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中国企业家十大法律风险】 数据不仅是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也是信息时代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我国，数据安全更是被上升为与国家安全同等重要的地位。 1、数据安全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 当前各类数据主体多样，处理活动复杂，安全风险加大。随着立法不断强调并严格要求对数据进行保护，企业的合规举措也应不断提高。回顾2020年上半年，国内就发生了新浪微博5.38亿用户数据在暗网出售、建设银行员工贩卖5万多条客户信息等数据泄露事件。此外，据国外媒体报道，万豪、美高梅酒店至少1，580万客人信息遭泄露；化妆品巨头雅诗兰黛，因不安全服务器泄露了4.4亿用户敏感信息……这些事件轻则造成企业商誉受损、失去客户信任，重则可能面临行政处罚和刑事指控，例如2015年Uber数据泄露事件遭美国司法部刑事调查；2017年雅虎前CEO玛丽莎·梅耶尔被要求就网络安全漏洞问题作证，否则将面临刑事指控。 大部分企业对网络、数据安全缺乏足够的重视，也缺乏相应的责任感。企业对网络技术依赖越多，接入的设备也多，每个接入网络的设备和人都可能被黑客利用成为窃取数据的跳板，或员工本身就是“黑客”，这让企业防不胜防。在把数据作为生产资料使用的同时，也应当把数据作为生产资料保护，这是现代企业应当树立的重要观念。 大量企业的数据存在云端，虽然“云”本身的安全性有一定的技术保障，但接入云端的第三方应用软件、系统和接口的安全性却令人担忧。如果不对这些数据进行加密，它们就处于一种“裸奔”的状态，可能导致企业的系统漏洞和数据泄露事件。如果企业不重视，这些漏洞要么未被及时修复，要么未被检测发现，待爆雷后成为公共事件，亡羊补牢已晚矣。2018年8月，华住集团旗下汉庭、美爵等酒店共计5亿条包含个人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开房记录等的个人信息泄露，并被打包在暗网上销售。案件虽成功告破，但也暴露出以酒店业为代表的多数企业并未做好数据安全保护措施，在数据泄露后也没有紧急预案处置应对突发情况。 今年的的调查数据显示，72%的上市公司和69%的规模在千人以上的公司对于系统漏洞、计算机病毒、网络攻击、网络侵入、数据泄露等突发安全事件，有应急预案和危机处置机制。但是这些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上述华住集团信息泄露和一系列的银行信息泄露事件反映的就是这个问题。比制定制度更重要的是有效运行制度，并在运行中不断完善，提升员工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 不同行业对数据安全的重视程度不同，越是对数据依赖程度高的行业，企业越重视数据安全。71%的银行、金融业受访企业有这一制度安排，但是银行数据体量庞大，决定了数据安全是百密不能有一疏的工作，只要一个员工没管住，数据就可能如溃提之水奔涌而出，中信事件和建设银行信息泄露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所以，数据安全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并将数据安全事项及时向行政监管部门（公安、网信办、工信办等）报告，积极回应监管要求等方面，银行和金融业与物流和交通运输业的受访者中，有超过50%的企业重视这一工作。这些行业要提供服务，就要采集相应的个人信息，因此对所收集的个人信息采取保护措施也就十分必要。虽有50%左右的受访者比较重视数据安全，但行业重视度的绝对值并不高，仍有改善空间。 2、互联网企业的个人信息保护 中国互联网产业何以前浪翻腾、后浪奔涌？一是，对于数据这样一个全新的事物，法律也在摸索中，尤其是关于个人信息的采集、使用边界不甚清晰；二是，网民数量叹为观止，海量个人信息不断“投喂”企业，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如活水般的生产资料。 早期，互联网企业利用数据野蛮生长，但随着立法不断严密，监管必定不断收紧，并将长时间保持这个趋势。2019年，工信部、国家网信办等多部门联合开展了贯穿全年的APP个人信息专项治理工作，2020年仍在持续中。所涉问题集中在私自收集个人信息、过度索取权限、私自共享给第三方等方面。 用户让渡个人信息作为实现便捷功能的对价，这是市场逻辑，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企业不经“通知-同意”程序，违规获取个人信息，就打破了“君子协定”，进入法律法规的监管区。根据互联网企业规模的大小，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有不同特征： 第一，规模较大、体系成熟的互联网企业，满足“60分”的合格线，但没有做到优秀。例如，根据工信部通报，QQ强制用户使用定向推送功能，不给权限不让用；QQ阅读私自收集个人信息，还私自分享给第三方；当当私自和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不给权限不让用；高铁管家、12306软件过度索取权限……这些都是互联网行业的知名企业，一般而言都具有合规意识，他们会通过隐私政策告知用户收集和使用规则，另一方面又往往通过各种形式扩充收集个人信息的范围和种类，试图抓取更多信息，请求开放更多权限，服务其数据挖掘，收集“必要性”原则屡屡被突破。 但是，随着《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的生效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将更加具体和可操作，也将对企业提出更高的合规要求。越是依赖个人信息产出的互联网大企业，违规的成本越高，这就需要做到从“及格”到“优秀”的质的跨越，也是从“要我合规”到“我要合规”的观念提升。 第二，规模较小，或处于创业期的互联网企业，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往往处于“60分”合格线以下。实践中大量侵犯个人信息的犯罪，多以这一类企业为主。由于成本所限，这些公司没有专门的合规部门，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不强，在收集个人信息时，不提供或提供极为粗糙的隐私政策，私自收集个人信息，甚至向第三方共享、出售。2018年8月，浙江省公安局破获了一起重大个人信息盗窃案，原新三板挂牌公司瑞智华胜，窃取知名互联网公司30亿条用户个人信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与相关经营人员因此获刑，另有两家关联公司也被立案处理。该公司2017年12月在新三板挂牌，2018年8月上述事件曝光，瑞智华胜作出紧急停牌处理，短短两个月后的11月2日，瑞智华胜在新三板就被正式摘牌。一家处于初创期的明星上市公司，因缺乏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意识，非法经营个人信息买卖业务，使得企业多年努力毁于一旦。 此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第三方软件开发工具包（SDK），据相关报告和央视“3•15”晚会披露，部分APP的SDK插件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形下，收集用户的联系人、短信、位置、设备信息等，甚至短信内容会被全部传走。因为SDK的责任往往由相应APP开发公司承担，这会为企业埋下很多隐患，所以，APP不能仅考虑SDK的便捷，更应该对其合法性和合规性保持警觉。 综上所述，互联网大企业往往在法律红线之内的模糊地带，最大化商业利益。但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他们要做的，不止是合法，而是做好行业表率，促进用户与企业的互信，推动行业自律与发展。与此相对，小企业合规意识和能力不足，往往试图蒙混过关，但互联网产业的野蛮生长期已经过去，任何侥幸心理，都可能因小利而失大局。 3、传统企业的个人信息保护 互联网企业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显性问题，关注度高，相比而言，传统行业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则难以暴露，更为隐秘。根据本调查问卷显示，获取个人信息最多的传统行业是文化/传媒/娱乐服务业与银行/金融业，但分别只有22%和21%的受访者表示，其所在企业采用“隐私政策”或用户协议等方式提示用户收集个人信息；收集个人信息时，经用户同意，最小限度地使用个人信息是基本原则，物流/交通运输服务业对这一原则的重视程度最高，但也仅为25%；用户同意方能与第三方共享，这是个人信息共享的合法前提，在不同行业中，消费品行业采用这一做法的占比最高，银行/金融业仅为7.8%，甚至低于整体均值0.2个百分点。 银行/金融业由于征信需要，是收集个人信息较多的行业，但频频发生的银行个人信息泄露事件，揭示银行的个人信息保护还有提升空间。“中信事件”是传统行业个人信息泄露的缩影，虽然中信银行在客户信息保护方面，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流程，但员工不仅未按照流程操作，还将客户信息对外提供并加盖公章，这种为了“大客户”利益而将储户信息随意提供给第三方的行为，完全超出了大众的预期。这一事件比较有代表性，揭示出传统行业的个人信息泄露往往不是技术性的，而是人为的，这就对传统行业的数据储存和保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行业一般基于业务需要收集必要个人信息，比如银行、快递公司等，提供的服务本身就要求客户提供姓名、住址等信息，在个人信息收集的合法性方面一般不存在问题。风险在于，这些个人信息一般会通过数据化的方式保存，但是传统行业较为缺乏数据安全的观念和技术支撑，对所收集个人信息的利用，没有界限感。例如，银行将储户开卡所必需提供的个人信息，进行用户画像，又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给储户推荐理财产品，就是典型的超范围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形。证券公司也会收集大量的客户财产信息，因此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传统行业一般不存在一个事先的程序与客户约定个人信息的二次利用或共享，所收集个人信息除了满足特定服务需求外，不应有别的用途，还应妥善保管。除非有明确法律规定，不能把个人信息挪作他用或者与第三方共享在经营过程中获取的个人信息，是基本原则。 总而言之，无论互联网企业还是传统行业，都应对所收集数据分级、加密，并进行脱敏处理；对内，要严格限定个人信息的查看和使用规则，并进行员工培训，培养相关合规意识；对外，要制定详尽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供用户了解同意。如果条件允许，一定要设置员工权限并进行留痕记录，便于事后追责。 个人信息保护的浪潮将席卷一切领域，以萎缩产业为代价的个人信息保护不可取，以侵害个人信息权利为代价的行业发展也不会长久。个人信息保护与企业发展，是在更高价值层面上的统一，不是“零和游戏”。企业只有尊重个体尊严，对个人信息用之有度，才会有长远健康的发展。 注：以上内容摘自于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与《财富》（中文版）共同发布的“2020中国企业家法律风险报告”。 相关链接： 【序言】好的公司是通过制度制约人性之恶 而不是以恶制恶
汇添富基金董事长李文 今天的会议，我认为我们形成了四个基本的共识： 一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中国资本市场面临良好的投资机会。 二是中国资产管理行业进入了一个最好的时代，未来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三是中国资产管理行业要坚持开放，包括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提升整个行业的国际化水平。 四是在新的开放格局下，资产管理行业应进一步加强合作，共担责任、共同繁荣。 在加强合作方面，我认为整个资管行业有五个合作方向： 第一，共同推进中国ESG投资体系建设。 一是完善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目前缺乏高质量、标准化的披露数据，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完善监管。 二是推动资金委托方树立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和责任投资理念，鼓励公募基金充分发挥专业机构投资者的作用，通过股东投票、董事会提案等方式，积极参与到上市公司的治理过程。 三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ESG体系，学习借鉴ESG在国际通行的理念和指标，充分结合中国国情和市场阶段，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ESG体系。 第二，共同推进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伴随我国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快，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迫在眉睫。目前，有关养老金第三支柱制度的推出仍在大家的强烈期盼中，需要全行业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握住养老金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从以下三个方面共同努力。 一是积极参与养老金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共同推进养老金第三支柱加快实施。 二是继续加大养老产品研发，进一步提升权益等底层资产的投资管理能力和大类资产配置能力。 三是要持续深化投资者教育，利用线上线下、多渠道多形式大力开展养老金融投资教育。 第三，共同推进金融科技发展。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金融科技正与资管行业深度融合，在客户服务、投资管理和运营管理等各业务环节持续赋能，既顺应了行业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成为推动行业变革的重要力量。公募基金、银行理财子公司、外资机构、金融科技公司等不同机构的金融科技能力各有优势，需要加强交流合作，通过分工、外包等形式，推动金融科技的专业化和精细化发展，打造良好开放的金融科技生态，实现多方共赢。 第四，共同推进国际化进程。伴随我国人民币国际化、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资管中心建设等举措的加速推出，国际资管巨头纷纷布局中国，国内资管机构应积极拥抱开放，加强学习合作，在人才团队、组织管理、IT系统等方面持续加强能力建设，提升行业的国际化水平。与此同时，也应积极推动资管行业的双向开放，鼓励国内资管机构“走出去”，致力于打造富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资管机构。 第五，共同加强投资者教育。我们在这里交流讨论，我认为最终目的就是服务好我们的客户，为客户创造价值。投资者教育是资产管理行业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但目前投资者对于资管行业的认知仍有待提升，专业科学的投资理念仍有待形成，这将是制约整个资管行业发展最重要的问题，迫在眉睫、且任重道远。资管行业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培育健康的投资文化，引导投资者建立理性投资、长期投资和分散投资的理念，包括充分发挥银行理财子公司在渠道网点和客户资源方面的优势，共同推进投资者教育工作。
一、新房销售淡季不淡，1-8月销售额实现正增长 地产销售热度因“惯性”作用延续到8月，开发商积极供货， 8月单月新房商品房销售金额、销售面积分别同比增长13.7%、27.1%。2020年1-8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额96943亿元，同比增长1.6%；1-8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9848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3%，降幅持续收窄。单月情况看，8月的全国商品房销售额15520亿元，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4854万平方米，分别同比增长27.1%、13.7%，8月延续了5月-7月的销售热度，淡季不淡。8月市场的持续回暖，如我们前期预测，开发商从供给端驱动市场，短期内市场仍有销售回暖可能。但长期看，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销售整体去化压力仍然较大。7月政治局会议重申房住不炒的背景下，今年四季度传统“旺季”的销售情况得谨慎观察。 区域上看，东部地区的市场韧性最强，恢复最好；西部地区的市场同样恢复较好，中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市场恢复相对较弱。1-8月东部地区销售金额同比增长6.6%，增速连续两个为正；西部地区1-8月销售金额同比微增0.3%，实现转正；中部和东北部市场恢复得较弱，1-8月销售金额同比跌幅仍分别为7.8%、5.8%。 在当前调控政策基调不变的情况下，我们认为8月销售数据持续回暖，略超市场预期。但我们认为2020年商品房销售还是弱修复状态，一方面疫情未出现的时候，商品房销售已经处于高位下行周期；另一方面，疫情冲击使未来经济增长面临不确定性，商品房销售增长的驱动力较弱。短期看，开发商从供给端驱动市场，短期或许仍有销售回暖可能。因此我们将2020年全年销售面积同比预测由-5%上调至-2%。 针对疫情以来房价涨幅过快的现象，监管层再次重申房住不炒，并对热点城市进行因城施策的强调控以稳预期，8月房价热度较低。8月份，初步测算，4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6%，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6%、0.6%、0.9%和0.5%。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1.0%，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7%、0.8%、1.7%和1.1%。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6%，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35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1.0%和0.6%，涨幅比上月分别扩大0.2和0.1个百分点。 二、地产投资增长4.6%，预计未来土地投资增速放缓 施工赶工效应、新开工补库存以及土地投资转暖，三因素支撑地产投资的强韧性。1-8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88454亿元，同比增长4.6%，增速继续提高1.2个百分点。8月单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完成1.3万亿元，同比增11.8%，增幅处于近两年月度高位。 分项目看，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较高主要靠施工、新开工以及土地投资支撑。首先，房企加大施工强度以填补疫情期间的空白，1-8月施工面积83.97亿平方米，同比增长3.3%，是地产投资的“稳定器”；8月房屋施工面积净增加面积2.14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3.2%。第二，房企补库存，1-8月新开工面积13.99亿平方米，同比微跌3.6%，跌幅继续收窄0.9个百分点。8月单月新开工面积1.98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4%。第三，土地投资方面，4月以来土地市场热度延续至8月，土地市场量价皆修复，1-8月土地购置面积、成交价款分别为11947万平方米，7088亿元，分别同比-2.4%、11.2%；8月土地成交价款1705.98亿元，同比上涨8.0%。土地成交溢价率方面，一线城市和三线城市呈现上升态势，二线城市呈现下降态势，整体处于较为20%左右的水平。我们认为短期土地市场的热度主要是房企补投、地方推出优质地块、房企扎堆优质区块等因素推动，考虑到全年销售弱修复以及房企融资强监管，长期看土地投资增长动力较弱。房企资金面分化，2020年大部分民营房企和中小房企投资行为更加谨慎，预计2020年全年地产投资同比预计7%。 三、外部融资较为宽松，未来银行贷款将趋严 外部融资环境相对宽松，房企银行贷款、个人购房贷款、房企发债等融资渠道较为宽松，1-8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实现11.7万亿元，同比3%，连续两个月增速为正。8月单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约1.65万亿元，同比增幅扩大为18.3%。开发商资金面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了地产投资的快速修复。 房地产开发到位资金来源内部结构，今年与去年表现不同，去年以销售回款为重，今年则是外部融资为主。为应对疫情冲击，银行信贷、债券等融资渠道监管边际放松，缓解了房企资金链压力，1-8月房企国内贷款、个人按揭贷款、自筹资金、利用外资保持正增长，同比增速分别为4.0%、8.6%、3.6%、24.5%，融资渠道通畅；定金及预收账款同比1.2%，实现转正。单月情况看，8月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个人按揭贷款、定金及预收款同比增速分别为-3.0%、7.5%、5.5%、22.5%、36.6%。 今年疫情以来，房地产融资快速扩张。但二季度以来地产融资宽松空间收窄，6月银保监会“回头看”落实房住不炒，紧盯地产融资，多地严监管资金违规流向楼市，7月央行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8月监管层提出“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四季度房地产开发企业宽松的融资空间会被压缩，对中小房企以及高杠杆房企的资金链问题仍需谨慎对待。
加入CPTPP等高水平经贸协定是 疫情下变局中开新局的战略之举 目前，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带来了严重冲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加速，变中有变。从目前局势看，最大变数是美国。现在的美国奉行单边主义，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先后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科技战；疫情发生后，自己应对不力却疯狂甩锅，鼓吹“脱钩”，并从外交、经贸到军事对我全面打压，甚至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在全世界意图挑起“制度之争”。我们坚信，美方图谋不会得逞，但我们也需要应对之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水平经贸规则就是我们主动应对新变局的重大战略。从现在到美国大选结果不到两个月，未来无非是两种可能： 一种是现行特朗普政府继续执政。那我们要继续战斗，将朋友搞得多多的，把对手搞得少少的，我们加入CPTPP就是争取多数。目前CPTPP国家经济总量和货物贸易总量分别占全球的12.8%和15.2%；如果我们加入了CPTPP，那么CPTPP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将达29%，货物贸易量全球占比将达27.2%。 目前，英国与日本已经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接下来英国大概率也会加入CPTPP，那么这个组织占全球的GDP的比重会更大。 作为高水平经贸规则，目前已经加入CPTPP的国家有11个，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和秘鲁。其中，中国已与其中的8个国家或联盟有自贸协定：我们与澳大利亚、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秘鲁签过自由贸易协定，与涵盖了文莱、马来西亚和越南的东盟有1+10的升级版自贸协定，只剩下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而且这里面有10个国家，中国在其出口对象国中位列前三。 同时，我们还在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这两大协定有望年内达成。如果我们加入了CPTPP，而美国没有加入，最后可能被“脱钩”的是美国人。 另一种情况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当选，对华政策、经贸政策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长期来看至少“规则之争”是免不了的。对此，我们更要积极加入，化被动为主动，在谈判中发声，把我们利益诉求讲出来，主动参与规则制定，这一点不亚于当年加入WTO。 加入CPTPP等高水平经贸协定有利于深化 改革开放，加快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CPTPP作为高水平经贸协定，脱胎于TPP。TPP协议不仅对传统议题如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跨境投资的有关内容进行了深化，还对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监管一致性、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中小企业、透明度和反腐败等议题进行了规范，体现了“高标准、高质量、高层次、面向21世纪”的特征。 美国退出后，为了降低门槛，CPTPP冻结了部分原来美国要求的有关知识产权条款，保留了TPP 95%的条款， 继续保留了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劳工、环境等条款，仍不失为全球范围内最高标准的自贸协定。 从目前的条款看，CPTPP要求的很多内容与我们深化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比如对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支持、知识产权保护等都与我们这些年来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在这些领域，我们接受的难度不大；而对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劳工标准、竞争政策等，虽然有很大难度，但这些年来我们自身也在深化改革，总体上是要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加入CPTPP有利于我们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倒逼更深层次的改革，有利于激发国内市场的活力，提升内循环的效率，加快形成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加入CPTPP这件事本身也是中国以开放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大战略，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抓手，有利于推动对外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形成国内国际大致相同的制度环境。 除了CPTPP之外，还要深入实施 “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FTA朋友圈 从CPTPP的构成看，美国退出后，是日本勉勉强强捏合起来的。实际发展面临着几方面问题：一是目前的11国中，除了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外，其他的都是小国，影响力不够大；二是TPP是要跨太平洋的，但现在美国退出了，CPTPP主要贸易范围实际还会退缩到亚洲周边地区；三是缺乏主导力量，日本想主导，但力量不够。 中国加入可以改变上述三条，但仍无形中面临美国的障碍。美国虽然不在其中，但可以凭借其经济和政治霸权对有关国家进行施加压力；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的美墨加协议（USMCA协议）中有个“毒丸”条款：要求缔约国一旦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谈判自贸协定，就有可能被其他缔约国排除出USMCA。墨西哥和加拿大现在都在CPTPP中，如中国提出加入CPTPP，他们该如何自处？所以，总的来看，虽然加入CPTPP对中国有利，但也不是那么顺利的。我们还是要立足自身、立足周边。 目前，RCEP除了印度外其他15国已基本达成，应抓住机遇积极推动各方将协议落地。从目前情况看，印度大概率不会返回，关键是日本的态度，新任首相菅义伟曾对印度加入抱有很大期望。不管怎样，从目前局势看，中日之间应该趁热打铁，把现在正在谈了十几轮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推向深入，在三方共同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已取得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水平，纳入高标准规则，打造一个超越RCEP的RCEP+的自贸协定。 “三零”规则是高标准经贸协定的基本方向， 我们要灵活应对、积极谈判 无论是RCEP、RCEP+，还是TPP、CPTPP，以及其他各种五花八门的FTA，总的演进方向是三零，即“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 出现“三零”的基本原因是：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商品贸易不再是简单的产业间贸易，而是产品内贸易，全球产业链发展造成了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迅速增长，国际贸易的重心从最终品贸易转移到中间品贸易。中间品贸易壁垒会产生累积效应，极大地提高贸易成本。中间品要多次跨境贸易，即使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很低，其贸易保护程度也会被放大。为此，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零补贴的“三零”规则凸显。其中，零壁垒和零补贴的实质是营商环境趋同，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集中体现在贸易便利化、市场准入、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等八个方面。 有人说，过去讲“三零”是因为全球化的水平分工、地球是平的。疫情之后，各国在考虑产业链安全，要重构全球产业链，“三零”的基础还存在吗？我认为，还是存在的。“三零”依然是大方向。因为经济全球化在螺旋中上升的趋势不是哪个政治家能改变的。尽管疫后产业链重构的基本方向是产业链在一个地域上形成集群，但仍依赖于资源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更高层次的水平分工和优化配置。因此，“三零”的基本逻辑即使是在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仍然是成立的。 对中国而言，把握这一基本逻辑，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时可以心中有数，手中有牌。其中，要打好“零关税”这个牌。我们现在的平均关税水平是7.5%，可以降到世界平均的5%左右，以此适度扩大进口，同时有助于提高我们在一些敏感议题中的谈判筹码。 中国应进一步赋能升级， 为更好参与FTA谈判积累经验 中国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初心，即要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先行先试为中国参与新一轮FTA谈判做准备，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换言之，设立自贸试验区的战略意图是要通过先行先试来为即将实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提供压力测试和风险缓释平台。 自2013年8月批准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区）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先后分三批共批准设立18个自贸区。这18个自贸区横跨中国东中西地区的不同省份。2013年中国政府推出首份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包括38项禁止类和74项限制类行业共190项条目。与2013年相比，2019年版的全国自贸区负面清单条目大幅缩减到37项。今年上半年，国务院又决定将自贸区负面清单条目再缩减到30项。应该说，我们的自贸试验区探索已经有了一批成果。 接下来，适应新形势下打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需要，除了要布局更多的自贸试验区外，还要推动现有自贸试验区扩区升级赋能。扩区就是突破现有120平方公里限制，按照形成产业链集群的需要，将没有划进来、但产业基础又较好、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划进来。比如浙江自贸区，原来只在舟山做油品全产业链，而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宁波港航物流、杭州数字经济、义乌小商品都不在自贸区，应该适度扩进来。同时，在贸易、投资、运输、人员、资金、数据等自由流动方面赋予其更大的自主权和自由度，以更高水平的开放为这些地区的产业链集群发展赋能增效，也为FTA谈判积累经验。 疫情之后中国陆续出台了多项开放措施， 彰显了中国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决心 疫情之下，全球贸易投资大幅受挫，人员往来几乎中断，在一些国家鼓噪的“断链”“撤资”“脱钩”的杂音中，中国坚定地举起了全球化大旗，以主动开放、扩大开放的新举措彰显了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决心。 上半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其中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减至33条。特别是金融领域取消了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制造业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农业领域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这些都为我们抓住机遇引资补链创造了条件。 最近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宣布，将支持北京设立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水平开放平台，带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北京的这个自贸区一大亮点就是以数字贸易和科技创新为主要方向，推动数字贸易试验区、大数据交易所和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三项建设，促进数据建设有序流动，围绕科技创新推出一揽子政策。这恰恰是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焦点问题，开展这方面试验试点有利于我们在新一轮经贸规则谈判中占据主动，应当加快推进。
双循环是现在的一个热词，但怎么去理解双循环，有两句话非常重要。 第一句是“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我国扩大内需已经持续了大约十年时间，但是这次将内需作为“战略基点”，把内需提到战略的高度，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过去十年里我国的内需已经在增长，而且增长速度比较快。今天我们确定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时，如何进一步挖掘内需就成为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二句话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出口在GDP中的比例于2006年-2007年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下降。因此，过去十年，国内大循环已经成为主体。这句话要特别强调的是：形成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要更好地理解这个重大战略及其意义，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也就是国内循环做了哪些事情。在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双循环。 第二是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可能影响。我个人觉得当下的媒体对这个问题有点儿夸大，把国际形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看得过高。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来制定我们的政策，方向上容易出现失误。对国际环境认知问题，我想重点讨论两点：一是去中国化是不是发生了？二是有没有或会不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我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没有。清楚这两个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正确地实施双循环，才能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最后是在理解前两点的基础上，思考中国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一、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2001年-2010年：狂飙突进的十年 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基本上可以分成刚好相等的两个阶段——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是经济狂飙突进式增长的十年，后十年是震荡下行调整的十年。 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8年金融危机，我国出口在这7年时间里以平均每年29%的速度增长，7年增长5倍，外汇储备也激增。从全球范围来看，年均两位数的GDP经济增长速度无与伦比。北京和很多大城市面貌变化最大的就发生在那十年，城市建设迎来十年的大前进。 另一方面，那十年也出现了周其仁老师所说的“水大鱼大”。“水大”就是经济增长非常快，“鱼大”指的是巨额财富的创造和集中。中国的财富创造速度是惊人的，但集中度也高，少数人拥有极多的财富。整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报告显示，我们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平均。另一个问题是结构失衡，表现为储蓄过度、消费占比下降。 2010年-2020年：调整的十年 过去的十年是我国经济调整的十年，结构性变化很大。第二产业占比下降，工业化的高峰已过。当然，工业化高峰过去不代表我们不再发展工业，而是无论从增加值比例还是总量占比而言，第二产业（工业）的比例都在下降，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上升。同时，出口占GDP的比例，以及出口对GDP贡献的比例，都在持续下降。 如果以GDP的三驾马车来看，消费占GDP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储蓄率不断下降，投资和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下降。 过去几年里，消费增长对GDP的贡献都在70%以上，已经非常接近美国的水平，高位甚至到75%。因此，可以说内需推动的经济其实在过去几年已经形成，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外需推动、投资推动的经济体，国内循环早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在我看来，以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所剩不多，这个判断很重要。 年出口额及出口/GDP比例波动曲线（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具体数据来看，上图曲线是出口占GDP的比例，这条线最高峰是2006年和2007年，之后持续下降。柱状图显示的年出口总额，除了2009、2015、2016这三年有所下降，其他年份都在上升。我国现在的出口总额将近2.5万亿美元，是英国或者法国GDP的总量。英法是世界主要国家，还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的出口量和这两个国家的GDP相当，这证明中国的出口量惊人。 国民储蓄、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来源：国家统计局） 消费占比上升，储蓄占比下降。上图是储蓄和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因为储蓄的反面就是消费，储蓄上升了，消费就下降，这是本世纪头十年发生的事情。储蓄下降了，消费占比就上升，2010年是个转折点。 提升国内消费不能靠降低储蓄率 综上可知，提升国内消费的空间是有限的。自2010年以来，我国消费率每年提高0.86%，目前已达到55%。与之相反的是储蓄率降到45%。如果保持这个下降速度，10年到15年之后，我国储蓄率将低于韩国现在35%的水平，而韩国现在的人均GDP是3万多美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已经超过美国人均GDP水平的一半，但估计15年后中国的人均GDP还达不到美国的一半，要等到2049年或者最快2045年才能达到这一水平。 因此，中国的储蓄率下降最好不要这么快，而是应该努力保持适度的储蓄率，因为经济增长离不开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也需要储蓄支撑。韩国的研发投入占本国GDP的4%左右，我国是2.2%。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当然不需要达到4%，但是按比例算我们仍然低于美国的2.8%。 援引这几项数据想说明的是，国内消费对GDP的贡献已经很高，从占比的角度看，剩余的空间已经不大，但不代表没有结构化的空间。下一步要提升的重点不是消费对GDP的占比，更不能简单地靠降储蓄来刺激消费，否则容易出现方向性错误。 对于如何才能更好地提升国内消费，后面再具体讲。 二、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前面回顾过去二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史，尤其是结构上的变化，主要是帮助大家理解中国经济的内在调整。 接下来，还要分析一下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因为外因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这一点同样非常重要。 这一部分主要讲两大问题： 第一、去中国化发生了吗？去中国化就是企业撤离中国，中国被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外； 第二，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吗？这是指在技术和金融领域分别形成以中国和美国为中心的平行体系。 先给出我自己对这两个问题的结论，都是否定的。对于去中国化问题，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度还在提高，而不是下降。对于平行体系问题，我们在技术领域确实已经跟美国有部分的脱钩，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和全世界都在脱钩。在金融领域，除了中国到美国的投资在下降之外，中国和美国的金融黏性都有增无减。 1、为什么说没有发生去中国化 中国重回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身份 受贸易战的影响，中美贸易去年降幅很大，比前年下降了10.7%。今年上半年仍然在下降，比去年上半年下降了6.6%。所以这两年来，贸易战的确使中美贸易有大幅度下降。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也都出现下降。因此，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去年因为贸易战，中国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但今年4月份开始，中国又重回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位置。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美国要跟中国脱钩，其实美国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战略。这一点是我着重要强调的：美国没有形成一个对华经济和技术的统一逻辑和一致战略。 中美的贸易不平衡在今年急剧上升，也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急剧上升，因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维持，但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下降了。所以特朗普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的本意是缩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但贸易战打下来，实际结果是贸易不平衡不减反增。中国失去的这些出口转移到了东南亚、墨西哥等其他国家，而美国的整个贸易状况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出现恶化。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再度增加 疫情对世界贸易的影响非常大，WTO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将下降13%-30%。中国上半年的出口下降3%。实际数据显示，6-8月份出口正增长非常快，8月份出口已经转正。进口早在6月份就已经转正，8月再度转负的根本原因是国内需求还没有完全恢复，相对偏弱。 总体而言，一般预测中国2020年全年出口将正增长3%，GDP正增长2%左右。全世界的贸易都在下降，GDP也在下降，因此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再度增加。 全面的产业链断裂没有发生 全球产业链的确在部分高科技企业身上产生了断裂，也就是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的190多家实体，受影响非常大。如果明年华为还是不能获得高端芯片的供应，华为高端手机的生产就难以为继。这对华为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其手机业务销售额已经占到全部销售额的一半。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形势可控，全面的产业链断裂并没有发生。 一般的企业是否受到了美国制裁的影响？大部分都没有。这说明190多家企业、大学占我国经济的份额比较小。即使是华为，我也想强调，9月15日禁令生效以来，美国的Intel还有AMD已经获得了继续向华为供货的许可，这意味着华为的电脑业务和平板业务不会受影响，只有最高端的芯片受到影响。因此，即使从华为一家企业来看，美国政府其实也没有形成一致性措施，并不是非要把华为彻底打趴下，给华为全部断供。 外资企业并未大规模撤离中国 外资企业是不是在大规模撤离中国呢？美国企业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另外是我们日常用的很多产品都是国外品牌，包括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华牙膏，其实也是联合利华的，后者是欧洲品牌。这些企业愿意离开中国吗？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他们绝对不愿意轻易离开。另一个例子是沃尔玛，它利用中国的生产网络以及廉价劳动力，生产了很多产品，卖回美国，卖到全世界。同时，沃尔玛也早已经扎根了中国的零售业，甚至深入一些县级城市。他们愿意搬离中国吗？当然不愿意。 日本政府出资150亿元鼓励日资企业撤离中国，但资金规模很小，目前只有80多家企业响应。而且这些企业也未必都是完全搬离中国，只不过回日本再设一个厂而已。 当然，我们经常会看到报道说一些企业正搬到东南亚去，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已经增长20%，有些中国人开始着急。只要认真看看数据就会发现，中国的出口总量是2.5万亿美元，越南的全部出口只是中国的1/10。越南出口美国所增加的20%，即使全都转自中国，也只能造成中国的出口下降2%，更何况越南的出口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己内生的出口，并非源于中国的订单转移。另一方面，越南对美国、欧洲的出口虽然增加，但中国对越南的出口也在增加，因为这是一个生产网络。越南生产服装鞋帽进行出口，需要从中国进口棉纱、棉布，这本质上也是我们服装鞋帽生产的升级，是中国实现了大规模的自动化纺纱纺布，这是好事。我考察过江苏的一个纺织大镇，那里的纺纱企业已经位列世界五百强。所以这样的出口转移，我们没必要过于担心。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上升 数据显示，中国GDP和出口占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一直在上升，明年还会继续上升。按照名义量计算，目前中国占世界GDP约17%，出口占世界的14%。 具体而言，GDP增速方面，2009年中国的GDP总量只有美国的1/3，去年达到美国的2/3强，今年可能会达到美国的73%，因为美国会下降，而中国还有增长。世界五百强企业数量方面，2008年中国包括香港企业在内只有37家，还比不上日本，当年日本五百强企业有40多家。去年我们已经达到119家，今年达到124家，超过了美国。 我们也有了全球领先的公司，包括技术领先的公司和产量领先的公司。 在技术上领先的有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大疆，十年前我们没有，现在这些企业都进入了“无人地带”；在产量上领先的有格力、美的、联想等，都是各自领域里世界第一的企业。 尽管目前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但是过去十年我们的技术水平在提高，我们的市场在扩大。这是事实。 中国对世界的依存度下降，世界对中国的依存度上升 根据麦肯锡的调查数据，2000年至2017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在提高，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下降。 包括东南亚对中国的依存度也在上升，因为他们生产低端产品，中端产品大多来自中国。东亚地区以中国为核心的生产体系也没有改变，只不过中间做了一些调整。 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逻辑没有改变 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逻辑，就是一件产品不是由一个国家生产，而是多个国家的企业共同生产。由此形成产品内贸易，而国际贸易中近90%是中间品贸易。 中国的优势除了世界第一的市场规模以外，还有强大的生产网络，拥有联合国工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中国的生产能力很强，产业链日趋完善，这方面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跟中国竞争。 不仅如此，我们的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还在不断提高，还有潜力可挖。 西方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受限 我们也不能高估西方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在西方，政府不能命令企业做事情，政府影响企业的唯一途径就是立法。但是在西方国家想要立法，涉及的面很广，需要平衡各种各样的利益，耗时极长。 政府也可以给予企业补贴，但非常有限，因为政府财力有限，同样还会涉及利益平衡。以是否脱钩为例，西方企业是不是要离开中国，是不是要跟中国断链，它们自己才是最后的决策者。我们不能只听西方政府说了什么就以为要发生什么。在西方法治程度高的国家，企业没有义务听政府的，反而是企业对政府的影响力不可忽视。 2、技术完全脱钩不会发生 为什么说技术完全脱钩不太可能发生？我认为有几个现实的问题难以突破。 首先是现代技术的复杂性。一个国家想控制整个产业链几乎不可能。比如，特朗普政府几个月前发起组建5G联盟，最后不了了之。特朗普甚至还下了一道总统行政令，凡是有华为参加的国际会议，美国企业不能参加。结果发现反而是美国企业被排除在外，因为华为掌握了40%的5G技术，5G技术的会议如果没有华为参加就无法进行。 实力决定了话语权，特朗普政府最后只好取消这条禁令。 其次是标准问题。在现代技术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统一的标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一个产品的中间环节是由不同国家生产的，各国必须遵循统一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想要隔断产业链或者垄断整个技术，难度非常大。 国际标准是由头部企业制定，而不是由国家制定的。以前有个说法，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掌握了市场。其实这句话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只有技术强大者才能掌握标准。在5G领域，不用国家出面，华为就把标准掌握住了。所以在标准问题上，世界也不可能分成两个平行体系。 最后是美国企业的作用。中国市场如此之大，任何一个美国企业都不可能轻易放弃。华为每年将700亿美元用于对外采购，其中140多亿美元付给了美国的企业。美国高通一半以上的销售都在中国。如果美国再下一道命令说高通不能对中国出口芯片，可能高通很快就无法生存，因为芯片行业全靠销售额支撑，如果没有销售额就不可能跟得上研发和技术的大潮流。正是这一原因，美国对华为的禁令曾经一再延期，现在虽然实施了，但Intel和AMD很快就取得了供货许可，高通也在努力争取许可。 良性竞争是技术领域的最好结局 现在美国采用的是一种流氓手段，我称之为Tanya Hardin手段。Tanya Hardin是1990年代美国的一名花样滑冰选手，她出身工人阶级，滑得不是很好，她的竞争对手出身于中产阶级，滑得也比她好。为了参加奥运会，她买通黑帮把竞争对手的脚踝敲坏了。事情很快败露，她的竞争对手无法上场比赛，而Tanya本人不仅无法上场比赛，还进了监狱。这就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五。 美国现在做的不少事情也基本上属于这个逻辑。美国业界没有多少人支持特朗普政府的这种行为，主要是特朗普政府中的鹰派主张如此策略。美国政府里还有一些温和派、理性派，对谈判的进展也能起到关键性作用。所以我的判断是，技术竞争不可避免，因为地缘政治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寻求的最好结局，是在统一的标准和规则之下进行开放的、良性的竞争，而不是主动脱钩，自我闭关。 3、金融也不会完全脱钩 金融会不会脱钩？中国会被排除在SWIFT之外吗？SWIFT是一个多边电报协议，一个多边支付的协助体系，自身并没有支付能力，美国对此也没有控制权，与美元也无直接的关系。 美元结算体系CHIPS、CLS等是美国能够掌握的。只要进行国际贸易或买卖资产中用到了美元，最后的结算都要通过纽约的CHIPS结算。因为这个原因，美国也可以完全把一个交易方排除在外，也可以对其进行监控。 美国是否会把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呢？对此，我们要换位思考一下，从美国人的角度想想这么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不会把中国整体排除在美元体系外 首先，中美之间的贸易额是6000亿美元，如果中国被排除在外，那么中美贸易无法结算，也就无法进行。对美国人来说，用美元的国家越多越好。美元是一个国际硬通货，对于使用美元的国家，美国就可以“割他们的韭菜”。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美国就不断通过美元贬值的方式来“割韭菜”，1971年，1盎司黄金价值35美元，今天价值高达1900美元，可以想象美元贬值了多少倍。所以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说，绝对不想把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 当然，这并不能排除美国会把我国的个别企业或银行排除在美元结算体系之外，甚至是SWIFT外。这是有先例的，伊朗和俄罗斯的一些银行就被排除在外，但是美国都找到了貌似“正当”的理由，比如称伊朗违反了伊核协议，俄罗斯兼并了克里米亚。所以我们也要做好应对这种情况的预案，如果美国用某种“正当”理由把我们的个别企业排除在外，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一点要提前有所思考和准备。 中美之间的金融联系没有中断 一方面，2020年中国企业赴美上市不减反增，已有20家中国公司在美上市，筹集资金40亿美元，超过了2019年全年在美IPO筹集的35亿美元。 另一方面，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增加。这得益于我们新的《外商投资法》，很多美国金融企业到中国来开设合资机构，比如PayPal收购了国付宝70%的股份，成为在华第一家在线支付的外国公司。按人民币计算，今年上半年美国对华投资增长6%。由于人民币升值，如果按照美元来计算，这一增长速度更快。 央行数字货币预期 我国央行现在发展数字货币，这能否应对美国的金融脱钩？央行数字货币的优势是点对点的分散式交割，也可以离线使用，所以如果成功了就可以绕开SWIFT。并且，数字货币使用方便，手机下载APP即可使用。发行数字货币对人民币国际化有辅助作用。 问题是，数字货币根本上仍然是人民币，所以仍然面临人民币面临的所有问题。 有人设想过，在一个平台上跑一个数字货币，两头都是本国货币。比如中国给津巴布韦出口100万人民币的产品，津巴布韦的买家用津巴布韦币换成平台上跑的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再换成人民币，所以津巴布韦的买家支付的是津巴布韦币，中国的卖家得到的还是人民币。听上去似乎可行，但仔细一想，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对津巴布韦持有大量贸易盈余，这就会导致大量津巴布韦币积累在这个平台上。鉴于津巴布韦的超高通胀率，用这种办法虽然脱离了美元陷阱，但其实又落入了津巴布韦币陷阱。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问题的关键还是世界是否接受人民币，需要人民币国际化之后，我们的数字货币才能起作用。因为数字货币仍然是人民币，没有脱离货币的本质。 中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可能有两个理由，一是为未来的技术做准备，因为纸币最终会消失，我国每年制造纸币的成本是200亿元到300亿元，发行数字货币也可以节约成本；第二就是与支付宝、微信支付共存，补充它们的作用。 这一部分的总结是：国际环境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特朗普政府的行为也的确对我国创新环境，特别是最顶尖的创新环境有影响，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影响夸大。如果按照夸大的影响来做决策，可能要出问题。 三、实现双循环新格局应该做什么 1．走出疫情，迎接新的景气周期 未来5年到10年中国经济怎么走？我个人的判断是，如果疫情不反复，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5%-6%是可能的，明年达到7%-8%也有可能。从明年开始，我国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景气周期。其实，2016年-2017年中国新的景气周期已经开始，但由于“去杠杆”和疫情的影响，景气周期被打破，我认为明年能够接续。 如果较高水平的增长能够维持，中国对美国的追赶就非常有利。 假设美国的增长率为2.2%，通胀率2.0%，而中国按高、中、低三种情况预测增长率分别会达到6.5%、5.5%和4.5%。中国以美元计算的通胀率，包括了升值的成分，5年以内中国即使保持6.5%的高增长率也赶不上美国。但是10年之后，以预测的中速度就能超过美国，即使按预测的低增长率，也跟美国比较接近。 大体而言，中国应该会在2025年-2030年之间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2． 关键领域要有自主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8月24日主持的专家座谈会上说，越开放越要防控风险。我个人认为风险主要在技术领域，技术领域形成自主技术是国内循环的关键。如何去搞自主创新？在我看来大有可为。 让市场做创新主体 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应该起决定性作用，是创新的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两个全会都以改革为主调。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1978年改革的起点，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新的改革蓝图发布，我想他提这两个三中全会是有深意的。座谈会还提到，应该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常态下，利用国际合作是技术进步的最佳路径，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争取一个开放共融的国际环境。 在关键领域，美国要卡我们脖子，我们的政府就要增加投入。但是首先，要科学地确定哪些是关键领域，不能泛泛防止“卡脖子”。比如，圆珠笔的笔头是瑞士的一家小公司生产的，如果它不供应，我们就无法生产圆珠笔。那么，是不是中国就一定要努力自己研制笔头？我认为没必要，“卡脖子”并非唯一标准，关键标准应是这个领域是否足够重要，同时是否面临美国人完全断供的风险。 其次，政府资金最好是雪中送炭，投入到那些技术路线比较明确但缺少资金的领域，而不是那些从0到1的创新领域。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投大量资金搞从0到1的创新，但失败太多。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浪费金钱，无任何意义。最近有人统计各省对芯片企业和转产芯片企业投资的增长率，其中西北地区某省增长约500%，是个天文数字。芯片是个高举高打的行业，不是人人都能干，没有一点技术积累就去做，一定行不通。 芯片领域全工序投入很难 在我看来，芯片要做，但我们是不是道道工序都有能力做？这个问号也很大。 芯片生产有四个主要工序：设计、晶圆材料、晶圆加工、封测。 中国在设计方面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华为的麒麟芯片，寒武纪陈氏兄弟两个年轻人设计的AI芯片，还有紫光的芯片等都属于世界领先。但是，中国在设计领域只有“半条腿”，因为芯片设计的辅助软件以及很多知识产权都被外国掌握。这次美国英伟达收购英国ARM，又给我们敲响警钟。英国人也反对这次收购，因为这意味着英伟达对芯片设计辅助软件的完全垄断。 即使中国能做辅助软件，IT方面还有很多我们不可能完全做到。 制造芯片的晶圆材料方面，中国高度依赖日本进口。好在我们不用太担心日本卡我们，因为我们和日本之间有更多谈判空间。 晶圆加工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光刻机，一个是加工。光刻机方面，中国的领头羊是上海微电子，它在明年可以推出28纳米的光刻机，但世界领先的阿斯麦已经可以做5纳米的光刻机，我国落后了十年以上。加工方面，中芯国际已经可以做14纳米级，但是与台积电的5纳米级仍有两代技术差距。本来中芯国际订购了7纳米的机器，但是美国动用瓦森纳协定禁止阿斯麦出口。 封测方面，中国的差距相对小一些。 总体而言，想把上述四个领域做全很难。我国现在提出的目标是在2025年把芯片自给率从1/3提升到70%，我认为难度很大。 中国是否要做芯片的全行业闭环？值得慎重考虑，更可行的做法是在一些关键点上先做出突破。 中国不完全掌握最先进的芯片，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短期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例如，受美国禁令影响，华为明年可能无法制造最先进的手机，但是国内其他几个手机领头羊如小米、VIVO、OPPO没受制裁，他们可以购买别人设计的5纳米芯片来制造。因此，如果禁令延续到明年，中国的高端手机领域可能要洗牌。总之，对中国的总体影响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对我国技术最领先的企业华为影响会很大。 评判一个企业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企业，我的标准就是它敢不敢投资一些目前没有任何商业盈利可能性、但是长远来说对人类的知识积累有益的科研。曾经的IBM是一个，现在的华为是一个。 在技术领域我们要在关键领域搞自主技术，但是要想好具体怎么去做。 3．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 要扩大国内消费，应该怎么做？开头已经说过，全面扩大消费已没有多少空间，最重要的是做结构调整，尤其是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 2016年家户收入分布（元）（来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这张图是2016年全国的家户收入分配，来自我们北大国发院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我是这个调查的发起人之一。我们从2010年开始做连续性调查，每两年做一次，2018年的数据还未整理完毕，这是2016年的数据。这两年数字有变化，但是整体分布没有太大变化。 调查显示，10%为最高收入家庭，占有全国收入的35.5%。50%为低收入家庭，只占有全国总收入的16%，他们的平均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收入的1/3。10%为最低收入家庭，只占全国总收入的0.4%，也就是说，最高收入家庭平均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87倍。事实上，最低收入的那部分家庭人口是在欠债生活，如果不算上住房，他们的净资产是负数。 推进社保体系建设 如何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呢？我们的一次分配已经在改善，而且会继续改善，因为我国经济增长正在向西部地区、农村地区推进。中国城乡之间、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最大。在我看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世界最发达地区的差距，小于中国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的差距。同时，服务业正在替代第二产业成为非农业就业的主力部门，服务业的工资水平相对高一些，这有利于一次收入分配的改善。 不过，二次分配还需加力。我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到2049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期间的阶段性目标是到2035年全面实现现代化，这是十九大提出的目标。除了收入方面之外，我想全民社保是全面现代化的一个必要指标。全面实现现代化之后，不能像美国那样还有两千多万人没有医保。我国台湾地区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实现了全民社保，到2035年大陆的平均收入会超过台湾上世纪90年代末的收入水平，我们更有理由实现全民社保。 全民社保的具体措施，个人有以下设想： 首先，若想实现全民社保城乡统筹，暂时不能以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社保及医保作为全国统一的标准，这样难度极大，我的建议是建立统一但分级的社保体系，也可称为菜单式社保计划。 其次，是建立临时性贫困人口救助体系。这次疫情突显了社保体系的漏洞，许多失业人口和半失业人口没能得到及时救助，这也是我国现在消费增长比较慢的原因之一。目前，我们消费的复苏远远低于生产面复苏的水平。 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对社保非常敏感，我们的研究表明，加入新农合后，低收入农户的消费可以增加10%-20%。他们的收入很低，又没有保障，在获得保障之后他们才敢去消费。 因此，我们未来在消费上的调整应该是结构上的调整。 4．加速城市化步伐 我国城市化滞后，应该加速城市化步伐。目前，我国名义城市化率是60%，但是这包括了那些进了城却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如果把这部分人去掉，我们的城市化率不足45%。同时，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0%，但农村劳动力只占全部劳动力的28%。按劳动力占比算，我国真正的城市化率应该达到72%以上，恰好是日本70年代、韩国90年代中期的水平，并且，我国现在的人均收入和这两个国家那时候的人均收入相当。 中国下一步的目标是到2035年城市率达到75%-80%，城市化率相应增速应该达到每年增长1.3%-1.4%。然而，过去这四十年每年的城市化率增速才1%左右，我们的城市化速度应该再加快一些。 城市化怎么推进呢？习近平总书记座谈会上，九位发言的专家里最年轻的是陆铭，他的研究领域就是城市化，尤其是都市化，他主张着力发展大都市。在我看来，这个观点与国家未来的城市化战略并不违背，今后就是要着力推进城市化。我建议发展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群，而不仅仅是大都市。所有国家的城市化都是这样的过程，所谓“大集中、小分散”。人口会向少数城市化区域集中，在这个城市化区域里面又会分散。 目前区域城市化或城市群发展得最好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区域内有巨型城市、大型城市、中等城市，还有很多小城市，形成一个城市网络。中国几大城市群未来最终可能集中我国60%-70%的人口。 小结 首要的一点，不要把底线思维变成常规政策。我们确实要防范国际上可能越来越多的风险，为此做充足的准备，但也不能把这个底线级的准备变成常规政策。我们在1960年代基于底线思维搞过三线建设，因为要应对可能的战争，把很多经济建设挪到了西南地区，但后来把战争风险解除之后，底线思维演变成了常规政策，这些经济建设最后基本上全失败了。 其次，以国内循环为主不等于放弃国际循环。以更大的开放来对冲特朗普政府的围堵，才是正解。在金融领域，让美国更多的金融企业到中国来设立独资企业，以增加美国脱钩的成本。 最后，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应该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新交往方式。有人说现在我国在国际上的一些外交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坚持韬光养晦的政策。我认为这种判断是不对的。今天想坚持韬光养晦已经行不通了，十年前我们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就写：大象难藏身于树后。以前我们是一只小绵羊，躲在树后没问题，现在是一头成年的大象，树已经挡不住我们了，再韬光养晦已不可能。 我们一定要有所作为。以前我国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很多规则对我们不利。现在，美国想重构全球化，重构世界秩序，恰好中国经济体量排全球第二，于是在很多问题上美国就冲着中国来。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机，跟美国人去谈新的世界秩序，并让这个秩序成为新的国际秩序，这方面的空间还很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改变心态，要做好牺牲一些自己利益的准备，因为规则制定者肯定不能像以前一样只讲自己的利益，而要讲全球的利益。我想中国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我们在“一带一路”上已经承担了许多核心义务，在规则制定方面我们也同样可以承担更大的义务。
疫情以来，电商的表现是美国为数不多可以抚慰市场的经济体，更是助力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之一。一方面，电商火箭般蹿升的业绩给人们带来了经济回暖的希望，但另一方面，网上购物的蔚然成风是否仅是经济复苏的假象？ 随着美国传统节假日购物季的临近，网上消费需求将会得到进一步释放。自今年3月起，为满足疫情期间上升的市场需求，传统零售商沃尔玛已经增雇了超过50万名员工。这家零售巨头还将为其电商仓库增聘逾2万季节性工人，以备即将到来的节假日购物季。对于包括沃尔玛在内的大型零售商或百货公司而言，每逢年末招聘季节性员工已是例行公事，只不过，上一次沃尔玛如此大规模的招聘还是在2015年，当年沃尔玛为商店招聘了6万名季节性员工。沃尔玛的大规模增聘，让仍陷疫情困境、劳动力市场举步维艰的美国经济状况显得有些扑所迷离。究竟是疫情“助推”了沃尔玛业绩，还是美国经济的复苏步入正轨？ 不得不说，疫情因素对网上购物的助推力量不可小觑。由于民众对实体店购物的迟疑，网上购物将在今年成为购物季的重要战场。传统零售商也皆将重点放在了电商平台，积极备战。例如手工文具零售商Michaels计划招聘逾1万名季节性员工负责电商平台的相关工作。随之而来的，美国快递公司FedEx、UPS也纷纷宣布增聘员工。其中，FedEx将在今年新增7万季节性员工，比去年的招聘数量上涨了27%。尽管今年购物季的业绩充满不确定性，但线上销量料将再破历史纪录。 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电商销售在今年第二季度同比上涨了31%至2115亿美元，同时，电商占美国零售销售的比例也在逐步增大，从去年第二季度的11.8%扩至16.1%。德勤预计，在今年购物季期间，即11月至明年1月份，电商销售的同比增幅将位于25%-35%的区间。市场研究机构eMarketer预测，美国零售电商销售将达7097.8亿美元，同比增长18%，其中电脑及电子消费品在线购物将在今年占据全美总在线零售销售业绩22%，总营收将达到1565亿美元，排在各大品类的首位。无论是客观环境，还是大势所趋，电子商务板上钉钉成为今年购物季的最大赢家。 （来源：eMarketer） 可是，无论是电商今年的火爆业绩，还是部分商品如火如荼的抢购盛况，这真的代表了美国经济的稳步复苏吗？我持质疑态度。 第一，美国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疫情的持续给全美复工复课带来难题，也给经济复苏前景蒙阴。随着美国各大学校恢复课堂授课，确诊病例开始大幅增加，导致部分学校不得不再次关闭。在纽约市，10个社区的病例迅速增加。在疫情势头不退的当下，无论是复工还是复课都给防疫带去了极大压力，而这势必会反噬到经济本身。商业活动的重启或能暂时拯救在第二季度暴跌的美国GDP，但疫情的持续蔓延给未来经济施加的不确定性仍存。 几乎所有人都在“被动”等待疫情的消失，期待着一切回到正轨。但由于美国疫情控制不利，当前因复工营造出的经济复苏现象和企业增聘恐只是暂时性的。 第二，尽管从趋势上看，二次爆发并不会改变美国复工方向，但劳动力市场前景令人堪忧。备受关注的“大选前最后一次非农”在美国时间10月2日发布，美国9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远逊市场预期数据，甚至不到8月数据的一半。自美国经济重启以来，这是增幅最小的一次，意味着经济复苏的速度放缓。 在这份非农数据中，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失业率连续第五个月下滑，降至7.9%创疫情以来最低水平，但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有近70万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停止寻找工作。这部分人群并未被纳入失业率的计算范围内。若将每家真实就业情况统计在内，失业率或接近8.3%。 （来源：美国劳工部官网） 比冬天来的更快可能是就业市场的凛冬。除了传统零售企业接二连三的宣布破产，包括美国航空、迪士尼在内的航空业和娱乐业也在陆续宣布着庞大的裁员计划。疫情存在一天，被迫永久性关闭的公司/商业数量就会继续滚雪球。究竟有多少实体企业可以撑过寒冬，终究取决于疫情走向。 第三，美国经济早在疫情发生之前就已背负沉重债务，通常而言，负债累累会令经济复苏缓慢脆弱。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数据，美国社会借贷总额已达到64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三倍之多。目前，政府通过疫情救助方案、刺激措施、低利率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企业和个人渡过财政危机，但是疫情结束并不意味着巨额赤字的消失，债务风险恐终将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四，多数传统零售商受疫情影响，尚未宣布针对今年节假日购物及的招聘计划。同时，去年共招聘了20万季节性员工的三大零售商梅西百货、科尔士百货和Gap，在今年皆陷入疫情困境而宣布裁员。比起过去火爆的节假日季节招聘，不少百货商店在今年不得不裁员节流，艰难度日。或许，这才是反应美国零售商全貌的真实体现。 第五，美欧贸易之争。9月底，根据媒体报道，世贸组织WTO已授权欧盟对美国4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以报复美国政府对波音公司提供的补贴。在疫情和美国大选双重不确定性的影响下，美国与欧盟的贸易摩擦将对经济复苏起到何种程度的影响有待观察。
近日，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武汉、长沙、合肥、南昌与“观察员”城市黄石、岳阳、九江、黄冈、株洲、抚州、咸宁、湘潭、宜春，以及宜昌、荆州、孝感、鄂州、天门、仙桃、潜江共20个城市共同签署《长江中游城市群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合作公约》，就发展住房公积金异地个人贷款业务，拓宽住房公积金异地互认互贷范围等达成了共识。 显然，这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又一进步举措。因为，公积金与社保基金、医保基金等一样，与广大居民关系紧密，与城市间的协作也关系紧密。一旦社保、医保和公积金等在城市间的流动关系打通，不仅有利于人才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也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形成更加有力的区域经济发展活力。 也许有人会问，这种打通，是否更有利于大城市和经济活力比较强的城市。客观地讲，在现阶段，确实会大城市和经济活力强的城市作用更大、效果更好。但是，从长远来看，随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效率提升，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经济拉动作用的增强，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也会逐步提高，大城市的溢出效应对中小数点城市的发展产生有效的吸引力。因此，互通在未来对中小城市的作用和效果也会更好。 也正因为如此，打通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壁垒，实现包括公积金在内的社会资源的有效流动，对城市发展、特别是区域经济发展是非常有用的。对区域内的城市来说，一定要积极支持，而不要画地为牢。即便暂时获得和利益少一点，也比闭关自守的效率要高，对城市发展的总体作用会高于封闭运行。否则，原本发展条件就不是很好的地区，会始终处于封闭状态，处于发展的边缘地带。只有随着区域城市一直动起来，城市的活力才能不断增强，城市发展的眼光才能越看越远。 长江中游城市能够签署合作协议，首先让公积金在区域内自由流动，无疑是搞活长江中游城市之水的重要举措。一旦正式流动起来，人才和劳动力在这些城市的流动就会加快。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模式已经建立起来，城市之间的协调性增强，发展的前景也就有了更多的期待。那些在区域之外寻求发展的人，也会逐步回到区域城市中来，对于区域范围内城市的吸引力增强，起到了积极作用。毕竟，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长江中游地区单个城市的吸引力还是要略差一些。但是，如果联起手来，推动区域发展战略，特别是其他地区还没有能够有效流动的社会资源，能够率先在长江中游城市之间流动起来，对于人才和劳动力的吸引力是一次极大的提振。 实际上，省市间的公积金合作并不鲜见。今年8月20日，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住建部门就共同签署了《长三角住房公积金一体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从长三角城市之间的跨地区购房信息协查、异地贷款证明信息互认、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试点统一购房提取业务政策等9个方面率先合作。在此基础上，再积极寻求更大的合作空间与范围。不仅如此，长三角地区还在探索社保基金、医保基金等方面的跨地区流动机制。这也意味着，全国范围内的社保基金、医保基金、公积金流动等的探索，已经在地方、在区域范围内进行探索。一旦条件成熟，就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对于公积金跨地区流动，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就眼下来说，可能会与楼市调控存在一些矛盾之处。因为，为了防止房价上涨，也为了更好地体现“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不让房价上涨再对广大居民的生活产生影响，对全面小康和启动基本现代化构成威胁，楼市调控可能难以在短期内退出。那么，限购政策等也就暂时难以退出。如此一来，公积金跨地区流动，就会受到楼市调控的限制，亦即异地可以使用公积金购房，但在限购政策下，很多人没有条件在异地购房。公积金可以跨地区提取和使用的政策，会在短期内的部分人当中无法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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