化就容易内卷，去中心化，分布式，就容易带来新的可能。 内卷化可能是全世界，也包括中国，都会长期面临的问题。 要打破内卷的约束，需要永远开放的态度，需要像乔布斯所说的“求知若饥，虚心若愚”（Stay hungry， stay foolish），需要更多的尝试、探索以及容错，需要和外部世界更多的建设性互动，需要马斯克式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热忱。如此才能开创新局。 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的一位教授在参加2020年腾讯科学WE大会时说，人类对于脑机未来的畅想是一种“巨大的快乐与敬畏”，这种情感可以与“500年前当葡萄牙的船员在危及生命的漫长旅行结束时，发现自己看到了新世界的灿烂沙滩时所产生的情感”相提并论。 闯与创，才能打破内卷。 “一种文明之所以停滞不前，并不是因为进一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已被完全试尽，而是因为人们根据其现有的知识成功地控制了其所有的行动及其当下的情势，以至于完全扼杀了促使新知识出现的机会。”（《自由秩序原理》） 内卷决不是我们的宿命。超越内卷，才是我们共同的使命。2021年，秦朔朋友圈将以此心态和读者朋友们一起努力思考，观察与前行。
内容摘要 气候或自然条件异常导致粮食价格超预期上涨 当前拉尼娜现象已经形成并预计将持续到2021年，干旱或低温气候可能造成粮食供给收缩，加大粮价上涨压力。目前来看，拉尼娜事件造成全球粮食大幅减产概率较小，但若叠加蝗灾、草地贪夜蛾灾等自然灾害，或者原油价格大幅提振导致粮食生产和运输成本上行，粮食价格可能出现持续上涨态势。 原油供给收缩超预期引发输入型通胀 油价长期低迷使得全球原油市场的博弈日趋复杂，若出现超预期事件导致原油供给收缩，油价有可能大幅度上涨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输入型通胀。我们认为，拜登上台以后伊核协议存在较大可能重返，2021年中东大规模军事冲突再现推升油价导致通胀超预期的可能性较小。 美国印度基建投资落地带来需求超预期 印度未来5年1.4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计划和拜登上任之后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若能顺利落地，则将大幅度提振大宗商品需求，从而促成一次从原材料国到消费国的全球经济复苏共振，成为再通胀超预期的一大需求端因素。整体来看，2021年印度基建存在的资金问题将使得基建推进速度慢于计划，拜登的基建计划同样在2021年实际落地的概率较低，两者对经济及大宗商品的拉动作用有限。 疫苗兑现不及预期导致供需缺口持续存在 我们认为，目前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主要由供需缺口导致：疫情蔓延导致海外生产能力受阻，但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放水”的逆周期刺激作用下，海外需求端保持韧性。一旦疫苗大规模应用，全球的供给能力将快速修复，供需缺口弥合，通胀上行压力因而减轻。但是，如果新冠病毒变异导致疫苗失效或者疫苗接种率较低等原因使得疫苗兑现不及预期，那么全球复工复产将继续受到拖累，供需缺口迟迟难以弥合，加大通胀持续上行压力。 风险提示 新冠病毒变异导致疫情二次爆发；中美摩擦超预期变化 目 / 录 正 文 气候或自然条件异常导致粮食价格超预期上涨 气候或自然条件异常可能造成粮食生产收缩，加大粮价上涨压力。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判断，当前拉尼娜现象已经形成并预计将持续到2021年。在发生拉尼娜事件的冬季，我国的寒潮冷空气活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易较常年同期偏低，长江以南大部地区降水易较常年同期偏少。从全球角度看，拉尼娜事件往往导致东北亚地区和非洲西岸异常寒冷，美国西南部和南美洲西岸变得异常干燥，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地区降水增多。拉尼娜事件可能造成导致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的玉米单产下降，影响南美部分地区大豆生长，另外东北亚冻害可能造成冬小麦减产。若叠加蝗灾等自然灾害，粮价上涨超预期有可能引发全球通胀持续更长时间。 分品种来看，大豆在低温和干旱气候下会延迟成熟，株矮叶小，结荚数量减少，最终影响大豆单产，2007年8月~2008年5月和2010年6月~2011年5月两次中等强度的拉尼娜现象均造成全球大豆减产，巴西和阿根廷均受到显著影响。相应地，大豆价格在2008年和2011年出现了显著上行。 玉米产量和价格受气候条件影响同样较为显著。2007年8月~2008年5月的拉尼娜现象造成全球玉米主产地巴西和阿根廷玉米的减产；2010年6月~2011年5月的拉尼娜现象时期，阿根廷玉米产量又一次显著下行。因此，玉米价格在2008年和2011年均出现大幅度增长。 上一次全球性的粮食危机发生在2007~2008年，当时除了拉尼娜事件等自然条件异常导致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的产量有所收缩之外，原油价格高企使得许多国家投入大量农产品发展生物燃料，供需失衡导致全球粮食库存走低、价格飞涨。随着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各国农业生产防范自然灾害的水平也在逐渐提高，主要粮食品种产量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2013年之后库存消费比维持在相对健康水平，因此2013年之后全球粮食价格也保持相对稳定。 整体上来看，拉尼娜事件造成全球粮食大幅减产的概率较小，由此引发的全球通胀超预期可能性也较小。但若叠加蝗灾、草地贪夜蛾灾等自然灾害，或原油价格大幅提振导致粮食生产和运输成本上行，粮食价格可能出现持续上涨态势。 从我国的经验来看，拉尼娜事件对我国粮食生产影响较小。出现拉尼娜事件的几年中，我国粮食供给并未受到显著影响，2003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保持连续上涨态势，因此供给端压力较小，不过冷冬期间的“屯粮”需求可能小幅拉动粮价上涨。实际上，2004年我国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推进之后，CPI粮食项仅在“猪油共振”时期出现大幅上行，其他时期粮价基本保持温和上涨。 原油供给收缩超预期引发输入型通胀 关于原油价格的博弈日趋复杂，若出现超预期事件（如中东局部战争）导致原油供给收缩，那么原油价格有可能大幅度上涨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输入型通胀。 2020年全年原油市场处于低价、低产的状态，原油大国的经济状况受到较大冲击，俄罗斯、沙特等中东国家的GDP大幅收缩。2021年全球经济复苏预期较强，疫苗广泛应用之后原油消费有望迅速提振，产油国俄罗斯、伊拉克、尼日利亚先后表达了在2021年增产的意愿，阿联酋也曾表示目前减产协议下的配额有失公允。因此，在原油需求复苏的大背景下，各产油国有偏离协议增加产能的动力。 另一方面，由于页岩油生产成本较高，美国不希望原油价格持续低迷。原油虽称不上美国的支柱行业，但整个石化产业链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拜登上任后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位于历史高位的失业率和持续走低的劳动参与率，如何使得石油工人走回工作岗位是下一任美国总统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综上所述，原油市场格局的博弈日趋复杂，目前原油大国之间并未发生较大分歧，但若因利益纠纷发生冲突，甚至出现局部战争等超预期事件，那么原油价格上涨存在较大可能性。 历史上，暴恐袭击、地缘冲突，政局不稳等因素都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推动国际油价上涨，市场尤其关心全球原油重要输出地区——中东的地缘局势。上世纪70年代以来，第四次中东战争、第五次中东战争、伊拉克战争、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伊朗核问题、利比亚战争等中东地缘政治事件经常成为油价上涨的重要触发点。以2011年利比亚战争为例，2月17日战争爆发之时布伦特原油价格为103美元/桶，短短53天后布油价格上涨至127美元/桶，上涨幅度超过20%，当年同比涨幅约为40%。 目前来看，2021年中东大规模军事冲突再现的可能性较小。拜登上台以后的外交政策将致力于恢复国际协议并加强与盟友的关系。新的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人选——布林肯和沙利文都曾参与过当年伊核协议的谈判，是该协议的坚定支持者，伊核协议存在较大可能重返。总而言之，中东局势恶化导致原油价格上涨进而使通胀超预期的可能性较小。 美国印度基建投资落地带来需求超预期 若美国和印度基建投资落地，将大幅度提振大宗商品需求，促成一次从原材料国到消费国的全球经济复苏共振，全球通胀将持续更长周期。 印度未来5年1.4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计划和拜登上任之后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若能顺利落地，两国基建超预期推进并产生共振，则从需求侧拉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动拉美、俄罗斯等资源禀赋型国家经济复苏。此类国家大多产业链单一，国内收入上升后将提振进口需求，继而带动中国、越南等加工制造型经济体出口规模增长。这一场景的实质是美国加金砖国家带动全球经济复苏，叠加新冠疫情期间宽松货币政策尚未退出，从需求侧拉动通胀水平上升。 印度总理莫迪在2019年宣布在2020-2025年施行总额100万亿印度卢比（折1.4万亿美元）的国家基础设施管网（National Infrastructure Pipeline，以下简称NIP）基建计划，以实现到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达5万亿美元的目标。对比2008~2017年的10年间，印度在基建方面的总投资只有1.1万亿美元，因此这一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如能落地，将大幅拉动需求。 整体来看，2021年印度基建将持续推进，但资金问题使得推进速度慢于计划，对经济及大宗商品的拉动作用有限。其一，私人资本近年来参与基建项目建设的热情逐步减弱。基建项目周期长、收益回报慢，最近6年印度PPP参与基建项目建设的项目总规模迅速下降，2019-2020年参与基建项目的PPP数仅4个，项目总规模仅501亿卢比，两项数据均已降至历史冰点。其二，近年来印度政府财政赤字控制基本稳定但水平较高（且有部分隐性债务），2019年为5.9%，受疫情影响印度央行预计今年赤字率将升至6.1%，整体债务及赤字水平在中等收入群体国家中偏高。印度疫情当前仍未平复，明年可能受持续影响，政府税收可能难有起色（今年税收收入预计萎缩-14%），在此情况下2021年地方政府大兴基建的难度较高，NIP推进速度难以保证。 美国方面，拜登在竞选演讲中曾主张“大规模基建投资+加税”的组合方案。一方面发展传统基建，建造现代道路、桥梁、高速公路、宽带、港口和机场，促进经济增长并创造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大太阳能(行情000591,诊股)电池板和与风力涡轮机的建设，普及新能源汽车。胜选后拜登承诺，在控制疫情之后将大力发展经济，有意颁布名为“重建美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的经济刺激方案，除向地方提供援助避免更多工人被解雇、增设失业保险外，他提议在10年内投入7.3万亿美元新开支，涉及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保和公平经济等方面。 总体而言，拜登的基建计划在2021年实际落地的概率较低。其一，虽然其政策理念有利于基建落地，但大概率将受阻于国会两党分立格局导致无法推进。一是拜登主打加税和增加财政支出的组合拳，其加税带来的财政收入可以有效改善政府财政状况并为基建提供切实的资金来源。但当前国会两党分立，共和党主张减税，拜登的加税方案落地概率较小无法为基建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其二，基建推进的核心仍然是资金来源问题，因此需要加税作为前置方案，而将企业税率由21%提升至28%是拜登税改方案中的核心措施，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在本次疫情中受到重创，2021年立刻开展加税并不现实。其三，美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只有25%的资金出自联邦政府，联邦政府和通过PPP撬动的私人资本是主要的出资方。近年来，地方政府和私人资本参与基建投资的热情同样大幅下降，联邦拨款及投资始终未能有显著增加。其四，美国基建项目面临严格的环保核查，导致“铁公基”等大兴土木的项目在落地建设过程中面临层层阻碍。 疫苗兑现不及预期导致供需缺口持续存在 疫苗兑现不及预期使得供给修复较慢，供需缺口持续存在导致通胀周期持续更久。 我们认为，目前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主要由供需缺口导致。疫情蔓延导致海外生产能力受阻，供给收缩严重；但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放水”的逆周期刺激作用下，海外需求端保持韧性，以美国为例，政府直接向居民发放现金，居民收入不降反升，消费能力反而增强。供给收缩而需求保持稳定，海外主要经济体均出现了明显的供需缺口。我们收集了一些供需缺口显著存在的证据：其一，海外订单修复情况优于生产，如美国耐用品订单修复速度显著快于生产，德国企业未交付订单指数连续数月上升；其二，工业生产能力较弱使得全球工业品库存数据走低，主要经济体的库存指数均位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其三，全球供需缺口需要中国的供给能力来填补，中国出口不断走强，出口集装箱指数CCFI一路飙升。 那么，未来供需缺口弥合的时点也就是通胀出现拐点的重要时间窗口。我们在再通胀系列研究报告《疫苗广泛应用是推动还是抑制全球通胀？—再通胀系列研究之五》中提到，疫苗广泛应用对供给的改善作用强于需求，因此疫苗落地之后供需缺口将快速弥合，通胀上行压力因而减轻。 但是，如果新冠病毒变异导致疫苗失效或者疫苗接种率较低等原因使得疫情并未得到有效控制，那么全球复工复产将继续受到拖累。一方面，疫情大规模复发有可能导致各国反复“封城”，从而影响企业正常开工。欧洲国家自入冬以来疫情再度爆发，各国屡屡实施二次封锁，复工进度受到显著影响。若疫苗兑现不及预期，各国面临疫情数据抬头之时不得不再次实施“居家令”进行封锁。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强大的工会体系也会在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之时，阻碍复工复产的进行。例如，德国工会曾在11月因工作条件呼吁亚马逊德国物流中心停工；美国工会10月向联合国劳工组织提交申诉，反对特朗普政府激进推进复工。因此，若疫苗不能顺利兑现，全球供给的修复速度将再次被拖累，供需缺口迟迟难以弥合，加大通胀持续上行压力。 目前来看，疫苗推进速度符合预期，医学权威专家也表示目前研发的疫苗不会因为现有的病毒变异而失效，疫苗大概率可以在2021年二季度广泛应用。现阶段，疫苗的普及工作正在积极开展，美国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12月24日，全球各国“预购”的新冠疫苗已达到77亿剂，另外39亿剂目前正在谈判中；世界卫生组织同时发起了一项名为新冠疫苗供应计划（COVAX）的全球倡议，保证中低收入国家也能公平地获得疫苗。另外，疫情防控好的国家，经济正在快速地复苏，疫苗作为防止疫情蔓延的重要“解药”，将得到全球各个国家的高度重视，预计疫苗订单会继续增多，疫苗普及工作也将顺利开展。 风险提示 新冠病毒变异导致疫情二次爆发；中美摩擦超预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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