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的风向是否在动？都是流动性惹的祸？如何看待节前市场？ 一、削弱春节效应对供给端的影响——短期提升生产强度 就地过年虽然不影响春节长假，但是春节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也不仅限于7天法定假日。官方定义的春运，一般是从春节前的15天到春节后的25天，共计40天，这期间都是人口往返流动的高峰期。因此，春节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大致是以法定假日为中心向前、向后各延伸2周，总计5周，主要原因是一部分劳动力提前放假、滞后返工。 参考近几年的发电耗煤量，工业生产活动一般从春节前的第4周开始边际转弱，第2周开始明显转弱，春节当周为最低点，到春节后的第3周基本回归正常，与春运的时间基本一致。因此，如果今年春节有20%的劳动力人口就地过年，这部分劳动力可能会比往年更晚放假、更早返工，从而使春节前后的生产活动尤其是工业生产比正常情况有所增强。假设春节前1周和后1周的生产强度提升10%，则对1季度工增的提升约为0.7%。 二、削弱春节效应对需求端的影响—消费、投资、出口各不相同 就地过年对需求端的影响要分类看待，以需求侧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为例，影响各不相同。短期而言，就地过年可能会加强生产、削弱消费、小幅加强投资尤其是制造业投资，对出口的影响有限。 1、消费整体受损，区域间和结构间会有腾挪 以社零衡量，消费总量上也有春节效应，但与生产端相反，春节会增强消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烟酒茶、各类礼盒、金银珠宝、餐饮等，主要与亲朋好友间的礼节馈赠和聚会娱乐有关；二是部分小额可选消费例如服装鞋帽；三是部分大额可选消费例如汽车等，部分在外务工人员有购车返乡的需求。 就地过年主要会削弱第一种需求，因为不返乡会降低走亲访友频率；对第二种需求的影响不大，因为与返乡与否基本无关；对第三种需求的影响不确定，因为虽然返乡人数减少，但是对于返乡人群来说，自驾出行可能是疫情期间的更好选择。目前来看，1月前两周乘用车销售转弱至负增长，持续性有待观察。另外，对于部分不在社零统计范围内的服务类消费如交运、旅游等，选择就地过年的人群出行出游意愿可能也有限，预计整体影响偏负面。 从区域上看，由于春节返乡整体是人口从更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迁移，因此越是经济欠发达、人口净流出的地区，消费需求越会被削弱；相反，一二线城市的商品和服务类消费可能会短期受益。 2、投资整体小幅受益，结构上偏向制造业 以固投衡量，春节效应会削弱投资，这与工业生产的逻辑是类似的，因此就地过年可能会对投资有一定加强。但相比于工业生产，投资端的加强幅度可能相对更弱，因为春节前后投资偏弱的原因除了劳动力返乡之外，也与北方时值冬季、部分项目开工施工难度较大有关，尤其是房地产和基建等户外项目。所以，考虑到春节效应主要是在冬季，制造业投资的受益程度可能相对更高。 3、出口整体影响不大 以出口金额衡量，近年来1-2月的出口金额均值与3月基本相等，所以出口的春节效应比消费和投资更弱。这与海外主要出口国不存在春节效应有关，生产需求不受影响，所以出口企业需要保证商品的正常供应。 三、就地过年对1季度经济的短期影响有限，后续影响取决于需求侧的恢复情况 总的来看，就地过年加强生产、削弱需求，对1季度经济增速的整体影响方向难以确定，但影响幅度不会太大。考虑疫情导致局部地区经济活动受限的影响，1季度实际GDP增速可能落在此前我们预期区间的偏低位置（19%左右）。 结构上，第二产业增速可能小幅提升，需求削弱的影响会反映为产成品存货的上升；第三产业增速可能小幅回落，交运、旅游、餐饮等服务类消费需求低于季节性。具体来看，上游的工业原材料、中游的机械设备、一二线城市的商品和服务类消费可能会短期受益。 拉长一点时间看，就地过年的后续影响取决于需求侧的情况。如果节后防疫压力减轻、需求恢复较快，短期增加的生产会转化为中长期的增长贡献；如果节后防疫压力持续、需求复苏低于预期，则增加的生产会转化为库存的被动回补，反而对后续的生产和价格形成抑制。这种情况下就地过年的影响主要是前置了生产和一部分投资需求、消灭了一部分消费需求，对经济的直接影响略偏负面，但这个影响是二次疫情带来的负面冲击，不能归结于就地过年的政策。 策略：138人管3.3万亿，二八格局如何开辟超额收益的新战场？ 1、公募基金二八分化，持仓集中于大市值、集中化、大消费+景气成长，长期将类似于美国 公募基金加快二八分化，头部话语权增强：“百亿俱乐部基金经理”达到138人，管理规模占资金总规模的比重从2019年的28.83%大幅上升至2020年的63.03%。 百亿基金持仓特点：大市值、集中化、大消费+景气成长 长期将类似于美国——主动管理型基金处于低增速、集中度提升的时代；头部产品市占率、持股集中度双提升：（1）2020年主动管理基金公司的CR3达到28.4%，CR10达到46.3%。（2）2020年前10大主动管理型基金产品市占率提升至20.4%。同时，这些基金产品持股集中度也在不断上升：一方面是前10持仓占比提升至70.2%，另一方面是重仓股的高度重合。 2、头部的流动性溢价和尾部的流动性折价是否就意味着选股紧盯头部公司？ 资金面和基本面共同造成过往三年头部和尾部的估值分化，并且大概率会延续，这就导致一方面头部公司享有流动性和确定性溢价；另一方面，广大1-200亿市值以下的公司又会遭受流动性折价和不确定性折价。 因此，500亿以上公司还是主战场，头部公司仍然享受流动性和确定性溢价。但是随着机构持仓向头部公司不断集中，收益率与基准指数相近是必然的，从中获得超额收益的难度也在增加。机构想要获得超额收益，有必要开辟超额收益的新战场，作为储备。未来寻找破局的方式之一在于新兴行业。 3、如何开辟超额收益的新战场——为什么新兴行业的中小公司是有望获得超额收益的关键？ 新兴行业不同于传统行业的强者恒强，行业仍然是蓝海，市值刚到200亿左右新兴行业的公司会进入大资金的可买入范围，资金进入后，资金面和基本面形成正向循环，这就导致小市值公司将享有流动性折价到流动性溢价的过程。 4、如何寻找能够走出来的小公司？一个思路：抄作业策略——头部基金新进的中小公司 主要逻辑在于：公司在200亿左右时市值仍然偏小，流动性较差，如果持有逻辑坏了，机构换仓困难。因此，要具备比较强的行业确定性，头部基金才会重仓买入。也就意味着头部基金敢于买入的中小公司，胜率可能会比较高。一是可以关注基金重仓股持仓变动是否有不同于以往量级的买入。二是关注基金重仓股中的新增标的。 5、公募发行影响因素与投资者赎旧买新行为 存量基金的赎回并非是导致新发基金份额急剧增长的主因。短期来看，1-2月月均发行规模可达3，200-3，500亿元（1月前三周3000亿，2月最后一周到2月，大约还有3500亿左右），远高于2015年5月和2020年7月2800亿和2700亿的高峰。 长期来看，在楼市收益曲线扁平化、银行理财预期收益率维持低位的情况下，居民部门财富向股市迁移的趋势或得以延续，从而进一步强化公募基金（尤其是头部基金经理）对核心资产的话语权。 固收：如何看待春节前后资金面？ 近期市场流动性骤然紧张，是什么原因？春节效应还是政策进一步转向的结果？ 我们认为既非春节效应，也不是政策进一步转向的结果，而是央行从前期流动性投放中退出引致的结果。 对于下一阶段的流动性，一方面固然要考虑春节影响，另一方面还是要合理看待政策的逻辑和边界。 展望2月，考虑春节效应，我们预估银行体系资金缺口4000亿左右。全月资金压力不大，关键是春节前后的波动情况，取决于央行操作和应对。结合往年，央行春节节前净投放规模一般会达到1.6-1.8万亿，节后则顺势回笼，今年具体会如何操作，还是取决于货币政策重心。 由于当前央行货币政策的重心仍在平衡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形势良好，前期信用事件、银行结构性存款压降等任务也基本告一段落，央行确实到了适时退出流动性支持，将工作重心再度转向宏观稳杠杆的时候。而且，近期美元、美债的走向也为央行边际退出流动性提供了时间窗口。 至于，国内近期防疫措施升级带来的不确定性，目前研判还未到需要央行操作关注的程度。 所以预计春节前央行投放可能维持紧平衡的状态，参考历史，春节前央行净投放规模一般在1.6-1.8万亿，今年2月的资金缺口略小，估计1.6万亿左右，以MLF续作为例，1月31日前后逻辑上需要进行操作，操作规模可能6000亿上下，剩下资金缺口主要由公开市场投放完成。 考虑稳增长与防风险平衡，预计资金利率可能还是维持一个区间状态，可以用去年8月15日央行超额续作MLF以来，到今年1月15日央行首次缩量续作MLF这个阶段的短端区间作为下一阶段区间的前提参考，不用过于担心近期资金情况的持续恶化。 至于长端利率，上有顶下有底的格局继续维持，所以操作上，我们还是强调安全边际，十年国债3.2%、十年国开3.7%的安全边际会更好一些。未来在波段中还是把握票息舒服与否，用票息来度量节奏，而不是简单用宏观来度量节奏。 总体上，考虑宏观与政策逻辑，操作上不以松喜，不以紧悲。 金工：趋势仍在延续，估值进入风险区域 在上上周回调之后，我们上周周报指出：市场重回上行趋势，一旦进入上行趋势格局，我们体系中最为重要且是唯一关注的变量是赚钱效应的变化，赚钱效应指标当前值为3.44%，仓位上建议偏高仓位。市场和我们预期较为一致，wind全A全周上涨2.56%；市值维度上，代表小市值股票的国证2000指数上周上涨2.18%，沪深300上涨2.05%，创业板指大涨8.68%；行业上，电力设备新能源与医药领涨，分别上涨9.27%和8.13%；非银上周跌幅最大，下跌3.43%。我们推荐的国防军工和有色，计算机和电子四大方向，上周分别上涨2.9%，5.75%，4.03%，2.2%，全部位于前二分之一。成交活跃度上，电子和电力设备行业成为资金博弈的主战场，电子行业成交额继续位列榜首。 从择时体系来看，我们定义的用来区别市场整体环境的wind全A长期均线（120日）和短期均线（20日）的距离继续上升，20日线收于5517点，120日线收于5274，短期均线继续位于长线均线之上，两线距离由上期的3.43%扩大到4.61%，均线距离越过3%的阈值，市场继续处于上行趋势。 在我们的择时体系下，当市场进入上行趋势格局，我们体系中最为重要且是唯一关注的变量是赚钱效应的变化，跟随加上风控是我们模型在上行趋势中的交易守则。赚钱效应指标当前值为4.78%，仓位上建议偏高仓位。 风格与行业选择上，根据天风量化two-beta风格选择模型，当前利率处于我们定义的下行阶段，经济进入我们定义的上行阶段，中期角度继续专项推荐周期上游和中游板块；短期从行业动量的角度，目前活跃度最强的行业为电力设备和电子，展望2021年行业景气度的情况，利润增速相对行业自身过去10年的排序来看，靠前的行业为计算机以及医药，均为过去十年中次优的年份；综合来看，继续重点配置电子和计算机，电力设备和医药板块以及石油化工。 从估值指标来看，我们跟踪的PE和PB指标，沪深300，上证50以及创业板指等大市值宽基成分股PE、PB中位数目前均进入70分位点，属于我们定义的高估区域，市值中等的中证500目前估值水平尚可，结合趋势判断，根据我们的仓位管理模型，以wind全A为股票配置主体的绝对收益产品建议70%。 择时体系信号显示，均线距离由3.43%扩大到4.61%，均线距离越过3%的阈值，市场继续处于上行趋势，一旦进入上行趋势格局，我们体系中最为重要且是唯一关注的变量是赚钱效应的变化，赚钱效应指标当前值为4.78%，但主要宽基指数估值已经进入高估区域，仓位建议调整至70%。配置方向上，综合当前的宏观背景以及短期资金的活跃度和2021年的行业景气度情况，建议配置电子和计算机，电力设备和医药板块以及石油化工。 银行：重庆银行立志“客户专家型银行”，净息差较高 充分发挥经营区域经济优势，营收净利稳定增长 充分发挥经营区域经济优势。重庆经济发达，19年GDP为2.36万亿元，同比增长9.34%，在全国主要城市中位列第五，与广州市基本持平。此外，重庆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消费市场稳定增长。重庆银行积极把握国家战略赋予重庆及周边地区的历史机遇，依托区位优势，未来，重庆银行将继续围绕地区产业发展规划，充分发挥经营区域经济优势。 立足打造“客户专家型银行”的战略定位。自成立以来，重庆银行立足打造“客户专家型银行”的战略定位，积极探索差异化发展道路，已成为一家专注地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专业化城市商业银行。截至2020年6月30日，重庆银行资产规模在我国西部地区位于前列，同时，重庆银行已成为西部金融机构中首家获得目前城商行最高投资级评级的银行。 营收净利稳定增长。截至3Q20，重庆银行3Q20营收97.97亿元，yoy + 13.13%；归母净利润38.91亿元，yoy +4.60%，增速较1H20提高7.74pct。截至3Q20，重庆银行总资产规模为5469.14亿元，排名上市城商行中下游；yoy+16.54%，增速较1H20提升1.3pct，处于上市城商行中游。 净息差较好 净息差回升后平稳。重庆银行净息差在1H18降至1.58%后回升，1H20恢复至2.24%，高于其他城商行。分解来看，重庆银行贷款利率未受市场利率下行影响，在18至20年市场利率震荡下行的大环境下保持在6%左右；负债端成本持续上升，1H20存款收益率达3.01%，处于城商行中最高水平。 资产质量平稳，结构稳定 不良率有所下降。截止1H20，不良贷款率为1.24%，较18年峰值下降12BP。在行业中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重庆银行关注类贷款率在所选取的城商行中处于上游，近五年来持续下降，自15年的4.25%下降至1H20的3.09%。逾期贷款率由17年的4.56%下降1.81个百分点至19年的2.75%，在1H20回升至3.02%。不良贷款净生成率在所选城商行中处于中下水平，关注贷款迁徙率在行业中始终处于较低水平，且近几年下降较快。 拨备计提力度良好。重庆银行19年末拨备覆盖率为279.83%，1Q20上升至291.31%后于1H20上升至302.17%。拨贷比自15年起持续增加，从2.37%上升至1H20的3.72%。重庆银行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均由行业下游逐渐上升至行业中游水平，风险抵补能力强。 投资建议：立志“客户专家型银行”，净息差较高 重庆银行充分发挥经营区域经济优势，打造“客户专家型银行”；净息差在较高水平保持平稳；存贷款规模稳定增长，资产负债结构优化；关注资产质量提升，结构稳定。 非银：众安在线：时势造新锐，创新造未来！ 行业空间方面，医疗险与互联网渠道均为保险行业中正在高速发展的风口，众安在线的未来保费的核心增长点正是两者的结合——“互联网医疗险”。 1）2019年，新增保单由80/90后购买的比例已占48.9%，80后即将超越70后成为保险消费主力军。80、90后的保险意识更强，更习惯于通过信息搜索、自主判断来选购保险产品，更倾向于在线上平台购买保险，尤其是价格优惠的简单产品。 2）医疗险以其“普惠”（低购买门槛，高“展示保额/保费”）的特质正在快速提升覆盖面，医疗险在健康险中的占比将持续提升。2020年百万医疗险的市场规模预计将突破500亿元，用户规模预计为9000万人。我们判断2025年，用户规模可增至3亿人，保费规模有望突破2000亿元。另外，医疗险正在呈现出包含的健康服务增多导致件均保费不断提升的态势，这将为医疗险市场带来更多增量。2020年，众安在百万医疗险市场的保费占比预计约为15%。 3）百万医疗险目前的承保利润率较高，且我们判断未来5年可持续。众安在线的尊享系列产品的用户年龄平均约35岁，主要分布在一线至三线城市，优质的客群导致2019年和2020H的健康生态的“赔付率 + 渠道费用率”分别仅为73.8%、73.5%，显著优于其他生态。我们判断众安有望凭借以下举措，保持这种盈利水平： a）持续发力，获取更多的自有平台保费； b）深化健康服务（“健康险+健康服务”），提升客户黏性； c）快速响应，持续创新，保持与支付宝等头部流量平台的良好合作关系。另外，众安可通过其经代公司获取更多的人身险长险的销售佣金；未来若能获取“互联网寿险牌照”，增长空间能够进一步打开。 公司竞争优势方面，我们判断众安在线将凭借其体制机制优势、科技优势、人才与企业文化优势、股东支持（蚂蚁），构建一定的“护城河”。 1）众安在线是保险行业中几乎唯一的纯正的科技企业，公司治理、企业文化、互联网思维与能力均显著优于竞争对手（国企为主），类似于东方财富优于传统券商。这使得支付宝等头部的互联网平台跟众安合作的效果更好，另外蚂蚁是众安的第一大股东。这也将使得众安更有希望打造好自身流量，以及发展好健康服务、保险科技等新兴业务。 2）大型保险公司仍不会将医疗险以及互联网渠道的发展单独放在核心的战略地位，其普遍思路仍是通过医疗险促进重疾险的销售，将线上能力赋能给代理人队伍。因此，这种竞争实质是错位的。 公司业绩方面，众安在线通过“有质量地增长”，收缩了消费金融生态、医疗团险等风险较大、盈利性差的业务，大力发展健康生态、汽车生态等盈利性好且增长空间大的业务，聚焦承保利润指标。2020年将扭亏为盈，未来在投资收益稳定的前提下，2021年及以后的利润有望持续改善。 未来新前景方面，众安科技、互联网医院、暖哇科技的保险科技输出、健康险服务生态闭环等新兴业务亦有光明前景。 目前公司科技输出签约客户64家，其中保险客户29家且复购率较高。科技输出亦同步向海外扩张，目前核心系统Graphene已输出到日本三大财险公司之一SOMPO、 新加坡最大的综合保险机构NTUC Income。此外，众安正在积极布局大健康生态，逐渐打造融合了互联网保险、医疗服务、以及健康科技的完整生态闭环。 投资建议：看好公司在互联网保险赛道以及医疗险赛道的高成长性，短期 视角下的公司盈利能力显著改善，长期视角下的科技输出及健康险服务生态闭环可带来增量。预计公司2020、2021年营业收入分别为181亿元、234亿元、320亿元，同比分别+20%、+30%、+37%；净利润分别为7.6 亿元、10.6亿元、16.3亿元。参考海外可比公司给予4倍PS，对应2021年股价为76.3元港币，对应目标涨幅为73%，首次覆盖给予买入评级。 地产：2020商品房销售破17万亿，LPR连续9个月持平 本周跟踪36大城市一手房合计成交4.39万套，环比下降1.87%，同比上升38.45%，累计同比上升13.26%，较前一周增加2.45个百分点。本周跟踪的11个城市二手房成交合计1.44万套，环比上升9.48%，同比上升21.16%，累计同比下降3.4%，较上周增加22.83个百分点。截止本次统计日，全国14大城市住宅可售套数合计61.13万套，去化周期28.9周，环比下降12.32%，其中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环比增速分别-26.44%、-0.58%、0%。 去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7%，商品房销售额破17万亿。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1—12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数据显示，2020年1—12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41443亿元，比上年增长7.0%，增速比1—11月份提高0.2个百分点，比上年回落2.9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104446亿元，增长7.6%，增速比1—11月份提高0.2个百分点。销售额方面，2020年，商品房销售额173613亿元，增长8.7%，增速比1—11月份提高1.5个百分点，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额增长10.8%，办公楼销售额下降5.3%，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下降11.2%。 LPR连续9个月保持不变。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1年1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1年期LPR为3.85%，5年期以上LPR为4.65% ，两个期限品种报价均与上个月持平。在宏观调控不放松的基调下，“精准导向”的政策防范房企杠杆及投机风险，我们认为偿债能力突出、现金充足、杠杆水平相对较低且土储区位良好的优质房企或受益。 楼市因城施策。上海收紧楼市调控：离异3年内购房，按离异前家庭总套数计算。21日晚，上海发布《关于促进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严格执行住房限购政策，夫妻离异的，任何一方自夫妻离异之日起3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其拥有住房套数按离异前家庭总套数计算；调整增值税征免年限，将个人对外销售住房增值税征免年限从2年提高至5年。我们认为，供应端将持续以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为主，需求端持续控制炒房并维持刚需购房优惠力度，“因城施策“会保持常态化。 “因城施策”常态化，政策稳定性提高，行业风险溢价率将下降，行业融资端的再收紧或进一步催化企业间的分化。从房企角度看，三道红线将在未来三年深刻改变房企经营行为，不少企业不得不加速推出降档举措，行业风险溢价率下行，降档房企债性价值提升、股性价值减弱，过去以高预期毛利率为主的强投资公司将弱于以低毛利率投资预期的强运营公司，我们持续推荐：1）优质龙头：万科、保利、 金地、融创、龙湖、招商；2）优质成长：金科、中南、阳光、新城、华润、 旭辉、龙光；3）优质物管：招商积余、保利物业、碧桂园服务、融创服务、新城悦、永升生活、绿城服务等；4）低估价值：城投控股、南山控股、大悦城、光大嘉宝等。 风险提示 经济环境恶化、货币政策传导不畅
2021年经济持续复苏的挑战 2020年对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中国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我想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评价。 我对2020年的概括是，一个好于预期，二个标志性事件。 “一个好于预期”，主要经济指标、就业、通胀率、国际收支都好于预期。 “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经济总量迈上百万亿大台阶。这对中国经济是标志性事件。按年均汇率计算，2020年达到了14.7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预计会达到17%左右，这是很大的台阶。我们迈过这个台阶，是有标志性意义的，为“十四五”开局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二是基本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对人类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展望2021年，我认为，内外环境将继续深刻复杂变化。新冠肺炎疫情仍面临诸多变数，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进一步显现，经济恢复基础还不牢固。所以，2021年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复苏仍面临挑战。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不确定性仍然较大。目前全球疫情形势仍严峻，中国也出现多点散发病例和多地局部聚集性疫情。所以“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仍在。这对经济会产生新的影响。比如2020年12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下简称：社零总额）同比增速回落0.4个百分点，我觉得和防控疫情是有直接关联性的。 第二，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发达经济体2020年三季度强劲回升，但四季度重新陷入收缩。全球产出缺口短期内难以填补，经济复苏可能更加漫长曲折。如果疫苗不能有效覆盖，2021年上半年，世界经济仍将笼罩在疫情之下。多国疫情防控隔离措施收紧，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风险仍将增加。主要经济体为应对疫情冲击推出空前规模的财务政策和货币政策，债务水平突破历史高位。根据国际金融协会数据，（债务水平）是全球GDP的370%，这也为后期的金融风险埋下隐患。 第三，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显现。最突出的是消费恢复仍然滞后。2020年社零总额同比下降3.9%；消费比投资增速低了6.8个百分点。疫情冲击下，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消费倾向明显下降，这也导致最终消费下拉经济增长，全年要下拉0.5个百分点。从投资来看，制造业投资比2020年下降2.2%。民间投资转正了，但仍然低于预期。制造业投资市场70%以上是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低迷也反映了民间投资规模还没有完全恢复。 第四，就业与企业仍面临较多困难。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受疫情冲击更为严重，餐饮、旅游、交通等服务行业仍没有完全恢复。而这些行业是吸纳就业的主体，所以，就业压力依然比较大。特别是2021年就业大学生再创新高，预计达到909万人。而世界上超过900万人的国家也是屈指可数，瑞典（总人口）900万，挪威600万，丹麦600万，芬兰600万，也就是我们一年毕业生超过一个芬兰总人口。再加上海外留学生回流数量增加，所以2021年大学生就业压力将明显增大。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企业库存和应收账款的压力也在增大，产成品库存在增长，应收账款也已经连续几个月增长。小微企业亏损面还比较高，主要也是市场需求不足，原材料成本居高不下，用工成本上升这几个因素带来的。 第五，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仍面临压力。地方基层财政收支矛盾比较突出，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明显增大，企业债券违约事件还是在不断出现。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贷款延长到2021年3月底还本付息，信贷违约风险也是存在的，现在银行都在增加拨备，商业银行不良率有可能会反弹。 第六，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还会持续，并继续与中国保持比较大的利差水平，这导致短期的资本流入压力明显增大，汇率升值的压力也还存在。如果这种资本流入压力继续，汇率上升的压力依然存在，也会增大中国资产泡沫化的风险。 以上这些都是中国经济2021年将要面临的挑战。从总量上看，由于2020年的基数比较低，2021年经济增速会有个强劲的上升，特别是一季度。其他宏观数字可能也会非常好看，但微观主体困难局面可能并不像宏观数据那样上扬和明显改观。所以，宏观和微观的背离现象在2021年会更趋突出。 应对挑战的政策建议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又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开启之年，如何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复苏和健康就尤为重要。考虑到外部环境仍然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存在结构性差异。随着政策正常化，宏观政策边际收紧，风险会加大，因此把握好政策节奏和力度尤为重要。政策操作上要“精准有效，不急转弯”，这是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的，但做起来真的需要精细化，要把握好每个时段，这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21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强调要提质增效和增强可持续性；同时，又要保持适度的支出强度。从这个基调来看，政策会有所调整，但这种调整具有渐进性。我个人理解，制度性的减税降费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而应对疫情的阶段性税费“减免缓”要针对行业差异进行分类调整。 2021年的赤字率可能要下调。“十四五”开局之年，建设项目需求比较大，还需要保持一定的资金支撑。前些年的专项债也会陆续到期，再加上特别国债2021年肯定不会再发，专项债还是要保持适度规模。 货币政策上央行也明确了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当然，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宏观杠杆率的基本稳定。如何保持宏观杠杆率的稳定？在促进经济恢复和防范风险之间要做好跨周期的平衡。比如，中小微企业的扶持政策可否适度继续，需要相应研究，延期还本付息这些纾困政策，要不要有个过渡性的安排也需要研究。 普惠小微企业的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可以适当延长，而且可以逐步地利用这个工具适当提高信用贷款的比重。当然，对银行面临的风险压力可以通过多种融资工具，多种渠道增加商业银行的资本金，特别是中小银行的资本金，妥善地予以缓解这种风险压力。 因为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压力仍然存在，因此如何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大体稳定，也是货币政策需要把握的一个内容。 针对有效需求不足，应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更大力度地采取积极的措施。 短期来看： （1）要稳定大宗消费。汽车消费已经开始出现反弹，要顺应这个趋势，考虑如何推进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鼓励新能源汽车的消费。 （2）要顺应90后、00后逐步成为消费主力军的趋势，鼓励发展新型消费业态，促进新型消费和扩容提质；也要控制好居民部门的高杠杆和高房价，避免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90后是消费主力军，但他们也是购房的主力军，每月的按揭对消费是有明显的挤出效应的。 当然，短期的刺激政策随着回归常态化会带来后期的补偿。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些制度性的安排。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需求侧管理，我认为，应更多侧重于制度性安全。要促进消费稳定的内生增长机制，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制度方面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制度安排，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内生增长机制，才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 供给端方面，随着全球疫情的发展，供应链断链风险依然存在，供应链调整趋势会进一步强化。所以，如何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性、可控性，也是2021年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事项。针对一些“卡脖子”的环节，要下决心推进技术攻关，解决国产替代，依托龙头企业带动供应链的本土化。 要利用中国的产业优势和配套优势加快工业互联网的建设。 “十三五”是消费互联网的一次浪潮，我们形成了若干全球市值可以排前二十的企业，但最近这种优势在相对弱化。“十四五”可能是工业互联网的一次浪潮，要利用工业互联网来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来根本性地提高制造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宏观政策、需求、供给，要解决这些根本问题还得靠改革，要发挥改革的引领和先导作用，越是面对挑战、风险，越要深化改革开放。我记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有个年度评价，在评价中国过去一年的表现时指出，“疫情期间，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并没有停下脚步，这对改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和贡献会逐步显现出来。” 2021年，随着经济的恢复，更要推进改革开放，包括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制度。在激发民营企业投资热情方面，在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还可以采取一些更积极的措施来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改善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预期。 （本文系作者1月19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上的发言）
此前多年，在我国相当长的高速增长期内，高增长主要依靠高投资，而高投资又主要由基建、房地产等驱动。随着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到中高速增长，这些结构性潜能逐步减弱，“十四五”期间要着力发掘与中速增长期相配套的新潜能，即通常所说的增长动能转换。 中国经济率先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恢复，2020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达0.7%，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差不多恢复常态。正常情况下，2021年中国经济有望争取8%或以上的增速，考虑到2020年经济基数低，2021年的增长仍属于恢复性增长。 经济恢复到常态后，经济增长的一些常规推动力开始起作用。2021年出口不确定性较大。投资的弹性很大，特别是基建投资。消费目前正逐步回升，2021年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的整体表现应该会好于2020年。 由于疫情冲击，2020年我国没有提出具体的GDP增长目标。下一步建议采取就业指标打头、GDP收尾的增长指标体系。稳增长是为了稳就业，就业指标也能有效衡量全社会资源利用状态，应成为力争完成的指标。过去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统计能力不足、农村隐蔽失业难以计算等因素，采用城镇调查失业率和新增就业人数指标，尚未形成城乡统一的就业状况指标。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近60%，数字技术在某些方面已处于全球前列，只要真正重视起来，我们完全可能形成全面、客观、及时地反映城乡就业真正状态的数据，为判断经济和就业形势提供可靠依据。 此外，还可以采取若干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全局性指标，包括居民人均收入、物价水平、宏观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等。GDP指标还是要看的，但应该是预期性、结果性、后置性的，不应再作为挂帅指标。如果前述指标处在正常或好的区间，GDP增速就是适当的。 应对疫情冲击，2020年中国货币政策的度把握得较好。与西方国家的宽松政策不一样，我们没有搞大水漫灌，只是在经济出现比较大的波动时适当放松。伴随经济恢复到正常增长轨道，下一步宏观政策也要相应回归正常状态。财政政策可能不会一步到位退出，但财政赤字的规模应该会有所减少。此外，疫情期间宏观杠杆率有所提升，在经济恢复到常态、逐步稳定后，杠杆率要相应降到一个合适水平。 要看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主要解决短期平衡的问题，中长期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结构性潜能。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更关注宏观政策，是因为它们的结构性潜能很少，经济增长主要靠更新性需求拉动，如房子破了需要翻修，汽车旧了换辆新的等。和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还有相当大的结构性潜能驱动增长，而非主要依赖宏观刺激政策。此前多年，在我国相当长的高速增长期内，高增长依靠高投资，高投资主要由基建、房地产等驱动。随着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到中高速增长，这些结构性潜能逐步减弱，“十四五”期间要着力发掘与中速增长期相配套的新结构性潜能，即通常所说的增长动能转换。 “十四五”时期，中国国内大循环应注意释放并用好“1+3+2”的结构性潜能。“1”是指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3”是指在实体经济方面要补上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新的三大短板，即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2”是指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 “1+3+2”结构性潜能在今后5到10年都能够起作用，但是现在还不同程度地受到体制机制政策的束缚，应当通过更大力度、更有实效的改革开放，使这些结构性潜能成为现实的增长动能。具体措施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创造条件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向集体组织外部流转。 二是推动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改革。空间规划（包括城市规划）应尊重市场力量，按照人口流动这一重要的市场信号分配用地指标、财政补贴资金等，并按照人口布局变化定期调整城市规划。 三是石油天然气、铁路、通信、电力、金融等在内的基础产业领域，在促进竞争、放宽准入上作出进一步探索。 四是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继续推进并扩展义务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可随人员流动的政策，逐步打通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保的衔接。 五是深化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领域改革。 此外，还要继续推进对外开放。我们已经签署RCEP，正在积极考虑加入CPTPP，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相关领域的深化改革，加快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 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应将注意力更多放在提升增长质量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基础上的合理汇率升值，加上能够争取到的实际增长率，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经历了深度衰退的2020年，全球经济在2021年呈现出的共同增长更显沁人心脾与弥足珍贵。2021年1月26日，IMF更新了全球经济展望，将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估算值从之前的-4.4%上调至-3.5%，并将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从之前的5.2%上调至5.5%。虽然预期上修令人鼓舞，但结合新冠疫情发展和实体经济基本面，目前市场情绪似乎又偏向过于乐观了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全球经济依旧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短期的变化与长期的转型同时发生，经济信号的紊乱度和复杂性相比2020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站在2021年的起点，我们认为，这种复杂性具体表现为五种“矛盾并存”，并正在对市场基准预期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从过往的历史看，人类社会习惯于整体偏向过于乐观，一年前是这样，一年后的今天，可能也是这样。正因为如此，我们建议投资者朋友，不要轻易被乐观预期冲昏头脑，唯有辩证认知经济、金融、社会、疫情各个维度传递的正反信号，才能在把握共识性投资机遇的同时，防范于未然，通过审慎自律的风险管理获得进退自如的选择自由。 第一，需要关注强反弹与弱复苏的矛盾并存。比较基准的不同，往往会引致主观判断的巨大反差。2021年是新冠疫情肆虐的第二年，与深度衰退的2020年相比，2021年实体经济反弹势头强劲，但如果与疫情前的2019年相比，2021年经济基本面的绝对状态依旧十分羸弱。我们用IMF世界经济展望的基础数据库做了一个测算，在全球192个存在有效数据的经济体里，有183个经济体2021年的实际GDP较2020年实现了同比正增长，与此同时，仅有60个经济体的实际GDP较2019年实现了同比正增长。一方面，占比95.31%的经济体实现复工复产过程中的边际改善，奠定了“强反弹”的基调；另一方面，占比68.75%的经济体尚未真正走出疫情阴霾，暗示了“弱复苏”的本质。由于强反弹和弱复苏的并存，全球经济的内部矛盾以及政策调控的进退困局进一步凸显，进而加大了市场不确定性。经济分析和媒体报道习惯性地更关注于2021年相对2020年的同比变化，因此强反弹的信息对市场主体的影响力相对更大，这是市场可能偏于乐观的重要原因。 第二，需要关注时序结构上前高与后低的矛盾并存。越是醒目的短期变化，越是会强化市场主体对变化方向上的共识性认知。2021年全球经济的强反弹，在结构分布上也存在前高后低的重要特点，上半年经济数据表现将明显好于下半年。2020年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停摆对于中国和欧美恰好存在一个季度左右的时滞，中国GDP同比增长率2020年最低点是第一季度的-6.8%，欧元区和美国GDP同比增长率2020年最低点则是第二季度的-14.7%和-9%，低点都出现在上半年。与此相对应，2021年GDP同比增长率的最高点也都出现在上半年，具体而言，中国是第一季度，欧美是第二季度。根据彭博数据，2021年四个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率预期中值为17.4%、7.7%、6%和5.3%；美国同样数据分别是-0.7%、10.2%、3.7%和3.9%，欧元区则是-2.7%、12.6%、2.1%和5.4%。由于2021年全球经济强反弹的重心集中在上半年，异常高的短期数据会放大市场的情绪，随后回归常态的数据则会平抑市场亢奋，因此市场情绪可能也会经历前高后低的时序变化。 第三，需要关注疫苗接种与病毒变异的矛盾并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最大挑战，恰在于人们总会带着常识性的思维惯性去认知变局。作为百年一遇的公共卫生危机，新冠疫情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增长损失，但市场对其与众不同之处可能依旧缺乏足够的敬畏。截至2021年1月26日，全球累计确诊已经超过1亿人，疫情演化却并没有戛然而止的明确信号。一方面，疫苗接种正在有序进行，另一方面，病毒变异的新闻也层出不穷。两相权衡之后看数据，新冠疫情正处于一个“震荡上行”的过程之中。然而，从经济预测和市场预期的角度看，对未来基准情景的定位基本都默认了新冠疫情在2021年得到有效控制。值得强调的是，经济学家和金融市场参与者都不是卫生领域的专家，而使用数量经济工具预测新冠疫情本身的演化，很容易陷入经验主义的困局。实际上，从2020年数量经济工具对新冠疫情的动态模拟结果来看，当时大部分的结论都过于低估了病毒的实际威胁，这恰恰体现了新冠疫情的与众不同以及经济分析工具的有限理性。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对新冠疫情的未来预期，经济金融专家比公共卫生专家似乎更乐观一些，金融市场里几乎很难看到与病毒共存多年的悲观假设，这使得基于疫情预测的经济预测也可能偏向过于乐观了。 第四，需要关注实体萎靡与金融亢奋的矛盾并存。从长期来看，实体经济是金融市场的物质基础；从短期来看，金融市场却并不是实体经济的真实映射，一系列特殊因素会让这种映射变得扭曲和虚化，人们往往会由于短期扭曲的形成而产生对长期未来的非理性认知。2020年，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脱节一目了然，在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普遍衰退的同时，金融市场却在跌宕起伏之后呈现出一片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2020年MSCI全球指数、MSCI发达市场指数和MSCI新兴市场指数分别上涨14.16%、13.89%和15.64%，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上证综指、日经指数则分别上涨6.56%、43.44%、11.94%和16.01%，2020年金价、虚拟货币价格也都扶摇直上。进入2021年之后，金融狂欢还在继续，截至2021年1月26日，MSCI全球指数、MSCI发达市场指数、MSCI新兴市场指数、道琼斯指数、上证综指、恒生指数、日经指数年初以来分别上涨了3.53%、2.64%、9.4%、1.81%、5.52%、10.01%和4.33%。金融市场脱离实体经济的高歌猛进，一方面刺激了乐观情绪的形成，另外一方面又加剧了两极分化，进而强化了乐观情绪在主流社会的传播和自我印证。 第五，需要关注宏观恢复与微观困顿的矛盾并存。宏观经济是微观个体选择与行为的全部结果，一旦缺乏微观基础，宏观经济的理论世界和现实世界都不可避免会发生动摇。一方面，从严谨的角度看，对于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托底，投资，特别是政策引导的投资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并没有超出预期，这种结构性特征在中国经济的表现也较为突出。另一方面，从不太严谨的角度看，草根调研和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大多数实体经济企业和个人在新冠疫情中承受了巨大冲击，经济运行停滞带来的深刻微观体验似乎并没有在宏观数据上得到充分体现。造成宏微观割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宏观救助政策对微观实体的渗透能力还有待提升，这也引致了全球政策当局宏观调控重心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的转移。无论如何，政策朝着“跨周期”和“精准滴灌”方向的优化正在过程之中，只要宏微观的表现还存在分歧，对未来经济恢复的可持续性就要保有相对审慎的预期。 总之，由于五重“矛盾共存”，2021年全球经济的运行可能并不会像当前市场预期的那样一路顺畅。基于此，我们提示广大投资者：首先，2021年全球经济复杂多变，上行风险和下行风险同时存在，但由于内部五种“矛盾并存”，下行风险要大于上行风险；其次，由于潜在的下行风险相对更大，全球政策当局的政策大转向可能并不会很快到来，所谓“政策不急转弯”，2021年的重点不在于“转弯”，而在于“不急”，虽然全球财政和货币政策都已经处在极度宽松的状态，未来难以进一步加码，但在既有水平保持平稳也是“不急转弯”的客观表现；再次，复杂局面之下，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割裂可能难以短期内迅速弥合，经济下行风险一旦兑现，政策“不急转弯”可能会进一步强化资金主导市场运行的当前主线逻辑；最后，五种“矛盾并存”归根结底是一种畸形的特殊状态，这些矛盾的最终化解势必需要新冠疫情演化出现明确拐点，也就是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决定2021年乃至更远未来全球经济走向的，是新冠疫情本身。在疫情真正得到控制之前，所有乐观预期都要被打上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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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股债双跌，市场主要是担心央行政策急转弯，过度收紧流动性。具体原因有两个：一是当天早上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净收回780亿元资金，在最近三周银行间市场利率持续上扬接近2.8%的情况下，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最后导致交易所隔夜利率GC001一度超过6%，加权平均值升至4.4630%，R007和DR007这两天也都超过3.0%。二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马骏博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有些领域的泡沫已经显现…在经济增速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出现如此牛市，不可能与货币无关…未来这种情况是否会加剧，取决于今年货币政策要不要进行适度转向。” 马骏博士的风险提示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除了其身份之外，时点恰好是在市场信心已经非常脆弱的时候。市场近来对货币政策收紧的担心已经酝酿了几周。A股和港股市场连续多日上涨之后，投机心态不断加重，投资者必然担心央行和其他监管部门为防止泡沫而采取一些措施，因此已经有些风声鹤唳。DR007不断上行，表明银行间流动性日趋紧张。而此时央行还回收长期资金，1月份通过MLF/TMLF到期但仅部分续做而净回收405亿元人民币。本周二在有800亿元OMO资金到期的情况下央行几乎没有展期，这就好比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我相信我国经济因为疫情再度恶化还在面临一些风险，因此即使最近股市火爆，货币政策突然转向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市场对此的惊恐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关于货币政策转向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中国货币政策的几位最主要操盘者已有直接清晰的表述。去年 11月6日央行副行长刘国强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就指出“疫情特殊时期的政策不能长期化，退出是迟早的，也是必须的”；央行货政司司长孙国峰则表示“特殊时期出台的政策将适时适度调整”。在12月中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的“不急转弯”就有两层含义，一是政策是要“转弯”的，二是这个“转弯”的幅度是温和的，且会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的。而央行行长易纲在前天的达沃斯论坛上则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经济，中国不会过早退出支持政策，会避免政策悬崖，但也会关注风险”。我相信这几位讲的都是大实话。宽松之后，政策调整是必需；但疫情之下，调整的步伐是温和的，节奏是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控的。其实，马骏博士虽然提示了风险，在同一个采访中也认为“货币政策转向不能太快”。 但问题来了。市场流动性为什么紧张？为什么近期银行间市场利率持续上行？是央行故意要收紧流动性供给以此来给市场降温吗？我认为，银行间流动性紧张主要是因为除了缴税季、年初放贷高峰季和春节前的季节性需求等常规扰动因素之外，其他一些特殊因素导致短期内流动性供给减少而需求增加。忽视或低估某些因素，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可能就会出现力度不足，导致银行间利率的过度波动。央行应该加大力度研究因为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境内流动性管理问题，从而改进公开市场操作。当前金融结构下，一定程度的银行间市场利率波动不可避免，甚至有些必要。但央行还是要避免银行间市场利率出现过大的波动，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央行或许有意通过收紧银行间流动性来抑制股市地产泡沫，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这种做法往往效果有限，但成本很高，伤及实体经济。 先谈一下市场流动性为何紧张。除了缴税季、年初放贷高峰季和春节前的季节性需求等常规扰动因素之外，相比往年，最近一段时间流动性紧张既有特殊的供给因素，又有特殊的需求因素。有些与地产和股市有关，有些则无关。 一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最近银行代客结汇快速上升。去年6月初开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触底反弹，11月初因为欧美二次疫情和美国大选等因素，人民币再度快速升值，前后共升值约10%，到12月时市场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已经较为强烈。去年下半年我国出口强劲，而因为原油价格暴跌和出境游中止等因素，我国经常项目盈余急速上升，二季度和三季度经常项目盈余暴增至1102亿美元和922亿美元，是2008年以来的季度最高值，四季度有可能更高。实际上，在12月前，企业和家庭结汇意愿并不强，银行的外汇存款持续上升。但到12月时，外汇存款下降16亿美元，结汇突然上升，商业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跃升到652亿美元，而在11月还只有35亿美元。有人可能会问，银行买入美元，卖出人民币给居民，只要居民不取现，人民币不是还在银行里面吗？这个说法没错，但这里我们需要考虑到存款准备金这个因素。以去年12月为例，652亿美元的结售汇顺差会将4240亿元人民币从银行的超额储备转户转到居民存款账户，若以9.4%的平均存准率来计算，即使不考虑任何取现，也会实际减少398亿元人民币的银行间流动性。可以预见，今年1月份结汇数字可能更高，因此有可能会有更多流动性被冻结。 有人可能还会问，以前居民结汇增加的时候，直觉上人民币流动性是上升而非下降的。事实确实如此，但今非昔比。这里的关键在于央行是否从商行购汇。以往商行代客结售汇后，转手就把顺差卖给央行来获取人民币。从这个渠道释放的人民币叫“央行外汇占款”，它曾经是我国基础货币的最主要来源。但从2014年中期开始，随着资金流动方向的变化以及央行汇率机制的变革，这个渠道主要是回收而非释放人民币流动性。即使在经常项目盈余高企、人民币升值的2020年下半年，央行还是坚持了不干预政策。2020年全年央行卖出外汇回收了1009亿元人民币，其中在去年12月回收了329亿元人民币。央行在去年12月收回人民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银行间流动性较为充裕，DR007在12月中旬一度掉到1.6%左右。 二是大量资金通过港股通南下投资港股。美国大选之后，国际投资者认为投资中国股市的风险降低，加上中国经济表现优异，因此境外资金开始再度看好港股。另一方面，在A股多日上涨之后，最近港股被越来越多的境内投资者认为是价值洼地。从去年12月末到今年1月25日，恒生指数上涨14%，恒生科技指数上涨29%，吸引众多境内资金通过港股通渠道投资港股。 根据我们的统计，扣除陆股通北上资金之后，因为沪深港通净流出到香港的人民币资金在去年三季度是1774亿元人民币，四季度是571亿元人民币，而在今年1月的前26天就高达1758亿元人民币。值得一提的是，港股通交易是以港币计价，但以人民币结算的，如果经过港股通净购入港股的资金超出通过陆股通净购入A股的资金，人民币就会流入香港，减少境内人民币的供给。 三是在经常项目下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对境内人民币流动性的影响。这个问题在2011-2014年的人民币国际化初期是比较严重的，那几年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海外对人民币需求强劲，人民币跨境贸易付收比在1.4到2.6之间。以付收比2为例，我国在跨境贸易中每支付2元人民币，只回收1元，另外1元就是净流出，在海外沉淀下来了，形成了一些境外的人民币资金中心。这中间最大的就是香港，其人民币存款余额从2010年底的3149亿元人民币一直涨到2014年底的一万亿元。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来讲，人民币通过跨境贸易流出是一件好事，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经之路。但从境内流动性的管理来讲，需要及时调整来应对人民币的流出，以免造成境内人民币流动性过于紧张的局面。 2015年由于人民币贬值，付收比掉到0.85，但之后又回升至1.4左右，2019年稍回落至1.3。2020数据尚未公布，但由于最近人民币升值预期快速上升，付收比必然会显著提高，人民币通过跨境贸易结算流出的规模必然上升，会给国内流动性带来一定的压力。 以上几类特殊因素加总起来，在边际上对近期银行间流动性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央行内部对短期内的人民币流动性供需肯定有其自己的一套分析模型，但不排除在特定时间内，因为情况的变化，低估乃至忽视某些因素对银行间流动性的影响。央行或许需要改进其模型，必要时应根据新情况来调整流动性供给，从而平抑银行间市场利率，避免其过度波动而扰乱经济运行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接下来讨论央行是否有意通过收紧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来抑制房地产泡沫。我认为这个猜测比较牵强。首先，由于措施得当、未雨绸缪，本轮宽松政策并没有大规模刺激房地产行业，当前房地产泡沫并不严重。根据百城房价指数，2020年我国房价平均上涨3.3%，涨幅显著低于之前四年，尤其是2016年的12.2%和2017年的13.4%。如果说有泡沫，也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主要发生在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背后原因复杂，既反映了某些中长期因素，也和疫情及学区房政策等因素相关，绝非单纯由所谓的流动性泛滥所推动。其次，中央已经找到更为合理的抑制地产泡沫的方法。去年疫情之下中央在制定宽松政策时吸取了以往的教训，没有像之前那样在需要拉动经济时大幅刺激房地产行业，反而是先推出“三道红线”，控制重点房企融资需求；接着央行与银保监会在去年底联合出台通知，将银行业金融机构划分五档，分档设定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以及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的“两道红线”，旨在从资金供给端对房地产行业进行限制。在“五道红线”的紧箍咒之下，通过调整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来抑制地产泡沫的必要性大大降低。最后，从以往的经验与教训来看，通过紧缩银行间流动性，拉升银行间市场利率的做法对抑制房地产泡沫效果不大，但对整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副作用可能很大。比如2013年6月的“钱荒”之后，房价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快速上升，百城房价指数同比增速由当年5月的6.9% 一路上升到12月的11.5%。 那央行是否有意通过收紧银行间流动性，拉升银行间利率来抑制股市泡沫，包括港股市场的泡沫？我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将股价等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操作框架确实也是全球货币政策操作的一个有趣课题。但我认为这个意图不强，这方面的操作难度非常高，我国央行不会轻易涉足，尤其是在当前的货币政策框架之下通过调节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和银行间利率来防止与抑制泡沫。即使涉足，效果未必理想，副作用可能会较大。 股价是否和银行间流动性直接相关呢？两者肯定有关系，但和房地产市场类似，股价的波动受多种因素影响。简单画个R007和股价的图，就会发现相关性很弱，即使有，也很复杂。进一步来看，信贷增速和股价的相关系数要高很多，但在某些时段相关性也较弱。比方说，在本轮政策宽松周期中社融同比增速已经在2020年10月见顶，但股市却在过去之后进入牛市。背后的原因既有强劲的经济复苏，也有国际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对中美摩擦降温的期待），还有就是因为种种因素导致的市场预期的变化。然后我们发现，银行间市场利率和信贷增速之间的相关性其实不强，两者的关系非常复杂，传导机制并不固定，需要仔细分析。国际上主要央行之所以没有正式将股价等资产价格纳入他们的调控目标，关键是资产价格的形成机制极为复杂，货币条件只是其中的一环，有时甚至不是那么重要的一环。使用货币政策工具来抑制股市泡沫，有时效果可能显著，但也可能对宏观经济造成不必要的误伤。央行是否能够通过收紧银行间流动性来精准抑制股市泡沫，但又同时避免“急转弯”，从而保障经济在稳定运行？至少我认为这在操作上是极为困难的。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如果央行认为港股有泡沫，是否应通过某些货币政策操作来干预境内投资者的港股投资？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下，这些新问题会逐渐浮现出来，值得央行和其他金融监管研究。在现阶段，我认为还是选择不干预较好。除了上面讲的原因之外，绝大部分情况之下，一国央行没有必要为了境外的股市波动而特意调整其境内的流动性。大部分货币政策（包括调节银行间流动性在内），因为对整体经济和金融市场都有影响，所以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不能为了单一的市场而动用覆盖面很广的工具，更何况是境外的市场？ 这篇文章谈的是几个复杂的问题，不是一篇短文就能说清楚。简而言之，我认为，今年央行等宏观调控与监管机构会谨慎行事，根据疫情等实际情况让货币政策逐渐回归中性，不会“急转弯”，市场没有必要对最近银行间市场利率快速上行而过于担忧，未来几周央行大概率会调整流动性供给，引导银行间资金利率下行至合理区间，比方说引导DR007回到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2.2%附近。央行或可进一步完善其短期流动性供需因素的分析框架，尤其是考虑到因为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国际化所导致的短期人民币流动性的萎缩。在防范泡沫和控制杠杆方面，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形，在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的前提下，诸如“五道红线”等有针对性的信贷政策优于无差别的控制银行间流动性。从过往的经验教训来看，短时间内过度收紧银行间流动性并不能真正解决杠杆和泡沫问题。
这一年来，市场给的最大的启示是“赛道”非常重要。也就是常说的，选择比努力重要。 好的赛道，要么是有业绩增长的确定性，要么是有很强的政策支持溢价。而一旦拥有基本面或政策面的确定性，在过剩的货币追逐较少安全标的的时代，一定能出现非常丰厚的超额回报。 那么，2021年的基本面，有哪些赛道是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呢？ 1 二次疫情下的强生产与弱消费 随着气候转冷，疫情在中国部分区域再次出现。疫情小幅扩散，给中国一季度经济又新添了一道不确定性。 不同区域，因疫情严重程度的不同，对经济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对部分疫情较为严重的区域，疫情将系统性地压低1-2月的生产和消费活动。部分地区由于疫情变得较为严重，不得不采取交通管制、限制运输、停产停工等比较严格的防疫措施，挫伤工业生产。 目前疫情爆发主要集中在河北、黑龙江、吉林等省份，北京、上海也零星有一些病例，高频数据显示这些地区的工业生产的确受了一些影响，比如河北72家钢厂的高炉开工率自1月初以来出现了超季节性的环比下行。 这次疫情主要出现在北方地区，由于北方冬天天气寒冷，本来1月北方地区工业生产活动就比较弱，停工、停产造成的额外冲击不会太大。 如果只是小范围的疫情爆发，由于没必要采取极端的限制运输和停工停产措施，各地应对疫情经验充分，已经能在防疫和保生产之间取得平衡，其他地区只要日常的防疫措施做好，生产活动几乎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只要疫情不出现严重扩散，对全国范围内的工业生产冲击相当有限。 真正受影响大的是消费。 因为对于消费来说，一旦疫情有了扩散的苗头，哪怕只是局部地区爆发和零星的案例，也会使得民众的外出消费的意愿被抑制。 近期国内票房收入、餐饮娱乐APP活跃度、乘用车零售、地铁客运量等高频数据，普遍出现了环比下行趋势，季节性对比也普遍不如历史同期，显示出消费和出行活动的确在弱化。 这一次疫情对消费的冲击，可以参考去年6-7月份，当时全国疫情已得到较好控制，但北京新发地和新疆的疫情出现了局部反弹。 如果仅考虑疫情对消费的影响，参考6-7月的案例，预计剔除低基数效应后的社会零售总额增速大约为-2%左右，不剔除基数有32%，虽然看上去很高，但完全由基数贡献的同比增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除了考虑疫情造成的负面冲击外，还需要考虑就地过年对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这个对经济生产某种程度来说，还能算是一个利好。 以前春节都是消费强、生产弱；这次就地过年会把经济变成消费弱、生产强。 为了防范人口流动带来的疫情扩散隐患，中央和各地政府提倡就地过年，并要求加强返乡人员管理，增加了返乡难度，这可能导致传统的春节效应发生逆转。 根据交通部的估计，2021年全国春运期间发送旅客可能在17亿人次左右，比2019年下降四成多，简单考虑，这意味着在外务工人员春节过年回家的比例大概只有正常时期的60%左右。 过去很多务工人员在春节前提前返乡、春节后又延迟返岗，并且节后返岗与企业招工需求之间需要重新匹配，存在时间摩擦成本。如果这次务工人员不返乡，将增加春节前后的有效生产时长，并加快复工节奏。 另外部分企业也可能选择在春节继续生产，比如1月20号央视财经频道就报道了浙江宁波有很多外贸企业春节不停工，而不返乡的务工人员正好补充了劳动力缺口，这可能会小幅提升春节期间的生产。 因此，就地过年可能对春节前、中、后期的工业生产都有正面影响。由于今年的春节恰好位于2月的中间位置，预计整个2月的有效生产时长将延长5%左右。 但与此同时，就地过年会进一步压制春节假期消费。在过去，春节是极佳的消费窗口，外地务工人员回家过年往往会大量置办礼品、年货，并且有买车、看房的消费动机，春节假期内的家庭聚餐、娱乐、旅游等活动一般也很频繁。 如果是就地过年的话，社交属性将大幅减弱，使得春节对消费的拉动效果打一定折扣，尤其是线下消费。 总量上看，交运、餐饮、旅游、零售、线下娱乐等一系列服务业可能会遭到冲击，表现可能不及正常情况下的2019年春节。 区域结构上可能存在分化，之前春节往往是人口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回流中西部省份，从一二线城市回流三四线城市，因此中西部、三四线城市的消费、服务业表现会比较好。但如果今年返乡比例减少，那么发达地区、一二线城市会更受益一些。 总的来看，在疫情冲击+就地过年效应下，生产强化，消费减弱，那么对应的第二产业表现会比较好，第三产业则比较差，两者相互形成对冲，可能使得一季度GDP受影响并不算太大。 根据我们测算，在正常情况下今年一季度二产GDP同比增速可能达到23.9%，三产GDP增速为21.5%，整体的GDP增速为22%。而如果将疫情冲击+就地过年效应考虑在内，那么二产GDP增速可能上升至26.1%，三产GDP增速下滑至17.3%，整体GDP增速可能下滑至20%左右。 简而言之，在疫情相对严重的区域，消费和生产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在疫情不那么严重的中低风险区域，生产将因返乡意愿下降而受益，冲击主要体现在消费层面。 对股票市场来说，就地过年也不算是坏消息，按过去春节的经验，是消费强、生产弱，居民部门有可能卖出股票，回笼资金，去消费。 但现在不太需要卖出股票去消费了，生产旺盛但消费没场景，反而让储蓄都会聚集在金融市场，除非对市场预期真的走坏了，觉得待在里面会亏钱。 2 出口可能低于预期 出口一直都是2020年最超预期的变量，也是2020年投资者寻找投资机遇的主要抓手和获利点。 但投资是要看边际的，好的赛道一定要建立在供需缺口都配合的前提之下（或者是有政策支持的溢价）。 2020年下半年出口就是一个很好的赛道，因为海外订单很旺盛，但供给又因为疫情无法满足这部分订单需求，中国因为疫情控制住了，市场主体和生产能力在疫情期间通过流动性支持也给保住了，所以海外供需错配产生的缺口只能靠中国的出口来满足。 这个时候与出口相关的产业链，业绩肯定都能实现高增长。 由于供给冲击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中国的一些核心零部件过去靠的是进口，但现在因为海外生产不了，为了满足客户订单，国内厂商不得不对核心零部件做进口替代，这里也产生了大量的投资机遇。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近期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已经在高位趋缓回落，热卷的出口价格也出现了下跌，而且无论是海外市场询盘还是订单量都在下降，似乎说明出口继续冲高的动能没那么强了。 那么问题来了，是什么导致了中国出口低于预期呢？ 核心问题是发达国家的生产秩序已经在陆续恢复了，近期复产复工的速度有加快的趋势。 从数据来看，2020年12月美国PMI产出指数从60.8大幅回升至64.8，与之对应的是，美国PMI进口指数见顶回落了，从55.1下降到54.6。美国的工业总体产出指数从去年4月的91也已恢复到105.7，全部工业部门的产能利用率也从低位的70%不到回升到74.5%，已经和过去几年的均衡水平差距不大了。 通过12月中国的出口数据变化也能发现出口结构的一些变化。 家具、灯饰、玩具等消费品是比较热的出口商品，但这些商品在12月的出口增速明显放缓，而钢材、集成电路等产品的出口增速则进一步回升，说明中国出口结构正在从需求端转向生产端。 之前海外是消费旺盛但企业开不了工，所以只能从中国进口消费品。 但现在海外虽然仍然消费旺盛，毕竟直升机撒钱的行为还在继续，但由于海外的企业生产也跟着恢复了，中国出口结构从消费品转移了一部分去了生产品，以对接海外的生产需求。 未来出口这条赛道的确定性溢价肯定是要下来了，因为，疫情风险化解后，海外产能恢复，海外消费结构也便逐步偏向服务型。 出口低于预期不代表未来出口就不好了。 拉长周期来看，如果疫苗解决了群体免疫问题，市场主体对疫情的恐慌情绪消退了的话，海外需求会迎来更广泛的释放，叠加当下宽松的货币流动性，美国M2同比25%以上的增长，需求端对出口的红利还是在的。 另外就是中国头部制造业企业在这轮出口上升周期当中确实获得了技术升级和长期市场份额提升的双重机遇。 海外需求扩张的时候，国内去年的订单从8月排到了今年年中，国内产能也显得不是太足，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制造业企业不少做了设备技改和技术进步，提高了单位员工生产率。 而且，这次海外客户因为疫情选择了中国的供应商，在这次中国企业与海外客户合作的过程当中，有些海外企业发现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有性价比高（价格比海外同款产品低10-15%且技术不弱）、海外销售服务网点扩大以及售后响应快的优势（365*24全时服务优势）。 换句话说，能够将这次短期出口机遇转化为长期竞争力的投资标的才是值得拥有的。 3 超预期的房地产开工 在越来越紧的融资约束下，房企的经营模式会出现一些新变化，短期地产新开工和施工环节均有走强的可能。 过去几年，房地产开发商的模式一直是疯狂拿地，推动新开工，然后延缓竣工进度，减少在建安工程上的投资，通过多楼盘开发加速规模扩张。 之所以能这么做，主要还是因为房子这几年卖得好，2016年一线城市房价快速上涨，2017年-2018年棚户区货币化安置，三、四城市房地产也来了一波行情。2019年和2020年信用环境相对宽松，一线和核心二、三线虽然房价是稳的，但量走得也不低。而且部分热点城市还有限价措施，一手房和二手房价格倒挂，导致新盘开盘根本不愁卖，房企只要能够以合理价格拿到地，就不愁没有利润。 但是在近期“三道红线”、房贷集中度等政策约束下，房企融资问题越来越严峻。而且和以前的房企融资收紧政策不一样的是，这次不光卡的是资金供给端，这次还卡了资金的需求端，比如“三道红线”，就给不同负债水平的房企限定好了有息负债增速。 在这一压力下，房地产行业在融资和拿地端的恶性竞争是有望被打破的，以前只卡融资供给端还有可能想尽一切办法找钱去土地市场拼规模，现在把有息负债增速给控制住了，部分房企就不得不在经营策略上进行一些调整： 一是大幅减少土地购置，节约债务空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年初100大中城市成交土地面积明显走弱。 二是把手头攒着的土地转为新开工，这样房企才可以拿到开发贷，同时尽快达到预售条件，加速推盘和销售款回流。 三是尽快把一直拖着的房地产项目给竣工了，通过竣工确认收入利润，降低负债率，进而打开融资空间。1月中旬以来，玻璃、PVC等竣工建材价格出现了新一轮反弹，可能预示着地产竣工节奏正在加快。 随着部分一线城市楼市表现火爆，一线和核心二线城市调控在加码，在银行住房信贷集中度倒逼压力之下，部分银行的房地产贷款没有了额度，房贷利率也在往上走，房地产调控从房地产企业的融资端压到了个人住房端。 住房市场信贷收紧和调控政策对房企的影响得一分为二来看： 1、如果房地产销售端下行幅度超预期，那对房企来说，确实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随着房企融资偏紧，整个现金回款高度依赖房地产销售，房地产销售占了资金来源的50%以上，如果房地产销售出现快速下行，那无论是房地产新开工环节还是施工到竣工环节，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正常的房子交付都成为了问题。 2、目前调控的范围主要在一线和核心二线城市，一线城市房地产上涨主要逻辑是在货币供给过剩下的稀缺性溢价，过剩流动性追逐少数确定性标的的趋势并没有发生改变，这意味着在短期房地产销售环节的景气度会扩散，扩散到一些具有基本面确定性但估值不那么高的核心二、三线。 客观来讲，发生第一种情形的概率不高。如果发生第一种可能性，那对应的是政策“急转弯”的情形了，如果销售下降太快，融资卡太紧，正常的工期都无法保证的话，房子交付不了也会是个问题。 如果是第二种情形，因为房地产销售不会断崖式下滑，房企又有融资会越来越紧的预期，那还不如加快开工，让房子符合预售条件，回笼现金流。 现在有息负债被控制住了，也没办法在土地市场“血拼”了，不如把之前延后的工期完成，让房子能够交付。 此前市场一直都在谈竣工为什么迟迟低于预期的问题，主要还是开发商把精力都放在扩大增量，放在拿地环节了。现在有息负债被控制住了，施工到竣工环节大概率会真正开始加速。 总的来看，房地产这块对股市可能有两方面影响： 一是在未来货币延续结构性宽松的背景下，如果房地产持续处于被调控的状态，那么可能会有更多的流动性进入股市。 二是新开工和竣工两端发力，短期来看地产施工的表现不会差，相对于出口来说，房地产竣工产业链可能是更确定的机会。 4 上游制造业投资将明显回升 从2018年开始，企业对经济的预期一直都是偏悲观的，尤其是考虑到2018年开始的全球贸易摩擦问题，企业当时都觉得全球化进展不下去了。 由于产能扩张的关键在于新的产能可以让企业赚到钱，能够让企业清晰地测算新产能未来现金流的贴现。所以一旦企业的预期开始悲观，就会控制库存，压缩产能，以应对未来悲观的、不确定的需求。 新冠疫情发生后，更是加重了企业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而且疫情全球扩散，让不少企业也缺乏开工条件。 但是，在全球货币超发、财政刺激的推动下，需求突然就好了起来。 这是超过了绝大多数上游企业的预期的，但库存和产能就这么多，缺货预期会让下、中游企业恐慌性的下单购置上游设备，所以就导致了上游核心零部件价格迅猛上涨。 当供需错配非常严重，供给远小于需求的时候，价格向上的弹性是非常大的。 这部分供需缺口，有部分可以是随着全球复工复产恢复来满足的，但大部分上游核心设备和核心原材料并没有那么强的供给弹性。现在扩产到设备采购再到产品出货，可能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 这意味着2021年：1）上游价格上涨将刺激相关核心零部件、资源类企业加大资本开支；2）卡住核心零部件或原材料同时供给弹性不大的上游将维持高景气度。 对国内来说，在海外核心零部件厂商供给不够，同时全球和国内市场有巨大缺口的时候，恰恰是实现进口替代，提高市场占有率的机遇。 5 拉长周期来看，消费有望接力 短期消费受到了疫情影响，但如果看更长的周期，一旦疫苗的群体免疫起到作用，消费将会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增长动能。 2020年在疫情冲击下，消费几乎是修复最慢的经济变量。 一方面，这是因为疫情影响了居民就业、收入，进而损害了居民消费能力，但这一点可能解释力有限。数据上来看，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的确下滑了，但仍然有3.5%的读数，而人均消费性支出则只有-3.8%，两者裂口为历史最大，这说明仍然有很大一部分收入没有转化为消费。 为什么收入没有很好地转化为消费？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疫情阴影尚未完全散去，始终压制着居民线下消费的意愿。 举个例子，哪怕是在去年十一黄金周几乎已经不再有本土疫情的情况下，国内旅游市场也仅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7-8成。2020年线上商品零售额累计同比为10.9%，要明显高于商品零售同比，更是高于餐饮收入，这也说明了大家不一定是没钱消费，而是出于对疫情的担忧，对外出线下消费比较谨慎。 如果没有办法彻底对抗疫情，而只能靠检测、隔离、口罩等手段被动防御，那么仍然无法消除被感染的风险，民众的担忧一直存在。但今年不一样，如果大部分民众通过注射疫苗获得了免疫能力，那么消费的信心将得到显著提振。 从目前疫苗推广最快的以色列来看，当地的医疗研究机构数据显示，在接种疫苗后的2周内，感染率下降了60%左右，虽然不同机构给出的数字不太一样，但总体来看疫苗对抗新冠病毒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 一旦疫苗普及，疫情忧虑解决了，那么消费就有望加速释放。2020年的居民收入增长，没有太多地用于消费，而是拿去做了储蓄或者投资，有很多人通过房子、股票、基金赚了钱，财富效应将带动之前受疫情压制的消费需求在未来加速释放。 当然，这一切要看疫苗普及的进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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