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大家日常早餐吃什么呢？如果你在全国各地问这个问题几乎都有不同的答案，天津、山东可能告诉你煎饼果子，川渝地区可能告诉你小面、燃面，华东地区可能告诉你烧饼油条等四大金刚，在中国这个餐饮大国里面，早餐的文化实在是太博大精深了，然而谁也没想到就是一家街头并不起眼的早餐小店竟然能够成为开店近三千家，年入10亿的超级巨头，而且就这家早餐夫妻老婆店竟然还上市了？而这家让你完全想不到的巨头就是大名鼎鼎的巴比馒头，巴比馒头究竟是怎么炼成的？ 一、开到上市的夫妻早餐店？ 近日，开遍江浙沪的街头早餐店巴比馒头的母公司——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饮巴比”）日前获证监会IPO审核（首发）通过，A股馒头第一股即将登陆资本市场。从中饮巴比此前提交的招股书可以看到，该公司此次准备募资9.5亿元，用于产能扩张和生产制造及管理的技术提升，包括智能化厂房项目、生产线及仓储系统提升项目，直营网络建设项目、食品研发中心和检测中心建设项目等。 财务数据上，中饮巴比呈现营收和盈利稳步增长、负债率逐渐降低的趋势。2016～2018年营收分别为7.2亿元、8.66亿元、9.9亿元，净利润分别为3719万元、1.13亿元、1.43亿元，2019年上半年营收和净利润分别为4.81亿元、6842万元。此外，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处于逐步下降趋势，2016～2019年上半年分别为30.27%、33.39%、23.49%、20.15%。 专注卖包子和速冻面点开发17年来，中饮巴比到2019年12月末，拥有16家直营店、2915家加盟门店。公司表示，未来计划继续深耕江浙沪和广东等区域市场，重点培育北京等区域市场，并逐步将业务拓展至全国。 公开资料显示，中饮股份专业从事中式面点速冻食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是一家“连锁门店销售为主，团体供餐销售为辅”的中式面点速冻食品制造企业，旗下的早餐店“巴比馒头”较为出名。公司产品分为面点系列产品、馅料系列产品以及外部采购系列产品，具体包括包子、馒头、粗粮点心、馅料以及粥品饮品等，共计近百余种产品。 即便发展到如此规模，中饮股份仍然是一家典型的家族式企业，而且是家“夫妻店”。刘会平目前担任中饮巴比董事长、总经理，刘会平、丁仕梅夫妇合计直接持股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4.64%。同时，刘会平作为有限合伙人通过天津会平、天津巴比、天津中饮间接持股16.12%。也就是说，刘会平、丁仕梅夫妇合计持有公司80.76%的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发行人股东中，持股3.72%的丁仕霞与丁仕梅是姐妹关系。 这家夫妻店到底是怎么成功的？为啥早餐卖包子馒头都能卖上市？巴比馒头是怎么炼成的？ 二、巴比馒头是怎么炼成的？ 说起巴比馒头很多非江浙沪包邮区的朋友们可能不太熟悉，但是问问包邮区的小伙伴相信大家都是耳熟能详，这是因为基本上在江浙沪的街头几乎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家巴比馒头店，这家店可谓是比全家、罗森这些便利店都多的存在，而且几块钱的馒头包子就可以很好地解决一顿早饭了，这让巴比馒头成为了整个包邮区大家最熟悉的一家早餐店。 1977年，在安徽怀宁县的一个小乡村一个叫刘会平的小镇青年出生了，由于家里兄弟姐妹众多，刘会平家根本无力供养他读书，17岁的刘会平就背上了行囊和其他小镇青年一样去城市打工，去了贵州、广西、常州等多个城市，21岁的刘会平来到了上海，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大都会，刘会平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租了一个小店面起名“刘师傅大包“，由于食材新鲜物美价廉，刘师傅的大包很快就小有名气，成为了刘会平的第一桶金。 然而，又一次一个老顾客和刘会平闲聊说”你的包子确实好吃，但在办公室，很多同事都是吃麦当劳或者喝咖啡，我吃包子特别不好意思，所以都是在外面吃完才敢进办公室。“就这一句话堪称一石激起千层浪，刘会平一直在想如何让自己的包子拥有和麦当劳、肯德基一样的地位，毕竟作为传统美食，包子可是比什么薯条、汉堡健康太多了，难道就是因为一个名字，这个时候刘师傅大包才改名为巴比馒头。 之后，巴比馒头通过加盟模式近乎一路开挂，从几家连锁包子店一口气开了几千家店最终成为了中国包子第一家上市公司，要知道之前即使是狗不理也才是新三板挂牌，而且前不久才刚刚退市。 那么，巴比馒头到底是怎么炼成的？ 首先，选一个最难但竞争最小的赛道。在市场上，大品牌大店铺不屑于做早餐，因为不赚钱，特别是早餐还是一个苦逼生意，为啥说做早餐苦逼？客单价低就不用说了，一份早餐便宜的几块钱，贵的也不过几十元，广东地区的早茶已经是有钱有闲人的享受了，基本上不能作为参考。而且做早餐的有非常多的劣势，比如说需要早起贪黑是非常辛苦的工作，营业时间还特别短，这就是导致虽然做早餐的很多，几乎各个城市都有很多人，但是实际上早餐店一直都处于自由生长状态，没有哪家早餐店真正做到做大做强。也正是如此，其实早餐赛道的竞争相对较小，而且只要你有了一定的规模就能够有脱颖而出的可能性，巴比馒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赛道上，也许作为小镇青年的刘会平可能都还想不到赛道这个逻辑，但是他的确选择了一个好的赛道。 其次，做有想法的包子。一般情况下，包子到底有多少技术含量？相信只要是北方家里的巧主妇，估计没有谁不会做包子的，但是就是因为太过于普通，导致了这个市场是一个真正的长尾市场，基本上会做面食的基本都会做包子，而且真正的物美价廉，有谁会在包子上花心思去做呢？然而巴比馒头却不是这样，刘会平为了开巴比馒头曾经关店三次，经过多年的努力刘会平才想起来做包子，但是，这个包子却是一个有想法的包子，在刘会平赚到第一桶金的时候，当时正逢上海的炒房热潮，周边的人都通过炒房实现了发家致富，但是刘会平并没有拿着开包子铺的钱小富即安去炒房当寓公，而是拿出了大价钱研究包子？对，你没看错就是研究包子，刘会平花了4.5亿元建巴比馒头工厂，在核心技术上花钱。而刘会平做的是什么呢？冷面团包子，他研发了冷面团技术，巴比馒头的原料实施统一采购，产品由公司统一进行生产、配送，因为要保持新鲜口感，巴比馒头的80%以上的门店都是现制现售的，由工厂统一生产馅料，速冻后的馅料，采用低温冷链运输，凌晨五点前送到各个门店，为了能够从技术上解决产品好吃，巴比馒头用了四年的时间。 第三，做包子界的肯德基、麦当劳。如果说做包子只能说是赚钱的小赛道的话，即使再有想法的技术包子也还是包子，为了扩张刘会平选择了肯德基、麦当劳的商业模式，这就是品牌化经营+连锁化销售，这种模式在巴比馒头身上就是基本从原料包子到门店设计，从食材口感到销售模式，巴比馒头进行了全方位的流水线式管理，一切都围绕巴比馒头这个品牌，主打都市白领、孩子等集中客群在短时间内迅速突破大家的根本性需求。在扩张方面，巴比馒头采用的是连锁加盟模式，除了15家直营店，剩下的两千多家店都是加盟店，而且巴比馒头是最早实现电商化的早点企业，在很多早餐店还不知道什么是电商的时候，巴比馒头就全面电商化了，全面接入饿了么、美团等外卖巨头，大力发展电商业务，就这样巴比馒头练成了。 其实，作为第一家上市的包子店，巴比馒头面前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一个小镇青年打工仔就能做出包子上市公司来，那么巴比馒头的希望还是非常大的。
为维护行业健康与可持续发展，降低行业风险，防止房企过度负债和负债过快增长，近日传闻监管部门将以控制房企负债率为核心，以有息负债为切入点对房企负债设定“三道红线”，分别是：剔除预收款后的总资产负债率大于70%、净负债率大于100%、现金短债比小于1倍；如果房企同时踩中这“三条红线”，开发商的有息负债就不能再增加。这样一来必然对房企的后续融资乃至行业格局带来重大影响。为此，有关媒体对本人进行了采访，主要问题如下： 1、这样的监管政策对于开发商会有什么影响？中小房企的融资是不是会更加困难？上半年融资还在放松，现在收的这么紧，原因您认为是什么？ 2、您认为开发商后续主要会在哪些方面有动作？下半年会不会加快销售回款从而降价销售？ 3、如果消息属实，您觉得对房价的影响大吗？对于下半年的房地产市场怎么看？ 关于监管部门对房企负债新设置的三道监管红线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放到为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变化而启动内外双循环经济模式的大背景下去看，这样大家会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 之前在外向型经济模式下，土地财政推动的房价高企所构成的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和对外服务部分地向外部转嫁。转向侧重内循环以后，高地价推动的高房价形成的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就只能在国内市场消化了，也就意味着房地产行业作为社会经济运行活动的成本效应更加显现和突出了。因此，为保证国内经济社会的顺畅运行，就势必要控制房价和地价；但楼市与土地财政已经和金融体系、政府财政收入等高度捆绑，所以楼市和地价也不能大幅下跌。由此，就导致房地产行业调控陷入了既不能涨、也不能跌的两难境地，因此也就只能以保证行业平稳运行的去杠杆、防风险和化解行业风险为调控诉求了。 这也就是房地产行业监管设置以上以有息负债为着眼点的“三道红线”的主要原因所在。 这样一来，以有息负债为核心设置的“三道红线”的监管政策，对于开发商而言即是紧箍咒，也是康体良药，因为只有这三大指标回到监管红线以内，才能保证企业财务的健康稳健与企业经营的平稳运行。 对照以上这三项指标，之前一些高负债、高杠杆的高周转型房企大都远远超出了这三道监管红线，以永续债、信托计划和私募基金支持的明股实债等杠杆之上再加杠杆的情况也十分普遍，导致企业的真实负债水平很高，部分企业的资金链危如累卵。以泰禾集团、新华联为代表的部分房企资金链已经出现问题并正在寻求自救和重组。 从行业预期后果来看，此次监管新规将极大地压缩房企后续的高杠杆和加杠杆来再融资的空间，于此同时自然也会给这类高负债、高杠杆房企后续运行的财务安全带来极大压力，如果处理不好，旨在降负债、去杠杆和降风险的努力则会变得更为困难。因此，在限制有息负债增长而导致后续融资受限的情况下，如何帮助这类高负债房企实现平稳过渡和平稳落地，则是当前房地产行业所面临的一个十分严峻又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从目前这三条监管红线看，在未来一段时间乃至较长的一个时期内，房企不但几乎没有突破这三项监管指标来继续扩大融资规模的可能性，甚至面临着三项指标必须要回归到监管范围内的降负债、去杠杆的压力。那些高负债和运用了多层杠杆的房企，在依靠新增融资来“续命”十分困难和希望渺茫的情况下，也只能通过加快周转和销售，以销售回款来回补现金流压力了，因为其他房企可能也面临同样的压力和问题，以出售项目和联合开发来降低负债的机会会变得相对稀少。在此种情况之下，房企被迫继续推高周转速度和加快销售回款，一方面可能会降价促销，另一方面也只能被迫加快项目施工进度以图尽快达到销售条件，因此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需要特别重视，而降价促销的幅度受制于成本因素和行业监管则不会太大。 另外，在这一监管新政下，不能依靠新增融资来“续命”而销售回款又不能解现金流之困的房企，成为被并购的对象或者被迫清算将成为大概率的事情。也就是说，监管新政的“三道红线”以降低行业风险为形式和出发点，但结果可能将加速行业整合与推动行业集中度的更快提升。
新时代新阶段，未来应如何更好地发挥房地产的实体经济和居住属性，更好地服务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2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住房的居住属性。三年多来，在中央“房住不炒”坚定引导下，住房回归居住属性，房地产回归实体经济属性。 根据国际经验，房地产兼具实体和金融两种属性，究竟哪种属性强，取决于政策导向和行业定位。我们在专著《全球房地产》中研究发现，新加坡、德国等的房地产市场实体和居住属性更强，而美国、中国香港的房地产市场金融和投资属性更强，这背后取决于金融、土地、税收、保障、租赁等深层次住房制度设计。 中国自1998年商品房改革以来，总体来讲，房地产兼具实体和金融双重属性，整体上实体属性更强，部分区域金融属性较强。过去20多年，房地产对于实体经济平稳健康运行意义重大，发挥了稳投资、稳就业、稳增长的压舱石作用，主要满足人民的自住需求。但由于城镇化快速发展、供求矛盾突出，加之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为了快速启动房地产市场采取了一些金融杠杆政策工具，部分区域房地产市场的金融和投机属性较强。 新时代新阶段，未来应如何更好地发挥房地产的实体经济和居住属性，更好地服务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摘要 房地产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房地产对实体经济贡献大。（1）行业体量大，产业链长，拉动上下游50多个行业，对经济增长、投资消费贡献大。2019年，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7.0%，拉动上下游行业增加值占比达17.2%；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业占比23.4%；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中住房相关消费占比9.5%。（2）解决实体经济的大量就业。2018年，全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房地产业和房屋建筑业占比达10.4%。2019年全国2.9亿农民工中，房屋建筑业人数占比约11.5%。（3）房地产相关收入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2018年，通过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行业税收、土地出让收入等多种渠道，房地产直接为地方财政贡献收入9.1万亿元，占地方政府本级收入的53%、可支配财力的38%。（4）国际经验看，房地产业对经济贡献均较高。2018年，欧盟、英国、美国的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0.8%、13.5%、13.3%。 2、住房回归居住属性，投资属性显著弱化，居民购房杠杆降低。2017年以来，中央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地价、房价运行显著趋稳，2020年1-7月，全国土地招拍挂平均成交溢价率13.8%，较2016年全年大幅回落20.9个百分点；7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4.8%，较2016年12月大幅收窄6.0个百分点。居民普遍预期房价平稳，根据央行调查，2020年第2季度，51.2%的居民对下季度房价的预期是“基本不变”，较2017年第4季度提高3.2个百分点；预期“上涨”的居民比例为22.8%，降低9.2个百分点；预期“下降”的比例为13.2%，提高3.9个百分点。居民新增房贷占比明显下降。2020年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中个人住房贷款的占比为18.9%，较2016年全年的38.7%大幅回落，也低于2015年21.3%的水平。 3、降低金融属性的房地产行业在支撑经济发展上起到关键作用。2020年1-7月，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3.4%，在消费不振、出口前景不明朗、制造业投资低迷的情况下，对固定资产投资形成了有力支撑。房地产稳杠杆、降杠杆成效显著。截至2020年上半年末，房地产贷款占人民币贷款余额的比重为28.7%，较2019年末降低0.3个百分点；上半年，信用债、ABS、海外债、集合信托等主要非银渠道合计融资同比减少11.5%。 未来如何发挥好房地产的实体经济属性 1、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发挥房地产长效管理调控机制的逆周期调节作用。长效管理调控机制的目标是实现“三稳”，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国内增速换挡转型调整处于关键期、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房地产市场已经充分调整的背景下，金融风险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应充分实施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保持市场平稳，发挥好房地产的压舱石作用和实体经济功能。 2、保持房地产金融平稳，支持自住和改善型需求。保持房地产融资占社会融资比例的平稳，不可过度收缩，支持和满足好居民的三大自住房需求。一是城镇人口增长需求，受益于城镇化推进和城市间人口迁移增加。二是城市更新改造需求，受益于住房质量提升和住房消费区域升级。三是居住条件改善需求，受益于置业人口中改善群体占比提高，经济增长带动住房消费增加，住房消费升级以及家庭结构变化导致的家庭小型化。我们在《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空间有多大》研究中测算，2019-2030年全国年均新增自住房需求11.7亿平。 风险提示：政策调整过急过快风险、国内外行业分类差异 正文 1 房地产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1房地产对实体经济贡献大 1.1.1 房地产行业体量大，产业链长，拉动上下游50多个行业，对经济增长、投资消费贡献大 房地产业体量大，关联度高，拉动上下游50多个行业。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有力拉动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制造、化工等上游制造业和建筑业；房地产销售，既拉动与住房有关的家电、家具、建材等制造业和装饰装潢行业，也带动金融、交通运输、互联网等第三产业；房地产使用，持续拉动着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的发展。综合测算，2019年，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7.0%，拉动上下游行业增加值占比达17.2%，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高达7%、18%。 2019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3.2万亿元、城镇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16.5万亿元，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为18.7%和23.4%；2019年家电、家具、建筑及装潢材料等住房相关消费占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总额的9.5%。 1.1.2 房地产解决实体经济的大量就业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2018年全国房地产业从业人员1440.6万人、房屋建筑业从业人员4117.4万人，合计5558万人，占全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10.4%。根据统计局数据，2019年全国2.9亿农民工中，建筑业人数占比18.7%，估算房屋建筑业人数占比约11.5%。 1.1.3 房地产相关收入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 房地产的直接税收贡献可观。2018年，五项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收入1.8万亿元，其中契税5730亿、土地增值税5641亿、房产税2889亿、耕地占用税1319亿、城镇土地使用税2388亿，合计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的18%。2018年，房地产业和房屋建筑业贡献税收收入2.7万亿元，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5%，其中归属于地方的收入约为1.8万亿元，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的19%。合计来看，2018年，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房地产业税收、房屋建筑业税收，共为地方政府直接贡献税收收入2.6万亿元，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的27%。 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财政的重要补充。2018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65168亿元，占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的91%，相当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的67%。 总体来看，2018年，通过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行业税收、出让收入等多种渠道，房地产直接为地方贡献收入9.1万亿元，占地方政府本级收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地方国有资本经营本级收入之和）的53%，占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地方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之和）的38%。 1.1.4 国际经验看，房地产业对经济贡献均较高 2018年，欧盟、英国、美国的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0.8%、13.5%、13.3%，建筑业占比分别为5.4%、6.1%、4.1%，其中以英国和美国为例，仅住宅建设业即达到3.8%、2.7%，房地产业与建筑业合计增加值达15.6%、19.3%、17.4%。 因统计口径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发达经济体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普遍高于我国。尽管我国将房地产开发销售也划归房地产业，但房地产业占比仍较低。2018年德国、英国、美国房地产行业增加值分别为10.6%、13.5%、13.3%，我国仅7%。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其一，我国居民自有住房部分的增加值存在一定低估。以英国为例，居民自有住房部分增加值在全国GDP中占比9.2%，房地产业中占比69.3%；我国虽未公布居民自有住房增加值，但以石家庄、大连市为例，居民自有住房增加值在全市GDP中占比仅2.7%、3.5%，在房地产业中占比66.5%、62.9%。低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在计算方式上，欧美居民自有住房服务增加值多以当年市场租金法测算，而我国自有住房服务价值的虚拟计算采用的是成本法，即：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维护修理费+物业管理费+固定资产折旧。但是，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以及房价的上升，城镇房屋造价与市场价值的差距越来越大，利用房屋造价计算的城镇居民自有住房价值被低估。二是在统计范围上，我国自有住房核算所使用的指标或造成部分统计遗漏，例如企事业及行政单位向员工提供的住房服务未计入房地产服务。其二，我国住房自有率高、租赁比例低。2000—2010年我国城镇家庭租房比例维持在21%左右，明显低于德国（55%）、英国（38%）、日本（39%）、美国（36%），因此租赁市场的贡献更低。其三，在房地产相关服务方面，发达国家多进入住房存量阶段，其物业管理、经纪与代理等服务更为成熟，贡献值更高。2019年英国收费或合同基础上进行的房地产服务活动增加值为229.7亿英镑，在全国GDP中占比1.0%；我国虽未公布全国的物业管理及房地产中介服务增加值，但以石家庄、大连市为例，在全市GDP中占比分别仅0.3%、0.5%。 1.2 住房回归居住属性，投资属性显著弱化，购房杠杆降低 自2016年930调控以来，中央强调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2019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在中央持续引导房地产回归实体经济的带动下，2016年以来，房地产市场运行显著趋稳，总体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政策目标，住房回归居住属性，投资属性显著弱化。 1、土地市场热度总体回落，实现稳地价 根据中指院数据，2020年1-7月，全国土地招拍挂成交总价4.1万亿元，同比增长11.7%，增速较2016年全年回落12.3个百分点；成交规划建筑面积23.9亿平，同比增长6.1%，由降转增；成交楼面均价1714元/平，同比增长5.3%，增速大幅回落30.1个百分点；平均成交溢价率13.8%，降低20.9个百分点。 2、商品房成交总体平稳，调控成效显著 根据统计局数据，2020年1-7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金额8.1万亿元，同比下降2.1%，由增转降，增速较2016年大幅回落36.9个百分点；销售面积8.4亿平，同比下降5.8%，由增转降，增速大幅回落28.3个百分点；成交均价9735元/平，同比增长3.9%，增速收窄6.2个百分点。7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4.8%，较2016年12月收窄6.0个百分点。 3、居民普遍预期房价平稳 根据央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2020年第2季度，51.2%的居民对下季度房价的预期是“基本不变”，较2017年第4季度提高3.2个百分点；预期“上涨”的居民比例为22.8%，降低9.2个百分点；预期“下降”的居民比例为13.2%，提高3.9个百分点。 4、居民购房杠杆明显下降，自住需求是杠杆主要流向 居民新增房贷占比明显下降。2020年上半年，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中个人住房贷款的占比为18.9%，较2016年全年的38.7%大幅回落19.8个百分点，也低于2015年21.3%的水平。 居民购房杠杆率降低、自身支付能力提升。根据融360数据，截至2020年2月，样本银行中首套房首付比例为2成的银行占比仅19.5%，远低于2016年8月最高时的57.8%。 绝大多数居民出于改善居住条件和配套公共服务需求而购房，自住需求是房贷的主要流向。根据安居客，2019年样本城市中仅11.3%的被调查者购房时也考虑了投资或出租目的，而选择了改善、教育、养老、落户、结婚等购房目的的比例则分别达到53.7%、42.7%、26.7%、24.7%、19.6%。根据贝壳研究院，2018年首次置业购房者贷款成交占比为90%，为不同购房需求贷款成交占比最高。 1.3 降低金融属性的房地产行业在支撑经济发展上起到关键作用 在消费不振、出口前景不明朗、制造业投资低迷的情况下，房地产开发投资保持较强韧性，对固定资产投资形成了有力支撑。特别2020年上半年，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3月以来房地产投资恢复较快，为我国经济发展呈现稳定转好态势，发挥了重要实体经济功能。根据统计局数据，1-7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小幅增长3.4%，较1-2月大幅加快19.7个百分点；其中，7月当月同比增长11.7%，增速较2019年12月加快4.3个百分点，已连续5个月实现当月正增长。 同时，房地产稳杠杆、降杠杆成效显著。截至2020年上半年末，房地产贷款占人民币贷款余额的比重为28.7%，较2019年末降低0.3个百分点；上半年，信用债、ABS、海外债、集合信托等主要非银渠道合计融资同比减少11.5%。 2未来如何发挥好房地产的实体经济属性 2.1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发挥房地产长效管理调控机制的逆周期调节作用 长效管理调控机制的目标是实现“三稳”，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国内增速换挡转型调整处于关键期、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房地产市场已经充分调整的背景下，金融风险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应充分实施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保持市场平稳，发挥好房地产的压舱石作用和实体经济功能。 2.2 保持新增住房规模平稳，支持自住和改善型需求 保持房地产融资占社会融资比例的平稳，不可过度收缩，支持和满足好居民的三大自住房需求。一是城镇人口增长需求，受益于城镇化推进和城市间人口迁移增加。二是城市更新改造需求，受益于住房质量提升和住房消费区域升级。三是居住条件改善需求，受益于置业人口中改善群体占比提高，经济增长带动住房消费增加，住房消费升级以及家庭结构变化导致的家庭小型化。我们测算，2019-2030年全国年均新增自住房需求11.7亿平。
晓非 8月19日，获悉，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茂股份）法人代表从刘赛飞变更为吴凌华。 7月9日，世茂股份公告宣布，公司董事、总裁刘赛飞因个人原因，于2020年7月8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辞职报告，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世茂股份同日宣布，聘任吴凌华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7月8日起至当届董事会任期结束日止，并提名吴凌华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吴凌华当选世茂股份董事后将同时担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主要观点 主要观点： 8月上半月，值得关注的是国务院出台的两份涉及对外开放的文件。 其一是《国务院发布关于同意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批复》，同意在北京、天津、上海等28个省、市（区域）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全面深化试点期限为3年。全面深化试点期间，根据发展需要，暂时调整实施相关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的部分规定。 其二是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的意见》并召开发布会作解读。《意见》提出15项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财税金融政策、发展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提升通关和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支持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引导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设立基金等方式支持加工贸易转移）。按照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的白明解读，“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有很多重合之处，外资稳住了，有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让外贸企业更好参与国际产业链，实现双循环的良性互动。” 具体各类会议、发布会、政策文件参见正文，较为值得关注的有如下几个： （一）各类会议：1）8月6日，习近平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8月11日，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3）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契税法，通过关于授予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 （二）各类发布会/重要文章：1）8月15日，《求是》发表总书记重要讲话《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8月13日，财政部部长重要讲话《我国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3）8月8日，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美国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发布《关于保护美国投资者防范中国公司重大风险的报告》事宜答记者问。4）8月10日，新华社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5）8月13日，新华社记者专访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6）8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就防汛救灾工作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7）8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就防汛救灾工作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三）各类政策：财政方面，契税与城建税两部法律获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但主要内容与此前的施行条例差别不大。央行发布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详细解读参见我们的点评《【华创宏观】从紧迫的逆周期调控到有定力的跨周期调节——2020Q2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点评》。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我们进一步予以关注的是三个文件。1）8月11日，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关于做好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监管工作的通知》答记者问。2）8月1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同意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批复。3）8月1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的意见》并召开发布会作解读。 风险提示：中美冲突加剧，消费修复进度低于预期。 报告目录 报告正文 一 8月上半月政策跟踪 （一）各类会议 8月上半月（8月5日-8月15日）召开的各类会议参见如下表格。本周人大常委会通过契税法、城建税法。此外总书记作出两份指示，内容涉及餐饮浪费以及“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我们简要摘录如下： 1、8月6日，习近平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五年规划编制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为“十四五”规划建言献策，切实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十四五”规划编制中来，齐心协力把“十四五”规划编制好。 2、8月11日，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要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二）新闻发布会/公开演讲/重要文章 8月上半月（8月5日-8月15日）重要发布会及重要文章见如下表格。我们进一步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1、8月15日，《求是》发表总书记重要讲话《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注：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1月23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主要内容如下： 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第二，坚持新的发展理念。第三，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第四，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主要是收入差距拉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较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对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 第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第六，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2、（财政）8月13日，财政部部长重要讲话《我国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注：这是财政部部长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专题讲座的内容） 主要内容如下： 一般来讲，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收入划分，也就是以税收为主体的政府收入在政府之间如何安排；二是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也就是事该由哪级政府干，钱该由哪级政府出；三是转移支付制度，事和钱都分清楚之后，政府间的财力盈缺如何调节，如果地方收入不能满足干事的需求，如何通过科学规范的转移支付得到弥补。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预算管理制度，明确财政收支活动的基本规则，保障财政发挥职能作用，促进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分工协作、有序运转、有效履职。 具体而言：收入划分方面，逐渐形成了目前的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格局：中央固定收入包括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关税、国内消费税、车辆购置税、船舶吨税、海洋石油资源税、证券交易印花税等。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包括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地方固定收入包括环境保护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资源税、印花税、车船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教育费附加等。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方面：除国防、外交、重大基本建设外，主要按照隶属关系确定支出范围。随着公共财政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基本养老保险、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相继出台，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划定支出责任，并主要根据各地区财政状况实行不同补助比例，东部地区多自行承担，中西部地区中央补助较多。 转移支付方面：在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基础上，为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相衔接，2019年新设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暂列一般性转移支付项下，待今后修订预算法时再作调整。 一是一般性转移支付。包括均衡性转移支付、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等，主要用于均衡地区间财力配置，保障地方日常运转和加快区域协调发展。2019年，一般性转移支付占转移支付总额的47%。 二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包括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学生资助补助经费、就业补助资金、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等，主要是配合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用于履行中央承担的共同财政事权的支出责任，保障地方落实相关政策所需财力，提高地方履行共同财政事权的能力。2019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占转移支付总额的43%。 三是专项转移支付。包括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城市管网及污水治理补助资金、农村环境整治资金等，主要用于保障中央决策部署的有效落实，引导地方干事创业。2019年，专项转移支付占转移支付总额的10%。 进一步理顺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基本考虑：重点从以下七个方面予以推进：一是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完善以共享税为主体的收入划分模式。二是完善共同财政事权体系，强化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三是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推动财力下沉，提升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四是规范省以下财政体制，构建从中央到地方权责清晰、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财政保障体系。五是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可及性。六是健全风险预警机制，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七是积极配合立法监督，提高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3、（金融）8月8日，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美国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发布《关于保护美国投资者防范中国公司重大风险的报告》事宜答记者问 Q：近期美国财政部在其官网发布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关于保护美国投资者防范中国公司重大风险的报告》，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无法实施检查的辖区，建议对来自这些辖区的公司提高上市门槛，加强信息披露要求，强化投资风险提示，并要求已在美上市公司最迟于2022年1月1日前满足PCAOB开展检查的相关要求。证监会对此有何评论？ A：最近2020年8月4日，中方监管部门根据美方的最新需求和想法向PCAOB发送了更新的方案建议。我们认为，通过对话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是实现双方共赢的唯一途径，只有这样，才能为全球资本市场健康有序运行创造良好的环境。 4、（金融）8月10日，新华社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 主要内容如下： Q：如何判断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A：我们也非常关注影响当前经济恢复的一些突出问题，比如稳企业保就业的压力比较大，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恢复还面临一些困难等。 Q：下半年人民银行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A：首先，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切实抓好已经出台的稳企业保就业各项政策落实见效。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方面，要守住风险底线，全力以赴推动三年攻坚战如期收官。 Q：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国际合作以及人民币国际化会不会受到影响？ A：首先，要继续执行好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好近年来宣布的金融改革和开放措施，比如取消证券、基金管理、期货、人身险等领域外资的股比限制；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的投资额度限制；批准运通、万事达卡、惠誉等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等。其次要继续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统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外汇管理政策。 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势头非常好。上半年，人民币跨境收付的金额是12.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36.7%，人民币连续8年成为我国第二大跨境收支货币。一季度人民币外汇储备的份额超过2%，比2016年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SDR）的时候增长了近一倍。我们将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的开放。 5、（金融）8月13日，新华社记者专访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 主要内容如下： Q1：关于金融支持实体 A：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12.09万亿元，同比多增2.42万亿元。资金重点投向制造业、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小微三农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除了信贷支持，直接融资方面也在发力。上半年，银行业企业债券投资同比增长28.5%。保险业债券投资同比增长16.5%，长期股权投资同比增长18.2%。 Q2：关于不良反弹 A：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银行业新形成不良贷款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当前，经济尚未全面恢复，疫情仍有较大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也存在一定时滞，预计有相当规模贷款的风险会延后暴露，未来不良贷款上升压力较大。预计今年全年银行业将处置不良贷款3.4万亿元，比去年的2.3万亿元加大了力度，明年的处置力度会更大，因为很多贷款延期了，一些问题明年才会暴露出来。 Q3：关于金融领域改革开放 A：近两年，银行业保险业共有34条对外开放措施陆续落地，形成了一批有示范性的实例，比如首家外资控股的理财公司、首家外资独资保险控股公司等均获准设立，今年上半年又批复友邦保险在内地设立首家外资独资寿险公司等。要以加快中小银行改革为突破口，提升金融机构体系稳健性。拓宽风险处置和资本补充资金来源。要大力支持直接融资，促进融资结构优化。引导信托、理财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树立价值投资理念，做真正的专业投资、价值投资，成为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中坚力量。 6、（经济）8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就防汛救灾工作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主要内容如下： 今年的汛情灾情主要有“两超、一多、一少”四个特点：一是江淮流域梅雨超历史。江淮流域梅雨季降水量759.2毫米，持续时间62天，均为1961年以来历史第一位。二是长江淮河太湖水位超保证。三是蓄洪圩垸运用多。四是灾害损失重人员伤亡少。洪涝灾害造成6346万人次受灾、直接经济损失1789.6亿元，比前5年均值偏多12.7%和15.5%。因灾死亡失踪219人，倒塌房屋5.4万间，比前5年均值分别减少54.8%和65.3%。 提问环节： Q：在未来的几周之内，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的风险增加，可能会持续到9月份，这些自然灾害风险的增加会不会加重现在的粮食危机？ A：今年洪涝灾害导致6032.6千公顷农作物受灾，其中绝收1140.8千公顷，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和淮河地区。有一个规律，我们国家往往是大水之年是丰收之年。为什么丰收？因为我们国家水资源本来就短缺，丰水年水资源保障条件更好。通过各项救灾措施，加强种植的管理，通过一些农业技术手段，今年的洪涝灾害对我国粮食安全不会有影响。 7、（外贸外资）8月13日，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7月全国吸收外资情况 2020年1-7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5356.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0.5%。7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634.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8%。连续第4个月实现单月吸收外资金额增长。 分行业看，1-7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4145.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6%，占我国吸收外资比重77.4%。在主要投资来源地中，1-7月，香港地区、新加坡、英国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分别增长8.2%、4.6%和48.6%（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 （三）法律法规及各类规范性文件 8月上半月（8月5日-8月15日）主要的法律法规相关文件见如下表格。财政方面，契税与城建税两部法律获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但主要内容与此前的施行条例差别不大。央行发布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详细解读参见我们的点评《【华创宏观】从紧迫的逆周期调控到有定力的跨周期调节——2020Q2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点评》。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我们重点关注国务院出台的两份对外开放方面的文件。 1、（金融）8月11日，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关于做好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监管工作的通知》答记者问 Q：制定出台《通知》的背景是什么？ A：截至2019年末，全国融资担保行业共有法人机构5562家，实收资本11745亿元，融资担保在保余额27017亿元，促进了资金融通，发挥了普惠金融作用。但是目前，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仍然面临着放大倍数不高，聚焦支小支农不够等问题。 Q：如何开展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确认工作？ A：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是指依法设立，由政府及其授权机构出资并实际控股，以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为主要经营目标的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开展确认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坚守准公共定位。二是强调业务合规和风险可控。三是做好公布工作，各地应当于2020年9月底前确定第一批名单，并在省级财政部门官方网站上予以公布。 Q：如何完善银担合作机制？ A：银行业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加大与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合作力度。一是可探索开展与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并行审批，建立全流程限时制度，压减贷款审批时间，提高贷款发放效率。二是对有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担保的贷款提高相关贷款的风险容忍度。 2、（对外开放）8月1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同意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批复 主要内容如下： 同意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涪陵区等21个市辖区）、海南、大连、厦门、青岛、深圳、石家庄、长春、哈尔滨、南京、苏州、杭州、合肥、济南、威海、武汉、广州、成都、贵阳、昆明、西安、乌鲁木齐和河北雄安新区、贵州贵安新区、陕西西咸新区等28个省、市（区域）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全面深化试点期限为3年，自批复之日起算。 试点地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要加强组织领导，负责试点工作的实施推动、综合协调、政策支持及组织保障，重点在改革管理体制、扩大对外开放、完善政策体系、健全促进机制、创新发展模式、优化监管制度等方面先行先试，为全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探索路径。各相关省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统筹谋划，加大政策保障力度。 全面深化试点期间，根据发展需要，暂时调整实施相关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的部分规定，具体由国务院另行印发。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总体方案》相应调整本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试点中的重大问题，商务部要及时向国务院请示报告。 3、（对外开放）8月1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的意见》并召开发布会作解读 文件主要内容如下： 提出15项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措施。这15项措施包括：1）更好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积极保障出运前订单被取消的风险；2）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复制或扩大“信保+担保”的融资模式；3）以多种方式为外贸企业融资提供增信支持；4）进一步扩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出口信贷投放；5）支持贸易新业态发展；6）引导加工贸易梯度转移；7）加大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支持力度；8）助力大型骨干外贸企业破解难题；9）拓展对外贸易线上渠道；10）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11）提高外籍商务人员来华便利度；12）给予重点外资企业金融支持；13）加大重点外资项目支持服务力度；14）鼓励外资更多投向高新技术产业；15）降低外资研发中心享受优惠政策门槛。 发布会上主要内容如下： Q：近期有一些国家专门向自己的企业提供“搬家费”，帮助他们转移产业链，比如日本的经济产业省，他们公布了87个企业的名单，并且承诺要提供700亿日元，帮助他们将中国的产业链转移到日本或者是东南亚国家。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会采取怎样的措施来提升在华投资的外企的信心？ A：根据初步了解，获得日本政府补贴的第一批87家企业中，有30多家在华有投资，而且目前也没有发现这些在华企业关停的情况，多数属于分散投资。事实上，近几年，受中美经贸摩擦以及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已经有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陆续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我们认为，一些企业基于要素成本、贸易环境、供应链稳定等方面的考虑，调整产业布局和全球资源配置，多属正常的市场行为。另据商务部统计，今年1-7月，外商在华新设企业18838家，其中日本在华新设企业415家，美国860家，韩国849家，新加坡584家，英国296家，德国245家。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了中国市场的吸引力。 Q：中国此前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样的提法，想请问具体在外资外贸领域会有哪些具体的工作来促进形成这一格局？ A：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就是要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重点抓好五方面工作：一是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二是积极有效利用外资。落实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增加鼓励外商投资范围。三是打造开放新高地。深入推进自贸试验区试点。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国家级经开区开放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提升发展质量。四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五是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推动签署RCEP，推进中日韩等自贸谈判。 Q：请问今年下半年中国引资形势如何，商务部下一步将如何更好稳住外资？ A：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抓好稳外资工作：一，稳存量政策再强化。二，促增量方法再创新。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以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确定性，削减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抓好新版全国和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落地，加快修订实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发挥好自贸试验区、国家级经开区等开放平台作用。持续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同时创新招商引资方式，加大投资促进力度，争取再谈成、签约一批重点外资项目。三是优环境措施再加力。
01 从金融的基本模型 解析全球四次金融危机 金融是什么？本质上就是“中介”，将资金供给方和资金需求方连接在一起。 从历史来看，金融可追溯到七千多年前。《千年金融史》这本书对全世界的金融史做了详细描述。几千年来，金融的发展变化非常之大，但是本质从未变过，就是通过金融机构或者金融市场把储蓄变成投资的过程。 回顾中国金融发展，从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形式，各种金融业态陆续呈现，蓬勃发展。而当前中国经济正经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过程，未来的金融，必然是一种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或者与此相吻合的业态。 那么这种业态究竟该怎么描述？无外乎看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中介过程如何操作、背后有什么样的流程；组织形式是直接金融比如交易所的形式，还是间接金融比如金融机构的形式等等。 如果认为金融只是把储蓄变成投资而与实体经济、国际资金流动、宏观经济政策等等无关，则对金融的理解是狭隘的。金融，其实不仅仅是金融。 在现代经济体系下，金融是五个模块交互形成的一个复杂生态系统。这五个模块分别是：实体经济、金融系统、政府宏观政策、国际资金流动、资产定价等。 五个模块中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会在金融体系汇聚风险，严重时便出现金融危机。 全球公认的从1980年至今的四次金融危机，都可以通过这个框架来分析，判断当时情景有无可能导致这一后果。第一代是1980年代拉美危机，生态系统中第三模块政府宏观政策和第四模块国际资金流动出现问题。拉美国家借了大量主权债，无力偿还，引发外资银行抽出资金逃离拉美国家，最终形成资金恶性循环，酿成金融危机。第二代危机是90年代初期墨西哥比索危机，第三代是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第一模块实体经济和第三模块国际资金流动出现问题。韩国财团大量借债，但投资收益率很低，同时东亚多个国家采用固定汇率制，如韩币、泰铢和美元挂钩。在经济基本面差叠加货币挂钩情形下，一些投机者卖空弱货币，随后出现问题。第四代金融危机则是2008、2009年第二模块金融体系流动性出现问题。短期资金流动性枯竭，又逢第一模块实体经济中美国房价不再上涨，很多贷款买房的低收入家庭无力偿还债务，形成坏账，进而影响到以住房抵押贷款作为底层金融工具的质量和价格，最终形成大面积的价格不利波动，使得危机出现。 在中国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定增长模式下，通过这一分析框架，如何规避金融风险汇聚乃至金融危机、如何制定政策等，都将更加清晰。 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出发，我们可以构建出另一个重要视角：好金融和坏金融。 用学术语言来描述就是，好金融一定是中介成本最小化的金融；用惯常的说法就是，能够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随着时间不断演进去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按照上述五个模块的理论，在这个动态变化中，任何一组或若干组出现不利遽变时，金融体系向实体经济注入信用这一正常过程就可能受阻，坏金融便可能出现。 从另一面来看，建设好金融，就需要加固连接实体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各个链条，在这五组动态变化的交互中形成稳健的均衡。 02 “金融发展之谜” 过去130年金融资产的平均成本基本未变 过去近130年间，美国每产生一块钱的金融资产大概需要两分钱，虽起起伏伏但平均水平基本未有变化。也就是说，多年来，金融资产的平均成本始终维持在2%左右。 这一现象的独特性在于，随着历史的演进，人类越来越聪明，按照这一逻辑来看，金融发展不断演进，理应能够更好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 但我们稍稍展开来看，130年间，美国经历了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的发展，金融业出现了ATM、信用卡，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开始普及，随后大数据、各种移动支付陆续登场，我们却看到，资金从供给方转移到需求方，每产生一块钱的金融资产，中间的成本基本未变，依然如此。 再看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发达国家，欧洲经济学家的分析表明，尽管各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同，中介模式也不一样，比如美国和英国是金融市场主导，属于直接融资驱动的金融体系，德国和法国基本上是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间接融资为主导，但是，产生一块钱的金融资产平均成本，也都集中在2%-3%的水平。 在此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杰出的金融思想家曾做出努力。从196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William Sharpe等人提出著名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到197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Fischer Black和Myron Scholes提出第一个期权定价模型，金融资产定价理论不断走向深入。 再者，世界顶级高校哈佛大学几乎20%的毕业生、哈佛商学院几乎30%的毕业生都聚集于华尔街金融业，这么多聪明的人做同一件事，但都没有带来更理想的金融实体、金融服务、金融思想等等，未能把中介成本降下来，哪怕从2%降到1.9%、1.5%。这是一个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 我将这种现象称为“金融发展之谜”，即金融不断演进，却没有带来金融中介成本的下降。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之谜，也是众多金融问题之关键。 那么，如今热议的区块链、数字货币等等，这些新技术会不会打破“金融发展之迷”，让其不再成立？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 金融发展之谜的长期存在，究竟揭示了一个怎样的深层问题？这表明现代金融正变为一个封闭的系统，金融演进或许是一个“熵”增的过程，为了中断这个熵增过程，“干预”（不断思考什么是好金融，并采取行动去建设好金融）是必须的！ 援引热力学第二定理解释，按照“熵”增规律，如果不在适当的时候加以干预，现在的金融就会变成一个混乱的系统。 干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非主动的，以成本高昂的金融危机形式出现，最终从废墟中重新开始。人类在这方面似乎未长记性，我们看到金融危机反复归来；另一种是主动的，一些人或机构在特定时间点，去思考究竟什么样的金融是好的或坏的，从而主动干预金融演进过程，促使其回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上来。 在过去70年的中国金融体系变化中，金融资产和GDP的比例变化可以作为重要的观察点。中国金融资产在2004年不到GDP的0.5倍，到2018年已经接近3.9倍，超过350万亿元，同期GDP是90万亿元。对于1978年才正式为市场经济正名的一个经济体而言，这个金融资产的规模扩张速度是非常惊人的，这一比例直逼美国目前的4.5倍比例。 中国金融行业附加值GDP占比现在是7.7%，美国只有7.5%。从对经济增长贡献来看，在过去四十年，中国金融追赶得非常快，不少指标已超过美国及其他发达的金融大国水平。但是我们产生一块钱金融资产的平均成本是多少？ 实际上，测算有一定难度，当前的金融体系依然不够透明，不少影子银行从事金融资产的创造活动，这些金融中介的成本很难测算。按照商业银行创造一块钱贷款发生的平均成本估测，五大行平均约3%。而为中小微企业服务的城商行等中小银行，产生一块钱的金融资产平均成本2014、2015年达到8%、9%，这个成本非常高。 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金融已达到相当的规模，中介成本却未能降下来。可以说，“金融发展之迷”的提出，在中国有更强的迫切性。如何把金融中介成本降下来，这是我们思考中国金融时需重点关注的问题。 再来对比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的利润，从上市金融机构来看，上市的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只有30余家，但在2018年中国3600多家上市公司中，这些金融机构的利润约占48%，而最高时达到60%（2014年左右）。金融机构确实很赚钱，其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道理很简单：中介成本高！ 由此，我们不得不接受和承认一个事实：金融规模越来越大，但是效率却是一个大问题。我们追求的方向不是更多的金融，而是好的金融。在中国怎么识别好金融？答案就是，把中介成本降下来就是好金融。 03 泡沫金融 “高杠杆”为什么难去掉？ 人们关心货币政策的表述方式，比如2017年“去杠杆”，2018年开始“稳杠杆”。事实上，如果不做任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杠杆在中国是难以去掉的。 原因何在？中国的金融是信贷推动的增长，信贷对一年后的GDP增长有决定性作用。通俗一点讲就是，钱多了，GDP就表现好，信贷和GDP二者高度相关。这是大家都承认的，统计数据也验证了这种增长方式。 过去四十年，为什么货币增长速度快，就在于不停投资。从2010年至今，每年广义货币M2供给增速比GDP高出6.1个百分点。当然其中有3个百分点左右是物价因素，但也超出了3.1个百分点。 问题来了，这些多发的货币却没有造成通货膨胀，它们去哪儿了？ 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特点是，这些年随着政府拍地，有了商品房，用土地、房地产做抵押品，这种投资极其扩大了土地和房产的货币化。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以银行信用扩张下的货币金融为主导。多年来发行如此之多货币，却未出现令人担忧的通货膨胀，背后机理正是土地、房地产等基础设施做抵押品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资本化。 这些形成房地产存量部分的价值，按照一些中介机构的计算，接近300万亿人民币。 但当经济主要动能发生转移，经济增速开始下降，再保持这一货币供应速度就可能出现问题。我们需要思考未来金融发展，需要对前四十年金融扩张的路径和模式做出新的探讨、新的评估。 要问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杠杆率问题！ 宏观杠杆率即全部债务除以GDP，倍数越高则宏观杠杆率越高。目前中国和美国水平相当，在2.6~2.7倍，日本已达到4倍，法国3.5倍。 但中国，仅非金融企业的债务便达到GDP的1.5~1.6倍。粗略估计，企业贷款成本利率平均在6.3%~6.4%，这意味着中国企业支付利息达到GDP的10%。这样一种金融体系是不健康的。如此之高的企业债务怎么降，是一个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为什么中国企业债务如此之高？因为投资效率太低，进一步可归结为两点：一是经济微观基础薄弱，二是金融资源错配。 从上市公司来看，投资资本平均收益率只有3%，也就是说，金融体系投给其一块钱，一年下来上市公司赚3分钱的税后利润。 大家想一下，炒股票或者买理财产品都希望6%、8%甚至是10%的回报，上市公司怎么给，只有继续借钱加杠杆。从这个角度，实体经济发展已跟不上投资者的欲望，可谓“灵魂走得太快，身体已跟不上”。在此情形下，企业家拼命借钱，雪球滚得越来越大，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就越来越高。 再从金融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往往是那些投资回报高的不容易获得资金，投资回报低的却资金太多。上市公司中，民企投资回报不到4%，而国企只有大概2%。但从金融资源配置上看，2018年中国新增贷款只有14%配置到民营企业；存量上，2018年末民营企业的贷款余额占所有人民币贷款存量比例仅25.8%。 关于民营企业的贡献，有一个富含深情的总结是“56789”，即民营企业贡献了50%的税收，60%的GDP，70%的创新，80%的就业，90%的新增就业。 国有企业和民企负债率，在2008年是转折点，自此国企杠杆水平超过民营企业一骑绝尘，而民企则是“蛇形爬行”。也就是说，真正能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部门处于资金饥渴状态，不得不说，这是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长此以往，泡沫将越来越大。 “去杠杆”是不是要一刀切？或者换一个角度描述，杠杆是否有好坏之分？如果有，什么是好的，什么又是坏的？我的答案是，能够提升一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杠杆就是好杠杆；反过来，让一个国家账务越来越大，还款意愿越来越弱的债务，就是坏的。进一步说，“去杠杆”也应该因杠杆不同而分开施策。 04 坏金融的根源 未形成风险定价之“锚” 如果我们继续追问，“高杆杆”背后根源又指向哪里？ 中国金融系统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形成给市场定价的锚；没有建立起价格发现的功能，引导资源有效配置。 人们交易时都是低价买入、高价卖出，其中存在对冲机制。价格机制引导全社会各领域做创新配置，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一旦价格定得不准，比如本来该值10万块的物品却定为3万块，就会带来供需扭曲，最终引发社会资源配置失效，出现一系列问题。 中国的问题恰在这里，没有给出风险定价的“锚”。资本市场、银行信贷市场、房地产市场、基础设施投融资市场等等均如此，往往是不需要资金的领域资金充裕，需要的领域却资金饥渴。 先说股票市场。股市总体收益率减掉国债的风险收益率，通常应该是正的。它能衡量一个国家股票市场风险程度，风险溢价越高，这个国家的风险越大。美国过去是6%，同期中国是1.2%左右，最近十年是0%。按照这一数值，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一样安全！ 很多人问，科创板能不能解决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如果没有定价的锚，同样很难做到。一些人的心理依然是：政府是要救市的。如果我们对风险的认知停留于这种水平，资本市场基本就没有定价功能。 我们将创业板和纳斯达克的估值进行对比。这两个市场定位非常相似，都针对的是高科技、高成长性企业。纳斯达克有严苛的市场淘汰机制，大进大出。2018年1月该市场存续2527家企业，其中提供完整交易数据的有2500多家，平均市盈率35.8倍；同期创业板716家企业，平均市盈率48.1倍。但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市值100亿人民币以下的小市值企业时发现，纳斯达克是2338家，市盈率是208倍；创业板605家，市盈率是51.3倍。可见从48.1倍到51.3倍，创业板基本未有大的变化，但纳斯达克变化明显。 通常来说，小市值企业成长性更好，但是创业板在市场估值上未有体现。这说明我们的市场缺乏对成长性估值的能力，或者说这个市场是扭曲的。 扭曲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直接融资，包括IPO、配股、再融资、可转债加在一起，2018年余额为12.36万亿元，而当年新增银行信贷是15.7万亿元，也就是说近20年资本市场的融资金额还不如银行信贷一年的数字。当我们讨论直接融资能力弱，拖累中国经济发展和实体经济创新的时候，其实背后原因就在于市场缺乏风险定价的能力。 再看中国房地产市场，把土地、固定资产、房产作为抵押品形成社会信用，是我们近二十年来社会信用创造机制的一个基本模式。如此一来，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效率、定价都会影响金融体系的债务结构和规模。根据哈佛大学经济系一位教授的研究，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近300个地级市，人均GDP水平与人均住房面积增量呈负向关系。也就是说，人均收入低的地区，新建住房更多，人均收入高的城市，新建住房相对少。 这有问题吗？按常理来说，人均收入高，对应有更大的商品房需求，住房投资更多。但现实是，人均GDP低的地区，反而把房地产作为重要动能，投资更多，形成了大量的社会信用。如果当地没有相应的住房需求，最终便带来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或房地产公司债务，以及购房居民的债务。泡沫金融是怎么形成的？正是如此。这就是坏金融导致的后果，更直白的表述就是，对房产价值没有形成市场定价的锚。 再将中长期贷款和信托类贷款收益率做比较。为什么这么比较？中长期贷款的对象更多是国企，信托公司主要贷款对象是谁？往往是在行政监管体系下，银行在贷款方面有所约束的一些部门，比如房地产公司或者“三高”企业（高技术、高成长、高附加值）。 信托公司通过银信合作发放信用产品，承诺给理财产品购买者一定回报，一般比中长期贷款利率高，平均高2.47个百分点；最终获得这些贷款的企业，利率比获得中长期贷款的企业高大约5个百分点。而从收益角度看，民营上市公司平均资本收益率比国企要高2个点以上。因此最终的结果就是，资源配置完全是反过来的。这种定价机制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只可能是泡沫金融。贷了款投资，效率不高，不断靠借新来偿还债务，导致债务越来越重。 再看地方政府信用定价，地方政府发债利率应该定为多少合适？在有效的市场，这当然和风险挂钩。但现实是，在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之前，财政部在2014年做了试点，结果竟有地方政府债利率比国债还低0.2个百分点。地方财政的信用会比财政部好吗？如果这个定价是不扭曲的话，怎么去解释这种现象？结论是，大家没办法给地方政府信用作出一个市场的合理定价，违背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方式。 金融系统乱象，“高杠杆”下不去，追本溯源，就是没有办法给风险定价。 05 中国金融体系十大“断裂点” 按照分析金融危机的五个模块理论，对中国的现实做一个映照，又将看到什么？我梳理了10个“断裂点”，这10个点是未来可能对金融体系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汇聚，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对这10个“断裂点”，如果在认知上达成统一，便可采取相应举措，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管是针对金融体系还是实体经济，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断裂点”夯实。 这十点中，第一是实体经济投资资本收益率太低。 第二是收入分配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平等和金融危机有什么关系？可以从历史中找到一些答案。1929年美国进入收入分配不平等高峰期，引发了大衰退。2007、2008年是另外一个高峰期。收入分配不平等关系中的中高收入群体，将其大量财富投向金融市场或者房地产，资产市场便可能出现泡沫。泡沫一旦破灭，对整个经济的影响非常深远。 第三是人口老龄化。人们在讲中国故事时，常提中国的国民储蓄率接近50%，因此金融体系再怎么低效也会带来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比如老城改造的投资等等。但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已超大家想象，根据光华思想力课题组的测算，到2035年，4个人中便有一位65岁以上的老人，这将造成严重后果。人口老龄化程度恶化，便带来储蓄率的下降，消费结构因此发生巨大变化，将对产业带来巨大冲击，也会影响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 第四是城市人口布局不合理问题。同样根据光华思想力的研究成果显示，中国目前约88%的地级城市人口规模严重不足，实际人口不到经济意义上最优人口规模的40%。这一前提下，服务业就难以发展起来，新兴产业也很难涌现；更重要的是，在此情形下大量伴随城镇化的房地产、基建、公共服务等投资就是盲目的，最终变成无效投资。不能指望200-300个地级市都有充足人口，而且不少城市人口是净流出的。没有那么多人口，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就不可能有效率，以往的经济增长逻辑将难以为继。 第五是高杠杆及隐身其后的金融“过度发展”，第六是衰退的企业资产负债表，第七是金融资源的低效配置。企业身陷很重的债务负担，怎么做研发、怎么做未来的投资、怎么去偿还很高的债务，最后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呈现出什么样的动态变化，这是我们在经济生活中需要关注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而且亟需找到应对的方法。 第八是金融抑制背景下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在资管新规之前，不少人争相用各种影子银行把金融业务链条拉长且不透明，赚了很多钱；资管新规出来后，他们着急了，又开始新一轮博弈，动辄批评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是否想过，用什么方式把中介成本降下来？如果用进化的理论研究金融体系演进，不去主动降低中介成本的“物种”，最终是没法生存下去的——这就是适者生存！ 第九是缺乏给资产定价的“锚”。第十是不断弱化的宏观政策边际效应。宏观政策的边际效益在不断弱化，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 现在该是到了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什么是我们需要的金融？什么是我们热爱的金融？我们面临这么多问题，同时有这么多机会，怎么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更好地捕捉时代给我们的机会？我们要思考该怎么搭建未来的结构？假如每个“断裂点”都找到了好的方法，合在一起，这个集成本身，就是走向2035年了不起的、我们热爱的中国金融。 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金融必须目标明确。未来金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一点是必须的：新时代中国金融发展需要提升中介效率，降低中介成本。只有这样，金融中介的模式本身才可能有生命力。 具体怎么做？有以下途径： ● 转变发展理念和经济增长模式，重新塑造中国经济微观基础。 ●政府转变职能，改变行为模式，消除所有制歧视，建立真正的竞争中性原则——未来的增长将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则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政府应该减少在经济事务中的参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为金融资产找到定价的“锚”，彻底实现资金的市场化配置。 ●推动劳动力和土地配置的市场化改革。 ●以REITs为抓手，为土地、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寻找定价的“锚”。 ●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其他举措。 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就是为了回答一个基本的问题：怎么把金融演进过程中居高不下的中介成本降下来，也许我们可以在未来能找到答案。 而这些正一点点成为现实。今年资本市场振奋人心的两件事情就是，创业板注册制试点和公募REITs试点的推进。这两件一旦圆满完成，2020年对于中国资本市场，便是成果非常丰硕之年，从历史进程上看，也可能是中国资本市场驶向正确道路上的关键之年。 06 中国金融未来的五大“必然” 中国金融在未来究竟能给出一个怎样的答案？金融生态系统五个模块（实体经济，金融系统，政府宏观政策，国际资金流动，资产定价）交互形成的平衡，本身将决定2035年金融业态的样貌。 未来最大的一个外部环境变化，就是未来16年，中国经济保持比较高速增长变得很难。中国正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在工业化进程几乎结束之后怎样保持全要素增长率（TFP）的持续增长。 中国过去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年均4%。一般来讲，全要素生产率解释了这个国家50%以上的经济增长。但是现在工业化进程结束了，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远超第二产业比重，农业可以忽略不计，在服务行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非常难的。比如美国在工业化时代全要素生产率是2.1%，1980年代之后进入后工业时代后降到1%左右。 我们目前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美国的43%，也就是说，同样一个人、同样一台机器生产产品的效率是美国的43%。到2035年中国如果达到美国的65%，就需要年均增速超过美国1.9个百分点，达到2.5%-3%。 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经济体完成工业化之后还能保持2.5%-3%的增速。中国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奇迹出来？有可能。 对于未来，我持相对乐观态度，中国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方面仍有很多有利的结构性力量。 第一，中国经济的“再工业化”，也就是“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利用互联网大数据驱动产业的变革，可以带来TFP的提升空间。 第二，“新基建”——“再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围绕产业变革、产业互联网所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如5G基站、云计算设备等。 第三，大国工业。到现在为止，虽然我们建成了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门类，但是在一些关键的零部件或技术上还无法形成“闭环”，我们的大国工业还有发展的空间。未来诸如民用航空、飞机发动机、集成电路等的发展也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可能性。 第四，更彻底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如果我们要创造这样一个奇迹，我们的金融体系是什么样的？这是讨论中国未来金融的大背景。在此探讨形成2035年中国金融的五个“必然”（inevitable）。 必然1：经济总量和金融资产的爆发式增长。到2035年中国GDP按2018年价格测算，将达到210万亿元，金融资产将达到840万亿元。 这些数字怎么得来？“十四五”经济增速降到5.5%，“十五五”降到5%，“十六五”是4.5%，照此测算下来，2035年大概210万亿元，这还是比较保守的估测。2018年，金融资产规模是GDP的3.9倍，2035年以4倍算，金融资产规模就达到840万亿。这是什么概念？工行2018年总资产规模是28万亿亿元，也就是说到2035年相当于有30个工行体量的金融机构存在于中国金融体系。这将有无穷可能性。大型、中型、小型的金融机构合在一起，将构成一个色彩非常斑斓的2035年。 必然2：产业结构巨大变迁。2017年农业占GDP7.2%，解决了27%的就业人口。到2035年，我们国家三大产业的GDP占比分别是3%的农业、32%的工业和65%的第三产业。再看日本、德国、法国的情况，农业就业人口已经降到4%，也就意味着我国就业人口将有23%左右会发生重新配置，从农业迁向第二或者是第三产业。这意味着，未来的产业结构变化的速度、规模、深度是当前许多人想象不到的。 在此情形下，什么样的产业会崛起？与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有关的产业都会崛起，到2035年人均GDP将趋近3.5万国际元（按购买力平价），与现在台湾和韩国相近。 伴随着测算，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数字。目前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8万人民币，平均到每月只有2500元块钱；到2035年，重新分配之后收入的50%或可个人支配，大概8万甚至9万人民币，如此一来，需求将发生很大变化。 那么，怎么为这些崛起的需求提供服务？比如医疗服务、理财服务、娱乐需求、高端的享乐需求等等；又怎么为不断变化的产业、不断崛起的新兴产业提供服务？答案要靠我们每个人来书写。 必然3：来自需求端的剧烈变化。2035年，居民消费率将从现在的38%增加到58%；服务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将从目前的44.2%增到60%以上。中国还将拥有超过5亿人口的“90后”，2.5-3亿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人口。居民消费达到122万亿元，其中服务消费达到73万亿元；医疗大健康GDP达到21万亿元；金融行业GDP达到16.8万亿元……“为中国制造”将取代“中国制造”，高质量的劳动力将为中国的产业升级提供创新和人力资本的保障。 必然4：信息技术和AI带来金融底层技术和中介模式的巨大变化。数字货币的发行将实现去中心化，一旦去中心化完成，对现在的货币理论将是一个摧毁式的颠覆。这种情况下是否将改写我们的货币理论、商业银行理论，建立新的诠释方式，目前无法得知。但我们应该相信，必然发生的是，其中会有很多这方面的探讨和争论，并且出现一些新模式，尝试更好地降低中介成本，当然过程中也会伴随着一些负面行为如欺骗等。 然而，科技与金融的结合能否把金融中介的成本降下来，破解我们提到的“金融发展之谜”？如何让一系列金融创新带来的社会收益（social return）超过私人收益（private return）从而使得未来的金融发展不再是一个“熵值”增加的过程？科学技术是答案，还是问题的一部分，需要进一步思考。 必然5：金融思想的演进。每一年，大批金融学、经济学毕业的博士进入研究领域，未来16年金融思想会不会有大的变化？我认为，会有大的变化，因为金融和技术有关，和国际格局变化有关．．．．．．很多层面都可能深刻改变金融思想，金融思想也将重塑金融行业。从已有的情形来看，到目前为止，诺贝尔奖对金融学科已垂青三次，三次对应的都是颠覆式、革命性的思想创造过程。 伟大的金融思想，具体体现为一系列基础理论，反映的是它们所处时代的研究者们对重要问题的最大共识。伟大的金融思想追本溯源，探究最根本的因。它们是金融研究的重要范式，推进人们对金融问题的认识不断证伪，直至更合适的范式出现……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金融思想还将发生变化。但如果现代金融的演进是一个“熵值”增加的过程，我们就需要打破这个封闭系统，而这个打破的过程将为崭新金融思想的出现提供最坚实的土壤。这是一个新金融或者是好金融寻找的过程。用什么方式可以找、什么是答案，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技术从来不是答案，而可能是新的问题。金融中介成本无法降低，背后从来都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不是一个打着引号的“金融思想”问题，而是一个信任问题。 至此，我们已有了答案——真正建立一个好金融，最缺的不是技术、不是炫酷的金融思想，是信任。因此，好金融的判断标准，用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表达：能够降低资金供需两端建立信任成本的金融，就是好金融。 是时候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金融了，是时候把它真正塑造成为 “我们热爱的金融”！正如特蕾西·查普曼歌唱的： 让我们下定决心 重新开始 一个崭新的开始 重新开始，我们要创造 新的符号，新的标志 发明新的语言 重新描绘这个世界
凯越 8月19日，全联房地产商会党委书记、秘书长赵正挺会上表示，全联房地产商会针对房企受疫情影响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15条政策建议并上报，使有关部门了解到房企的真实经营情况和出台相应的措施。 赵正挺强调，此次提出的15条建议以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更及时科学精准的调控，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的发展。 疫情对国内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房地产行业首当其冲。转眼已经是2020年第三季度，国内疫情虽然已经得到了控制，但是国际上的疫情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业的平稳发展仍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谐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建立并维护房地产行业的长效发展机制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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