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经济学将经济关系归结为不同产品之间的交易关系。而平衡经济学里的平衡指的是市场上所有产品交易后没有剩余的状态。但由于市场上各种产品的供给难度不同，导致市场供给难度比较低的产品非常容易形成供应过剩，而供给难度系数过高的产品则往往会出现供应不足。这一部分产品供给不足，另一部分产品供给过剩的现象，就会导致市场交易的不平衡的现象，严重后就成为经济危机。 如肥皂、食盐属于低供给难度产品，所以极少出现短状态，而道路和桥梁则是高供给难度产品，所以“永远”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公共产品由于投资周期长、产生效益慢、收费难，基本上都属于高供给难度产品，所以公共产品从来都是供给不足的，这在经济学上也被称为“公共贫困”。 除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产品还有高科技产品等，比如中国每年都要进口大量的大飞机、高端机床、高端芯片、光刻机等，中国芯片进口的金额超过石油。 传统经济学总是将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产生过剩，而平衡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理论认为出现过剩的只是“低供给难度商品”，而“高供给难度商品”即使在经济危机是也是供应不足的。因此平衡经济学主张的解决经济危机的方式是提高“高供给难度产品的供应”，从而让经济实现新的平衡。这比对“低供给难度产品”进行“去产能”更有意义。 市场没必要让低端产能出清，因为在尚未达到市场消费极限时候，产能都应该得到保护，中国每次去年能几年后，都会出现产能不足，又要恢复产能，恢复后的产能将是原来的几倍。 对低端产能的过剩，完全可以通过加大高供给难度产品的供给实现实现平衡。 其实凯恩斯经济学主张在经济危机时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其实也是加大高供给难度产品的供给，因为政府基础设施大部分属于高供给难度产品。 当然在经济危机时期加大高供给难度产品的供给，需要政府从不同程度进行引导、扶持，必要时进行介入。某一高供给难度产品的重大技术突破都会将经济带入一个更高水平的平衡，也就是一种新的繁荣状态，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页岩气技术的重要突破、世界范围内3G、4G、5G技术的成熟、中国高铁技术的突破都将经济带入了新的平衡。
内容摘要 核心观点 7月我国货币乘数达到7.15的历史高位，货币乘数过高代表商业银行货币派生能力过强，我们提示保就业目标即将完成需高度关注央行将首要目标切向金融稳定而收紧，货币乘数过高，在货币政策收紧初期，往往基础货币收紧会超预期，但基础货币收紧在银行流动性分层下较难持续，货币政策收紧第二阶段为压降货币乘数，提高准备金率较难，主要为压降贷款规模。对于债市观点，我们认为三季度利率以震荡为主，四季度谨防利率上行，2021年利率下行拐点关注信用收缩。 货币乘数过高代表商业银行货币派生能力过强 截至7月，M2余额212.55万亿，基础货币29.72万亿，货币乘数达到7.15，再创历史新高，较去年底6.13高出1.02。我们认为货币乘数过高代表商业银行货币派生能力过强，我们测算7月超储率仅约为1.1%，低于多数历年7月水平，在央行7月对基础货币把控仍然较为严格的情况下，货币派生速度较快保证了M2的稳健运行。 保就业目标即将完成需高度关注央行将首要目标切向金融稳定而收紧 疫情发生以来，保就业成为央行货币政策首要目标，随着经济逐步回暖，调查失业率波动下行，即使在7月大学生毕业季，仅为5.7%，距离6%的年度目标仍有距离，意味着失业率后续压力不大，保就业目标即将完成，我们提示需关注货币政策首要目标由保就业切换至金融稳定而收紧。目前通胀或资本流出压力不大，不会成为央行首要目标，但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央行将提前采取前瞻性手段，收紧流动性、去债市杠杆，保证一旦出现通胀，货币政策可以顺利收紧。我们提示核心跟踪DR007走势，若DR007持续性地位于7天逆回购利率上方，将意味着货币政策转向。 货币乘数过高在货币政策收紧初期往往基础货币收紧会超预期 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货币乘数，log货币供应量=log基础货币+log货币乘数，货币乘数过高时，货币政策收紧初期，央行收紧基础货币幅度可能超预期，如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流动性或拉长公开市场工具期限以提高金融机构加权融资成本等。 基础货币收紧在银行流动性分层下较难持续 我国的流动性传导方式是央行向一级交易商投放流动性，一级交易商中多数为大型商业银行，进一步大型商业银行向中小银行拆借流动性，银行向非银机构拆借流动性。在银行流动性分层的背景下，若央行收紧流动性，大行对中小银行的资金拆借意愿降低，中小银行会面临较大压力，因此基础货币持续收紧不可持续。 货币政策收紧第二阶段为压货币乘数，提准备金率较难，主要为压降贷款规模 货币政策收紧第二阶段为压降货币乘数，但提高准备金率较难，一般通过控制贷款规模来实现。目前央行已实施MPA考核对银行信贷进行调控，其中资本和杠杆情况为一票否决项，对银行的牵制最大，这一项的核心指标是资本充足率，当银行资本充足率较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低时，资本充足率项目将难以得到满分。“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核心之一是逆周期资本缓冲=max｛？？？？×[机构？？广义信贷增速-（目标GDP增速+目标CPI）]，0｝，其中，？？？？=宏观经济热度参数（？？？？1）×系统重要性参数（？？？？2），我们认为央行很可能通过提高宏观经济热度指数来降低广义信贷增速。 三季度利率震荡为主，四季度谨防利率上行，明年利率下行拐点关注信用收缩 我们认为三季度在经济基本面修复、专项债发行规模较大及央行流动性维持相对合理充裕、海外不确定性增加阶段性避险情绪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利率可能以震荡为主。我们提示四季度谨防利率上行，10月底政治局会议可能调整整体政策定调，对于货币政策基调转向也较为关键，届时流动性收紧将推动利率上行。2021年一季度经济增速有望大幅上行，利率仍将高位震荡，2021年利率下行的拐点核心关注信用收缩，一旦信用收缩迹象明确，利率有望进入下行通道。 风险提示 经济修复速度加快，失业压力缓解，货币政策收紧时间提前。 正 文 货币乘数过高代表商业银行货币派生能力过强 截至7月，我国M2余额212.55万亿，基础货币29.72万亿，货币乘数达到7.15再创历史新高，也是首次破7，较6月6.92上行0.23，较去年底6.13高出1.02。货币乘数是货币供给与基础货币的比率，与准备金率成反比，准备金率越高，则银行存款被锁定在央行的比重就越高，用于信贷投放的份额则越小，存款派生倍数则越小，其中要综合考虑法定和超额准备金率的影响；除此之外，货币乘数也受现金漏损率的影响。我们认为货币乘数过高代表商业银行货币派生能力过强，今年以来货币乘数继续波动上行一方面与央行多次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直接相关，另一方面，4月初央行将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从0.72%大幅下调至0.35%以促进信贷投放，据我们测算，7月超储率仅约为1.1%，低于多数历年7月水平，进而推升货币乘数。在央行7月对基础货币把控仍然较为严格的情况下，货币派生速度较快保证了M2的稳健运行。 保就业目标即将完成需高度关注央行将首要目标切向金融稳定而收紧 稳健的货币政策可分为4类：略宽松、略紧缩、中性、灵活适度，由于我国央行最终目标比较多，在判断货币政策取向的时候只能抓主要矛盾，随着国内、国际经济背景的变化，对央行最终目标的重要性进行排序，来判断央行当前最关注的逻辑，从而判断其货币政策取向。 我国央行最终目标较多，包括四项常规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一项隐性目标金融稳定，及转轨时期长期目标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金融市场。 当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为首要目标时，货币政策是稳健略宽松的，当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时，货币政策是稳健略紧缩的，当国际收支和金融稳定为首要目标时，货币政策为稳健中性的，当各项目标均不是核心矛盾，即首要目标缺失时，货币政策是稳健灵活适度的。 疫情发生以来，保就业成为央行货币政策首要目标，货币政策维持稳健略宽松，但随着经济逐步回暖，调查失业率波动下行，即使在7月大学生毕业季，仅为5.7%，距离6%的年度目标仍有距离，意味着失业率后续压力不大，保就业目标即将完成，而目前通胀或资本流出压力不大，不会成为央行首要目标，我们提示需关注货币政策首要目标由保就业切换至金融稳定而收紧。 我们认为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央行需提前解决杠杆率高企问题，以防止出现金融稳定和物价稳定的两难，不仅是金融市场杠杆率也包括实体杠杆率。央行持续关注政策后遗症及杠杆率高企，人民银行党委书记、副行长郭树清近日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观点指出，“在资金面宽松背景下，企业、居民、政府都可能增加债务。利率下行一致性预期强化后，有可能助长杠杆交易和投机行为，催生新一轮资产泡沫”。 上半年利率长期维持较低水平也引发金融机构加杠杆导致债市杠杆率高企，使用中债数据计算的中债杠杆率=托管量/（托管量-待购回债券余额）作为债市杠杆率度量指标，2020年一季度，债市杠杆率较去年底提高了约0.9%至109.71%，尤其是3月环比2月提高了约2个百分点，今年3月已经接近2016年四季度收紧流动性之前8、9月份的109.55%和110.5%。今年宏观杠杆率也快速上行，据央行测算，一季度受疫情影响，我国宏观杠杆率提升了14.5个百分点。 6月18日，易纲行长在陆家嘴(行情600663,诊股)论坛上发言指出“疫情应对期间的金融支持政策具有阶段性，要注重政策设计激励相容，防范道德风险，要关注政策的“后遗症”，总量要适度，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我们认为，一旦物价水平触及央行货币政策目标的容忍线，央行会选择紧缩的货币政策应对，若此时杠杆率过高，加息极易引发宏观经济及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使得央行在金融稳定和物价稳定之间面临决策两难，因此央行将提前采取前瞻性手段，收紧流动性、去化杠杆，保证一旦出现通胀，货币政策可以顺利收紧。 我们提示核心跟踪DR007走势，若DR007持续性地位于7天逆回购利率上方，将意味着货币政策转向。人民银行在2016年三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明确提出“银行间市场存款类机构以利率债为质押的7天期回购利率（市场习惯以DR007指代）贴近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平稳运行，9月份以来利率弹性有所增强，既体现经济基本面以及季节性变化规律，又合理反映流动性风险溢价。DR007可降低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和抵押品质量对利率定价的扰动，能够更好地反映银行体系流动性松紧状况，对于培育市场基准利率有积极作用”，这是央行首次明确将DR007作为短期利率锚，央行有意引导机构更加关注价格指标来判断流动性。 从DR007与7天逆回购利率之间的走势来看，今年2-4月，DR007持续位于7天逆回购下方，并存在较大的利差，意味着流动性较为宽松，而随着5月以来央行边际收紧流动性，DR007目前已经回到7天逆回购利率附近，个别流动性紧张时点会攀升至7天逆回购利率上方，意味着央行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央行在今年二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下阶段政策思路中提出“引导市场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和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平稳运行”，今年一季度的表述为“维护货币市场利率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这样的表述体现出央行认为目前的市场利率水平是较为合意的。未来，若DR007持续维持在7天逆回购利率上方，即使在非月中、月末、季末等关键时点，我们认为可以判断货币政策趋紧的转向。 货币乘数过高在货币政策收紧初期往往基础货币收紧会超预期 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货币乘数 log货币供应量=log基础货币+log货币乘数 货币乘数过高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收紧初期，央行收紧基础货币幅度可能超预期，如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流动性或拉长公开市场工具期限以提高金融机构加权融资成本等。 我们回顾一下2016年四季度至2017年这段典型货币政策边际收紧时的操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缩短放长”，“提价保量”，以及“提价缩量”： 2016年3、4季度的“缩短放长”。2016年8月央行重启14天逆回购，9月重启28天逆回购。同时，9月最后一周央行回收流动性4201亿元，随后逐渐增加14天、28天逆回购，减少7天逆回购。央行通过收缩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贷款的短期资金供给，增加长期资金供给，即缩短放长策略，拉长了金融机构的融资期限，并进而提高了市场的加权资金成本。但是这样的操作带来一个后果，即政策利率与市场利率产生裂口，市场出现套利空间，因此央行于2017年春节前后全面上调政策利率。 2017年1、2月份的“提价保量”，渐进式上调政策利率曲线。春节前后央行全面上调政策利率，1月24日，分别上调6个月和1年期MLF利率10BP至2.95%和3.1%。2月3日，上调7天、14天、28天逆回购操作利率10BP至2.35%、2.50%、2.65%；同时，上调SLF利率，SLF隔夜利率上调35BP至3.1%，7天、1个月利率均上调10BP至3.35%和3.7%。但此时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仍较为常规，处于“提价保量”状态。 2017年3月份“提价缩量”。3月16日，人民银行紧跟美联储加息，再次全面上调逆回购、MLF和SLF利率，7天、14天、28天逆回购操作利率上调10BP至2.45%、2.60%、2.75%；6个月和1年期MLF利率上调10BP至3.05%和3.2%；SLF隔夜、7天和1个月利率分别上调20、10、10BP至3.3%、3.45%和3.8%。同时，自3月24日至4月12日，央行连续13天暂停公开市场操作，这是2016年1月央行建立公开市场每日操作常态化机制以来最长的一次，央行流动性管理进入“提价缩量”状态，对流动性的收紧力度强化。 基础货币收紧对应着超储率的降低，2016-2017年间的“金融去杠杆”效果显著，银行超储率明显回落，2017年四个季度超储率分别为1.3%、1.4%、1.3%和2.1%，分别较上一年同期低0.7、0.7、0.4和0.3个百分点。 基础货币收紧在银行流动性分层下较难持续 我国的流动性传导方式是央行向一级交易商投放流动性，一级交易商中多数为大型商业银行，进一步大型商业银行向中小银行拆借流动性、银行向非银机构拆借流动性。在银行流动性分层的背景下，若央行收紧流动性，大行对中小银行的资金拆借意愿降低，中小银行会面临较大压力，因此基础货币持续收紧不可持续。 可以使用不同类型银行同业存单利率判断流动性分层，历史上流动性收紧时期，中小银行同业存单利率上行幅度均超过大行。以2017年为例，2017年一季度央行将表外理财正式纳入MPA，2017年3-4月银行业监管加强叠加2017年11月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发布，货币政策配合流动性收紧。2017年各类银行同业存单到期收益率均有上行，6M农商行同业存单利率于2017年12月29日达到近四年峰值5.44%，而农商行与国有银行间同业存单到期收益率利差自3月下旬至6月持续都在30个BP以上，期间6月13日利差达到了61BP之高。 货币政策收紧第二阶段为压降货币乘数，提高准备金率较难，主要为压降贷款规模 货币政策收紧第二阶段为压降货币乘数，但提高准备金率较难，央行一般通过控制贷款规模来实现。2016年起，央行将现有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目前央行主要通过MPA考核对银行信贷进行调控，我们认为，央行很可能通过提高MPA考核中资本和杠杆情况中的宏观经济热度指数来降低广义信贷增速。 MPA考核包括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跨境融资风险、信贷政策执行等七个方面的16项指标。每项方面满分100分，优秀线是90分，合格线是60分。依据考核结果将银行分为A、B、C三档，掉入C档会有惩罚措施。从评定标准来看，其中最重要的两项是资本和杠杆情况（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和定价行为（利率自律定价机制），这两项具有一票否决的性质，即一项不符合总体就不符合，其他项目是两票否决。定价行为评分标准是，利率定价行为符合市场竞争秩序要求为100分，不符合为0分，此项目一般完成压力不大。资本和杠杆情况主要是考核机构实际资本充足率与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的比较，后者受到广义信贷的影响很大，央行主要通过对本项目的考核影响银行信贷投放。 资本和杠杆情况的核心指标是资本充足率（占其中的80分），当银行资本充足率较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低时，资本充足率项目将难以得到满分。 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C*）=结构性参数×（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系统重要性附加资本+储备资本+资本缓冲要求） 央行经常通过调整该项目的相关构成以发挥MPA的结构性调节作用，2017年一季度，央行将表外理财、应收及预付款纳入广义信贷范围；2018年三季度，央行新增临时性专项指标，专门用于考察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情况，在结构性参数计算中，将考察范围拓展至普惠金融领域。 “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核心之一是逆周期资本缓冲： 逆周期资本缓冲=max｛？？？？×[机构？？广义信贷增速-（目标GDP增速+目标CPI）]，0｝ 其中，？？？？=宏观经济热度参数（？？？？1）×系统重要性参数（？？？？2）。我们认为，央行很可能通过提高宏观经济热度指数来降低广义信贷增速。 三季度利率震荡为主，四季度谨防利率上行，2021年利率下行拐点关注信用收缩 我们认为三季度在经济基本面修复、专项债发行规模较大及央行流动性维持相对合理充裕、海外不确定性增加阶段性避险情绪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利率可能以震荡为主。 首先，三季度经济基本面将继续确定性修复。当前净出口强劲，并拉动相关制造业增加值超预期上行的逻辑仍将延续；投资缓慢改善，其中地产投资最具韧性，洪水对基建投资的冲击减弱，7月基建投资当月增速重新回升，后续也无需担忧；作为基建、地产、出口的下游端，制造业投资也在确定性上行通道；消费数据结构性分化仍然显著，但随着服务业消费需求逐渐释放，未来有望加速改善。整体看，三季度经济增速回到合理增长区间的概率较大。 其次，从利率债供给来看，8-12月政府债券预计还有约4万亿增量，专项债10月底前发行完毕，预计8-10月共计发行专项债约1.53万亿，尤其是8、9月将是集中发行的时段，对于利率债而言，仍将会承受较大的压力。 另外一方面，近期央行流动性调控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不论是8月10日以来公开市场操作连续净投放流动性，还是8月17日超量续作本月到期MLF，目的均是保证市场流动性基本平衡，配合政府债券发行，这意味着流动性层面，当前的调控节奏对利率债的利空较为可控。而随着美国大选临近，中美摩擦升温的概率逐步提高，避险情绪可能利好阶段性债市表现。整体三季度，利率债走势将维持震荡。 我们提示四季度谨防利率上行，随着经济回到合理区间，保就业和稳增长重要性逐渐弱化，货币政策出现边际转向的概率加大，尤其是10月底政治局会议可能调整整体政策定调，对于货币政策基调转向也较为关键，届时流动性收紧将推动利率上行，另外，央行将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至2021年底，对下半年市场压力形成一定缓释，但是一旦经济基本面回归合理区间，资管新规仍将坚定推进，此时可能出现货币政策收紧和监管收紧的双重压力，导致利率阶段性超调。2021年一季度，由于今年一季度基数较低，经济增速有望大幅上行至10%上方，利率仍将高位震荡。2021年利率是否能出现下行的拐点？我们认为核心关注信用收缩，一旦信用收缩迹象明确，利率有望进入下行通道，可重点关注信贷、社融增速见顶回落的趋势何时确认。 风险提示 经济修复速度加快，失业压力缓解，货币政策收紧时间提前。
本文逻辑： 一、双循环体系的理论解释：基于高质量发展视域 二、当前经济向双循环体系转变的有利条件与主要问题 三、如何构建高质量的双循环经济体系：总体思路与关键环节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体系，既是当前应对国内外局势变化的主动举措，更是中国经济供给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本来应有之义。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以速度和数量为主的高速“起飞阶段”后，应该进入以效益和质量为主的面向内需的消费型社会。这就需要整个循环体系从外向内迁移，形成以内需为主的，内需带动外需、内部产业链与国际产业链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格局。因此，当前构建双循环经济体系，应该建立在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改革的大框架内，以更加开放的理念和姿态，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方式，调动以国内要素资源为主的国内和国外两方面的积极性。 一、双循环体系的理论解释：基于高质量发展视域 在构建双循环体系过程中，寻找其中的理论基础是必要的。现代经济是一个循环体系，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投资，这五个环节需要有效衔接，循环起来，才构成整个现代经济平稳运行的闭环。这五个环节中的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会造成经济运行体系的阻梗和停滞，这种“气血不畅”的状态积累久了就容易发生经济危机。无论是外循环、内循环还是双循环，核心之处并不是内和外之分，而是能够可持续的、健康的“循环”下去。在平稳循环的过程中实现经济增长，保持速度、效益、规模和质量的统一，就是所谓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应该在高质量发展的视域内，去认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体系的构建和运行。 首先需要认识的是经济增长和双循环体系的关系，即双循环体系能否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为什么会增长，内在的驱动力是什么；二是经济增长为什么会出现国家间和区域间的差异，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是技术外生推动的结果，内生增长模型则认为经济增长是技术溢出和人力资本内生增长的结果。可见无论是哪种经济增长理论，都认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构建的双循环体系，不仅要循环下去，而且要在循环过程中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最核心的力量仍然是技术创新。国内外经济增长的历史现实也表明了，缺乏增长动能的经济循环体系是难以持久的。因为在经济循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积累了许多矛盾和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靠经济增长本身，用持续的经济增长动能来带动循环体系的活力和动力。这一切都需要技术创新和生产率的提高，这个要求与高质量发展是内在统一的。 其次，要从立足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问题的发展经济学中寻找理论基础。相对于以生产函数为模型基础的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问题和领域更加多元、更加复杂和更加接近于中国现实。中国经济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中高速增长，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然而中国又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规模现居世界第二，虽然总体上人均收入水平不高，但在某些区域、某个产业、某种技术的比较优势方面，在全球竞争中具备了发达经济体的特征。那么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无论是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还是传统的工业化、城市化理论，如何为中国经济当前这个特殊阶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体系提供理论启示和支撑，这需要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结合现实问题进行整合，构建新的基于双循环体系的发展经济学模型。 最终的答案需要从高质量发展视域内寻找。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面对国内外大变局，坚定不移的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应对复杂局势的最好举措。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最优状态，它摆脱了对要素数量投入的过度依赖，更加依靠技术的创新和结构的优化；同时也摆脱了对外需的过度依赖，更加依靠国内需求的自我循环和“自我造血”能力。可以说，从过度依赖外需和投资的循环体系，向以国内消费需求为主的双循环体系转变，是发展经济体在后发展时代所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也是高质量发展理念所必然经历的模式转变。因此当前构建双循环经济体系，并不完全是对外部局势变化的应对，而是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的应有之义。所以在理论上，我们需要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积累的历史经验中去总结、去提纯，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寻找构建双循环体系所需要的智慧和自信。 二、当前经济向双循环体系转变的有利条件与主要问题 目前，中国经济增速经过二季度的恢复性增长开始转负为正，疫情防控与全面复工复产结合，在全球范围内率先走出了低谷，显示出大规模经济体所固有的韧劲和活力，为构建双循环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变化，从原有的经济循环体系向双循环体系转变，在客观上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和障碍。 （一）中国当前具备向双循环体系转变的有利条件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已经发展成为基础设施完善，工业门类齐全，市场规模庞大，消费结构合理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认为，当前向双循环经济体系转变已经具备了非常充足的有利条件，主要表现为四个层面： 第一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和规模已发展到新的阶段，具备向双循环体系转变的空间和回旋余地。经过四十多年的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已经从初级发展经济体迈入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经济总量、市场纵深，还是产业基础等都具备了实现双循环的有利条件。尤其是最近几年以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为主的产业升级，推动了新兴经济业态的繁荣，提高了经济的韧性和市场的活力。国内市场的深化，国内消费的持续增长，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普及和落实，都为双循环体系的构建创造了条件。 第二是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度已经大幅降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体系事实上已经在持续形成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对外需的依赖度的确越来越高，最高时外部需求超过20%，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一度达到33%。但是自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外需占比就持续下降，到2018年降到了15%。当然，由于美国曾经一度经济复苏强劲，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在2018年反弹到了24%。但是从总体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度是不断降低的。 内需和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比 资源来源：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 张启明《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 第三是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体系，是我国高质量发展模式中早就推动的一项长期举措，已经具备充足的战略基础和政策实施环境。如果深入理解“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内涵，就会发现与我国最近几年一直坚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已经具备了多年积累的政策制定和落实基础。事实上，中国近几年一直致力于产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加快自主创新，优先满足国内需求，持续构建广泛的内需市场，将完善的工业体系提升到新的层次，向工业4.0和制造业强国迈进，从去年开始又大力发展“新基建”，这些都为双循环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大的支撑。 第四是推进双循环体系建设是顺应国内外发展形势，特别是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后符合政治经济发展规律的一项战略举措。当前去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经济贸易秩序更加强调区域化、国家化，单纯依赖国际经贸体系循环的成本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推进双循环体系建设，可以主动创造“进可攻、退可守”的经济发展环境，避免陷入到被动应对的局面，掌握更多的经济发展主动权，这是顺应国内经济发展趋势、符合当前全球经济变化规律的战略举措。 （二）经济向双循环体系转变需要直面的几个问题 当前从原有的经济循环体系向双循环体系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也会出现一些问题，甚至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挑战。 第一是经济下滑环境下外需收缩造成的需求缺口问题。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相对去年同比回落7.5个百分点，其中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回落6.5个百分点，投资和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分别回落0.1和1.3个百分点。可见国内消费受到疫情影响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更大，外需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支撑作用。在构建双循环体系的过程中，虽然最终外需会逐渐转化为内需，但短期内外需收缩会进一步扩大需求缺口，拉低经济增长速度。更为严重的是，对外出口的市场主体主要是吸收就业能力比较强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外需向内需的转化过程中如何妥善推动中小民企转型，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第二是对外依赖较高的粮食、能源和重要产业链安全问题。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2019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额2300.7亿美元，同比增5.7%。自2008年起，我国人均粮食需求量和产量间的差距逐步扩大，粮食贸易逆差不断上升。尤其是大豆的对外依存度超过85%，过度依赖美国和巴西这两个国家。能源对外依存度最近十几年也逐年增大，2019年天然气进口9660万吨，对外依存度达43%；原油净进口量首次突破5亿吨大关，成品油净出口量首次突破5000万吨，对外依存度双破70%。另外，中国经济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产业链两头在外的现象，在重构产业链循环体系中，如何保障供应链不断裂和解决核心上游产品及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第三是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前所未有的复杂，制约双循环体系运行的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多。当前疫情冲击引发的经济下滑仍然还在修复过程中，虽然反弹和恢复势头比较强劲，但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去全球化浪潮汹涌，中美摩擦已经从经济贸易层面向其它层面升级，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恶劣。国际治理体系也出现了碎片化倾向，极端重商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等非理性情绪越来越浓厚，对正常的国际经贸环境已经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在这种局势下构建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体系，显然很可能面临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和挑战。 三、如何构建高质量的双循环经济体系：总体思路与关键环节 在高质量发展的视域内构建双循环体系，需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理念，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统筹调动“国内、国外两个积极性”。通过加快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解决国内循环体系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以实现更加健康、更加平衡的高质量发展。 （一）构建双循环体系的总体思路 第一是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打通内循环体系运转的制度性障碍。内循环体系的推进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整体方案为指南，加快推进要素市场体制机制改革工作。现只有解决了内循环体系运转的制度问题，才能为双循环体系的转变提供强大的制度支撑，否则内循环将会遭遇很多的障碍。从现实来看，国内的内循环体系在制度层面还存在很多的短板，首要的问题就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抓住双循环体系转变的主要矛盾，围绕内循环建立统一的内需市场，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主义，畅通各要素流动机制，鼓励和支持产业、资本、人才的良性循环。同时，要积极发挥财政、货币、税收和产业政策优势，解决的产能过剩问题，通过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新经济、新产业，培育新动能。而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则势在必行，以三年行动规划和路线图为主要方向，激活国有企业创新动能，支持有科技创新实力和广阔市场前景的民营企业、民营资本参与到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促进各类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二是加快推进区域协同战略和城乡融合战略落地，搭建统一开放的内需市场。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为代表的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是搭建统一开放市场的重要战略举措。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格局，政策、市场和资本等区域分化严重，未能建立起比较统一开放的内需市场。内循环为主体的经济模式需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可以认为，打通内循环的重要路径是促进区域协同和城乡融合，应加快资本、金融和产业的协同效应，实现各地区生产力优势互补，以空间结构优化弥补周期性因素的持续困扰，激发区域板块内生性增长的巨大潜力。改善广大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生产投资环境，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农产品市场、消费市场，释放农村地区的消费潜力，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三是加速推进对外开放政策的完善和落实，推动实现内循环与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以内循环为主体绝不是搞“闭关锁国”，而是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欢迎国外投资者和跨国企业进驻中国市场，落实各项对外开放措施，真正塑造一个自由、开放和潜力无限的市场经济环境。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外循环的体制机制存在很多的束缚，对外开放的领域并不多，存在一些不必要的限制性规则。毫无疑问，中国是全球化的贡献者、建设者和受益者。目前的外部环境逐步恶化，贸易保护主义泛滥，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左右了全球经济。加速推动对外开放，就是为了打破外部势力“逆全球化”的风潮，以维护全球化的利益格局，真正实现内外循环互动的运行。未来需要在资本市场、金融业开放、外商投资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给予高度重视，吸引更多的外资，加大对中国市场的布局。 （二）从供需两侧看当前构建双循环体系中的关键环节 从供给侧来看，在构建双循环体系的过程中，首先要保证经济运行中的粮食、能源等重要物资的供给保障问题。将扩大粮食生产，提高重要农产品自给率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加快推进现代农业体系建设，鼓励发展新兴农业科技企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加强国家粮食储备管理，健全科学有效的粮食库存管理体制。强化能源安全意识，推动能源体制改革，加快新能源技术研发，稳固能源贸易通道，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逐步降低重要能源的对外依赖度。 其次，提高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力度，从产业链安全的角度解决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在基础研发方面，利用新型举国体制从过去的引进、模仿转变到自主寻求突破与创新。当前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信息产业的关键技术和材料，仍然由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掌握。在构建双循环体系过程中，需要认真谋划对国内产业链产生关键影响的核心技术中国该如何参与，是否掌控前端研究资源并掌握话语权，科技工作者能否从以模仿式科研为主转向以敢于试错的原创性科研为主，中国的“孵化器”体系是否更支持核心技术的产业化，这些都将影响双循环体系中的产业链安全问题。 第三，在双循环体系的框架内重新审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从供给侧推动更加有利于匹配新型工业化需求的城市化。改革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消除阻碍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性因素，降低要素循环体系的摩擦和阻力。寻找区域发展新增长极和动力源，培育大都市圈、城市群发展带来区域增长新热点，优化区域布局并拉动内循环。 第四，增强市场主体和基层经济的活力，提高双循环经济的韧性。更好的运用定向和专项刺激方案，及时纾困中小企业。鼓励中小企业加快技术升级和模式创新，通过改善供应链体系，提高现金流管理能力，加快存货和资金周转率，提高基层经济生态的活跃度，推动内循环体系良性运转。 第五，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技术升级扩大中高端供给，改变中低端生产过剩，中高端供给不足的局面。着重补芯片和软件产业的短板，实现自主可控并形成比较优势。同时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在总体上形成有利于双循环体系的弹性供给结构。 从需求侧来看，为了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首先需要积极应对短期内由于外部环境变化造成的外需低迷问题。由于国际环境的不稳定，地缘政治经济矛盾加深叠加海外疫情的扰动，外需收缩且短期恢复压力很大。从短期应对举措看，出口转内销和外需转内需相辅相成，既是帮扶外贸企业破解内销难题，也是促进外贸就业基本稳定的应急之举，长期将有助于灵活性融通内外贸和促进双循环。其次为了形成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循环体系，需要采取相应的举措将外需转化为内需，主要措施包括： 第一，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中国旅客海外消费特征，有序引导国内相关行业提供的与之匹配的高质量商品。中国出境游渗透率虽然仅有11%，但却贡献了1800亿免税消费额，包括医疗、留学在内的整体消费甚至超过了1万亿元，占全球比例超过50%。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中国消费者对品牌、品类和质量的要求都逐渐提高。在促消费政策的鼓励下，中国免税行业的大力推进将成为促进内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海南离岛免税市场为代表的刺激消费回流机制，引导并激发了市场活跃度和需求热情。三亚国际免税城自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和7月1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政策》颁布后，免税销售金额和购物旅客分别较去年增长234.19%和42.71%，分别达到22.19亿元和28.10万人次，不仅成功引领了千亿海外消费回流，而且推动了相关投融资体系开启新一轮局部内循环，同时刺激了旅游消费相关的产品制造。 第二，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和新经济，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形成国内大循环下的需求新格局。在电商蓬勃发展和数字化渗透全行业的背景下，全渠道消费已成为趋势。今年1—6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51501亿元，同比增长7.3%。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4.3%，成为当前稳定消费进而稳定经济的重要力量。而非实物商品中，健康教育文娱类消费成为新热点。2019年，中国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增速达到16.1%，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增速为6.7%，其中旅游和电影票房收入增速显著。通过数据可以发现，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在疫情期间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显著增加，尤其是对服务类需求的增加显著。因此，加速完善内循环的方式之一就是构建全渠道市场空间，满足消费者不断迭代的购物体验。 第三，深耕消费新模式，满足消费结构的升级。在日常生活消费中，促进便利化和品质化，同时提升智能化渗透率。比如O2O平台由于无接触配送的特点和及时到货的便利性，深受消费者追捧，消费者更愿意为速度和便利性买单。另外，抖音、直播平台等的兴起也暗示了消费者更加注重消费内容和消费方式背后的社交意义，消费从个人行为向社群传播。消费方式的转变、消费结构的升级，其意义不仅在于自身从弱到强的提质增效，更在于它的价值是为“百业赋能”，能够对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发挥“乘数效应”，促进更多从有到优的升级，形成良性循环、稳步推进。 第四，正确处理好房地产与内部需求之间的关系，沿着消费升级的思路发展“新刚需”。家庭结构的变化，收入水平的提高提升了改善性住房的需求，线上教育和社交娱乐的兴起激发了电子产品的需求，商住两用空间增加了家电和家具的多样化需求，生活品质和审美标准的提高增加了宠物市场和美容护理的需求等等，这些需求都是在房地产存量市场上激发的“新刚需”。同时坚持“房主不炒”的政策主基调，防止房地产价格的过度上涨，将居民可支配收入从住房支付负担中解放出来增加日常和其它耐用品及文娱消费。 最后，要引导高质量的国内投资需求，重点在新基建和技术密集型的资本支出投资层面发力，为双循环体系的高效运行提供基础支撑。在双循环体系中，投资依然是推动经济循环和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投资的领域和方向应该有很大的不同，从过去以地方政府主导的传统城市基础设施，向5G基站、特高压、城际高铁和新型城市轨道交通等新型基础设施转变。新基建投资一方面创造激发了国内需求，另一方面也为数字经济时代贯彻高质量发展理念提供了基础设施保障。而在企业投资层面，通过减税、补贴等措施引导企业加速传统设备折旧，扩大技术和设备升级改造方面的资本支出，通过企业微观层面的技术密集型资本投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为双循环体系的运行提供更有效率的新动能。 综上，坚持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基本理念不动摇，通过供给侧的创新创造新需求，需求侧的升级带动新供给，供需两侧在双循环体系下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闭环。伴随完善的基础设施在推动经济循环中的基础支撑和科技革命的溢出效应，中国经济依靠庞大、多元、富有纵深和广度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将逐步建立起具有充足的条件构建高质量、可持续的双循环经济体系。
摘要 【水皮：指数或以一种水漫金山方式漫过3458点】指数有可能又会以一种水漫金山的方式，慢慢地漫过了3458点，不知不觉就过去了，盘面现在这种特征是比较明显的。(华夏时报)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就是周二市场最好的写照。 周二上证指数在3450点附近走得是不慌不忙、不急不躁、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盘中最高点到了3456点，距离前高就差2个点。但是也无所谓，该回落依然是回落，该震荡依然是震荡。 相比之下，深成指有点冲高回落的态势，不管是深成指，还是创业板，水皮觉得恐怕都是内在的板块资金轮动的需求。我们看到周一上涨的大金融，周二都出现调整的格局。而周期类的股票取而代之，包括“喝酒吃药”板块周二也相对强势。钢铁、水泥、煤炭这种周期性的股票周二的涨幅也是靠前。 总体上讲，资金在不同的板块中有所轮换，但是从北向资金的走势来看，流入上证指数的资金比过去要多，也预示着一定程度上，市场炒作或者投资的重心会像低估值的股票移动。当然这种移动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所以周一领涨的板块周二就在调整的最后。过去还没有上涨的板块出现了补涨，但是水皮觉得题材股会有持续一段时间的回落。 从周二的成交量上来看，依然又回到了1.1万亿左右，基本上跟过去保持了一致。个股上涨的稍微多一点，但是也没有特别的突出。整个市场相对稳定，人心也是稳定的，可以看出正在控制运营的节奏。 水皮刚才说的“粮”指的其实就是钱，俗话说“钱粮不分家”，钱实际上就是流动性。说到流动性我们必须注意到，昨天市场大涨诱发就7000亿MLF中期借贷便利的续作。换句话来讲，7000亿的中期借贷便利没有收回。这个是导火索，跟7月初再贷款，再贴现利率下调引发了大金融暴动的道理是一样的。 国务院会议对于流动性的表述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同时又重新提出放水养鱼的概念。这就意味着前期投入市场的流动性，如果没有再增加，至少也不会收紧或者收回。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大家对流动性收紧的担心。因为有些专家，学者察言观色，觉得央行可能会收紧流动性。所以市场后面进一步的运营就会比较困难。但现在看来，国务院会议现在传递出来的信息依然要把前期的政策落实到位，不存在流动性收紧的问题。应该讲是市场吃了一颗定心丸。 接下来就看不同的板块之间能走多远，水皮相信，能走多远跟板块现在的估值是有一定关系的。当然不同板块之间，包括板块里个股表现也有先涨的，有后涨的；有涨得多的，也有涨得少的。比如说周二保险股里面，中国人寿依然是拉红的，当然是跟消息面有传闻的因素有关，其他保险板块都是偏绿的。 银行板块里面也有些个股，像前期涨停的个股，周二依然是翻红的。但大多数个股开始回落，券商板块也是这样。中信证券是红的，但是中信建投包括其他的一些活跃券商周二调整幅度比较大，实际上这种调整水皮觉得是一个有序的调整，很难能够引起市场恐慌，仅仅起到一个清理浮码，交换筹码，提高持股成本的作用。换句话讲就是水涨船高。 指数有可能又会以一种水漫金山的方式，慢慢地漫过了3458点，不知不觉就过去了，盘面现在这种特征是比较明显的。 一句话点评：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养老保险省级统筹艰难曲折30年 众所周知，我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是1951年建立的，其基本依据是1951年2月政务院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后来在1958年和1978年先后作过两次修改。20世纪80年代，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将退休费用“企业统筹”改为“社会统筹”，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支付一直仍由国家和企业完全包揽，不用职工缴费。直至1991年，我国现代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正式拉开序幕。 一、1999年号称实现省级统筹，其实只是建立省级调剂制度 1991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该文件首次提出了养老保险“三支柱”的理念，并第一次提出了养老保险“三方负担”原则：“改变养老保险完全由国家、企业包下来的办法，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职工个人也要缴纳一定的费用”；该文件首次提出了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目标：“尚未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筹的地区，要积极创造条件，由目前的市、县统筹逐步过渡到省级统筹”。此外，该文件还首次明确规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只能存款或购买国债。 不过，当时提出的“省级统筹”，是指在全省范围内、从制度规范上“统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与支付标准，其实质仍是县（市）统筹，由县（市）统收统支，它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养老保险基金的“全省统收统支”。当时，“省级统筹”这一特定概念一直沿用至1998年。 1995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该通知首次明确提出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及“统账结合”的模式：到本世纪末，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适用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养老保险体系。基本养老保险应逐步做到对各类企业和劳动者统一制度、统一标准、统一管理和统一调剂使用基金。同时，其“附件”还指出：社会统筹基金发生困难时，由同级财政予以支持，首次明确财政对基础养老金支付承担兜底责任。 1997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文），这标志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改革试点结束，并开始进入全国统一推广阶段。该文件首次提出了基本养老保险的原则是“只能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并再次强调了构建“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的政策理念：要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与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发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同时发挥商业保险的补充作用。这是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首次明确“定位”，它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基本养老保险不是充分保障，而是“底线保障”，因此，我们必须构建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此外，该文件再次强调了省级统筹的工作目标：要逐步由县级统筹向省或省授权的地区统筹过渡。待全国基本实现省级统筹后，原经国务院批准由有关部门和单位组织统筹的企业，参加所在地区的社会统筹。 1998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和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这是第一个专门规范“省级统筹”的国务院部委文件。该文件明确提出：在1998年底以前，各省要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调剂机制，保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省、区、市范围内调剂使用；对发放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确有困难的地区，1998年中央财政给予适当支持。到2000年，在省内要基本实现统一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比例，统一管理和调度使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实行省级垂直管理。 很显然，该文件提出的“省级统筹”概念比1991年又有了新含义：只要建立省级调剂制度，就算是“省级统筹”。正因如此，在《1999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劳社部第一次宣称：1999年底，全国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现了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或建立了省级调剂金制度。次年又宣称：2000年底，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外）均实行了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或建立了省级调剂金制度。从2002年开始的各年统计公报中，又删除了这一表述。 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进一步加强省级基金预算管理，明确省、市、县各级人民政府的责任，建立健全省级基金调剂制度，加大基金调剂力度。在完善市级统筹的基础上，尽快提高统筹层次，实现省级统筹。这里的“省级统筹”表述，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二、2009年号称实现省级统筹，却只是名义上的“六统一” 2007年1月，劳社部发布《关于推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有关问题的通知》，这是第二个专门规范“省级统筹”的国务院部委文件。该文件进一步明确省级统筹工作的重点：尚未实现省级统筹的地区，要统一缴费基数和比例，规范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统一养老保险数据库和业务流程，为实现省级统筹创造条件；要明确确保基本养老金发放的责任，健全省、市、县三级基金缺口分担机制；完善全省基金收支预算管理制度，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逐步实现在全省范围内统一调度和使用基金；推进和规范市级统筹，积极创造条件，向省级统筹过渡；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实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垂直管理。 在该文件的附件中，首次提出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标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六统一”标准。其中第四项，也就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使用的统一，它表述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省级统一调度使用，实行统收统支，由省级直接管理”。不过，很可惜，它只是强调了“省级统一调度”，却淡化了“全省统收统支”，它甚至提出了一个“省级统筹”的妥协方案：“现阶段也可采取省级统一核算、省和地（市）两级调剂，结余基金由省级授权地（市）、县管理的方式，其中，中央财政、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和上解的调剂金由省级统一调剂使用”。很显然，这是一个妥协、降级版的省级统筹，其实质仍是强调省级调剂。 正是根据这一“妥协版”省级统筹的制度安排，在《2009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这是继劳社部1999年首次宣布全国实行了省级统筹后，人社部再次宣称全国实行了省级统筹：“截止2009年底，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建立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这一表述后来一直出现在各年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直至2015年才删除这一表述。实际上，这里所说的“省级统筹”，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其实，它仍指省级调剂制度的设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全省统收统支”，这一模糊概念一直沿用至2017年。 事实上，自1997年我国全面推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制度扩面”一直是建立在县（市）统筹的基础上，并由县（市）一级政府分散承担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付的压力，而省级政府只是借用全省调剂机制在各县（市）之间进行余缺平衡。然而，如果一旦真正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省统收统支，则意味着养老保险的兜底责任就会转移并压实到省级财政身上，而县（市）政府就可以抽身出来，并可以不再承担财政补贴的直接责任，因此，省级政府对“省级统筹”既有财政压力，也有心理负担，当然就会缺乏积极性，这正是“省级统筹”推进如此缓慢而艰难的真正原因。 1997年底，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不足500亿元。自1998年起，各级政府就开始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进行财政补贴。2003年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530亿元，占当年基金收入的14.4%；在各级财政补贴中，中央财政补贴约占九成，达474.3亿元。2006年各级财政补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971亿元，其中，中央与地方财政预算安排分担比例大约为8：2。 2015年各级财政补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4716亿元，占当年基金收入的比重提高至16.07%；2016年各级财政补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6511亿元，占当年基金收入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至18.57%；2017年各级财政补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8004亿元，占当年基金收入的比重为18.48%。 由此可见，在过去20年间（1997-2017），征缴收入占当年基金收入的比重不断降低，而各级财政补贴占当年基金收入的比重却在不断升高。这表明财政补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压力正在不断上升。 即便如此，在计入各级财政补贴后，2014年全国仍有3个省份出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年收不抵支的“养老金缺口”现象；2016年这一现象扩展至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湖北、青海等7个省份，而且黑龙江首次出现基金“穿底”，账面赤字高达200多亿元；2017年全国共有10多个省份出现了当年收不抵支的情形。 三、2017年首次明确真正的省级统筹：本质是全省统收统支 2017年9月，人社部、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的通知》，这是第三个专门规范“省级统筹”的国务院部委文件。该文件首次明确了省级统筹的实质是“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统收统支”，文件明确指出：各地要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缴费政策、待遇政策、基金使用、基金预算和经办管理实现“六统一”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实现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统收统支。很显然，这是人社部第一次准确地将省级统筹的实质理解为“全省统收统支”，这才是省级统筹的正确表达。按此标准，此前仅有北京、上海、天津、陕西和福建等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省级统筹。 人社部在这一文件中首次承认，目前我国大多数省份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尚未实现“省级统筹”，甚至还有一些省份就连费率都没有统一，何来全省统收统支？因此，在该文件中人社部首次提出要制定过渡措施，最迟2020年实现全省费率统一；在确定个人缴费上下限基数等参数时，目前尚未使用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要制定过渡措施，尽快实现统一；要明确省、地（市）、县各级政府的责任，进一步强化基金收支管理，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省内基金缺口分担机制。这才是“省级统筹”的完整内涵。 也就是说，直至2017年，人社部才开始真正将基本养老保险的工作重心从“制度扩面”转向“省级统筹”。此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扩面”工作，主要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扩面”，以及2009年增设“新农保”，2011年增设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2015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并轨”改革，2015年8月，国务院发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这标志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只能存款或购买国债的历史终结。 尤其自2015年下半年国务院开启“社保降费”新政以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支平衡压力进一步增大。2016年全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统一从20%下调至19%；2019年全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再次大幅下降至16%。据人社部统计，截止2019年底，五年来社会保险减费累计近万亿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减费占大头。2019年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增速首次跌破10%，比上年同期仅增长了3.4%，这无疑会直接加大养老金收支平衡压力及财政补贴压力。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人社部、财政部及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单位缴费减免政策实施期限：全国所有中小微企业缴费“豁免期”为2020年2月至12月（共11个月）；湖北省大中型企业缴费豁免期为2月至6月（共5个月）；湖北以外各省的大型企业减半缴费“优惠期”为2020年2月至6月（共5个月）。很显然，阶段性减免单位缴费将可能导致2020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严重“减收”，各级财政补贴的规模也会倍增放大。据人社部统计，2020年仅第一季度，企业养老保险减免缴费高达2184亿元。 事实上，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除了上述基金“减收”及财政补贴压力外，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地区间抚养比差距扩大，省际之间基金不平衡的问题日益严重。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主要集中在广东、北京、江苏、浙江、上海等发达地区，而东北及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份养老保险基金结余相对较少，基金运行面临较大压力。省际之间基金不平衡问题靠省级统筹已难以解决，需要进一步提高统筹层次，并在全国范围互助共济、调剂余缺。 正因如此，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很显然，这里的“尽快”二字充分表明：实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四、2020年底全省统收统支能否真正实现？ 为配套推进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改革，2017年11月9日国务院发布《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要求整个国资划转工作将在2020年底前基本完成，并以此偿还“视同缴费”的转制成本及历史欠账。很显然，这是实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重要物质基础。 由于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尚未实现省级统筹，因此，有必要建立中央调剂制度，加快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省级统筹”。2018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自2018年7月1日起实施。在该通知答记者问环节，人社部明确提出：我国将加快完善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推进养老保险基金统收统支工作，2020年要全面实现省级统筹，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打好基础。 由此可见，2020年底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它要求在2020年底前全面实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并全面完成国资划转充实社保基金的工作。这将为2021年开始切换至“全国统筹”奠定重要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准备。大家猜一猜：即便在2020年底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完全实现了省级统筹，那么，最终正式切换至全国统筹模式还需要多久？ 在人社部2020年第一季度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介绍，截止2020年第一季度末，已有20个省份实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筹（全省统收统支）。 实际上，在2017年9月前，已有北京、上海、天津、陕西、福建、广东宣称实行了真正意义上的省级统筹（全省统收统支）。2017年9月至2020年3月底，江苏、贵州、湖南、宁夏、黑龙江、河北、安徽、广西、山西、山东、吉林、辽宁、甘肃等省市先后宣布正式开始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省级统筹（全省统收统支）。 但令人费解的是，广东宣称的全省统收统支方案却只是“地级市统筹”，而江苏则保守地宣称要到2022年1月1日才能实行真正意义的省级统筹，这两省却都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最多的省份。这足以表明省政府对“省级统筹”的积极性并不高，你知道原因吗？ 2017年6月30日广东省政府发布《广东省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实施方案》，其实质是“市级统筹”，其主要文件依据是：从2017年7月1日起，广东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全省范围内统一调度和使用，实行统一核算、分级存放、等比调拨。所谓“分级存放”，它的解释是由市级政府统收统支，而不是全省统收统支。更何况，广东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仍不统一，广东人社厅要求自2019年5月1日起，凡单位缴费比例为13%的市，在2020年底前将单位缴费比例调整为14%，而此时全国统一单位缴费标准却是16%。 此外，2020年6月2日，江苏省政府发布《省政府关于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的意见》，却提出从2021年1月1日起，各级税务部门当期征收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作为省级收入直接解缴同级国库，并由省统一管理和调度使用累计结余基金；苏州工业园区在2022年1月1日前逐步过渡到执行全省统一的单位缴费比例，统一全省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标准。很显然，江苏实行省级统筹时间已远落后于人社部的统一要求。
谁也没想到这个周末特斯拉和拼多多火了，不过这个火的让人有些莫名其妙，本来一家造车巨头，一家互联网电商新秀，两者之间业务相差巨大，但是谁也没想到就是他们两个却陷入了一场全面的大讨论，本次事件到底怎么回事？都说支持消费者维权，到底谁错谁对？ 一、特斯拉VS拼多多？ 7月21日，连锁汽车销售平台宜买车在拼多多上推出了特斯拉Model 3的万人团购活动，团购价25.18万元，而同款车型官方指导价补贴后的售价则为27.155万元，团购价格比官方售价便宜了近2万元。与此同时，活动也惨遭特斯拉“打脸”，特斯拉火速发布声明称，并未与宜买车或拼多多就该团购活动有任何合作，也未与上述两方有任何形式的委托销售服务，亦未就此次团购活动向上述两方销售过任何本司生产车辆。针对特斯拉的声明，平台方拼多多也曾回应，车辆是正品，补贴也是真的。售卖车辆的商家客服也作出回复，称保证售卖车辆为正品。 8月14日下午，特斯拉称，已拒绝向拼多多“限时秒杀”频道团购车主交付Model 3，并声称这批消费者涉嫌违反了特斯拉“禁止转卖”条款。特斯拉会依据合同违约条款单方面取消此订单。“特斯拉中国曾在多个渠道公开明确表示，特斯拉官方网站为新车唯一正规购买渠道，且从未委托其他平台或商家进行销售活动。”特斯拉方面强调，在特斯拉与客户签署的购车协议中也有明示，任何涉及转卖的订单，公司有权单方面解除协议。特斯拉已经认定拼多多的团购构成转卖，并且表示支持消费者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并为客户维权提供必须的支持。 8月14日晚间，拼多多方面也对此事进行了回应，拼多多“秒拼”事业群工作人员乐福表示，从这名消费者处已证实，该车辆系消费者本人与特斯拉签了订购协议，消费者本人自用且无任何转卖意愿和意图，其购车用车也并未有任何“恶意”。乐福表示，对于特斯拉拒绝履行与消费者订立的合同，作为“补贴”方的一名行业工作者，对此表示遗憾，支持消费者依法维权，并将积极落实车辆交付工作。乐福表示，招牌大了，不应豪横，店大了，不应欺客；手握先进技术，更应心态平和，积极善待消费者信任。根据8月16日最新的消息，特斯拉此次团购的上海消费者已经发货，但是武汉消费者却被取消了订单。 在这场讨论战中很多人都会是一脸懵圈，都说要支持消费者维权。那么，到底是谁的错呢？ 二、罗生门背后到底谁对谁错？ 面对这次特斯拉和拼多多的罗生门，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有些疑惑，不过我们也可以从更加理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和看待，从而梳理出一条可能更容易让大家接受的逻辑线来，从而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特斯拉的行为可以理解但有些过于蛮横。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巨头，特斯拉如今已经成为了超越丰田的市值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所以对于特斯拉来说，维系自己的产品及市场体系无疑是维护自己第一汽车巨头尊严的一种存在，关于汽车的定价问题，可能并不是像大家去市场上买个萝卜买个白菜那么简单，汽车作为一种大额耐用消费品，实际上是根据供给需求情况、市场竞争情况、市场影响力因素、消费者接受程度等多方面进行定价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产品的价格往往都是会需要经过精心的计算来得出，虽然特斯拉相比于传统汽车的价格已经算是足够变化多端的了，自从进入中国以来经历了多轮的涨价降价，但是其本身的定价逻辑还是相对明确的。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平台或经销商跳出来说自己愿意用更低的价格来销售，作为特斯拉来说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价格体系，所以这个时候对于这样的经销体系来进行反制就很正常了，但是特斯拉并没有给经销商做什么，而是直接取消了消费者的订单，这就让人有一种是不是太蛮横的感觉了。 其次，拼多多低价销售特斯拉到底有没有错？ 我们看到这件事的商业逻辑并不是大家理解的说，拼多多把特斯拉的车买下来再到自己的平台上去售卖，如果是这样那倒是真正的转卖行为，但是拼多多所采用方式并不是这样，无论是宜买车还是拼多多，也确实没有在此团购活动中购买特斯拉的车辆，从始至终都是消费者与特斯拉签订合同。 据了解，标准的逻辑是：拼多多定向补贴消费者特斯拉购车款——消费者前往特斯拉官网下单支付定金——在支付尾款环节，由拼多多和宜买车代消费者付款——消费者取车。纠纷发生在最后两个环节，特斯拉得知了该笔订单由拼多多或平台商家代付后，拒绝为消费者交付。那么，这个逻辑就有直接的交易逻辑变成了一套支付逻辑，在整个支付链条上我们看到了几个参与方：厂商（特斯拉），消费者（购车人），代付者（拼多多或宜买车）。 那么，从这个逻辑出发我们就能够发现问题到底出在哪了，一般情况下，是消费者直接找特斯拉买车，就是消费者直接付款给特斯拉；现在还是消费者找特斯拉买车，由消费者和拼多多一起把钱付给特斯拉，那么这笔订单有毛病吗？其实真的没毛病，特斯拉收到了自己的所有车款，并没有少一分钱，自己的价格体系也没有带来任何的变化，只是和定价差的钱由另一个人帮忙买单了而已，而消费者因为有了拼多多的团购省了钱，这也没有任何的毛病。 其实，类似的商业模式在汽车销售中非常常见，最简单的就是大家常见汽车贷款销售模式，在汽车贷款销售模式中就是消费者找汽车厂商支付了定金，然后申请了一笔汽车信贷，然后由消费者和银行共同支付了车款，只是消费者和银行之间形成了一笔借款交易，未来消费者要还钱给银行。与此类似，一起帮忙付钱的可以是银行、汽车金融公司、租赁金融公司，其实也可以是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其他熟人。 从支付路由的角度来看，特斯拉获得了全部的款项，而且这笔款项也是消费者所支付的，至于消费者的支付通道用的是现金、支付宝、微信支付或者银行卡和特斯拉有什么关系呢？好像并没有什么关系，就像一家子买车，老婆付了定金后来发现自己的钱没带够，找了自己老公过来把尾款交了，那有问题吗？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这也不存在特斯拉强调的转卖问题，除非购车款给特斯拉的钱没付全，特斯拉有权利不交车，人家钱都付全了，为什么拒绝交车呢？ 其实，特斯拉最大的问题就是其看不惯拼多多所采用的补贴模式让其对市场的价格话语权受到了影响，只是这样的影响可以是一家汽车厂商该向消费者撒气的理由吗？特斯拉的品牌调性一直是逼格、极致，只是这么强硬的做法真的合适吗？
随着全球加速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转型，商业竞争环境随之急速变化，商业创新成为企业能否跟随时代潮流的关键。 商业创新，指的是通过新技术应用推动企业进行新的价值创造。商业创新的驱动力主要来源有两类：一类是科学技术突破，另一类是商业模式的变革。 科学技术的突破往往带来相关新技术应用的产生，带动了新商业模式的出现。 比如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5G应用成为可能，让我们真正步入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人们的生活也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智能家居、健康管理到工业互联网、智能物流等，全新的5G商业机会不断涌现。 又比如人工智能在深度学习算法理论上的突破，大幅减低人工智能的使用成本的同时又极大的提升了人工智能的产出效率。因此我们在生活中处处可见人工智能的身影，从自动驾驶，到虚拟客服，从语音输入到智能投顾，催生了全新的商业模式。 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需要基础科学的突破。但是基础科学突破的难度前所未有，近百年人类历史没有出现任何重大颠覆性理论，所有的实用技术都在吃百年“老本”。 比如航天工业发展已经能让卫星导航精确到厘米，把人类送上月球，但其科学理论基础，依然是100年前的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如果要更加精确到毫米或微米，或者要把人类送出太阳系，目前还不太现实。 又比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的运行核心——芯片，其科学理论基础依然是上世纪的量子力学。想要大幅提升芯片能力，比如芯片再缩小到3纳米水平，就会出现电子热运动剧烈干扰，无法实现计算功能。 可见，由于基础科学发展缓慢，靠科学技术突破带动商业创新，这一路径漫漫修远。于是我们把目光，转向商业创新的另一个驱动力来源: 商业模式的变革。 商业模式创新，从本质上说，就是新技术和商业的融合。由于路径依赖，企业在开展新技术和商业融合的时候，往往习惯于在已有领域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然而，随着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普及， 跨境融合已经成为一股重要的商业创新力量。 最近特斯拉在国内成立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准备跨界金融卖保险，引发热议。其实特斯拉早就涉足保险业务，2016年特斯拉就在澳大利亚和香港启动了InsureMyTesla计划， 2019年特斯拉保险公司在美国加州上线。特斯拉为什么大张旗鼓进军保险业？因为特斯拉对自己的车辆安全性充满信心，再加上能掌握所有车的驾驶数据，跨界保险既能大幅降低保费，还能赚取不菲的保险利润。 如果说特斯拉卖保险， 是马斯克在商业模式上的跨界，是抢别人的地盘。那么马斯克另一家成功公司SpaceX的商业模式创新，则是主动吸收融合其他行业的成功模式。 上个月，SpaceX首次用商业发射，把两个美国宇航员送上天，随后立刻开放了网购共享火箭发射服务，把高精尖且昂贵的火箭发射上天业务做到跟滴滴拼车一样方便，跟淘宝网购一样便宜，而且还能分期付款，造成巨大轰动。排队“海淘”共享火箭发射的客户，络绎不绝。 又比如最近准备上市的蚂蚁集团。作为全球最有价值的未上市独角兽，蚂蚁金服这次上市估值为2000亿美元，将成为2020年全球最大规模的IPO。但是在20年前，蚂蚁集团只有支付宝业务，只是一家为了解决电商买卖而创立的默默无闻的第三方支付公司。随着蚂蚁集团不断跨界金融， 推出余额宝，花呗，芝麻信用，网商银行和蚂蚁金融云等创新商业模式，已当之无愧成为全球金融科技行业的领头羊， 亦成为科技跨界金融的完美典范。 科技公司跨界降维打击传统行业的案例屡见不鲜：优步Uber， 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服务公司，却没有一辆车。脸书，世界上最大的媒体公司，却从来不自己产生内容。Airbnb， 世界上最大的住宿服务公司却连一个酒店都没有。 这些跨界商业模式的成功，值得探讨和学习。这些公司的背景不是那些传统商业模式下的企业，甚至连创始人一开始都不具备相关行业背景，但却在行业取得巨大成功，甚至颠覆了该行业。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以数据为核心，以互联网为工具，去更好的服务客户。 当然，跨界商业创新，是有前提条件的。 首先，跨界的行业要逐渐达到一定的数字化标准。行业内许多原本需要通过实体交互的环节，都需要逐渐数字化，互联网化和移动化，这才能给创新公司提供大展拳脚的舞台。 其次，人才的多样化。商业模式的落实，最终都需要优秀的人才去执行。过去，我们强调术业有专攻，那是因为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知识总量迅速扩大，为了解决庞大的知识负担，于是采用了“分科治学”的方式，即划分学科领域。现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式增长以及信息传播高速便捷，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动或被动的进行跨界知识储备。如今，社会越来越强调跨界的技能， 通才胜于专才，因为不同领域的思维碰撞，能产生更亮的火花。 跨界融合已经成为了未来的一个必然趋势，它深刻地重塑了这个时代，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必然成为未来商业创新的重要力量。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