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屡创新高之后，10月10日，央行决定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自今日（10月12日）起正式执行。 央行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至零的首个交易日，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双跌破6.75关口。不过，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今日继续大涨670点，报6.7126。中间价此番升值为2019年4月23日以来最高，同时创下2005年7月23日以来最大单日升幅。 图源 / 中国货币网 事实上，人民币汇率在整个三季度走出了十年来最强的单季走势。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快速升值之际，央行此次出手释放了哪些信号？会否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节奏？ 通过下调风险准备金率平衡外汇市场供求 10月10日晚间，央行发布公告称，“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市场预期平稳，跨境资本流动有序，外汇市场运行保持稳定，市场供求平衡。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20年10月12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 远期售汇业务是银行对企业提供的一种汇率避险衍生产品。企业通过远期购汇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未来汇率风险，但由于企业并不立刻购汇，而银行相应需要在即期市场购入外汇，这会影响即期汇率，进而又会影响企业的远期购汇行为。这种顺周期行为易演变成“羊群效应”。 2015年“8.11”之后，为抑制外汇市场过度波动，央行将银行远期售汇业务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对开展代客远期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收取外汇风险准备金，此后央行多次跟随市场形势变化及时调整风险准备金率的具体水平。 央行曾解释称，要求金融机构按其远期售汇（含期权和掉期）签约额的20%交存外汇风险准备金，相当于让银行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亏损而计提风险准备。为满足交存外汇风险准备金的要求，银行会调整资产负债管理，通过价格传导抑制企业远期售汇的顺周期行为。 一般而言，当人民币贬值预期较强时，上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当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时，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 2017年9月，央行及时调整前期为抑制外汇市场顺周期波动出台的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将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调整为0。2018年8月，央行又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调整为20%。 此次是两年多后，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再次恢复至0。 央行此时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具有怎样的信号意义？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接受CF40研究部采访表示，“外汇风险准备金率是一种逆周期资本流动调节工具。央行感受到了外汇市场供求变化的压力，并试图通过下调风险准备金率平衡外汇市场供求，稳定外汇市场价格。” 中间价上调或为补涨需求 央行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至零的首个交易日，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走低，双双跌破6.75关口。 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在以6.7268开盘后，跌穿6.73关口，16时30分收盘报6.7358，较上一交易日跌223个基点。而在进入夜盘交易时间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在岸市场进一步走低，跌穿6.75关口，最低报6.7552，较前一交易日贬值超过400个基点；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接连跌破6.71、6.72、6.73、6.74和6.75关口，最低贬值至6.7556，较前一交易日6.6907的收盘价贬值超过600个基点。 市场方面普遍倾向于认为，短期看，央行下调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的举措的情绪影响必然存在，人民币汇率短期或走弱，但当下人民币汇率本身仍以波动弹性为主。 不过，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继续大涨670点，创下2005年7月23日以来最大单日升幅。如何看待这种市场反应？ 张斌表示，在岸和离岸两个市场的参与者有很大差异，监管当局发挥的影响也很不同。总体来看，海外市场对基本面反映更敏感一些。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王有鑫对此现象表示，“即使中间价于今日大幅跃升，从汇率的走势看还是相对平稳的，中间价今日一次性的变化，更多的是前期市场升值情绪的释放。” 在他看来，因为中间价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所以隔了周末之后，10月12日中间价在开盘后实现了一个补涨，基本符合假期后市场价格走势。一方面延续从5月底以来人民币走强趋势，另一方面反映的是人民币资产与外币资产相对吸引力的动态变化。 经济基本面表现决定未来汇率走势 实际上，受美元走弱和国内经济复苏态势良好影响，今年5月底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就在持续升值。6月初至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涨幅已高达近6%。 此时央行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会否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节奏？ “会有些影响，但不会改变太多。”张斌对此表示，此次人民币升值主要是经济基本面推动，是在当前弹性汇率制度下的人民币升值。接下来人民币还会不会继续升值，主要也是看接下来经济基本面的表现。如果中国经济复苏的进程一直都不错，会支持人民币进一步走强。 换言之，如果中国经济自身具有一个比较好的成长态势，国内和国际投资者的预期比较稳定，国内资金也更愿意留在国内，人民币对外资有很强的吸引力，人民币由此形成强势货币。反过来，如果预期趋弱，国内经济不好，企业找不到投资渠道，钱就更容易流出，人民币趋于弱势。 谈及人民币的升值空间，张斌分析指出，“这个要看接下来国内外经济基本面的走势对比，还要看市场情绪。” 他表示，有时候这两者很难完全分开，需要关注过度运用杠杆投机汇率变动收益的行为。如果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对资本流动的监管需要更细致，近期内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调子也不易放得太高。 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来说，人民币升值会带来哪些层面的影响？ 张斌分析认为，升值的影响很广泛，总体来看市场基本面主导的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发挥的是自动稳定器作用，有助于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有助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防范单边升值预期的最好方式是浮动汇率 总的来看，此时将风险准备金率从20%降到0，体现出央行希望汇率保持在合理均衡的水平，而非形成明显的单边升值或贬值的市场预期。 有市场机构指出，如果外汇市场形成单边预期、人民币汇率出现超越美元指数的大幅升值，央行可能采用其他工具继续干预，例如调整逆周期因子、加强资本流动管理等。 但在张斌看来，防范外汇市场形成单边升值预期，最好的方式就是浮动汇率，因为汇率的弹性本身就会消除这些单边升值或者贬值的预期。 “但是，有很多人担心人民币汇率会不会出现过度的升值，我认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国经济对汇率变化的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可以给汇率波动留下较大的单边升值或者贬值的空间。”张斌称，由此来看，央行还是应该尽可能的不要干预外汇市场。 此前张斌曾对此问题强调，“如果央行对人民币波动幅度容忍度太低，急于干预外汇市场，那就糟糕了。一旦干预，升值压力不能得到释放，可能就会像过去那样，形成单边人民币升值预期。这样，干预压力越来越大，央行越干预越被动，货币政策也被绑架，这方面我们过去有深刻教训。”
3月以来，美国国内疫情不断恶化，加之总统大选临近，美国一部分政客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在疫情问题上“甩锅”中国，变本加厉地破坏中美关系。 有分析人士担忧，经历经贸摩擦、科技封锁之后，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谋求舆论优势，特朗普政府有可能采取更激进的方式来打击中国。其中，挑动两国之间的金融争端恐会成为美国对华极限施压的下一个目标。 在金融领域，美国下一步会对中国采取何种行动，又将对中国造成何种影响，是中国不得不严肃考虑、准备应对的问题。 移出美元体系？ 当下，美国在金融领域已对中国摆出了咄咄逼人的姿态，包括提议把不符合美国会计准则的中国公司赶出美国股市，并加强审核来自中国的投资，特朗普政府甚至扬言将全面阻止中国公司赴美上市。 在诸多可供美国选择的金融打击方式中，最为激进的一种便是将中国移出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系统。如美国采取此种手段，中国将会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中国的金融机构与以SWIFT为基础的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将被切断。 世界上绝大部分金融机构都接入了SWIFT系统，不同的机构通过该平台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银行和类银行进行交易。尽管SWIFT是一个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国际组织，受到欧盟法律管辖，但由于绝大部分国际支付均以美元结算（约为40%），因此美国对SWIFT具有重要影响力。 在之前的朝核危机和伊核问题事件上，美国胁迫SWIFT将伊朗和朝鲜移出其交易体系，使得这两个国家无法再与其他国家进行正常的金融交易，其中伊朗不得不紧急宣布使用欧元和人民币作为其跨境交易货币。 中国所有的国有商业银行都加入了SWIFT系统，这意味着一旦美国宣布对中国进行金融制裁，SWIFT系统很有可能迫于压力，将这些机构排除在体系之外，这将导致中国无法在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元结算。 金融制华将反受其害 美国敢对中国大型金融机构进行制裁吗？恐怕很难。比如，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工、农、中、建均已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名单，一旦其业务发生重大风险，必将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冲击。 更难以想象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金融制裁将导致的后果。美元的实力来源于它既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贸易结算货币，同时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避险货币，被广泛运用于投资领域。东亚地区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该地区的各国通过贸易已深深地融合为一体，中国又是全球第一大制造国，是整个东亚的制造业中心，无论是日韩还是东盟各国，都出口大量原材料或零部件到中国，组装成产品后再分销到世界各地。 因此，一旦美国禁止中国使用美元结算，将导致直接从中国进口的制成品无法使用美元结算，也会使得为中国提供原材料的东亚其他国家受到严重影响。作为回应，东亚地区将不得不使用其他国际流通货币来取代美元的位置，以保护各国自身的制造业不受冲击，这种回应将撼动美元作为全球首要贸易结算货币的地位，从而使美元丧失作为全球优势货币的一个重要支撑。 同时，作为世界最大的贸易进口国和出口国，如果中国被禁止使用美元交易，与中国相关的绝大部分贸易及跨境投资活动都将无法进行。若果如此，中国就不得不要求全球投资者选择人民币作为指定支付货币，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则将被迫“选边站队”：是与中国继续贸易，还是留在美元体系之内。这将造成国际货币金融市场的极大混乱。 因此，如果美国悍然发动对华全面金融制裁，其后果很可能是动摇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当下深受经济危机和疫情持续蔓延等困扰，美国真的敢于冒着失去美元优势的风险来金融制裁中国，使美元与人民币脱钩吗？可能性很小。 需防“精准打击” 尽管如此，也不能排除美国采取相对保守的“精准打击”方式来攻击中国金融机构。 2017年，美国将中国的丹东银行列为“朝鲜进入美国及全球金融系统的管道”，宣布制裁该银行，其被禁止与美国金融机构有任何账户往来，同时所有美国海外机构都被禁止与其产生合作关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外实施单边制裁，尤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根据其自己的国内法对中方实体或个人实施‘长臂管辖’。”他说，中方一贯全面、认真执行安理会有关涉朝决议，履行承担的国际义务，作出的努力有目共睹。 在2014年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武装冲突后，美国宣布对俄罗斯进行金融制裁，尽管并未直接将其移出SWIFT系统，但俄罗斯的100多家主要银行均被列入了美国的“黑名单”，所有和这些银行相关的SWIFT汇款都需经过层层报备。原本只需3天左右就能完成的国际汇款业务，要一个月左右才能完成。低效率的金融极大冲击了俄罗斯经济，卢布兑美元汇率从2014年6月的33.6飙升至2015年1月的68.9。 尽管美国不太可能全面切断中国与SWIFT的联系，但随着大选临近，不排除美国政府会突然采取对中国单个金融机构或特定行业进行“精准打击”的方式，来破坏中国金融业。 不过，就算美国有能力对中国发动类似的金融袭击，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深度融合而成的金融、经济市场，和中国超大体量的内需市场，都将在很大程度上中和这类金融制裁的消极影响。例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其对于铁矿石和石油等资源的巨量需求，将使得交易双方主动选择更可靠的交易机制，而不是机械地依赖于美元体系。 未雨绸缪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美国有对中国进行金融打击的可能，这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未雨绸缪至关重要。 首先，继续推进中国经济国内大循环体系建设。发挥国内超大市场的优势，完善市场制度，合理配置资源，并通过技术创新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从而打造一个主体稳定、有活力的内循环经济体系，弱化不稳定的国际局势对中国金融经济市场造成的不良影响。同时，实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利用国内产品配套体系相对完善、社会环境安全稳定的优势，吸引全球更多的高科技企业到中国生产、销售其产品，吸引大型金融机构配置人民币资产，在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的同时，也跟中国的利益捆绑在一起。 其次，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9-2020）》，截至2020年6月末，人民币在国际支付货币中的份额1.76%，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仍有巨大进步空间。目前超过70%的人民币国际支付是在香港进行的，而港元与美元挂钩，使其可以自由兑换成其他货币。在不能排除美国下一步可能采取行动削弱甚至中断这些联系以打击中国金融业的情况下，一个不受美元制衡、可自由流通兑换的国际化人民币就显得尤为必要。 中国目前已有的独立于SWIFT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可以为境内外金融机构的人民币跨境和离岸业务提供资金清算、结算等相关服务。未来还需加大同其他金融中心以及相关金融机构、监管机构的合作，扩大人民币的应用范围，稳步推动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如此，人民币将得到更多投资者的青睐。 最后，加快金融科技的应用和发展。科技改变了所有行业，金融业也不例外。利用中国在大数据、5G等领域的优势，加快在金融治理、金融监督方面的改革步伐，有利于中国金融行业在全球影响力和未来竞争力方面的提升。数字人民币在全球数字货币的发展中处于领先位置，其普及不仅让日常交易便利化，也带动了大量新业态的发展，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目前，数字人民币仍处于起步阶段，全面普及并向海外大规模推广尚需时日。 可以看到，随着新发展理念的持续推进，以及经济内外双循环政策的逐步落实，中国的内需市场将不断扩大，内生动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更愿意与中国合作，而不是对抗。美国即使想同中国发生金融对抗，其难度也会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其敢于冒险的概率也会越来越小。 本文刊于《环球》杂志2020年第20期
今年3月以来，美国股市与经济脱钩现象逐渐显著。除了高企的失业水平、低迷的居民消费之外，另一个威胁经济复苏的重大因素正在显现——无论是美国家庭、企业、还是联邦与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都呈全线攀升趋势，美国经济面临着债务危机爆发的空前风险。 收入和信贷是支撑消费增长的两个重要手段。当前美国失业水平高企，就业改善趋于停滞，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永久失业的阵营，群众收入低迷，不得不通过借债支持消费增长，最终难以持续导致消费增长滑坡，引发经济衰退。同时，公司的高杠杆在繁荣时增加利润，而在衰退时却成为沉重负担，甚至加速公司破产倒闭。政府债台高筑则将压缩政策空间，限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等各方面的能力，阻碍经济复苏。 因此，衡量家庭、企业和政府债务状况是预判经济危机爆发和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 （左图：美国整体债务增长。右图：美国债务对GDP比例。数据来源：美联储） 在过去数年低息环境的推动下，美国债务问题原本就空前严重。由上图可见，本轮经济危机的到来使美国整体债务水平进一步激增，相比2008“次贷危机”前夕几乎翻了一番，超过GDP的3倍以上。 历次衰退中，债务问题越严重，危机的程度就会越深，其中2008年“次贷危机”后的“大衰退”是1929年“大萧条”后最严重的一次。而本轮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已经显著超过了2008年危机。 （家庭债务-收入比与家庭消费下降幅度和经济衰退时长。图表来源：IMF） 美国当前整体债务中，高居不下的家庭债务将特别加剧危机的严重程度。由于居民消费为GDP贡献了接近70%的比重，沉重的家庭债务将严重限制群众的消费能力，从而阻碍经济复苏。IMF的研究显示，经济危机到来时，往往会延长衰退的时间，并加剧其严重性。上图可见，当家庭债务/收入比偏高时，经济衰退期间家庭消费下滑更严重，经济衰退的时间也显著偏长。 下图可见，2010-2019年间，美国家庭的汽车贷款、学生贷款、信用卡贷款都在攀升，中低收入家庭受此影响最大。这部分人群通常倾向于花费更大比重的收入，因此在债务升高的情况下，将立即削减消费，从而影响整体经济的复苏。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他们甚至面临偿债困难，或将引发大规模的违约潮，增加金融系统性风险。 （美国学生贷款、信用卡贷款、汽车贷款变化。图表来源：纽约联储银行） （美国非金融公司杠杆率。数据来源：美联储经济数据库） 同时，美国公司杠杆率处于历史新高，而债务质量比2008年“次贷危机”还要恶化。由上图可见，美国非金融公司的杠杆率（负债/（资产-负债）），目前接近2.0，处于历史新高，远高于2000危机前的1.6和2008危机前的1.0。由下图可见，投资级最低档的BBB级债券的发行量过去10年不断飙升，是次贷危机前夕3倍。而低评级公司债的占比由2008年的不到20%上升到近40%，翻了一番。在目前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债务危机风险不如忽视。 （美国BBB级企业债发行量。来源：标普全球评级） 联储救市承诺进一步加大了公司杠杆，增加了风险。3月以来，美联储向市场注入了巨大流动性，并开始购买公司债，解决了许多企业的流动性问题，今年新发行的公司债同比增长一倍以上。但是，在当前黯淡的经济前景下，企业虽然不再面对流动性短缺，却仍然面临业绩不佳难以偿债的问题。尽管美联储的救市行为或许可以推迟债务危机，但却难以真正阻止其最终爆发，并且。进一步放大债务泡沫会导致危机更加严重。 （联邦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非金融企业债务与家庭债务。图表来源：美联储） 美国政府同样债台高筑，限制联邦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并可能引发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由上图可见，联邦政府（黑线）预算赤字已创下新高，在2020财政年度增加了2倍，达到3.1万亿美元，占GDP超过15%的比重。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深红线）没有留出足够的资金来支付日益昂贵的养老金费用。由于销售税和所得税暴跌，它们面临的问题将更加复杂。许多州和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削减服务并解雇员工。这不仅阻碍政府刺激经济复苏，而且为地方政府债务和养老金危机埋下了伏笔。 总的来说，本轮经济衰退中，美国政府、公司和个人债务负担愈发沉重，债务危机风险正在加速累积。早在2019年底，美国总体债务水平已经超过2008次贷危机前的高峰，新冠疫情的打击使情况雪上加霜。债务负担会加重经济危机的程度，是美国经济复苏进程中的重大风险因素。
投资是简单的事，好公司、好价格、长期持有，就能跑赢大多数投资者；投资也是不简单的事，辨别好公司、好价格，做到长期持有，考验的不仅是常识、耐心，更是知识、见识，所以学无止境。 在强调持续学习的重要性时，查理·芒格曾如此点评巴菲特： “作为投资者，沃伦·巴菲特比我第一次遇到他时好得太多了，我也是这样的，所以诀窍就在于不断学习。” 投资领域向来“英雄不问出处”，也不存在“开局即巅峰”的神话，唯一可依赖的就是持续进化。在本文中，我将结合《巴菲特致股东的信》，简单梳理巴菲特投资理念上的几个变化，以便更好地向巴菲特学习，向巴菲特的“持续学习”学习。 好的投资不是捡便宜这么简单 提到巴菲特，通常都会谈及他投资风格的重大转变，即从追求价格低于价值的“捡烟蒂”投资法，转向以合适的价格买入成长性良好的伟大公司。 20世纪50年代，巴菲特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师从价值投资奠基者格雷厄姆，之后在格雷厄姆-纽曼投资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1956年，巴菲特成立巴菲特合伙公司，以10.5万美元的资金开始了投资工作；1965年，巴菲特掌舵伯克希尔，开启了伯克希尔时代，自此之后的50多年中，伯克希尔公司每股账面价值保持了年均20%的增长。 伯克希尔原本是一家纺织公司，巴菲特于1962年前后开始买入，秉持的正是“捡烟蒂投资法”——以足够低的价格买入一家糟糕的公司，就像在大街上发现有一节还能抽一口的雪茄烟蒂，尽管所剩无几，因“代价便宜”，也可以获利。 但是，巴菲特很快遇到问题。由于美国纺织业的持续不景气，纺织厂经营持续不达预期，巴菲特多次试图扭转局面无果后，不得不于1985年关闭纺织厂。这段经历，曾让巴菲特反思“捡烟蒂投资法”的弊端， “我所犯下的第一个错误，当然是买下伯克希尔公司的控股权。尽管，我当时就知道，公司的主业——纺织业务——前途暗淡，我还是被它貌似低廉的股价所诱惑，忍不住出手。在我投资生涯的早期，这类股票投资给我带来了合理的回报，直到1965年伯克希尔的出现，使我渐渐意识到这种投资策略并不那么理想。” 从这一点看，巴菲特已经超出了格雷厄姆投资理念的束缚。格雷厄姆强调“几乎每一个证券都可能在某个价格水平上具备投资价值”，由于优秀公司的市场关注度高，较少存在低估机会，过于强调低估时买入，难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以更大的概率把二三流公司收入囊中，与真正伟大的公司擦肩而过。 巴菲特的顿悟在于，他意识到有时候价格便宜并非真正的安全边际，因为经营前景黯淡的公司犹如在流沙中奔跑，再优秀的管理层也不会有任何进展。巴菲特开始强调发现那些价格合理的杰出公司，而不是价格便宜的平庸公司。 此外，芒格对巴菲特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与巴菲特早年喜欢寻找“便宜货”不同，芒格更倾向于买入并持有伟大的公司，他说： “如果你因为一样东西的价值被低估而购买了它，那么当它的价格上涨到你预期的水平时，你就必须考虑把它卖掉，那很难。但是，如果你能购买几个伟大的公司，那么你就可以安坐下来啦。那是很好的事情。” 好的投资，不仅仅是捡便宜这么简单。 重视消费特许权的价值 格雷厄姆的投资理念成熟于大萧条期间，更强调股票的“每股流动资产”、“每股有形资产”带来的安全边际。巴菲特师从格雷厄姆，早年也尤为注重有形资产，对无形资产存在偏见，以至错过很多投资机会，如巴菲特所说： “我自己的想法与35年前（1960年前后）相比已有了巨大的变化。那时，我所受到的教育看重的是有形资产，而避开那些倚重经济商誉的企业。这种偏见令我错失良机，犯了很多重大错误。” 巴菲特提到的经济商誉，不同于会计上因并购溢价产生的商誉，而是来源于优秀消费体验形成的品牌声誉、政府特许权以及低成本运营能力等。经济商誉，通常愈久愈陈，随着时间而增长（不绝对，视企业经营情况而定）。 比如贵州茅台、可口可乐的巨大品牌价值，就是一种经济商誉，无法在资产负债表中体现，是企业的隐形资产，也是巴菲特口中的消费特许权。 在巴菲特看来，具备消费特许权的企业，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更少的有形资产创造更大的收益，能够长期保持较高的净资产收益率，不受通胀、经济波动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具备更高的内在价值。 顿悟到经济商誉的巨大价值之后，巴菲特对投资的理解进入新的层次，开始强调“最好的生意是那些长期而言，无需更多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却能保持稳定高回报率的公司”。 事实上，虽然可口可乐完美地契合这个理念，巴菲特直到1988年才首次买入可口可乐的股票，买入价格也并不便宜——5倍PB和15倍PE，比当时市场平均估值水平高30%左右。没能早十年买入，大概便是巴菲特所说的因商誉偏见所犯下的重大错误之一。 好在，一旦逻辑想通后，巴菲特便迅速提升了仓位，到1989年底，可口可乐已成为巴菲特第一大重仓股，组合内比重高达35%。 持续学习，扩大能力圈 在航空股投资上，巴菲特也犯过错误。 1978年，美国出台《放松航空业管制法》，放弃了对航空票价的价格管制。市场竞争逐步走向白热化，之后的六年时间里，超过40家航空公司申请破产，航空业陷入低迷期。1989年，巴菲特逆势买入美国航空的优先股。1994年，美国航空因持续亏损停止支付优先股股息，巴菲特不得不计提75%的账面损失。 在随后的致股东信中，巴菲特进行了反思，认为自己的错误在于被航空公司长期盈利的历史迷惑，并轻信优先股提供的表面保护，忽视了结束价格管制后美国航空业激烈竞争——在个别航空公司神风敢死队式的降价策略下，航空票价快速下降，但成本结构是刚性的，导致航空业持续出现大面积亏损。 从随后几年的发展看，美国航空成功走出困境，巴菲特的这笔“失败”的投资也意外获得了好结果。但巴菲特将其归因为好运气，并不原谅自己决策时的失误，称之为“择时带来的愚蠢”。 世上没有不犯错的投资者，巴菲特公开剖析自己的错误，才是真正令人敬佩；也正因如此，他强调投资的“能力圈”原则，并抓住一切学习机会扩充自己的能力圈。 1991年，巴菲特买入3亿美元的美国运通公司优先股，后考虑到VISA等公司的竞争压力，巴菲特考虑将股票卖出。打算付诸行动的当月，巴菲特借打球之机向一位熟悉信用卡行业的人请教，发现运通公司的发卡业务享有惊人的特许权，遂改变主意并大举买入，持股比例增至10%。后来，这个决定为巴菲特赢得至少30亿美元的收益。 这个例子，体现的是巴菲特的知所不知和持续学习精神，在致股东的信件中，巴菲特用这个例子来幽默自己的“好运气”。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持续学习的伟大投资者。 每天进步一点点 很多年轻人向芒格和巴菲特咨询致富的诀窍，芒格的回答是： “每天起床的时候，争取变得比你从前更聪明一点。认真地、出色地完成你的任务。慢慢地，你会有所进步，但这种进步不一定很快。但你这样能够为快速进步打好基础……每天慢慢向前挪一点。到最后——如果你足够长寿的话——大多数人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东西。” 杨奇函每天问自己“今天变得更博学了吗”，观众听到会哄堂大笑——迂腐的陈词滥调；同样的话由芒格讲出来，却变成了充满智慧的人生哲理，具备了发人深思的力量。这说明了什么呢？说不重要，做才重要。 关于持续学习，若只说不做，便只是一句引人发笑的陈词滥调；付诸行动，才能产生点铁成金的神奇效果。所以，树立长期思维，去做正确的事吧，时间会站在你这边。 参考资料： 1、[美]沃伦 E 巴菲特，《巴菲特致股东的信：投资者和公司高管教程（原书第4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家颁发给斯坦福大学两位教授Paul Milgrom和RobertWilson，拙文《预测诺奖主题：贫富差距和房价波动都比想象的可怕》的预测落空，但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沮丧，反而是是无尽的喜悦。 喜从何来？ 我第一次听到这两位教授的名字，还是在1997年张维迎教授的《博弈论》课堂上。非常清晰地记得张教授的预言：“四人帮”，也就是Milgrom，Wilson，加上DavidKreps和JohnRoberts一定会以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上的“声誉”模型拿到诺奖。 任教于同一学校，长期的合作关系为他们赢得“四人帮”的名誉。1994年，三位数学家（包括《美丽心灵》的主角JohnNash）分别以对完全信息静态和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上的开创性成果获奖，这样的预测合情合理。 没想到，这一等就等了23年。由于奖励的是“改善拍卖理论以及发明新的拍卖模式”，Kreps和Roberts无缘分享诺奖，估计张教授仍会为此感到遗憾。 在过去十多年的诺奖预测游戏和我的记忆里，Milgrom是被提到次数做多的微观理论家，（甚至不需要加上“之一”），我自己也在这些年里反复预测他将与Roberts等合作者获奖。在我反复读过的他的每一篇论文里，我都为其中精美至极的数学运用而惊叹折服。你很难找到比他研究领域更广，更擅长于将复杂世界简化，并完美展现微观博弈机制的经济学家。 然而这十几年的诺奖结果，却让我们不断失望。尤其是近些年经济学的重要奖项“去理论化”趋势明显，流行的是“魔鬼经济学”（Freaknomoics），“可爱/滑头经济学”（Cuteconomics），甚至“巫毒经济学”（Voodoo-economics）。 这些听上去好玩（甚至一点都不好玩，例如进行随机对照实验，给一部分学生钱激励他们上街游行，再看看他们接下来会不会上瘾），论证过程“聪明”，但对现实重大问题完全回避的经济研究，不断登上顶级期刊并频繁获奖。让我们感叹，难道Milgrom这样的顶尖理论家彻底被遗忘了吗？ 这种感觉在去年诺奖公布后，体会更加强烈。因此，我能够预测对一半：今年的获奖者将是理论家。而只要是授予微观理论，那么Milgrom和Wilson绝对是众望所归的首选。 理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Roberts是Milgrom的论文指导教授，我对Roberts在拍卖理论之外的研究并不熟悉，由于Milgrom研究领域广泛，是我最关注的经济学家之一，读过的论文篇篇经典，限于篇幅和本文目的，我只介绍两个与金融市场相关，并且通俗易懂的研究。 大家有没有觉得金融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巨大十分奇怪？是否还记得段子说的“买卖双方擦肩而过，彼此默念一声真傻”的情况？Milgrom与合作者严格论证，只要交易双方满足非常宽松的理性条件，那么股市每天合理的交易量应该是零，交易不应该发生。 具体来说，只要双方对股票价格的分布有着“协同的认知”，那么双方即使在“信息不对称”下也仍然不应该进行任何交易，因为交易价格本身会汇总信息，使得双方“信息对称”。这个结果完全出乎大家的预期，因为过去大家没有充分考虑博弈要求的聪明程度。 因此，金融交易量如此巨大和频繁成为一个谜。现有解释非常多，挑最简单的来说，可能是交易双方的认知不同，这条线产生了“行为经济学”；可能因为存在把噪音当信息，总是亏钱的“噪声交易者”，或者因为急需用钱，顾不上亏钱的“流动性交易者”。在经济学家眼里，每天在各种论坛或者微信群热烈讨论股价走势的人，基本都是股市的“噪音”。 紧接着，Milgrom与合作者考虑了聪明但没有信息优势的“做市商”（也就是必须承接客户买卖的交易员）面对的难题，不断出现的客户可能具有股价的独家信息，只有赚钱才买或者卖，他们也可能只是“噪声”或者“流动性交易者”。当做市商彼此进行叫价拍卖竞争时，他们应该如何定价来保护自己平均不亏钱？ 这个问题来源于生活，Milgrom给出了最优定价公式，使之高于生活，并且可以扩展到与现实相符的各种复杂变形中。首先，这个分析框架成为金融市场交易的三大模型之一，拥有无数的应用场景；其次，这些公式成为“做市商“的法宝，推动了金融市场的繁荣。 我曾经写过一个扩展模型去解释危机发生时的流动性枯竭，有助我们理解今年2-3月疫情冲击下，做市商停止交易，市场暴跌。 拍卖：从理论到实践 任何参加或者了解不同拍卖形式的人，都可以发现竞拍者之间互动的复杂性。但可能也想象不到，各种拍卖（例如单个或多个被拍品、他们的价值独立或者相互关联、加价或者减价拍卖，公开或者封闭式拍卖、赢家支付最高价或者第二高价等等）其实可以被博弈论完美地描述，并且给出竞拍者的最优出价公式。 开创这一研究思路的William Vickrey在1996年获得诺奖，而他的分析采取的基础方法“机制设计理论”，反而直到2007年才获奖。 我首次接触这一领域时，就为其数学形式的完美所折服。更加超乎想象的是，Vickrey发现，许多不同形式的拍卖，其实本质上却是等价的，或者体现在竞拍者（买家）的最优策略，或者体现在拍卖者（卖家）的预期收入上。 当然，现实更加复杂，如果被拍卖物品的价值受到多重因素影响，这种等价性将会打破，最优策略也会变得复杂。这些新的问题相继由Wilson、他的学生Milgrom、以及其他合作者完成。 不过研究发展到这一步，Wilson和Milgrom也只是完成了拙文《预测诺奖主题：贫富差距和房价波动都比想象的可怕》里提到顶级经济学研究的三个层次，分别是： 第一层是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但其他人都还没有意识到的数据或理论结果。Wilson和Milgrom对拍卖的理论研究就进入这一层，Milgrom的“无交易理论”也属于这一层； 第二层是对一个人人都知道非常重要，但还没有人在原有经济分析框架下清楚解释的新机制，进行首次证明。换言之，好的理论研究类似数学里面证明“哥德巴赫猜想”。 “四人帮”发现声誉机制可以解释囚徒在无限期重复博弈中，会从”相互告发“的均衡转变成为”相互包庇“均衡，就属于这个层次的研究； 第三层是突破旧的经济分析框架，创造全新的经济分析框架，既可以包容旧理论，还可以创造新理论。Milgrom关于做市商的分析框架成为金融交易市场三大模型之一，就属于这个层次的研究。 但我遗漏了顶尖研究的第四层，应该也是最高层次，就是理论先行，并从理论走向实践，开创一个运用理论的全新市场。 达到这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研究都是“事后诸葛亮”，虽然以认识世界的理论去改造世界，听上去振奋人心，但实际上我们离认识世界都还十分遥远。张维迎教授当年在课堂上反复强调这点：不要奢谈改造世界，先要认识世界。 以诺奖成果为例，分别在1990年，1997年和2012年获奖的“投资组合和资产定价”理论，“期权定价公式”，和“市场设计”，可以说达到了第四层。 而今年Milgrom和Wilson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对拍卖理论深刻研究的基础上，参与到现实中具体的拍卖机制设计，帮助卖者，主要是政府或社会，获得最高的预期收入，同时实现最有效率（拍卖品落到估值最高的买者手中）的结果。其中最有名的案例就是设计多个无线电频谱牌照的拍卖机制。这其实非常类似于中国大城市的车牌发放，北京采取抽签制，上海采取拍卖制。 Milgrom和Wilson发现，过去流行的方法在这种类型的拍卖中都会遇到竞拍不积极，或者收入低于预期，或者不符合效率的结果。原因在于，以车牌为例，这类拍卖既要考虑车主对车牌的不同估值，也要考虑车牌之间的替代和互补价值，还要考虑车牌先后成交价的影响，以及车主选择在什么时候出价等相互关联的因素。 他们一边对理论进行优化，使之更接近现实，一边进行拍卖实验，观察结果差异，最终设计出效果最佳（政府预期收入最高，结果最有效率）的“同步多轮加价竞拍（SMRA）”的方案，并已经被全球多个国家采用，用于拍卖公共资源，碳排放交易体系，机场的机位与起降时段。Google，百度这些公司则用于广告拍卖。 他们和其他研究者还陆续开发了适合不同特征拍卖物的其他新方法，例如对多个商品打包拍卖用到的“组合价格钟拍卖（CCA）”方案。 以车牌为例说明SMRA，竞拍者每一轮对一个或多个车牌分别进行封闭报价。每轮结束后，卖方公布每个车牌的最高竞拍价。下轮拍卖的不同车牌的起始价为上轮的最高竞拍价，直到被更高的报价取代。同时，提交新的报价要比目前的报价高5%~10%，但在未来的几轮拍卖中，竞拍者可以撤销部分或全部车牌的报价，直到所有车牌不再出现更高报价时，所有拍卖同时结束。 现实中上海的车牌竞拍是这个方案的简化版，上海的车主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和今年的两位诺奖得主这么有缘。 拍卖：从实践到理论 如果大家不能完全理解这个拍卖机制的妙处也没有关系，我说一个亲身经历，让大家体会不同拍卖机制对竞拍者出价的影响。 当年我开始研究拍卖理论的时候，也正在eBay上积极地参与邮票拍卖。与大家熟悉的加价拍卖不设时间限制不同的是，eBay有一个拍卖截至时间。我很快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竞拍过程中会有两个高峰期，一个在拍卖开始后不久，一个在结束前最后几秒之内。因此，没有经验的新手以为自己会赢，实际都输在最后几秒，经验丰富的人则会使用类似“抢票软件”来出价。 由于现有拍卖理论从来没有截止期的概念，因此无法解释这样的现象。我花了一段时间研究这个问题，才发现原来Alvin Roth（2012年以“市场设计”获诺奖，其成果集中运用在器官等匹配市场）已经在顶级期刊发表了研究成果。 他主要比较了eBay和Amazon因为不同拍卖机制（相同点都是赢家只需支付第二高价），造成竞拍者的行为差异。Amazon不设截止期，在一定时间之后，最高价如果在10分钟内未被超越，拍卖结束。如果超越，则拍卖继续（这点和SMRA类似）。 结果发现，竞拍者通常早早就完成出价，越有经验的越早出价，这和eBay上有经验的集中最后出价的行为完全不同。 Roth分析了可能的原因，但并没有进行数学分析。我对此念念不忘，直到两年后，看到一位俄罗斯的博士用博弈论完整地分析了eBay规则下的最佳策略，并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出价高峰期，我才彻底放弃了这个问题。 当下，经济学研究面临重大的挑战，一方面，许多重大的问题亟待经济学家去理解和提出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大多数研究都回避这些问题，甚至沉迷于“魔鬼经济学”中难以自拔。 希望今年的诺奖让大家去了解Milgrom和Wilson在微观经济学几乎每一个领域所做的杰出贡献，也希望这篇短文有助大家理解顶尖经济学研究的四个层次。
10月13日周二，沪深两市出现了震荡调整的走势，对前两个交易日大幅上涨是修正，但市场的趋势依然是向上的，在节假日期间我建议大家可以关注节后的市场表现，节前是较好的抄底优质股票的机会，节后大盘连续两个交易日放量大涨，一方面是受到众多政策利好的推动，另一方面是因为之前两个半月市场的调整较充分，一些优质的股票再次跌出了机会。我一直给大家强调，优质股票每一轮下跌都是抄底的时机，这次也不例外，特别是消费白马股：白酒、医药、食品饮料在之前调整之后已经具备了很好的配置价值。 今天市场虽然出现了一定的震荡，但调整幅度并不大，多数个股的跌幅都在2%以内，显示出市场对后市的信心较足。从政策面来看，最近利好政策频频出现，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大幅提升了投资者的信心，因为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只有上市公司质量提高了，才能创造长期良好的回报。通过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规范并购重组，实现外延式增长，以及打击财务造假，内幕交易行为。鼓励更多优质的公司登陆资本市场。特别是在科创板创业板推行注册制，吸引更多新经济企业上市，通过各种手段来提升上市公司的质量，是推动A股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A股市场走出慢牛长牛行情的重要保障。 今年是深圳建设经济特区40周年，明天10月14日上午，深圳建设经济特区40周年庆祝大会将隆重举行，习主席将亲自出席，之前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建设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综合改革方案，给深圳带来了重大的机遇。在过去40年，深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深圳人亲历了深圳将近20年翻天覆地的变化。著名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一次论坛上说，深圳是未来世界的中心。投资者对于深圳未来发展的信心近期大幅提升，深圳本地股也出现了较好的表现。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在科技创新，金融改革方面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先行示范区不仅要试验，而且要把成功经验作为案例推广到全国其他地区，从而带动全国的发展。对于深圳未来的前景我是充满信心的。在政策的支持之下，深圳迎来新的40年的发展机遇。 回到A股市场，当前的A股已经是完成了探底的过程，进入到回升阶段。上证指数有望在四季度创出年内新高，挑战前期高点，这也是在三季度末我就给大家反复强调的观点。支持的逻辑非常的充分，包括经济面稳步复苏，给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带来了良好的基础，9月份PMI维持在50%以上的荣枯分水岭，达到51.5%。这也预示着整个四季度经济面会继续复苏，这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里面我们复苏是最好的。二是新资金不断入场，三季度新基金销售继续保持火爆的状态，爆款基金频频出现，根据统计，前三季度新基金的发行量已经突破2.3万亿，创出历史新高。远远超过2015年大牛市全年的新基金发行量，这说明居民储蓄正在跑步入场，这也验证了我的预判，在房租不炒的调控之下，大量的居民储蓄将向资本市场大转移，这给A股市场慢牛长牛行情带来源源不断的增量资金。 预计四季度基金销售依然会保持较好的状态，因为居民储蓄向资本市场大转移并不是短期的现象，而是长期的趋势，明年后年未来十年基金都会迎来黄金发展期。居民理财需求将会不断释放，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成为很多居民的投资需求。当然坚持价值投资，做好公司的股东，或买入优质基金，是不二法门。如果不转变投资理念，还是追涨杀跌或打听消息炒个股，很可能会抓不住市场的机遇。当前市场生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机构投资者的占比越来越高，因此，大家一定要学习价值投资，坚持价值投资。支持四季度走强的，还包括货币政策方面，虽然和上半年相比，央行在货币政策边际上有所收紧，但从长期来看，央行依然会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因为稳增长仍然是重要的工作。 在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的背景之下，资本市场的表现不会太差。从全球来看，现在美股处于历史的高位，估值上已经有了一定的泡沫，美股的上涨主要是美联储大量放水产生的资产泡沫，经济面依然较差。因此对于全球投资者来说，逐步增加对于A股的配置比例是大的趋势。但外资流入需要时间，需要过程。 过去几年，每年外资流入的金额达到3000亿左右，今年应该是2000多亿。四季度外资可能会加速流入A股市场。近两个交易日，外资已经开始加速流入A股进行抢筹。之前调整时，外资出现了两个月的流出，现在开始逐步流入，在A股纳入MSCI富时罗素以及标普道琼斯指数之后，外资对A股的配置需求必然大大增加，包括被动的配置需求和主动的配置需求，这些都会给A股市场带来增量资金，同时带来价值投资理念。我从2016年就建议大家跟着外资学投资，做好公司的股东，我们学习的就是外资的选股方法，投资方法，让外资流入最多的前十大股票，无一例外都是业绩优良的白马股。即使我们抄作业，过去几年也会有较好的投资回报。未来十年是A股市场的黄金十年，这些白马股从短期来看估值已经不低了，已经给很多持有人带来了很好的回报，但从长期来看这些白马股的行业地位，品牌价值以及持续的业绩增长能力，将会给投资者带来未来更长时间的投资回报。 巴菲特投资股票最看重的指标是净资产回报率即ROE。他投资的股票要求ROE要高于20%。我们也可以参考巴菲特的选股标准，选出过去几年ROE高于20%的公司，主要是集中在消费板块。事实上过去十年能够长期保持在20%以上的公司并不多，大概也就十几家。同时要规避一些杠杆率过高的公司，巴菲特在投资公司时，要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不超过30%。我们知道提高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也就是加杠杆可以提高公司的安危，但同时会增加公司的财务风险，一旦出现行业的低估就可能会造成公司破产风险增加。因此对于价值投资者，我们要挖掘些真正能创造股东回报的公司，而不是通过加杠杆来提升ROE。提高ROE的方法有三种，一是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即提高毛利率净利率。二是提高公司的运营能力，即资产周转率。三是提高公司的权益乘数，即提高公司的财务杠杆。这三种方法都可以提高ROE，但我们重点看前两种方法，第三种方法要小心，不要投资于资产负债率过高的公司，防止出现财务风险。选择好公司，作它的股东，是当前最重要的投资方法，而这些有护城河和核心竞争力的白马股，将是最好的选择。
传统的估值模型往往会假定企业永续经营，但这在现实中其实是难以实现的。从2019年以来，消费、成长股的表现要远远好于周期股，“贵”和“便宜”的背后到底是什么道理？虽然解释的原因有很多，本专题主要从“久期”的角度做一些初步讨论。 摘要 1、周期：低估值可能是常态。如果我们将2014-2016年间周期股估值的提升，看成是特殊大背景下的特例的话，周期股的“便宜”并不是这两年才开始的，而是从2011年以后就开始了。而且从历史情况看，“贵”不是周期股的常态，“便宜”或许才是常态。在估值长期维持在低位的情况下，主导周期股价格波动的因素，更多是盈利的变化，而不是估值的变化，所以典型的周期龙头股其实更像是类固收的资产。 2、估值的分化：“久期”的视角。从盈利贴现模型来看，一种资产的估值是预期寿命的增函数，即寿命越长，估值越高。白菜的“寿命”很短，所以很难享受高估值；而黄金的寿命很长，估值无限大。如果大家都预期一种盈利模式不能长期持续，尽管短期利润很高，也很难享受到高估值，这就是周期股整体面临的困境。而相反的，如果一种盈利模式能够长期持续，对应的资产就能够享受到高估值，消费、科技、医药行业中的优秀公司估值比较高，就是这样的逻辑。这种久期的配置思路，也可以推广到房地产等其它大类资产。 3、风格要切换？关键在于利率。和债券市场类似，久期越长，价格对于利率的变动就越敏感。长久期资产对于利率的变动更敏感，所以从现实情况来看，在利率下行的时候，成长股的表现要优于周期股，而利率上行的时候，成长股的表现要差于周期股。往前看，成长和周期的风格会不会切换，关键还是要看利率的走势，而利率的背后是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我们认为经济后续会先上后下，所以成长、消费等长久期资产如果出现明显调整的话，反而提供配置的好机会，因为这些依然是经济下行周期中配置的大方向。 1 周期：低估值可能是常态 最近两年，我国股市的结构性特征很明显：周期类行业估值普遍较低，而科技、医药、消费类行业估值较高。例如，银行业中位数市盈率只有6倍左右，煤炭、钢铁、房地产、建筑等行业的中位数市盈率都在25倍以内。可以说，估值最低的行业几乎全部是周期性行业。 而估值最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科技、医药、消费等领域。例如，电子、通信行业中位数市盈率都在57倍附近，计算机行业市盈率达到68倍，消费者服务行业有69倍，食品饮料、医药行业都在49倍附近。 而如果我们拉长时间来看，传统周期行业的“便宜”并不是最近两年才发生的事情。例如在2010-2014年，煤炭行业的平均估值基本维持在20倍附近，也就是说在历史低位区间维持了将近4年时间，钢铁、房地产、建筑等行业也是类似的情况。 但在2014-2016年间，这些周期行业的估值有了非常明显的提升，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来自于超级宽松的货币环境，整个A股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牛市行情，绝大部分股票也在2015年创下了历史最高点。 此外，周期行业的供给侧改革，整合行业内部结构，也对估值起到了提振作用。例如尽管大多数供改行业的估值有明显提升，但供改因素较少的银行业市盈率从2011年以后，基本都维持在8倍以下，即使在2014-2015年行情最火热的时候，估值也没有突破8倍。 如果我们将2014-2016年间估值的提升，看成是特殊大背景下的特例的话，周期股的“便宜”并不是这两年开始的，而是从2011年以后就已经开始了。而且从历史情况看，“贵”不是周期股的常态，“便宜”或许才是常态。 在估值长期维持在低位的情况下，主导周期股价格波动的因素，更多是盈利的变化，而不是估值的变化。类似的，债券价格的走势和基本面也高度相关，所以典型的周期龙头股其实更像是类固收的资产。 2 估值的分化：“久期”的视角 解释周期行业估值低、消费成长估值高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企业盈利的成长性，但我们本篇专题主要从一个“久期”的视角来做一些初步讨论。 假定一种资产能够存活N年，预期第一年能够创造的现金回报是D，预期每年现金回报的平均增长率是g，预期长期利率为r，在第N年该资产清算时的残值为R，那么这种资产的价格为 这种资产的估值为 如果我们进行简单的数学求导和假设处理，就会发现资产的估值水平是利率的减函数，即利率越低，估值越高；是预期现金回报增长率的增函数，即增长率越高，估值越高；是预期资产寿命的增函数，即寿命越长，估值越高。 这里我们重点讨论资产寿命对估值的影响，不妨举两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例如，菜市场买的一棵大白菜，寿命是很短的，因为几天不吃掉就会腐烂掉。所以白菜的价格就是当前的“残值”，P=R，估值水平是非常低的。 再例如，黄金是一种久期最长的资产。持有黄金是不产生现金收益的，所以从现金流估值的角度看，黄金的估值是无穷大的。为什么呢？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黄金的寿命是无限长的，黄金耐腐蚀，开采出来的黄金几乎可以在地球上永久存在，能够长期承担价值储藏的功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黄金就类似于一种零息的、永续的美国国债，所以黄金价格的走势和美债利率的走势是高度相关的。 而对应到股票市场，如果大家都预期一种盈利模式不能长期持续，尽管短期利润很高，但也很难享受到高估值，这就是周期股整体面临的困境。就像过去十多年，虽然房价一路上涨，但很少有人会认为这种发展模式能够持续很久。所以周期股要想提升估值其实很困难，和“白菜”的道理很类似，周期股的价格主要决定于短期盈利的高低。 而相反的，如果一种盈利模式能够长期持续，对应的资产就能够享受到高估值，消费、科技、医药行业中的优秀公司估值比较高，就是这样的逻辑。储藏一棵大白菜可能很快就腐烂掉了，但是白酒可以储藏几十年，而且酒文化要发生大的转变需要的时间也会比较久。所以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提出来“买茅台=买黄金”，二者的共性其实就是，它们都是“长久期”的资产。 推广到其它大类资产也是类似的道理，例如房地产市场。核心大城市的房地产，有人口流入支撑，资产会活得更久。而人口净流出的小城市，长期需求缺乏支撑，资产的市场寿命会更短。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大城市房地产的估值就是会明显高于小城市，事实上也是如此。而人口流出的中小城市估值过高，那就需要警惕了。 3 风格要切换？关键在于利率 和债券市场类似，久期越长，价格对于利率的变动就越敏感。长久期资产对于利率的变动更敏感，所以当利率上行时，长久期资产的表现会比较差；而当利率下行时，长久期资产表现会更好。所以从现实情况来看，在利率下行的时候，成长股的表现要优于周期股，而利率上行的时候，成长股的表现要差于周期股，除了2013年“钱荒”前后有所例外。 往前看，成长和周期的风格会不会切换，关键还是要看利率的走势，而利率的背后是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我们认为经济后续会先上后下，所以成长、消费等长久期资产如果出现明显调整的话，反而提供配置的好机会，因为这些依然是经济下行周期中配置的大方向。 风险提示：新冠疫情，经济下行，政策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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