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成为搅动全球经济的最大黑天鹅，多国政府采取包括宵禁、出行限制、关闭边境以及“居家令”等严格的公共卫生防御举措，不仅导致各行各业停工停产，全球经济陷入“供需两弱”的局面；还造成原材料、商品等生产要素无法自由流动和有序配置，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在此背景下，预计2020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FDI）规模将大幅萎缩。本文基于FDI视角，首先探讨近年来全球FDI的流动情况，然后分析新冠疫情暴发对FDI全球价值链的冲击，最后讨论FDI全球价值链的削弱对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贸易、经济结构以及外债负担方面的影响。 一、近年来全球FDI的流动情况 1.1990年以来全球FDI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目前正处于第三阶段的下行期 FDI是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之一，投资人通过权益资本（Equity capital）、利润再投资（Reinvestment of earnings）以及公司内部贷款（Intracompany debt）等方式经营和投资海外公司，主要形式包括绿地投资（Green field，即创建新公司）以及企业并购（M&A）。FDI是推动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一方面，目前全球约80%的贸易进出口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来实现；另一方面，FDI推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进行雁阵模式产业转移，将技术和管理优势输出到具有资源禀赋或人口红利的国家。因此，FDI对东道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以及经济结构发展均产生深远影响。 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局势趋稳有助于全球FDI的发展。1979-1981年，全球FDI大量涌入石油输出国进行石油投资开发，年均增长率接近30%；1987-1990年，全球FDI大规模流入欧美发达国家，年均增长率达到17%。经过前期积淀，20世纪90年代以来，FDI的发展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主要经历如下三个阶段（见图1）： 一是1990-2000年发展中经济体快速崛起，带动全球FDI迅猛增长。本阶段以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腾飞为背景，全球FDI流量[1]增长近4.6倍，占全球GDP的比重也大幅上升逾2.8个百分点。之后，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暴发以及多个跨国公司缩减跨国并购规模，2000年后全球FDI流动规模大幅回落。 二是2003-2007年全球经济一体化增强，发达经济体加速海外布局步伐。在美联储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投资者信心增强的背景下，本阶段全球FDI流量增长约2.8倍，占全球GDP的比重上升约2.1个百分点。之后，受美国次债危机暴发影响，2008年后全球FDI流动规模大幅收缩。 三是2014-2015年全球并购潮兴起，带动全球FDI短暂性复苏。受益于发达经济体并购潮的兴起，本阶段全球FDI流量小幅增长35.3%，占全球GDP的比重小幅上升0.8个百分点，由于本阶段没有全球经济的强劲复苏做支撑，从上升幅度到持续时间均弱于前两次表现。目前全球正处于第三阶段的下行期，自2017年后，由于全球从政治层面开启去全球化思潮，美墨边境墙、英国退欧、全球贸易摩擦升级等事件使全球贸易和FDI的发展进入收缩期。2019年全球跨国并购金额下降至5，000亿美元以下，较2016年的阶段高点大幅下降约45%，导致全球FDI规模较阶段高点大幅降低约24%至1.4万亿美元。 2．欧美发达经济体一直是全球FDI流出的主力，亚洲发展中经济体近年来超越欧美成为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地区 从FDI流出区域看（见图2），由于欧美国家较早完成资本积累并借助比较优势理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整合，因此欧美发达经济体一直是FDI流出的主力。近10年，发达经济体FDI流出规模占全球的平均比重超过68%，其中欧洲和美洲发达经济体份额较大，分别约为37%和28%；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的份额稳定在 28%左右，其中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份额最高（约25%），其余地区的FDI流出规模极少。 2018年，受美国税改政策以及欧洲经济体加强外资项目审查等因素的影响，美洲发达经济体的FDI流出规模下降至-407.8亿美元，为1970年有数据统计以来的最低值；相反，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加速区域内合作和投资，FDI流出规模逆势攀升至4，067.4亿美元，流出规模占全球流出总量的比重高达41.2%，较上年大幅增长15.2个百分点。2019年，随着美国税改红利削弱以及投资者风险偏好逐步回升，美洲发达经济体FDI流出规模回升至2014.6亿美元，占全球FDI流出规模的比重较上年大幅回升约20个百分点，成为仅次于欧洲发达经济体、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以及亚洲发达经济体的FDI主要输出地区。 从FDI流入区域看（见图3），欧洲发达经济体和亚洲发展中经济体是全球FDI流入的主要目的地，近10年二者FDI流入规模占全球的比重分别高达约36.5%和25.3%，合计占比超过60%。具体来看，欧洲发达经济体凭借自身完善的法律制度、先进的技术优势以及良好的社会保障，成为FDI的主要流入地区。2019年，欧洲发达经济体FDI流入规模占全球的份额高达27.9%。另一方面，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凭借自资源禀赋和人口红利，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战略并借助美日欧产业转移的机会，引进外部资源和要素以促进自身产业升级和技术更新。2019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成为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地区，占全球的份额高达30.8%。 3．日本FDI流出规模连续两年稳居世界第一，香港FDI流出和流入规模排名均有所下降 从FDI流出国家或地区看（见图4），2019年全球FDI流出规模最多的国家或地区有日本、美国、荷兰、中国、德国、加拿大、香港以及法国。日本方面，近两年日本的通信、金融、零售等行业企业积极进军海外市场，FDI呈现迅速增长之势。2019年，日本武田制药成功收购爱尔兰制药巨头希尔制药集团，使日本FDI流出规模进一步上升至2，200亿美元以上，占全球份额的17.3%，连续两年稳居世界第一。美国方面，由于美国政府在2017年底取消跨国公司的分红税，促使海外分支机构的留存收益大规模回流本国，2018年美国FDI流出规模下降至-907.4亿美元；随着税改红利逐步削弱以及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明显回升，2019年美国FDI流出规模转负为正，并上升至1，249.1亿美元，排名回升至世界第二。 中国方面[2]，中国FDI流出领域不断升级，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金融、制造、批发零售等四大行业投资占比超70%。2018年中国FDI流出规模达到1，430.2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是，2019年欧美试图通过经贸摩擦、竞争中性、国家安全审查等新手段重塑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导致中国FDI流出规模下降至1，171.3亿美元，较上年大幅减少约18%，排名下滑2名至全球第四。香港方面，社会暴力事件升级对香港的金融稳定造成一定影响，使香港的资金流动和对外投资受到一定阻碍，2019年香港FDI流出规模下降至593.2亿美元，较上年大幅减少近28%，全球排名下滑3名至全球第七。 从FDI流入国家或地区看（见图5），2019年全球FDI流入规模最多的国家或地区有美国、中国、新加坡、荷兰、巴西、香港、英国以及印度。美国方面，在政府大规模减税以及鼓励制造业回流的政策利好下，吸引了大量制造业、服务业和金融业领域资金流入美国。2019年，美国FDI流入规模达到2，462.1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高达约16%，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方面，受益于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政府不断开放金融市场以及营商环境得到明显优化，2019年中国FDI流入规模上升至1，412.3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高达约9%，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二。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小型开放经济体，经济增长严重依赖FDI的流入。近十年，香港和新加坡的FDI流入规模相当于GDP的平均比重分别高达约33%和20%，位居全球第一和第二，显示出香港和新加坡极易受到国际经贸波动的影响，外部风险敞口很大。2019年，香港FDI流入规模下降至683.9亿美元，较上年减少约34%，主要受政治事件削弱社会稳定性及营商环境优势影响；香港FDI流入占全球的比重减少2个百分点至4%左右，世界排名下降2名至全球第六。由于新加坡和香港较为临近且具有一定替代性，此前流入香港的部分FDI开始转入新加坡，2019年新加坡FDI流入规模上升至920.8亿美元，较上年增长约16%；占全球FDI流入总量的比重增加0.7个百分点至6%左右，世界排名上升2名至全球第三。 [1]全球FDI流量为全球FDI流出规模与流入规模的平均值，以下同。 [2]为中国内地数据，不含港澳台地区，以下同。 二、新冠疫情对FDI全球价值链的冲击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成为搅动全球经济的最大黑天鹅，由于疫情传染性极强，已经蔓延至全球约200个国家或地区，截至9月1日，全球累计确诊人数超过2，555万例，其中美国确诊病例已经突破621万，为全球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巴西、印度、俄罗斯紧随其后（见图6）。全球新冠疫情发展经历了东亚地区第一阶段（中国、韩国、日本等）的疫情暴发，以及欧美地区第二阶段（美国、西班牙、意大利等）的疫情暴发。目前，新冠疫情正处于以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为代表的第三阶段，欧美疫情出现触顶迹象但新兴市场仍在快速蔓延，目前多国疫情二次暴发，全球疫情拐点仍不明朗。 FDI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在全球层面进行空间布局，而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则对FDI流动产生巨大影响，主要体现在对FDI全球价值链[3]（Global Chain， GVC）的冲击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FDI全球价值链使产品生产更加扁平化，发达经济体输出技术或管理，然后发展中经济体承接生产，最后再将成品销往全球市场，FDI全球价值将全球经济体联动在一个闭环之中，其中德国、美国以及中国等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很高（见图7）。但是，新冠疫情暴发后各国政府均采取限制国际人员和物品流动的隔离举措，阻碍了原材料、中间投入和最终产品等各个环节的供应，直接影响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经营活动，从企业倒闭潮、员工失业的微观层面逐步传导至经济衰退以及政治关系紧张的宏观层面。因此，以下从政治、经济以及贸易等角度分析新冠疫情对FDI全球价值链的冲击。 1．新冠疫情下民粹主义兴起，导致政治风险大幅攀升，削弱了FDI全球价值链的稳定性 近年来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西方世界有所复兴，政治极端化趋势不断加强。从英国退欧、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德国和法国崛起、意大利右翼势力五星运动政党上台、特朗普政府推崇“美国优先”等事件来看，以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为特征的右翼民粹主义思潮开始逐步重归大众视野。从KOF全球化指数[4]来看，2017年全球化指数为62.1，较上年小幅上涨0.4%，远低于2000年以来的平均增速（1.1%）；其中政治全球化指数涨幅较小，较上年仅上涨0.3%，低于全球经济化指数增速（0.5%），说明全球政治逆全球化现象更为明显（见图8）。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暴发以后，各国政府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刺激经济复苏的施政能力上表现良莠不齐，为巩固各国内部统治和重塑经济增长点，点燃了部分国家自我保护以及风险转嫁的排他主义情绪。比如，美国通过退出伊核协议、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卫生组织等方式强势主导并重塑国际规则，导致全球政治协作机制有所削弱；此外，在美国即将大选之际打出“中美脱钩”的口号，美国遣返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人员、对华为以及Tik Tok等中国企业进行制裁或封杀、要求在华美企将供应链从中国转出等，导致中美政治关系跌入冰点。大国之间的政治风险大幅攀升，降低了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风险偏好，削弱了FDI全球价值链的稳定性。 2．新冠疫情使欧美经济陷入衰退，削弱FDI主要流出国的投资能力 在感染人数上升以及公共医疗资源紧缺的背景下，全球疫情防控工作依旧举步维艰，全球经济面临自二战以来最大的衰退压力。IMF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下降至-4.9%，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其中，发达经济体今年增长率将跌至-8.0%，美国及欧元区分别下降至-8.0%及-10.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预期增长率为-3.0%，其中，中国（1.0%）将是全球唯一保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国家（见图9）。一方面，新冠疫情在美国大暴发导致各州颁布“居家令”，使美国居民消费和服务业均受到严重影响，加速了美国企业的破产潮和居民失业，美国二季度GDP环比折年率下降至-31.7%；另一方面，欧元区多国受疫情影响严重，因采取严格的公共卫生防御措施，欧元区经济供需两端活动量锐减，经济下行压力增大。2020年二季度，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增速分别同比下降14.4%和15%，为1995年以来最大降幅。由于欧美发达经济体为全球FDI流出的主力，二者经济陷入衰退直接削弱全球FDI流出的投资能力，造成FDI全球价值链的上游供给不足，相应对中、下小游的中间投入和最终产出环节产生冲击，而最终风险会由医疗设备健全的发达经济体转移至卫生系统薄弱且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小型开放经济。 整体看，新冠疫情拖累欧美经济发展，相应欧美跨国公司的活动量也会锐减。根据经合组织（OECD）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全球FDI规模下降至1.9万亿美元，同比大幅下滑逾50%，全球FDI陷入低谷。欧美跨国公司的对外输出能力削弱，直接影响东道国中下游的企业经营和人员就业，比如苹果公司准备将iPhone的部分生产线由中国转至印度、波音公司全球裁撤1.6万名员工、可口可乐公司决定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裁员并减少相关业务部门的数量等。 3．新冠疫情下贸易保护继续加码，对FDI全球价值链造成一定阻碍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试图在全球范围内重建贸易秩序，包括与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欲对中国、日本、欧盟的钢铝、汽车、农产品等行业加征关税等。贸易保护升级严重拖累了全球制造业的发展，比如欧洲经济高度依赖工业加工和贸易出口，全球贸易摩擦严重削弱了欧洲的新增订单数量，导致欧洲经济持续走弱。新冠疫情后，美国继续加码全球贸易保护步伐，8月6日美国宣布将对加拿大进口的部分铝产品恢复加征10%的关税，随后加拿大做出反制举措，将对从美国进口的含铝产品征收价值36亿加元关税；8月12日美国宣布对价值75亿美元的欧盟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其中美方对进口欧盟大型民用飞机的加征关税由之前的10%上调至15%。2020年一季度，欧元区、美国以及中国的贸易总量分别下降至1.7万亿美元、1.3万亿美元以及1.1万亿美元，分别同比下滑2.7%、4.0%以及8.5%，贸易总量均出现明显萎缩（见图10）。目前，全球约80%的贸易进出口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来实现，贸易进出口规模的萎缩对全球FDI全球价值链形成严重阻碍。 4．新冠疫情促使部分国家产业转移，阻断或缩短全球供应链链条 供应链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断裂。在过去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通过配置全球资源，将成本流向更低的地区而利润流向更高的地区，享受价值链顶端的高额收益，很多本国市场狭小的发达经济体（如日本）多依赖产业转移，也因此导致国内制造业存在一定空心化问题。在新冠疫情蔓延以及逆全球化的背景下，暴露出产业链全球布局的不足。比如，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口罩等战略物资稀缺，但由于生产厂家多在东亚或东南亚地区，在人员和物品流动受阻的情况下，容易出现重要物资供应链断裂的问题，直接对本国的商品供求市场产生冲击。因此，新冠疫情加速了各国核心产业回归或转移的计划。 日本方面，政府4月公布了108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约20亿美元用于帮助公司将生产转回日本，加紧了供应链企业回归本土的趋势。美国方面，美国发布《保护战略矿产品安全和可靠供应的联邦战略》以及《美国联邦信息通讯技术中来自中国供应链的脆弱性分析》等报告，意在降低对海外供应链的依赖程度；美国财政部发布《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实施细则，以扩大对外国投资的审查范围并修改审查程序。欧洲方面，欧盟颁布《外资审查条例》，该条例明确了欧盟成员国可以合法阻止外资对涉及关键基础设施、技术、原材料和敏感信息的收购交易，对外直接投资面临更严密的审查。 [3]全球价值链包括产品从设计、生产、组装、营销、售后服务等整个生命周期中所创造价值的全部活动。 [4] KOF全球化指数由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经济研究所研发，包含经济全球化、社会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3个一级指标加权平均得到，分值越高代表全球化水平越高。 三、FDI全球价值链的削弱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 FDI主要通过资本账户下的直接投资项目和经常账户下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投资收益项目四个途径进入东道国。本文选取25个[5]发展中经济体作为样本，涵盖亚洲、欧洲、美洲以及非洲，主要从经常账户途径来分析FDI全球价值链的削弱对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贸易、经济结构以及债务负担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一）FDI对发展中经济体国际贸易的影响 1．发展中经济体处于FDI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地位，需要经历由“出口导向”向“进口替代”贸易阶段的转型 由于发展中经济体在FDI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下游地位，从高度依赖FDI到高度吸引FDI的转变往往需要经历由“出口导向”向“进口替代”贸易阶段的转型。 在出口导向阶段，发展中经济体多处于工业化起步初期，需要依赖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政策支持来吸引FDI以弥补国内资金短缺；此外，还需要凭借人口和资源红利来生产和出口低附加值产品，同时进口大量工业制成品和先进技术来支持经济发展。越南正处于出口导向阶段，由于中国的人力成本相对较高，越南可以承接部分中国的产业转移，凭借自身更加低廉的人口红利优势，把握全球制造业产业转移的机会，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并积极发展加工制造业，成功吸引了电子产品、纺织品服装、制鞋等行业的外商建厂投资，使“越南制造”在全球迅速发展。2019年越南FDI流入规模达到161.2亿美元，FDI流入相当于GDP的比重高达6.1%，远高于样本平均水平（3.4%），说明高度依赖FDI的流入。 在进口替代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得到一定积累以及国内市场逐步扩大，东道国经济发展模式逐渐由出口导向型向进口替代型转变，同时伴随着国内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出口和资本输出的快速增长，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也由依赖FDI流入上升为吸引FDI流入。巴西正处于进口替代阶段，巴西吸引FDI的能力很强，主要是因为巴西政府凭借自身资源优势，通过修宪逐步放松了国家对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开采等领域的垄断，并对电信、电力业实行私营化，对外资的准入门槛大幅降低。2019年FDI流入规模达到719.9亿美元，FDI流入相当于GDP的比重为4.0%，高于样本平均水平（3.4%）。 2.FDI与国际贸易长期具有互补效应，发展中经济体高度依赖对外贸易且存在小幅贸易赤字问题 FDI对国际贸易短期内存在替代效应，而长期看存在互补效应。从长期看，FDI每增加1%，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将分别增加0.7%和0.6%，因此FDI流动对东道国的贸易表现产生明显影响[6]。从FDI流入情况看（见图12），2019年样本国家合计吸引FDI流入4，599.6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29.9%；中国（1412.3亿美元）、巴西（719.9亿美元）、印度（505.5亿美元）、墨西哥（329.2亿美元）以及俄罗斯（317.4亿美元）位居前五；蒙古、柬埔寨、格鲁吉亚以及越南对FDI的依赖程度较高，FDI流入相当于GDP的比重分别高达18.0%、13.8%、7.3%以及6.1%，多为小型开放经济体。 从贸易表现看，2019年样本国家贸易总量达到13.4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15.5%；样本国家进出口总额相当于GDP的平均比重高达84.2%，说明样本国家对外贸易依赖性较高，其中越南（207.4%）、柬埔寨（174.3%）、格鲁吉亚（129.7%）、蒙古（129.6%）、马来西亚（128.1%）等国的对外依存度超过100%，外部风险敞口较大；样本国家净出口相当于GDP的平均比重为-0.52%，说明样本国贸易略有赤字，其中柬埔寨（-16.6%）、格鲁吉亚（-9.8%）、巴基斯坦（-9.1%）、乌克兰（-8.4%）以及埃及（-8.4%）等国贸易赤字严重（见图13）。 3．新冠疫情阻碍FDI全球价值链，导致发展中经济体贸易规模大幅萎缩且贸易逆差明显走扩 2020年一季度，受到新冠疫情、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欧美发达经济体经济下行的多重影响，全球FDI规模下降超过50%，全球FDI陷入低谷。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见图14），社交隔离以及边检升级对FDI全球价值链造成一定阻碍，导致进出口贸易受到严重削弱。2020年一季度，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进出口总量下降至1，355.6亿美元，同比下降3.8%，整体贸易规模有所萎缩；平均净出口下降至136.6亿美元，同比大幅下跌近95%，说明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盈余大幅缩减。 从具体样本来看，2020年一季度，进出口贸易总量收缩最为严重的国家有蒙古、俄罗斯以及中国，进出口总额同比降幅分别高达21.5%、7.8%以及5.8%。蒙古方面，由于自身为内陆国家且地理区位优势不足，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资，一旦主要投资国国内经济形势或投资方向发生变化，蒙古将不可避免的面临外资撤离的风险，使得蒙古经济结构的抗风险能力较弱。此外，蒙古的最大贸易伙伴为中国，一季度中国受疫情影响严重，相应蒙古的贸易规模大幅萎缩。一季度蒙古净出口下降至-5.8亿美元，贸易赤字规模进一步扩大。俄罗斯方面，由于俄罗斯经济依赖石油等天然气的出口，但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暴跌、金融市场波动、疫情防控措施升级等多重因素影响，俄罗斯国际投资和对外贸易大幅削弱，俄罗斯一季度净出口下降至252.3亿美元，同比大幅下降38.4%，贸易盈余大幅削弱。中国方面，由于中国疫情暴发较早，政府在一季度已经采取隔离举措，受到全国停工停产以及国际贸易阻断的双重影响，中国一季度的净出口由正转负，并大幅下降至-239.5亿美元，创历史新低。 （二）FDI对发展中经济体经济结构的影响 1．发展中经济体面临储蓄和投资双缺口，需要依赖外资补充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稳定性较差 由于发达经济体多处于FDI全球产业链的上游，受新冠疫情的冲击主要体现在FDI流出规模的削减以及部分产业链条的转移上；由于自身经济体量庞大且经济结构多元，整体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较强。而发展中经济体多处于FDI全球产业链的中下游，自主权较小且产品附加值较低；由于自身多存在结构性问题，如过度依赖单一产业、储蓄和投资的双缺口以及本币稳定性较差等问题，整体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较弱，新冠疫情带来的最终风险会由发达经济体转移至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中经济体。 从经济结构看，发展中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储蓄和投资的双缺口问题。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通常伴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但受到本国经济落后以及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等因素影响，经常会出现国内储蓄无法满足投资扩张的需求，进而构成了储蓄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另一方面，由于东道国经济实力有限，投资所必需的技术、熟练劳动力、优秀企业家以及投资过程中其他投入物的匮乏，进而构成了投资对经济发展的约束。2019年，样本国家的总储蓄率与总投资率的平均差额为-2.1%，说明样本国家迫切地需要引进外资来发展本国经济和完善经济结构（见图15）。 从具体样本来看，泰国是曾经的“亚洲五小虎”之一，在经历粗放式发展的高速增长阶段后，转型为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借助外资力量将资源禀赋由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在巩固现有工业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建立新型产业，并最终形成高科技产业链闭环并带动经济发展。政府提出“东部经济走廊”计划，通过大力发展高铁、铁路复线、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及实行一系列投资优惠政策吸引投资，发展高附加值的新产业，通过创新和技术运用促进泰国经济转型升级。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放缓增加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壁垒，泰国2020年一季度GDP增速下降至-12.2%，再加上疫情对泰国的房地产业以及旅游业产生严重冲击，使其经济结构稳定性大幅下降。 2．欧美跨国公司缩减FDI流出规模，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制造、服务以及金融行业发展产生较大冲击 欧美发达经济体FDI流出主要分布在制造业、服务业以及金融业，欧美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力量对发展中经济体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欧美跨国公司为东道国创造就业和贡献税收。截至2016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以及瑞典等国在全球范围内（除本土）的跨国公司数量分别高达3.5万家、3.3万家、4.6万家、2.9万家以及1.8万家，营业收入分别高达5.8万亿美元、0.6万亿美元、1.5万亿美元、2.2万亿美元以及3.2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比重分别高达30.9%、23.4%、59.3%、64.7%以及626.9%（见图16）。跨国公司的巨额营业收入有利于东道国增加税收收入以及解决当地就业问题，比如，2016年仅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就雇用超过4，230万人，占美国私营行业总就业人数的22%。另一方面，欧美跨国公司对全球各行各业发展起到带动作用。欧美跨国公司输出先进技术、管理优势以及资金，有助于扶植东道国相关行业的发展，并相应带动中、下游企业经营。截至2016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以及瑞典等国跨国公司主要分布在建筑业、批发与零售以及金融行业，平均占比高达27.5%、17.6%和10.9%，合计占比超过55%。 在FDI全球价值链中，发展中经济体主要承接欧美发达经济体FDI流出的制造业，因此工业往往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从产业结构看，2019年发展中经济体农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以及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平均比重分别为9.0%、30.2%以及52.9%，而全球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0%、27.8%以及61.2%，说明发展中经济体主要依赖农业和工业发展，服务业表现相对落后，产业结构有待升级和完善。其中，柬埔寨（38.9%）、蒙古（39.0%）以及越南（41.6%）为第三产业占最低的国家（见图17）。 从具体样本来看，由于柬埔寨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处于低端位置，主要出口利润较低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经济发展更重视投资的拉动作用。柬埔寨的总储蓄水平较低（11.03%）但总投资水平较高（23.50%），二者的储蓄缺口主要通过吸引外资来补足，柬埔寨主要通过承接东亚国家产业转移的契机，政府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和提升政府效率以吸引大量外商投资，以促进本国农业、加工制造业以及房地产业的发展。但受新冠疫情影响，欧美发达经济体FDI流出规模大幅削弱，相应拖累柬埔寨的制造业发展。 （三）FDI对发展中经济体债务负担的影响 1．发展中经济体的FDI流入存量规模与外债总额存在一致性 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需要FDI来弥补其投资和储蓄的缺口，而FDI实质上是一种融资方式，一国所吸引的FDI流入存量规模可以被视为其债务，样本国家的FDI存量规模与外债总额存在一致性。从FDI存量来看，2019年，样本国家FDI流入存量规模达到6.2万亿美元；平均存量规模也高达2，472.3亿美元，相当于GDP的平均比重为46.4%，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1.8%）约4.6个百分点；其中蒙古、柬埔寨以及格鲁吉亚对FDI流入存量相当于GDP的比重最高，分别高达约166%、127%以及110%。从外债表现来看，截至2019年末，样本国家的平均外债规模达到2，938.5亿美元，外债总额相当于GDP的平均比重为56.7%，其中蒙古（225%）以及格鲁吉亚（117%）的外债负担较重，均超过100%（见图18）。通过以上数据不难看出，样本国家的FDI流入存量规模与其外债总额存在一致性。 从具体样本来看，随着柬埔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建筑行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吸引大量海外热钱涌入本国地产和基建领域，相应带动政府、企业以及家庭的债务杠杆上升。2019年柬埔寨的FDI流入存量相当于GDP的比重为127.31%，约为本阶段平均水平的3倍，说明柬埔寨经济体量较小且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国际直接投资，存在较大的国际热钱投机风险。 2．新冠疫情下发展中经济体存在严重外汇缺口，外债偿付实力有所下降 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债偿付能力存在两个主要困难。一是外汇储备缺口，发展中经济体需要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获取美元外汇，但是美元存在“特里芬两难”，即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和国际清偿的核心货币，为满足各国对美元储备的需要，美国只能通过对外负债的形式提供美元，但美国长期的国际收支逆差将造成国际清偿力过剩，再加上疫情之后美元指数走弱，存在美元贬值以及发展中经济体外汇储备缩水的问题。另一方面，受到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发展中经济体贸易逆差走扩且FDI流入削减，造成外汇储备获取能力有所下降。2019年，样本国家外汇储备相当于外债总额的平均比重为50%左右，外债偿付实力一般；其中，阿根廷、土耳其、白俄罗斯、乌克兰、巴基斯坦、蒙古以及格鲁吉亚的外债偿付实力不足20%，面对较高的外债违约风险。二是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趋缓，无力消化FDI流入存量增速。2019年样本国家的平均实际GDP增速为3.3%，而FDI流入存量增速高达7.9%，经济增长无法满足FDI的债务增长速度。比如，2019年柬埔寨外债总额相当于GDP的比重上涨了3.19个百分点，FDI流入存量增速（12.05%）远高于实际GDP增速（6.97%），说明柬埔寨的债务偿付压力有所增大（见图19）。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建立FDI流动风险打分表模型，以评估样本国家在新冠疫情冲击以及欧美缩减FDI流出规模背景下的风险程度和脆弱性。打分表模型从国际贸易风险、经济结构风险以及外债负担风险三个维度共计9个指标进行打分（见图20），分数越低表示风险越小和脆弱性越小；反之，分数越高表示风险越大和脆弱性越大。从最终结果看，内陆国家和小型经济体抵御FDI变动的能力较差，比如，蒙古、格鲁吉亚、柬埔寨以及乌克兰的风险很高且脆弱性很大；经济体量庞大且国内产业多元化发展的国家受FDI变动影响较小，比如，中国和俄罗斯的风险较低且脆弱性较小。 [5]样本选取方法：在联合资信已评级的发展中国家样本中，筛选出FDI流入/GDP指标大于（等于）2%的国家作为分析样本。选取的25个样本国包括：尼日利亚、南非、埃及、巴西、墨西哥、智利、阿根廷、波兰、土耳其、俄罗斯、白俄罗斯、匈牙利、乌克兰、中国、印度、泰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尼、马来西亚、越南、阿曼、柬埔寨、蒙古、格鲁吉亚。 [6]引用自《经管研究》2013年第1期，《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赵俊。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对多家中国企业实施出口管制，号令诸多非美企业撤销与受美制裁中国企业的合作，如台积电停止与华为合作。 美国之所以能号令他国企业与其站在同一阵线，依仗的正是自身发明的“长臂管辖”权。 什么是长臂管辖？美国如何使用长臂管辖机制？历史上有哪些国家或企业深受其害？中国应如何应对？ 1 长臂管辖含义与实现机制 1.1 起源及内涵：从处理国内跨州事件延伸至国际问题 长臂管辖（long arm jurisdiction），源于美国民事诉讼中的概念，最初用于处理美国跨州的管辖权问题，之后扩展至跨国管辖。长臂管辖，即将原本不属于管辖范围内的案件纳入管辖，其概念最早源于1945年国际鞋业诉华盛顿州案，该案判决确立了“最低限度联系”的跨州管辖原则，即只要被告人以某种行为有目的地在法院所在州从事活动，且该活动与原告相关联，则法院即有权管辖被告。“最低限度联系”原则的模糊性和灵活性使其内涵在实践中无限扩大，甚至延伸至通话、邮件或银行转账等关系，其应用领域也从国内扩展至国外，管辖事由从商贸扩展至反腐败、反垄断等。 根据针对范围和实施目的的变化，美国长臂管辖具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1）冷战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长臂管辖”的海外针对对象为西方盟国，主要目的是防止盟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出口高科技。美国出台《出口控制法》、《出口管理条例》（EAR）等出口相关法规，控制西方盟友的高科技产品及技术出口。 2）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美国的“长臂管辖”范围扩展到其他国家，以打击商业腐败形式为主。1977年《反海外腐败法案》（FCPA）通过，美国将反腐败的管制范围从美国企业拓展到与美国具有“最低限度联系”的外国企业。 3）2001年-2008年，“911”事件后，美国“长臂管辖”范围大幅扩张、重心转向打击全球恐怖主义，实践原则从“最低联系原则”发展为“效果原则”以及“公平公正原则”。“效果原则”下，不论行为人是否有美国国籍或住所，也不论该行为是否符合行为发生地法律，只要行为在美国境内产生“效果”，美国法院即可行使管辖权。“公平公正原则”下，美国国会可主观认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或可能具有全球性危害的行为”，将对应实体纳入“长臂管辖”范围。本阶段，美国高度关注与恐怖主义相关的经济、金融活动，在两大原则下，美国对涉嫌恐怖主义的俄罗斯、伊朗、苏丹等予以制裁。 4）2008年至今，美国“长臂管辖”范围全面扩张，管制手段复合化。长臂管辖领域扩大至涉毒、涉恐洗钱等十余个。这一阶段，美国基于欧美经贸紧密联系，常在二者高度竞争领域使用“长臂管辖”，欧洲受制裁企业较多。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崛起，我国企业受制裁数量显著增加，根据美国WESTLAW等法律数据库，涉及中国的“长臂管辖”案例自2010年起大幅增加，尤其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以来，美国使用“长臂管辖”着重打击中国出口重点产业的核心企业、高科技行业、5G核心竞争领域等。 1.2 实现机制：立法、司法、执法环环相扣，同时寻求海外联盟 美国长臂管辖的实现机制由国内立法、司法、执法的严密配合和海外同盟扩展法律法规适用范围两部分组成。 1）立法方面：完善法理基础 国会立法权和行政部门“准立法权”下制定的法律法规奠定长臂管辖法理基础。一方面，美国国会是制定成文法的最高权力机关，出台有关他国实体及个人的跨国经贸活动法案，为长臂管辖提供完备的法理基础。另一方面，行政部门在国会的授权下，可制定宽泛的执法规则，即“准立法权”。其中，美国国会出台的《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和萨班斯法案、美国商务部制定的《出口管理条例》是长臂管辖的三大重要法律武器，分别从商业腐败、内控合规、进出口管理等方面对国内外企业实施监管。 2）司法方面：建立宽泛的司法管辖权依据原则 在司法实践中，美国法院不断调整适用标准，尽可能延伸域外管辖范围。例如实践原则从“最低联系原则”发展为“效果原则”和“公平公正原则”。在越发宽泛的司法管辖原则下，美国法院多次凌驾于他国司法管辖权之上，即便案件涉及的人员、地点等均与美国无关，只要被告在美国有营业活动，美国法院都能以此作为借口受理案件，与他国法院争夺司法管辖权。 3）执法方面：部门配合严密 除授予联邦行政部门“准立法权”外，国会还充分授予其执法权，各部门相互协作，共同开展“长臂管辖”。总统、国务院、司法部、财政部、商务部和国防部等多部门构成一个严密的执行体系。总统和国务院被赋予冻结资产、限制贸易等大量执法权利，指导整体制裁工作，司法部、财政部、商务部、国防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 4）寻求海外同盟，增加长臂管辖的范围和强度 美国还在全球寻求同盟以推动“长臂管辖”公约化和合理化，并加强其长臂管辖能力。一方面，推动其“长臂管辖”法律出口，说服其他国家成为“执法同盟”。国会和总统积极游说其他国家政府，促使其接受美国的长臂管辖相关法律或制定类似法律。如《海外反腐败法案》出台后，美国积极推广法案的全球适用。在其游说下，1997年12月经合组织33个成员国共同签署《打击行贿外国公职人员公约》并承诺将公约内容转化为各国国内立法。另一方面，跨国合作扩张美国长臂管辖范围和管辖强度。美国与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引渡协议，美国司法部犯罪司在多国设立法律顾问，联邦调查局和联邦缉毒局在多国设立海外办公室。 2 美国长臂管辖实践 2.1 管辖事由：常用反腐败和违反制裁规定 美国通常以五大借口实行长臂管辖，其中反腐败和违反制裁规定是最常用理由。随着美国霸权主义全球渗透，美国“手臂”越伸越长，为合理化长臂管辖，美国通常从反腐败等事由出发，依据司法、行政程序发起管辖。管辖对象不限于强有力竞争国家，也不限于有在美业务的企业，只要实体行为与美国发生最低联系，产生“效果”，长臂就会到达。 2.1.1 借口一：反腐败 基于《海外反腐败法案》，美国以打击商业腐败之名，对全球企业和个人展开调查和诉讼。1977年美国国会通过《反海外腐败法》（FCPA），初衷为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政府人员行贿。经过1988年、1994年和1998年三次修订后，适用范围扩展到外国公司和个人。自此美国不断利用《反海外腐败法》对外国企业进行调查。 法国阿尔斯通腐败案中，阿尔斯通被美国司法部处以巨额罚款、最终将核心资产出售给美国通用。阿尔斯通曾为电气领域的世界巨头，自2010年起，美国司法部以阿尔斯通部分行贿款通过美国子公司支付和部分融资在美国完成作为对其管辖的理由，对其展开反腐败调查。2014年出具调查结果，指控阿尔斯通伪造账簿和记录，未有适当内部控制，违反《海外反腐败法》。事件以阿尔斯通接受7.72亿美元巨额罚款、并于2015年将电气业务低价出售给美国通用公司告终。期间美国司法部采取极限手段施压：1）收集违法证据，调查阿尔斯通在美国境外获取的数十亿美元合同，收集其向境外其他政府官员行贿、伪造账簿等证据；2）抓捕涉案高管，以恶劣的监狱环境、漫长的诉讼过程和高额诉讼费用、认罪可轻判的条件威逼利诱高管认罪；3）以被抓捕高管作为“经济人质”，迫使企业认罪，2014年法国政府拒绝通用收购阿尔斯通时其在押高管也被延迟保释；4）迫使其低价出售核心资产给美国企业，以仍在调查为由阻碍阿尔斯通以更高价格将核心资产卖给德国西门子等他国企业，同时暗示业务出售给美国企业将有助于减轻惩罚。 美国司法部调查服从于美国商业利益，《反海外腐败法》实则成为美国获取巨额罚金和打击美国企业竞争对手的工具，危害全球企业的公平竞争。以反腐败调查为名，美国可以获取巨额罚金、打击本国企业竞争者的正常经营，强迫其接受美国政府派驻专员监督、上交私密账户和财务明细，甚至被迫出售资产或业务等。从反腐败领域的长臂管辖所针对国家看，美国对待盟友和竞争国家无差别。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是美国盟友，但欧洲企业是主要受害者。在与美国高度竞争的产业上，受到处罚最频繁、金额最多的企业大部分是欧洲的各行业龙头，2008-2018年美国通过《反海外腐败法案》实施的罚金近110亿美元，其中前十大罚金案例欧洲企业占6席，包括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等。 2.1.2 借口二：违反制裁规定 基于长臂管辖，美国要求受制裁对象的第三方商业往来对象也遵守美国制裁规定。1）美国通常以威胁国家安全、恐怖主义和侵犯人权等名义，对违反规定的主体实施直接制裁，限制本国主体与受制裁主体的经济、金融往来，其中经济制裁主要和贸易管制相关，金融制裁主要指在美国管辖范围内实施交易管制和资产冻结。据吉布森、邓恩和克鲁特律师事务所统计，美国持续扩大制裁规模，近三年美国对外国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已超过3200项，其中处罚包括巨额民事罚金、追究刑事责任等。2）长臂管辖运用下，美国也限制第三方与受制裁主体进行金融和贸易往来，否则将施加处罚或予以制裁，即次级制裁。截至2020年8月20日，OFAC的制裁名单（SDN List）共约6300个。 1）经济（贸易）制裁：以违反出口管制规定为名 美国的经济制裁以贸易制裁居多，基于《出口管理条例》等法规，限制外国企业或个人与被制裁主体贸易途经美国、限制转销来自美国成分或技术超出一定比例的产品。《出口控制法》和基于此法案的《出口管理条例》、《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共同确立了部分敏感技术和产品出口的原则和范围，对于违反规定的实体将予以处罚或制裁。美国出口管制规则的义务主体是美国企业，但外国企业若触及法案禁止条款也可能基于“最低限度联系”原则被纳入长臂管辖的范围。 中兴通讯事件中，中兴因出口美国电子产品至受美国制裁主体伊朗受到次级制裁，交纳高额罚金后才得以解除。2016年3月，美国BIS认定中兴通讯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未经许可向伊朗转出口受管制的美国电子产品，将中兴及其三家关联企业纳入“实体清单”，要求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出口产品时必须获得BIS的特殊许可，一年后双方和解，中兴支付罚金8.9亿美元以消除出口禁令。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指控中兴通讯对涉及历史出口管制违规行为的某些员工未及时处罚、违反和解协议，再次启动出口禁令，中兴通讯缴纳14亿美元巨额罚款及保证金后出口禁令获得解除。 2）金融制裁 全球金融体系以美国和美元为中心，美国以此迫使非美国实体遵循美国的制裁规定、接受违规的惩罚。美国利用其在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地位实现金融制裁：一是冻结或封锁受制裁实体在美资产、减少或停止对受制裁实体的信贷支持、限制其在美投资等；二是禁止与受制裁实体进行过重大金融交易的非美国金融机构进入美国金融系统；三是切断受制裁对象的美元获取能力和使用美元的渠道，禁止其使用美国的支付清算系统，而目前全球金融机构尚不能脱离美国支付清算体系，尤其是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联邦储备通信系统（Fedwire）、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等，因此金融机构往往屈服于美国的处罚以谋求和解。 英国阿拉伯商业银行次级金融制裁案中，阿拉伯商业银行因与受美国制裁的苏丹客户汇款途经纽约的分行而遭受“长臂管辖”。2010年9月至2014年8月，英国阿拉伯商业银行（BACB）代表7家苏丹金融机构（包括苏丹中央银行）办理了72笔总额达1.907亿美元的大宗资金支付。尽管BACB与苏丹客户之间的美元交易本身未直接使用美国金融系统，且所有涉及苏丹的美元交易均在非美国金融机构且在美国境外处理，但美元资金汇转的途中，经由的非美金融机构在美国开立了美元清算账户，OFAC认定此环节涉及美国金融系统，因此对该银行进行次级金融制裁，并处以2.2884亿美元罚款，后经英国审慎监管局（PRA）协商和该行积极补救，才将罚金降至400万美元。 美国凭借自身在全球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的中心地位，以次级制裁威胁全球。美国过往次级制裁案例表明，由于美国处于世界经济金融中心，凡涉及跨国贸易、跨境资金流通、高精尖科技的实体与美国不存在“最低限度联系”的难度很高，与美国站在对立面的成本也很高。基于此，美国容易从金融和贸易上对他国实体发难，一方面，美国可通过直接制裁打断他国实体产品和资金链，另一方面，以次级制裁威胁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遵守制裁规定，切断第三方与受制裁实体往来，加大制裁力度。 2.1.3 借口三：反垄断、反洗钱、财务合规等经济犯罪防治 反垄断、反洗钱、上市公司财务合规等也是美国实施长臂管辖的常用借口。 1）反垄断领域，基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美国法院获得管辖国内外垄断事务的权力。 1980年铀卡特尔案中，美国只许本国垄断而禁止他国垄断行为。彼时美国对外国铀生产商关闭了占世界铀市场70%份额的美国市场，因此外国铀生产商成立卡特尔，联合限制美国铀产品在美国境外的销售。而美国政府和法院则以此指控外国铀生产商实施垄断行为，损害美国生产商利益，并判决外国企业对美国生产商支付三倍的损害赔偿。 2）反洗钱领域，基于《爱国者法案》，美国相关部门可肆意核查在美开立代理账户的银行账户明细，依据该法案，法院可向任何开设代理账户的外国银行发出传票、核查或冻结该账户美国境内外所有资金，该条款通常与金融制裁联用。 英国汇丰银行洗钱案中，美国将反洗钱与违反制裁规定联用。2012年美国参议院发布《美国在洗钱、贩毒和恐怖组织融资管理的缺陷-汇丰案例》调查报告，指控英国汇丰银行为叙利亚、伊朗等制裁国家提供资金交易通道和为墨西哥毒贩提供金融服务。最终汇丰银行支付了19.2亿美元才得与美国监管当局和解。 3）以促进上市企业财务合规为名，基于《萨班斯法案》，美国可管辖所有在美上市企业，即使其在美国没有经营活动。由于条款多且复杂，企业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用于内部控制建设，对于版图庞大、业务分散的跨国企业成本极高，完全满足内控要求难度大，因此容易被监管机构找出漏洞。根据《法人》报道，国际CFO组织对321家企业的调查显示，每家美国大型企业为遵守法案404款要求的内控措施，在实施第一年的总成本平均超过460万美元。 2.2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超级“长臂管辖”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美经济对抗进入白热化阶段，美国恣意使用制裁手段针对中国，挑起贸易与科技剧烈纷争。 从美国打击中国企业的主要目的来看：1）封锁中国当前出口重点产业中的核心企业，削减中国出口、打击中国全球贸易竞争力。电子设备产业是中国对全球出口的主要产业之一，2018年美国自中国进口的电子设备约占美国此类进口总额的41.4%。美国为扶植本国企业，行政部门以宽泛的“国家安全”为由对我国重点企业展开调查，宣称其违反美国对第三国的制裁或知识产权保护法令，进而管制该类企业。2）遏制中国5G技术领先优势，保护自身竞争力。5G是当前世界各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支撑及竞争焦点，中国华为和美国高通是5G领域两大巨头，且全球普遍认为华为拥有更大优势，华为因而成为美国制裁的重点对象。 为实现这两大目的，美国以常用借口——威胁国家安全、违反美国制裁规定等发难，通过巨额罚金、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发展、技术封锁等方式实现对中国科技领域发展的遏制。 1）巨额罚金重创中国企业经营。2018年中兴通讯缴纳14亿美元巨额罚款及保证金后出口禁令才获得解除，而中兴2015-2017年的净利润总额约为12亿美元，巨额罚金极大影响了公司的正常运营。2018年12月，美国OFAC以中国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联属公司与伊朗保持商业关系为由，处以277万美元的罚款。 2）限制中国企业海外业务发展，封锁中国5G、无人机等领先技术的海外应用、收紧海外社交媒体限制。美国高度关注科技领域的领先，无法容忍信息科技领域传统优势被挑战。一是联合盟友等封锁5G技术应用，一方面美国邀请“五眼联盟”（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共享情报、协同行动，2018年7月后成员国陆续开始排斥华为产品和技术。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一直企图通过劝说、警告、威胁使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盟友停止使用华为设备。2019年5月，特朗普签署《保障信息与通信技术及服务供应链安全》的行政令，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禁止美国使用“国外对手”提供的电信网络设备和服务，剑指华为。二是清退美国网络中的中国应用程序和电信企业，强迫其剥离海外核心业务，2020年8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移动应用程序TikTok（抖音海外版）和微信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由，禁止任何美国个人或实体与二者及其母公司交易。此外，政府要求字节跳动剥离TikTok业务，竞购人则主要是美国企业。 3）实行技术封锁，一是以威胁国家安全等名义直接制裁重点企业，美国将部分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清单，限制其从美国进口关键零部件。目前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的机构和个人数目已超200，包括华为、海康威视、科大讯飞等一大批高科技企业，被列入“未经验证实体清单”的机构超过50家，包括中国科学院、同济大学等知名科研院所。美国针对华为的举措更是超常，在初步封锁后制造“孟晚舟事件”，指控华为严重违反美国制裁伊朗法令、孟晚舟作为华为CFO涉嫌欺诈银行，试图予以严厉制裁。二是以次级制裁风险震慑被制裁企业的合作伙伴，使其断供中国重点企业，双重夹击下实现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和国际供应链隔离。部分供应华为关键零部件的企业恐受到次级制裁而与华为等企业划清界限、断绝往来，如台积电声明若美国禁令不变，2020年9月14日起断供华为。 3 实质：美国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体现 从美国长臂管辖的实践，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的所作所为来看，长臂管辖背后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一是将美国国内法运用成国际法，侵犯他国的司法管辖主权和司法独立性。美国将国内法的法律效力从美国企业扩张至在美国有经营活动或有分支机构的企业，甚至是使用美国芯片和设备的企业，几乎覆盖全球80%以上的跨国企业。其长臂管辖看起来合规合法，而实际上其法律依据本身并不合理，是将其管辖权凌驾于他国管辖权之上。按照国际法，各国应通过《海牙取证公约》或双边渠道向其他国家提出司法协助请求。而美国基于长臂管辖原则，以打击恐怖主义、经济犯罪、核扩散等名义实行域外管辖，本质是绕过正常国际司法协助，侵犯他国司法主权、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 二是内外有别，压制美国和美国企业的竞争对手，以保持自身领先地位。完备的长臂管辖法律体系使美国能以任意模棱两可的罪名调查外国企业的经营和账户信息，获取高额罚金，重创美国企业的竞争者，甚至抢占被制裁实体的市场份额或收购被制裁实体。美国看似正直的“全球执法”行为，均只针对外国企业，尤其是本国企业的竞争对手，对本国企业则不然。如美国政府在限制所有外国企业与古巴交易的同时，批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古巴开展业务，又如法国阿尔斯通反腐败案最终迫使阿尔斯通将电器业务出售给美国通用，均是典型美式霸权的体现。 三是其域外管辖看似司法独立、有法可依，实则受到政府的操纵和滥用，作为美国与企业、与他国政府的谈判筹码。美国号称司法独立，但在众多域外管辖事件中其执法机关不是法院，而是美国行政部门，例如孟晚舟事件和阿尔斯通案中外国企业高管人员的逮捕由行政机关而非法院实施。又如“301条款调查”的各种措施和美国牵头“五眼联盟”对华为围剿的外交行为，均远远超出合理的司法程序。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若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押一事有助于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他将对此案进行干预。将外国企业高管人员逮捕扣押，并以此作为与企业或是与他国政府的谈判筹码，是全然违反司法公正的强盗行径。 4 中国未来如何应对 4.1 国家层面 1）政策方面，为预防和降低制裁所带来的经济、金融冲击，改革开放和完善金融制度仍是重中之重。经济方面，中国应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对内大力改革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在全球形势愈发复杂下，大力发展“新基建”，促进“双循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与战略空间。金融方面，完善金融制度，加强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建设，减少对美国主导的支付体系依赖，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高国内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加强公司治理、促进国企改革等，使中国金融体系稳健发展。 2）立法方面，一是制定保护中国企业免受长臂管辖生效的域外适用法律，二是适度建立中国域外管辖法律，为反制美国制裁提供法律依据。 制定规避长臂管辖的域外适用法规，使中国企业在面临美国制裁引发的诉讼时，有合理的法律依据予以抗辩。欧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阿根廷、南非等国均针对美国经济制裁政策的域外适用制定了相应的反制法规。欧盟1996年制定的《反对第三国立法域外适用的条例》，明确禁止外国具有域外管辖权的法律法规在欧盟境内发生效力。 国际法并未禁止一国法律的域外适用，中国同样有权利建立和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法规则实践，对美国予以反击。包括扩充《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内容、制定《国际私法典》，明确规定中国民事法律的域外适用效力；完善中国刑法、部分社会法域外适用制度等。 3）行政方面，一是对特定行业企业给予税费减免和研发补贴，以维系其生存和促进产业发展，二是要为企业提供关于美国制裁政策的辅导。 对于已经受到美国制裁波及的企业和行业，政府应促进本国相关产业链的生产研发，如半导体等，在资金方面应给予帮助、减轻负担，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可考虑继续出台类似《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等政策，以税收减免等方式予以支持。 对于尚未被波及到的企业，政府应加强对企业的窗口指导。美国制裁政策的域外适用有一定条件，例如产品中美国零部件或技术的比例等，达到相应条件才会被其纳入美国管辖范围，了解相关政策会更好地帮助企业规避经济制裁风险。目前相关部门仅对联合国的制裁政策有一定指导和监督，应进一步加强针对美国制裁政策的窗口辅导。 4）对外合作方面，积极拓展国际经济、金融、外交等方面合作，赢取国际支持，实现“去美元化”、去美国中心化。加强国际多边组织合作，捍卫自身利益，不断争取、巩固支持全球化、市场开放与自由贸易的话语权。加强与欧盟、俄罗斯等经济体的协调，倡导构建公平、包容的全球企业合规治理机制，积极促成其他不以美元为中心或不受美国控制的支付系统如INSTEX的建设、加强中国“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与其他国家如俄罗斯“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的互联互通，以合作共赢的实际行动回击美国长臂管辖下的单边霸权主义行为。 此外，针对已制裁企业，可以以打促和，使美国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例如，中国商务部设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将不遵守市场规则、背离契约精神、出于非商业对中国企业实施封锁或断供、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的外国企业组织或个人列入清单，实质上对照了美国的“实体清单”。 4.2 企业层面 1）针对涉外业务，企业要加强域外法律意识，建立完善的合规体系，进行业务转移或防患于未然。 面对非刻意针对中国的制裁，中国企业只需注意不要违反美国相关制裁规定即可。即使遭受制裁，也有可能通过缴纳罚款等方式达成和解协议、解除制裁。企业应充分了解美国长臂管辖适用范围，重点关注反腐败、制裁、反垄断等领域的规定，并在内部建立涉美业务风险评估机制，确保不触及美国黑名单国家或违反相关政策，并通过交易结构及合同条款安排规避制裁。 2）针对企业被制裁导致的产业链断裂风险，短期大量囤货，长期增强自身研发实力。 短期来看，企业应当在保障自身资金流的前提下，适当超前囤积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的、精度较高或较难找到替代品的零部件，并在美国以外的地区积极寻找更多替代供应商。华为在美国政府对其实施制裁前几个月，大量囤积晶片、多种被动元件和光学元件，出口管制风险较低零组件囤积了至少3个月库存，风险较高零组件囤积了6个月至1年以上的库存，同时积极寻找替代供应商，才能保障受到美国制裁后两年内的正常生产。 长期来看，减少核心技术对外依赖度是企业极限条件下的生存保障，增强自身研发实力才是让美国解封的根本。涉外企业应致力于加强技术、零部件自主化，尤其是在产业线的高精尖领域。当企业的技术无可替代而又是美国所需，美国政府自然会解除制裁。2017年美国陆军司令部以大疆无人机窃取数据为由封禁大疆，2018年8月美国对大疆启动337调查。但芬兰、以色列、印度等国依旧大量购买大疆无人机，美国军方也不例外，2020年8月21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宣布针对大疆的337调查最终裁定：不会对大疆发布禁令。
9月7日，海关总署公布8月进出口数据。按美元计，中国8月出口同比增9.5%，进口同比降2.1%；按人民币计，出口同比增11.6%，进口同比降0.5%。在我们看来，出口逻辑已从二季度的防疫和居家办公推动变为如今的海外开学和家居推动，低基数也将对下半年后续几个月的出口形成提振，但外部疫情和中美关系变局仍将构成不确定因素。 1．外需结构性恢复推动出口，防疫、电子拉动延续，家居成为新亮点。分产品看，与防疫有关的纱线织物、医疗器械和塑料制品出口分别增长5%、39.0%和31.0%，增速虽较7月有不同程度下降，但仍处较高水平。疫情期间欧美房贷利率直线走低，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引发家居类产品出口大增，家用电器增39%，家具增28.9%，灯具增18.2%。同时，海外开学取代居家办公，成为电子产品出口需求的主要推动力，手机出口增23.3%，计算机出口增23.5%。 2．受低基数影响，对美出口同比增两成。8月对美出口增0%，对欧盟（27国）增11.2%，对东盟增12.94%，对日本降0.8%。对美出口创下近几年来最大的单月增速，一方面是因为去年低基数，受中美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影响，2019年8月中国对美出口暴跌16%；另一方面，下半年美国备货季已经到来，进口商开始提前准备电子消费品和感恩节、圣诞节用品。目前，中国对美国出口值已经回到2018年同期水平，而当时双方仅是互相加征500亿关税，贸易战的影响还颇为轻微。 3．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显著低于去年，是进口小幅下降的主要原因。8月能源进口金额降幅较大，如原油（-24.6%）、天然气（-26.5%）、铁矿石（-4.9%）。但以进口吨数计，原油同比增12.6%，天然气增12.3%，铁矿石增5.8%，疫情下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大大降低了中国的进口成本。在非能源商品进口中，农产品增2.5%、机电产品增1.9%、高新技术产品增5.0%，显示需求侧恢复较好。 4．年内出口有望总体回正，但需关注不确定性。去年中美贸易战升级带来的低基数效应将持续至11月；此外，新冠疫情持续，美国、印度确诊仍然高增，欧洲夏季度假潮引发新一波疫情，日韩疫情重现上升势头，在此背景下中国仍将是全球防疫物资和其他商品的主要供应商。受此两大因素影响，全年美元计价出口大概率回正（1-8月累计同比-2.3%）。但下半年仍不乏风险点，一是海外出现疫情持续和财政刺激“断奶”造成的需求冲击，二是美国大选和中美关系引发的不确定性。
无论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国家，只有开放、只有国际视野、只有敢于参与国际间的竞争，这个企业才可以成为伟大的企业，人类社会的未来、中国经济的未来，究竟应该朝着什么方向走？这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开放、就是国际化，反正封闭是没有出路的。 回望我们过去所走过的道路，你会发现中国经济最具有质的飞跃、最具有效率和质量增长的时期，是来自于我们的开放。特别是中国经济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在开放中也明显提升了。 有些人会害怕开放，比如说1998年的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人来说是是非常深刻的，总觉得这样一个金融危机可能都是开放过度所带来的。实际上对有些国家来说，可能有这个原因，因为有些国家他的经济增长过度地依赖外部资本的支撑。外部资本对他本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一旦他的经济增长的红利消失了，外部资本就会迅速地退去，这的确会引起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的动荡，从而带来了金融危机，乃至于经济危机。 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现在经济的规模是14万亿美元，差不多100万亿人民币的这样一个规模，我们必须要把资源配置的范围要进一步地拓展、进一步地延伸，说实话仅仅靠我们自己的资源，想让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长久的一个增长，我认为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经济活动它都是基于分工、交易与比较优势这些原则所进行的，否则的话就会搞成一个自然经济，一个封闭性的经济。同时使企业能够真正地在严酷的竞争中去成长起来，而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在政策的保护下让他成长起来，这样的企业是没有竞争力的。 华为为什么有竞争力？因为他是在国际间严酷的环境下，来进行竞争成长起来的，从而才成了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的企业，也是一个伟大的企业。 第二个就是能够真正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提升竞争力的同时，又能够学习他国以及一些先进企业的经验、技术、管理的模式。 那么第三点，开放也能够使我们能看到自己的不足。每个国家从经济上看都有他的短项、短板、不足。 第四个也很重要的，开放实际上也是一个利益的一种共享机制。当然同时也是一种风险的分担机制，我们不要只让别人分担风险，而不让别人享受利益。收益和风险它是均衡的，开放在这方面也有这个功能，实际上历史上看，无论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国家，只有开放、只有国际视野、只有敢于参与国际间的竞争，这个企业才可以成为伟大的企业，任何政策的保护、封闭，企业都不可能是伟大的。 对一个国家来说，一个伟大的国家一定是对全球有贡献的国家、有影响力的国家。那就必须参与全球的事务，就必须走开放的道路，就必须融入国际体系。用自己的价值观、影响力去引导国际体系走向更加文明的时代。这个也就是像总书记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在中国现在开放，从经济体制方面来看，开放已经是比较全面了。但是我们在有一个领域的开放是不够的，就是金融领域的开放是不够，未来中国开放的重点是如何的着力推进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我们不要有一种想法，想把中国的金融做成一个巨大的湖，就像海一样的湖，那它还是湖不是海，为了避免做成一个内陆湖，我们就必须要融入太平洋，我们要成为太平洋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然中国金融的开放，我们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我们是先开放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设立，真正的开放首先是基于人民币的可自由交易的改革。坦率地讲人民币的国际化我们是有一点点谨慎过度，比如说我们的国际贸易规模大约占GDP超过1/3，这1/3中有65%到70%的国际贸易是通过美元体系来结算的，现在中美关系出现如此严峻的局面，我想这对我们的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活动会带来重大的威胁。 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全部实现了本币的自由化，唯独中国是没有的。当然现在我们的开放遇到了严峻的外部环境，应该说比过去要更加复杂、更加严峻，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认真的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中国经济的未来究竟应该朝着什么方向走？这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开放、就是国际化，反正封闭是没有出路的。 现在中美脱钩，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说实话我们的主张还是经济全球化、投资的便利化、贸易的自由化，这都是我们在处理国际经济关系上的一些基本的规则。 我作为一个学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带来如此严重的状况，有些时候我们是善意的，我最近看到我们的很多的讲话也释放了巨大的善意，但是有些时候你的本意想改善关系，人家硬不干。有时候那也没有办法，坦率地讲我们也不祈求什么利益都是共享的、利益都是均衡的，所以影响脱钩实际上也很难脱干净。再加上东方不亮西方亮，反正就是西方不亮东方亮，总会有一方亮。但是我们还是保持善意，还是非常重要的。
今年年中，被拖欠了几年工资的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的教师们，在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上举了个报。大家说，当时也就是试试看，没抱什么希望。 谁也没想到，北京来了调查组。上周五大家都已经下班的时候，中国政府网发布了督查通报。 从2015年至今，大方县拖欠教师各项工资、补贴、保险4.79亿元，挪用上级资金3.4亿元。此外，他们还通过扣押教师工资、扣除工本费等形式，强制要求学生和老师们入股当地的乌蒙供销合作社。 北京的调查组发现，这个合作社已经有社员7.56万： 其中未成年人占比56%。 一个供销合作社，硬生生被大方县搞成了娃哈哈。 2015年大方县发生了一件大事，恒大的许老板来了。许老板一向大手笔，什么都没谈的时候，就带着60个货柜车，见人就发慰问品。 正式签约的时候，恒大投入30亿，副总裁姚东带着200多员工和一大批项目，要用3年时间让大方县彻底脱贫： 小学一建就是10个。 此后县里搞了很多配套措施。县财政局全资控股乌蒙实业公司开始投资包括扶贫就业、基础设施建设开发、能源工业等一系列公司，小小的大方县一下多了很多国企。 这一年也是大方县债务兑付的高峰。他们兑付本息10多个亿后，当年的支出从54.4亿元涨到了66.3亿元。 但债务余额基本没有变化。 拆东墙补西墙是贫困地区常见的做法。当地财政局长一开人大会就哭穷，说县里收入减少，修不起基础设施，借钱还不起，不借钱影响政府运行。 也是在2015年，大方县开始拖欠老师们的工资。 此后几年，大方县的步子迈得很大，公司越搞越多。2017年，大方县以调入资金的方式，一举抹平了此前的赤字，共计14.2亿元。其中从政府基金中调出6.9亿元。还有7个多亿是哪儿来的，当地政府没说。 2019年4月16日，大方县公示脱贫摘帽。 按说这是一件高兴事，可12天后的晚上7点半，大方县的领导们又开了一个会。讨论了全县的债务情况后，会议研究了关于成立乌蒙信用合作社的事宜。 1个多月后，乌蒙信用合作社成立。这是一个奇怪的机构，在没有银行牌照的情况下，强制给大家办了“银行卡”，并要求老师和公务员必须在这张卡里存钱，算是入股： 最少5万。 当然，县政府也并不是那么不讲道理。一方面他们告诉大家，不入股就别想拿到绩效工资，另一方面，又许诺大家每年9.8%-12.8%的高息。 连学生们的补助也被从教育局划拨到乌蒙信用合作社发放，开户就收50元工本费，直接把学生们也变成了股东。 乌蒙信合打着三农的旗号，但98.6%的资金，都被调入了县财政局下属的融资平台，蓄满了大方县的大资金池。 乃悟特别看了一下，2015年许老板去扶贫时，大方县的税收收入为5.1亿元。2019年摘帽时，大方的税收收入为： 5.1亿元。 许老板搞了3年扶贫，大方县的贫困户脱了贫，大方县政府搞了3年企业，没赚到钱。郝大星说，早知如此，还不如直接把钱给乌蒙信合，每年还能有个大几千万利息。 记者们今天去问了问大方县的老师，在被通报后，老师们陆续收到了被拖欠的收入。乃悟看到，去年老师们去举报的时候，大方县还在公开招聘老师： 一共80个岗位，报考了2618人。 在小地方教书本来就不容易，就别强迫他们转行金融业了。
【数据】2020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646亿美元，较7月末增加102亿美元。此前，7月环比增加421亿美元。 【评论】 本月外汇储备规模较前月上升102亿美元，实现连续五个月上升。外汇储备规模达到31646亿美元，创下2016年10月以来的新高。从原因上看，估值变动、真实贸易和跨境资本流动都对本月外汇储备规模的增长形成贡献。 估值变动方面，从主要汇率变动上看，8月美元汇率指数贬值1.3%；主要非美元货币对美元整体呈升值态势，欧元兑美元上涨1.3%，英镑兑美元上涨2.2%，日元兑美元微弱下跌0.1%。从资产价格上看，以美元标价的已对冲全球债券指数下跌0.8%；股票指数整体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7%，欧元区斯托克50指数上涨3.1%，日经225指数上涨6.6%。综合考虑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效应，估值变动导致本月外汇储备规模增加。 真实贸易方面，8月海外主要经济体制造业PMI指数继续改善，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制造业PMI指数达到56%，创下2019年2月以来的新高，欧元区制造业PMI指数环比虽回落0.1个百分点至51.7%，但也创下2018年12月以来的次新高。我国新出口订单PMI指数环比回升0.7个百分点至49.1%，创下年内新高。海外经济的改善有助于带动出口修复，8月我国出口金额同比增长9.5%，创下2019年4月以来的单月最快增速，实现贸易顺差589.3亿美元，真实贸易对本月外汇储备规模的上升形成贡献。 跨境资本流动方面，8月北向资金虽然小幅净流出20.3亿元，但境外资金延续增持人民币债券态势。Wind资讯显示，截至8月末，境外机构在中央结算公司托管的债券规模达到24578.3亿元，环比增加1177.5亿元，为连续21个月增加；在上清所托管的债券3409亿元，环比增加193.2亿元。跨境资本流入对外汇储备规模增长也有一定贡献。 下阶段，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仍然具有保持稳定的基础。一方面，我国经济恢复持续向好，国内改革深入推进，需求加快恢复，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我国持续实施更高水平开放政策，近期《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有关事宜的公告（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金融对外开放继续深化，为国际投资者投资人民币资产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有助于促进跨境资本流入，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提供基础。 图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及月度变动
事 项 按美元计价， 8月出口同比+9.5%（前值+7.2%）；进口同比-2.1%（前值-1.4%）；贸易顺差589.3亿美元（前值623.3亿美元）。按人民币计价，8月出口同比+11.6%（前值+10.4%）；进口同比-0.5%（前值+1.6%）；贸易顺4165.9亿元（前值差4422.3亿元）。 主要观点 一、内需或呈结构分化，外需回暖带来出口强势 1、进口：8月进口增速出现超预期回落，主要受到以下三方面因素的拖累： 来料加工进口偏弱，国内小企业的生产需求修复仍有限。8月来料/进料加工贸易进口同比增速-12.5%，疫情以来来料/进料加工贸易进口始终疲弱，对应小企业PMI也始终位于荣枯线以下，修复程度不及大中型企业。而从国内高新技术与机电产品进口情况来看，电子、汽车等产品的进口需求在稳步回升（见图表17、18），内需整体确实呈现修复趋势。因此我们认为，由于来料加工多数以劳动密集型等低端行业为主，承接的企业也多以小型企业为主，这一现象或反映了在疫情后，国内需求虽在持续回暖，但小型加工贸易型企业生存状况仍不容乐观；由于来料/进料加工贸易进口占进口总额约20%，因此这一部分的进口需求对进口总额的负向拖累或将持续较长时间，小型企业PMI走势可作为观测指标。 大宗商品价格因素仍继续拖累进口增长。8月以铁矿石和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进口数量需求仍在增长，增速出现放缓；但价格下跌对进口的负向拖累幅度超出了数量增长带来的正向拉动，因此大宗品对进口总额仍呈负向拖累。 8月农产品对进口的拉动率为0.2%，环比7月收窄0.9个百分点，主要受到进口价格进一步下跌、以及进口数量环比收窄共同影响。 2、出口：外需回暖仍是出口主旋律。 欧美外需真实回暖带来出口延续强势 。根据我们对海外经济数据及高频指标的跟踪，目前与我国出口相关的美欧各行业修复进度表现出美国零售业全面修复（且地产销售高增长带来家具、家电等耐用品需求大幅提升），德法、意西零售业分别修复9成、8成，美国、意西工业生产修复7成，德法工业生产修复6成。由于零售需求基本得到全面改善、工业需求大部分改善，带来目前外需的真实回暖。而从区域分布上也可看出，由于美国的零售和工业生产修复程度均优于欧洲，因此美国外需回暖也强于欧洲，带来我国对美出口连续2个月维持高增速。 防疫物资仍为出口提供稳定支撑，不过拉动幅度逐月减弱。8月以纺织品+医疗器械估算的防疫物资出口拉动率环比7月再度收窄0.3个百分点至2.4%。 二、进出口分项数据 1、出口：海外需求普遍改善，各类产品出口多数改善 出口区域：8月对多数地区出口增速提升，其中美国、东盟仍是拉动出口的主要地区，拉动率分别达到3.48%、1.81%。 出口商品：高新技术及机电产品延续对出口的强劲拉动，同比拉动率分别达到6.8%、3.3%。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仍维持较快增长，其中家具产品的出口增速达到24%，或与美国地产销售旺盛带来家具等耐用品需求提升有关；金属与大宗商品出口负向拖累收窄。 2、进口：各区域进口均不强，高新及机电产品进口延续强势 进口区域：8月自多数国家的进口都偏弱，仅自欧盟、东盟进口有小幅回升，同比拉动率环比提升0.67、0.07个百分点。 进口商品：农产品进口收窄，同比拉动率由7月的1.1%收窄至0.2%，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延续高增长，同比拉动率由7月的0.6%提升至1.6%。大宗商品进口数量均在提升，但价格继续下跌，带来大宗商品进口继续呈现较大负向拖累。 风险提示：海外疫情超预期爆发导致需求下降超预期 报告目录 报告正文 一 内需或呈结构分化，外需回暖带来出口强势 （一）进口：来料加工与大宗商品进口均走弱 8月进口增速出现超预期回落，主要受到以下三方面因素的拖累： 1、来料加工进口偏弱，国内小企业的生产需求修复仍有限。8月来料/进料加工贸易进口同比增速-12.5%，疫情以来来料/进料加工贸易进口始终疲弱，对应小企业PMI也始终位于荣枯线以下，修复程度不及大中型企业。而从国内高新技术与机电产品进口情况来看，电子、汽车等产品的进口需求在稳步回升（见图表17、18），内需整体确实呈现修复趋势。 因此我们认为，由于来料加工多数以劳动密集型等低端行业为主，承接的企业也多以小型企业为主，这一现象或反映了在疫情后，国内需求虽在持续回暖，但小型加工贸易型企业生存状况仍不容乐观；由于来料/进料加工贸易进口占进口总额约20%，因此这一部分的进口需求对进口总额的负向拖累或将持续较长时间，小型企业PMI走势可作为观测指标。 2、大宗商品进口量升价跌，价格因素仍继续拖累进口增长。8月以铁矿石和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进口数量需求仍在增长，不过增速出现放缓（反映国内内需回暖）；但由于价格下跌对进口的负向拖累幅度超出了数量增长带来的正向拉动（具体来看原油进口价格、数量对进口总额的拉动率分别为-4%、1%，铁矿砂及其精矿进口价格、数量对进口总额的拉动率分别为-0.7%、0.4%），因此大宗商品整体对进口总额仍呈负向拖累。 3、8月农产品进口额减少，对进口的正向拉动减弱。8月农产品对进口的拉动率为0.2%，环比7月收窄0.9个百分点，主要受到进口价格进一步下跌、以及进口数量环比收窄共同影响。 （二）出口：外需回暖仍是出口主旋律 欧美外需真实回暖带来出口延续强势，且美国外需强于欧洲。根据我们对海外经济数据及高频指标的跟踪，目前与我国出口相关的美欧各行业修复进度表现出美国零售业全面修复（且地产销售高增长带来家具、家电等耐用品需求大幅提升），德法、意西零售业分别修复9成、8成，美国、意西工业生产修复7成，德法工业生产修复6成。由于零售需求基本得到全面改善、工业需求大部分改善，带来目前外需的真实回暖。而从区域分布上也可看出，由于美国的零售和工业生产修复程度均优于欧洲，因此美国外需回暖也强于欧洲，带来我国对美出口连续2个月维持高增速。 防疫物资仍为出口提供稳定支撑，不过拉动幅度逐月减弱。8月以纺织品+医疗器械估算的防疫物资出口拉动率环比7月再度收窄0.3个百分点至2.4%。 （三）进出口展望：全年出口增速有望回正 出口端，考虑到目前外需真实回暖，叠加海外进口替代带来的我国出口占全球比重提升，下半年在海外疫情不出现失控的情况下出口大概率可延续强势。若9-12月出口增速维持在5%，即可保证全年出口实现正增长，目前来看出口增速回正概率较大。 进口端，国内内需回暖带来进口的大趋势向好，但考虑到经济结构中存在大中型企业与小型企业冷热不均的状况，小型加工贸易型企业对进口或将产生较长时间的负向拖累， 二 进出口分项数据 （一）出口：海外需求普遍改善，各类产品出口多数改善 1、出口走势 8月出口增速继续偏强，超出市场预期。以美元计价，8月出口同比+9.5%，预期+8.3%，前值+7.2%；以人民币计价，8月出口同比+11.6%，前值+10.4%，预期+12.4%。8月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人民币计价的出口增速增幅略低于美元计价。 2、出口区域：8月对多数地区出口增速提升 8月对多数地区出口均有提升，其中对美国出口连续两个月大幅增长。8月对美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多地的出口同比增速回升10个百分点左右，对东盟出口增速环比7月虽略有回落，但仍保持12.9%的高增速。从出口拉动率来看，美国、东盟仍是拉动出口的主要地区，拉动率分别达到3.48%、1.81%，另外除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东盟外的其他地区出口拉动率8月大幅提升1.49个百分点至5.16%，反映了在全球范围内外需普遍改善的状况。 3、出口商品：高新技术及机电产品延续对出口的强劲拉动 8月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仍维持较快增长，其中家具产品的出口增速达到24%，或与美国地产销售旺盛带来家具等耐用品需求提升有关；金属与大宗商品方面，8月钢材与未锻造的铝及铝材同比负增速进一步收窄至-15.8%、-14.5%；二者或共同带来“其他商品”出口负向拖累大幅收窄。高新技术及机电产品出口维持高增速，同比拉动率分别达到6.8%、3.3%，其中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速10.9%，叠加越南8月电子产品和计算机出口同比+24.2%，韩国8月计算机产品出口同比+106.6%，全球电子行业景气度仍较高。 （二）进口：各区域进口均不强，高新及机电产品进口延续强势 1、进口走势 8月进口增速低于预期。以美元计价，8月进口同比-2.1%，预期+0.4%，前值-1.4%；以人民币计价，8月进口同比-0.5%，前值+1.6%，预期+6.1%。8月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人民币计价的进口增速降幅大于美元计价。 2、进口区域：自欧盟、东盟进口有小幅回升 8月自欧盟、东盟进口有小幅回升。8月自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东盟的进口拉动率分别为0.1%、-0.61%、-0.07%、-0.07%，0.22%、-1.7%，8月我国自多数国家的进口都偏弱，其中自欧盟和东盟的进口拉动率有所回升，但幅度也较为有限。 3、进口商品：高新及机电产品延续强势，农产品显著收窄 从进口商品的增速来看： a） 农产品中，粮食、大豆的进口数量继续增长，不过价格形成较大拖累。8月进口粮食、大豆的数量同比增长17.1%、1.3%，进口数量均有收窄，不过进口价格分别同比下跌7.2%、2.6%，进一步拖累农产品进口额。 b）大宗商品中，铁矿石、原油、铜等进口量继续增长，增幅较7月进一步放缓，同时进口价格跌幅有所收窄：8月进口原油、铁矿砂、铜及铜材的数量同比增12.6%、5.8%、67.1%，进口需求持续放缓；进口价格跌幅有所收窄，原油、铁矿石进口价格同比下降33%、10%，但由于价格跌幅的收窄幅度弱于进口数量的放缓幅度，因此大宗商品进口继续呈现较大负向拖累。 c） 工业品中，电子产品进口需求增长仍较快，汽车进口额翻正。8月集成电路、二极管产品进口额同比增长11.1%、18.6%，进口量价齐升，电子产品进口需求仍高。8月汽车进口额同比增速翻正，达到+1.3%，汽车行业继续回暖。 从主要进口商品大类对进口增速的拉动来看，8月由于大宗商品进口数量收窄，价格延续下跌，对进口的负向拉动有所扩大，达到-4.7%，农产品进口拉动率进一步收窄至0.2%。而机电产品与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拉动率分别为0.8%、1.6%，维持7月的正向拉动。 （三）贸易差额：8月贸易顺差小幅回落但仍在高位 8月贸易顺差小幅回落，以美元计价的贸易顺差为589.3亿美元，预期533.4亿美元，前值623.3亿美元，环比减少33.99亿美元。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顺差为4165.9亿元，预期3860亿元，前值4422.3亿元，环比减少256.1亿元。8月顺差虽有小幅回落，但仍在高位，经常账户的跨境资本流动依然保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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