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各国通过宏观政策进行调控，虽然中国的货币政策从6月份以后逐步正常化，但是2020年底甚至到春节之前，全球流动性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宽松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颜色表示。 颜色预计，随着疫情防控逐步见效、经济稳步回升、宏观杠杆率显著上升，明年各项政策要逐步回归正常化。但是政策如何回归正常、采取何种步骤，尚需要严谨精确评估并相机抉择，不会一步到位收紧。 “财政政策明年将回归，速度要快于货币政策”，他认为，“明年的财政支出会以稳为主，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和公共卫生建设等方面持续投入财政资金。明年的赤字率或将回归到3%左右，地方政府专项债或将稳中略降。” 01 黑天鹅事件下的宏观政策 我们看到过去这段时间，跟此前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这是美国GDP的波动率，其实在更早期的时候，美国经济的波动很大，但是从80年代末到2008年左右，其实是有一段岁月静好的时期。这段时间的宏观经济运行非常平稳，风险也很低。主要受益于两点，一是冷战结束，二是这段时间内发生了比较大的技术革命，如互联网革命等。还有很重要的因素是全球化，尤其是美国跟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深入合作。所以，这段时间即使有一些冲击都没有对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 2008年之后，我们发现情况有很大的变化。从全球来看，基本上过两年就有一个黑天鹅事件，主要是金融危机之后各种技术红利在收缩，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速在下降，以及前期货币政策的过度扩张导致风险加剧，使得经济长期处于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但是高债务的陷阱。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似乎进入了还没走出上一个危机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影响，又进入下一个危机的循环。 宏观调控政策被迫长期使用零利率负利率、量化宽松等非常规操作，似乎“非常规货币政策正在常规化”，导致资产通胀和商品通缩并存。比如说美国这次宽松，疫情期间美股涨得很厉害，美国房债涨得很厉害，但同时也与商品通缩的情况并存。这种情况就导致以邻为壑，部分国家开始把经济矛盾更多归结到游戏规则、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全球风险已经不限于经济领域，如地缘政治领域风险也有所增加。 遇到危机，美国就采用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目标利率迅速降到“零利率”（指美联储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维持在0~0.25%的超低水平）。今年疫情期间美联储的目标利率也降为“零利率”。事实上这次疫情期间，美联储的扩表比以前大得多。 以中国为例，其实我们的经济也一次又一次不可避免地受到黑天鹅事件的冲击。比如说，在2015年“811汇改”之后经历了低迷和系统性风险，从2016年乐观起来，到2017年经济非常好了，但是第一次去杠杆，我认为去杠杆有一些过度，对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2018年下半年开始政策有一些转变，又开始乐观起来，但是2019年又出现第二次黑天鹅事件，中美原计划在5月份的时候达成协议，结果没有达成。再之后中美关系逐渐改善，到2020年1月中美签订了阶段协议，这应该是乐观的事情，但是遭遇了第三次黑天鹅——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这次冲击得太厉害了。我们面对的情况是世界不确定性越来越上升。 02 疫情冲击全球经济 说到疫情，千万不要以为疫情已经过去了。我们看到美国的疫情，现在每天增加26万例。中国相对而言还比较好，当然防控疫情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秋冬季的时候，我们始终有零散案例出现，外防输入的压力非常大。疫苗进展现在比较顺利，但是始终无法保证强制接种。由于疫情的压力在明年持续存在，所有经济和政策的研判当中都不能过度乐观，要非常审慎。 我们知道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IMF的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可能会萎缩4.9%，发达国家冲击更大。但中国是一枝独秀，IMF预测中国经济将增长1.9%，我们认为可能要达到2.3%以上，因为我们四季度表现会非常好，一枝独秀地增长。 疫情的冲击如此之大，面对疫情，最快速的经济政策就是货币政策。以美国为例，财政政策要国会通过会非常缓慢，美国的第五次刺激计划主要是财政政策，拖了很久，可能要等到拜登上台以后才行。应对疫情的全球货币宽松可能至少持续到2023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将会稳定在0.1%左右。 新冠疫情还对全球贸易造成影响。以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为例，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出现大幅下降。从2020年4月份开始，中国重新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虽然从数值上来看没有回到历史高位，但是美国从别的国家进口却有下降，所以中国在美国贸易伙伴当中的所占比重又达到历史新高。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全球的制造业基地，为全球的抗疫工作生产各种产品。 出口作为一个巨大的推动，导致今年经济很快要回升到正常的轨道。我们知道，一季度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同比下降了6.8%。这是史无前例的下降，二季度迅速回升到3.2%，三季度到4.9%，四季度按现在了解的情况同比增速预计会超过6%，这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回升。其中最大的一个推动力就是出口，出口又带动整个制造业的生产回升，消费也在稳步回升，所以今年中国经济是一枝独秀。 为什么我们能迅速回升？我认为货币政策承担了非常主要的维稳功能。今年1月底暴发疫情，到5月20号才开两会，期间财政的盘子定不下来，从2月份到5月底，有4个月是靠货币政策维稳为主。我们做的事情跟美国的工具都差不多，但是力度有很大的差异，美国把利率调到0~0.25%，我们从头到尾只降了30个基点的政策利率，我们非常审慎。事实上如果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今年的货币政策是松，但没有太松，利率其实就降了30个基点。我们的特点是信贷和流动性非常宽松，量上宽松。央行通过逆回购、MLF、降准与再贷款再贴现向市场注入近6万亿元流动性，还有三次降准。 如果政策利率基本保持不变，市场流动性很足，会导致市场利率大幅降低，结果就是市场利率严重偏离政策性利率。金融机构不需要到银行拿钱，市场上钱便宜得多。2020年4月份的时候央行还是2.2%，市场利率只有1%左右了，可以看到市场的回购利率是严重偏离央行提供的7天回购利率，这个情况是非常失常的。 从6月份以后，因为“两会”开过了，财政政策开始发力，今年赤字率目标一下提升至3.6%以上，发行了1万亿的特别国债，专项债比去年增加了1.6万亿。可以看到，今年的债券发行相较去年有大幅度的提升，尤其是6月份以后。所以大量的债券发行导致市场流动性相对偏紧，6月份以后货币政策逐渐正常化。总体来说，虽然货币政策从6月份以后逐步正常化，但是到今年年底甚至春节之前，流动性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宽松的。 03 明年政策渐进回归 明年政策的关键词就是渐进回归。我们需要回归，今年这么宽松，疫情防控总体往好的方向发展，经济稳步回升，宏观杠杆率显著上升。比如宏观杠杆率，疫情期间实体经济，非金融部门，居民的杠杆率都有比较显著的上升。这种情况不可能长期延续，肯定要回归。正如近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讲，明年的政策是渐进回归。 为什么？一是疫情的压力依然存在；二是全球经济可能长期低迷，明年同比增速反弹了，但是由于基数效应，从总量来说要回到正常，起码要到2022年或2023年，所以全球经济低迷，长远来说对中国的经济是有影响的；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超预期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西方国家在某一时间点可能出现剧烈调整，因为业绩无法支持股价，会对我们的金融市场造成输入性冲击；四是汇率的问题，中美国债利差已经达到历史新高——60个基点，就是因为我们降息降得少，美国降息降得多。所以，我们的国债收益率高于美国，导致大量资本内流，人民币汇率不停往上走，这对我们出口造成很大的压力。 并不是人民币越升值越好，我们的出口压力非常大，今年的出口情况是产业很不平均，跟疫情相关的出口非常好，但有一些行业的出口依然存在压力。所以并不希望汇率持续升值，因为没必要过快的收紧政策。对于明年货币政策与市场核心的预测，我认为明年全年都不会加息，跟大家相关的LPR利率明年可能会全年保持不变。到二季度有一个自然收紧的信贷和流动性。什么是自然收紧？有一些优惠政策不再延续了，但是并不会特意收紧一些什么，我觉得就是常态化。 下半年可能经济增长压力会略有加大，可能会有宽松一点的流动性和信用。很多人认为明年社融见顶了，我认为明年全年社融规模增速依然会保持在12%以上。汇率可能还有进一步升值的空间，到明年一季度末，还会有一波升值，可能会升到6.2-6.3，我还是比较保守的，我认为很难到6左右。再比如今年市场很关注永煤事件，过高的收益率不利于化解信用债的问题。我认为在温和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十年国债收益率或难以突破6.5%。总体上，虽然不会像今年的股市这么火，但是权益市场依然有很多的机会。
近十年来，全球“宽货币”与“低通胀”并存的现象，正在动摇通胀目标制定的理论基础。近期，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的文章《拓展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引起关注。周小川在文章中指出，传统的通胀度量面临不足和挑战，货币政策肯定应考虑通胀指标背后的体验，并认为资产价格需要纳入通胀考虑。 当前低通胀率本身是否存在概念上和度量上的疑问？是否需要从更综合、更丰富的角度进行测度，并考虑将资产价格和居民福利等因素纳入广义通胀？面对这些问题，通胀度量以及货币政策框架又有哪些可行的解决方案？ 为求解上述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近期举办“金思汇”，主题为“货币政策与通胀新度量”。与会专家认为，现行通胀测度存在缺陷，无法全面准确反映实际通胀水平，统计指标和居民实际感受存在明显差距。造成通胀测度失真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调查样本存在偏差导致权重不能反映实际支出结构，二是核算理念滞后无法反映实际的成本变化，三是部分服务行业市场化程度不高造成价格失真。 而基于金融稳定和管理通胀预期两个层面的考虑，央行应关注资产价格，同时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加强跟市场和公众的沟通以稳定通胀预期。 完善通胀测度指标 加强市场沟通稳定通胀预期 现行通胀测度存在缺陷 通胀指标与居民实际感受有明显差距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央行是否应关注并干预资产价格成为学术界和决策层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疫情爆发以来，各国央行都采取了宽松的量化宽松政策，资产价格表现与经济基本面的实际情况形成强烈反差。美国三大股指创下历史新高，国内个别城市房价出现显著上涨。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的CPI、GDP缩减指数反映出的通胀水平普遍较低，没有表现出通胀压力。这与居民实际感受存在明显差距。 与会专家经过讨论并一致认为，现行通胀测度存在多方面缺陷，无法全面准确反映实际通胀水平。 第一，反映居民生活成本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在取样层面有偏，通胀指标的权重分配没有真实反映实际的支出结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住户保护隐私的的意识日益增强，部分中高收入住户拒绝接受调查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导致住户调查样本对中高收入户代表性不够，部分支出项目对应的权重往往偏低，如汽车和通讯类产品，化妆品和服务类消费等。 第二，部分指标核算理念相对滞后，不能反映实际的成本变化。核算理念决定了如何理解并度量某种商品或服务的实际价格。以CPI中的居住价格为例，如果从实际成本角度考虑，那么住房支出涉及的费用主要是自有住房维护修理费、物业管理费和固定资产折旧。在经济不发达阶段，这种核算方法可以较好反映居民的实际居住成本。随着经济发展，居民的居住支出逐渐变为以房租为主的支出，这背后还蕴含了房价变化对房租的影响。因此，如果再从成本法去核算居民的居住支出及变化，就会低估其在CPI中的权重，同时也会低估CPI的变化幅度。 第三，部分服务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市场管制导致价格失真。目前，我国部分服务行业仍存在各类管制，服务的价格尚没有形成市场化的定价机制，这会导致实际感受到的生活成本和统计结果出现偏差。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医疗服务，医疗服务的价格并不是市场化形成的公允价格，而是经过医保系统、医院、医药厂商和居民之间反复多次再分配后形成的价格，且受到管制。所以，虽然居民对医疗服务整体感觉是供不应求的，但在实际统计中并没有反映出来这部分成本。 重视资产价格变化对通胀预期造成的影响 与会专家经过讨论并一致认为，央行有必要关注资产价格。 其一，央行承担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需要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并在必要时作出适当反应。资产价格具有广泛的金融联系，如果资产价格在一段时间内出现持续、快速的上涨，可能会带来风险偏好上升、金融杠杆提高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加剧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影响到金融稳定。为维护金融系统稳定，遏制投资者过度承担风险的行为，此时央行有必要对资产价格作出适当反应。 其二，资产价格有可能会对通胀造成影响。例如，房价上涨可能会带来房租上涨，而利用成本法核算出的居住支出无法体现这部分影响。养老服务的实际价格也会受到资产价格的影响。养老金是个人收入的跨期配置，当下较高的资产价格就对应了更低的预期收益率，这就意味着居民部门为养老服务提供的当期支出变“贵”了。但是，这种养老服务价格上涨是通过贴现方法体现到当期支出的，没有计入现行的通胀测度指标。此外，资产价格还可能会影响到通胀预期，比如持续上涨的房价可能会提高居民的通胀预期。此时，央行应加强市场沟通来稳定通胀预期，避免预期自我实现甚至自我强化的情况发生。 央行可以通过宏观审慎框架 应对资产价格波动 当前，中国央行应充分发挥双支柱监管的制度优势，在宏观审慎框架下采取应对资产价格波动的政策措施。同时，央行应继续加强通胀预期管理，优化市场沟通的机制和渠道，向市场释放明确的监管信号，提高央行透明度并增强市场对央行的信心。 宏观审慎框架是央行关注资产价格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央行关注资产价格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金融稳定。虽然央行无法判断资产价格的波动是否合理，但央行可以在宏观审慎框架下，综合评估资产价格波动可能给金融系统造成的潜在风险，并以此作为是否政策干预的主要依据。在工具选择方面，央行应在宏观审慎框架下选择适当的政策工具组合，这些政策工具可能既包括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也包括微观审慎政策。尽量避免使用公开市场操作、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典型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对资产价格做出反应。 同时，央行应密切关注通胀预期的变化，加强市场沟通，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向市场释放明确的政策信号，以稳定通胀预期。具体实践中，各国央行普遍关注一些更具粘性的价格指数，如工资指数或服务价格指数，来判断通胀预期是否发生了显著变化。管理通胀预期的主要方法是加强市场沟通，向公众解释央行对该问题的理解和重视程度，明确监管立场和决心，强化公众对央行的信心并稳定通胀预期。 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导读 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人口带来的居住需求更是房地产发展的根基。我们在业内提出了广为流行的标准分析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2017年推出的《房地产周期》专著成为超级畅销书。本文是我们对《中国人口大迁移：2019》及2018年两篇人口迁移报告的进一步深化，采用的县级人口数据比2018年报告更加完整和准确，将在探讨多维人口指标的基础上，全景呈现全国近3000个县的人口大流动大趋势。 摘要 什么指标更能有效判断人口流动趋势？1）常住人口存在统计偏差和数据缺失问题。常住人口可直接反映人口流动，其中尾数逢0的年份为人口普查，尾数逢5的年份为1%人口抽样，其他年份抽样比例仅1‰，存在统计偏差。非普查年份的常住人口存在一定缺失，比如2017年中国地级、县级行政单位常住人口数据缺失率分别为10%、21%。2）户籍人口、小学生数可辅助深化判断人口流动趋势。户籍人口来自公安部门，比较准确，虽不直接反映人口流动，但仍可间接推断部分情况；如某地户籍人口净迁出，表明该地区缺乏吸引力，常住人口也大概率流出。小学生数据来自教育部门，准确度较高，不仅代表着年轻人口潜力，也代表着背后的家庭，可通过与全国比较、城市分组大致控制人口结构、入学政策等差异，从而对比分析人口流动。3）对房地产市场，当某地常住人口减少或增长低于自然增长、但户籍人口和小学生明显增长，则该地区的置业需求不一定下降，甚至可能会上升。 中国3000个县人口流动格局。1）地区层面，1978-2010年从中西部迁往东部地区的人口以劳动力为主，并且多数未迁户籍、也未带子女，中西部留守儿童现象非常明显。2010年以来，部分劳动力回流中西部，东部地区面对用工压力主动推进大学毕业生、技能人才等外来人口本地化，户籍人口和小学生增速明显加快，东北地区人口加速流出。2）分线城市层面，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并且，2010年后，一二三线城市外来人口日趋本地化，分线城市户籍人口和小学生数增速的梯度分化更为明显。2016-2017年，一二三四五六线城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1.5%、1.4%、0.8%、0.7%、0.4%、0.3%，户籍人口增速分别为1.8%、1.9%、0.8%、0.3%、-0.2%、0，小学生数增速分别为2.4%、4.6%、3.3%、2.6%、1.3%、0.6%。3）从重点城市看，中西部核心城市人口快速增长。2011-2015年重点城市常住人口增长大多放缓，但户籍人口增长加快。受劳动力回流影响，东部地区重点城市常住人口增长普遍低于中西部地区，但人口本地化明显，小学生数增速较高。2016年起部分重点城市因“抢人”大战常住人口增长加速，小学生增速显著跃升。 哪些地区人口在流入，哪些在流出？1）中国人口流动已从四六分化走到三七分化，表明人口流动越来越集聚化。扣除数据缺失导致难以识别的68个地区，人口流出地区个数持续上升，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7年分别为1362、1385、1491个，占比从64.6%先增至65.7%，又继续增至70.7%；人口流入地区个数持续下降，上述三个时间段分别为747、724、618个，占比从35.4%先降至34.3%，又继续降至29.3%。人口流出地区方面，分地区看，东北地区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占比从68.4%激增至97.7%，东部地区从57.8%增至68.5%，西部地区从65.9%增至69.4%，只有中部地区从67.4%微降至66.4%；从行政建制看，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占比从20.4%增至47.4%，县级市从62.8%增至76.3%，建制县从73.6%微增至73.9%；分线看，一线城市中京沪由于控人近年人口流出，二线城市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占比从0增至17.2%，三线城市从18.3%增至52.1%，四线城市从45.5%增至57.3%，五线城市从70.6%增至71.6%，六线城市从70.4%增至75.7%。人口流入地区方面，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人口流动更加大城市化和都市圈化，常住人口占比仅32%的千万级大都市圈对全国人口增量的贡献率持续高于50%。二是在农民工老化和产业转移的背景下，皖川鄂宁湘等部分中西部省份人口流入地区明显增多。2）中国人口流动展望及启示：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人口未来将持续向一二线大城市大都市圈及部分区域中心城市集聚。对房地产市场，把人口流入与置业需求上升直接关联的传统判断需进一步深化，人口结构年轻且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小学生三个数据均明显大幅增长的地区更优。深化推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改革，进一步消除人口自由迁徙的枷锁。区域及城市发展规划安排、产业布局、土地供应等因应顺应人口流动趋势，房地产长效机制最根本的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实现供求平衡和需求平稳释放。 风险提示：官方常住人口统计存在偏差；人口流动识别方法存在误差。 目录 1 什么指标能更有效判断人口流动趋势？ 1.1 非普查年份常住人口存在统计偏差、数据缺失 1.2 户籍人口、小学生数可辅助深化判断人口流动趋势 2 中国3000个县人口流动格局 2.1 地区层面：中西部劳动力回流，东部外来人口本地化，东北人口加速流出 2.2 分线城市层面：一二线人口大幅流入五六线流出，劳动力先行子女逐步随迁 2.3 重点城市：中西部核心城市人口快速增长 3 哪些地区人口在流入，哪些在流出？ 3.1 综合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小学生的判断标准 3.2 3000个县人口流动全景：从四六分化到三七分化，人口流动更集聚化 3.3 中国人口流动展望及启示：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 正文 1什么指标能更有效判断人口流动趋势？ 1.1非普查年份常住人口存在统计偏差、数据缺失 常住人口变化可直接反映人口流动，但在非普查年份存在统计偏差、数据缺失问题。常住人口一般指实际居住当地半年及以上的人口。扣除出生死亡的自然增长后，常住人口增长反映人口流入流出的机械增长。 中国年末常住人口是由统计局基于每年11月1日零时的人口调查或人口普查统计的时点常住人口推算值。其中，尾数逢0的年份依据人口普查，迄今已分别在分别于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开展六次，数据比较准确，但仍存在漏登，比如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漏登率分别为1.81%、0.12%。尾数逢5的年份依据1%人口抽样调查，俗称“小普查”，数据相对准确；其他年份依据约1‰的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偏差相对较大，一些地区会根据小普查和人口普查数据对中间的非普查年份数据进行调整。比如，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2011》，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增量达207万，远高于2006-2009年54万的年均增量；但《北京市统计年鉴2012》则将2006-2009年年均增量上调至81万，2010年常住人口增量下调至102万。并且，为提高数据准确性，部分地区开始提高对非普查年份的抽样比例，比如北京、上海在2015年小普查时采取3%抽样，北京在非普查年份采取3‰抽样。 由于抽样比例、数据调整及协调等问题，地区常住人口加总可能会与上级行政单位公布的常住人口有一定出入。比如，因全国总人口包括现役军人数和难以确定常住地的人口，一般会大于分省人口之和，但差额逐年缩小，2018年甚至比分省人口之和少115万；2005-2010年末各省年末常住人口加总平均低于全国人口近1842万，2011-2017年平均低约462万。《内蒙古统计年鉴2018》公布的常住人口数据问题较多，市辖区数据与县数据加总明显不等于全市。郑州市统计局公布2017年市区常住人口为506万人，但依据《河南省统计年鉴2018》统计2017年郑州市市辖区常住人口加总为482.2万。 非普查年份常住人口数据存在一定缺失，比如2017年全国地级、县级行政单位的常住人口数据缺失率分别为10%、21%。2017年，在全国338个地级行政单位中，有34个未公布常住人口数据，占比10.1%；在2177个地级市市辖区、县级市、县（已合并地级市市辖区，未合并前全国有2851个县级单位）中，有453个未公布常住人口数据，占比20.8%。从地域看，2017年数据缺失地区主要为黑龙江、吉林、辽宁、新疆、青海、西藏等省份的多数地区，和山东、江西等省份的部分地区。 地方政府不公布常住人口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地方政府认为基于1‰抽样样本估计的常住人口准确性较低，无公布必要。二是当常住人口减少或低于自然增长率时，一些地方政府可能担心对经济社会产生不利影响而不愿意公布。在常住人口减少或低于自然增长率时，如确需公布常住人口数据，一些地方甚至可能存在调整抽样样本及抽样比例以调整常住人口结果的动机，尽管当前统计作假被严厉防范和惩治，但调整抽样样本、抽样比例偏技术，存在模糊地带。 1.2户籍人口、小学生数可辅助深化判断人口流动趋势 1）户籍人口来自公安部门，比较准确，虽不直接反映人口流动，但仍可间接推断部分情况。户籍人口是指在某地公安户籍管理部门登记常住户口的人口，不管是否外出和外出时间长短。1949年后，中国逐渐形成了当前户籍管理制度，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并逐渐与地区粮食供应、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经济社会资源挂钩，由此控制了人口自由迁徙。1978年末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户籍管理逐渐松动，人口开始跨越户籍限制大规模流动。根据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当前100万人以下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落户限制基本全面放开，100-500万人大城市落户需一定条件，500万人以上特大和超大城市落户仍被严格限制。2018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43.37%，尚有2.26亿农民工及家属子女未享受市民待遇，户籍制度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由于早期手工操作、分散管理、计划生育管理及部分不法行为等户籍管理问题，多重户口及无户口情况一度存在，导致户籍人口统计也存在一定偏差，但当前已基本消除。据新华社报道，在2014-2017年户口登记管理清理整顿工作中，全国公安机关共清理注销重复户口314.7万个，清理因死亡、入外籍等应销未销户口578.6万个，并为上百万无户口人员办理了户口登记。从数据完整度看，2017年全国只有7个地级单位未公布户籍人口，占比2.1%；考虑到地级市市辖区多存在汇总的户籍人口数据，缺户籍人口的县级单位仅有5个，占比0.2%。但在县级户籍人口数据的主要来源《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上，多数户籍人口数据仅精确到万人，精确度不够，且部分地区数据有误，需谨慎使用。 户籍人口间接反映人口流动情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户籍人口机械增长情况判断。把户籍人口增长分解为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当户籍人口增长超过自然增长时，该地区户籍人口面临净迁入；反之，则面临户籍净迁出。在不考虑落户限制的情况下，某地户籍人口净迁出，表明该地区缺乏吸引力，常住人口大概率面临净流出。比如，2001-2010年户籍人口流出且常住人口流出的地区数占户籍人口流出地区数的87%，2011-2015年为70%。不过，户籍人口净流入，则不一定意味着常住人口流入，比如外来人口规模减少、常住人口净流出，但同时外来人口中落户增加、户籍人口净流入，2001-2010年、2011-2015年在户籍人口流入情况下常住人口流入的概率分别为53.6%、40.2%。 二是通过与常住人口的比较。常住人口大幅超过户籍人口，反映人口总体净流入，当前主要是东南沿海及京津地区；而常住人口小于户籍人口，反映人口总体净流出，主要是川渝贵、湘鄂赣皖桂、冀豫、陕甘等中西部省份。但需注意，人口总体净流入流出与边际净流入流出存在差别，后者依据近期变化判断。 此外，公安户籍部门还存在暂住人口登记，按暂住当地时间可分为一个月以下、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上等，但现实中不少外来人口并未去登记，暂住人口规模与外来人口规模差距较大。 2）小学生数据来自教育部门，准确度较高，不仅代表着年轻人口潜力，也代表着背后的家庭，可通过地区与全国比较、城市分组大致控制人口结构、入学政策等差异，从而对比分析人口流动。小学生人数为教育机构的登记上报数，一般比较准确。中国学龄儿童入学率先后于1987年、1994年超过97%、98%，1999年后基本在99%以上，2018年达100%。尽管部分地区可能存在为获取义务教育补贴而虚假登记的动机，但比例较小。在学术研究中，小学招生数可用于修正人口普查对出生人口等低龄人口的漏登，2016年我国普通小学招生数1752.5万人，比6年前2010年人口普查时的出生人口多出164.5万人，意味着当时0岁人口漏登率不低于9.4%。从数据完整度看，2017年全国地级行政单位中仅有2个缺失小学生数据，占比0.6%：考虑到地级市辖区存在汇总的小学生数据，缺失小学生数据的县级单位仅有6个，占比0.3%。 除人口流动外，在读小学生人数变动也受人口结构变化、地区入学政策及教育资源供给等影响。从人口结构看，与1949年建国后三波婴儿潮对应，中国小学在校生数经历了1960年、1975年、1997年三次高峰，此后由1997年的13995万逐年下降到2013年的9361万，后触底回升至2018年的10339万。该时期，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小学生数持续下滑，如北京从1994年降至2006年，上海从1993年降至2007年，因此不能简单通过数据纵向比较判断人口流入情况。从地区入学政策及教育资源供给看，除少数大城市外，大部分地区并不严格限制外来人口子女入学。2013年开始，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出于人口控制需要，严格收紧外来人口子女入学政策。北京普通小学招生数2013-2016年从16.6万降至14.5万，2017年回升至15.8万人，其中2013-2015年非京籍招生比例从45.2%降至31.7%；上海2013-2015年从18.1万人降至15.6万人，2017年回升至16.4万人。此外，2011-2015年北京和广东东莞的小学生在校数年均增长率均为5.4%，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座城市的人口流动趋势相近。北京收紧外来人口子女入学政策以严控人口，而东莞为发展制造业满足了大量外来人口子女的入学需求。因此，小学生数对人口流动的指示意义不能通过单个城市纵向比较、或城市两两之间横向比较得出，可通过地区与全国比较、城市或地区分组大致控制相关差异，以研究人口趋势。 3）对房地产市场，当某地常住人口减少或增长低于自然增长、但户籍人口和小学生明显增长，则该地区的购房需求不一定下降，甚至可能会上升。其中的逻辑在于，户籍人口的置业需求一般高于常住人口中的常住外来人口。不少常住外来人口收入较低、只是来当地挣钱，并没有购房能力及需求，因此常住人口增长只是在个体同质化假设下代表名义购房需求上升。当外来人口在当地落户或将家属子女随迁后，真实购房需求或将上升。反之，若某地常住人口增长超过自然增长，也即常住人口流入时，如户籍人口和小学生都减少，则该地区的购房需求也不一定必然上升。 2中国3000个县人口流动格局 2.1地区层面：中西部劳动力回流，东部外来人口本地化，东北人口加速流出 我们在《中国人口大迁移：2019》中通过常住人口数据分析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跨省人口迁移在2010年前后经历了从孔雀东南飞到回流中西部的转折，并且跨省人口迁移因中西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人口老化等明显放缓。加上户籍人口和小学生数据后，我们将看到更为清晰、细致的人口流动画面。 1978-2010年，从中西部迁往东部地区的人口以劳动力为主，并且多数未迁户籍、也未带子女，中西部留守儿童现象非常明显。改革开放后，人口大量向经济率先发展的东部地区集聚，1978-2010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常住人口分别年均增长1.39%、0.86%、0.85%、0.73%，常住人口占比分别变化4、-1.5、-1.7、-0.8个百分点。但东部地区户籍人口、小学生数并未随常住人口大幅增长，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户籍人口分别年均增长1.06%、1.14%、1.1%、0.69%，户籍人口占比分别变化0.1、0.8、0.5、-1个百分点；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小学生数分别年均增长-1.12%、-1.11%、-1.03%、-2.60%，小学生数占比分别变化0.8、0.8、1.6、-3.2个百分点。 2010年左右以来，部分人口回流中西部，东部地区面对用工压力主动推进大学毕业生、技能人才等外来人口本地化，户籍人口和小学生增速明显加快，东北地区人口加速流出。2009年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比例分别比上一年下降2.4%和7.6%，2009年下半年东部沿海地区出现明显的“用工荒”；2013-2017年高校毕业生在东部地区就业规模虽持续增长，但占比从65.7%降至56.7%（参见麦可思研究院《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面对用工压力，东部地区主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吸引外来人口安居乐业。2011年起以鞋服产业闻名全国的晋江在福建率先实行零门槛“居住证”制度，并于2013年率先实行“无房也落户”政策。在2014年国务院要求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后，2015年福建宣布全面放开除福州、平潭、厦门外地区的落户限制；广东宣布，除广州深圳外，放开直系亲属投靠，放宽大专以上（含大专）学历毕业生及技能人才、特殊专业人才入户条件等。2011-2017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常住人口分别年均增长0.74%、0.48%、0.63%、-0.1%，常住人口占比分别变化0.6、-0.1、0.2、-0.3个百分点。尽管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但其户籍人口和小学生增长率却不降反升。2011-2017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户籍人口分别年均增长0.82%、0.5%、0.48%、-0.54%，户籍人口占比分别变化0.7、0、-0.1、-0.6个百分点。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小学生数分别年均增长2.38%、-0.72%、-0.83%、-2.69%，小学生数占比分别变化5.2、-2、-2.2、-1个百分点。其中，2014-2017年东部地区在常住人口年均增速较2011-2013年下降0.02个百分点，但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反而上升0.22个百分点。 分省看，2010年后苏粤闽浙等东部省份外来人口本地化明显，鄂川皖湘桂等传统民工输出大省人口回流明显，黔豫冀等传统民工输出大省也有所回流，东北三省中黑龙江人口形势最为严峻。2011-2017年，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年均增速差为正的有贵州、河南、江西、江苏、广东、福建、河北、山东、浙江、云南、青海等11个省份。其中，贵州、河南、江西、河北、云南为传统农民工输出省份，2001-2010年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均高于常住人口增速，2011-2017年只是延续这一态势，但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年均增速差收窄表明外出劳动力有所回流。人口回流更为明显的则是湖北、重庆、四川、安徽、湖南、广西等省，常住人口增长于2011-2017年超过户籍人口增长。而江苏、广东、福建、浙江在2001-2010年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均小于常住人口增速，表明大量吸引外来人口流入；2011-2017年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开始大于常住人口年均增速，表明外来人口户籍本地化。与此同时，2011-2017年江苏、广东、福建、浙江等东部省份的小学生数年均增速明显高于0.2%的全国平均增速，表明大量外来人口在东部定居后逐渐随迁子女到当地入学。此外，东北三省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增速在2011-2017年均转负，黑龙江的小学生数增速更为全国倒数第一。 2.2分线城市层面：一二线人口大幅流入五六线流出，劳动力先行子女逐步随迁 我们在《中国人口大迁移》中将当前337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位划分为一二三四线城市。为更准确把握人口流动，本文以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县、县级市为基本单元，把中国内地2850个县级行政单位（不含福建省金门县）进一步细分为2177个地区，并依据GDP、政治地位、常住人口等因素划分为一二三四五六线城市。由于重庆市辖区范围太大，我们将其特殊处理为主城九区和非主城九区市辖区两部分，这使得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增加1个至298个。 其中，一线城市为北上广深4个，2017年GDP在2万亿元以上。二线城市为多数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及少数发达地级市辖区，共33个，除部分实力稍弱、但区域中心地位突出的省会城市市辖区外，二线城市GDP多在4000亿元以上。三线城市为GDP多在1100亿元以上的弱小省会城市和部分较强的地级市辖区，以及少数实力突出的县级市，共74个。四线、五线、六线城市分别为GDP在420亿元以上、160亿元以上、160亿元以下的其他城市，主要是较弱小的地级市辖区、县级市及县，个数分别为256、607、1203个。在2177个地区中，有453个未公布2017年常住人口数据，占全部地区个数的20.8%；其中，新疆12个县级市、西藏双湖县因缺之前年份常住人口数据而不纳入分析，占比仅0.6%；其余439个地区的2000、2010、2015年常住人口均可得，缺最新数据对分析人口趋势影响不大，仅在分析2015之后的人口趋势时剔除。 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从人口增长看，2001-2010年，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4%、2.7%、1.3%，2011-2015年分别放缓至1.5%、1.3%、0.8%，2016-2017年亦保持同样增速，人口持续流入；四线城市在上述三个时期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6%、0.5%、0.7%，人口流入流出基本平衡；以中西部地区为主体的五六线城市受益劳动力回流，常住人口则由负增长转为正增长、但仍低于自然增长率，人口持续净流出。从人口占比看，2001-2010年一、二、三线城市常住人口占比分别上升1.1、2.3、0.5个百分点，四、五、六线城市则分别下降0.3、2.4、1.8个百分点（因各地区人口数据加总不等于全国，合计的上升与下降占比不完全相等）。2011-2015年，一、二、三线城市常住人口占比继续分别上升0.2、0.5、0.2个百分点，四线占比保持不变，五、六线则分别下降0.4、0.2个百分点。2016-2017年，在剔除全部缺常住人口地区的情况下，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占比分别上升0.1、0.2个百分点，三、四线城市占比保持不变，五、六线城市均下降0.1个百分点，表明人口流动放缓但仍向一二线城市流入。基于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的人口流动逻辑，2017年一二三四五六线城市的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2.4、1.9、1.5、1.1、0.7、0.5。这表明一二三线城市常住人口未来仍将持续流入，而五六线城市人口将继续大幅流出。 2010年后，一二三线城市外来人口日趋本地化，分线城市户籍人口和小学生数增速的梯度分化更为明显。2010年前，因户籍限制，分线城市户籍人口增速的梯度分化不如常住人口显著，2001-2010年一二三线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1.3%、1.5%、0.9%，均大幅低于其3.4%、2.7%、1.3%的常住人口增速；其中一线城市因落户门槛高导致户籍人口增速低于二线城市。四五六线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7%、0.7%、0.6%，均高于其0.6%、0、0的常住人口增速，大量人口外出但迁户较少。 在2010年后，随着户籍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分线城市户籍人口增速的梯度分化显化。2011-2015年一二线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1.45%、1%，因户籍政策较严，稍低于同期常住人口增速的1.5%、1.3%；而三四线城市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9%、0.7%，已高于同期常住人口的0.8%、0.5%。五六线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6%、0.4%，对应的常住人口增速分别为0.2%、0.3%，表明户籍人口外流仍不如常住人口显著。2016-2017年，受城市“抢人”大战的影响，一二线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1.8%、1.9%，较2011-2015年大幅提高，一线城市涨幅未超过二线城市是因京沪控人；三线城市户籍人口年均增速为0.8%，较2011-2015年仅微弱下降；而四五六线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3%、-0.2%、0，较2011-2015年明显下滑，且显著低于对应的常住人口增速0.7%、0.4%、0.4%，表明户籍人口加速流出且流出速度明显快于常住人口。 在外来人口向一二三线城市本地化的背景下，小学生增速的城市分化更为明显。2001-2010年，在全国小学生数年均增长-2.7%的背景下，一二三线城市小学生数年均增速分别为0.7%、-0.9%、-2.4%，四五六线城市小学生年均增速分别为-3.2%、-2.7%、-3.1%，分线城市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为3.9个百分点。而到2011-2015年，在全国小学生数年均增长为-0.5%的背景下，一二三线城市小学生数年均增速分别为4.3%、3.8%、2.2%，而四五六线城市小学生年均增速分别为0.6%、-2%、-2.4%，分线城市增速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扩大到6.7个百分点。2016-2017年，在全国小学生数年均增长为2.1%的背景下，一二三线城市小学生数年均增速分别为2.4%、4.6%、3.3%，一线城市因房价高企、学位供需紧张等因素而增速低于二三线城市，四五六线城市小学生年均增速分别为2.6%、1.3%、0.6%。 2.3 重点城市：中西部核心城市人口快速增长 2011-2015年重点城市常住人口增长大多放缓，但户籍人口增长加快。受劳动力回流影响，东部地区重点城市常住人口增长普遍低于中西部地区，但人口本地化明显，小学生数增速较高。从常住人口看，除天津外，2011-2015年其他重点城市市辖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速均比2001-2010年下降。中西部地区重点城市乌鲁木齐、合肥、重庆（主城区）、南昌、郑州等市辖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速均在2%以上；而东部地区重点城市普遍低于同期中西部重点城市，其中杭州、南京、佛山、苏州、宁波、常州等市辖区仅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东莞、无锡等市辖区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户籍人口看，有8个重点城市在2011-2015年户籍人口年均增速较2001-2010年上升，其中乌鲁木齐、南宁上升超过1个百分点，深圳、厦门、成都、呼和浩特、北京、重庆等多个城市也有微弱上升，这表明2015年之前多数大城市户籍限制略有松动但不显著。结合小学生数据看，部分东部重点城市尽管常住人口流入微弱，但小学生增速较高，例如苏州、东莞、南京、无锡2011-2015年小学生人数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11.8%、5.4%、4.4%、4.3%。此外，重点城市中小学生年均增速高于4%的还有厦门、合肥、深圳、长沙、昆明、福州、北京、郑州、常州、石家庄、青岛、重庆、成都等。 2016年起部分重点城市因“抢人”大战常住人口增长加速，一些中西部核心城市小学生增速显著跃升。2016-2017年，深圳、广州、杭州、长沙、西安等市辖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速较2011-2015年分别上升3、2.4、2.1、1.7、1.4个百分点；此外，佛山、宁波、东莞、成都、南宁、贵阳等市辖区常住人口增速也有明显上升，“抢人”效果较显著。一度人口增长低迷的南京、苏州、无锡等市辖区2016-2017年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均显著提升到2%以上，但常住人口年均增速改善不明显，表明这几座城市在“抢人”大战中放松户籍限制对新增外来人口影响有限。从小学生增速看，2016-2017年西安、郑州、贵阳、南宁、长沙等中西部核心城市市辖区小学生年均增速分别较2011-2015年跃升5.9、5.2、4.5、4.1、4个百分点。东部重点城市2016-2017年小学生年均增速普遍并未明显跃升，很多还出现下降，小学生增速的优势已被中西部核心城市赶超。2016-2017年小学生年均增速排名前十的重点城市除苏州、石家庄、无锡外均位于中西部。 3哪些地区人口在流入，哪些在流出？ 3.1综合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小学生的判断标准 我们总体以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增长是否高于本省或本地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小学生增速是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作为判断全国21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县级市、县人口流入流出的识别标准。其中，采用地级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地区有河北、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四川、云南、陕西、甘肃等10个省区；考虑到部分地区不同县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差异显著，新疆、宁夏两个自治区以及甘肃的临夏、甘南两个自治州采用县级人口自然增长率。考虑到各省及各地级行政单位内部各区域人口自然增长率仍存差异，本文的识别不可避免存在一定误差。 综合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小学生三个指标，人口流入流出的具体识别标准如下：1）若常住人口数据可得，则以常住人口为标准识别人口流入流出。2）若常住人口缺失、且户籍人口和小学生均流出，则识别为流出。从有完整数据的地区看，2001-2010年这种情况流出概率超过90%，在2011-2015年流出概率接近70%。3）若常住人口缺失、户籍人口和小学生只有一个流出，也识别为人口流出。从2001-2010年、2011-2015年有完整数据的地区看，该种类型流出概率均接近七成。4）若常住人口缺失、且户籍人口和小学生均流入，从历史经验看难以判断其常住人口是否流入，2011-2015年流入概率仅为46.5%，因此将这种类型地区列为待定。比如，当前东部部分地区同时存在外来人口回流和本地化两种现象，即常住人口流出、户籍人口和小学生流入；相反，一些传统劳务输出地区，部分劳动力回流，但同时也有部分外出劳动力迁出户籍到就业地安家，即常住人口流入、户籍人口和小学生流出。 总体上看，因数据缺失导致不能识别的地区个数从原来的453个降至68个，占比从20.8%降至3.1%。其中，有13个地区在2001-2010年同时缺失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小学生数据，有10个地区在2011-2015年、2016-2017年缺失上述数据，不能识别；有55个地区在2016-2017年缺失常住人口数据、且户籍人口和小学生流入，不能识别。上述地区剔除重复后共68个，主要分布在新疆、西藏、青海、山东、江西、吉林、辽宁等省份。 3.2 3000个县人口流动全景：从四六分化到三七分化，人口流动更集聚化 扣除数据缺失导致难以识别的68个地区，人口流出地区个数持续上升，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7年分别为1362、1385、1491个，占比从64.6%先增至65.7%，又继续增至70.7%；人口流入地区个数持续下降，上述三个时间段分别为747、724、618个，占比从35.4%先降至34.3%，又继续降至29.3%。 分地区看，东北地区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占比从68.4%激增至97.7%，东部地区从57.8%增至68.5%，西部地区从65.9%增至69.4%，只有中部地区从67.4%微降至66.4%。东部地区人口流出地区个数逐步上升，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7年分别为290、313、344个，占比从57.8%增至68.5%；中部地区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先升后降，三个时间段分别为377、395、371个，占比从67.4%微降至66.4%；西部地区人口流出地区个数三个时间段分别为578、568、609个，占比从65.9%增至69.4%；东北地区人口流出地区个数近年急剧上升，三个时间段分别为117、109、167个，占比从68.4%增至97.7%，几乎全域人口流出。由于东北地区缺失常住人口地区最多，我们的判断标准可能存在少许高估，但黑龙江、辽宁、吉林人口先后从2014、2015、2016年开始人口陷入负增长，核心城市人口也负增长或基本持平，高估的空间不大。分省看，扣除京津沪和缺失数据较多的新疆、西藏、青海（东北三省、江西、山东也有少量地区剔除），吉林、黑龙江几乎全境人口流出，然后依次为江西95.1%、辽宁92.5%、海南88.9%、山东85.6%、贵州82.1%、广东80.8%。广东作为我国第一经济强省，其人口流出地区占比高主要是因为内部发展差距巨大，珠三角发达地区对粤西、粤东、粤北人口有强大吸引力。 从行政建制看，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占比从20.4%增至47.4%，县级市从62.8%增至76.3%，建制县从73.6%微增至73.9%。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口流出地区个数明显逐渐增多，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7年分别为58、87、135个，占比从20.4%增至47.4%；县级市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同样逐渐增多，三个时间段分别为225、235、273个，占比从62.8%增至76.3%；建制县人口流出地区个数三个时间段分别为1079、1063、1083个，占比从73.6%微增至73.9%。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和县级市人口流出地区占比均在近年显著上升。 分线看，一线城市中京沪由于控人近年人口流出，二线城市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占比从0增至17.2%，三线城市从18.3%增至52.1%，四线城市从45.5%增至57.3%，五线城市从70.6%增至71.6%，六线城市从70.4%增至75.7%。一线城市前些年一直保持强劲的人口流入态势，但北京、上海因严控人口近年常住人口已开始流出。二三四线城市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7年人口流出地区占比均逐渐上升，二线城市三个时间段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分别为0、2、5个（剔除城市也可能人口流出，低估），占全部二线城市个数的比例从0增至17.2%；三线城市三个时间段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分别为13、24、37个，占比从18.3%上升到52.1%；四线城市三个时间段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分别为116、135、146个，占比从45.5%增至57.3%。五六线城市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占比总体上也有微增趋势，其中五线城市从70.6%增至71.6%，六线城市从70.4%增至75.7%。可以看出，三线城市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占比增幅最为显著，达33.8个百分点，远高于二线的17.2、四线的11.8、五线的1.0、六线的5.4个百分点。 从人口流入地区来看，近年人口流动主要呈现两类特征： 一是人口流动更加大城市化和都市圈化，常住人口占比仅32%的千万级大都市圈对全国人口增量的贡献率持续超过50%。2015年后大城市大幅放宽落户，并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引发激烈的“抢人”大战，人口更加向一二线大城市流入。例如，广东省2016、2017年常住人口增长320万，仅广州、深圳合计增长高达215万，对全省人口增长贡献率为67.1%。广深较宽松的落户政策和超强人口吸引力是广东省近年人口流出地区占比高达八成的重要原因，珠三角地区除广州、深圳、佛山、珠海外的多数地区也处于人口流出状态。除了大城市化外，人口流动的都市圈化特征也越发明显。从人口增量贡献看，2000年后24个1000万人以上大都市圈以当前32%的常住人口占比持续贡献全国50%以上的人口增量，这主要由人口占比仅18%的人口流入地区贡献（剔除数据缺失地区）。从人口流入地区占比看，人口流入地区中位于大都市圈的地区个数占比逐渐上升，扣除数据缺失地区，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7年分别为17.7%、18.9%、20.9%。2016-2017年全国大都市圈内有37.2%的地区人口流入，而同期非大都市圈地区仅有27.8%的地区人口流入。长三角地区上海、南京、杭州等都市圈周边县市的人口流入地区最为密集。此外，尽管北京近年控人导致人口减少，但人口外迁导致北京都市圈周边的廊坊固安、北三县等地人口显著集聚，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7年四县市合计年均人口增长分别为2.5、1.4、7.3万人。除北京外的其他大都市圈外围县市近年并未出现如此显著的人口增长，多数人口仍流入中心城市市辖区。 二是在农民工老化和产业转移的背景下，皖川鄂宁湘等部分中西部省份人口流入地区明显增多。2010年后随着外出农民工年龄老化和产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部分中西部省份人口流入地区明显增多。扣除京津沪和缺失数据较多的新疆、西藏、青海，2011-2015年人口流入地区占比相对2001-2010年上升的13个省份中有9个来自中西部，其中安徽、四川、湖北、宁夏、湖南均上升超过10个百分点，重庆、广西、贵州、山西也有一定上升；而东部省份除福建、山东外人口流入地区占比均下降。2016-2017年人口流入地区占比相对2011-2015年上升的14个省份中有11个来自中西部，安徽、重庆、内蒙古、广西、甘肃、陕西、河南均上升超过10个百分点，此外还有湖北、宁夏、贵州、湖南；而东部省份只有浙江、江苏、福建人口流入地区占比上升，山东在经济转型困局中人口流入地区占比下降17个百分点。未来随着农民工回流和产业转移的完成，以及中西部核心城市对本区域人口的虹吸效应更加显现，预计这些中西部省份的人口流入地区个数不会长期持续增多。 3.3中国人口流动展望及启示：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 1）人口未来将持续向一二线大城市大都市圈及部分区域中心城市集聚，人口流入地区也是中国过去、当前及未来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是人口流动的基本逻辑，即为经济与人口的分布平衡，人口流动使得区域经济-人口比值逐渐趋近1，即区域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在工业时代，工业发展需要集聚，由此带动人口大规模从乡村向城市迁移。在后工业时代，因服务业发展比工业更需要集聚，所以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主要向中心城市和大都市圈迁移。 从全球和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人口流动经验看，人口向一二线大城市大都市圈及部分区域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不可逆转，未来这一趋势仍将持续，人口流入的地方也是中国过去、当前及未来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当前中国多数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虹吸效应仍然明显，但随着发展成熟将逐渐转为外溢效应主导，溢出资金、技术、产业、人口等，促进大都市圈内部的中小城市发展。 2）对房地产市场，把人口流入与置业需求上升直接关联的传统判断需进一步深化，人口结构年轻且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小学生三个数据均明显大幅增长的地区更优。在个体均质化及无户籍限购政策背景下，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购房需求相同，常住人口流入与户籍人口流入的含义一致，但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常住外来人口收入较低、且受区域住房限购政策制约。并且，人口的年龄结构对购房需求也存在明显影响，从各国购房需求曲线看，20-50岁年龄人口一般是主力购房人群。因此，对购房需求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不仅要分析常住人口，还要分析户籍人口、小学生，还要分析年龄结构等。 3）深化推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进一步消除人口自由迁徙的枷锁。尽管当前户籍制度改革深化推进，但大城市落户限制仍然明显，这限制人口向大城市集聚，不利于充分发挥集聚效应、推进服务业发展。近两年，在人口少子化老龄化、高质量发展、土地财政等背景下，针对人才、年轻人口的城市“抢人大战”火热展开，主要城市的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资源对外来人口的包容性明显增强，但更重要的在于“抢人”之后通过发展产业和改善公共服务的“留人”。而且，低收入者对城市发展也同样重要，如果低收入者不足，城市生产生活成本也必将上升，对中高收入者也将形成制约（参见恒大研究院报告《城市“抢人大战”：高质量发展、大都市圈战略和土地财政》）。 现行土地制度对城市化形成明显制约。一是农民承包地、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缺乏，农民多不愿意无偿放弃相关权益，财产权利不健全。二是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割裂。尽管2019年土地管理法修订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但除租赁房、共有产权房外，仍限于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城镇住宅长期只能在国有土地上建设，高房价抑制城市化。根据自然资源部数据，当前农村建设用地高达19.3万平方公里、大量闲置，而城镇用地仅9.6万平方公里、资源紧张。 4）区域及城市发展规划安排、产业布局、土地供应等应顺应人口流动趋势，房地产长效机制最根本的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实现供求平衡和需求平稳释放。过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公共政策试图控制大城市发展，在规划安排、产业布局、土地供应等多个方面采取了各种限制，但大多未达目标，反而造成了交通拥挤、公共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大城市集聚效率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以及一二线城市高房价和三四线城市一度高库存等问题。2016年9月，原国土资源部等5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的实施意见》，宣布推行“人地挂钩”，但其中的“人”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并非常住人口增量。2018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土地资源可跨省配置，但当前跨省配置机制、价格仍为国家统筹、市场化程度不足，土地优化配置仍受制约。 北京大学秦晓宇、南开大学李哲滔、杜光瑜对数据整理有贡献
展望明年的房价走势之前，先复盘一下对年初对今年房地产走势及政策的研判。 1 复盘年初对20年房地产走势及政策的研判 预判的全部内容在今年1月份发的《关于2020年房地产走势的十大预判》这篇文章中，这里只把10大预判列出来，大家可以看看，对了几个： 1． 调控政策大概率放松； 2． 房地产市场的数据不会太难看，也不允许太难看； 3． 行业的整合和洗牌加剧； 4． 一二线城市房价会反弹； 5． 2020年绝大多数的三四线城市会进入熊市； 6． 城市群效应提升，特别关注“成渝双城记”； 7． 房产税2020不会出台； 8． 房地产支柱地位100年不会变； 9． 房地产的价值裂变刚刚开始； 10． 中美贸易协议利好中国房子。 需要强调的是，在疫情爆发之后，很多人问我还认为一线和热点城市的房价会反弹吗？我在很多场合都明确表示：疫情不会改变房价的逻辑，仍然坚持年初关于一线和热点城市房价反弹的判断。特别是，在这场大危机之下，全球央行一如既往的放水，而我一直在普及一个基本常识，那就是，在央行放水的情况下，热点城市的房价很少有下降的先例。 以一线城市为例，在疫情爆发之后，今年深圳房价首先爆发，真实涨幅至少在30%以上，相当一部分涨幅在50%以上；广州房价反弹明显，上海房价在今年下半年之后明显反弹。北京的价格虽然反弹力度没有我预期的大，但，北京今年的成交量是2017年严格调控以来最高的一年，房价反弹已经在路上。至于房地产调控政策，除了少数热点城市在下半年政策加码之外，大量的城市在上半年政策都出现了松动。成渝双城城市圈正式成为国家战略，并成为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唯一被提及的都市圈战略。 在前所未有的疫情的冲击下，“房地产市场的数据不会太难看，也不允许太难看”这个判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房地产投资、销售和价格在今年疫情的情况下又创历史新高。 首先，今年70个大中城市房价总体仍然上涨，到3季度，全国房价均价达到了“万元”这个里程碑数字； 其次，房地产开发投资前11月达到129492亿元，同比增长6.8%，增速远高于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 第三，前11月，商品房销售额已经达到148969亿元，增长7.2%，剩最后一个月，意味着，今年房地产销售额将再次突破16万亿，并再创历史新高。在今年疫情严重影响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成绩。 2 2021年的房价走势和政策的预判 在去年判断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2021年的房价走势和政策做一个总体的预判。 预判明年的房价和房地产政策，和过去最大的不同是： 第一，明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对房地产总体走势的判断不仅要立足明年，还要站在未来五年的视角总览； 第二、房地产政策除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涉及的内容，还要看十四五规划建议的相关内容。 明年的房地产政策，总体涉及以下几个内容： 第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房地产的政策精神。和以往不同，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解决大城市的住房突出问题”单独列为明年八项重点工作之一，这是极不寻常的。 过去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会涉及房地产，但像今年提高到如此高的高度，这是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涉及房地产的全部内容是： 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地制宜、多策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国有和民营企业都要发挥功能作用。要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整顿租赁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对租金水平进行合理调控。 我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房地产政策的解读是：解决大城市的高房价问题买房难租房难问题已经被提高至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大城市，特别是一线和热点城市房价对整个社会情绪都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中央已经不是站在房地产和经济的视角看待大城市的住房问题，而是站在社会稳定的政治高度，这点确实不一样。 基于此，2021年大城市房价再次出现大涨，在政治上是绝不允许的，房价稳定是可以期待的。同时，中央特别重视长租的问题，笔者预计，解决大城市的住房问题将从完善租赁政策，特别是长租政策入手，明年在长租房的建设，特别是集体土地入市建租赁房，以及解决租赁房的公共福利待遇问题上，应该会有实质性的举措，租售同权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第二、主管副总理韩正在住房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12月3日，韩正在住建部召开座谈会，并就房地产政策做了重要讲话，主要内容有： 一是要牢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时刻绷紧房地产市场调控这根弦，从实际出发不断完善政策工具箱，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二是要加强“十四五”时期住房发展顶层设计，研究好住房市场和住房保障两个体系，更好发挥规划的导向作用。完善相关法规和政策，加强日常监管，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这个讲话也为2021年的房地产调控定调，房地产调控总体不会放松，但会抓紧顶层设计和租赁房建设。 第三、“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关于房地产的内容及相关人士的解读。五中全会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涉及房地产的内容是历次五年计划中算比较多的，主要有： 其一，在畅通国内大循环部分，提出“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 其二，在全面促进消费部分提出“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 其三，在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系部分，提出“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优化税制结构，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虽然没有直接提房产税，但财政部长刘昆在解读文章中明确提出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 其四，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部分，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租购并举、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机制，探索支持利用集体建设用地按照规划建设租赁住房，完善长租房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纵观“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关于房地产的内容，可以解读为： 其一，中央对房地产的风险高度重视，强调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问题； 其二，房地产仍然很重要。用刘鹤副总理的话说就是房地产涉及投资和消费，事关民生和发展； 其三，房地产的民生属性在十四五期间会更加凸显，房住不炒永远不会变。 基于以上几点，我对2021年的房价走势和政策做如下预判，供各位参考： 1、房住不炒将会永远坚持； 2、房地产数据仍然会再创历史新高，特别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数据不会低于2020年； 3、会出台支持长租的系列政策，集体土地入市，很可能提供长达70年的租赁期的房子； 4、房价总体稳定，这两年周期性调整的城市，包括济南、郑州等，止跌反弹的概率大； 5、除了北京房价2021年会出现明显反弹，其他一线及热点城市的房价不会大涨； 6、房地产税2021年不会出台； 7、房地产行业的金融环境依然严峻，三条红线不会放松，房地产企业倒闭的数量会创历史新高，不排除头部企业倒下的可能； 8、鼓励首套和改善性住房，促进住房消费健康的政策会出台； 9、继续关注成渝，特别是重庆的房地产市场，止跌回升的概率大； 10、全国性的大城市人口争夺战会打响。 明年年底，我们一起来复盘！
视频加载中，请稍候... 自动播放 play 【青庐会 · 企业家跨年论坛】管清友：而今迈步从头越——新阶段与新格局 向前 向后 受疫情的影响，2020年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总体上是比较友好的。 1 经济、政策和市场的总结与展望 1、经济维度：2021年上半年将保持较好的势态 2020年的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较大，但恢复也比较快，整个经济运行呈现了一个前低后高的态势。很多企业受冲击很大，办公室出租率出现了新低，租金也逐渐地下调。在这个过程当中，电商、奢侈品、豪华车、医美等行业逆势崛起，疫情的冲击造成了不同行业之间的剧烈分化。 从出口维度看，中国整个经济的恢复还超出我们的预期，因为应对疫情得力，国外订单回流到中国，中国经济领先于全球主要经济体至少一个季度。到第四季度，大家对于经济增长比较乐观，我保守估计2020年的经济增长可能在7%以上。 现在比较确定的是，2021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会保持比较好的态势，但对2021年下半年的经济复苏还是要保持清醒和冷静的头脑。 2、政策维度：宏观政策基调保持较克制状态 受疫情的影响，2020年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总体上是比较友好的。 从赤字率、货币政策等维度看，2020年宏观政策的总体基调保持着比较克制的状态。因为有过教训，比如日本在80年代末期出现过严重的宏观政策失误，其中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宽松过度，至于酿成了资产泡沫。 虽然这种克制态度会影响到产业、企业的融资、资产配置，但从节奏上看，一到五月份，整个货币政策相对比较宽松。五月份后，货币政策边际上是收紧的，银行间市场利率在抬升，10年期国债收益率曾经一度突破了3.3%，融资环境在边际上是收紧的。 2021年的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估计2021年仍然会保持克制的基本态度。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很难再出现像2009年、2012年、2014年这样的大宽松政策。 3、市场维度：企业家和投资者抓住市场发展势头 2020年市场的表现大家已经看到了，资本市场一到五月份是典型的股债双牛态势，但是五月底后，由于货币政策边际上开始收紧，债券市场步入熊市；而股市在年初上班一次大跌后反弹，走牛一直延续到八月底。9、10月份股市其实经历了痛苦的调整期，即风格转换期，从估值推升一种特点转换到了盈利的拉动。 由于大家对2021年，特别是上半年，整个经济预期比较好，所以2020年年底这两个月，股市里周期类、消费类的板块表现仍然比较强势。 从债券市场这个角度看，5月底后的熊市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加上四季度以后一些评级为三A的大型企业出现违约，整个债券市场比较恐慌。目前，2021年整个债券市场比较难抓住方向。所以建议大家，债券市场还是以安全稳健的投资为主，对于投资的具体公司，底层资产一定要了解清楚。 2020年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很有意思的变化，大家在做房地产投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同城市之间房价周期表现不一样。从北京市场来讲，2020年、2021年算是一个不错的抄底机会。 总体来说，由于疫情的冲击，2020年反倒出现了典型的资产大年，如果今年大家没有在股票、房地产、项目投资上出手的话，那就错过了这个机会。 2 企业家和投资者：抓住发展大势、要有紧迫感 从企业家和投资者这个角度，我们如何去看待未来？两点是值得大家关注，一是要把握住大环境的发展势头，二是要有紧迫感。 1、为何要抓住发展大势？ 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大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向产生了不少的疑惑和焦虑。但拉长时间周期来看，中国的基本盘现在是稳的，机会是最多的。 我们讲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百年变局至少是个三百年的变局。因为西方工业革命三百年过程中，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西方在价值观、生产制造能力、市场扩展能力等方面一直占据着主导性优势，是西方压倒东方的局面。 但今天中国正赶上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快车道上，我们甚至很多领域都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现今，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的总量三分之二，在2030年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所以这个发展大势已经形成了。 尽管中国会遇到很多具体的挑战，无论是中美关系的变化，还是我们自己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升级，挑战很多。但中国的基本盘非常稳，潜力和发展空间很大。这几年，中国提到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供给侧改革、需求侧改革等，都是为了释放中国已存在的巨大市场潜力。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为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产业的升级，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所以投资者和企业家一定要认清楚、把握住这个大势，中国仍然处在一个上升的态势上。 2、要有紧迫感 未来十年，中国要实现所谓惊险的一跃，同时解决很多问题：一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二要跑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端；三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四要真正改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改善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可以说，未来十年是大国博弈的一个敏感期，竞赛的最后一个赛道，我们需要在未来十年里头去理性、务实、巧妙地处理好诸多问题，所以我们要有紧迫感。站在企业家、投资者的角度，在中国实现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时，我们要敏锐地去规避风险、抓住机会。 在了解中国基本盘的基础之上，一些明确的赛道我们要看清楚，不用怀疑大消费、科技、医药健康、智能制造、国产替代、绿色中国等等这些领域的投资机会。 3、抓住新一轮中国市场繁荣中的机会 另外，中国的资产市场、资本市场，在未来五到十年里可能会经历一轮繁荣。这是由推力和拉力两个因素决定的。 在全球零利率负利率背景下，中国现在还是正利率环境中，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全球的一个所谓的资产高地，加上中国改革空间大，好的资产能够长期实现稳步的估值提升和增值，这个是推力。 而拉力在国内的资本市场改革。无论是发行制度、注册制的改革，还是退市制度加快推进都是机会。预计在未来三五年，我们会看到，注册制给我们提供的机会在于可以买到性价比较高的资产。对于在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产业环节的企业家来说，可以比较快速地实现企业的自动化，实现上市。同时也可以让自己的技术、商业模式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快速地实现资本化，这是我们的机会。 另外，未来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可以通过买到优质资产实现财富增值的机会，也希望大家能看到这个趋势。 3 总结 从经济角度看，2020年整体经济前低后高，2021年整体经济前高后低，2021年的上半年经济复苏的状态较好。 从资产角度看，2020年是个资产大年，2021年投资方向没有2020年清晰。 从政策层面看，无论是2020年还是2021年整个宏观政策仍然会保持一个克制、但比较友好的状态。 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企业家和投资者一定要抓住关键的发展大势，同时增强紧迫感，不要错过这轮资本和资产市场繁荣的机会。
专题：人类对市场认识的层层深入 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人们对市场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这种深化是随着一个概念被提出来，一个个经济现象被归纳出来，一个个经济理论被总结出来逐渐深化的。 1、劣币驱逐良币 （1559年） 1559年，英国托马斯.格雷欣公元发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规律，他发现市场上流通的是金属铸币，时间长了，人们发现足值与不足值的铸币可以一样使用，于是，人们就把成色好的足值货币（良币）储藏起来，而把不足值的铸币（劣币）赶紧花出去。结果，劣币把良币赶出了市场，后来人民用“劣币驱逐良币”来形容市场经济的逆淘汰经济现象。 2、幼稚产业保护论（1841年） 幼稚产业是指某一产业处于发展初期，基础和竞争力薄弱，但经过适度保护能够发展成为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最初于18世纪后半期由美国独立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提出。1841年，德国史学派先驱李斯特（Freidrich Liszt，1789—1846）出版《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批评了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贸易思想，对汉密尔顿的观点加以系统的理论阐述，可见美国、德国等在崛起的过程中都经历过幼稚产业保护阶段。 3、自然垄断（1848年） 1848 年，英国经济学家穆勒出版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提出了自然垄断的概念。早期的自然垄断概念与资源条件的集中有关，主要是指由于资源条件的分布集中而无法竞争或不适宜竞争所形成的垄断，格林沃尔德(行情688028,诊股)在其主编的《现代经济辞典》中指出，自然垄断是一种自然条件，它恰好使市场只能容纳一个有最适度规模的公司，在自然垄断条件下无法形成竞争。 3、外部性（1920年） 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出版 《福利经济学》，首次度系统地研究了外部性问题。经济外部性是经济主体（包括厂商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分为正外部性 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负外部性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工厂在生产中所排放的污染物就是一种负外部性。 4、社会成本（1920年） 庇古还提出“社会成本”的概念，主张将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分开，社会成本是指全社会为某一项经济行为付出的成本。。社会成本是产品生产的私人成本和生产的外部性给社会带来的额外成本之和。社会成本的分担与补偿的目的是促进社会公平。 5、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1933年） 1933 年，英国 罗宾逊发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与同年出版的美国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 一并被认为奠定了西方现代价 格理论的基础。不完全竞争市场是相对于完全竞争市场而言的，除完全竞争市场以外的所有的或多或少带有一定垄断因素的市场都被称为不完全竞争市场。它们是完全垄断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 6、合成谬误（1948年） 合成谬误是萨缪尔森提出来的。在经济学领域中，十分肯定的是：微观上而言是对的东西，在宏观上并不总是对的；反之，在宏观上是对的东西，在微观上可能是十分错误的。如，一户人家教育小孩刻苦学习，考上大学，成了人上人，但家家都这么做，却无法如愿。某一个人用惦高脚尖的方式来看庆祝游行，可以让他看得更清楚一些。但是，如果所有人都这样做，并不能让大家如愿。整体并不等于局部之和。 7、.囚徒困境与非合作博弈均衡（1950年） 1950年，约翰·纳什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后来被称为“纳什均衡”的博弈理论，又为非合作博弈均衡，在一个博弈过程中，无论对方的策略选择如何，当事人一方都会选择某个确定的策略，则该策略被称作支配性策略。如果两个博弈的当事人的策略组合分别构成各自的支配性策略，那么这个组合就被定义为纳什平衡，同年，艾伯特·塔克以以囚徒方式阐述非合作博弈， 并命名为“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在囚徒困境模型中，两个囚犯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是坦白招供，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不招供从而均被判处一年就不会出现。这样两人都选择坦白的策略以及因此被判8年的结局，纳什均衡”首先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提出挑战：按照斯密的理论，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达到利他的效果。但是我们可以从“纳什均衡”中引出“看不见的手”原理的一个悖论：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损人不利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 8、公共产品（1954年） 1954年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指能为绝大多数人共同消费或享用的产品或服务。如国防、公安司法等方面所具有的财物和劳务，以及义务教育、公共福利事业等。特点是一些人对这一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另一些人对它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某些人对这一产品的利用，不会排斥另一些人对它的利用，具有非排他性。一般由政府或社会团体提供。私人产品可以被分割成许多可以买卖的单位，谁付款，谁受益。公共产品是不可分割的。公共产品理论是新政治经济学的一项基本理论，也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职能转变、构建公共财政收支、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基础理论。 9、有限理性（1955年） 1955年，西蒙基于人的有限认知能力，提出“理性有限论”的观点:“人类大脑阐释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与问题的规模相比，是非常小的，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现实中有客观上理性的行为”这种理性主要是指所谓的“贝叶斯理性”，即决策者对具有不完全信息、不确定事件的“事前概率”的判断，人们有时是健忘的、冲动的、混乱的、有感情的和目光短浅的，不能真正地总是追求其最优目标。 10、市场失灵（1956年） 195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弗朗西斯 巴托在《市场失灵的剖析》一文中提出来“市场失灵”的概念，用来总结外部性、垄断、不完全消息等导致的市场无效。市场失灵不是一个专门的理论，而是对以前人们总结的各种市场无效现象的汇总式提法。 11、公共贫困（1958年） 1958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出版《丰裕社会》，提出了私人富足和公共贫困的二元难题，即“私人的富足和公共的污秽”。意思是说，美国市场上虽然充斥着大量的消费类商品，但社会服务却相当贫乏，私人产品的丰富与公共产品的匮乏对应的社会不均衡。加尔布雷思认为，富裕社会中存在贫困问题尤其是公共贫困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计划与市场二元经济体系的严重失衡。公共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与私人方面相比，始终处于不乐观的局面。但在公共设施、城市公共住房、环境等公共领域，市场并不能解决其中的问题，因为市场所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其做法是以最低的成本为更多的人提供产品和服务，这就使得公共贫困问题更为突出。 12、交易成本（1960年） 1960年，芝加哥大学教授科斯发表《社会成本问题》论文，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交易成本泛指所有为促成交易发生而形成的成本，因此很难进行明确的界定与列举，不同的交易往往就涉及不同种类的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的显著特征是坚持交易是有成本的。这一特征使新制度经济学比其他经济学更为现实，属于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13、搜寻理论（1961年）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发表于研究论文《信息经济学》提出搜寻概念，他指出某一买者要购买时，总要询问许信息，搜寻成本是指为找到某物品市场最低价而支付的各种费用、时间、精力及各种风险的总和。“货比三家”就是对信息搜寻行为的经典描述。但是信息搜寻也是有成本的，主要指搜寻过程中耗费的时间成本。在劳动力市场，为找到一个能接受的工资水平，需要付出不可忽视的“搜寻成本”。 14、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1963年） 196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阿罗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首次引入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两个重要概念，道德风险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不确定的经济行为主体不承担其行动的全部后果，在最大化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行动的现象。逆向选择，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市场交易的一方如果能够利用多于另一方的信息使自己受益而对方受损时，信息劣势的一方便难以顺利地做出买卖决策，于是价格便随之扭曲，并失去了平衡供求、促成交易的作用，进而导致市场效率的降低。 15、公地悲剧（1968年） 1968年，英国人类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教首先提出“公地悲剧”概念，指公共的土地，而且指公共的水域、空间等等；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从而造成资源过度使用和枯竭。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公共物品因产权难以界定（界定产权的交易成本太高）而被竞争性地过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结果。 16、价格粘性与菜单成本（1985年） 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曼昆在《经济学季刊》上的论文《小的菜单成本与大的经济周期:一个垄断的宏观经济模型》，提出菜单成本的概念。菜单成本论又叫成本的价格调整论。菜单成本的存在阻碍了厂商调整价格。菜单成本指调整价格时所花费的成本，它包括：研究和确定新价格的成本、重新编印价目表的成本、通知销售点更换价格标签的成本等。有些机会成本也叫做菜单成本。菜单成本的存在使得名义价格水平有了粘性。在价格粘性的条件下，厂商对需求变动的反应是改变产量。这样，总产量随总需求的变化而变动，经济中就会出现大的波动。 17、动物精神（2009年） ”动物精神”由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凯恩斯使用动物精神这一概念来强调经济主体的非理性动机，投资行为不能用理论或理性选择去解释，因为经济前景根本难以捉摸。因此他提出投资的冲动要靠“动物精神”，即靠自然本能的驱动，在投资中，积极行动的来源自自发的乐观情绪，而不取决于对前景的数学期望值，阿克洛夫和席勒出版《动物精神》一书将其理论化。
洛克曾言，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或扩大自由，同样政府也是。人们习惯将市场看作是自由的供给者，但市场带给人的自由是通过金钱的购买力实现的，正如 哈耶克所讲“金钱是人们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因此市场自由的扩大也取决于市场上可以购买的产品的扩大，市场上可以购买的产品越多，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越强，自由度也就越高。 在经济学中市场是私人物品的供给者，政府是公共物品的供给者。政府与市场同样是产品的供给者，为何私人产品就比公共产品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自由？这是不对的，无论是私人产品还是公共产品，只要人民可以无差别的得到，对人类自由的贡献就是相同的。政府供给的公共产品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收费的，一类是不收费的，收费的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对自由的贡献度是一样的，不收费的公共产品对自由的贡献度要高于私人产品。比如你可以在开放式公园里免费的自由奔跑，也可以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付费奔跑，哪个更自由，显然是前者。无差别供给的，免费的公共产品给人类提供的自由是最大的。 政府提供的绝大部分产品都是无差别消费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大政府与自由不冲突。而如果政府提供的服务是私人不能提供的，那大政府的存在还扩大了我们的自由。比如免费公路，城市街道，开放式公园等肯定是扩大了我们的自由，即使是收费公路也是扩大了我们的自由。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这些公共产品，我们的自由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虽然政府提供的自由是通过税收实现的，而市场提供的自由又何尝不是通过我们的收入支付的呢！市场提供的自由没有一项是免费的，而政府还可以给大家提供一部分免费的自由，即使你不是纳税者，你也可以通过“搭便车”享受到这些自由。总之从经济的角度，政府是自由的供给者，政府供给的公共产品越多，人民的自由度越高。 当然政府除了提供公共产品，也进行一些经济管理和经济管制，这些对自由的增进或损害则需要具体论证，不能一概而论。一些类似于法律的管制，初衷可能是为了保护和扩大自由，但如果管制过度，也会限制自由。比如城管对小贩的管理，在小贩没有妨碍交通的情况下，城管对小贩的管理就会侵害自由，如果小贩的存在阻碍了交通，其管理就是合理的。另外还有一些涉及卫生、消防、金融等的管理，这些都要具体论证。因此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需要在保护自由与扩大自由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自由分为两类，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由市场供给，政治自由由民主供给。对大多数人来说，经济自由比政府自由更重要。经济自由是所有人的需要，政治自由是少数人的需要，比如在西方国家，各种政治自由已经全部实现了，他们唯一要扩大的就是经济自由。绝大多数人都不需要出版，也不需要竞选官员，也不想参加政治活动，他们只需要美好的生活，而这种美好生活的实现却依赖于经济自由的扩大 其实经过很多年的探讨，关于政府与市场的界限相对是比较清晰的，目前世界面临的问题，不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过多，而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因为税收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存在的最大约束。政府是不敢轻易征税的，任何国家加税都是禁忌，所以政府公共产品的扩大不是趋势。即使政府可以通过借债一时扩大公共产品供给，但也不是长久之计。 人类需要做的是在保证一定自由的情况下驯服市场。那些被政治迫害致死的人，人人会为他惋惜，怀念，而那些被市场迫害致死的人，人们却认为他死的很应当，丝毫得不到人们的怜悯，而且长期的市场教育，早已经对这些人污名化了，社会给了他们很多的污名化的称呼，而在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优胜劣汰仍然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每年竟然靠这些消灭大量的人口，这不是现代文明的表现，这是文明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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