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于我国资本市场有利的方面，就是银行净值型理财产品比例大幅上升，即理财产品的刚兑被打破，很多银行储户的钱流向了A股市场，这是对A股市场利好的方面，今后A股市场的繁荣应该能够持续，结构性牛市的可能性较大。 01 大循环和双循环的发力点在供给侧 最近关于国内大循环、双循环的解读较多，有人理解为中美博弈在加剧，我国外部环境较差，所以需要启动内循环，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但是，我认为，通过总量政策来刺激内需的弊端很多，也不能治本，故这一次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核心思想在于从供给端发力。其实，我日前也发过一篇文章，叫《为何说今后的投资机会主要在供给侧》，跟今天的演讲主题是相呼应的。一方面，上半年我国加大了财政、货币政策逆向调控的力度，大幅增加财政支出，多次采取降准、降息等措施，使得我们经济基本面出现回稳，既然经济出现回稳，再度刺激效果会不佳，也会带来很多问题。另一方面，拉动消费很难，因为消费和居民收入是挂钩的，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实际收入是负增长的，在这种情况下，期望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收入，有一定的难度。虽然，当前股市中消费，如食品饮料板块表现非常好，但这和我们整体消费疲软、呈现相反趋势的，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零售总额增速还是在-1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期望需求侧的政策继续“放水”，而是应该从供给侧角度去思考还有哪些改革举措会出台。 事实上，下半年以来，货币政策已不再延续宽松趋势，预期中的降准降息都没有发生，债市的收益率再度上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度突破3%。同时，坚持房住不炒，要靠房地产投资来拉动经济就很难了，而我国历次经济回升，都是靠房地产带动的；加上制造业与消费相关性较高，在消费起不来的情况下，制造业的库存会上升，故投资也会比较弱。 需求端的走弱，对于靠资金推动的股市而言，不是好消息。不少人总是把股市作为经济的晴雨表，但今年以来最大背离就是美国的股市与经济的背离，美国二季度GDP增速为-9.5%，而美股如纳斯达克和标普500指数则都创了历史新高。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强刺激政策，极度宽松的政策使得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在上半年就扩张了三万多亿美元，当前美债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100%，达到美国战前的高度。在这一强刺激作用下，美国消费依然没有起来，美国居民二季度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1%，而消费支出则下降了9%，因此，美国居民储蓄大幅上升，收入溢出效应导致居民收入的很多钱都流向了资本市场。同时，美元指数的下行，也使得流向中国的资金在显著增加，这就造成了全球范围下的经济与股市的背离。但实际上，这并没有真正拉动内需，全球经济依然是负增长的，美国将达到-8%，我国经济尽管一枝独秀，但全年GDP增速估计只在2%左右。 在这种背景之下，股市的晴雨表功能虽然无法体现，但能反映出我国经济的结构变化，或者说是全球经济的结构变化。那么，我国经济结构是如何的呢？我国GDP增速一路下行以来，实际上就步入了分化时代，同时股市也在分化，股市分化的背后反映的是经济的分化。股市虽然不能作为经济的晴雨表，但可以作为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一个先行指标，它能够反映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和转型。 比如说人口的分化，我们从楼市的表现可以发现，今年以来，深圳和杭州的房价涨幅非常大；与此相对应的是，去年深圳跟杭州这两大城市的人口净流入量也是最多的，是第一和第二。杭州据说是超过深圳，但这是净流入，如果把农民工的流出因素剔除的话，深圳或超过杭州，这反映出中国人口的分化。 还有居民收入的分化。例如，我在上海经常去拜访客户，就发现上海陆家嘴国金中心奢侈品店门口排队的人很多、高档餐厅的订位很难订到，而国金中心对面的正大广场则有很多店铺关门了。这说明高端消费依然很火爆、中低档消费疲弱，因为疫情之下，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还是很快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2019年全国有超过10亿人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1万元，也就是平均每个月不到2千。所以，我曾在2018年写了一篇文章，推测我国有10亿多人没坐过飞机，其实反映的也是一样的现象，因为月收入2千怎么坐得起飞机呢？ 不过，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确实很快，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2019年三年中高收入组的收入累计增长了29%，而中等收入组只增长了19%，差了约10个百分点。实际上，我认为收入数据是被低估的，那么被低估多少呢？我初步估算，低估总额大约占到GDP的13%左右，美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是80%左右，我国呢？按官方数据推算，50%都不到，我觉得要到60%左右是比较合适的，所以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被低估是大概率。 这也可以解释今年以来为什么我们在食品饮料行业里面，高端白酒、醋、酱油等对应的上市公司股价涨幅非常大，一方面，这代表着消费升级，虽然经济在下行，但是消费升级还是大的趋势；另一方面，则反映了高端消费增速迅猛。这种分化现象在经济下行过程当中都会出现。包括我们对应的产业也是如此，今年以来大家都在讲赛道，一定要抢占有利的赛道，在好的赛道上面跑的速度就会加快，增长就会好。这其实也是代表了一种新的趋势，新经济在高增长，传统产业却在低增长，很多传统产业虽然估值很便宜了，但还是没有人理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应该要增加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这样才能拉动经济。这几年增长更多的是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但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较少，今年在疫情影响下居民收入已经负增长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像美国一样对居民进行补贴呢？我也呼吁对居民进行补贴，但实际上并没有进行。今年财政的力度虽然比较大，财政发放1万亿元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提高1.6万亿元，但与财政收入的下降相比仅是杯水车薪。我国今年上半年整体财政收入下降接近10%，财政支出增长也比较缓慢。这样来看，财政政策虽然是积极的，但更多是偏稳健；货币政策虽然是稳健的，但上半年更多是偏积极，下半年虽然回归稳健。 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通过房地产来刺激经济，就会增加房地产相关的杠杆；如果通过银行放水来刺激经济，又会增加银行的坏账率和宏观杠杆率，事实上我国今年宏观杠杆率已经明显提高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从需求端发力的可能性不大。现在所谓的宽信用也很难持久，因为宽信用付出的代价是银行坏账水平的上升，坏账水平上升对银行来说很难承受，对我们整个国家来说也增加了金融风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通过改革来发力。因而，就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口号。口号中的任何一句话都不能漏掉，否则容易引起误解，这也表明了高层的政策意图。 02 大循环和双循环下的投资机会 那么投资机会在什么地方呢？需求侧利好的可能性较小。10月份五中全会要研究两个目标，一个是“十四五”规划，一个是2035年目标，这些都是从长远考虑，而不是短期的想法。最短期规划的例子就是特朗普，他的目标就是为了追求下一任的连任，所以他今年的力度非常大，刺激力度创历史新高。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的目标要到2035年，需要细水长流，不能够把钱一下子用完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需求侧不用有太多的幻想。 供给侧的投资机会则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策（包括改革）的支持；另一方面是疫情加速了传统产业的供给侧出清。本身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也在转型，新旧动能也在切换。有了疫情之后，很多传统行业的店铺、旅馆和工厂都经营不下去了，因为传统产业本身就存在产能过剩，疫情是进一步加速了淘汰的过程。 而在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阻的情况下，迫切要解决卡脖子工程问题，那么更多的机会在于我们国产对进口的替代。 有哪些方面是卡脖子的呢？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芯片，芯片今年上半年进口增长了13%，这也是进口占比最大的产品。我国要实现自主创新可能很难，但至少可以实现部分替代或者局部替代，那么芯片国产替代肯定是一个好的赛道。除了芯片之外，卡脖子的还很多，如数控机床、精密光学仪器、碳纤维、高级轴承、航空发动机、工业机器人等等。 其次，是资源类，比如原油和天然气，进口依赖度很高；又如，新能源汽车及高分子新材料对锂、钴、镍等贱金属需求量巨大。中国60%以上的矿产资源储量分布在西部地区。这意味着，新形势下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资源利用及进行新一轮西部开发是减少资源海外依赖的必由之路。此外，还有粮食及相关产业。一旦海外粮食进口受阻，国内增加单产效率或是粮食自主可供的唯一方法。因此，产量更高、抗性和适应性更好的新品种研发、育种和推广势必也将加大力度，对资本市场而言，农业种植和种子的相关细分或将迎来中长期投资机遇。 总之，我们对中长期政策还是要有一个比较深入认识和把握。2019年1月份的时候，最高领导在省部级以上干部培训班的开班仪式上，一口气讲了七大安全。我觉得要围绕底线思维下的安全意识去理解政策的着力点。哪七大安全呢？第一个是政治安全、第二个是经济安全、第三个是科技安全、第四个是社会安全、第五个是外部环境安全、第六个是意识形态安全、第七个是党的建设安全。可见，我国现在政策的着眼点就是要六稳六保，确保社会方方面面的安全，把能够考虑到的隐患都考虑到。今后的政策导向也是一样，要围绕这七大安全补漏洞、补短板，比如对原油、天然气的依赖度比较大，我们就要开发西部；粮食安全存在隐患，我们就要提高农业生产力。这些方面其实都是在供给端的着力。 03 疫情加速供给侧出清：赛道更清晰，核心资产获溢价 对我国资本市场来讲，今年也有很大的变化。试点注册制已经推广到创业板，今年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现在已经到了9月份了，我们接下来还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我相信改革的举措还会有。接下来还有上海的进博会，今年又是上交所、深交所成立的三十周年，同时也是浦东三十周年、深圳四十周年，在一系列的改革整数周年庆之际，预期还将通过释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红包”，来解决我们面临的历史问题和结构问题。而资本市场是推进改革和扩大供给最好的地方、最有效的手段，基本上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相反，房地产业要扩大供给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国城镇居民的住房自给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了，美国只有60%多，如果再扩大供给，会引发供给过剩，从而引起房地产泡沫破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目前采取限购、限价和不让房地产企业过高杠杆率的原因，需求端和供给端同时限制。 对于股市来讲，现在采取扩大供给的方式，将对当前估值结构和水平会带来影响，根据我们策略组8月末的数据分析，医药生物、食品饮料、电子、计算机等这些好的赛道，它的整体估值水平都已经到了历史的90分位数，估值水平明显比较高，估值水平排在最后面的是银行、采掘、交通运输、建筑装饰、房地产、公用事业、钢铁等等，这些都属于传统产业，给大家的成长想象比较低。今年新股筹资额已经全球第一了，如果再大幅扩大融资规模，这些赛道上的估值水平撑得住吗？ 不过，尽管供给侧扩容会对当前A股的估值带来影响，但同时，大批新股上市，可以改变“物以稀为贵”的现状，使得股市有更多的投资品种供大家选择。总之，在需求侧没有太大的增量情况下，机会和风险都在供给侧上面。 我们再回顾一下A股市场在这些年来发生了哪些变化。我觉得有一个良性的变化就是机构的话语权大幅增加了，虽然交易量的80%还是散户的，但是机构的话语权在上升，尤其是2017年以后。 2017年之前，绩差股的累计涨幅非常大，其逻辑是什么呢？公司经营不下去了，就实行资产重组和收购兼并。我们可以看到绩差股的组合累计收益到了2017年的第一季度创了历史新高，大大跑赢了全A指数净值；但2017年二季度开始，绩差股的组合回报率就开始大幅度的回落，也就是“壳”不值钱了。现在随着注册制试点的推广，从科创板到创业板，使得供给大量增加，“壳”就更加不值钱了，以后股票上市会越来越容易。 那么，到底有多少股票值得投资的，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有人说只要是科创板就能涨，只要是新股、只要跟科技沾边的、跟医药沾边的，就都能涨，这是不可能持久的。当传统产业通过这次疫情出清之后，我觉得A股市场在今后几年当中，也会面临再一次的出清，这一次出清就是科技版、创新板的出清。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从1980年至2017年，已经有超过1万家上市公司退市，剩者为王，留下来的目前还有3千多家，继续优胜劣汰，推出纳指不断创历史新高。 根据我们的统计，按照流通市值口径，排名前20%的公司目前的总市值已经接近75%。如果再把它细分的话，排名前10%的市值占比已经达到了60%；排名后50%的公司，市值占比从2017年初的接近20%回落到目前的不到10%，交易额占比则从35%回落约15%。所以，今后A股四千家上市公司中，市值排名后面的两千家公司基本上就不用去看了，因为它们将来交易量还会持续减少，如香港的仙股市场。 A股今后会和美国一样，就是成分股引领的市场。美国股市哪里有全面的牛市，美国到现在为止退市的股票约占所有上市股票的78%，即接近80%的创业公司都失败了，那我们要选择什么呢？我们要选择20%，那你怎么能选得中这20%呢？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东西能溢价，那就是核心资产能溢价。所以，我在2017年的时候就提出来，要寻找确定性的溢价，过去给盈利确定性公司的估值水平太低了，给盈利不确定性公司的估值水平太高了。 目前，对于我国资本市场有利的方面，就是银行净值型理财产品比例大幅上升，即理财产品的刚兑被打破，很多银行储户的钱流向了A股市场，这是对A股市场利好的方面，今后A股市场的繁荣应该能够持续，结构性牛市的可能性较大。总体来讲，2017年以来，我的资产配置逻辑还是没有变，一方面，传统产业选龙头。1990年美国股市中500亿美元市值以上公司总市值在全市场的占比只有10%，如今已经超过70%。A股目前超过500亿美元市值的公司还不多，说明中国的行业集中度还不够高，做强做大的企业还不够多，今后将呈现强者恒强、优胜劣汰的局面。 所以，投资股市，首先还是要抓大放小，配置行业龙头或头部企业；其次，无论传统行业也好、新兴行业也好，还是要看企业的科技含量，你有核心技术，估值水平就能得到提升，这是今后大方向。不过，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存在很多风险，一个是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存在风险；另一个是疫情还没有结束，可能还会延续，虽然传统产业供给侧的出清在加速，但还没有完全出清。另一方面，要看到随着今后股票的大量上市，存量市场的估值风险客观存在，不要觉得只要选一个好赛道就能涨，可能会面临二八分化下的再一次的出清，即优胜劣汰现象。 如果去看一下美国就知道，很多互联网公司被淘汰，但留下的都是核心资产，可是你当初投的时候怎么知道谁是核心资产，谁可能要退市？过去十年，每年盈利增长都超过30%的公司有没有，有，但是极少，连续十年盈利增长超过20%的都很少，所以，相信常识，不要相信奇迹。资本市场永远会有机会，但大部分是结构性的，资本市场或许会持续繁荣，但主要表现为企业的分化和利润的集中，我们要把握住的是，分化大趋势下的集中机会。
即便从中长期看，美元指数仍有可能继续走低，甚至像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日前预言的那样，出现30%以上的跌幅。 最近人民币加速升值受境外美元贬值影响 今年初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以下如非特指，人民币汇率均指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汇率）遭遇了多轮内外部冲击。5月底，境内银行间市场交易价一度创下12年来的新低7.1687比1。但此后，人民币汇率震荡走高，9月1日交易价一度创下年内新高6.8100比1。到9月4日下午四点半，境内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和收盘价（下同）分别较5月底上涨4.3%和4.7%，一举扭转了之前的颓势。 最近，人民币汇率走势偏强，主要是基本面利多逐渐战胜了消息面利空。有市场共识的基本面利多主要包括：本土疫情防控有效、经济恢复好于预期、美元指数见顶回落、境外加仓中国资产等。而且，7、8月份，这些基本面的利好表现更为明显。 根据现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中间价=上日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因子”。其中，上日收盘价和美元指数是次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定价的显性变量，是汇率政策透明度的关键。6月初至9月4日，美元指数累计下跌5.5%，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累计上涨约三毛钱（2957个基点），其中收盘价相对当日中间价偏强累计贡献了三分四厘钱（338个基点），仅相当于同期中间价涨幅的11.4%。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上涨的其他贡献，主要可以用美元指数下跌来解释。取自然对数后，同期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与美元指数的高度正相关达0.897，而年初至5月底二者正相关性为0.771。 尽管某些国家还在频频对华寻衅制造事端，但对市场情绪的影响逐渐变成一过性的。7月中下旬经常可以见到，一个交易日内，人民币汇率围绕7上下反复震荡。如果要说人民币比7强还是比7弱，不能只说哪一天，而要说清楚是上午、下午抑或晚上的事情。进入8月份以后，人民币汇率重新升破7。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自6月份以来，人民币汇率累积了一定的涨幅，但同期人民币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多边汇率升幅不大。6月初至9月4日，万得人民币汇率预估指数累计升值1.3%，远低于同期人民币（双边）汇率4%以上的升幅。境内企业等非银行部门跨境外币收付中，美元占到近九成，如果它们出口收汇后，在5月底人民币汇率低点时没有结汇，那么，持有到现在就损失了4%~5%。然而，因为同期人民币多边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上述损失仅仅是财务损失，却不是出口竞争力损失。 此外，从美联储编制的对新兴经济体名义美元指数看，该指数于3月23日见顶回落，到8月28日累计反弹了6.6%，同期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仅上涨了3.0%，所以，其间人民币汇率涨幅并不算太猛。当然，这一定程度与前期全球美股四熔断、金融大动荡时期，美元指数飙升、人民币汇率却跌幅不大有关。年初至3月23日，对新兴经济体名义美元指数累计下跌11.2%，同期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仅下跌了1.7%；年初以来至8月28日，对新兴经济体名义美元指数累计下跌5.4%，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累计上涨了1.3%，人民币在新兴经济体货币中仍属于较为坚挺的。 下阶段美元指数走势仍面临方向性选择的不确定性 人民币加速升值背景下，关于人民币汇率新周期的说法不胫而走。其中一个理由是，美元将步入趋势性贬值，进而驱动人民币升值。然而，即便从中长期看，美元指数仍有可能继续走低，甚至像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日前预言的那样，出现30%以上的跌幅。但从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验看，短期内美元指数是否会持续贬值，却不尽然。 首先，在各发达经济体均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刺激或救助措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冲击的情况下，由美国财政赤字膨胀、美联储货币放水，很难简单得出美元必然会对内通胀、对外贬值的结论。至于美国政府因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疫情应对不力，导致美国挥霍乃至放弃全球领导力，对美元国际地位的负面影响将会是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短期内可能并不显著。 其次，美元指数是否会形成趋势性贬值，取决于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判断，即当前是处于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暴发后的后危机时代，还是处于2007年初美国次贷危机向全球金融海啸演变的危机过渡期？ 2007年美国暴发次贷危机。先是4月份美国新世纪公司宣布破产，接着8月份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公司宣布破产保护、美国贝尔斯登宣布关闭旗下两家基金公司。为应对次贷危机冲击，8月17日美联储2004年以来首次采取降息行动，下调贴现利率50个基点；9月18日至2008年4月30日，又分别连续7次累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325个基点、连续8次下调贴现利率350个基点。其间，美元指数震荡下行，从2007年1月11日的高点85.1跌至2008年4月22日的低点71.3，累计下跌了16.4%。 由于次贷危机产生的有毒资产没有得到解决，最终导致2008年9月雷曼公司倒闭，房利美、房地美和美国国际集团（AIG）被接管，引爆了全球金融危机。尽管美联储采取了降息至零附近，以及启动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措施，但市场恐慌情绪推动美元不跌反涨，到2009年3月9日最高升至89.2，较前期低点累计升值了25.0%。非常有意思的是，美元指数见顶之时恰恰是美股触底回升的拐点。此后，美股反弹带动了市场风险偏好的改善，美元避险角色降低，美元指数走弱，最低跌至2009年11月25日的74.3，较前期高点下跌了19.2%。然后，2009年底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下调希腊主权评级，引爆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美元指数又在避险情绪推动下再度走高，到2010年6月7日升至88.5，之后见顶回落，最低跌至2011年4月29日的73.0，创下2008年危机以来的最低点，较2010年6月份的高点下跌了17.5%。此后，美元指数止跌反弹。 比照上次危机的经验，如果当前是处于后危机时代，美元指数或可能在市场恐慌过后开始下跌；如果是处于危机过渡期，则可能是先跌后涨，然后因金融动荡、市场恐慌重现，引起美元指数再跌。上次，是有毒资产导致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金融海啸。这一次，会不会由新冠病毒令经济衰退演变成为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或者是局部性危机（如欧洲或新兴市场债务危机重燃）？ 至少现在较为确定的是，全球大流行及其经济金融冲击尚未结束。许多机构做全球经济展望时，都是采取基于与疫情防控、经济重启相关的情景分析：基准情形都是今年全球将经历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差的负增长、明年经济反弹；乐观情形是今年负增长程度低一些、明年经济更快地复苏；悲观情形（即病毒卷土重来、经济重新封锁）则是更深度的负增长，甚至明年也是负增长。 如果出现悲观情形，大概率经济衰退将会演变成经济和金融危机，出现大量企业破产、金融机构倒闭、居民失业，甚至可能触发风险资产价格新的大幅调整。哪怕是发生一些低烈度的局部性经济或金融危机，都可能令美元继续扮演避险货币角色，美元指数有望再度走高。 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 相信，这些“逆风逆水”将会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走势产生影响。健康的基本面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了支持，但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将加大人民币汇率的震荡。随着汇率市场化程度提高，人民币汇率越来越具有成熟货币非线性随机游走的特征，将呈现多重均衡状态，围绕均衡汇率水平上下波动。“经济强、货币强”的逻辑适用于中长期资产多元化配置，但不适用于日常汇率风险管理。市场与其去猜人民币汇率走势，不如立足主业做好自己的事情，控制好货币错配、管理好汇率敞口。同时，以平常心看待汇率波动，因为汇率总是有涨有跌的，并且汇率不论涨跌都是有利有弊的。 本文首发于第一财经
9月7日，海关总署公布8月进出口数据。按美元计，中国8月出口同比增9.5%，进口同比降2.1%；按人民币计，出口同比增11.6%，进口同比降0.5%。在我们看来，虽然海外疫情还未得到有效控制，但日常生活、出行已经先行快速恢复，出口增长的动力已从二季度的防疫和居家办公需求向开学和家居需求拓展，对美出口增速创下近年来新高（20%），以内循环推动双循环的政策效应开始显现。 外需结构性恢复推动出口，防疫、电子拉动延续，家居成为新亮点。分产品看，与防疫有关的纱线织物、医疗器械和塑料制品出口分别增长48.5%、39.0%和31.0%，增速虽较7月有不同程度下降，但仍处较高水平。疫情期间欧美房贷利率直线走低，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引发家居类产品出口大增，家用电器增39%，家具增28.9%，灯具增18.2%。同时，海外开学取代居家办公，成为电子产品出口需求的主要推动力，手机出口增23.3%，计算机出口增23.5%。 对美出口同比大幅增长两成，领先其他贸易伙伴。8月对美出口同比增长20.0%，中国对美国出口值已经回到2018年同期水平。对欧盟（27国）增长11.2%，对东盟增长12.9%，对日本降低0.8%。对美出口创下近几年来最大的单月增速，一方面是因为去年低基数，受中美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影响，2019年8月中国对美出口暴跌16%；另一方面，下半年美国备货季已经到来，进口商开始提前准备电子消费品和感恩节、圣诞节用品。 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显著低于去年，是进口小幅下降的主要原因。8月能源进口金额降幅较大，如原油（-24.6%）、天然气（-26.5%）、铁矿石（-4.9%）。但以进口吨数计，原油同比增12.6%，天然气增12.3%，铁矿石增5.8%，疫情下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大大降低了中国的进口成本。在非能源商品进口中，农产品增长2.5%、机电产品增长1.9%、高新技术产品增长5.0%，显示国内需求侧恢复较好。 内循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协同发展。中国疫情防控得力，供给、需求双双恢复， “内循环”快速畅通。但海外疫情至今仍在快速蔓延，尽管各国政府的大规模财政刺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需求的下降，但生产受到极大的抑制，中国生产的复苏正在积极弥补海外经济的供需缺口。当前海外疫情仍在持续，美国、印度确诊继续高增，欧洲夏季度假潮引发新一波疫情，日韩疫情重现上升势头，在此背景下中国仍将是全球防疫物资和其他商品的主要供应商，以内循环推动双循环值得期待。
上海爱家集团总裁 李彦漪 林振兴 张文静 发自上海 不温不火地走过38个年头，上海爱家不想低调了。 2018年，上海爱家迎来二代掌门人李彦漪。90后李彦漪一改父辈神秘低调形象，频频于各家媒体和行业论坛现身，向外界传递新的企业形象。“转型”是她提及最多的词汇。 她重提父亲的理想，争做百年企业。从1982年到2018年，其父李笙安已带领爱家走过了百年中的三分之一，李彦漪对这一阶段的评价是“低调”。 过往的低调与李笙安个人性格有关。1982年，李笙安从建筑工程起家，1995年正式步入房地产行业，一路低调前行，几乎不入公众视野。 但“低调”或许还有另一层不为人知的原因，企业家族内斗戏码不断，父亲带着女儿与妻子不断演绎“上诉－反上诉”的情节。 作为一家拥有25年地产行业历史的上海本土房企，上海爱家多年来一直声名不显，甚至在全国房企销售TOP200榜单上找不到名字。2008年，爱家全年销售额接近80亿，根据亿翰智库数据，到2018年爱家集团销售额仅122亿元。10年增加40亿元，增速过于缓慢。 借壳上市失败 在李彦漪心中，“父亲是一个会给屋顶贴砖的人，屋顶是看不见的地方，他特别注重品质。”他的人生有两个理想，一个就是给业主高品质的产品，第二是做一家百年企业。 父女俩最近的一次同台亮相，是在去年底的公司年会上。李彦漪穿着一身红色抹胸长裙，挽着63岁的李笙安入场。 当日，李笙安并没有透露太多公司战略层面的新动向，而是感叹，“我40年前投身于建筑行业，建筑，就这样成了我一辈子的事业。” 关于创始人李笙安的发家史，网上资料寥寥无几。只能从股权变化层面，一窥爱家的真面目。1998年，迎着浦东大开发的热浪，李笙安和薛萍夫妻二人出资成立上海爱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上海爱家”）。 短短几年前后，上海爱家先后投资数十亿元，完成了浦东景观地段的改造，在北蔡的川北公路和同家渡的连云港路开发建造了华安公寓、云台雅阁以及鸿安公寓等住宅小区。 2009年，李笙安有了一个更胆大的想法，欲借壳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ST德棉）。 彼时，德棉股份拟以出售资产取得的现金和向上海爱家发行股份为对价购买上海爱家所持上海爱家豪庭房地产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同时，上海爱家以协议方式受让德棉集团持有的德棉股份5270万股股份。 然而，重组预案发布近一年半却迟迟未能获批，*ST德棉于2011年最终放弃了与上海爱家的资产重组方案。 豪门夫妻“反目” 虽然借壳失败，但上海爱家在公司股权变更上依旧活跃。 2015年，李彦漪首次出现于上海爱家的股东序列中，进入公众视野；次年，上海爱家注册资本由1.076亿元增长至1.131亿元，并引入新股东杜全章，持股4.86%；2017年，上海爱家又新增江阴爱家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江阴爱家”），持股51%。 江阴爱家和杜全章分别于2018年12月和2020年5月悄然退出上海爱家。截止目前，上海爱家由李彦漪、李笙安、薛萍和黄英分别持股75.1194%、10.4686%、9.5491％和4.8630%。 看似风平浪静的股权架构背后，其实隐藏着纷繁复杂的家庭内斗。 薛萍小李笙安整整十岁，两人于1988年经人介绍相识恋爱，两年后结婚，并育有两个女儿。但是二人的婚姻并没有走到终点。结婚的第五年，女方就因夫妻感情不和提起离婚诉讼，后因顾及女儿幼小而撤诉。紧接着2014年和2018年她又相继上诉离婚。 本是患难与共的亲情，豪门夫妻缘何反目？ 在薛萍眼中，李笙安生活上有严重的冷暴力倾向，后期大肆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公然包养第三者并育有私生子，导致夫妻感情彻底破裂。李笙安则坦承，两人已分居多年且双方无交流。（源自：中国裁判文书网） 2018年，薛萍与李笙安正式离婚。女儿表示父母都很关心其学习、生活等，但若父母离婚，其愿意随父亲共同生活。 更有意思的是，离婚同一年，李笙安和李彦漪却一纸诉讼将薛萍告上法院，称其让保姆开门，撬开保险箱，隐匿、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达4000万元。 而薛萍则辩称是为了保管夫妻共同财产，并非是隐藏和转移。该部分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当予以分割，但金额并未达到4000万元。双方共同财产多达30多亿元，反而是李笙安存在大量转移财产的行为。其请求法院对登记在李笙安、李彦漪、薛萍名下的系争房产进行分割。 法院最终认为，李笙安、李彦漪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薛萍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对其要求薛萍少分财产的上诉理由，法院不予采纳。 李家三人的纠纷持续至今都未完全化解，夫妻就这样你来我往，不断演绎“上诉－反上诉”的情节。2019年，薛萍因抵押合同纠纷又将李笙安和其侄子乔春宏告上法院。 当然，上海爱家的诉讼纠纷中不仅涉及家人的财产纠纷，还有股权转让纠纷，共计23起裁判文书，其中包括王宏深与上海爱家、常州金坛爱家房地产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以及上海民融实业有限公司诉上海爱家的股权转让纠纷等等。 “二代”登台 李彦漪出生于1992年，是名副其实的“海归”。14岁起赴海外求学，先后就读于加拿大圣玛格丽特学校、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早稻田大学。 2018年，尚在日本读博士的李彦漪回国，从李笙安手中接棒，成为公司总裁，全面接管公司业务。 资料显示，目前李彦漪是上海爱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最终受益人，持股75.12%。 李彦漪走马上任后，上海爱家一改往日低调，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与此同时，李彦漪启动品牌战略转型，将传统地产延伸至商业及文旅地产，并不断涉足教育、养老等行业。 2019年1月，李彦漪上任仅几个月，上海爱家拿下安吉白茶小镇乡村振兴综合体开发项目。 根据协议，上海爱家投资60亿元，与安吉县溪龙乡政府一起围绕白茶产业，结合现代农业、教育、康养、旅游等四大产业，打造溪龙全域乡村田园旅游综合体。 安吉项目是李彦漪带领上海爱家破局转型的头号项目，也是其对于爱家未来发展理想的寄托，被寄予厚望。但她同样清楚，没有住宅销售快周转的庞大现金流支撑，小镇理想就是一个空中楼阁。 因此李彦漪给上海爱家设计了一个新的未来——两条腿走路，一条是传统地产，一条是小镇类项目。通过在传统地产销售规模上发力，回笼资金，支撑小镇类回报时间较长的项目。 不过，年销售额仅100多亿规模的上海爱家能否真正持续为资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小镇项目输血，还有待时日去考验。 地产项目之外，李彦漪同时涉足教育行业。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以来，李彦漪已投资、创办上海虹口子善托育有限公司、上海子藤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青浦子熙托育有限公司等多家教育公司。 2020年5月，李彦漪从正荣地产挖来明星经理人段静。加盟上海爱家之前，段静曾就职于绿地、景瑞控股、三盛宏业、正荣等房企，其中在正荣的近三年中，她推动正荣走向了“千亿时代”。此番李彦漪以执行总裁之位重金相邀，可谓诚意十足。
新股高价发行愈演愈烈，并非资本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体现，而是对市场资源的糟蹋和浪费。这显然不是大家所想看到的，也无疑是有违注册制根本宗旨的。 利益推动新股发行价高企 创业板注册制条件下，首批18只新股平均发行市盈率为39.3倍，不仅低于科创板首批25只新股49.21倍的平均市盈率，也低于今年前八个月沪深两市网上网下发行的243只新股46.33倍的平均市盈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创业板刚刚进入注册制之初的克制和谨慎，同时也是比较符合市场预期的。不过，这也并不代表创业板在发行定价上毫无攀高的欲望，首批发行的18只新股中，市盈率超过50倍的有3只，最高的为59.74倍，发行价最高的为138.02元，而发行价的高企使得14家公司实际募资超过了预期，超募比例最高达74.29%。创业板注册制下首批新股无论发行价还是超募资金，都有其足以傲视群雄的地方。 尽管每家申请发行新股的企业都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了募资使用计划，但却没有一家企业的新股发行价是参照募集计划指定的。A股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利益格局下，所谓市场化的IPO询价机制实际已经成为了高市盈率发行的代名词，注册制条件下，由于有资格参与询价的对象仅为机构投资者，作为二级市场的投资者的个人投资者都被代表了，新股发行定价表面上似乎都有一套据称理性的估值方法，但却与价值发现并无关系。新股发行价格高企，除了有利于发行人圈钱，保荐机构与承销券商也都可以坐收渔翁之利。而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这种利益机制的存在，询价机制已俨然成为了新股高价发行愈演愈烈的推手。建立在发行价过高基础上的资金超募对于资本市场来说显然弊大于利，A股二级市场本来就因资金入市意愿不强而一蹶不振，在新股越来越密集发行的情况下，超募的水涨船高无疑等于超预期抽血，不仅不利于二级市场缓解资金紧张的态势，还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市场走势低迷的情形。 新股高价发行是对市场资源的糟蹋和浪费 注册制条件下新股变本加厉的高价发行不仅对疯狂的打新炒新起到了推波助澜，同时也极大地加剧了新股炒作的风险。创业板注册制新股上市交易一周内，被称为18罗汉的新股大起大落，其中尤以康泰医学为甚。上市首日涨幅高达1061.42%，盘中二度临停，最高涨幅一度接近3000%，不仅创造了创业板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神话，即使在同样放开了新股上市首日涨幅的科创板也是闻所未闻。康泰医学的异常走势，固然与其2020年经营业绩预计将较上年有较大的增长不无关系，但如果这种增长明显不具备可持续性，一上市就过度炒作也不是没有风险的。康泰医学后来的走势之所以跌宕起伏，与其业绩表现缺乏稳定性也应该是有一定关系的。无独有偶，伴随着创业板新股康泰医学的一飞冲天，创业板一只濒临退市边缘的老股天山生物在注册制落地的首周居然也收获了连续涨停的非凡表现，直至被深交所停牌之后，又再次冲上涨停之巅。对于被套在康泰医学和天山生物股价顶部的投资者来说，未来他们能不能解套，显然是具有一定风险的。 而与风口上的创业板类似，科创板自试点注册制以来的一年之中，也已经创造了数不清的新股高价发行纪录和新股资金超募纪录。不过，就在刚刚过去的8月份，科创板却似乎失去了一开始那种势如破竹的猛劲，无论成交量还是成交金额，均呈现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缩水态势。中芯国际上市之初，创造了比同期港股高出两倍多的市值纪录。然而，随着其股价从最高97元大幅下滑，人们不能不担心它会不会像当初的中石油那样一江春水向东流。科创板乃至创业板对高价新股炒作热情的冷却，与其说割的就是热情的韭菜，不如说是对一开始就倾向于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的新股定价机制的反思来的更为贴切。建立在过高发行市盈率基础上的越来越高的新股发行价，即意味着未来投资回报的更大风险。作为注册制改革的试验田，新股发行定价如果还是像此前那样满足于在为上市企业创造更大更多圈钱方便的同时营造对少数券商和机构投资者越来越有利的财富效应的话，那么势必不可能离优化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目标更近而只会越来越远。新股发行机制反反复复改了好几遍，改来改去似乎却还是回到了违背注册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大肆糟蹋和浪费市场资源，极尽利益输送和利益交换之能事，制造和扩大价值泡沫，严重损害广大投资者利益，都不是我们大家所愿意看到的。
关注投资的人，最近都有发现，汇率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从5月底以来，人民币汇率就持续升值，美元兑人民币离岸价从7.19，一路升值到了6.8。连续升值超过了5%。一开始是因为美元贬值，毕竟美元指数也从100多点，掉到了93以下，而后来，特别是最近，美元基本稳定，但人民币仍然在持续升值。主要有3点原因。 第一，美元一开始贬值的时候，人民币并未完全跟随，我们采取了抵抗式升值的办法，也就是说，在5-7月，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远小于美元贬值的幅度，而最近美元不动了，人民币刚好用缓慢的节奏，弥补这一幅度。我们总体追求的是币值稳定，尽量不随美元大起大落，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几年，人民币都是这个思路，美元大涨大跌的时候，我们都是温和跟随，抵抗波动。把幅度通过时间拉长。 第二，人民币内在价值确实提升，今年从全世界的经济来看，二季度基本全球大幅衰退，美国二季度GDP下跌超过30%，日本是接近30%，相比之下我们的GDP在一季度只是下降了6.8%，二季度基本就回正了，复工复产也基本快恢复正常，预期三四季度，基本经济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所以在星球里，我们多次分析宏观数据的时候就提到了，今年中国经济相对于世界经济的优势很大，那么自然钱也就都往确定性高的地方跑。外资持续流入，也就推高了人民币的币值。 第三，有意为之，之前为了谈判，我们故意扔了很多筹码，去年我们就告诉大家，谈不好就7.5，谈判中就是7，谈好了回6.5，这就是告诉对岸，你的加征关税没用，我一贬值就能对冲掉。所以你最好跟我好好谈。现在人民币快速升回来了，也说明矛盾应该在逐渐解决。我们已经不需要用贬值威胁对手了。 那么人民币升值了，对我们有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人民币升值，代表外资持续流入，有利于资产价格的持续提升，外资进入国内，是不能直接用美元的，所以他得到外管局去把美元换成人民币，然后在进入国内投资，这样国内的货币供给就会增多。所以我们总说，人民币外升就会内贬，对内贬值主要就是因为货币供给多了，引发的资产价格上升。包括股债房产，通常都有正面的积极作用。 其次，升值代表人民币购买力增强，对于做进口生意的肯定利好，对于做出口生意，手上囤积了大量美元的朋友肯定利空。 第三，对于未来的方向判断，人民币现在仍然低估，未来恐怕仍然要继续升值，而美元现在有点放水放大发了，今年美元广义货币飙升太多，一开始确实是因为流动性危机，但后来流动性危机缓解了，股市也恢复之后，这些钱就造成了美元的压力。如果简单的测算一下，美元今年一下多发了20%出来，减去正常的损耗，至少应该贬值10-15%，而现在贬值的幅度还不到10%，所以美元贬值也还有一定空间。美元继续贬值，人民币就要继续升值。回到6.5应该并不意外。 那么手里有美元的朋友该怎么办？其实很早我们就给大家出了一个主意，用手里的美元，拿出一半去买黄金，你就锁定了当时的美元币值，但是这个方法几个月前有用，因为当时美元还在高位，还在100多点，而现在已经跌下来了，再去锁定他的币值就已经不划算了。所以，如果你要短期还有用途，就先放在账面上就行了，不用再做什么操作，更不要买美股美债这种高风险资产，未来美元的贬值幅度，不会有那么大了。如果你彻底没用，那就可以换汇回来，但注意，不要短期内来回换汇，汇兑损失很高，这么来回折腾很不划算。 至于有人说，美元印了这么多钞票，会不会就此信用崩塌，不会的，美元的信用问题，美联储比我们更加关注，他会小心谨慎的维护美元信用体系的，他又不傻，美元信用在，在之前的外债就都不用还，永远可以借新还旧，一旦信用不在了，那么美国欠的那些债，就能把他压死，所以看似美国在玩命印钞票，但其实都是有节制的。而这个底线就是他的信用。在信用允许的范围内，不影响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的情况下，将货币运用到极致。一旦信用受到威胁了，他比谁都紧张，肯定会主动调整收缩货币的。所以完全不用替他操心。看好你自己手里的钱就行了。
投资要点 今日的英国股市极具特色，行业权重上金融、石油业处于为明显的位置，消费、服务行业也占据了一席之地，工业与计算机业则属于弱势。 互联网泡沫期间，英国电信通讯公司风光一时，但是在泡沫破灭后跌落得最深；2003年后大宗商品出现牛市，石油、采掘业拉动了整个大盘；金融危机期间，倚重金融业的英国经济与股市受损非常严重。金融危机后至今日，英国在复苏过程中的股市上涨十分疲软，远不及同期美国股市，在不同的行业结构和经济环境下，英美股市逐渐脱钩，渐行渐远。 风险提示：市场波动风险。 《全球资本市场历史》专题之四 一、引言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已经先后有多个国家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如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然而若要论最早发展出成熟资本市场的国家，则非英国莫属。 看英国股市两百年的风风雨雨，不仅仅是观察英国经济、国运的历史沉浮，更能一窥世界大势的山河变迁。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将资本市场发扬光大的国家，其对后世的美国和其他国家影响几多。一旦了解了英国，我们就能扫清资本的历史迷雾，把握资本的发展主线，看到资本的未来道路。 为此我们撰写了《全球资本市场历史》系列报告。本篇报告为系列第四篇，回顾了英国股市在21世纪初期的历史。 21世纪以来，英国的改革红利日渐消退，国家经济结构趋于陈旧。没有了强壮的躯体，英国股市就如同一个年迈的“没落贵族”，步履有些蹒跚。不过毕竟曾经辉煌过，今日英国依然继承了丰厚的殖民遗产，伦敦也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金融中心，英国股市地位犹存。 二、2001-2019 黄金时代悄然褪色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过：“世上唯有‘变化’才是永恒”，在瞬息万变的股市更是如此——没有一个股市可以永远保持上涨，任何的“黄金时代”也必将成为过往。果不其然，在21世纪的头10年中，两场重大危机接踵而来，为英国股市蒙上了一层阴影。 2.1、两场危机袭来 1999年互联网泡沫到达巅峰，短短三四年时间，互联网相关企业的股价动辄上涨数倍。当时因为股权增值而手握重金的电信公司互相攻入对方的地盘，抢夺用户。为了消灭竞争对手，英国最大的电信公司沃达丰（Vodafone）敌意收购德国电信公司曼内斯曼（Mannesmann），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并购案，并成就了当时世界最大的移动通信集团——沃达丰集团。不过风总有停下的一天，过去乘着风飞得越高，未来就有可能跌落得越狠。因为互联网泡沫开始破灭，沃达丰的股价旋即就走了下坡路。 从1999年中开始，因为经济过热，通胀压力上升，美联储进入了为期一年的加息周期。为了稳定汇率，英格兰银行跟随美联储部分加息。连续上调的利率增加了借贷成本，股市中的资金压力加大。最终股市资金回流至银行体系，引发了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从2000年初至2003年初，英国股市经历了漫长的3年下跌，股指跌去了47%。期间沃达丰的股价也从400英镑每股跌至78英镑，缩水80%，完全不复当年的光辉。 虽然通讯行业一蹶不振，英国股市还有其他的基本面。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大宗商品行业带动英国股市从谷底反弹。2002年开始原油、矿石价格加速上涨，上游原材料企业盈利提升，相关股票跑赢大盘，原油与采矿业在英国股市中的市值权重由2002年的14%上涨至2007年底的26%。那么这一轮大宗商品牛市是如何出现的呢？ 最主要原因的是中国快速工业化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提振作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工业化加速，高额投资下产出高增长。例如钢材产量6年上涨超过250%，并占到世界总产量的1/3。旺盛的中国需求提振了上游原材料价格。 其次是房地产建筑需求。互联网泡沫破灭后，2001年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为了稳定经济信心，美联储选择将利率一降到底，其他国家或主动或被动降息，开启了全球央行的宽松时代，英国央行政策利率也进行了一定幅度的调降。超量资金最终流入了房地产市场，催生了房地产价格泡沫，繁荣的房屋建筑活动支撑了上游原材料需求。 最后还有伊拉克战争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干扰。为了报复伊拉克对恐怖分子的支持，美、英为主的联合军队于2003年3月对伊拉克发起军事行动。伊拉克战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石油供应，美英在战场上的物资消耗，也提升了石油等军需品需求，扩大了石油供应缺口，进而支撑了价格。 由中国需求、房地产泡沫支撑的本轮大宗商品牛市持续到了2007年中，随着新一轮的美联储加息，房地产泡沫被戳破，并引发了美国次级贷款偿付危机。因为美国金融机构深入到全球金融活动之中，次贷危机很快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以金融业为支柱产业的英国深受其害——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经济最糟糕的2002年，英国尚且能保持2.4%的实际GDP增速，然而在金融危机之中，英国的GDP萎缩了4.2%，取得了自大萧条以来的最差表现。本次金融危机中，英国股市又从2007年的高点下跌超过40%，跌回了互联网泡沫后的起点。 2.2、英、美股市的脱轨 2009年1季度，在各国政府的大力救援下，世界经济衰退的势头初步得到遏制，英、美股市开始同步反弹。从80年代起，两国的股票市场就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一起度过了相似的80年代消费股牛市、90年代互联网泡沫、07/08年金融危机。然而最近的十年中，英、美股市却上演了截然不同的一幕：在美国一方，代表大盘指数的罗素3000指数自金融危机后的低点上涨了360%，然而在英国一方，富时全指却仅上涨了110%，远逊于同期美国股市的表现。为何金融危机之后，英、美两国股市表现的差距这么大？ 首先从根本上来说，英国股市的行业结构过于陈旧，制约了它的成长性。英国股市中，金融、能源、矿产等高权重行业均属于周期性行业，然而金融危机后关键的高成长性行业却缺席了。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的10年牛市主要是由计算机相关行业贡献的，美股中诞生出“FAANG” 这种市值上千亿甚至接近万亿，为世人所熟知的股票。反观英国股市，则基本上错过了最近一波移动互联网革命浪潮。目前富时100指数成分股中仅有3支与计算机/软件相关的股票，其中最大的一支——赛捷集团（Sage Group），市值与美国头部高科技企业市值差出整整两个量级。 因为坐拥顶尖大学，英国本土其实并不缺乏培育优秀高科技企业的土壤。然而撒切尔改革后，英国对外资过于宽松的政策，使得本国难以培养起独立的民族企业，更多的优秀企业早在初创时期就被外资盯上并收购，化为跨国科技企业的一个工作室，而非登陆伦交所上市。 其次，欧洲作为英国企业的主要市场，在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缓慢，拖累了英国上市企业的业绩表现。由于人口老龄化、福利制度等社会问题，欧洲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增长趋于停滞。 2009年10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率先在希腊爆发，随后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等国相继出现财政问题。主权债务危机的显现，反映出欧洲自身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需要通过大额政府赤字来维持需求和就业的问题，最终积累的财政矛盾威胁到欧元区的稳定。债务危机中，各国政府为了履行加入欧元区的承诺，经历了痛苦的紧缩过程，拖累了区域经济的复苏。 最后，英国退欧的不确定性，也妨碍了英国经济与股市表现。2013年，英国首相卡梅伦首次提及脱欧公投，他原以为本次公投是“一箭双雕”之举，然而出乎他的意料，2017年脱欧公投中“离欧”派胜出，卡梅伦只得黯然离职。 脱欧带给英国极大的不确定性，离开欧盟后，英国与欧洲大陆间将可能不会实现货物、人员、资本的自由流动，特别是以欧洲大陆作为主要销售市场的跨国企业，将会第一个受到冲击。 经过了两年的混乱和争吵，英国政府并没能拿出一个有效的脱欧方案，无协议脱欧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无协议脱欧后，英国将会和欧洲大陆间出现硬边界、贸易关税增加，货物和资本进出欧盟可能会出现障碍。面对脱欧风险，英国企业在投资上踌躇不前，而索尼、松下、联合利华等跨国巨头则纷纷表示要将欧洲总部搬离英国。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下，英国股市自2018年5月以来就处于震荡下跌当中，走势与同期的美股出现了背离。 行业结构与经济环境的不同，最终让英美两国股市渐行渐远。目前造成两者走势背离的因素还看不到消弭的迹象：一方面欧美各国民粹主义兴起，逆全球化大行其道，各国经济有所背离，股市关联度继续下降。另一方面英国股市甚至是整个欧洲已经失去了发展先机，似乎难以紧跟下一次科技革命，看不到未来的成长空间。当前的英国股市，似乎已经完全从上个世纪末的黄金时代中黯淡了下来，还没有等到黎明前的曙光。 2.3、仍具特色的英国股市 从1698年在乔纳森咖啡馆创立至今，伦敦证券交易所已经经历了300年的风风雨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它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随着大英帝国的没落，伦交所在规模上逐渐被美国、日本、中国等后起国家的证券交易所超越。今日按市值排名，伦交所的位次滑落至第七位，落后于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东京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证券交易所和泛欧证券交易所。虽然近3.7万亿英镑的市值规模（2018年底）不及同侪，伦敦证券市场仍不失为一个极具特色的证券市场，它在行业侧重度、集中度以及全球化水平上都具有着与众不同的个性。 在行业权重上，英国股市呈现出“两超多强”的格局。“两超”分别是金融业与石油石化行业，分别占据英国股市市值的19%与15%。早在19世纪初，金融机构在股票市场上的占比层超过80%，可谓是一家独大。随着工业、消费、其他服务业相继兴起并进入股票市场，金融业在股票市场中的权重直线下滑。 直到撒切尔政府金融自由化改革之后，行业占比才重新反弹。去监管化强化了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90年代英国金融活动蓬勃发展，金融机构信贷扩张，银行资金进入并控制实体企业，扩大了整个金融业在经济中的分量。至于英国股市中石油石化行业的强大，则是英国殖民遗产和北海石油共同孕育的结果。 其余在英国股市中占比较大的行业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消费类，20世纪80年代英国消费行业乘着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东风崛起，如烟酒食品、家庭及个人用品、商贸零售等行业在股市中均有一席之地；一类为高端服务业，如传媒、医药、旅游等，90年代英国开启去工业化时，上述行业均为重点发展的对象。最后，还有一行业不能被笼统的归为上述两类，但依然在股市中具有重要的位置——矿产采掘业，它和石油石化行业一样，从英国的殖民遗产中成长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有两个行业在股市中居于弱势地位。其一是广义概念上的工业，包含钢铁、机械、化工、军工、建材在内的工业部门在英国股市中的比重不超过7%，与英国去工业化后，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格局相匹配。另一个则是计算机相关行业，虽然90年代伦敦证券交易所推出二板市场（AIM）以吸引创业公司，但遗憾的是英国本土并未培育出具有全球影响力，并能够影响大盘走势的大型互联网公司。 在行业集中度上，英国各行业龙头占据了同业股票市值的绝对比例，集中度非常高。当某一新兴行业度过高速成长期，由增量发展变为存量博弈时，行业内各企业竞争、兼并加剧，企业数量减少成为行业进入成熟期的必然现象。自上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发展相对停滞以来，股市中企业数量即开始减少。在90年代服务业的春天中，上市企业数量一度反弹，但2000年后再次下跌。直至今日，英国股市中的企业数量已经由60年代的超过4000家锐减为仅剩1000多家。在这1000家股票中，前100家权重股在股市总市值中市值占比超过80%，这也使得富时100指数（FTSE 100 Index）成为英国股市的代表性指数。 在行业发展周期的因素之外，英国国内市场较小也是集中度较高的原因之一。英国人口仅有6600万人，国内消费市场仅能容纳两三个行业巨头。特别是少量巨头全球化较为成功，开拓出庞大的海外市场，从而在市值上进一步碾压了国内小型企业。 英国股市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全球化程度非常高，与伦敦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相符。在殖民时代，英国企业的经营范围遍及广大殖民统治地区，本就具有一定的全球化基础，在上世纪80、90年代又踏上了全球化的第一班车。今日在富时100成分股中，企业超过70%的营业收入是在海外取得的。富时250成分股中，企业的海外营收比例下降至50%左右，不过在世界范围内比较仍然属于较高水平。 今日英国股市带给我们的印象或许和英国这个国家一样，老牌、没落，甚至有点死气沉沉。不过只要把握住上述这些特点，聪明的投资者依然能够在合适的时机挖掘出英国股市的投资价值。毕竟事物总是在变化的，300年间英国股市经历过高潮、也陷入过低谷，当今的低迷，或许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小插曲。这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股票市场，在未来究竟是否会重现光辉，还是就此消沉？相信时间会告诉我们最终的答案…… 三、风险提示 市场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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