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判决一纸下达，对个人的影响却不是单纯的牢狱之灾，隐性的负面影响紧随其后。在我国的社会管理秩序下，家庭中有一位因犯错被判了刑，就可能导致孩子的未来选择受到诸多限制。本文通过梳理法律法规，整理出以下对孩子成长四个方面的影响。 在梳理前几个前提性的问题 1、留下案底是指被法院判决认定为有罪，而行政拘留或只是被拘役，不会留下记录。 而对于不进监狱，但被判处管制刑（在监狱外进行社区矫正的刑罚），或是被采用缓刑、暂予监外执行等方式执行刑罚的，都会被记录。 2、一般情况下，倘若直系亲属正在服刑或接受刑事侦查，会对子女各方面产生较大影响。而服刑完毕的根据罪名情况，不一概而论。 3、将政审划分为严格政审与非严格政审。 对于需要严格政审的机构，如警校、军校、司法机关职位等，主要是要求直系亲属中没有（1）曾被判处死刑或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的，或因其他犯罪正在服刑的；（2）正被政法机关侦查、控制的，或有邪教组织的骨干分子且顽固不化、继续坚持错误立场的；（3）有在国（境）外从事颠覆我国政权活动的，或为国（境）外人员在考察期满后30天内政治背景仍无法查清的。（4）有因严重人身犯罪、贪污贿赂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参照人民警察政审考核标准、）《征兵政治审查工作规定》等文件） 而对于非严格政审的机构，主要是要求没有因以上前3点犯罪受刑罚。如果直系亲属因一般的过失犯罪（如醉驾）、经济类犯罪（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基本不受影响。 上学 1、 对于一般的大学，非严格政审，不会受限。 2、 对于报考警校等公安院校，对报考学生要进行严格政审，直系亲属犯罪，影响报考。 参照人民警察政审考核标准，直系亲属和近亲属中（1）有曾被判处死刑或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的，或因其他犯罪正在服刑的；（2）因严重政治错误或犯罪嫌疑正被政法机关侦查、控制的，或有邪教组织的骨干分子且顽固不化、继续坚持错误立场的；（3）有在国（境）外从事颠覆我国政权活动的，或为国（境）外人员在考察期满后30天内政治背景仍无法查清的。 此外，有些警校还会考核直系亲属是否有因严重人身犯罪、贪污贿赂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受到刑事处罚，对考生进行限制。 3、 对于报考军校（包括军医大、飞行员），或高考志愿为国防生的，高中毕业后想参军成为预备役的，会受严格政审，影响报考。 参照《征兵政治审查工作规定》，家庭主要成员、直接抚养人、主要社会关系成员或者对本人影响较大的其他亲属（1）是邪教或者有害功法组织骨干分子的；（2）参加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宗教极端等非法组织、带有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或者进行过活动的；（3）有被刑事处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或者有严重违法问题尚未查清，本人有包庇、报复言行的；（4）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或者严重政治性问题，本人不能划清界限的。 就业 1、公务员 （1）特殊岗位（如国家安全部门、公检法机关等）：对招收人员有严格政审要求，基本上直系亲属有犯罪记录就不可能录取。 （2）一般岗位（如税务机关、综合管理岗位等）：对招收人员非严格政审，主要是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直系亲属犯罪与岗位密切相关（如报考税务机关，亲属中有经济犯罪的）受较大影响。 但由于热门公务员职位的竞争性往往很强，如果在直系亲属中有人留有刑事案底，会产生不良影响，导致考试失利。 2、事业单位 事业单位非严格政审，主要要求直系亲属或对本人有较大影响的旁系血亲没有从事危害我国国家安全活动、被判处死刑或正在服刑。 其中，中国人民银行属于公务员，进行非严格政审。对于人民银行里的一些敏感职位，如审计等，直系亲属经济犯罪可能会影响政审。 国企中的岗位一般只需要提供个人无犯罪记录。但一些特殊的岗位如党务、秘书、行政人员甚至是有些财务岗位，需要非严格政审。 3、银行 一般的商业银行不需要政审。 移民 1、移民需要提交的是移民者的无犯罪公证材料，也就是说不要求证明父母或子女或兄弟姐妹是否有犯罪记录。 2、移民申请中如果包含这些家人，那么会对整个移民申请有影响。 3、如果配偶有刑事犯罪记录，要看移民的目标国家。如澳洲，就算移民的时候不把有犯罪记录的配偶包含在移民申请中，也没办法移民。 婚姻 我国宪法、民法中都明确保护婚姻自由，父母的犯罪记录对于登记结婚肯定是没有影响的。 以上就是父母犯罪对孩子的影响的梳理，总的来说，家庭中一旦出现刑事记录，那么孩子基本与公务员岗位、军校、警校等绝缘了，即使是有些岗位对政治审核要求不严格，其后的入党、提干也会受影响。对于军警等岗位，甚至对第三代都有影响。
10月9日，国庆中秋双节长假过后第一个交易日，境内（也称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走高，一日之内连续升破6.80和6.70比1，最多拉升了一毛多钱、上千个基点。当日，境内人民币汇率交易价和收盘价（指银行间市场下午四点半收盘价，下同）均创了一年半多来的新高。 境内长假期间，由于全球疫情、美国选情及地缘政治因素多空交织，美元指数有涨有跌，总体保持基本稳定，10月初至8日累计微跌0.3%。故节后人民币汇率上涨，更多是假期离岸人民币汇率大涨，在岸市场的补涨行情。 10月8日，离岸人民币汇率（CNH）收盘价为6.7388，较9月30日离岸收盘价升值458个基点（约合4分多钱），较在岸收盘价升值719个基点（约合七分多钱）。10月5日至8日，离岸市场一年期无本金交割远期交易（NDF）隐含的人民币汇率预期，由贬值转为持续1%以上的升值预期。长假过后，在岸人民币汇率补涨乃预料之中。同时，这种自然实验的结果显示，若汇率当升未升，很可能会积累升值预期。 自5月底创下十二年新低以来，境内人民币汇率震荡走高，四个多月时间，中间价和收盘价累计升值了5%~6%，但仍不及2017年初至2018年3月底（中美贸易摩擦全面暴发前夕）为时十五个月，累计升值约10%的水平。而且，本轮的高点较2018年3月27日的最高成交价还低了约7%。可见，本轮升值并非“8.11”汇改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升幅最大的。 从实体经济看，我国经常项目收支基本平衡，显示人民币汇率趋于均衡合理；从金融部门看，民间对外净负债保持基本稳定，既未重新加杠杆，也未继续去杠杆，资本流动对汇率走势的影响偏中性。在此背景下，随着汇率突破重要心理关口，人民币汇率走势大开大合将成为新常态。如前期，在9月18日创下年内新高后，境内人民币汇率即出现了一波快速调整。到9月底，中间价和收盘价各回调了约0.8%。但节后首个交易日，中间价就收复了大部分失地，收盘价则创了年内新高。 从一年期无本金交割远期交易看，首日汇率大涨之后，隐含的汇率升值预期仍在1%以上，这意味着短期内人民币汇率仍有可能惯性冲高。然而，从陆股通交易看，节前8个交易日持续净卖出，10月9日才出现了112亿元人民币的净买入，表明当日人民币汇率拉升恐非外资节前有预谋的行动。再者，当日境内银行间市场即期询价交易成交额为268亿美元，较上月日均成交额减少10%，也显示在岸市场并未因人民币汇率暴涨出现交易异常。北上资金净流入和市场升值预期的可持续性，需要密切关注。 未来内外部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依然较多，影响人民币汇率升贬值的因素将同时存在。如果先入为主地认为人民币会升值，可以找出一大堆升值的理由；反之，也可以找出一大推贬值的依据。根据有效市场假说，这些信息都会在反映在外汇交易的定价中。只不过，有时是升值因素占上风，有时是贬值因素占主导，导致市场汇率呈现非线性随机游走的多重均衡特征。如果简单线性外推，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同时，汇率稳定不等于固定，升贬值因素共存，也导致汇率涨多了会跌，跌多了会涨，呈现有涨有跌的双向波动。短期看，需要关注复苏利好兑现、外汇政策调整、海外疫情反弹、美国选情意外、金融市场变盘等因素，可能触发的市场情绪波动、人民币汇率回调。 外汇交易并非大多数企业的专业。企业与其去猜是否存在所谓“汇率新周期”，还不如树立风险中性意识，建立财务纪律，减少货币错配，运用适当的工具和方法管好汇率风险，以集中精力做好主业。本轮升值过程中，人民币汇率指数上涨约2%，远小于同期双边汇率的涨幅，故本轮升值对出口企业的财务影响远大于竞争力冲击，这是又一次生动的汇率风险教育。日前，央行决定拟自10月12日起将远期售汇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降至零。这有助于降低外汇衍生品交易成本，便利企业汇率避险操作。 本文原发于《经济参考报》
近日，财经杂志就全球价值链重构、中西部梯度转移、区域经济体系等问题采访了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沈建光。沈建光认为目前涉及民众医疗卫生、国家安全等基础产业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正在加剧。鼓励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开发、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地区协调平衡战略，缩小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同时，降低沿海外贸企业的成本与转移压力，尽可能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企业留在国内，与中西部地区形成梯度承接。以下为原文。 2020年国庆节前，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建筑工地一片繁忙。这个承载着无数中国人记忆的地方将在两年后变成一座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专业足球场。 自1958年建成以来，北京工人体育场陪伴着无数人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数十年风雨飘摇，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三次结构加固和一次设施改造，北京工人体育场保护性改造再次开启，2022年，当北京迎来第24届冬季奥运会的时候，工人体育场将全新亮相。 像北京工人体育场这样的公共设施老旧改造、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支撑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新基建工程今年以来陆续开工。自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以来，全国各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持续推进。据了解，湖南正在加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湖南省人民政府召开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现场推进会提出，确保2019年项目年内全部完工、2020年项目年内全部开工、民生实事项目考核年内全部达标。江苏省将老旧小区改造列入2020年十项民生实事，计划完成500个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目标任务，涉及居民22.7万户，投资43亿元。四川省计划到“十四五”期末，力争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需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研究所副所长范嗣斌表示，城市更新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战略支撑之一，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一种典型类型，而且是覆盖面、涉及面较广的类型。 双节前夕，住建部官网发布动态称，各地进一步加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根据各地上报情况汇总统计，2020年1月-8月，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78万个，占年度目标任务（约3.9万个）的70.7%。 据了解，启动内需、数字经济、产业重构、区域洗牌、提振消费和投资、保障就业，是今后宏观战略的主要着力点，而通过体制改革打通各要素环节，联通国内大市场，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以国内高质量循环带动国际大循环则成为“双循环”热词的核心脉络。 在采访的多位学者看来，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后影响面最大的全球性事件之一。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问题、分歧、矛盾或冲突，严重冲击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格局和全球经济秩序。从全球治理体系、投资贸易体系、发展模式、地缘政治等诸多方面看，世界已处于剧烈动荡的大变局中。面对当前局势，决策层审时度势提出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思路。而中国“双循环”不仅是全球百年变局下修复经济均衡的应对之策，更是长远驱动内外经济均衡跃升，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关键一步。 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5月23日，在全国“两会”期间的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做了更为明确的阐述；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的专家座谈会，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到“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的高度。记者注意到，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决策层对“双循环”的概念先后六次进行解读。高层连续发声强调“双循环”，有何深意？又如何开启“双循环”？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将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将讨论 “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不少学者推测，“双循环”可能成为“十四五”规划制定的原则之一。 世界大变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加剧了世界市场“割裂”的趋势，全球治理体系变得愈来愈脆弱。 “美国优先”及“退群”意味着，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世界发展格局与全球治理体系按下了“暂停键”。在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教授等学者看来，未来，依靠整体性的全球治理体系及各类国际组织协商解决全球重大发展议题，通过全球共识来化解矛盾冲突应对全球挑战的有效性或将大大降低，各经济体间合作发展的挑战将越来越大，潜在矛盾与冲突也可能越来越多。单边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等日渐盛行，地缘政治摩擦与矛盾可能将我们带到一个不确定的世界。 而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部分断链也预示着国际市场的动荡。中国2001年底加入WTO，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受益于此，中国深度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实现了近20年的经济高增长，并形成了相对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和相对完整独立的产业链条。至今，中国制造占全球制造业附加值的近30%，占全球进出口份额的23%。然而，随着疫情的全球暴发和各国隔离政策的实施，导致部分国家出现物资短缺，凸显了相互依赖的全球化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一些国家开始对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陡增担忧。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的政府采取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制造企业回归，以完善本土化供应链能力和经济的独立性，这也加速推动供应链环节从中国撤离。今年4月，日本政府专门拨出22亿美元，用于资助日本制造商将产线撤出中国，以实现生产基地的多元化，避免供应链过于依赖中国。同在4月，美国白宫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提出，为了吸引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建议将回流支出100%直接费用化，相当于“为美国企业从中国搬回美国的成本埋单”。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涉及民众医疗卫生、国家安全等基础产业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正在加剧。 开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副所长赵伟分析，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出现全球供应链收缩、产业布局重构的现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冲击更为显著，企业对供应链安全的重视程度明显上升。汇丰调研结果显示，全球三分之二的企业认为首要任务是加强对供应链的控制，其中三成左右计划与更多供应商合作、两成企业计划转至区域内贸易。联合国贸发会议近日发布《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指出，受疫情影响，2020年至2021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将大幅下降30%至40%。这意味着，中国深度嵌入的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将可能出现断链、变链与重构。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正陷入深度衰退。世界银行6月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将收缩5.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近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其中发达经济体将萎缩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萎缩3%，全球需求完全恢复可能要到2022年甚至更晚。 实际上，从4月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联储、欧盟以及许多国家的研究机构都陆续做出判断，认为世界经济已经陷入二战以来甚至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这意味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有着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拥有庞大优秀的产业工人与完备产业集群的中国制造必须寻找新的需求。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军对《财经》记者说，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年减弱。“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外贸依存度从超过60%快速回落至目前的30%左右，贸易差额占GDP比重维持在3%附近。”加之，中美战略博弈围绕技术创新、经贸投资、全球市场、金融、信息、地缘政治等全方位展开，这些因素都将加剧中国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困境。毋庸置疑，中国过去40年几乎“大进大出”的外向型增长模式已发挥到极致。 然而，中国过去四年出口到美国的前15大商品中，已有14类占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减少，与此同时，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凭借后发优势，其制造能力逐渐替代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全球的占有率。 如何启动14亿人口的大市场？如何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需求？如何通过投资与消费拉动国内需求，培育高质量的国内生产服务供给？“双循环”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给出了发展方向与答案。 “双循环”之意 近期，中国谋划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引发学界热议。各路智库机构纷纷解读，投资者和消费者也寄望发现解读背后的商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告诉《财经》记者，“内循环”的提法是对上世纪80年代初建立的“大进大出”的发展战略的调整。过去40年中国实际上一直保持内循环与外循环运行，两者之间互相渗透，但是，世界不确定的变局加上中美贸易摩擦等叠加因素，让大进大出的外向型路子越来越难走，我们过去曾一直保持低汇率，实质上变相鼓励了出口，尽管相当时期，我们积累了工业经验，积累了制造能力，积累了外汇，但是这种模式迟早要调整。 余永定说，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学者提出国际大循环概念，那时中国经济虽然以内需为主，但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并非相互隔绝，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经济并非是由两个独立的“循环”构成的。在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中国基本上是航行在世界经济汪洋大海上的一叶扁舟。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增大，出口规模对别国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在2000年后国际市场上曾出现了中国买什么，什么涨价，中国卖什么，什么跌价的情形，现在“就像茶杯里扔石头，一定是水花四溅”。事实上，政府在相当早的时候就意识到原有发展战略的问题。2006年曾提出，“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余永定说，“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增长模式的讨论主要还停留在技术层面，此次国内经济大循环概念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内理论界开始从战略和增长模式的层面上对国际大循环理论再思考。”他同时提出，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主张过去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进行调整。关键是掌握好“度”，一方面避免因路径依赖而拒绝调整；另一方面避免因调整而否定过去。 王军对《财经》记者表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中央基于当前更加严峻且可能持续较长时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所做出的重大判断，是由不期而遇的各种约束条件决定的。“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背后的清晰逻辑链条是：基于大变局，面向中长期，立足持久战，形成“双循环”，既要解决内需循环不畅的问题，也要通过更大力度的开放和自主创新解决核心技术领域“卡脖子”的问题。 不可否认，“双循环”战略也常被外界误读为中国将寻求与世界脱钩的信号。西班牙经济学家阿莉西亚·加西亚·埃雷罗就撰文称，“双循环”给其他依靠出口的经济体带来了坏消息，世界其他地方将蒙受其害。也有一些学者将经济内循环解释为以后只有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经济发展趋于“内卷化”或经济金融“自循环”。 实际上，“双循环”则是强调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在国内和国际间充分自由流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除了提高内需比重，还要提高关键技术和重要产业链的可替代性，进而增加中国经济的韧性。 对此，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表示，重视“内循环”绝非简单的出口转内销，不意味着存量回流。中国每年出口的鞋帽数量大约为100亿，衣服300亿，国内市场无法消化，假设遇到贸易壁垒，也要绕过贸易壁垒在海外市场消化。实际上，中国经济“双循环”虽然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是并非走向“闭关自守”，而是选择通过向内发力，为高水平开放打开向外的新空间。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则强调，要处理好内外循环，前提条件一定是继续坚持全面开放深化改革。 内循环为本 从中国国内经济看，促进国内大循环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尽管上半年中国经济的反弹初步得以确认，但后续复苏的可持续性尚不乐观。一季度GDP增速-6.8%，二季度3.2%，但中国经济仍面临着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区域层面，东部沿海城市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没有形成产业的梯度转移；行业层面，金融业和房地产扩张虚化与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形成反差；企业层面，民营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障碍，生存空间逼仄。 因此，通过优化经济结构，缓解区域性失衡，持续释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潜力，立足内循环，促进双循环，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做好“内循环”工作，目前面临的障碍与制约有待突破。 一方面，经济循环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中，最大的瓶颈是分配和消费，以及背后的居民收入。当下中国还面临着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较大、居民杠杆率较高三大问题，由此导致消费不足。 2020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666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2.4%，增速比一季度加快1.6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1.3%，与经济增速保持同步，降幅收窄2.6个百分点。从收入差距来看，2018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68，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目前中国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有5.6亿人；从居民杠杆率来看，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测算，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11年Q1的27.8%快速上升到2020年Q2的59.7%，个人购房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给居民其他消费带来的“挤出效应”依然显著。此外，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问题也成为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掣肘。 滕泰等多位专家建议，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行体制改革是关键。现有问题在于，初次分配中，金融及土地部门获取的要素收入过多，超出其贡献的要素收入。在GDP总量一定的前提下，挤压了劳动者、技术者、管理者收益。“只有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收入，长期消费才有动力。” 最新出炉的一份研究报告也建议，接下来应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有效供给。一是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充分补短板；二是要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加快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三是要提高供给质量，产业转型升级，商品和服务提质优化，以满足不断扩大和升级的内需。 记者了解到，全社会信息、教育、养老、健康、文化等服务型消费需求增长较快。梳理2010年至今全国热点问题可以发现，社会保障、医疗、养老、教育等供给长期不足，且近几年消费者的关注度不断提升。这些需求甚至成为其他国家重要的增长动力。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游客赴美旅游、留学、就医等旅行支出合计超过500亿美元，其中赴美游客约300万人次，在美旅游支出高达300亿美元。2018年，出境1.5亿人次，达1200亿美元的境外消费，人均单次境外旅游消费达到约800美元（约5400元人民币）。 那么如何将“海淘族”吸引回国消费？多位专家建议，从现实情况看，打破服务型消费供给短缺的状况，重点在于加快开放服务业领域市场，应尽快推进服务价格机制改革，形成市场决定服务价格的新机制，同时提升中国产品的质量监管和技术水平。 另一方面，在数字经济的新赛道上，中国未来将加快自身数字经济的发展，将是“双循环”的应有之义。 工银国际等机构预测，一是，未来数字经济将呈现产业化。中国数字经济的技术创新提速落地并可能发展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在需求侧创造新的消费场景，在供给侧提供数字驱动的商品与服务，并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二是，传统产业数字化。立足于中国完备的产业链条，通过物联网、5G等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升级，并与高度数字化的居民生活相连接，中国有望引领全球从“大规模生产时代”走向“数字化生产时代”。其次，经济治理数字化。以基础设施和政府服务的数字化升级，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适宜的社会环境。目前数字经济在中国已经显示出较好的市场前景及较大潜力。据统计，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络购物的用户规模达7.1亿，网络支付的用户规模达7.68亿。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同时强调，新基建将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畅通中国“双循环”的关键，不仅其本身将拉动大规模的投资需求，避免传统基建重复建设，同时有望通过新型交通网络及新型移动通信网络（5G），创造和普及消费新场景，大规模培育消费新行为和新需求。 从要素市场看，与美国相比，中国国内各种要素与商品的流动面临更大的障碍。例如，公路货运面临高昂的运输成本，跨省贸易面临更加严苛的检验检疫流程等。这些要素与商品流动的障碍无疑会削弱中国国内统一大市场的优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主任、研究员张明表示，促进国内大循环，必须打破国内市场上存在的各种显性与隐性的要素流通障碍，通过促进要素在国内的自由流动来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 今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旨在促进要素定价的市场化以及要素在国内的自由流动。要素的范围涵盖了土地、劳动力、专业人才、金融资本、技术成果与数据。张明说，如果这一政策能够得到充分落实，对于打破国内要素流动障碍、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将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 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更有利于激活市场主体活力。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提出，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16次提到“市场主体”，充分肯定了市场主体在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抓好市场主体，就是把握住了大市场。截至2019年底，已有市场主体1.23亿户，其中企业3858万户，个体工商户8261万户。 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志彪指出，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一是要落实好各种纾困惠企政策，继续减税降费、减租降息，确保各项纾困措施直达基层、直接惠及市场主体。二是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三是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各级领导干部要支持企业家心无旁骛、长远打算，以恒心办恒业，扎根和深耕中国市场。四是要高度重视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积极帮助它们解决租金、税费、社保、融资等方面难题，提供更直接更有效的政策帮扶。 更值得研究的是，近十多年来，业界一直呼吁产业形成东中西部的梯度转移，但是一直没有很好落地。这与全国要素市场不通，以及市场的阻隔有很大相关性，导致企业从制度效率、要素成本的角度考虑，迁移到东南亚国家。 因此，在采访中，多位专家都呼吁建立更加协调的区域经济体系。沈建光提出，鼓励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开发、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地区协调平衡战略，缩小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同时，降低沿海外贸企业的成本与转移压力，尽可能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企业留在国内，与中西部地区形成梯度承接。 撬动高层次国际大循环 9月21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自此，中国自贸试验区总数增至21个。 早在6月3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出台，最新方案提出5年之内实现早期收获，再过10年实现全面开放。 而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服贸会”）9月4也在北京举办。为保证服贸会顺利进行，本届“服贸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吸引了来自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1.7万多家企业和机构近10万人参会。而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这是常态化疫情防控下中国举办的一场重大国际经贸活动。 尽管中国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实质是选择通过向内发力，为高水平开放打开向外空间；通过夯实自身实力以提升国际定位。 “内循环和外循环是矛盾的对立面，实际上是统一的。”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说，内循环给我们带来了量，让很多百姓过上好日子，能够从脱贫之后走向中等收入发展水平；外循环能够提高质，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我们的竞争力，质跟量两者都需要，不要只强调一方面而荒废另一方面。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也认为，以内循环为主体，也要特别注重国内与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要通过内循环来提升中国产品与中国服务在外循环中的核心竞争力，培育中国企业在外循环中的竞争优势。同时要通过外循环补充内循环建设所需的资金、人才和关键技术等要素，为内循环拓展国际市场。 王军表示，迄今为止，全球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国家和地区通过最终消费品和中间品贸易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除了坚持扩大内需，仍然需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对《财经》记者强调，当前国际环境已经改变，在全球割裂的情况下，今天强调的“开放”与过去40年的“开放”不是同一个概念，是制度上的开放而非商品和要素的开放，也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高标准制度相衔接。 他认为，构建内循环为本、双循环为基的开放大国经济，需要打造“一个核心与三个环”。内循环作为核心是所有循环的战略支点，在此基础上，再形成东亚、中亚为内环、“一带一路”为中环、发达国家为外环的“双循环”经济圈。 关于外循环，赵萍提出三方面建议：一是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拓展原材料、关键技术与零部件的进口来源地，开拓新市场，并根据“一带一路”国家市场需要，出口适合当地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二是要继续积极主动对外开放，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世界各国开展平等合作，通过自由贸易、对外投资、利用外资来实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三是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推动全球治理改革，从而为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创造更良好的制度环境。 依靠制度改革促自主创新 9月15日，美国对华为新禁令正式生效。按照美国商务部限制华为获取美国技术的举措，今后，台积电、高通、三星及SK海力士、美光等公司将不再供应芯片给华为。 此次禁令生效将对华为产生深远影响。而2020年，逆全球化叠加新冠肺炎疫情，阻碍了创新人才的跨国流动，科技“脱钩”与局部供应链断裂风险上升，更为长期以来全球产业科技创新合作的可持续性打上了问号。 应对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如何解决中国技术被“卡脖子”的问题？9月，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使用“更为迫切的要求”一词指出，要通过改革体制机制、加强基础研究等方式加强科技创新。 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前院长、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常务副主任陈东敏对《财经》记者表示， 当我们谈循环的时候是讲整个价值链要走通，从设计一直到零部件供应到制造，然后到销售到需求。那首先必须有需求，用中国市场可以创造需求，要形成完整的链条，每个环节都要通，有一个环节不通，整个经济循环就不能形成。 因此，政府需要做些系统性梳理，到底哪一些环节现在会有问题，或是出现进口的中断，必须走进口替代？需要系统性地做些产业链分析。 此外，将研发成果投入生产还存在困难。以新材料为例，每年见诸报道的新材料成千上万，但真正产业化的却寥寥无几。陈东敏表示，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体制机制问题，一直以来被称为“死亡谷”，很多专利没来得及投入市场就“夭折”在实验室里，难以产生应有效益。他建议，一要提高专利质量，转化有价值的专利；二要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案例，例如美国的拜杜法案改变了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从谁资助谁拥有，转变为谁完成谁拥有，从而使美国科技成果的应用，或者是专利的许可率取得了很大突破；三是激励制度更大程度倾斜研发者。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亟须建立一支完善的成果转移转化团队。目前政府每年在“死亡谷”上投入大量资金却回报甚微，原因在于这部分资金转移到了发明者手中。然而，一项探索性的研究成果要找到合适的市场应用，需要配套的生产及商业能力，这已经超越了研发者的能力范畴。将资金堆给科学家，不仅会造成研发后续流程乏力、难以推进，同时也是对资金的浪费。 他建议，中国的研究机构与企业合作，把装备能力开放给企业，协助企业进行关键技术攻关，填补价值链的空白环节。这就需要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通过评价体系、政策导向激励大家合作，必要时在经费上予以补贴。“这样一定好过市场无序寻找合作。” 9月2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发布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显示，创新地理分布继续转移，中国位居全球第14名，是GII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张燕生说，当今世界的创新活动与创新成果已经出现“东移”趋势。“当产业链整体东移，一个新的问题是，谁会成为这个地区的领头羊？”由此，在“双循环”格局下，中国能否在科技创新上脱颖而出，值得期待。 “岭深常得蛟龙在，梧高自有凤凰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推动国际循环，这样的战略调整已经开局，高质量新局未来可期。 文章来源于《财经》杂志
“券商”，即是经营证券交易的公司。除了自营业务，券商还为客户提供包括投资银行、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私募基金投资、公募基金等在内的各项金融服务。今年来，我国正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推动国内金融市场接轨国际，这意味着，外资券商将不断扎根中国，与国内券商展开竞争。 图1 人民币资本账户下有序开放进程 一、背景 今年以来，中国金融开放不断有新举措。2020年3月13日，证监会表示，自2020年4月1日起取消券商外资股比限制；2020年5月7日，央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在取消QFII（QualifiedForeignInstitutionalInvestors，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RQFII（RMBQualifiedForeignInstitutionalInvestors，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对QFII和RQFII的资金管理要求；2020年6月19日，摩根大通成为首家由外资独资的持牌期货公司；2020年9月初，证监会连续核准两家外资控股券商，至此中国的外资控股券商数量达到8家。 图 2 沪股通自2015年1月累计净买入额不断增加 注：数据来源于Choice金融终端 沪股通自2015年来，累计净买入额不断增加，今年7月份外资流出也只是因为A股达到高点，进入整理期。长期来看，外资券商在加速融入我国金融市场，带来新机遇，也带来新风险。从对面开放的广度而言，金融开放涉及多方面，不管是对外资券商限制，还是对资金流动管控，都有一定程度放松；从对外开放的深度而言，进一步取消了对外资券商持股比例限制和资金管理要求，未来会有更多外资券商愿意来中国开展业务。 二、金融开放下，国内券商承压 1．客户流失风险 随着金融开放持续推进，国内券商，特别是一些中小型券商，面临客户流失风险，以下从券商业务角度来分析，分别是投资银行业务、资产管理业务与财富管理业务。 （1）在投资银行业务上，一旦外资券商进入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会被分走一大块。一方面，外资券商更擅长国际业务，如果有国内企业想去美国上市，或是要开展国际化业务，外资券商更了解当地法律，与当地政府有更良好关系，无疑更加合适。例如今年来，国内多个大企业奔赴港交所上市，其选择的保荐人大多都是外资券商，而国内大券商并不在其内；另一方面，外资券商有更精准定价能力，随着注册制推行，上市门槛不断降低，未来投行业务的核心将不再是帮助企业获得上市资格，而是在于更精准定价，但国内券商并不擅长定价。 注：数据来源于各上市公司招股书，2020年 （2）在资产管理业务上，外资券商的进入会使得国内券商客户流失。一方面，外资券商有更丰富、更高质量且更国际化的金融产品可供选择，外资券商对于金融衍生工具的理解，对于风险的认知，以及对国际化金融产品熟悉程度，都更为深刻。另一方面，外资券商更注重培养投资能力，国内券商更看重产品销售能力，而随着金融市场不断完善，投资者金融素养的提升，以及金融监管不断加强，未来券商投资能力将成为客户的关注点。 （3）在财富管理业务上，国内券商面临的客户流失风险更严重。外资券商能为个人提供更加定制化、更高端、更高质量、更成熟的服务，且服务链十分完整，包括家族信托、退休计划、遗产安排等等，这些国内券商目前都难以做到。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有关2019年证券行业收入构成中，投资咨询业务是占比极少，只有1%。相比之下，外资券商不断向财富管理业务转型。例如，在高盛集团2019年全年净收入中，消费及财富管理业务占比14.2%；在摩根士丹利2018年业务收入中，财富管理收入占比42%。 图3 2019年证券行业收入占比 注：数据来自于中国证券业协会，2019年 2．人才流失风险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券商进入中国，并提供相应金融业就业岗位。外资券商相对于国内券商，无论是薪酬还是晋升机制，都会更具吸引力，国内券商或将面临人才流失风险。 薪酬方面，外资券商薪酬更高。在2019年，外资券商员工人均薪资高于国内券商，其中，高盛高华证券人均薪酬292.24万元，野村东方国际证券人均薪酬260.23万元，瑞银证券人均薪酬144.38万元。而国内券商人均薪酬不及外资券商，中信证券人均薪酬79.19万元，海通证券人均薪酬67.60万元，中信建投人均薪酬53.07万元。（注：数据来源于各证券公司2019年年报，人均薪酬=（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现金流量表）+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应付职工薪酬起初余额）/员工人数。） 而晋升机制方面，外资券商晋升机制也更加明确公平，在一定年限内若未晋升至衍生岗位，那么当前的职位会被新入职员工占走，这种晋升制度更加残酷，但对新人来说却更加公平。且在过去，中国本土人才加入外资券商，在升职空间上，往往存在一个“天花板”，而现在本土人才加入外资券商成长更为迅速，“天花板”的障碍不断减少，外资券商吸引力不断增强。 3．自营业务损失风险 （1）外资券商的投资理念更先进。金融业本质上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为优质企业融资，外资券商便是更关注基本面分析。随着对QFII和RQFII额度限制的取消，以及资金管理要求的放松，外资的流入已成为目前A股市场上主要的增量资金之一，进入A股的外资约为1.8万亿元，占A股市值约为3%，该比例在未来会进一步加大。外资券商的进入，将改变国内证券市场投资理念，技术分析或将渐渐退出，而基本面分析将越来越重要，若是国内券商没有适应这种变化并做出改变，可能面临着造成自营业务损失的风险。 （2）外资券商获取国际金融市场信息速度和交易算法速度更快。目前国内证券市场仍处于幼年，其涨跌很容易被国外各种事件影响，而外资券商更加国际化，获取信息、接受信息的速度都会更快。其次，美国股市与A股的交易机制并不相同，美股采取的是t+0机制，而A股采取t+1机制，外资券商在此环境下，也会拥有更先进的高频交易策略手段。随着A股不断与国际接轨，不断有呼声呼吁A股也采取采取t+0机制，而在t+0下，对于国内券商，外资券商无异于是狼来了。 （3）外资券商资金获取成本更低。中国10年期国债利率长期保持在3%以上，美国10年期国债目前已不到1%，而中国的CPI（ConsumerPriceIndex）为2.9%，略高于美国2.3%。由此可见，外资券商获取资金，资金实际价格远低于国内券商。尽管目前外资资金占A股较少，但是随着金融开放不断提速，未来外资的涌入，可能会打破国内券商格局。 图 4 美国、中国、日本10年期国债利率 注：数据来源于九鞅科技固定收益组合及风险管理平台 三、金融开放下，国内券商如何抗压？ （1）提升跨境业务水平，预防客户流失。一方面，国内券商应敢于拓展国际化业务，招募各国金融人才，提升投资水平和定价能力，更好服务客户的跨境业务需求。另一方面，国内券商应正视自己在国际化业务上的不足，积极与外资券商合作，虚心向外资券商学习。 （2）充分发挥并不断巩固本土优势。首先，国内券商应努力保持良好政商关系，积极拓展国有大型企业项目渠道；其次，国内券商应保持良好的客户联系，对以往服务过的大客户、大公司，可以定期回访，防止客户流失；最后，国内券商应发挥网点优势，深入发展普惠金融，积极探索更多客户。 （3）拓展产品业务链条，提高客户粘性。一方面，国内券商要不断拓展新产品、新业务，争取打造完整的业务链条，提高客户粘性。另一方面，国内券商应致力于金融科技发展，推动金融业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互联网技术结合，为客户提供更个性化服务，通过人工智能，为客户全天候服务，以此来提升吸客、留客能力。 （4）注重人才培养，打造高素质人才队伍。一方面，国内券商应致力于打造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合理的晋升机制，让员工在工作中得到不断进步与发展，并鼓励员工自主学习，为员工打造全方位高标准的培养计划；另一方面，国内券商应广泛吸收国内外各类人才，培养在金融、数学、计算机、法律等方面多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四、总结与展望 金融开放是大势所趋，金融是服务业的重要领域，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满足人民生活需求，扩大对外开放是坚定不移的。中国在金融开放时，应以主动的姿态，有序地打开大门。而对国内券商而言，外资券商的涌入会带来鲇鱼效益，既给我国资本市场注入活力，也带来风险，国内券商应抓住机遇，发展壮大，也应充分认清随之而来的风险，加以预防。（作者：景乃权，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丁瀚，张洵，郑斌武，严雨沁，贺嘉豪，刘学辉，浙江大学金融系研究生）
10月9日，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主办的2020“小企业大梦想”高峰论坛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出席并发表演讲。 黄奇帆认为，美国和中国的脱钩大体上有十个方面，但一旦脱钩，会让美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金融领域上的脱钩等同于美国自杀。 他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选择内循环为主、双循环格局战略顺理成章，而内循环下中国会走向真正的强国之路。 以下是演讲实录。 美国目前存在三个问题： 经济滞胀、社会民粹、政客甩锅 按照会议的议题，我讲两个大家感兴趣的题目。 今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是新冠病毒疫情，这个疫情预计到年底全球确诊的人数，美国作为全球病毒发展最严重的地区，至少会突破1000万人次，那么目前的美国存在几个严重的问题。 第一，经济严重的滞胀。 第二，社会严重的民粹。 第三，政客们严重的甩锅。 从滞胀的角度讲，一个是严重的通货膨胀，一个是严重的经济萎缩。 通货膨胀角度就是美国政府从两三月份以来启动了3万亿的超发国债，3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超级贷款，加起来就是6万亿美元的资金宽松，以至于美国政府的国债余额已经达到了27万亿美元。 由于严重的货币超发，当然会严重的通货膨胀，在疫情下，一般的商品，一般的经济，一般的企业不会出现通货膨胀，而是萎缩。 那么膨胀的资金到哪去了？ 就三个地方，一个是股市，2月份美国股市跌到18，000点，又回到28，000，这里有相当多的膨胀的资金进入了股市。 第二就是资金进了房地产市场。 在今年美国经济萎缩的背景下，美国房地产市场总价格还在往上涨，这就是膨胀资金起的作用。 第三就是表现在贵金属，比如说美国黄金。 年初的时候每盎司1200美元，现在黄金价格涨了80%，从这个角度都可以看到严重的通货膨胀。 还有一个方面就表现为美元对欧元的贬值，对人民币的贬值等等，这是膨胀的一头。 另一头是严重的经济萎缩。 美国今年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环比下降32%，是几十年最严重的负增长。 美国现在的下岗工人失业人群达到超纪录的5000万人群，去年年底的时候1000多万，这几个月新增4000万。 美国一共是2亿工作人群，3亿3000万人老人小孩不工作的人去掉，就业人群一般在2亿左右，增加四五千万失业，占百分之二十几，所以是严重的经济萎缩。 又是萎缩，又是通胀，这是经济灾难中最严重的，因为通货膨胀是灾难，造成货币贬值，但一般经济是热的，就业是稳定的。经济萎缩，造成失业，企业破产也是灾难，但货币是保值的，甚至还会升值。 现在货币在贬值，经济在萎缩，生活无着落，前途渺茫，就会产生急躁极端的情绪，左得更左，右的更右，极左和极右同时存在。 美国夹层撕裂，民主党和共和党党派之间撕裂，黑人白人撕裂，甚至联邦政府和地方的州政府也对抗、也撕裂，整个国家在民粹主义状态里，不断出现各种极端的事件。 第三个特征当然就是政客的甩锅，为了摆脱疫情治理的（责任），摆脱自己的责任，就甩锅中国，造出个谣言说中国病毒的侵犯、使得美国700万人得病，20万人死亡，这些是中国人造成的等等一种无赖式的甩锅。 第二种4000万人的下岗失业是中国的经济，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政府抢了美国人的饭碗。也就把矛盾矛头指向中国。 在这些甩锅的各种言论中，最极端所谓的撤资论、脱钩论，这些脱钩撤资的观点在2018、2019年就已经客观存在，那时候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贸易谈判、贸易战期间，现在大敌当前，在新冠疫情之下，应该各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人类的天敌。 美国人倒行逆施，不仅不在国际间加强合作来对付疫情，而是变本加厉的采取甩锅的办法来转移矛，头转移视线，为竞选服务。 在这种情况下，这几个月甩锅也好，脱钩也好，这种舆论、这种情势愈演愈烈，比过去两年有过之无不及。 美国与中国脱钩的十个方面 如果归纳一下最近几个月美国政客跟中国脱钩，经济脱钩的言论、方案或者计划，方方面面把它归纳起来，大体上可以有10个方面。 1． 贸易脱钩，就不跟你做贸易 贸易脱钩概念比加关税更严重，加关税还是在做贸易的，只是增加贸易的成本，加20%、25%的关税，这是增加成本，但还不是脱钩。 但如果贸易脱钩，我不买你的东西，我也不卖东西给你，互相之间贸易经济交往停顿。 2． 资本市场的脱钩 美国有政客，也有经济部门在提出一个法案，针对200多个中概股量身定做的一个方案，如果美国的议会通过，这个法律就是对中国企业的紧身衣。 现在在美国上市的200多个企业都是美国的投行帮助上市的，美国的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保驾护航上市的，都是完全符合美国法律的。但是在新的紧身衣，新的法规下，很可能不合法等等。 3． 金融脱钩 美国的保险银行不为中国的各类企业贷款或者做保险。 4． 技术脱钩 最近大家看到的美国跟华为芯片不供应，高科技的装备不供应，或者还有一些专利不供应等等。 5． 投资脱钩 就是所谓出资人，美国在中国的企业撤资，不到中国投资等等。 6． 教育脱钩 中国在美国现在的留学生，大学本科、研究生、博士生36万人，现在已经在采取各种各样的轰赶学生的措施，如果学生离开了美国，现在回国要回美国，签证不发等等。 毕业以后不准在美国就业，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卡，最严重的主要是在卡所谓的我们中国人说的理工科，美国人说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这个概念下的学科，总之这也是一个脱钩。 7． 互联网脱钩 一个半月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出来五个方面互联网的脱钩。 8． 经常有美国政客在叫嚣的Swift网络脱钩 Swift网络如果脱钩造成中国和世界清算之间，贸易交往之间的极不便利，造成严重的脱离现象。 9． 所谓的外汇、货币上的脱钩 10． 长臂管辖 用美国的国内法来替代国际法，对中国在各国的各种企业进行找茬，找到茬以后冻结资产或者处以巨额的罚款等等。 像华为的任正非的女儿在加拿大被抓，也是利用美国长臂管辖的原则，采取了一个胡搅蛮缠的法律措施。 所有这些，有10个方面，如果大家把美国政客，美国的议员，美国部级以上的高官，在不同场合东一榔头西一棒，东一说西一说，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脱钩言论，甩锅言论把它分类，大体上不超过这10个方面。 现在还不是美国政府全面对中国宣战 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个阶段 这10个方面是不是这些政客异想天开，随心所欲讲的呢？也不尽然。 2015年美国政府有个法案，就是2015年贸易法案，是美国议会通过的，特朗普上台以后通过的。 这个法案里就有一个，世界上任何国家如果挑战美国的金融，经济，美国政府就可以采取10种措施，进行贸易战、金融战、汇率战。 这10种措施大体就是刚才上面说的10个方面，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美国法律里面有个蓝图，10个方面，这会儿各种各样的政客，东一榔头西一棒，东一说西一说看起来凌乱得很，看起来琳琅满目，五花八门，但实际上大家都在一个篮里边找出来的工具。 当然我们可以这么说，现在所有这些事情都还不是美国政府全面对中国宣战，说10个方面全面脱钩，没到这一步。 有的只是某个方面一说；有的还在酝酿某种法律方案，要法律方案通过了才能做；有的只是在这一个领域里面对某几个企业采取了某些措施，还不是这个领域的一切企业都采取这种措施，所以现在只能说山雨欲来风满楼，处在这个阶段。 5种非金融类脱钩 会让美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当然我们今天没时间来推演这些方面的事，我们实际上都在一个篮子里找工具，把它分为两段，这10个方面的脱钩有5个属于非金融类的，5个属于金融类。 非金融类的包括贸易脱钩、投资的脱钩、技术的脱钩、互联网的脱钩、教育的脱钩，这5个方面都和金融没什么关系。这5种脱钩如果一旦发生，我们可以想象，都会对中国经济或者社会带来某种比较严重的冲击。 但是这种冲击背后对美国方面会带来什么反作用呢？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最后两方面和则两利，斗则鸡飞蛋打，我们受到严重冲击，他们也一样受到死亡的威胁，他们那些企业照样会存在死亡的边缘。 在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一旦发生这样的脱钩行为，两边竞争，在大国之间谁更有耐力，更有回旋余地，更有补短板的能力，谁更能坚持到最后。 特朗普的脱钩措施很难实施 比如说美国人的贸易脱钩、技术脱钩、投资脱钩，都会带来市场丢失的问题。 美国在中国有1万多个企业，是20多年里形成的，总的投资了5000亿美元，形成了7000亿美元的产值，有500亿美元的利润，所以他的资本投资回报率10%，销售利润率7%，效益是不差的。 7000亿美元在中国相当于5万亿人民币的产值，15，000亿的GDP如果发生脱钩，造成这方面的瘫痪，中国少了1.5%的GDP，5万亿相当于250万人就业，因为我们人均200万产值，5万亿使250万人失业。 在这个意义上当然会影响我们中国的某些地区某个行当，但是中国是有回旋余地，是能补短板，是能平衡的，只是带来局部的困难。 但对美国来说，这1万多个企业真要是听了特朗普的话，全面撤资，第一，它丢掉了中国七千亿美元5万亿人民币的市场，丢掉了500亿美元的利润。 它在世界任何地方找不回这个市场，到美国是没这个市场的，到北美、巴西也不会有这个市场，到欧洲哪来市场，亚洲也就是个生产基地，消费不了这些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它丢了市场就丢了自己的命，丢了效益，丢了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 企业家的皇上是市场、是效益，是要利润的董事会，他要的是十年百年的基业，绝不是跟着一个4年8年上任下任的政客走，他的国王绝不是特朗普。 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的撤资脱钩这些措施在美国有没有能力实施，我保99%的怀疑。 美国通用，1994年跟上海合资的一个合资企业，通用现在在中国一年销售300万辆汽车，通用作为世界顶级的汽车集团，全年销售800多万辆，是世界汽车销售量最大的企业之一。 一旦撤资中国，300万辆车没了，它只剩下500万辆车，这个时候它就是个二流汽车厂。在这个意义上通用老板怎么可能听特朗普的话。 苹果离开中国就死了 再比如说苹果，叫苹果撤资，特朗普跟库克有个很有趣的对话，特朗普跟他说，我说了好几次要你们苹果从中国撤资，你们为什么不能撤？ 你为什么不能够在美国、或者中国之外的国家去生产苹果？ 库克说的很有意思，库克说苹果以前在美国有个工厂，在巴西也有个工厂，开了几年都亏损，干不下去了，关掉了。 但是在中国这个企业生产的1亿多台手机，产生的利润是全世界一年20亿台手机利润的75%。 我有这么多利润，有了以后都回归了美国，你是希望一个有全世界利润70%的手机厂在美国活着，还是希望一个死掉的。 从中国一撤之后我就死了，你是希望一个死掉的苹果、还是要一个活着的、在世界占有率这么高，效益这么好的品种。 特朗普还很天真的就问了，为什么会这样？什么原因？ 库克说的更有意思，说不是中国离不开苹果，是苹果离不开中国，离开中国就死了。 美国现在为苹果这类手机搞工程设计的工程师统统加在一起，就一个房间而已。在中国要这样的工程师一招可以招几个篮球场、几个足球场，所以这就是我们跟他们的差距，我们跟他们的差别，美国已经不适合这样搞工业了，讲了这么一个很实际的概念。 总的意思，真要脱钩，中国会受到冲击，不管是贸易脱钩，技术脱钩，还是投资脱钩，或者所谓的教育脱钩、互联网脱钩，对中国都会带来冲击，但这种冲击是可以忍受的，是可以调整的，假以时日，回旋余地下，可以倒逼我们更上一层楼的。 美国的脱钩当然不会毁灭美国，但美国一些具体的企业，不管是芯片企业还是制造业企业，它们可能走向死亡的道路。 美国芯片企业一旦丢了中国市场 就会进入螺旋式萎缩 美国的7个芯片厂供应了全球3000亿美元芯片相关，（芯片产业）全球一年5000亿美元，中国去年买了3000亿。 中国的3000亿里有2000亿美元的芯片跟美国7个芯片厂有关，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如果真要脱钩，中国这3000亿中的2000亿没了，对我们当然形成重大冲击。 但美国重要的咨询公司，这个咨询公司是为美国政府做咨询的，叫波士顿咨询，它4月份发的一篇文章，说如果美国的芯片企业跟中国脱钩，要不了三年，美国芯片企业在中国的2000亿美元市场就会被欧洲、亚洲包括中国自己的芯片企业覆盖，美国企业就会彻底脱离了中国市场。 芯片是一个高资本投资，高成本折旧的系统，如果没有一定规模的市场把折旧消化对冲，一旦丢了中国的市场，美国的芯片企业就丢了50、60%的市场，立马每年高额的折旧就变成亏损，就没有资金再进行两三年以后、三四年以后的推进，再投资的状况就会打断，进入螺旋式的萎缩。最后的结果是美国芯片企业脱离于世界，走向死亡。 这不是我说的，波士顿咨询的文章上写的。所以脱钩论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守住底线，灵活应对，是有可能的、有把握的，我们不会完全被动的，因为美国也一样自损八百。 美国如果在金融领域和我们脱钩等同于自杀 中国有三个法宝应对 第二个，金融的脱钩，金融方面我们可以说资本市场脱钩、保险银行金融的脱钩，还有Swift网络的脱钩、外汇脱钩、长臂管辖的脱钩。 这种脱钩都是金融手段，1990年利用这5种手段，美国人颠覆了前苏联，使得前苏联的GDP用美元计价萎缩了4/5，一下子掉下来。 现在俄罗斯的GDP比我们广东一个省的GDP还要小，原因就是1990年那时候种下的祸根。 到1998年也是这些金融打击把韩国打倒了，1998年也把泰国、东南亚打击了，80年代初期也运用这种手段把日本狠狠地打了一棒。美国人的金融手段打击对手，招招都是见效的。 5种金融手段如果来打击中国，中国会不会不可承受的状况？ 大家放心，我恰恰认为、在金融领域，我们和美国如果发生脱钩行为，美国人杀敌一千，自损两千，等同于自杀。 对我们有冲击，伤我们一千，同时他自己伤了两千，比我们还先死。 什么原因？ 为什么它这5招打俄罗斯、打东南亚、打韩国、日本，招招见血招招成功，为什么打不了中国？ 不管是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金融危机，始终没有看到美国人的金融手段冲击过中国的金融体系，最重要的是我们中国有三个法宝，可以说是我们的核保护伞，是我们的盾牌： 第一，我们资本项下没有自由兑换。 我们党中央国务院英明，几十年来我们贸易向下自由兑换，1996年就实施了，通过实施现在形成了我们现在对外开放的格局，但资本项下我们始终谨慎谨慎谨慎，到今天为止资本项下没有自由兑换，没有自由兑换，它就无法随意冲击中国。 第二，到今天为止，尽管说我们对外金融是开放的，但是实际上去年底的时候，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金融资产只占1.8%，中国300万亿金融资产，外资只占1.8，1/50不到，翻不了大浪的。 第三，在中国运行金融必须受中国宪法、中国法律、中央银行监管，否则照样处罚你。我们是主权国家。 为什么刚才说的5个方面都被美国人一颠覆就完？ 当年的俄罗斯经济还没怎么展开，一搞所谓的改革就把货币完全自由兑换了，资本项下根本就不设防，全部自由兑换； 第二，俄罗斯的改革把他们的金融法规都按美国人IMF的意见改过了； 第三，美国人的企业已经渗透到俄罗斯，控制了30%以上的金融资产。 你去看韩国、看东南亚，看日本都如此，只要这三个全方位开放到位，开放到了被美国人控制，它要颠覆你当然就颠覆了，中国这三块是没开放，或者说开放的有限，在我们的制度管辖下有限地开放，所以这要颠覆难上加难。 在这一点上，这就是中国金融不受国际冲击的根本原因，不管是8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总之，大家要看到我们的长处，我们做金融制度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 华尔街也不会听特朗普的 讲完这个，它如果撇开来跟我们冲击，只会丢弃中国的市场。所以我们中国政府在6月份按中央要求开放了外资金融的准入环节，股权比例的环节以及竞争中性的环节。 这一开放以后，今年到8月份一统计，外资进中国三个100亿： 一个是增加了100多亿美元，通过资本市场北上资金进中国股市的。 第二个，有100多亿美元是追加中国的各种实体经济，因为只有中国的企业在满血复活，在正常生产，别的地方都停顿着，资金到中国来。 第三个，中央的招商引资新政策全方位开放以后，外资的金融机构增加了中国的独资股权，注册资本新增了好多外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加起来的注册资本就增加上百亿美元。 我讲这一段还是这么一句话，华尔街的皇上也是市场，如果说工商企业的国王是市场，华尔街的国王更是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所以他们不会听特朗普的。 我就根本不信特朗普有权利、有能力指挥华尔街和工商企业跟中国乱吵架，他只会扰乱人心，这是我想说的第一方面。 现在到2050这三十年 将是内循环为主体的战略 内循环下，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会有更好的发展 第二方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了内循环、双循环的战略方针，这是中国今后10年、20年直到2050年，要长期奉行的一个新战略。 可以这么说，如果到2050年中国改革开放70年，前三十几年是外循环的战略，后三十几年将会是内循环为主体的战略。 内循环的路径，中央制定的十四五计划正在展开，我只是根据我自己的理解，相信内循环下，以下6个方面一定会加强。 1． 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一定会有更好的预期和发展 2． 小微企业 对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可以说十年来各级政府都在搞，省级的、市级的、县级的层层搞，年年搞，到处搞，搞的五花八门，谁也记不住小微企业到底是什么优惠政策。 其实只要一句话，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应该法制化，一旦全国人大立法通过，100年就不变了。 我就觉得2018年财政部小微企业的税收法制是最好的。 财政部说了，从2018年到2020年底，对小微企业的营业额按半数征税，假如说100万，就是按50万的产值来征税；第二，征税的税率从25%的企业所得税变成20%。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按100万来算，相当于只收10%的税，这是全世界最优惠的。我了解到全世界最低的企业所得税，自由港的税12%，一般是15%。 我讲这段话意思是说，最优惠的小微企业税收政策在中国财政部经国务院批准的文件中，只要把这一段话变成法律，全中国任何地方政府也不要再制定小微企业的税收政策，以此为依据就可以把事情办好。 3． 当然是创新，要解决好0到1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 4． 要解决好中央提出的新基建的问题 它是第4次工业革命，是引领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战略措施，是我们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风口。在风口上猪也会飞，这个意义上，我们小微企业都可以去琢磨这件事。 5． 当然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包括）要素市场改革、其他方方面面改革 6． 是进一步在内循环基础上更深层次的开放 这表现为2点。第一，中国现在有21个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原来是18个，国庆节前后9月份又批了3个，现在是21个。 第二，上个月中央开了服务贸易大会，新一轮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从原有的17个试点地区扩围至28个试点地区。这个试点区有122条优惠政策。 我相信我们中小企业协会会引领大家更好的在内循环中做出更多的贡献，谢谢大家。
目前中国的外汇净资产敞口较大，未来有必要合理安排和有序管理对外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从发展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格局考虑，未来应更多地鼓励和加大国内投资的力度，更好地促进内需和供给的发展和匹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疫情爆发以来，美元由升到贬，人民币汇率则呈现相反的走势。当前美元进入了贬值周期了吗？人民币进入升值周期了吗？在百年未遇的国际变局之下，未来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和资本流动管理应如何进行？等等问题市场十分关注。 1、美元指数尚未明确进入贬值周期 当前，美国正陷入生命健康危机、种族冲突危机和党派政治危机等三重危机的泥潭中，经济运行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近日美联储议息会议也表态将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保持零利率至2023年。疫情冲击使得本已“入不敷出”的美国财政压力骤升，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美国联邦政府2020财年财政赤字将高达3.3万亿美元。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市场对美元走弱形成了较为强烈的预期，一些人士甚至认为美元可能已经开启了弱势周期。然而，美元走强或走弱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自身，还要比较美国与其他经济体的运行情况。从美元周期的历史经验来看，虽然美元已经露出疲软之势，特别在短期内走弱是大概率事件，但现在就确定其已经进入较长的弱势周期，可能为时尚早。 1971年以来，美元指数大致经历了三轮大的贬值周期：1971-1980年、1985-1995年、2001-2011年；贬值之后相应的是反弹而形成三轮升值周期：1980-1985年、1995-2001年，2011年2016年底。总体来看，美元指数是“熊长牛短”，升值周期约为6年，而贬值周期则约为10年。之后，美元指数进入平稳期。2017年至2018年初，受美国政府关门危机缓和及股市暴跌后避险情绪影响，美元指数由103下降至89附近，之后指数则有所回升，所以并不能称之为是一个完整的贬值周期。而本轮美元走弱始于3月美国新冠疫情爆发，美元指数由102.68下跌至近期的93，其跌幅尚未超过2017年至2018年，所以还不能断定已经形成了弱势周期，不能排除美元汇率仍在区间震荡的可能性。 从美元指数的构成来看，目前其篮子权重货币为欧元（57.6%）、日元（13.6%）、英镑（11.9%）、加元（9.1%）、瑞典克朗（4.2%）、瑞士法郎（3.6%）等6种货币。不难看出，欧元的走势对美元指数影响最大。从这个角度看，美元指数是否走入弱势周期，还需要对比和判断美国和欧洲两大经济体未来的走势。进入三季度后，美国和欧洲的疫情蔓延都有所缓解，卫生防疫、救济、财政和货币等政策得到较好的贯彻，经济循环似乎进入了复苏阶段。但相对而言，欧洲较美国恢复得似乎更好一点。在疫情发展、种族冲突和党派纷争等三重危机的压力下，当前美国经济正在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相比较之下欧洲、日本等经济体的货币则可能稍强，从而增加美元贬值的压力。2020年11月美国即将举行的十分诡异的大选将带来更加扑朔迷离的不确定性。虽然当前状况尚不足以判断美元已经进入趋势性弱周期，未来一个阶段仍有可能阶段性地区间大幅震荡，但长期趋势走弱的可能性依然较大。 2、美元走弱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 8月份我国经济运行整体向好，各项数据综合来看是好于预期。尤其是出口增速进一步加快，同时拉动制造业生产快速回升，成为2020年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如果美元真的走上弱势周期，人民币兑美元持续大幅升值，中国的出口半年后必然会受到影响。历史的经验可以为证。2005年中至2008年中，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大约18%，出口增速由2005年8月的33.2%高位下降至2008年2月的最低水平6.34%；2010年中至2014年中，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大约10%，出口则由2010年中接近40%的增速一路下滑至最低2012年1月的-0.55%，此后负增长时有出现；而2015年中至2016年底，人民币对美元贬值达13%左右，出口降幅由2016年2月的-27.96收窄至2016年11月的-1.54%；2015年底至2017年底，出口则出现了大幅回升。 与发达国家明显不同，中国企业运用外汇衍生工具规避汇率风险的意识较为薄弱。据有关部门调查，只有不到20%的企业能主动规避汇率风险，有的企业甚至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极少数的企业采用了金融机构提供的衍生产品来锁定汇率风险。迄今为止，中国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已降至1.5%左右，但出口产业对GDP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依然不小。2020年二季度末，我国出口占GDP的累计占比仍达16.89%。中国早已就不追求顺差，但仍需要关注出口对就业以及消费的影响。目前仍有约1亿以上劳动力在出口相关的部门就业。在美元走弱周期下，人民币如果出现持续较大幅度升值会对中国经济的复苏及其之后的平稳运行带来不利影响。疫情发展以来中国出口表现良好，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出口能力较强，同时也由于各国供给能力受挫，明显跟不上需求。一旦各国供给能力改善，就会对中国出口带来竞争和压力。因此对于中国未来出口的走势不宜过于乐观。 如果美元指数持续走弱，加上量化宽松和零利率政策的扩大化和长期化的溢出效应，在中国经济增长表现良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国际资本会通过多种渠道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从而会增加货币投放的压力，对国内物价上涨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可以在很大程度被货币政策的针对性调节抵消掉。美元泛滥和零利率水平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产生推升作用，而中国是石油、天然气和各类大宗商品进口的大国，上游产品价格大幅上升必然会传导到中下游产品的价格上，增加物价上涨压力，推升实体经济的运行成本。2020年上半年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带来了国内物价水平的明显回落，即是个反面例证。未来一个时期，国际输入型通胀压力不可轻视。 图1：人民币名义汇率与出口增长 资料来源：Wind，植信投资研究院、 3、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可能继续保持 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我国经常账户收支发生明显变化。货物贸易顺差大幅增加，货币贸易顺差由一季度的283亿美元快速上升至最高5月单月的696亿美元，截止七月，货物贸易顺差累计值为2516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则大幅减少，由2019年和今年年初的平均单月逆差200亿美元，收窄为当前的单月逆差100亿美元左右。上半年经常账户顺差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伴随着我国金融市场扩大开放，证券投资资金流入速度加快，而直接投资则基本平衡，资本账户呈现小幅顺差。伴随着未来几个月从美国进口明显加快，货物贸易顺差将会有所收窄，服务贸易则变化不大，经常账户顺差会有所减少，国际收支整体上将呈现双顺差格局。 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仍将继续保持，经常账户顺差可能有所减少，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则相对可控。得益于工业门类齐全和制造能力强大，2020年我国出口弥补了全球供给能力的不足，出口出现了超预期增长。但疫情一旦缓解，全球供给能力恢复，我国出口就会面临新的竞争。二季度以来，人民币已经开始了一波升值，至十月初升值幅度已超过6%。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看，人民币较大幅度的升值必然会给出口企业来带压力，一般会在二至三个季度后，即可能在明年年中后呈现出这种压力。从有关官员近期的表态看，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将如期执行。第一阶段协定执行后，尽管中方顺差会有所减少，但较大的对美顺差会依然存在。因此美国很有可能于2021年某个时候发起第二轮贸易谈判，进一步施压中国，寻求所谓“对等”。其目的是进一步削减中方的贸易顺差，实质是更多购买美国的资源和商品。综合研判，2021年后，我国商品贸易顺差将会有所收敛，服务贸易逆差可能有所增加，经常账户顺差总体上可能会减少。伴随经济复苏态势良好和金融市场扩大开放，2021年资本流入将会加快，从而可能增加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由于境内仍有较大的资本流出需求，目前执行的政策是2016年延续下来的“宽进严出”举措，为此调控方面处在较为主动的态势，具有良好的调节空间，未来资本和金融账户有能力保持基本平衡。十四五规划的前期，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可能依然存在，而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两大账户的顺差规模会在一定程度上“此消彼涨”。 图2：近五年人民币汇率走势以及美元指数 资料来源：Wind，植信投资研究院 4、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条件并不成熟 人民币是否进入升值周期取决于中国和美国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在复苏后有望保持中高速增长，经常账户顺差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金融市场扩大开放将使资本和金融账户也将呈现顺差状态，总体上国际收支将保持双顺差，中国自身的因素将是人民币升值的动力。美国经济受疫情影响复苏步伐缓慢，加上种族冲突和党派纷争，短期内运行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美元虽然有所走稳，但在大选前后仍有变数。尤其是美元周期性变化还需要观察欧洲和日本等经济体的发展变化。由于欧元和日元在美元指数中占的比重超过70%，美元与这些货币之间的汇率主导了美元指数的走势。美国与欧盟、日本经济的相对强弱就成为美元指数变化的首要影响因素。受疫情影响，欧盟和日本经济比较疲软，但美国不见得有更好的表现，美国的不确定性依然不少。因此当下不能确定美元已经走出十分明确的贬值周期，如此人民币也就很难真正迎来升值周期。 2020年二季度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在波动中基本稳定，而人民币名义汇率在一轮贬值后又明显回升，波动幅度较大。但事实上，人民币名义汇率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大大小于欧元等货币对美元升值的幅度，前者升值5%多一些，后者则升值10%以上，其中主要原因是市场受到了不小的心理预期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美国持续不断地打压中资企业，挑战中美关系的底线，制造地区紧张气氛，从而给市场投资者心理上蒙上了一层阴影。如果按中国经济基本面看，经济复苏强劲，出口增长并明显超出预期，经常账户顺差大幅增加，则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幅度应大于欧元等货币才对。鉴于美国打压中国的态势未来不会轻易改变，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人民币不大可能呈现趋势性大幅升值，而在区间内双向较大幅度波动的可能性较大，其状态可能类似于2018-2020年人民币汇率走势，中美经济的基本面和货币政策的差异，为未来一个时期美元进入贬值周期和人民币进入升值周期提供了重要条件，但这种局面的真正形成还需要其他相关条件的配合，目前看后者并不完全具备。 5、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和非对称资本流动管理 2015年以来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重要的是使得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了“收盘汇率+一揽子货币汇率+逆周期因子”的定价机制，之后还推出了一系列配合中间价机制改革完善举措，包括资本流动、交易成本、离岸市场和市场预期管理等一系列适应性和配套性机制改革和政策完善。从总体上看，人民币汇率五年来保持基本稳定、阶段性双向波动、弹性明显增大，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进一步完善。从2015-2016年人民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形成的相互促进的反馈循环，到2017-2020年在外部强烈冲击下人民币汇率阶段性有序双向波动、弹性增大、资本流动基本平衡，表明人民币汇率机制及其相关管理具有良好的合理性。 当前，货币当局常态化市场干预已基本退出，汇率市场化程度已得到大幅提升，离岸市场的变化对于人民币中间价的影响逐步增大。由于新冠疫情、中美关系恶化以及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持续分化，外汇市场上顺周期行为和“羊群效应”明显，非理性市场预期抬头，有关部门采取措施调节汇率机制和市场供求关系，增加投机性交易成本，维护货币金融市场稳定是十分有必要的。政策干预应努力驾驭市场力量，有机结合市场的基本因素，促进人民币汇率在双向波动、弹性增加中保持基本稳定。 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并非是人民币汇率实现完全自由浮动的最佳时机。未来5~10年外部挑战和严峻环境将持续存在，而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格局构建又正处在关键阶段，我国有必要在相关经济领域保持政策和管理的主动性和可控性，而汇率政策毫无疑问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应该看到，当前汇率完全自由浮动的相关和配套的基础和条件尚欠完备。利率市场化正处在攻坚阶段，最终完成仍需假以时日，而汇率市场化与利率市场化通常是协同推进。资本和金融账户可兑换的关键项目仍有一定管制，在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宏观审慎管理仍有存在的必要。在市场真实需求释放欠充分条件下，强调汇率完全自由浮动又有多大意义呢？难道此时的汇率能完全真实地反应市场需求吗？在汇率中间价波幅已经明显扩大的情况下，实现汇率完全的自由浮动又有多大的必要性呢？尤其是目前国内企业普遍缺失运用金融衍生工具来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可能难以承受汇率完全的自由浮动。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仍应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逐步扩大汇率弹性，与其他相关改革开放举措同步协调推进，在条件成熟时最终实现汇率自由浮动目标。考虑到汇率的大幅震荡和资本大规模的外逃是未来我国可能面临的重要现实风险，在国际变局之下有关政策应更加审慎，否则这一领域就有可能成为别人攻击的软肋。 在保持现有外资流入水平的基础上，增加资本流出当然能减缓顺差的增大。当前，我国对企业部门的用汇需求正在逐步放开，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企业部门的用汇需求，允许其资本流进流出更加便利。未来为了顺应国内经济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应该进一步提升企业部门人民币自由兑换的程度，允许企业部门在资本流动和货币兑换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或者说基本满足企业部门的用汇、跨境借贷和投资的需求，基本实现企业部门的人民币资本项下自由兑换。但在居民部门方面，因为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非理性用汇需求，一个时期以来资本非理性地流出现象较为严重；且居民部门可投资资产2020年已突破200万亿，其中即使是5%有对外流出需求也是难以承受的货币兑换压力。因此未来一个时期，对居民部门资本流出和货币兑换仍有必要保持严格的管理。 当前逆全球化过程正在展开，跨国投资必然会遭遇比过去多的沟壑和风险；国际金融大环境笼罩在美国金融制裁的阴霾中，中国境外资产所面临的多类复杂的风险时隐时现。目前中国的外汇净资产敞口较大，未来有必要合理安排和有序管理对外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从发展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格局考虑，未来应更多地鼓励和加大国内投资的力度，更好地促进内需和供给的发展和匹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6、积极理性地应对汇率波动和资本流动 鉴于未来美元和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以及国际收支变化将对我国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就业乃至消费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未来有必要采取相关政策积极加以应对。 一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策略基调。从维护实体经济平稳运行考虑，应充分认清人民币过度升值的危害性，确立清晰的政策导向。而不应该从非实体经济需求出发考量，鼓励或纵容汇率出现大幅度升值。保留合适的升值空间有助于在未来中美相关谈判中处在较为主动的态势。 二是采取积极举措促进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在出口保持增长的同时，促进进口增速加快；在进一步扩大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开放的同时，逐步扩大对外金融投资和证券投资，不追求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审慎推进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以及人民币国内兑换，在适当放松企业部门资本流出的同时，仍应保持居民部门“严出”的监管政策基调。 三是允许汇率阶段性较大幅度地双向波动，类似于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时期出现过的状态，避免汇率出现趋势性的单边走势，通过汇率波动和弹性加大来减缓外部政策溢出效应的冲击和压力。不到迫不得已时，货币当局不应开展外汇市场干预。 四是鼓励金融机构以更低的成本和更为便利的服务为企业提供外汇衍生工具，帮助企业锁定汇率风险。同时从政策上鼓励、支持和推动企业加大力度、广泛采用衍生品工具来规避外汇风险。 五是通过完善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中资银行全球体系、离岸人民币市场和人民币自由兑换，扩大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和范围，持续减少经济体外汇风险的暴露比例，降低汇率风险。 六是加强政策沟通和政策信息透明度，帮助市场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进一步完善监测市场预期的指标体系，及时引导非理性预期，消除“噪音”，帮助市场主体理性判断外汇市场趋势。
摘要：盛松成指出，我国目前汇率制度基本适合当前国内外局势，并不需要在根本上做大的变动。这并不是说汇率制度不需要进行改革，但是如果要改成完全清洁的浮动汇率制度，而且要在短期内完成改革是不现实的。未来我国资本流入的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大，要特别关注短期资金的流入和人民币升值过快对国内金融以及经济稳定产生的影响。 盛松成提出了三个观点：一是我国已基本退出对汇率的常态化干预；二是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中间状况的汇率制度；三是目前应关注短期资金大量流入和人民币过快增值。<img src=https://www.jinhaojiao.cn/skin/default/image/nopic.gif alt="" data-link=""> 我国已基本退出对汇率的常态化的干预。大家知道，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是从2005年7月21日开始的，这一次会议改革确定了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第二个重要的时间点是2016年3月17日，这一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允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每日的波动幅度由±1%扩大到±2%，这个扩大的浮动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一直延续至今。也就是说，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是每天允许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日波动幅度是±2%。 第三个重要的时间点是2015年8月11日，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811汇改”，这一次汇改最主要的是确定了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就是等于上一交易日的收盘价+一揽子货币汇率变动。那么，这实际上是给商业银行参考的，参考的是什么呢？是他们第二天向人民银行报中间价的参考，因为第二天上午9点有13家代表性的商业银行向人民银行报当天交易的中间价，人民银行根据这13家报价行报的价格，去掉一个最高价，再去掉一个最低价，然后加权平均，在9点15分对外宣布，每天的9点30分就正式开始交易。 大家知道，“811汇改”以后我们面临资本大量流出的情况，这是由当时国内外的一系列情况决定的，所以我们就在2017年5月引进了逆周期调节因子。引进这个逆周期调节因子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防止汇率的单边贬值预期的超调和羊群效应，因为市场并非都是理性的，它有的时候会出现超调，会出现羊群效应，那么这个时候中央银行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对这一现象进行一些缓和，所以就引入了逆周期调节因子。也就是说，在各商业银行上报的中间价的基础上，中央银行再加入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就是逆周期调节因子。逆周期调节因子是在2017年5月引入的，到现在为止实际上有三年多了。 在这三年多当中，我们运用过，但也不是总运用。尤其是最近大半年到近一年，我们已经基本上不再运用逆周期调节因子了，或者说运用的非常少了。所以说，近一年来，中央银行已经基本退出了对汇率的常态化干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甚至兑一揽子货币的汇率都是由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实现了所谓的清洁汇率制度。 我的一个观点是，没有必要对目前的汇率制度做比较大的改动。原因我已经说了，我们目前已经基本退出了对汇率的干预。但如果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舆论，而专家们也在讨论，是不是需要对我们目前的汇率制度做改革，那么我的态度是不反对。我觉得我们的汇率制度确实也需要深入地、细致地进行改革，但是我觉得目前没有必要对汇率制度做比较大的改动。因为如果目前对我们的汇率制度做比较大的改动，无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汇率的波动幅度2%进行改动，还有一个就是对逆周期调节因子是不是需要保留进行改动。 现在有人说，我们国家应该实行完全清洁浮动的汇率制，甚至有人说这个完全清洁浮动的汇率制度应该较快的实行比较好。我不赞成这么一种说法，因为完全清洁的汇率制度波动的浮动就必须超过2%，比如美国基本上每天允许波动的是±10%，只要在10%之内，美国中央银行就不干预，除非超过10%，但超过10%的情况在美国几乎没有发生过，甚至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也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所以说美国确实是清洁浮动的汇率制度。而对于我国现在是不是需要宣布2%太窄，可以扩展到3%或4%，我认为不需要，目前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不需要。因为首先我们最近几年来，实际上我们的汇率制度在我们国家国内外的形势下变化，我们的汇率变化还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大的，但是几乎没有达到过每日波动幅度超过2%，甚至几乎没有接近2%的波动幅度。完全由市场供给关系决定的都没有达到2%，所以这个2%对我们来说，在目前和未来的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已经够了。 我们如果扩大汇率浮动幅度，反而可能会扰乱市场预期，本来2%蛮好的。你现在如果觉得可以3%或4%了，那么各种各样的市场的力量就会猜想，是不是中央银行有意把汇率波动幅度扩大到3%或4%。绝对不是这样，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反而会把市场的预期扰乱，鼓励了外汇的投机。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汇率说到底是为企业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 对于企业来说，企业往往是希望汇率基本保持稳定。大家可以做个调查，调查进出口企业，问问他们是希望汇率大幅波动，还是希望汇率基本稳定。因为我是做过不少这方面的调查和研究的，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希望汇率是基本稳定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汇率的波动对企业经营的干扰，企业就可以专注于自己的生产和经营，而不需要过度地去判断汇率的趋势。因为企业是搞经营的，如果通过汇率的波动来对企业的盈利或者亏损增多一个因素，会让企业更累。 如果我们汇率波动幅度很大，大起大落，对企业反而是很不好的，而且企业很可能就不好好经营它的本业了，反而会利用汇率去套利。所以，我们如果真是站在企业和社会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反而应该稳定人民币汇率。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有的时候在各种的文章上，甚至于文件上，都会有这种说法，叫做“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我觉得这种说法没有多大的错误，但是我觉得不是很恰当。而且，也没有必要去多说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因为增强汇率弹性本身是市场的手，市场增强就增强，市场不需要就不增强，监管没有必要强调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一般说来，任何一个中央银行都希望本国货币能够保持基本稳定，无论是对实体经济、对企业，还是对金融市场，都是有利的。所以我说我们现在规定的每日的波动幅度在2%以内，在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是完全够的，不需要再去宣布它扩大了。 第二，就是有没有必要对我们的逆周期调节因子进行改革，也就是去掉逆周期调节因子。我觉得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们逆周期调节因子正好是一个手段，也就作为汇率超调或者出现羊群效应时我们保留的手段，至于我们用不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已经将近一年基本不用了，也不是说绝对不用，虽然基本不用，但是可以让它放着，一旦出现外汇市场的外汇大幅波动的时候，是可以运用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威慑的手段，是要告诉外汇市场不要太过于投机，否则我们可以运用逆周期调节因子来调节。当然，我们现在是尽可能地不去运用它，由市场外部的供求关系来决定汇率，但是这个手段是有必要保留的，不取消比较好。 这么一来，两个重大的改革，也就是我刚才说的2%的上下波浮和逆周期调节因子，属于这两个不进行大的改革，也就意味着我们目前的汇率制度没有必要做比较大的改动。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对汇率制度进行改革。我反复强调了，我们还是需要改革的，但是目前国内外的局势决定了我们没有必要对它做大的改革或大的改动。所以我说，目前的汇率制度是比较适合当前我国国内外情况的。 那么有人说，我们要完全实行清洁浮动的汇率制度。实际上，宣布汇率自由浮动的国家也会干预外汇市场，不要以为完成实行清洁浮动的汇率制度的国家就不会干预外汇市场，不是这样的。现在和外汇有关的或者和汇率浮动有关的文件也好、教科书也好，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肮脏浮动，一种是清洁浮动。我不大赞成肮脏浮动这个词汇，大概是翻译过来的，因为给人感觉肮脏不如清洁，所以肮脏浮动应变为清洁浮动。 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所谓清洁浮动就是完全不干预，所谓肮脏浮动就是在需要的时候，中央银行外汇当局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引导或者干预，这就被称为“肮脏干预”，我认为不应该翻译成“肮脏干预”，应该翻译成“非清洁浮动”，这个我觉得比较好。因为实际上，哪怕是已经宣布了清洁浮动的国家，它在必要的时候也会进行外汇市场的干预，这个例子非常多的。我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日本是宣布了清洁浮动制度的国家，但其在2003年为避免日元一次性升值，一次性买入了1500亿美元，这就是非常明显的干预；2010年欧债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为避免资金大量流入瑞士，使瑞士法郎大幅高估，导致通货紧缩，瑞士央行于2011年9月设定了瑞士法郎兑欧元汇率的上限，而设定上限就是一种干预，不能超过这个上限，目的是为了缓解通缩压力，实际上这时候瑞士也已经完全宣布了清洁浮动，也就是说，宣布了清洁浮动不等于不能进行干预。 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中间状况的汇率制度。这里我想做一个国际比较。这个国际比较对目前是比较有意义的，让我们来看一下世界的汇率制度的变化发展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它的成员国不同的汇率制度占比的分布，每年都有统计。我们看最近十年，2009年到2019年，IMF成员国不同汇率制度占比的分布，每一列加在一起基本上都等于100%，因为这个分布，国家基本上都是100%，但是每一项分布是不同的，汇率制度有很多种，你可以把它分成十种以上，但是主要是三种：第一种是固定汇率制度，第二种就是类似于我国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第三就是浮动汇率制度，类似美国这样的，就基本上是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 让我们来看这三种制度在最近十年中各国家的占比怎样。首先是盯住汇率制度，盯住汇率制度实际上就是固定汇率制度，2009年的占比为12.2%，到了2019年是12.5%，也就是说固定汇率制度占比的国家是在提高的，在上升的。 接着让我们来看软盯住汇率制度，软盯住汇率制度就类似于我国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它是浮动汇率制度，但是是有管理的，所以是软，而不是硬盯住，软盯住汇率制度在2009年的占比是34.6%，十年以后增加到了46.4%，几乎增加了20个百分点，这个增加的幅度是非常快的。那么，软盯住汇率制度里面还有一项叫稳定化安排，它是针对软盯住汇率制度的稳定化安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6年8月的时候，把我国的汇率制度归类为软盯住汇率制度当中的稳定化安排，这类占比在2009年的时候是6.9%，十年以后增加到了13%，几乎是翻了一番，说明像我们国家这样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最近十年当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当中的占比是大幅度提升的，几乎提升了近一倍，软盯住汇率制度也提升了近20个百分点。 最后，让我们来看浮动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2009年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占了42%，几乎是所有汇率制度中占比最高的。但是十年以后，占比只有34.4%，下降了5.6个百分点。而完全清洁浮动得汇率制度得占比也是下降的，由17.6%下降到了16.1%，下降1.5个百分点。 总的来说，采取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占比在减少，采取规定汇率的国家占比在增加，尤其是采取像我国这样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在大幅度的提高，这说明了说明了整个世界的汇率制度的变化趋势是大家越来越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么一种制度方向靠拢。也就是说，并不是完全的所谓的清洁浮动汇率制度一放了之，而是对本国的汇率制度有一定的管理，或者是适当的干预。 关注短期资金大量流入和人民币过快增值。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有一个观察，我觉得未来资本流入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我们国家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出现过双顺差，也就是说资本上和资金上的双顺差，尤其是在1999年到2014年这五年中，和2017年到2019年这两三年中，我们持续的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双顺差，这其中也有所变化，单顺差也有。有的时候个别月份，两个都逆差的也有，但这是个别例子，基本上以双顺差或者单顺差为主。总体讲，我们是以顺差为主的，2020年1月8月，银行待客结售汇顺差累计达到504.28亿美元，这个顺差是比较大的，那么最近公布的数据，7月份外资净增持A股104亿元，这是通过（路股通）来增持的，境外机构单月增持债券1649亿元。大家现在都有这个感觉，就是外资增持中国的债券在最近一段时间是大幅增加的。8月份本项资金虽然有小幅度流出，但是境外机构继续增持人民币债券合计达到了1370.7亿元，接近1400亿元。 还有外汇储备，外汇储备也比较能反映资金流向。8月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3.16万亿美元，比上个月增加了102亿美元，已经连续五个月上升了。大家知道，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外汇储备才3万亿美元或者刚刚过，最近半年来，我们的外汇储备不仅增加了，现在已经连续五个月增加到了3.16万亿美元，我估计未来一段时间，外汇储备继续增加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这说明了什么，我刚才举了几个例子，都说明了短期资金可能流入的压力会比较大，那么短期资金流入压力呢？大家都知道，它可能会提高输入性的通胀压力，因为短期资金流入以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要变成人民币的投放的，也就是说它会使得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就会引起通货膨胀，或者推高国内的资产价格，也就是楼市、股市等资产价格，所以这个也是应该引起关注的。 最后，我想讲近期的人民币汇率升值趋势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升值趋势比较明显，7月上旬，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突破了7的关口。前一段时间，人民币兑美元贬值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几乎是达到了7.2，就是1美元兑人民币差不多在7.2元左右，但是7月份开始，已经升到过7.0了，8月份无论是人民币兑美元的双边汇率还是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都表现出明显的升值。8月31号，人民币兑美元在岸、离岸双汇率双双突破了6.8。目前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升到了6.76，而且根据目前的趋势，人民币兑美元的进一步升值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也是大多数专家所判断的。所以我说，我们目前应该关注短期资金的大量流入和人民币过快升值。 现在有一种个别说法，说是对于资本账户的双向开放，尤其是资本账户的一定程度的平稳的开放，有人不怎么赞成，因为他们认为，资本账户如果开放以后，是不能够收回的，如果收回，对国家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无论是国际货币资金组织，还是其他国家，实际上都从来没有规定过。资本账户哪怕开放了以后，在需要的时候还是可以进行一定的管理或者管制措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过关于资本账户开放的要求。因为，实际上先例也很多，其他国家必要的时候往往也实行，或者也恢复资本管制，当大量资本，短期资本流入的时候，可以实行无息准备金或者宏观审慎税等风险管控措施。比如说冰岛曾经在2016年，对部分流入外资收取高达75%的无息准备金，储蓄一年以后就降低到了40%，就是为了反对短期资金大量流入和流出；韩国2011年开始对银行非存款外汇负债收取宏观审慎税，对银行的这个负债并不一定都是存款，还有债券等，负债期限越长，税率越低，负债不到六个月，税率就高达1%，这和刚才我说的冰岛的情况是一样的，它希望流入的负债期限要长，不能太短，短的话就收取比较高的宏观审慎税，负债不到六个月，税率就高达1%，如果负债时间长了，税率可能相对的就会比较低。这些例子都是可供我们选择、参考或借鉴，并不是说现在必须实行这样的手段，而是这样的手段在国际上也是通用的，也是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采用的。 总的来讲就是说，我们毫无疑问是欢迎外资流入的，但是我们欢迎对我们国家的经济进行直接投资的外资流入，不欢迎短期的投机资金流入。投机资金的短期流入意味着很可能过一段时间以后会大量流出，短期的大量流入和短期大量流出一定是在金融市场，不会投入实体经济，这样一来，对我国金融市场是一种扰乱，对我国的货币政策，包括对我国家经济运行状况、通货膨胀等都是不利的。 我们非常欢迎长期资金的流入投入我们的实体经济，同样的，也鼓励我国的资金走出去进行直接投资，而不是去进行短期的投机，比如说炒房地产，或者买卖艺术品之类的。我们鼓励企业走出去进行国外的高新技术的投资和企业的并购，以及购买能源、资源等，现在是比较好的时机。 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现在的国际局势已经不是多年前了，现在逆全球化的形式比较严峻，所以你要出去收购高新技术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们不能自己卡自己的脖子，只要有这样一种投资的机会，就应该鼓励。至于怎么鼓励，涉及到外汇制度，因为你出去投资肯定是用外汇去投资，当然现在也有用人民币进行交易的，这同时又涉及到人民币国际化，同时也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 总体上讲，我们在汇率制度的改革保持比较平稳的基础上，要促进企业直接对外投资，这样也是为了避免所谓的脱钩。一方面要引入外资进入我国，另外一方面我国的资金也可以直接投资国外的高新技术产业，购买资源、能源。这样。从经济上来讲，脱钩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小了，可以使我国和世界经济进一步的紧密联系，使我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本文为作者在《银行家》主办的“2020中国银行家论坛”发表的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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