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海关总署统计,以美元计价,2020年9月出口额同比9.9%,前值9.5%;进口额同比13.2%,前值-2.1%;贸易顺差370.0亿美元,前值为589.2亿美元。 主要观点:9月出口增速延续高增,也再度超出市场普遍预期。当前全球疫情持续处于高位,我国产能修复优势充分体现,是推动当前出口高增的主要原因;另外,防疫物资出口继续对整体出口增速起到重要拉动作用。 9月进口增速大幅反弹,且远超预期,核心原因在于国内宏观经济供需两端同步回升,且供需缺口有所收窄,部分行业进入主动补库存阶段,带动进口需求回暖。同时,近期人民币持续升值利好进口企业成本下降,以及前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升的滞后效应,也对当月进口增速产生拉动。 展望10月,出口有望继续保持较快正增长,未来下行风险值得关注;进口方面,四季度国内经济增速还将向着潜在增长水平回升,投资和消费增速有望进一步加快,这将对进口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具体分析如下: 图1 9月出口延续强势 进口骤然加速(美元) 数据来源:WIND 一、9月出口增速延续高增,也再度超出市场普遍预期。当前全球疫情持续处于高位,我国产能修复优势充分体现,是推动当前出口高增的主要原因;另外,防疫物资出口继续对整体出口增速起到重要拉动作用。 9月出口贸易额同比上升9.9%(以人民币计价同比增长8.7%,差值主要源于人民币汇价较上年同期出现一定幅度的升值所致;对进口影响相同),增速较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再次超出市场普遍预期。这一方面有上年同期基数走低的影响,但同时也表明9月我国出口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当前境外疫情仍处在高位平台期,我国疫情已得到稳定控制,国内产能修复差异明显。在欧美各国普遍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需求端明显恢复的背景下,我国出口正在成为弥补海外供需缺口的重要因素。另外,9月我国防疫物资出口保持高增,对整体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依然明显。 图2 9月我国对美出口增速保持高位(%) 数据来源:WIND 从主要出口目的地来看,9月我国对美国出口增速达到20.5%,比上月大幅加快0.5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保持两位数高增长。一方面,上年同期经贸摩擦影响加剧,出口基数大幅走低;另一方面,前期美国国内实施大规模财政救助计划,其中包括对每个成年人提供1200美元补贴等内容,这导致美国国内消费需求反弹速度明显快于产能修复——6月起美国零售数据同比持续转正;最后,作为我国对美出口的主要竞争对手,当前墨西哥、土耳其、印度等国疫情仍处高发状态,产能修复较为缓慢,这导致我国商品在美市场份额显著扩大。 不过,近期欧盟地区疫情明显反弹,9月我国对欧盟出口同比为-7.8%,较上月恶化1.3个百分点。9月我国对日本出口仍为负增长,降幅扩大至-2.5%,也与当地疫情未得到彻底控制,经济复苏疲弱有关。 图3 9月我国对东盟、印度出口增速整体改善(%) 数据来源:WIND 在新兴市场方面,作为我国第一大出口市场,9月我国对东盟出口同比增长14.4%,增速较上月加快1.5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保持两位数的高增状态。我们注意到,年初以来我国对东盟出口整体保持稳定增长,与这一区域疫情形势较为稳定、经济所受冲击相对较小直接相关。另外,近期我国对东盟地区的越南、印尼等国机械设备出口增速较快,也不排除存在一定产能外迁因素。9月我国对印度出口年内首次恢复正增长,较上月大幅改善15个百分点,其中上年同期基数大幅下行是一个主要推动因素。当前印度每日新发病例处于全球首位,国内经济重启阻力很大,短期内或将支撑我国对印出口。9月我国对俄罗斯出口同比增长6.6%,较上月回落10.9个百分点,但仍连续三个月保持正增长。近期俄罗斯国内疫情再现反复,我们预计年内对我国商品进口需求不会明显减弱。 图4 9月防疫物资出口延续高增(%) 数据来源:WIND 9月出口高于此前市场的普遍预期,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月防疫物资出口继续保持高增。9月以口罩为代表的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额同比增长34.7%,增速较上月回落12.3个百分点,但这一增速仍属很高水平。当月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额同比增长30.9%,增速较上月放慢8个百分点。9月塑料制品出口额同比增长95.9%,增速较上月加快5.3个百分点。从以上三类防疫物资整体来看,9月出口额同比增速达到50.9%,仅较上月小幅下降7.6个百分点,对当月出口的整体拉动达到3.5百分点——这意味着如果扣除防疫物资的出口带动作用,9月出口增速将为6.4%。整体上看,9月防疫物资出口增速与整体出口增速“一降一升”,表明当前我国出口增长的基础进一步改善。 二、9月进口增速大幅反弹,且远超预期,核心原因在于国内宏观经济供需两端同步回升,且供需缺口有所收窄,部分行业进入主动补库存阶段,带动进口需求回暖。同时,近期人民币持续升值利好进口企业成本下降,以及前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升的滞后效应,也对当月进口增速产生拉动。 9月进口额同比增长13.2%,增速较上月大幅加快15.3个百分点,创下年内单月最高增速。这与当月制造业PMI进口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相印证(9月PMI进口指数录得50.4,为2018年6月以来首度升至荣枯线以上)。此前市场普遍预计9月进口增速将会实现小幅正增长,此番两位数的增速远超预期。其核心原因在于,9月宏观经济供需两端同步回升,且供需缺口有所收窄,部分行业进入主动补库存阶段。内需方面,终端消费延续回暖,基建、房地产投资仍维持偏强状态;外需方面,出口保持强势,且增速进一步加快,对相关原材料和中间品进口也有较强拉动。由此,内外需共振下,9月进口实现高增。 从其他影响因素来看,6月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9月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均值为6.81,显示当月人民币平均升值幅度为1.7%,与5月相比,平均升值幅度达到4.2%。人民币连续4个月的升值趋势利好国内进口企业成本下降,而在进一步升值空间可能有限的预期下,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企业当期进口需求。此外,9月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小幅走弱,RJ-CRB商品价格指数月均值环比下降0.93%,加上去年同期基数走高,同比跌幅从上月的-12.1%扩大至-15.4%。但考虑到贸易流程的原因,国际市场大宗商品现货价格对我国进口到岸价格的影响存在一定滞后性,9月进口价格可能更多反映8月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同比跌幅的收敛,从而对进口金额增速产生支撑。这在原油进口方面体现的尤为明显。 从主要进口商品来看,(1)9月原油进口量价齐升。9月国际油价在8月底9月初大跌基础上窄幅震荡,月均值环比下跌9.0%,同比跌幅从上月的-23.9%扩大至-34.9%。但因国际市场价格对我国进口到岸价格影响的滞后性,9月我国原油进口价格同比跌幅反而有所收窄。同时,当月我国原油进口量同比增长17.6%,增速较上月加快5.0的百分点。由此,在量价齐升拉动下,当月原油进口额同比下跌14.1%,跌幅较上月收敛10.5个百分点。 (2)大豆进口方面,7月以来,由于巴西大豆库存逐渐消耗,出口能力下降,我国大豆进口增速显著放缓。但随着美国大豆进入成熟期,加之中美双方同意继续推动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9月我国进口大豆采购重心转移至美国,进口增速大幅回升。当月我国大豆进口量同比增长19.4%,进口额增长17.6%,增速较上月分别加快18.1和18.9个百分点。 (3)9月铁矿石进口额同比增长17.1%,增速较上月加快22.0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当月进口价格同比涨幅受低基数影响大幅走阔。以日照港62%印粉价格为例,当月均价与上月基本持平,但同比涨幅从上月的17.4%扩大至28.3%。从进口量来看,9月铁矿石进口量同比增长9.2%,增速较上月加快3.4个百分点。考虑到后期铁矿石供需基本面可能边际走弱——海外供给逐渐宽松但国内钢厂面临采暖季限产,铁矿石价格或将走弱,其对进口额增速的支撑作用也将减弱。 (4)9月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增长26.9%,增速较上月加快16.9个百分点,带动进口额同比增速较上月上行17.1个百分点至28.2%,可能的原因是企业预期中美经贸摩擦冲击供应链,从而加大备货力度。今年以来集成电路——即芯片——进口波动明显加大,或与该行业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的特殊地位直接相关。 图6 9月我国主要对主要商品进口增速普遍反弹 数据来源:WIND 三、两大因素支撑下,10月出口有望继续保持正增长,未来下行风险值得关注;进口方面,四季度国内经济增速还将向着潜在增长水平回升,投资和消费增速有望进一步加快,这将对进口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近期国内制造业PMI中的“新出口订单指数”持续回升,并已在8月重返扩张区间,意味着短期内我国出口增速仍有支撑,10月出口同比有望继续保持较快正增长。另外,当前全球疫情第二波正在从西欧等地扩散,意味着主要经济体产能修复过程也将随之放缓;目前来看,疫情第二波对各国消费的影响或将有限。综合判断,年内海外供需缺口将继续对我国出口形成带动效应。 不过,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严重衰退过程,全球贸易也在同步衰退。作为全球头号贸易大国,我国出口在这样一种不利环境下能够保持正增长,主要得益于全球疫情高发期间的临时性因素。未来伴随疫苗的开发和部署,其他国家产能修复步伐会明显加快,加之预计后期全球经济复苏过程将较为缓慢,届时我国出口韧性或将面临较大挑战。我们认为,这也是商务部等政府相关部门持续出台稳外贸、推动出口转内销等措施的原因。 进口方面,四季度国内经济增速还将向着潜在增长水平回升,投资和消费增速有望进一步加快,这将对进口起到重要支撑作用。不过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不再加码,房地产调控升级等措施陆续出台,后续经济回升幅度将进一步放缓。从价格来看,目前全球经济复苏势头正在减弱,欧美疫情反弹,将压制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空间。在前期价格上涨的滞后影响减退后,价格因素对进口增速的支撑也将减弱。同时考虑到去年同期基数走高,我们判断四季度进口额将呈现5%左右的小幅正增长状态,9月两位数高增势头难以持续,预计10月进口增速即将有明显回落。
脱胎于互联网的蚂蚁集团迅速崛起,即将以超2500亿美元的估值登陆资本市场。 蚂蚁集团从一张小小支付牌照起家,凭借中国庞大的互联网流量红利,抓住传统金融痛点,十几年时间,小小蚂蚁崛起成为全球最大独角兽。蚂蚁如何改变传统金融格局、坐上金融科技头把交椅?未来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有哪些值得传统金融和新金融企业学习借鉴的地方? 新时代下的金融巨头之争,已经超越了产品之争、服务之争、渠道之争,更多体现为跨行业、跨业态的立体竞争。能否转变商业模式、适应时代发展,将决定其成败的关键。 摘要 蚂蚁商业模式的成功,既有依托阿里巴巴生态等外部因素,也有其战略定位、产品运营等内部因素。蚂蚁脱胎于阿里淘宝支付业务,但没有故步自封,积极拓展外部生活和金融场景,形成支付、金融服务、创新业务三大条线,截至2020年6月,蚂蚁集团收入达725.28亿元,支付板块仅贡献36%,通过自营或金融机构提供理财、借贷、保险服务,分别贡献收入16%、39%、8%,合计占64%,是蚂蚁最大的收入来源,其余不到1%收入由创新业务贡献。 蚂蚁典型打法:“爆款产品、开放平台、打造生态”三步走,环环相扣,以互联网思维切入金融科技各个赛道。 1)做产品:传统金融机构的产品设计往往是从自身能力、监管政策等约束性条件出发,“先有产品,再找客户”,而蚂蚁所拥有的互联网基因恰恰相反,以客户需求为立足点打造产品。细数支付宝、余额宝、借呗、花呗、相互宝等爆款产品,无一不是从客户需求出发、大幅降低门槛、狠抓用户体验,填补了传统金融模式空白,一经推出短时间内便吸引上亿流量。 2)做平台:蚂蚁深谙自身优势是技术和数据。2017年蚂蚁采取开放平台战略,一是将成熟业务接入外部金融机构,用助贷、联合贷款、销售引流等方式向金融机构引流,二是将自身强大的风控能力、运营能力以解决方案的形式向金融机构输出。既转移了利率、信贷、流动性等风险,同时稳赚不赔收取技术服务费。 3)做生态:横向上,蚂蚁将这套商业模式向海外复制,境外用户近3亿,境外营收占4-5%;纵向上,蚂蚁转向技术公司,在数字货币、蚂蚁链、蚂蚁云等领域输出底层技术,将自身打造为金融科技大生态,建立起服务政府和国家战略的基础设施。 蚂蚁的成功,是新旧经济交替的产物,本质上以蚂蚁为代表的新经济商业模式对传统模式的逆袭。展望未来,蚂蚁这头飞奔的大象机遇依然广阔,但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机遇方面:随着新基建上升为国家战略,科技赋能传统产业、企业级用户需求拓展成为金融科技未来主战场,蚂蚁在用户积累、数据获取、技术输出等方面护城河稳固。风险方面:金融监管趋严,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下调,导致蚂蚁目前最大盈利板块面临调整;数据要素重要性提升,数据安全逐渐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蚂蚁保障用户数据安全的能力面临考验。 风险提示:金融监管政策、大数据资源获取和使用政策存在不确定性,对其业务模式造成冲击。 正文 1成长印迹:小小蚂蚁成为全球最大独角兽 1.1发展历程:支付起家、颠覆金融、技术输出三步走 支付起家(2004-2011):以解决信任痛点切入,流量为王,独占鳌头。蚂蚁集团前身是服务于淘宝网的支付结算部门,2003年淘宝网上线后,为解决线上交易支付的信任问题,担保交易应运而生。随着交易量逐渐扩大,支付业务从淘宝拆分并独立运行,2004年底支付宝正式成立。为扩大用户范围,在C端,支付宝先后推出全额赔付、快捷支付,给当时普遍使用网上银行、U盾转账的用户带来前所未有的支付体验;在B端,支付宝以免费甚至补贴的形式吸引商户,迅速占领市场,2007-2009年间,支付宝全年交易额从476亿元翻五倍,达到2871亿元,占整个电子支付市场49.8%的份额。2010年,央行发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实行牌照制度,要求境内主体方可申请,支付宝被从已在海外上市的阿里巴巴体系下分拆出来,2011年顺利获得国内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这一阶段,蚂蚁将支付宝单一产品做到极致,商业模式处于扩流量、冲规模的早期阶段。 颠覆金融(2012-2016):以普惠金融切入,牌照为王,流量变现。凭借庞大的阿里电商生态与早期流量积累,蚂蚁开始将业务延伸至信贷、理财、保险等传统金融领域。理财:2012年5月支付宝获得基金销售支付牌照,2013年6月支付宝与天弘基金合作推出“余额宝”,同年10月支付宝以11.8亿元认购了天弘基金51%的股份;信贷:2014年6月蚂蚁金服正式成立,2014年9月浙江网商银行获批,主营小微信贷、供应链金融等业务;2015年蚂蚁花呗和蚂蚁借呗等爆款产品先后上线,芝麻信用正式投入使用,拓宽了互联网信贷领域的布局;保险:2016年蚂蚁金服向国泰产险增资,持股51%,2017年成立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保险业务开始在蚂蚁金服的版图中落地开花。这一阶段,蚂蚁金服渗透到传统金融领域,获取银行、保险、保险经纪、公募、基金销售、私募、保理、小贷等共8类牌照,旗下有超过20家金融机构。 技术输出(2017至今):去金融化,技术为王,为金融机构和政府赋能。2017年后,金融监管趋严,受P2P爆雷影响,蚂蚁金服部分产品受到监管。此后蚂蚁金服宣布从FinTech向TechFin战略转型,一方面向金融机构开放产品和技术能力,并提出以BASIC技术为核心的战略发展方向,密切关注应用场景落地;另一方面向政府机构贡献算力,2017年承接数字雄安区块链基础设施平台建设,协助央行开展数字人民币体系的研发等。2020年7月蚂蚁金服更名为“蚂蚁集团”,标志其战略转向科技领域。这一阶段,蚂蚁找准定位,发挥数据和技术优势,业绩和估值飞速提升,连续两年登顶全球金融科技百强榜。 1.2估值演变:从蚂蚁到大象,五年五倍 蚂蚁共经历三轮大型的融资,另有五次小型的融资。2015年6-8月,蚂蚁集团A轮融资共募集资金18.5亿美元,市场估值超过2600亿元,引入战略投资者多为保险相关,包括全国社保基金会、中国人寿、太平洋人寿、人保资本等,另有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国开金融等实力雄厚的机构;B轮融资在2016年5月,本轮共募集资金45亿美元,投后估值达到3900亿元,本轮引入建信信托、中金甲子等机构;Pre-IPO轮融资以引入境外资金为主,共募得境外资金103亿美元,境内资金37亿美元,美国红杉、凯雷、贝莱德、新加坡GIC、淡马锡、加拿大养老基金、马来西亚国库投资等著名投资机构均在列,投后估值高达9600亿元,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独角兽。 蚂蚁集团上市后其股权架构将发生变化,但不影响集团控制权。上市前杭州君瀚和杭州君澳分别持股29.86%、20.66%,股权追溯至马云、井贤栋、胡晓明、蒋芳等个人投资者持股;2019年9月阿里巴巴集团通过其境内间接全资子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取得了蚂蚁集团33%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另外,在Pre-IPO轮引入的境外投资者持有的C类股份将被Taobao Holding Limited和蚂蚁国际赎回,上市后两个主体分别持股3.86%和6.98%,其他股东持有份额将由16.84%扩大到23.33%。 2业务透视:轻资产、高利润、成长快 2.1财务表现:轻资产,盈利强,增长迅速 轻资产运营。截至2020年上半年,蚂蚁集团总资产达到3159亿元,在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排名第79位,2017-2019年复合增长率高达42.5%;集团保持轻资产运营,2017年后确立“去金融化”的战略路径后,资产负债率从2017年51%降至2020年6月32%,大幅降低负债压力。 业绩大跨步迈进。尽管2017年前没有披露业绩,但根据蚂蚁和阿里巴巴技术服务费分成协议,2014-2016年的税前利润分别为56.56、42.54、29.06亿元。前期主要受销售推广拖累,利润表现一般,随着护城河壁垒形成,商业模式日渐成熟,业绩开始大跨步迈进。根据招股说明书,2017-2019年蚂蚁营业收入从653.96亿元升至1206.18亿元,年化增长率为35.81%;净利润从82.05亿元升至180.72亿元,年化增速48%。截至2020年上半年,蚂蚁营业收入725.28亿元,净利润219.23亿元,仅仅半年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利润。 2.2业务版图:支付板块贡献流量,金融服务贡献收入,技术创新贡献增长点 当前蚂蚁集团着力布局三大战略板块,数字支付与商家服务、数字金融科技平台、创新及其他业务。 数字支付与商家服务板块贡献收入36%,逐年下降。此板块以支付宝为平台开展,集成境内外支付、生活场景、多元金融服务等端口,是一个综合性的流量入口,盈利模式以收取交易手续费为主。2017-2020年上半年分别产生营业收入358.9亿元、443.6亿元、510.1亿元、260.1亿元,占比从54.9%逐渐下降至35.9%。支付宝的运营主体是支付宝(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前者是蚂蚁集团内利润贡献最大的子公司,2019年和2020年上半年分别创造净利润97亿元、86.5亿元,占比53.7%、39.4%。 数字金融科技平台贡献收入64%,网络借贷占比高。此板块为多元金融服务,以交易佣金、利息收入、投资收益等作为主要收入,2017-2020上半年营业收入分别289.9、406.2、677.8、459.7亿元,占比从44.3%增长至64.4%,是蚂蚁最大的收入来源。下设微贷科技平台、理财科技平台和保险科技平台,2020年上半年收入占比分别为39%、16%、8%。 从具体利源看,小微贷款经营主体包括重庆蚂蚁小微小额贷款、重庆蚂蚁商诚小额贷款,分别运营蚂蚁花呗和蚂蚁借呗两个产品,2019年贡献净利润15.8亿元和12.0亿元,占比8.7%、6.6%;网商银行贡献净利润12.56亿元,占比6.9%。2018年后蚂蚁集团调整网络借贷经营模式,从自营转向联合贷款,提供微贷技术支持子公司盈利大增,蚂蚁智信(杭州)主要职能是为借呗、花呗产品提供信贷额度测算、大数据风控、机构联营、精准营销、实时授信等技术服务,2019年、2020上半年分别贡献净利润32.814、73.084亿元,占比高达18.2%、33.3%;重庆万塘则主要负责金融机构的渠道接入、核对系统、资产转让、资产后台管理系统等,2019年、2020上半年分别贡献净利润12.420、28.606亿元,占比6.9%、13.0%。 理财业务的经营主体主要是天弘基金和蚂蚁(杭州)基金销售。其中,天弘基金2019年和2020年上半年贡献净利润21.6亿元、12.9亿元,占比11.9%、5.9%。 保险业务的经营主体是蚂蚁胜信(上海)信息技术和国泰财产保险,截至2020年6月底,蚂蚁集团负债中保险合同准备金达到15.4亿元,是2017年的1.3倍,2020年上半年蚂蚁胜信贡献净利润14.1亿元,占比6.4%。 创新及其他业务贡献营收不到1%,增长潜力大。该板块是目前集团转型的方向,以技术开发为金融机构、政府机关等合作伙伴提供综合性的技术解决方案,知识产权及技术服务费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创新业务板块2017-2020年上半年贡献营业收入5.1、7.5、9.3、5.4亿元,占比0.79%、0.87%、0.77%、0.75%。经营主体包括蚂蚁双链(上海)、蚂蚁区块链科技(上海)、恒生电子等,成型产品包括蚂蚁金融云、蚂蚁链等,2019 年蚂蚁链开始取得收入,未来将对外输出解决方案,成为新增长点。 3模式剖析:产品、平台、生态环环相扣 蚂蚁以互联网思维切入金融科技产业链条,爆款产品、开放平台、打造生态三步环环相扣,客户从传统的C端消费者、B端商家,延伸到F端金融机构和G端政府部门,积累的数据、技术、运营管理经验内化为护城河。 1.0做产品:以爆款产品吸引流量,通过流量运营挖掘深层需求,赚C端和B端的钱。蚂蚁善于深挖客户需求,最初以支付宝解决交易信任问题,后以普惠金融名义相继推出余额宝、花呗、借呗、相互宝等爆款产品,在短期内聚集大量用户,培养用户习惯,同时积累信用、交易等宝贵数据和算法,目前支付宝APP已有超过10亿用户和超过8000万商家。 2.0做平台:蚂蚁2017年以来实施平台开放战略,为F端金融机构助力赋能。凭借消费者和商家的巨大流量和场景,以及前期积累的风控能力、营销能力等,进一步挖掘理财、借贷、保险等金融服务需求,余额宝、花呗、借呗、相互宝接入外部金融机构,采用助贷、联合贷款、销售引流等方式向金融机构输送客户流量并输出技术服务,赚金融机构的技术服务费,目前已有约100家银行、170家资管公司以及约90家保险机构与蚂蚁开展合作。 3.0做生态:蚂蚁集团将这套模式横向复制到海外、越做越大,掌握的数据和技术成为护城河,如数据库、区块链、云计算、金融智能可直接与政府部门接轨,最终成为全国层面的金融科技领域基础设施,发力技术输出,将自身打造为金融科技大生态,建立起服务G端政府和国家战略的基础设施。 3.1做产品:爆款属性、用户体验、流量运营 传统金融机构的产品设计往往是从自身能力、监管政策等约束性条件出发,“先有产品,再找客户”,而蚂蚁所拥有的互联网基因恰恰相反,以客户需求为立足点打造产品,突破传统束缚,再依托阿里多元交易场景,降低金融服务门槛,高度重视用户体验和产品运营,打造出支付宝、余额宝、花呗、借呗、相互宝等爆款产品。 3.1.1支付宝:首创担保交易模式,解决交易信任问题,缔造流量入口 支付宝是第一个爆款产品,作为综合性的流量入口,叠加高频的支付场景为其他金融业务导流,以手续费及客户备付金利息收入为盈利方式。 打法:1)抓住需求痛点。支付宝的诞生之初,彼时主流交易方式有货到付款、银行转账等,但都是买卖双方直接支付,存在卖家不发货、买家违约的风险,支付宝首创担保交易模式,买家下单后,先把资金打入淘宝网对公账户,确认收货后再由淘宝把钱打入卖家账户,由此解决了信任问题。 2)依托阿里生态场景,提高客户粘性。支付宝脱胎于阿里巴巴生态体系,截至2020年6月阿里巴巴国内零售市场移动月活用户数达8.74亿,线上线下、国内国际具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包括C2C电商淘宝、B2C电商天猫、B2B电商1688、O2O新零售盒马等,生活服务包括公共事业缴费、饿了么、飞猪等,国际业务包括天猫国际、速卖通等,支付业务具有高频的特点,丰富的场景导流加大了客户的粘性。 3)高度重视客户体验。最初支付宝的担保交易效率低下、出错率高,且用户在使用时要在多个页面跳转,支付成功率也只有60%。2010年开始,支付宝狠抓用户体验,推出快捷支付,在开通环节免去持卡人与银行的签约,在支付环节银行无需对每一笔支付进行验证,真正实现跨系统、跨终端、跨浏览器的支付方式,支付成功率大幅升至90%。 4)快速迭代,试错前行。2013年微信依托移动端社交导流,财付通异军突起,蚕食支付宝市场份额,支付宝尝试弥补社交短板,例如推出“生活圈”功能,发起春节集五福活动等,但收效甚微,此后支付宝重新定位生活服务平台,市占率稳定在55%左右,2019年支付宝月活用户数反超QQ,成为国内第三大移动APP。 效果:显性收益来自交易服务费和客户备付金利息收入,较为微薄。一是C端针对个人取现、信用卡还款超过免费额度后收取0.1%费用;二是B端针对商户收取交易服务费,费率0.6%-1.2%;三是沉淀备付金利息收入,2020年1月央行宣布将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备付金以0.35%的年利率按季结息。这种显性收益模式简单,随着国内互联网用户渗透率见顶,传统手续费模式面临天花板。更重要的隐性收益在于打造金融科技服务入口聚拢流量。截至2020年6月,支付宝月活用户达7.11亿,总支付交易规模为118万亿元,无形中积累了大量客户、信用、交易数据,客户粘性增强,活跃率持续提升,成为日常生活和数字金融的引流入口,实现向高利润金融服务二次引流。 3.1.2余额宝:首创“支付+理财”功能,解决“碎片化”理财需求 余额宝于2013年6月13日上线,是国内首只互联网基金,结合消费和理财需求,一经推出广受追捧,余额宝用户数从2013年底的4303万人,到2018年突破6亿人,规模突破1.2万亿。 打法:1)洞察需求,产品创新。支付业务发展导致的客户资金沉淀,衍生出现金管理需求,蚂蚁抓住这个需求,将货币基金打造成为“余额宝”,创造性利用闲置资金小额投资,产生收益的同时可用于日常消费。2)降低投资门槛。余额宝的投资门槛低至1元,定位于广阔的长尾市场,降低投资门槛以笼络更大规模的用户,逐步培养用户利用沉淀资金理财的意识。3)踩点钱荒。2013年6月余额宝上线,正赶上钱荒,7日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利率峰值达到12.3%,余额宝7日年化收益率高达6.3%,远高于银行存款,笼络大量客群,迅速完成余额宝上线的冷启动。 收益:1)显性收益来自为天弘基金等提供直销平台的手续费。余额宝按照促成金融机构合作伙伴实现资产管理规模的一定百分比收取技术服务费,成立当月规模达到42.4亿元,至2020年6月末,余额宝规模翻了近三百倍达到12238.1亿元。2)打开与金融机构合作前景。天弘余额宝基金支付的关联人报酬费用从2013年的1.04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31.49亿元,巨大潜力吸引其他金融机构参与,为平台开放奠定基础。3)拉开互联网金融序幕。余额宝的诞生唤醒了客户的理财意识,掀起“存款搬家”浪潮,实现居民资产向理财引流的重要一步,推动理财线上化。 3.1.3花呗、借呗:普惠金融,聚焦长尾市场 蚂蚁集团的互联网贷款包括2B和2C端,2B主要是网商银行的小微贷和助农贷等,2C端为消费贷蚂蚁花呗和现金贷蚂蚁借呗。截至2020年6月底,蚂蚁集团消费信贷余额为17320亿元,小微经营信贷余额为4217亿元,总计21356亿元,服务约5亿用户及超过2000万小微经营者。 打法:1)抓普惠金融痛点,聚焦长尾,逆袭银行。长期以来,我国普惠金融不发达,小额借贷长尾用户潜力巨大,截至2020年6月,我国短期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达到8.08万亿,2009-2019年的复合增长率高达32%,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40.7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但由于大量长尾客户征信记录难以获取,传统银行的信贷成本高、覆盖少,根据奥纬咨询的研究,2019年15岁以上的中国人口中75%没有信用卡,63%以上的中国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尚未被满足。蚂蚁切入这一商业痛点,深耕普惠金融,花呗用户通常为年轻人,但因为没有信用卡或信用额度较低而存在未满足的消费需求,平均余额约为2000元,与传统金融实现错位竞争。 2)模式创新,降低门槛。早期蚂蚁曾尝试与银行合作试水小额信贷产品,但由于大量商家不符合银行信贷资质,双方合作折戟。2010年蚂蚁自建小贷公司,2015年开设网商银行,从事自营放贷。在流程上,客户只需3分钟线上申请,1秒自动化审核放款,小微贷款的运营成本低至2.3元/笔,而传统小微贷款平均的人力成本就达到2000元。小贷公司放贷后,通过发行ABS产品,降低资金占用。 3)电商基因,交易大数据为风控保驾护航。对于长尾客群,央行征信系统作用有限,2015年芝麻信用分上线,基于用户的消费行为大数据,多方位综合性地对用户信用进行评级,2018年5月百行征信成立,是目前国内唯一获得个人征信牌照的机构,蚂蚁集团持股8%,加强了个人征信信息的共享。2019年网商银行的不良率为1.3%,低于招行信用卡1.35%不良率,更远低于其他互联网金融公司。 效果:借贷业务贡献收入和利润。一方面来自于助贷、联合贷款模式中为银行提供客户导流,按照金融机构获得利息收入的一定百分比收取技术服务费;另一方面来自于自有资金或ABS融资用于借贷的利息收入,2020上半年蚂蚁集团利息收入10.3亿元。2019年蚂蚁小微和蚂蚁商诚实现营业收入30.5亿元、24.4亿元,营业利润18.6亿元、14.1亿元,ROE高达11.01%、7.04%;至2020年6月网商银行实现营业收入38亿元,其中利息净收入29.1亿元,占比76.6%。 3.1.4相互宝:低门槛揽客,重在培养客户保险意识 相互宝于2018年10月上线,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互助社区。根据2020年9月2期最新公示,参与分摊人数达到1.05亿人,分摊总额为4.9亿元,人均分摊成本4.7元。 打法:“相互宝”基于支付宝的广域流量开展互助计划,通过低门槛或公益性质保险揽客。2018年10月,蚂蚁保险、芝麻信用和信美相互保险推出“相互宝”,客户加入时无需付费,加入后如有成员遭遇参保范围内的重大疾病,可享受10-30万不等的保障金,参与计划的人一起分担出险人的理赔款,符合年龄和芝麻信用分的条件即可参保,相比市面上的重疾险,“相互宝”参保流程简单、核查条件少、保费便宜且出入自由,支付宝上巨大的客户流量成为制胜的关键因素。从最初的大病互助计划逐渐拓展,推出老年防癌计划、慢性病人群防癌计划等,进一步增加覆盖的年龄群体。 效果:引流保险产品。保险产品素以条款复杂著称,普及程度较低。相互宝的推出,简化条款,精准定位客群,提高客户转化率,为蚂蚁保险商城引流:《金融时报》的调查显示,1/3的相互宝用户受访者表示非常有可能在未来6个月中购买重疾险;蚂蚁集团的招股说明书披露,许多相互宝的会员也购买了“好医保”健康险的产品。 3.2做平台:向金融机构开放 蚂蚁转型技术公司,既有外部监管导向压力,也有商业模式优劣考量。蚂蚁具有数据优势和技术优势,金融机构具有牌照优势、资金优势,重新定位金融机构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优势和能力互补。 3.2.1业务开放:蚂蚁仅收取技术服务费,不承担金融产品本身风险 支付宝拥有超过十亿的年度活跃用户,通过多样化的生活场景增加客户粘性,实现交叉销售,为金融机构导流,蚂蚁仅收取技术服务费,不再承担金融产品本身风险。2018年同时使用三种以上蚂蚁集团产品的客户比重达到70%,同时使用五种以上产品的比重达到30%,2019年该比例分别提升至80%和40%,市场渗透率进一步提升。 蚂蚁将爆款产品和业务向金融机构开放,截至2020年6月,蚂蚁合作的金融机构超过350家,含100家银行、170家资产管理公司以及约 90家保险机构。蚂蚁不对理财、信贷和保险产品承担风险。具体来看: 1)财富管理方面,三分之二由天弘以外基金管理。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截至2020年6月,余额宝已经向24家第三方公募基金开放,理财平台促成的资产管理规模达到40986亿元,其中27460亿元由天弘以外的其他基金公司管理。 2)互联网信贷方面,探索助贷和联合贷款模式,98%贷款由金融机构提供。2018年5月,蚂蚁集团宣布探索开放花呗、借呗业务,尝试与金融机构合作,支付宝在其中主要充当撮合交易的平台角色,独立风控、向用户放贷并收取利息的是背后的银行等持牌金融机构。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截至2020年6月蚂蚁集团共2.1万亿信贷规模,其中98%的资金来自合作银行和发行ABS,自营贷款余额仅占1.68%;当前蚂蚁小微和蚂蚁商诚存续ABS规模为4121.1亿元、2622.6亿元,由此估算来自合作银行的资金约为13836.3亿元,占外部融资的64.6%。 3)保险方面,主营合作普惠定制产品。蚂蚁保险商城以营销与保险公司合作定制产品为主,2018年,蚂蚁与中国人保合作推出“全民保”、“好医保”,2019年与国华人寿推出“健康福”等,产品均体现出低门槛、出入灵活且简单易懂的普惠特点。根据招股说明书,截至2020年6月,蚂蚁已经同约90家保险机构合作开展业务,促成保费收入及互助分摊总额超过518亿元,仅9%由国泰保险承保。 3.2.2能力开放:从前端获客到后端风控,蚂蚁赋能金融全链条 2016年8月,蚂蚁集团开放平台上线,宣布向合作伙伴全面开放12大分类能力,包括基础的支付能力,独家的数据、安全、信用、理财、融资等能力。 1)帮助金融机构获客转化。例如,蚂蚁财富 “财富号”,继承阿里的店铺思维,每家基金的财富号如同自营店铺,产品供应者直接对接客户。根据2019蚂蚁金服财富伙伴大会发布的数据,2018年入住财富号的机构达到107家,入驻机构的平均交易金额是同期未入驻机构的62倍,资产管理规模前者是后者的68倍。再如,蚂蚁研发智能商业决策解决方案,对借款人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用户接受产品推荐的概率以及针对单个用户的产品特征和定价适当性进行评估,实现精准匹配。 2)提供风控解决方案。蚂蚁研发动态风险管理解决方案,帮助金融机构更好地应对关键业务风险,如客户身份识别、欺诈风险、反洗钱、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运营风险、安全及数据隐私风险等,向金融机构合作伙伴提供技术支持,使他们能安全、高效、大规模地服务客户。 3)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效率。根据《中国基金业金融科技发展白皮书2019》,基金公司通过蚂蚁财富平均用户运营成本下降70%,1年全行业运营成本节省 2000万元,服务效率提升70%,服务渗透人群1亿。 3.3做生态:输出技术方案,向海外移植成功模式 3.3.1技术输出:提供完整的金融科技解决方案 投入:蚂蚁集团不断加大金融技术创新投入,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2019年集团研发费用高达106.0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53.6%,占总营业收入比重达到8.8%,截至2020年6月,蚂蚁集团技术人员共10646人,占总员工比重64%。 产出:蚂蚁集团提供三大类产品,包括数字金融、区块链和监管科技。蚂蚁围绕“BASIC”核心技术能力进行布局(即Blockchain区块链、AI人工智能、Security安全、IoT物联网和Cloud Computing云计算),以“连接”“风控”和“信用”为三大立足点。 1)数字金融主要是定制化的云计算服务,具体包括金融分布式架构SOFAStack、移动开发平台mPaaS、分布式关系数据库Oceanbase等模块,2015 年9月蚂蚁金融云正式发布,面向金融机构提供深度定制的行业云计算服务。2017年“双十一”蚂蚁数据库处理达到4200万次/秒,至2019年蚂蚁自研的金融级分布式关系数据库Oceanbase创造了6100万次/秒的处理峰值新记录,根据国际事务处理性能委员会(TPC)披露, Oceanbase数据库在被誉为“数据库领域世界杯”的TPC-C基准测试中,打破了由美国公司Oracle(甲骨文)保持了9年之久的世界记录,成为首个登顶该榜单的中国数据库产品。 2)区块链方面,包括蚂蚁链BaaS平台、开放联盟链、蚂蚁摩斯多方安全计算平台等模块,蚂蚁链业务自2019年度开始商业化并产生收入。2019年和2020年上半年阿里巴巴(支付宝)申请公开的全球区块链发明专利数量分别为1505项、1457项,全球位列第一;2018年6月全球首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电子钱包跨境汇款服务上线,以香港和菲律宾的个人转账业务试水,2019年1月实现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跨境汇款,这是南亚首个区块链跨境汇款项目; 3)监管科技主要包括大数据安全平台、企业债券评级预警、企业财务造假识别等。蚂蚁自研的智能风控引擎Alpha Risk实时监控交易高达每秒25.6万笔,对每笔交易进行8个维度的风险监测,2019年支付宝实现低于千万分之0.64的资损率,而同比国外竞争对手Paypal的资损率为千分之1.5。2019年,上交所与蚂蚁集团合作开发“鹰眼”产品,利用大数据围绕财务、股权、关联关系等信息对科创板企业风险进行扫描,实现风险的实时分析与处理。 3.3.2海外延伸:1+9布局,贡献营收约5% 蚂蚁集团的海外布局开始于2015年,目前已在中国大陆、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韩国、中国香港等全球1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本地电子钱包,形成“1+9”的布局模式,覆盖全球共12亿用户,境外用户近3亿。根据蚂蚁集团招股说明书,截至2020年6月止的12个月内,通过公司平台处理的国际总支付交易规模达6219亿元,2017-2020上半年境外地区营业收入分别为34.2、43.1、65.86、32.1亿元,占比5.23%、5.03%、5.46%、4.42%。 一是路径选择,蚂蚁集团遵循“一带一路”倡议,首先以亚洲作为拓展区域,逐渐向非洲、欧洲等渗透。蚂蚁集团以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为海外业务的首发地,2015年11月蚂蚁集团参与发起设立韩国第一家互联网银行K-Bank,但持股比例仅为2%,直至2016年底,K-Bank才获得执业牌照;与初入韩国遇冷不同,同年蚂蚁集团入股印度Paytm,至2017年,Paytm的用户从2000多万跃升到2.2亿,一跃成为全球世界第四大电子钱包 ;2016-2018年间蚂蚁集团加快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布局,与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电子支付企业或银行合作开展业务。 二是合作参股,蚂蚁集团的海外业务多采用多国本土化战略,少数股权投资,以技术输出为主,充分利用当地企业优势。蚂蚁集团海外金融业务布局除2019年全资收购英国跨境支付平台WorldFirst之外,其他投资均为不超过49%的少数持股。由于支付及其他金融业务都属于强监管业务,各国多采用牌照管理,并配套复杂严格的监管规则,非本国企业投资面临比较大的监管风险;蚂蚁集团通过参股或者战略合作的方式,和本地具有金融牌照的公司共同开展支付业务,蚂蚁集团主要贡献支付业务解决方案及技术开发平台,有利于降低进入门槛,充分利用当地企业的政府及市场资源,有效防范政策和法律风险。 三是由点及面,蚂蚁集团依托以支付业务为先导,跟随阿里巴巴集团生态战略布局出海,延伸多元金融业态。蚂蚁集团海外布局试图复制支付宝在国内开创的“从场景到支付到金融”的发展路径,与阿里巴巴集团的国际化战略高度协同,例如2016年4月,阿里巴巴以10.2亿美元收购Lazada约54%的股权,同期蚂蚁金服宣布与Lazada旗下的在线支付工具HelloPay合并,后者将改名为“支付宝”,由此通过与阿里巴巴的应用场景绑定输出支付技术;2019年后蚂蚁集团开始从支付业务向多元金融转化,海外业务的深度进一步提升,例如2019年1月投资印尼消费分期公司Akulaku,2019年11月印度布局消费借贷产品Paytm Postpaid,2020年1月投资印度餐饮020企业Zomato等,开始从支付业务向零售行业及消费金融领域拓展。 4展望 蚂蚁的成功,是新旧经济交替的产物,本质上以蚂蚁为代表的新经济商业模式对传统模式的逆袭。从淘宝、支付宝诞生的2003年起,中国庞大的互联网流量不断上升,蚂蚁仅靠一张支付牌照,依托阿里巴巴丰富的电商场景快速崛起,成为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公司。蚂蚁做大后没有固步自封,通过抓住传统金融痛点、打造爆款产品、适时开放平台、回归技术本源等战略步步为营,与时俱进,最终筑造坚固护城河,改写传统金融行业游戏规则,在金融科技版图上奠定了行业龙头地位。 展望未来,蚂蚁这头飞奔的大象机遇依然广阔,但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 机遇方面,一是“新基建”上升为国家战略,高科技、数据要素发展赛道广阔。未来自主研发核心技术将成为大国竞争的制高点,2020年“新基建”写入政府工作报告,4月《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写入文件,强调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蚂蚁集团深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底层应用技术,掌握十亿用户底层数据,被赋予更高战略意义。 二是疫情加速金融科技发展。2020年疫情爆发阻断线下正常活动,但催生出线上金融服务和生活服务广阔前景。大数据、AI等技术实现了在疫情信息共享、远程诊疗、城市政务等方面的迅速布局应用;以封城、居家隔离等手段促进了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在线办公、物流、新零售等新应用场景火爆,包括无人配送、无接触投递、智慧供应链、无接触购物等应用在疫情期间为人民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供给,由此催生了线上业务管理、客户服务、供应链金融等金融服务的需求,为蚂蚁集团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三是零售竞争加剧,未来面向2B。2019年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达到11.3亿,逐渐接近流量天花板,行业步入稳步增长期,各大互联网企业用于提高用户重复使用率和产品交叉购买的营销使得竞争加剧,利润难以增长。开拓B端商户市场成为新的出路,根据艾瑞咨询的统计,2019年第三方产业支付规模达到120亿元,同比增长13.2%,2B市场容量广阔,增长迅速,蚂蚁集团自多元的消费场景中积累大量商业客户具有先发优势,从获取的商户信息中提取需求痛点具有数据优势,针对性地为各行业商户提供支付、融资、理财等服务具有经验优势。 风险方面,一是金融业务监管趋严,最高贷款利率限制,告别金融高光时刻。8月21日,最高法发布关于修改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决定,要求以每月最新发布的一年期LPR的4倍为标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以最新9月21日发布的市场报价计算,当前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为15.4%,相较于过去的24%上限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蚂蚁集团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消费贷款公司,新的上限监管要求可能会迫使贷款定价调整,放贷资金来源收缩等,从而降低企业盈利。 二是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成为难点。今年以来,网络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更为受到重视,7月24日,工信部通报了58家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APP企业的名单,要求整改或下家处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蚂蚁集团在交易中获取了海量的用户行为及隐私数据,但同时为其保障用户数据安全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数据的采集、分析、利用等各个方面均应设置严格的条件和专业的技术防火墙。
事 项 按美元计价,9月出口同比+9.9%(前值+9.5%);进口同比+13.2%(前值-2.1%);贸易顺差370亿美元(前值589亿美元)。按人民币计价,9月出口同比+8.7%(前值+11.6%);进口同比+11.6%(前值-0.5%);贸易顺差2577亿元(前值4166亿元)。 主要观点 出口延续强势,进口超预期改善,表明内外需改善的方向依然明确,从区域角度看,进出口普遍性改善,并非存在明显的单一国的扰动。 从出口角度看,9月我国出口商品中,呈现三大特征:高位横住的部分——高新技术与机电产品增速高而不落;低位向上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持续改善;高位回落的部分——防疫物资出口增速继续放缓。大宗商品与手机等出口负增长主要受到价格因素拖累为主,或有特定品类因素的干扰。 从进口角度看,进口改善一则来自工业品进口需求大幅提升(如汽车、集成电路、半导体等),二则来自农产品进口显著改善,或与执行中美第一阶段协议有关;三则来自大宗商品价格拖累的改善。 2021年出口展望:外需与出口份额的“掰腕子”。我们在《【华创宏观】出口份额的提升是“永久”的吗?》中提到,疫情以来,我国出口与海外外需表现为不同步变化的两张“皮”——出口增速与外需的脱节,二者形成了反向变化的掰腕子特征,由于我国出口占比全球份额13%左右,出口份额提升一个百分点可以抵消掉外需回落七个百分点,份额变化十分重要。 出口在外需与出口份额的角力中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2020Q2外需大降、我国出口份额大涨,出口微降;2020下半年-2021年上半年外需回升、份额逐步回落,出口回升;2021年下半年外需平稳、份额平稳,出口回落。在上述专题报告中我们详细拆解了我国出口份额提升中哪些为永久性、哪些为暂时性,而在此篇报告中我们将利用这一结论,对2021年出口进行展望,可以看到,在两股力量的掰腕子中出口有望在明年上半年继续保持韧性。 2020年下半年起,我国出口料将进入到全球需求回升,但我国出口份额逐步回落的过程,出口份额最终将回落至13.1%左右。根据我们的测算,4-6月出口份额提升的3.2个百分点中,有20%为永久性份额提升(即0.6%),以此估算疫情后出口份额最终将回落至13.1%。(详见《【华创宏观】出口份额的提升是“永久”的吗?》)根据我们对我国出口份额的估算与全球出口额预测值可估算2020年我国出口增速。分别假设了2021年中与年末出口份额回落至13.1%两种情景,根据估算结果可见,2021年上半年出口同比增速持平或略好于2020年下半年,仍可维持较快增长,2021年下半年由于高基数原因(我国出口份额处于高位),同比增速将转负,2021年全年出口同比小幅正增长或零增长。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测算的假设中存在以下的不确定因素:1、若因疫苗量产带来全球疫苗相关物资产能不足,有可能带来我国疫苗相关物资的出口份额提升,在测算出口份额时无法准确估算此类因素;2、2021年上半年全球出口额的估算方式为:假设2021年上半年全球出口额占全年的比重为46.5%(取历史均值),但2021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增速对该数据的取值有较大的敏感性,会干扰出口增速的测算值。 风险提示:海外疫情超预期爆发导致需求下降超预期 报告目录 报告正文 一 出口延续强势,进口超预期改善 (一)进口:或将脱离疲弱区间 9月进口增速超预期回升,主要受到3因素提振: 1、工业品进口需求大幅提升。9月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对进口的同比拉动率分别为6.8%、8.8%,其中汽车和汽车底盘、集成电路、二极管产品进口额同比增长33.2%、28.2%、39.7%,进口量价齐升。伴随国内工业生产进一步回暖,内需提振带来进口超预期增长。往后看,伴随着经济中顺周期环节的上行,如消费、制造业投资等,进口有望脱离疲弱区间。 2、农产品进口需求显著改善。9月进口粮食、大豆的数量同比增长46.8%、19.4%,金额同比增长35.2%、17.6%,农产品进口同比拉动率为+1.6%,或与执行中美第一阶段协议有关。 3、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负向拖累改善。9月铁矿石价格在连续5个月负增长后翻正,实现铁矿石进口量价齐升;铜及铜材也录得量价齐升;原油价格同比仍延续负增长,但负向拖累收窄;共同带来大宗商品进口负向拖累的改善。 (二)出口:外需改善继续带来出口偏强 美欧各行业修复程度进一步改善,带来外需仍偏强。根据我们对海外经济数据及高频指标的跟踪,目前与我国出口相关的美欧各行业修复进度持续改善,与上期(7-8月)数据相比,本期(8-9月)德法、意西零售业分别修复至100%、90%,美国与欧洲国家工业生产修复幅度均显著提升,带来外需维持强势,近期我国出口运价指数也持续高企。同时,在海外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防疫物资的需求继续回落,9月以纺织品+医疗器械估算的出口拉动率进一步回落至1.7%。其他商品类别中,劳动密集型与高新机电产品出口维持高增长;较为超出市场预期的在于手机出口大幅回落,通过拆分量价可以看到,9月手机出口下行的主要拖累因素在于出口价格大幅下滑。 二 2021年出口展望:外需与出口份额的“掰腕子” 2020Q2全球出口增速陡降,但我国出口份额提升(4-6月我国出口占全球24个主要经济体的份额为15.7%,2019年均值为12.5%,提升了3.2%),抵消了部分外需的回落,简单估算可知1个点的份额提升,可对抗约6-7个点的外需回落(全球24个主要经济体的单月出口额约15000亿美元,我国单月出口额约2200亿美元,我国出口份额提升1个百分点带来出口增长150亿美元,占我国单月出口额比重约6%-7%)。 2020年下半年起,我国出口料将进入到全球需求回升,但我国出口份额逐步回落的过程,出口份额最终将回落至13.1%左右。根据我们的测算,4-6月出口份额提升的3.2个百分点中,有20%为永久性份额提升(即0.6%,主要包含贱金属及其制品、剔除手机和电脑的机电产品、杂项制品、家具等),以此估算疫情后出口份额最终将回落至13.1%(=(2020年4-6月出口份额-2019年出口份额)*20%+2019年出口份额=(15.7%-12.5%)*20+12.5%=13.1%)。(详见《【华创宏观】出口份额的提升是“永久”的吗?》) 根据我们对我国出口份额的估算与全球出口额预测值(取WTO最新预测值,2020年世界商品贸易额将下降9.2%,2021年将上升7.2%)可估算2020年我国出口增速(见图表11)。我们分别假设了2021年中与年末出口份额回落至13.1%两种情景,根据估算结果可见,2021年上半年出口同比增速持平或略好于2020年下半年,仍可维持较快增长,2021年下半年由于高基数原因(我国出口份额处于高位),同比增速将转负,2021年全年出口同比小幅正增长或零增长。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测算的假设中存在以下的不确定因素:1、若因疫苗量产带来全球疫苗相关物资产能不足,有可能带来我国疫苗相关物资的出口份额提升,在测算出口份额时无法准确估算此类因素;2、2021年上半年全球出口额的估算方式为:假设2021年上半年全球出口额占全年的比重为46.5%(取历史均值),但2021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增速对该数据的取值有较大的敏感性,会干扰出口增速的测算值。 三 进出口分项数据 (一)出口:9月出口维持高增长 1、出口走势 9月出口增速继续偏强,略超市场预期。以美元计价,9月出口同比+9.9%,预期+9%,前值+9.5%;以人民币计价,9月出口同比+8.7%,前值+11.6%。9月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人民币计价的出口增速增幅略低于美元计价。 2、出口区域:9月对多数地区出口维持高增速 9月对多数地区出口增速进一步提升。9月对美国、加拿大、韩国、东盟、印度、巴西、南非等多地的出口同比增速继续提升,对欧盟的出口增速环比8月虽略有回落,但仍保持10.8%的高增速。从出口拉动率来看,美国、欧盟、东盟仍是拉动出口的主要地区,拉动率分别达到3.43%、1.54%、1.98%,另外多数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同比拉动率均有提升。 3、出口商品:劳动密集型与高新机电产品出口维持高增长 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其中家具、玩具的出口增速分别为30.6%、7.4%,鞋类出口增速-14.1%,增速较8月均有提升;金属与大宗商品方面,9月钢材出口增速继续维持34.7%的高增速,成品油出口增速则回落至-55.9%,均较8月有所下降。高新技术及机电产品方面出口维持高增速,其中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电脑)、音视频设备与通用机械设备出口增速分别为17.6%、29.4%、22.8%、17.5%,均较8月大幅提升,仅手机产品因价格大幅回落而导致出口金额大幅下滑至-42.7%,并带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拉动率大幅回落至1.3%(前值3.3%)。 (二)进口:各区域进口均不强,高新及机电产品进口延续强势 1、进口走势 9月进口增速大超预期。以美元计价,9月进口同比+13.2%,预期+0.1%,前值-2.1%;以人民币计价,9月进口同比+11.6%,前值-0.5%。9月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人民币计价的进口增速降幅大于美元计价。 2、进口区域:自多数地区进口均显著回升 9月自多数地区进口均显著回升。9月自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东盟的进口拉动率分别为1.46%、2.57%、1.13%、1.44%、2.01%、4.58%,均有显著提升,反映我国9月进口需求全面回暖。 3、进口商品:工业品进口延续偏强,农产品大幅提升 从进口商品的增速来看: a) 农产品中,9月粮食、大豆的进口数量和金额均大幅提升。9月进口粮食、大豆的数量同比增长46.8%、19.4%,金额同比增长35.2%、17.6%,带来9月农产品同比拉动率达到1.6%,或与执行中美第一阶段协议有关。 b)大宗商品中,铁矿石、原油、铜等进口量继续增长,进口价格跌幅有所收窄。9月进口原油、铁矿砂、铜及铜材的数量同比增17.6%、9.2%、60.5%,原油进口数量环比下降,但铁矿石与铜及铜材的进口数量环比继续提升;进口价格方面,铁矿砂、铜及铜材的价格同比录得正增长,不过原油价格仍呈负向拖累。综合来看能源等其他商品对进口的负向拉动率略有收窄,但仍达到-4%,为进口的主要拖累因素。 c)工业品进口需求全面改善。9月汽车和汽车底盘、集成电路、二极管产品进口额同比增长33.2%、28.2%、39.7%,进口量价齐升,高新、机电产品对进口的同比拉动率合计达到15.6%,为9月出口超预期的主要因素。 (三)贸易差额:进口大增带来9月贸易差额继续收窄 9月贸易顺差继续回落,以美元计价的贸易顺差为370亿美元,预期580亿美元,前值589.3亿美元,环比减少219.3亿美元。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顺差为2576.8亿元,预期4195亿元,前值4166亿元,环比减少1589.2亿元。
由于当前中国出口部门的复苏不平衡、不充分,这才反映为出口总量数据表现亮丽,但新出口订单指数却连连亮起黄灯。也正是因为如此,其对于就业和增长的促进作用可能不如从前。 前8个月出口部门表现超乎预期 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影响,世界经济大封锁、大衰退,曾引起了各界对于我国出口部门前景的普遍担心。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中的新出口订单指数持续低于荣枯线,更是进一步印证了这种担忧。该指数在2月份因国内疫情防控、停工停产跌至30以下,甚至低于2008年11月份的水平,3月份短暂反弹后,4、5月份再度跌至40以下,直到9月份才升破50。 传统上,新出口订单指数对于我国出口表现有领先三到四个月的预测作用。然而,进入4月份以来,随着本土疫情传播途径基本阻断,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国内经济社会活动逐渐恢复正轨,我国出口部门表现强劲,外贸顺差止跌回升。4~8月份,以美元计价,出口累计同比增长3.5%,前3个月同比下降13.4%;进出口顺差累计增长51.1%,前3个月同比下降81.9%。 由于货物贸易顺差反弹、服务贸易逆差下降,第二季度,我国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1347亿美元,同比增长1.16倍。受此影响,同期,中国经济实际同比增长3.2%,其中,外需拉动贡献了0.5个百分点。鉴于7、8月份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合计同比增长1.23倍,预计第三季度外需对经济拉动作用有望进一步增强。 出口订单指数与出口实绩背离 今年前8个月,我国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额同比增长0.8%,出口交货值同比下降3.2%,均显示出口部门已基本恢复到去年同期的水平。然而,实际情形恐非如此乐观。 根据《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国际公约》[简称协调制度(HarmonizedSystem),缩写为HS]的二级分类,国际贸易商品被分为22类98章(章以下是目和子目)。今年4~8月份,我国出口增速超过出口(人民币计价)平均增速(7.2%)的商品有28章,占总章数的28.6%。相关商品出口额合计占同期出口总额的64.3%,其中9章商品与抗疫物资有关,合计占同期出口总额的31.4%。 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的分行业统计可以提供交叉印证。今年前8个月,出口交货值累计达75211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同期出口总额的68.1%。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行业统计,40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的出口交货值累计同比增速快于平均值(-3.2%),占到总行业数的30%;12个相关行业合计出口交货值为47181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同期出口交货值的62.7%。这与前述比例大体相当。 如果将标准放宽到今年4~8月份出口同比正增长(人民币计价)的HS2分类商品,总计有43章,占到总章数的43.9%,相关商品出口额合计占到同期出口总额的79.0%。但按此标准,至今我国出口能力恢复到不低于去年水平的商品种类也不到一半,出口额不到八成。 本轮出口复苏对增长和就业促进作用可能不如从前 正如大家所分析的那样,我国出口的超预期恢复,主要受益于防疫需求、数字经济等,集中在抗疫物资和电子产品的出口,以及一些长线订单在国内全产业链复工复产的情况下继续交付等。而去年全年出口(人民币计价)增长5.0%,其中,同比正增长的出口商品总计75章,占到总章数的76.5%,相关商品出口额累计占到出口总额的95.8%。显然,与今年相比,无论从商品种类还是出口额看,去年我国出口部门都是更为广泛的复苏。 由于当前中国出口部门的复苏不平衡、不充分,这才反映为出口总量数据表现亮丽,但新出口订单指数却连连亮起黄灯。也正是因为如此,其对于就业和增长的促进作用可能不如从前。 从PMI新出口订单指数的企业分类情况看,到今年8月份,仅有大型企业的新出口订单指数到了荣枯线以上,为50.3,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仍在荣枯线以下,分别为48.0和44.1。其中:大型企业相对2月份的低点反弹了70.5%,中型企业反弹了83.9%,小型企业反弹了42.3%。可见,大型和中型企业的出口能力修复相对较快,小型企业修复相对较慢,且小型企业的新出口订单指数为最低。 从PMI从业人员指数的企业分类情况看,到今年8月份,仅有大型企业到了荣枯线以上,为50.1,中型和小型企业仍在荣枯线以下,分别为49.1和48.0。其中:大型企业相对2月份的低点反弹了56.6%,中型企业反弹了53.0%,小型企业反弹了55.8%。可见,三类企业的就业修复能力大体相当。相对而言,3~8月份中,大型企业仅有6月份从业人员指数短暂跌破荣枯线,显示大型企业受益于出口扩张更多,维持就业的韧性更强。尽管如此,到9月份,PMI从业人员指数仅有49.6,已连续5个月持续低于荣枯线。 从PMI综合指数的企业分类情况看,到今年8月份,大型和中型企业均到了荣枯线以上,分别为52.0和51.6,小型企业仍在荣枯线以下,为47.7。其中:大型企业相对2月份的低点反弹了43.3%,中型企业反弹了45.4%,小型企业反弹了39.9%。可见,在三类企业中,小型企业的生产修复能力,不论从绝对还是相对水平看,均为最弱,且大型和中型企业3月份以后PMI指数均在50以上(中型企业仅5月份单月跌至50以下),而小型企业在3~5月份反弹至荣枯线以上后,6~8月份又跌至了50以下。这与小型企业受益于当前出口景气的程度较低有一定关联。 综上,对于出口部门复苏应有冷静、清醒的认识。当前我国稳就业、稳外贸,保居民就业、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为此,宜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内外销并举,畅通内外循环的堵点和痛点,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全球的金融地位,无论在资本市场,支付清算体系还是外汇交易市场,人民币的地位都与我国经济体量和贸易地位不相匹配。 资本项目开放将丰富我国对外投资渠道,提高国民财富的配置效率。当前我国海外资产结构单一,低收益储备资产占半壁江山,高收益证券投资占比仅8%,资本项目开放程度低是主要原因。因此,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提高QDII额度,扩大试点并适当降低QDII2门槛,是鼓励更多私人资金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投资,增加国内资产的全球资产配置渠道将是提升资产配置效率的有效途径。 资本项目开放、实现全球资产配置是对抗老龄化的有效途径。在老龄化大背景下,国内资本过剩而劳力不足将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将过剩的资本投资于海外收益率更高的资产,是在国内资产收益率下行的趋势下提高收益率的有效途径。 增加离岸人民币市场的金融产品和投资渠道、扩大人民币离岸市场的规模,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前提。 1.资本项目开放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的金融地位 在全球的金融地位是大国、强国的重要特征。2019年,我国货物贸易世界第一、总贸易额世界第二,与之相比,在国际上的金融地位则存在一定的差距。以资本市场为例,截止2020年3季度,海外投资者持有中国流通股市值占比仅为4.7%,远低于美国16%的同类指标。海外融资者的参与度更低,到目前为止,我国资本市场尚无海外企业直接上市。债券市场数据显示,2019年,海外投资者持仓比例仅为2.4%,远低于发达国家。(美国国债的海外投资者持仓比例便达30%)。同样,海外融资者在我国发行的债券规模只有598 亿元,占一级市场发行份额不到1%。 与此同时,我国海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占GDP比重仅为14.8%,低于发展中国家22.8%的均值。从国际比较来看,日本、法国、德国与英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比重分别为33%,54%,41%和60%,均高出我国两倍以上。 在证券投资市场,剔除储备资产中对外国国债的债权,2019年我国对外股权、债券投资占GDP比重皆不足3%,而英国、日本占比常年保持在两位数。这与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程度较低、私人部门资本流出管制严格有关。 在国际支付市场,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仍相对较弱。2019年,国际支付清算体系中,人民币仅占2%,而同期美元和欧元合计占70%以上的份额。在外汇交易方面,2019年全球人民币日均交易量为2840亿美元,只占4.3%,全球排名第八,与我国经济体量和贸易地位不相匹配。 上述数据表明,由于资本流入和流出相对严格的管制,我国的国际金融地位远逊于经贸地位。 2. 资本项目开放有利于丰富我国对外投资渠道、提升国民资产配置效率 从投资标的来看,近十年间,全球FDI平均收益率保持在7.1%左右,且相对平稳。股票市场平均收益率[注2]与FDI收益率接近,但波动较大。债券市场收益率相对较低,保持在3%左右。 资本项目开放情况下,国内投资者可以根据资产的风险偏好和收益率追求选择将配置国内资产还是海外资产,并根据宏观周期的不同而切换资产配置方向,以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率。目前日本海外资产投资收益率平均在6%左右,而我国海外资产投资收益率却常年徘徊于3%,主要原因是两国资本项目开放程度不一样,从而导致海外资产结构差异明显。 在日本海外资产投资结构中,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合计占比超60%,2019年海外投资规模超过700万亿日元(约合6.6万亿美元)。细观证券投资结构,收益率高的权益投资占比逐年增加,而收益率低的债券投资占比逐年下降。同时,储备资产占比逐年下降,2019年仅占13.6%。这显示出日本海外资产主要以收益率相对较高的实体股权与证券资产为主,而收益率较低的储备资产占比较低。1998年以来,日本资本项目扩大开放后,从海外资产中获得的可观收益使其国民资产配置的效率明显提升。 相比之下,受制于资本项目开放程度低,证券资产在我国海外资产结构中占比较低。2019年,权益投资占4.8%,债券投资占3.5%,总规模仅约6460亿美元,不及日本的十分之一。与此同时,储备资产占接近一半的份额,总规模超3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低收益的外国国债,这使得我国海外资产收益率低的主要原因。 因此,提高资本项目开放程度能增加海外投资渠道,促进对外投资结构多元化,提高资产配置效率。 3. 资本项目开放、实现全球资产配置是对抗老龄化的有效途径 数据显示,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该国资产收益率逐渐降低的过程。资本项目开放、促进国民资产多元配置能够缓解老龄化导致的国内资产收益率下行压力。目前,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达到12.6%,且存在继续上行的趋势。 在老龄化大背景下,国内资本过剩而劳力不足将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将过剩的资本投资于海外收益率更高的资产,是在国内资产收益率下行的趋势下提高收益率的有效途径。 在资本项目开放的情况下,我国投资者将能够全球配置资产,并选择更多海外高收益的投资标的,以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率。 4.开放资本项目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前提 从我国现状来看,要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两个举措势在必行。第一,加紧完善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从产品结构来看,目前人民币离岸金融产品以存款、基金、股票为主,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则相对匮乏(见表1)。同时,以人民币计价的衍生品也仅限于挂钩型存款产品,缺乏直接的投资渠道。 离岸人民币投资品缺乏极大削弱了海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动力,制约着离岸人民币市场规模的提高。数据显示,2019年,人民币离岸市场总量仅3万亿元。美元离岸市场中仅离岸美元存款规模便已超过12万亿美元(约合80万亿人民币)。因此,完善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地位的必由之路。 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二条路径是进一步开放资本流出限制。从直接投资看,当前我国OFDI存量与经济体量相比仍不及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主要受制于诸多限制: 因此,进一步优化OFDI投资流程,使更多国内资本参与海外实体投资将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从证券投资看,当前我国私人部门参与海外股票、债券投资的比重较低主要由于以下限制: 因此,进一步提高QDII额度,扩大试点并适当降低QDII2门槛,是鼓励更多私人资金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投资,提高资产配置收益率的必要举措。 9月1日,中央深改委第十五次会议强调“深化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业态和模式创新”。当金融开放进入深水区,制度创新将成为重中之重。作为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和我国对外投资渠道多元化的有效举措,资本项目开放当为金融开放的制度创新题中应有之义,势在必行。
10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后文简称《方案》),在2019年8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后文简称《意见》)的基础上,以设立经济特区4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试点实施方案。我们对此的解读如下: 第一,多领域赋予更多自主权,为深圳进一步发挥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作用铺平道路。《方案》对深圳综合授权改革试点的赋权基本上是全方位的,在赋予更多省级管理权限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对要素市场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统筹利用城市空间等重要领域的赋权改革措施。《方案》提到,依法依规赋予深圳更多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按程序赋予省级电视剧审查等管理权限,按程序赋予深圳占用林地省级审核权限,按程序赋予深圳在干部和机构管理、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等方面更大自主权,探索扩大在深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等。从实质上来看,《方案》落地后,深圳的行政管理权限与直辖市相当,不排除未来深圳由经济特区升级为直辖市的可能性。深圳行政管理权限的增加,有利于深圳在改革试点政策上的创新,以及扫平制度上的多种阻碍。 第二,土地制度方面增加土地供给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有利于稳定深圳的地价和房价。《方案》主要提到了三种方式增加深圳和邻深片区的土地供给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一是将国务院可以授权的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委托深圳市政府批准。深圳的土地资源一直就比较紧缺,不适合发展农业,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是非常合理的,可以集中资源发展深圳的优势产业。二是盘活利用存量工业用地和存量建设用地,实行二三产业混合用地。盘活存量工业用地和建设用地,可以促进将闲置的工业厂房和商业写字楼转为住宅用途,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行二三产业混合用地,可以打破地块用途的限制,一栋楼可以同时设立工厂和写字楼,提高建筑的容积率。三是深化深汕特别合作区等区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深汕特别合作区有468.3平方公里,农业用地占比超过60%,深化深汕特别合作区等区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以进一步提高深圳和邻深片区的土地供给。 根据深圳“十三五”规划要求,到2020年深圳工业用地不低于30%,生态用地不低于50%。目前,深圳住宅用地的比例大约在18%,远低于全国平均的33%,以及国际上40%以上的水平。考虑到深圳流动人口约为2000万人,常住人口1300多万人,住宅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导致深圳房价持续上涨。根据中国房价行情网的数据显示,2020年9月深圳的房价均价达到约7.6万/平方米,是上海5.8万/平方米的1.3倍,是北京6.4万/平方米的1.18倍。增加深圳的土地供给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有利于缓解深圳过快上涨的房价和地价,避免资源集中流向房地产。 第三,对深圳在资本市场领域的市场化、国际化和对外开放的措施更多,赋予了深圳在科创中心之外的更多定位。2019年8月的《意见》更多的是将深圳定位为科创中心,在资本市场和金融领域的笔墨较少。这次的《方案》与《意见》相比,对资本市场的相关内容明显增加。《方案》提到,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试点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CDR);建立新三板挂牌公司转板上市机制;优化私募基金市场准入环境;探索优化创业投资企业市场准入和发展环境;依法依规开展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在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深圳下属机构的基础上成立金融科技创新平台;支持开展数字人民币内部封闭试点测试,推动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应用和国际合作;支持符合条件的在深境内企业赴境外上市融资;开展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业务试点;支持深圳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先行先试,推动完善外汇管理体制;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在深圳依法发起设立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在深圳依法合规获取支付业务许可证;推动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金融规则体系。考虑到香港近几年的乱象以及美国取消香港特殊关税区的待遇,深圳在承接香港部分金融功能中的作用更加突出,这对于深圳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是一个重要利好,同时也有利于为深圳的科创企业匹配更丰富的融资渠道。 第四,首次提到深圳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率先完善数据产权制度,有利于对数据资源的定价和交易,这在国际上还未出现先例;探索数据产权保护和利用新机制,有利于保护以轻资产为主的新经济企业,以及对国际相关制裁的正当法律反制。今年以来,美国陆续对中国的抖音、wechat进行制裁,以及近期有传言称美国将要对蚂蚁集团和腾讯控股有限公司进行制裁,所用的理由基本上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对于这些互联网公司而言,数据资源是其核心竞争力,如何保护数据产权的合法性和可交易性,是面对这类制裁时所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 第五,促进补齐深圳在民生和社会保障领域的短板。《方案》提到,探索扩大在深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在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前提下,支持深圳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开展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赋予深圳对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的设立和撤销权限;支持在深圳开展国际前沿药品临床应用;探索完善医疗服务跨境衔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医学人才培养、医院评审认证标准体系;支持建设全新机制的医学科学院;探索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新机制,加快构建以促进健康为导向的创新型医保制度。深圳在教育和医疗资源方面一直面临优质服务较为稀缺的问题,《方案》的出台有利于深圳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以及促进深圳教育和医疗机构的国际化水平。 本文原发于《财新》
如今,在充分吸收试点经验,以及进行较为健全的数字货币改造之后,数字红包就好像数字货币的一个前哨一样提醒着人们,属于我们自己的数字人民币真的要到来了。那么,数字货币接下来会怎样发展呢? 10月8日深夜,深圳微博发布厅发布,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结合本地促销费政策,深圳市人民政府近期联合人民银行开展了数字人民币红包试点。本次试点由深圳市罗湖区出资,通过抽签方式将一定金额的资金以数字人民币红包的方式发放至在深个人数字人民币钱包,社会公众可持发放的数字人民币红包在有效期内至罗湖区指定的商户进行消费。此次活动面向在深个人发放1000万元“礼享罗湖数字人民币红包”,每个红包金额为200元,红包数量共计5万个。 笔者认为,此次的红包发放对于数字人民币的推进过程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其一,通过查询此次红包活动的具体规则可以发现,即便用户没有银行卡,也依然可以申领红包,也就是说,该红包的领取和使用均可脱离银行账户体系进行。之前的数字支付手段,比如支付宝等,都是必须要绑定银行卡,一切资金流动依然与银行卡账户密不可分,因而他们充其量只能成为一种基于银行账户的电子支付方式。而此次的数字货币红包不同,它与现实货币一样可以独立于银行体系之外,即使没有任何银行账户,依然可以完成货币之间的交换。 其二,此次发放的红包,更为接近真正意义上的现金。我们都已经习惯了红包的各种使用门槛,而此次的数字货币红包没有任何门槛,并且与商家的活动均可同时进行,除此以外,此次的红包也可以与现金一样拆分使用,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个红包看作是政府为人民提供的一种现金补贴。 正如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为数字货币下的定义,数字货币的功能属性与纸钞完全一致,只不过是数字化形态,是具有价值特征的数字支付工具,即央行数字货币的金融本质是人民币现钞一致。 此次红包的发放,是让数字货币从实验阶段逐步走向开始承担货币职能的阶段。经济学中,货币具有五大职能,包括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此次发放的数字货币红包,赋予了其与现金同样的支付手段,虽然受到其公益本身的限制无法实现流通手段,但这已经逼近现实货币的核心职能价值。 数字货币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得益于多年来的实验科研与封闭测试。早在2014年,央行就已经成立专门的团队开始对数字货币的发行框架、关键技术等开展研究,之后在今年逐步开始内部封闭试点测试。 8月14日,商务部印发《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方案中指出,在京津冀、长三角等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先由深圳、成都等地及未来冬奥场景相关部门协助推进,后续视情况扩大到其他地区。 如今,在充分吸收试点经验,以及进行较为健全的数字货币改造之后,数字红包就好像数字货币的一个前哨一样提醒着人们,属于我们自己的数字人民币真的要到来了。那么,数字货币接下来会怎样发展呢? 首先,在所谓的“4+1”试点积累经验足够充分以后,试点范围的扩大是必然的。比如,天津、广州、杭州等地区,笔者认为都是具备数字货币推行的充分基础设施条件,而且商品贸易较为发达,是可以列入下一步试点城市范围的城市群体。 其次,我国的数字货币是双层运营体系,目前来看,此次发放的人民币红包还没有真正贯彻这个双层体系。双层运营体系即人民银行要先把数字人民币兑换给商业银行,之后再由商业银行兑换给公众。这个体系与纸币是一致的,并不会对现实金融体系产生大的影响。所以,下一步数字货币也会在一些试点城市开始落实双层运营体系,真正让数字货币成为现金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窃以为,深圳的红包是数字人民币推行过程中的里程碑,迈过这个重要的时间点,接下来就是更加广泛的试点和更规范的双层运营体系。相信数字货币全面到来的明天,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