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让市场看到了“转向”的信号。 在隔夜回购利率不断上行之际，今天公开市场操作还回笼了700多亿。永煤违约后，为了对冲信用风险压力，货币政策一度转向宽松，隔夜回购压到1%以内。 但从今年1月以来，资金面就开始有些变化了，资金利率没有继续下行。上周公开市场操作还是投放的，让市场一度以为央行还是会维持资金面稳定的。但到了这周，画风突变，周一、周二在公开市场操作连续到期量偏大的时候，央行也没有投放足额的流动性，持续净回笼，近几个交易日隔夜回购利率升到了2.5%以上，尤其是今天，非银借钱下午有的都借到了7%以上。 再加上上午马骏的讨论，让市场又产生了货币政策转向的预期。前几个交易日，资金紧的时候，短债还是比较强的，没有跟随下跌，市场收益率曲线是走平的。可见，债券市场当时预期的是资金紧不会是常态。但事实是，这周在资金利率还在往上走的时候，公开市场操作持续净回笼，终于成了压垮债券市场的稻草。 那么，为什么近期资金面会收紧呢？首先，1月中下旬是传统的缴税时点，财政存款上缴会回笼流动性。其次，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释放出不希望继续宽松的意图，公开市场操作就投放几十亿，即使本周大规模流动性到期，央行也没有改变几十亿的公开市场操作投放。再次，1月的信贷投放高增长也导致了资金面紧张。最后，股票公募持续天量发行，T+0的理财产品出现了赎回，这也导致了资金面的紧张和短债的抛压。 有意思的是，股票市场也出现了明显调整，尤其是之前被市场热议的“抱团股”。其实机构投资者心里也清楚，现在“抱团股”的估值是偏高的，之所以不断强化抱团的趋势，一方面是因为基金发行确实比较好，还有一点也是因为看不到什么明显利空。经济数据是空窗期，而且经济复苏预期也没太受疫情反复影响。货币政策之前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总体还是中性偏宽松的基调。 但今天的货币政策定调还是让市场紧张了。高估值一定要高确定性支撑，估值越高，市场的内心戏就越丰富，一旦有了不确定性，有了风吹草动，就会迅速下跌，放大市场波动。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短期可能是不希望信贷投放过快，也不希望出现资金过快流向资本市场导致泡沫化等问题，更不愿意看到一线城市的楼市处于不理性上涨的状态，所以控制了一下公众和市场对货币政策的预期。 那么，问题来了，牛市结束了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梳理一下这轮牛市的启动逻辑。 不得不承认2021年以来，市场看上去表现得是不错的，各类指数都创下近几年新高。但也只是看上去表现不错，在指数上涨的同时，赚钱效应却仅体现在少数板块和少数标的上，大多数股票不仅没能让投资者赚到钱，今年以来在指数创新高的同时还是下跌的。有意思的是，经常能发现指数涨的时候，个股跌得都比较多，当指数调整的时候，个股反而还能涨一涨。 总结一下从去年以来到现在涨得比较好的板块和标的，可以发现赚钱的机会多集中在以下几个赛道： 第一个是符合经济长期转型方向的，尤其是符合低碳、绿色、高质量发展转型要求的新能源汽车以及新能源汽车配套的产业链，光伏以及光伏相关的设备等，这些领域很明显能够享受政策支持溢价。 第二个是具有确定性溢价和抗通胀属性的板块，比如高端白酒，兼具确定性溢价和抗通胀属性；比如一些食品饮料标的，现金流好，有护城河，商业模式简单，有确定性溢价；再比如全球经济主动补库存预期和产能供给不足的中上游行业，价格涨得比较多，像化工、纺织、有色等。 第三个是中国制造业升级，全球货币供给扩容，需求端大幅好转叠加产能恢复不足导致中国出口订单持续超预期，供需关系错配要求制造业企业得提高生产率或者扩大产能来应对，再加上金融对制造业企业长期融资支持，高端制造业板块也不错。 而且在制造业里还有进口替代的逻辑，一些核心零部件在欧美停产的时候，可能需要本土厂商发力了，长期来看也需要进口替代保证产业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这里面也包括不少军工上市公司，在进口替代和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市场都给了较高的溢价。 第四个是医药板块。长期全球人口老龄化、短期疫情检测和疫苗研发等因素推动的医药创新产业链。 第五个是低估值的板块。目前看，低估值板块的投资机遇主要出现在了港股，同一标的AH股溢价走阔，估值偏低，还有些优质标的A股买不到，让投资者发现了港股的投资价值。但多数低估值的投资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估值越低越没人买，估值越高反而资金不断进入。 比如有些低估值板块，尤其是地产股，看上去是不贵，但由于站在了政策的对立面，市场给不了很高的估值。深圳上海房价上涨后，政策很快就出台了降温措施，随后地产股就出现了明显的回撤。而且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绝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靠地产驱动也是全市场的共识了。 要理解市场当前的分化，必须得先理解这一轮市场上涨的核心驱动因素，这一轮市场的核心驱动因素就是居民储蓄搬家，从房子搬到了资本市场。 这不是说居民都卖掉了房子然后炒股，而是居民财富从土地产业链析出了。2009年四万亿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靠土地产业链驱动，以土地为抵押品，通过土地价格上涨，对接基础设施投资，通过刚兑的金融产品，动员居民储蓄参与其中。所以，以前有很多带刚兑的金融产品，收益率还不低，在高企的无风险利率吸引下，居民在资产配置时自然对股票不感兴趣。 但2019年以后，随着房地产融资被限制，地方隐性债务扩张也受到了约束，传统土地产业链的增量融资需求下来了，杠杆越来越高了以后，刚兑维持不下去了，而且资管新规要求理财不能搞预期收益型，要变成净值型，这些产品从无风险开始变得有风险，居民也不敢轻易配置相关资产了。 至少从目前来看，居民资产配置向资本市场倾斜的趋势还会持续下去。一线城市房子刚有抬头，政策很快予以回击，加强了房地产调控，而且无论是房企融资还是住房贷款等政策，也都处在收紧的趋势当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关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今年对地方隐性债务增量肯定还是严控的，最多只是通过放开再融资政策缓解一下存量债务压力。 对居民资产配置来说，大概率还是找不到具有优质的无风险、高收益产品，而且今年债务到期压力比较大，今年城投债到期规模超过了2.8万亿，且偿债压力集中在上半年，搞不好部分金融产品还会存在打破刚兑的可能。今年也是资管新规整治的最后一年，新的银行理财产品将转为净值型，传统的带刚兑的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未来供给将大幅减少。 因此，站在一个大趋势的角度来看，居民储蓄搬家过程还没有终结。这一轮市场上涨其实和2014年有类似的地方，当时也是抑制了地方政府和地产的融资，对非标强监管，然后导致储蓄搬家，但当时有大量配资和杠杆盘参与，所以市场涨得快，但跌得也快。 这一轮市场的上涨至少目前为止还没看到杠杆驱动的痕迹，两融余额不算高，场外配资也基本没听说过。这一次储蓄搬家主要是以机构投资者为载体。 为什么是机构呢？资本市场制度越来越规范，注册制和退市制推进降低了“壳溢价”，对欺诈发行和信息披露造假加大了处罚力度，“炒小、炒差”容易出现较大的亏损。不“炒小、炒差”了就意味着要炒基本面确定的标的。基金聚集了居民储蓄后，市场从分散化定价变为寡头定价，定价权掌握在了喜欢研究基本面和追逐确定性的基金经理手里。随着机构买的股票不断上涨，自然会吸引更多的散户买公募基金，而散户买基金会导致散户喜欢的标的被抛售，部分标的甚至跌到了两融的预警线和平仓线，买基金和买股票之间就出现了巨大的财富分化效应，进而吸引更多的散户买基金。 当然，这个过程肯定也离不开宽松的流动性环境的支持。这轮结构性宽松的货币政策始于2018年年底，在上游价格上涨、金融去杠杆和贸易摩擦等多重压力下，当时要给民企纾困，开始了对小企业普惠金融支持政策。我们也注意到，市场估值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往上走的。 至少在短期来看，宽松的流动性环境对市场还是有支撑的。 尽管市场预期今年信用增速会降下来，因为毕竟要稳杠杆，今年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也比去年小得多，没有必要维持和去年一样那么宽松，去年社融在13%以上，今年可能只有11%左右。 不过从1月的信贷情况来看，信用环境应该还是相当宽松的。据草根调研了解到，今年银行早投放、早收益的诉求依然较强，12月社融也只是信托和信用债拖累，信托主要是政策要求年底规模压降，信用债是受到了永煤事件的影响，投资者“一刀切”了很多信用主体，但实体经济的内生融资需求并不弱，主动补库存周期和制造业投资回升就能创造出很强劲的融资需求。 另外，随着非标融资收紧，叠加信用债一级市场发行下降，这部分融资需求也有转向信贷的需求。但信贷投放是有额度控制的，由于实体的融资需求强、非标和信用债融资需求转移以及银行本身投放意愿太强等综合因素堆积，导致合意信贷额度不够用。 从数据来看，票据收益率在持续上行，一季度到期的票差不多有4%，二季度到期的也有3.6%，银行都在卖票，由于合意信贷额度不够用，权衡之下，银行只能把更多的信贷资源留给贷款，票据收益率与银行负债端成本的表现在持续背离。 除了信用环境短期维持宽松以外，外汇占款回升也在支撑市场宽裕的流动性环境。 2020年12月银行即期结售汇顺差明显走阔，升到了517亿美元。去年以来，由于出口好，美元存款是不断积累的，但企业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不充分，一方面是觉得经济基本面没多好，后来经济基本面好了又担心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总之，当时企业觉得不确定高，没有大规模结汇，企业是不断积累外汇存款的。 但随着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强化了企业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而且无论是A股还是一线城市房地产，均显现出人民币资产很强的赚钱效应。从理性的角度看，企业不如结汇，换取人民币存款，加大人民币资产的配置力度。今年1月初的时候，央行发现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有些大，可能也投放了一些外汇占款，缓释人民币汇率过快升值的压力。重点可以关注下1月外汇占款数据。 从央行的角度，可能不希望外汇占款重新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导力量，而且也不希望市场资金利率泛滥，当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可能就会退出干预。但在实体层面，外汇存款转化为人民币存款的趋势一时半会也停不下来。 信用扩张放缓至少在当下还不是主要矛盾，因为中小企业需要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支持。今年信用相对于去年收缩是肯定的了，去年那是特殊时期的非常规宽松，但这不代表今年就是所谓的“紧信用”。这个“紧”是相对的，对地方的融资是“紧”，对房地产融资是“紧”，对影子银行是压，但对小企业、制造业的信贷肯定还是“松”。 虽说去年四季度GDP同比增速达到了6.5%，但自去年以来，尤其是四季度以来，中小企业恢复的就一直比较差，这一轮经济复苏是结构上的复苏，而不是全面复苏。由于在产业链中处于弱势地位，小微企业在市场上是没有议价权的，随着人民币汇率上升、国际运费涨价以及上游价格上涨，小微企业的成本是在快速上升的。 快速上升的成本又侵蚀了企业利润，很多小微企业虽然拿到了订单，但只能勉强维持运营，利润就很难保障了。当然更惨的是那些连订单都没有的小微企业。 从数据上看，12月份小型企业的PMI只有48.8，还在荣枯线水平之下，而大、中型企业的PMI均为52.7。在各项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中，除了融资指数受益于政策引导金融支持实体，表现的比较好以外，其他各分项，比如市场指数、采购指数、扩张指数等均明显低于荣枯线。1月部分区域疫情有了反复，对线下消费有一定冲击，小型企业的生存境况预计仍不乐观。 小企业的生存状况不乐观就意味着结构性宽松的措施短期不能退出，政策也不能搞“急转弯”。但股票市场的参与者是很聪明的，知道结构性宽松不会退，也知道维持宽松，不搞急转弯的必要性，但对股票市场参与者来说，这不必然意味着更广谱的标的具有投资价值。因为政策之所以还维持结构性宽松，恰恰是大多数中小企业生存状况不佳的结果。 也就是说，在流动性宽松的驱动下，反而会加剧机构投资者选择少数龙头板块和龙头标的。基本面一般的标的虽然估值比较低，但那是因为企业的基本面比较差，未来前景堪忧，所以很少有机构去买它们。可以说低估值是机构不喜欢这类股票的结果，而不会成为机构去购买这些股票的原因。机构会觉得与其买低估值去博收益，还不如去买有基本面支持的中高估值标的。 资金紧确实是在预期之外，但如果拉长时间来看，资金利率大概率还是会围绕着政策利率波动，货币政策“不紧不松”，通过结构性宽松加强对小企业和制造业的融资支持是未来的常态。对于市场来说，心态调整就很重要，在资金紧的时候没必要预期更紧，在资金松的时候也没必要预期央行会进一步松下去。 但如果不出现全局的，非常明确的流动性紧缩和流动性紧缩预期，牛市是很难终结的。以漂亮50为例，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使得美国进入“滞涨”时期，而为了遏制通胀，美联储不得不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基本面的恶化以及流动性收紧使得漂亮50的高估值泡沫破裂。类似的还有90年代美国抱团科技股，当时纳斯达克指数涨幅远超标普500和道琼斯指数，不过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进入瓶颈期，叠加美联储货币政策持续收紧，互联网泡沫破灭，机构抛售科技股，纳斯达克指数从5100多点回落到了1200点左右。 此外，支撑这轮牛市的还有“消费场景缺失”的问题。 众所周知，去年中国经济生产恢复得远快于消费，一方面确实传导到收入环节有点不畅，收入增长不快，另一方面也存在消费场景缺失的问题，疫情控制得好不代表疫情完全消失，零星的境外输入和本土案例抑制了消费者线下消费的热情，学校也在严控学生外出。 所以，居民消费恢复的也很慢，2020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下降4.0%，社零在12月份同比也仅有4.6%，而2019年同期为8%，但工业增加值是要高于去年多数月份的。生产好，但没有能转化为消费，这里产生的储蓄可能就会以金融产品的形式流入到金融市场当中。从数据来看，因为今年的网络消费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恢复的速度要远快于社零整体，说明消费场景缺失可能是制约消费更严重的问题。 当前由于疫情反复，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影响又没那么大，短期无疑对交运、线下消费、文旅等经济活动有抑制，但和去年一样，“一刀切”的居家隔离和停工停产，经济活动彻底冻结的风险几乎为零。而且由于不少工人没有返乡，对工业生产还有好处的。 虽然对经济冲击有限，但疫情反复肯定是抑制了线下消费的，这反而对股票市场来说是一个利好。“消费场景缺失”问题短期来看是被强化了的。 总之，当前牛市的主要驱动因素没有被破坏，有部分驱动因素反而还是在强化的： 首先，房子仍然是被“摁”住的状态，居民储蓄搬家的趋势没有结束； 其次，短期来看，银行间市场资金面收紧，但由于信贷高增和外汇占款投放，而且结构性的宽松支持在看到更广谱的复苏出现前不会退出，货币政策不松不紧是常态，这块其实不用过于紧张； 最后，疫情对基本面有扰动，但整体冲击有限，而且还会强化小企业的结构性宽松预期并强化“消费场景”缺失的问题。 而且在一个全球央行都在放水，不是零利率就是负利率的背景下，确实有可能导致少数具有确定性的、被公众认可的标的会被推到难以理解的高位。 但是站在当前的时点，有几点也是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 1、今年信用和流动性环境确实不会比去年好，虽然不会“急转弯”是确定的，“不紧不松”和结构性宽松是全年主基调，但由于整体信用扩张会和名义GDP保持一致，从实体可以溢出到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毕竟是要少一些了； 2、近期货币政策的态度似乎有了变化，在资金利率高位的时候没有投放流动性，短期对货币宽松的预期有证伪的可能； 3、毕竟部分标的估值偏高也是客观事实，有些赛道的确定性虽然很强，但估值太高本身会透支确定性。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通过波动率放大和板块加速轮动来释放高估值的不确定性。 不过中期来看，市场不会缺赚钱机会，不过要关注好板块轮动，找到确定性赛道，未来有哪些确定性的赛道可以关注的呢？有什么风险是需要规避的呢？ 第一个是上游补库存和资本开支扩张的投资机遇。 前几年，由于全球经济下行、全球贸易摩擦加剧等不确定性预期，上游产业无论是库存还是产能，都在低位运行。 但由于全球疫情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财政货币化不仅推高了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也让实体层面流动性泛滥，全球房地产强劲复苏，广义货币猛增。在需求高企的背景下，制造业企业开始补库存，但补库存的时候发现上游没货，有的是因为环保和限产问题，比如焦煤焦炭；有的单纯是因为经济悲观预期把库存和产能打得很保守，比如汽车缺芯问题。 未来上游对经济增长预期重新修复，进而补库存和资本开支扩张，具有较强的确定性和景气度。 第二个是关注个别在“抱团股”之外，但有基本面支撑的股票。 机构蜂拥追逐个别优质标的，一方面的确是因为这些标的基本面比较好，现金流也不错。另一方面也与现在的相对考核机制有关，买主流板块和标的能尽可能降低被同行甩开的风险。 但是这种跟风抱团的行为容易导致个别优质标的被市场遗漏。个别基本面已经好转，未来预期不差的公司觉得自己的市场估值低了，它们会通过管理层回购的方式，来向市场表明自己的价值。所以我们近期看到有部分没有涨的上市公司出台了股票回购方案。投资者可以多关注这类公司，如果的确有基本面支持，估值也比较合适的话，就可以适当买入。 这次资金紧对“抱团股”的下跌也会让机构投资者重新去思考潜在被低估的标的，部分有基本面支撑的低估值，一些小行业的确定性标的有反转的可能。但低估值的投资逻辑支撑一定得来自于基本面的确定性，而不是低估值本身。 第三个是疫苗推广后部分行业将迎来景气度反转。 2021年经济层面最大的变量就要看疫苗的进展了，当然这也要看疫苗的产能、接种的意愿和是否存在副作用等问题，不过以色列的案例倒是给了我们一个相对乐观的远期前景，可以确定的是，通过疫苗获得的群体免疫可以很好地克服“消费场景”缺失的问题。 常规的发现病患、隔离、流调等措施无法真正让居民部门免除被感染的风险，与病患接触，暴露在疫情环境下，仍然有可能被感染，再叠加海外疫情较为严重，无法排除境外输入病例的风险，这自然就会影响到居民部门外出消费的意愿。只有大规模疫苗接种，才能让线下消费真正回归常态化。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到了这个时候，全球货币政策也会回归常态化了，无论是美元下跌、美债收益率下行的趋势还是国内定向宽松支持小微企业的货币政策都会面临退出的问题，市场流动性溢价会趋于消失。正常消费活动恢复后，能够用于进入金融市场剩余的储蓄也会下降，这对后续市场来说，是一个潜在的风险点。
报告要点 比特币目前并不具备避险属性，价格走势与主流央行政策宽松力度密切相关 2020年9月以来，比特币持续领涨全球资本市场；部分市场观点认为，比特币将取代黄金、成为全球新的避险资产之王。2020年9月至今，比特币价格由11924美元大涨至30818美元，接近160%的涨幅远远高出其他大类资产。部分市场观点认为，比特币将成为新的避险之王，价格有望涨至10万、甚至30万美元以上。 黄金、美债等能成为优质避险资产，缘于能够对冲风险偏好回落，并具备低波动率、高流动性、大市值等特征。与风险资产相比，黄金等避险资产的“避险属性”主要体现在能够对冲风险偏好回落。例如，美股剧烈调整时，黄金、美债往往迎来价格上涨。避险资产中，波动率越低、流动性越高、市值越大的资产，越优质。 与黄金等避险资产相比，比特币波动率高、流动性差、市值非常小；回溯历史数据，风险资产剧烈调整阶段，比特币常常同步大跌。历史数据显示，比特币与黄金走势频频背离，与衡量风险偏好的VIX指数也无稳健相关关系。2018年以来，美股标普500指数先后经历了3次剧烈调整，跌幅分别达到8.5%、19.1%、33.7%；同期，比特币分别大幅下跌21.6%、37.5%、32.4%，表现远不如黄金等避险资产。 比特币尚不具备避险属性；但是，由于能行使部分一般等价物职能及数量相对稀缺，比特币的价格实际上隐含了成为全球性“保值货币”的预期，在主流央行“大放水”阶段往往大涨。比特币目前可在部分国家替代官方法币，用于商品购买、金融交易等。同时，比特币的数量上限被锁定为2100万枚，较黄金更加稀缺。这一背景下，比特币被认为有望成为全球性“保值货币”，可对冲美元等滥发风险。 中短期来看，伴随全球经济在疫苗支持下修复加快、主流央行政策退出预期抬升，比特币价格波动或将加大。比特币过去几个月的大涨，与主流央行“大放水”关联密切。但展望未来，疫苗的大规模推广及库存回补、财政刺激等将推动美欧经济修复加快；经济修复过程中，油价等的上涨可能使通胀预期在2季度前后大幅升温，抬升主流央行政策退出预期。综合来看，比特币价格的波动或将加大。 长期而言，比特币能否真正成为全球性“保值货币”，与数字货币发展、监管政策变化等密切相关。比特币目前合法性未被广泛承认，在大部分国家游离于法律和监管的灰色地带。同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央行积极参与到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中，中国央行更是在2020年率先试点官方数字货币。对于比特币而言，能否取得合法地位及不被有国家主权背书的数字货币替代，将直接影响长期价格表现。 风险提示：数字货币监管政策出现重大变化。 报告正文 周度专题：比特币vs黄金，谁是避险之王？ 事件：软银集团董事长孙正义、花旗银行分析师菲茨帕特里克等表示，比特币将取代黄金，价格迎来进一步飙涨。 资料来源：Wind 点评： 2020年9月以来，比特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引发市场广泛关注。截至1月21日，比特币价格在短短4个月内已经从11924美元大涨至30818美元，盘中更是一度突破40000美元、刷新历史新高。比特币接近160%的涨幅，远远超过了同期其他大宗商品，以及美股、美债等资产的表现。价格的持续、大幅上涨，使比特币成为近期市场的关注焦点。 部分市场观点认为，比特币将取代黄金、成为全球新的避险资产之王，价格有望迎来进一步飙涨。伴随比特币价格大幅上涨，软银集团董事长孙正义表示，比特币将取代黄金、在2025年单价涨至10万美元。花旗银行分析师菲茨帕特里克的观点更加激进，认为2021年比特币单价有望涨至31.8万美元。当然，看多比特币声音比比皆是的同时，也有部分人士极度看空比特币。微软前董事长比尔·盖茨，及伯克希尔集团董事长巴菲特都认为比特币毫无价值。 黄金及美债、美元等能成为优质避险资产，缘于能够对冲风险偏好回落，并具备低波动率、高流动性、大市值等特征。定义来看，避险资产指的是市场变化过程中，价格波动相对稳定的一类资产。与风险资产相比，避险资产的“避险属性”主要体现在能够对冲风险偏好回落。与此同时，避险资产中，波动率越低、流动性越高、市值越大的资产，越“优质”。黄金、美债、美元及日元等，均是优质避险资产。黄金因为可以同时对冲经济衰退和恶性通胀风险，并且天然稀缺、具备价值储藏功能等，也被称为避险资产之王。 比特币尚不具备对冲风险偏好回落的属性；历史数据显示，风险资产剧烈调整阶段，比特币常常同步大跌，并与黄金等避险资产走势显著背离。虽然被部分市场人士认为具备避险属性，但比特币在风险资产剧烈调整阶段，常常同步下跌。例如，2018年后，美股标普500指数先后经历了3次剧烈调整，跌幅分别为8.5%、19.1%、33.7%；期间，比特币分别大跌21.6%、37.5%、32.4%，表现远不如黄金等避险资产。进一步回溯历史数据来看，比特币与黄金的走势频频出现背离，与衡量风险偏好的VIX指数之间也无稳健相关关系。 与黄金等避险资产相比，比特币不具备低波动率、高流动性、大市值等特征。波动率方面，2016年至今，比特币波动率中枢达到3.46，远高于黄金的0.85、10Y美债的0.05。流动性方面，因为一级市场缺乏流动性且套利机制不畅通等，灰度资产管理公司①（Grayscale Investments）旗下的比特币基金（GBTC）价格长期高出比特币现货价格30%左右。市值方面，比特币总市值更是只有0.57万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债市值的2%、黄金市值的5%。因为总市值小且持有者以散户为主，比特币价格走势容易受到散户短期交易行为的影响。 ①灰度资产管理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数字货币资管机构，通过设立加密货币信托基金，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合法买卖加密货币的渠道。 显然，比特币目前并不具备避险属性；由于能行使部分一般等价物职能及数量相对稀缺，比特币的价格实际上隐含了成为全球性“保值货币”的预期，在主流央行“大放水”阶段往往大幅上涨。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电子现金”，比特币可在部分国家替代官方法定货币，用于商品购买、金融交易等活动。同时，特定算法下，比特币的数量上限被锁定为2100万枚，且产量在不断衰减，稀缺性方面更胜黄金。由于具备上述两种特征，比特币被认为有望成为全球性的“保值货币”。从历史数据来看，在主流央行“大放水”、美元等法定货币“泛滥”阶段，比特币价格往往迎来大涨。 受限于在大部分国家合法性存疑，比特币价格走势，容易受监管政策变化影响、出现剧烈波动。由于合法性未被广泛承认，比特币在大部分国家游离于法律和监管的“灰色地带”，价格极易受到监管政策等变化的扰动。举例来看，2017年12月，美国国税局宣布有权获得加密货币信息、以加大反洗钱力度及防止偷税漏税行为后，比特币价格大跌；2018年3月，在美国国税局宣布将对加密货币交易征税后，比特币价格再次出现剧烈调整。 中短期来看，伴随全球经济在疫苗支持下修复加快、主流央行政策退出预期抬升，比特币价格波动或将加大。比特币过去一段时间的大幅上涨，与美联储、欧央行及日央行等加码宽松货币政策密切相关。但展望未来，疫苗的大规模推广，以及库存回补、财政刺激政策将推动美欧等经济修复加快。经济修复过程中，油价等的上涨可能使全球通胀预期在2季度前后大幅升温，抬升主流央行政策退出预期。近期，已有多位美联储官员表示，在经济及通胀取得进展后，将对缩减QE规模持开放态度。综合来看，随着主流央行政策退出预期逐步抬升，比特币价格的波动或将加大。 长期而言，比特币能否真正成为全球性“保值货币”，与数字货币的发展、监管政策的变化等密切相关。比特币作为一种加密私人货币，虽然可用于对冲一国货币滥发或支付系统崩溃等风险，但核心价值仅来源于公众认为它可以用来换取商品、服务及美元等法定货币。未来会否出现比比特币更安全、更稀缺，并有国家主权背书的法定数字货币，值得重点关注。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央行开始积极参与到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中。与此同时，对于比特币而言，能否真正成为全球性的保值货币，还与各国监管政策的发展密切相关。截至目前，大部分国家依然禁止比特币流通、交易。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 （1）黄金、美债等能成为优质避险资产，缘于能够对冲风险偏好回落，并具备低波动率、高流动性、大市值等特征。与风险资产相比，黄金等避险资产的“避险属性”主要体现在能够对冲风险偏好回落。例如，美股剧烈调整时，黄金、美债往往迎来价格上涨。避险资产中，波动率越低、流动性越高、市值越大，资产质量越优质。 （2）与黄金等避险资产相比，比特币波动率高、流动性差、市值非常小；回溯历史数据，风险资产剧烈调整阶段，比特币常常同步大跌。历史数据显示，比特币与黄金走势频频背离，与衡量风险偏好的VIX指数也无稳健相关关系。2018年以来，美股标普500指数先后经历了3次剧烈调整，跌幅分别达到8.5%、19.1%、33.7%；同期，比特币分别大幅下跌21.6%、37.5%、32.4%，表现远不如黄金等避险资产。 （3）比特币尚不具备避险属性；但是，由于能行使部分一般等价物职能及数量相对稀缺，比特币的价格实际上隐含了成为全球性“保值货币”的预期，在主流央行“大放水”阶段往往大涨。比特币目前可在部分国家替代官方法币，用于商品购买、金融交易等。同时，比特币的数量上限被锁定为2100万枚，较黄金更加稀缺。这一背景下，比特币被认为有望成为全球性“保值货币”，可对冲美元等滥发风险。 （4）中短期来看，伴随全球经济在疫苗支持下修复加快、主流央行政策退出预期抬升，比特币价格波动或将加大。比特币过去几个月的大涨，与主流央行“大放水”关联密切。但展望未来，疫苗的大规模推广及库存回补、财政刺激等将推动美欧经济修复加快；经济修复过程中，油价等的上涨可能使通胀预期在2季度前后大幅升温，抬升主流央行政策退出预期。综合来看，比特币价格的波动或将加大。 （5）长期而言，比特币能否真正成为全球性“保值货币”，与数字货币发展、监管政策变化等密切相关。比特币目前合法性未被广泛承认，在大部分国家游离于法律和监管的灰色地带。同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央行积极参与到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中，中国央行更是在2020年率先试点官方数字货币。对于比特币而言，能否取得合法地位及不被有国家主权背书的数字货币替代，将直接决定长期价格表现。 重点关注：美国4季度GDP、美联储1月议息会议 研究报告信息 证券研究报告：比特币vs黄金，避险属性探究 对外发布时间：2021年1月23日 报告发布机构：开源证券研究所
摘要：今天人民币将延续升值态势，同时过快升值也面临政策约束。人民币在2021年是否会创下新高？年内“破6”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2020年人民币涨势如虹。在因汇改、资本外流和中美贸易战接连承压几年后，人民币兑美元走势逆转，下半年接二连三突破7.0、6.8、6.5的心理关口，全年累计涨幅接近7%。2021年新年伊始，人民币升值势头不减，兑美元中间价一度升至6.46。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经济成绩单也非常亮眼，全球范围内一枝独秀的经济基本面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否将使人民币在2021年创下新高？年内“破6”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 2021：人民币将延续升值态势 纵观2020年，人民币总体走势先抑后扬。一、二季度，国内对疫情严防严控，汇率从年初的6.96一度跌至7.13。6月初拐点出现，之后人民币基本呈现单边上行，至2021年首周已经涨至6.46，接近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前水平。 在笔者看来，2020年人民币大幅升值，主要与以下几方面因素有关： 第一，中国经济在疫情下交出优秀成绩单。中国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大关，全年经济增速达到2.3%，是全球范围内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逆势向好殊为不易。从季度经济增速来看，中国经济自二季度走出疫情阴霾，率先实现复工复产之后，季度GDP不断走高，四季度反弹至6.5%，甚至超过2019年单季的最高值。 第二，出口远超预期，经常账户盈余创新高。商品贸易方面，新冠疫情大流行重创全球经贸活动，WTO预计全球贸易量下降近10%，但中国出口却逆势增长3.6%。出口高增的总体逻辑是，各国应对疫情的财政补贴和货币宽松支持了居民消费，但疫情致其国内生产能力恢复缓慢，消费高于生产的供需缺口需要由中国来填补。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达到5350亿美元，同比上升27.1%，在历史上仅次于2015年。服务贸易方面，由于疫情导致线下旅行、教育等服务业活动急剧萎缩，去年前三季度服务贸易逆差为1168.4亿美元，较2019年同期水平下降42.1%。随着货物贸易顺差上升和服务贸易逆差下降，2020年经常账户盈余估计将创下新高，有力支撑了人民币汇率。 第三，中国货币政策相对克制，中美利差扩大。疫情在美国爆发后，美联储货币政策宽松超出预期。先是实施紧急降息和流动性纾困，其后承诺“无限量”资产购买，到年底时资产负债表已经膨胀到年初的1.76倍，远超欧央行的1.50倍和日本央行的1.23倍。 相比之下，中国货币政策同样积极，但主要为实体经济纾困，未诉诸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等非常规政策，并且在疫情得到控制的下半年，货币便有边际收紧迹象。在此背景下，中美十年期利差迅速扩大，至2020年11月升至249bp的历史高位。利差高企提高了中国境内资产的吸引力，债市尤其受益，国际收支数据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债券投资流入较2019年同期增长41%。 第四，中国持续推进开放。一方面，金融部门开放加速，除各类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取消外资股比限制外，中国债券市场进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债券指数，富时罗素上调A股纳入因子，吸引被动资金达千亿美元以上。 另一方面，面对疫情逆境和潜在“去中国化”风险，中国积极参与多边谈判，先后签署RCEP，原则上达成中欧投资协定，这些协定都蕴含进一步开放的承诺，也提振了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 ➤ 人民币过快升值面临政策约束 2021年，中国仍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经济层面，经济疫后复苏或由供给端拉动的结构性复苏向供需联动的全面回暖方向迈进，考虑到2020年的低基数效应，预期全年GDP增速将超8%。 贸易层面，随着全球疫苗接种步入快车道，出口动能将从防疫需求拉动转向海外回暖拉动。货币层面，中美利差可能收窄，但美债利率上行可能会被中国向“紧货币+紧信用”的边际转变所部分抵消。对外开放层面，RCEP批准、中欧投资协定落实要求配套改革继续提速。 在此背景下，预期2021年人民币汇率整体升值，但破6需要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接近8.8%，在笔者看来，如此快速的升值可能性不大。原因在于： 一方面，2021年美元跌幅或有所放缓。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更多取决于美元强弱，2020年全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广义美元指数的相关系数达到0.84，较2019年的0.67有显著上升。当前美元指数位于90附近，比年内103的高点下跌超过12%。2020 年美元整体下行与美国抗疫不力、“无上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国大选政治不确定较高有关。 展望2021年，伴随拜登上任，美国将抗疫作为头等大事，民主党“横扫”参众两院有助于更有力的经济支持计划，淡化“美国优先”政策，重新修复盟友关系，重塑国际领导力等，预期整体美元保持弱势，但跌幅会明显收窄。 另一方面，汇率升值过快不利于贸易，影响出口竞争力。疫情供给侧冲击造成全球贸易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出口成为“卖方市场”，中国作为“最后出口商”有较强议价能力，2020年人民币升值暂未殃及中国出口。不过，出口企业利润率已经受损。随着2021年全球经济复苏，商品供给竞争料将加剧，强势人民币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不利影响将逐渐显现。 政策层面，近几个月金融部门已经出台若干逆周期措施，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和企业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显示出防止汇率过快升值的政策取向。实际上，当前中国资本管制并不对称，整体上鼓励流入、限制流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人民币的上涨。 当前汇率升值仍处于合理区间，外部环境趋于平稳，企业出海投资意愿上升，而疫情冲击下不少海外优质资产凸显投资机遇。在此形势下，政策层面可能将更为积极地尝试推进改革，放宽资本流出，鼓励双向波动，推动人民币汇率向均衡水平靠近，为扩大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更为有利的环境。预计2021年人民币波动幅度将加大，兑美元中间价年内或达到6.1左右，“破6”概率不大。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从制度层面总结了2020年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恢复经济的经验；二是以点带面地布置了2021年的经济工作，没有面面俱到。这次会议总结了五大经验，从宏观经济政策和实施的的角度看，这些经验对未来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实施宏观调控都有重要指导意义。以下是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为应对疫情，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实施采取了直达机制。过去的财政资金下达，有点忌惮把钱直接落实到地方，于是层层下达，资金先从中央到省，从省再到市县。这次财政资金“一竿子插到底”，越过省级政府直达市县。市县政府如何分配资金，中央并不不直接干涉，只要市县能达到中央提出目标要求就可以，这一做法在我国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恢复经济正增长中发挥了很好作用，也为我国财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值得总结的经验。 第二个例子，抗疫中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势功不可没。抗疫物资和人民生活物资的生产、流通、分配中，既发挥了国有企业的作用，也充分调动了其他所有制企业的积极性，形成了合力。 疫情对中国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但回过头来看，中国确实处理得很好，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但是经济中仍存在矛盾和问题，经济方面有三个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个问题就是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经营仍面临很大困难，而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很快就从疫情中恢复过来。我国有三千多万家民营企业，解决了2.4亿人的就业，平均一个民营企业就业人数不到8人。个体户两亿多，其中1.5亿在城市，八千多万在农村，这一部分人的就业质量不高、收入水平不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际就是扩大这两部分人收入。 第二个是就业的问题亟待解决。民营企业和个体户是近几年我国的主要就业渠道，大中型企业的就业量是在减少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金融风险。 针对这三个问题，我的观点是政策不能退得太快，不能“急转弯”。针对个体户、小微企业的政策应尽量保留，如针对小微企业的增值税从3%调整到1%。 由于2020年财政预算资金仍然结余较多，预计2021年第一季度环比增长率仍会维持较高水平，加上去年一季度基数较低，一季度环比增速会很高。这样，财政和货币政策要把握力度和节奏，在财政政策方面如专项债券发行等，可以优先使用去年的结余存量，不要着急发行新的专项债。这也是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和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的基本要求。 比较受关注的还有需求侧管理。需求侧管理既包括短期逆周期调节政策，也包括需求侧的改革政策，两者不能偏废。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需求侧管理，其目的就是要实现充分就业、完善社保体系、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
在昨天的文章《ESG投资热潮背后的“鸡”与“蛋”》里，我们简单介绍了可持续投资与ESG投资这些曾经的“狂野西部”是如何崛起，成为投资界一股新兴的力量。今天，我们将从海外公募基金的角度，介绍与可持续投资和ESG投资相关的机会。 在油价低迷和新冠疫情的打击下，相比传统能源行业，与可持续能源相关的投资机会成为今年海外主题投资的主流之一，不管是机构投资者还是零售投资者都表示出对可持续能源和发展的浓厚投资兴趣。 2020年全年，据统计全球能源转型投资首次达到5000亿美元，其中对可持续能源的投资额超过3000亿美元，很多从事清洁能源业务的公司市值创下新高，全球政府和企业的绿色债券发行量创下记录。 在基金层面，可持续能源主题基金的表现也在过去几年的表现平平之后逆风翻盘，该主题下的主动管理基金在2020年平均回报超过50%，远远好于除了科技板块的其他主题基金表现；而一些追踪个别指数的可持续能源ETF更有涨幅超过100%，同时创下历史新高。 可持续投资在2020年的较好表现，有一个原因值得强调。这类基金剔除了偏价值的传统行业板块，或者他们的权重远远低于大盘，使得很多可持续基金更偏向于成长型风格，在疫情中受益。 与可持续能源相关的ETF往往不仅仅以新能源、清洁能源等较泛的概念为投资标的，还有很多在细分类别，如太阳能、风能、水利、节能环保技术等板块。 而主动管理型的海外公募基金市场上，单独以可持续能源为投资主题的基金数量并不多，而是以可持续投资为理念的形式居多。更直白的说，这类基金不仅仅投资于从事可持续能源业务的企业，也包括了透过减低碳排放或开发潜在方案致力解决相关议题的企业。 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公司，听起来可能都和可持续发展不沾边，但实际上很多都在部署节能减排的计划。例如，2020年以来，高盛宣布计划十年内实现7500亿美元的可持续投资，微软承诺在2030年实现碳负排放，到 2050 年将消除公司自 1975 年成立以来的碳排放量总和，包括直接排放或因用电产生的碳排放。 全球三个主要经济体在可持续发展上面也达成了罕见的一致。中国是大国里面相对来讲最早的一个去推动具体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把它逐步落实，提出了很明确的时间表。 美国新总统拜登他的施政纲领里面特别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推动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来取代传统的能源，并为此制定了一个很庞大的计划，可能会高达2万亿美元的财政支出方案。甚至有可能未来还继续加码，把现在的计划提高到更大的一个规模。 欧盟去年推出的7500亿美元的紧急刺激计划里面，其中有1/4的跟新能源，绿色环境，可持续发展是密切相关，而且有可能把目前的1/4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比例逐步提升到1/3。 企业在可持续发展上做的努力也在过去几年逐渐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从资金流向来看，截至2019年底，包括ETF在内的可持续投资基金数量增长至超过了300个，全年可持续基金的资金净流入高达214亿美元，是2018年创下的资金净流入记录的4倍还多。亚洲可持续基金也在2020年第三季创下87亿美元净流入的记录，环比增幅达75%，其中增速最快的是中国和日本。 近年来每年净流入可持续基金的资金，从2013年起基本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在细分行业基金向更宽基的可持续概念转变之后，全球资金流入明显加速。 从业绩表现来看，不少可持续基金运作年限并不久，如果观察过去一年和过去两年晨星五星评级的可持续投资基金的分类绩效，平均表现都要好于MSCI全球股票指数。 2019年有35%的可持续基金业绩排名在同类别的前25%，接近三分之二的排在前50%，仅有15%不到的比例可持续基金表现排在后25%。往前看，2015至2018年，跑赢同类的可持续基金比例也分别为57%、55%、54%和62%，不管是牛市还是市场不太好的年份，这个比例基本较为稳定且逐年有所增长。 当然，我们不应当仅以历史表现来判断未来可持续投资的潜力。正如我们在《ESG投资热潮背后的“鸡”与“蛋”》一文里指出的，可持续投资和ESG投资的普及有利于改变过去投资界股东利益至上的理念，重视环境，社会和治理的企业，既可以为社会和谐与进步创造贡献，也可以在企业规模扩大过程中为投资者带来合理的收益。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可持续投资相关的概念很广泛，不同基金管理人的分类也有所不同，晨星给出的分类就有ESG基金、影响力基金、绿色基金，还有仅将可持续因子作为参考的类ESG基金等，以及一些气候变化等主题的分类。 虽然这些投资理念之间有很多重合，但从构建投资组合的角度，筛选过程、衡量标准、风险控制等都会有所不同。 就ESG基金来看，近年来投资策略也日趋成熟，早期的ESG基金主要采用“负面清单”的排除法，避免投资于对环境和社会影响负面的企业，例如烟草、军工等被传统认为不符合ESG标准的企业。 而现在更多的基金公司建立了自己的ESG量化评价体系，以强弱的方式而非是否的二选一标准来判断，也还有一些基金公司将ESG的考量因素嵌入到全部的投资流程中而非单一产品中。 当然，现在全球不同的资管公司提出200多个衡量ESG的指标，再现了传统因子投资里的“因子动物园”现象，也就是说，这些指标很多都是雷同的，很难区分谁的作用更大。尽管存在这么多不同的指标，大家会发现不同资管公司选出来的投资标的，是大同小异的。 换一个角度，当大家都选择相似的指标去选择标的时，有可能他们都同时会遇到一个共同的风险，无法回避。 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说，我们都应该化繁为简，怎么样把这200多个因子简化到少数的3到4个，或者不超过5个因子，与此同时，不同公司重视的因子又存在差异性，那么这样的投资框架应该更加有益。 最后，我们以一位读者在《ESG投资热潮背后的“鸡”与“蛋”》文章下面的留言作为结束语：“ESG和可持续投资让我想起天人合一，人和自然，和周围的人，应该是适应-回报-收获的关系，适应越多的人，会有更多的收获，也会给周围的合作伙伴带来更多的收获。企业也是一样，鱼在水里，水脏了，还怎么生存？不去维护回报自己赖以生存的大环境，何来长期发展和持续盈利？！”
从去年开始，很多投资者都发现，自己炒股已经很难赚到钱了。于是纷纷加入到了买基金的行列当中，去年下半年基金销售其实就非常火爆，从7月到现在，保守估计就得有万亿资金募集。这些钱，现在能有一半建仓完毕就不错了。 到了2021年，公募基金热度不减反增，1月18日，易方达竞争优势企业基金认购总规模达到2398.58亿元，打破了去年由鹏华基金创下的1357亿元认购纪录，再度书写新基金发行的历史。易方达基金经理张坤，也成为了第一个管理千亿规模的主动基金经理，像广发的刘格菘，景顺长城的刘彦春这手底下也都管理着700-800亿的规模。基本上现在大家都用抢房子的思路在抢基金，现在你要不是秒光基，日光基都不好意思更人家打招呼。基金行业的总规模已经破了20万亿。从表现来看，去年也非常的好，2020年公募基金全年利润合计近2万亿，同比增长69%。也就是说现在是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阶段。好像全都在赚钱。 从基金公司的排名来看，易方达现如今是全国最大的基金公司，2020年末他们已经是8000亿规模，汇添富第二，也有5500亿。再然后就是华夏，广发，南方，富国，嘉实，博时，这些也都是4000-5000亿。如果你要是选择主动基金，老齐建议你在前30名的基金公司里面选产品，基金公司越大，投研实力也就越强。资产管理水平越高。哪怕是基金经理差点，整个公司的投资委员会也会对他有把控。 现在可不光是公募基金卖的火，连私募也来凑热闹了，今年1月份宁泉资产、淡水泉投资、高毅资产、正心谷资本、千合资本、石锋资产、盘京投资等多家知名百亿私募在渠道热销。有私募单渠道就卖出100亿，提前结束募集；有私募限额认购，在两家渠道一天募集近50亿；更有绩优百亿私募产品在渠道被秒杀。 面对公募和私募的热销，老齐也经常在星球的粉丝群里，被问到各种问题，首先，私募和公募该怎么选？私募是不是更好一点！回答是，恰恰相反，公募的整体水平要明显比私募高出不少，私募只是有个别公司表现很好而已。而且头部的私募公司，他也不见得每款产品都很好，有的产品表现也很糟糕。比如去年某顶级私募大佬，自己亲自掌管的产品收益就很糟糕。而合伙人管理的产品业绩就很不错。所以私募鱼龙混杂，十分难选。经常是今年排名靠前，明年就排名垫底。今年你看他爆赚买进去，明年就让你巨亏。而且私募的持仓和报告都不怎么对外发布，你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所以没办法去追踪和评测。我们经常说，选到好的私募比选到好股票都难，所以劝大家还是尽量的选择公募去投资。 其次，公募这些新基金，我到底该怎么选？很简单，一律都不选。银行理财经理给你推荐新基金，只是因为他的提成返点高，而并不是因为这个基金有多好。新基金由于有一个半年左右的建仓期，所以一点好处都没有。如果是牛市，你买新基金，浪费效率，半年之内根本跑不赢同类，更跑不赢指数。如果是熊市，我们完全可以等他折价了在二级市场去购买。所以无论牛熊都不合适。而且市场接近高点的时候，新基金发行，往往是去接老基金的盘的，从而保证老基金，明星基金能够全身而退。所以投资的原则之一就是不买新基金，什么都不买。 第三，基金火爆发行，是不是意味着市场即将终结？根据以往经验，只要市场热度增加，都不是什么好消息，有人还跟上次牛市比较，说现在基金发行规模远超2015年，是不是一个更大的泡沫形成，只能说市场确实到了情绪驱动阶段，但是还没到火爆。因为财富总是越来越多的，股市的市值也是越来越高的，所以成交也会越来越大，两次大牛市除了估值之外，像什么点位，成交量，投资者规模，市值，新基金发行数量都不具有可比性。所以新基金的量超过上一波牛市再正常不过了。目前看，新基金确实热起来了，但还没到疯狂，疯狂的标志是，大家都嫌基金涨的慢，自己去做个股了，也就是说新基金火爆，但是排队开户更火爆，投资者跑步入场，市场成交量持续放大到天量水平。我们在星球粉丝群里经常开玩笑，说啥时候有人开始教老齐炒股票了，基本上行情上也就到顶了。 所以，综合来看，大家心里要有根弦，现在肯定不是什么牛市的起点，而是牛市的尾声。种种迹象表明，市场正在持续升温。所以今年防守要比进攻重要的多。别看你现在赚钱了，那都只是赌桌旁边的钱而已，也就是说，随时都有可能输回去。华尔街有个比喻，在赌桌旁边数钱，是最傻的行为。对于绝大多数散户来说，股市结账的时候，从来都是在熊市，而不会是在牛市。因为熊市的时候，才会割肉。牛市他们是不会舍得卖的，即使一开始卖了，看到后面还涨，自己也会加磅买回来的。所以别经过两年牛市，赚到点小钱就觉得自己英明神武，股神在世，其实只是因为还没到收网的时候。从现在开始市场进入零和博弈阶段，也就是你赚的一定有人赔，你赔的一定有人赚到了。
对宽松货币政策的讨论有很多争议。 国内社交媒体和国内学术界对发达国家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批评很多，比如宽松货币政策带来了资产价格泡沫却没有帮到实体经济，宽松货币政策带来了大水漫灌，宽松货币政策恶化收入分配，宽松货币政策带来了更多僵尸企业、延迟了经济结构调整等等。 然而，在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术界，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宽松货币政策。萨默斯、克鲁格曼、罗默、布兰查德、伯南克、耶伦等大名鼎鼎的宏观经济家，对货币政策担心的主要问题是宽松货币政策遇到零利率下限的制约，宽松得不够彻底。 为什么会是这样？接下来我分别就对宽松货币政策的各种批评逐条展开分析，目的是对宽松货币政策的后果有更完整的认识，同时也希望对国内的货币政策实践有所借鉴。主要结论如下： ❶ 宽松货币政策可能会带来资产价格泡沫，泡沫多大很难事前判定；宽松货币政策未必要对资产价格泡沫做反应，要评估资产价格上涨背后的融资结构和泡沫破灭的伤害，要运用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应对资产价格泡沫。货币政策多关注通胀和就业，宏观审慎政策多关注资产价格。 ❷宽松货币政策对于信贷和货币增长是扩张力量，经济低迷市场对信贷和货币增长是收缩力量。宽松货币政策是在对冲后者的影响。从最终结果来看，发达国家并没有因为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大幅提升货币增长和债务杠杆率。 ❸美欧的宽松货币政策实现了预期通胀目标，日本没有实现通胀目标但也带来了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复苏。瑞典和欧元区在经济复苏不稳固时期曾一度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后来不得不再次回到宽松货币政策。 ❹宽松货币政策提高资本所有者和密切参与金融市场群体的收入，恶化收入分配；降低债务人的负债成本，提高最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改善收入分配。综合来看，美国的实证研究发现，宽松货币政策短期内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 ❺宽松货币政策维持对低效率企业的贷款，带来了信贷扭曲和僵尸企业；与此相对立的看法是，僵尸企业很大程度上来自经济周期，熨平经济变动的宽松货币政策有利于减少僵尸企业。需求不足时期，让僵尸企业破产带来的收益远大于其成本。 ❻中国在应对总需求不足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组合当中，如果能更多利用降低利率和预算内财政支出扩张这些规范的政策工具，减少地方政府主导的债务扩张，不仅能更充分利用私人部门力量扩张需求，还能够减少货币和债务扩张，降低系统性风险。 宽松货币政策是否带来资产价格泡沫， 是否据此反对宽松货币政策 宽松货币政策会刺激资产价格上涨，这里面有两个机制在发挥作用： 一是低利率本身就对应着更高的资产价格估值； 二是低利率可能会刺激更多高风险的贷款和投资。例如，低利率对金融中介带来了更大的利润压力，金融中介为了保持利润而涉入更高风险的投资；低利率降低债务人的成本，债务人举债的标准下降。 如果主要是前一种机制在发挥作用，不能认为催生资产价格泡沫；如果是后者发挥作用，则催生资产价格泡沫。 实践当中，很难区分资产价格上涨中多大程度是资产价格泡沫。以2020年初美股熔断为例，美股大跌以后迅速反弹说明高股价背后的泡沫成分未必很高。 即便宽松货币政策催生了资产价格泡沫，是否因此就足以否定宽松货币政策呢？这还要看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收益和成本。 在宽松货币+（可能的）资产价格泡沫组合下，收益在于就业、增长、避免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坏处在于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带来的伤害，伤害程度取决于资产价格泡沫的融资结构。 把收益放一边，下面还会再谈。先说伤害，如果资产价格泡沫背后是大量的债务融资，是大量的杠杆，是金融中介机构的深度介入，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危害非常大，次贷危机后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就是个例子。 如果资产价格泡沫背后的债务融资、杠杆不多，金融中介涉入不深，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危害就很有限。美股熔断就是个例子，尽管股价跌的很惨，由于股价上涨背后的杠杆率支撑不高、金融中介涉入不深，其对金融中介、居民和企业的影响很有限。 如果宽松货币政策带来了资产价格泡沫，资产价格泡沫背后有大量的杠杆和金融中介介入，是不是足以否定宽松货币政策呢？未必。 一种很有影响力的看法是，资产价格泡沫的应对应该交给专门管理金融机构资产充足率、投资者杠杆率的这类宏观审慎管理政策，而不应该依靠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对于应对杠杆率和资产价格泡沫并不在行。 总结一下： ❶ 宽松货币政策可能会带来资产价格泡沫，泡沫有多大很难事前判定； ❷即便宽松货币政策带来了资产价格泡沫，还要评估资产价格上涨背后的融资结构和泡沫破灭的伤害； ❸即便宽松货币政策带来资产价格泡沫，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伤害严重，应对之道是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而未必是紧缩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多关注通胀、就业、增长，宏观审慎政策多关注资产价格。 宽松货币政策是否 带来更多货币和债务 经济低迷时期，两种力量在发挥作用，一种是市场的收缩力量，一种是宽松货币政策的扩张力量，扩张力量是为了对抗市场收缩力量。 从结果来看，扩张力量未必都大于收缩力量，发达国家并没有因为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带来更高的货币增长和债务杠杆率。 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之间的2008-2015年期间，与之前的2000-2007年期间相比，美国的M2年均增速仅上升了0.4个百分点，欧元区下降了4个百分点，日本上升了1.4个百分点。 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没有伴随更高的广义信贷增长。[广义信贷增长是比M2更完整的金融资产概念，不仅包括了银行存款，还包括了对银行存款形成高度替代的其他债务型金融资产，比如各种形式的债券。] 2008-2015年期间，与之前的2000-2007年期间相比，美国的广义信贷年均增速下降了4.3个百分点，欧元区下降了2个百分点，日本增加了1个百分点。 宽松货币政策同样没有带来宏观杠杆率的大幅上升。 2008-2015年期间与之前的2000-2007年期间相比，美国的债务/GDP年均增速下降了2.1个百分点，欧元区增加了1.3个百分点，日本上升了2.4个百分点。 图1 M2增速 图2 广义信贷增速 图3 私人部门广义信贷增速 图4 债务/GDP增速 宽松货币政策是否奏效 首先要明确概念，什么叫奏效，标准是什么？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既定的通胀目标，有些国家还包括了就业和经济增长目标。一般情况下，通胀、就业和增长目标方向上相一致。 宽松货币政策如果实现了通胀目标，这可以看作是货币政策奏效。如果宽松货币政策如果未能实现通胀目标，但还是拉升了经济景气程度，提高了利润和就业，这算不算奏效呢？这起码也能说货币政策发挥了作用。 对于宽松货币政策难以拉动经济，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是货币政策只能拉绳子，不能推绳子。这个说法很形象，也很说明货币政策在不同经济环境下的操作空间和影响力有很大差异。 但是通过近年来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创新实践来看，货币政策在推绳子方面也能发挥不少作用。通过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美国和欧洲都实现了通胀目标，日本虽然没有实现通胀目标，但是也达成了80年代末以来最长的经济复苏周期。不能说货币政策没有发挥作用。 用反证法也更能证明宽松货币政策在经济低迷时期的重要作用。如果保持低利率不重要，抬升利率会怎么样呢？ 2010年瑞典在经济还未恢复到正常状态的时候试过抬升利率，此后经济复苏停滞，后来瑞典央行不得不再次下调利率直至负利率水平，此后瑞典实现了通胀目标和就业反弹。 欧元区在2011年4月和7月分别两次上调政策目标利率，此后经济显著走弱、金融市场动荡，欧央行不得不于2011年9月再次下调政策利率。 宽松货币政策是否 恶化收入分配 宽松货币政策有恶化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效应。 第一个效应，富人持有更多的金融资产，宽松货币政策带来资产价格的上涨，就会带来富人的财富更多，这是恶化收入分配。这个效应在文献里面叫做“Income Composition Channel”。 第二个效应，宽松货币政策有利于紧密参与金融市场的群体，不利于没有紧密参与金融市场的群体，典型的例子就是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上涨期间，金融从业人员收入增长更更高，这也会恶化收入分配。这个效应在文献里面叫做“Financial Segmentation Channel”。 宽松货币政策也有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效应。 第一个效应，宽松货币政策有利于债务人不利于债权人，债务人主要是穷人多一些，这对穷人有利，这是改善收入分配。这个效应1933年就被Fisher提出过。 第二个效应，收入分配最底层的群体最容易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经济低迷时期低收入者最先失业或者降薪，而高收入群体受经济波动影响相对较小，宽松货币政策有利于低收入群体保住就业和增加工资收入，减少收入分配不平。这个效应在文献里面叫做“Earning Heterogeneity Channel”。 第三个效应，宽松货币政策带来房价上涨，有自有住房的中产阶级得益，这有利于降低财富分配不平等。（Steins et al．， 2017） 究竟哪个效应更重要，实证结果怎么样呢？ 总的来看，基于美国经验的实证研究认为，货币政策改善收入分配。 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是1998年罗默的早期文章，他们发现宽松货币政策在短期内会显著提高美国的黑人、有色人种这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改善他们的就业机会。 但是拉长时间看，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没有什么太大作用。宽松货币政策可以在短期内降低贫困率，但是贫困率会随之时间拉长而逆转，对贫困人口最好的货币政策是保持稳定通胀和降低产出缺口。 Coibion （2017）等四位美国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至少就美国而言，紧缩货币政策总体上会加剧劳动收入、总收入、消费和总支出多个角度的不平等，宽松货币政策则会缓解不平等。 Steins （2017）发现美国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持续恶化，收入和财富越来越向最富有的人群集中，中产阶级在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 中产阶级的在收入分配当中的不利局面越来越突出，而在财富分配中的不利局面则好于收入分配，造成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中产阶级持有的房产增值，减弱了财富向最富有人群的过度集中。 2007年金融危机以后，这种局面随着房地产价格上涨难以持续而终止，财富更加向最富有的人群集中。宽松货币政策有利于提升房价，从这个意义上看，其有利于提高中产阶级的家庭财富，减少财富分配不平等。 宽松货币政策是否 增加僵尸企业、延迟经济复苏 经济学家担心宽松货币政策不利于市场自发出清，可能会增加僵尸企业的数量。 Acharya et al．（2019）认为，欧洲央行2012年采取直接货币交易（Outright Monetary Transactions，OMT）项目以后，欧元区边缘国家的银行被变相地补充了资本，银行体系稳健性提升，然而这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银行增加了针对过去有信贷关系的低效率企业的贷款，这并没有带来投资和就业增加。因为信贷资源配置被扭曲，大量僵尸企业的存在不利于那些值得信赖的企业，这不利于经济复苏。 对于上述看法的反驳意见是：如果经济运行不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上述对僵尸企业的批评成立；当经济运行低于潜在产出水平的时候，僵尸企业的存在不是原因而是结果，正是因为经济运行低迷才造成了更多僵尸企业的出现。 Gagnon（2020）认为当经济低于潜在产出水平时期，关闭僵尸企业带来企业员工收入大幅下降，由此带来的支出下降在乘数效应下会大于僵尸企业原来的产出。 关闭僵尸企业的潜在好处在于为更有效率的市场竞争者和新进入这提供了成长空间。如果有效率的竞争者占据了原有僵尸企业的市场份额，由此带来的整体收入增长只有原来僵尸企业产出的10-20%。因此Gagnon认为在经济低于潜在产出时期关系僵尸企业的弊端远大于得利。 一个思想实验 当遇到需求不足经济低迷的时候，美国、日本、欧元区应对需求不足的做法是先把利率降到底，财政支出扩张方面相对困难。通过低利率刺激经济做法的集体机制是通过低利率（1）改变消费的跨期价格，刺激消费；（2）降低投资成本；（3）降低私人部门债务成本、提高私人部门资产估值，以此强化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刺激私人部门支出。 中国的做法呢？传统以降低利率为代表的货币政策工具和预算内财政政策工具使用的相对有限，重点依靠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支出扩张，提升总需求。 我们所看到的所谓“大水满贯”、杠杆率快速上升、系统性风险上升是因为低利率刺激了私人部门更多的信贷吗？显然不是，无论是货币和信贷的增长，还是杠杆率和系统性风险上升，包括很多的金融乱象，很大程度上来自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 如果我们应对需求不足的做法是尽可能地充分使用降低利率政策刺激私人部门需求，如果这还不够再用预算内财政支出扩张增加需求，同时尽可能地去削减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信贷扩张，严格保持银行贷款和债券市场上的风险评估标准和信贷纪律。我们还有没有今天这么多的系统性风险和金融乱象？ 对这种策略的第一个担心是，主要靠降低利率刺激需求有没有用？欧美这些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很多的国家都能通过低利率政策实现通胀目标，中国为什么就不行呢？中国居民、企业和政府各部门全部加在一块儿的总负债大概260万亿，1个百分点的利率下降能够节省债务人2.6万亿的利息负担，对支出扩张的力度不可小觑。 第二个担心，这样做之后会不会带来更多的债务，带来更多的货币？恰恰相反。当利率降得更低的时候，用市场自发的力量对抗需求不足的时候，不那么多依靠政府的债务扩张应对需求不足，达到同样的GDP增长目标所需要的债务增量是更低的，债务增量是更低的。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实现同样的GDP增长，所需要的私人部门债务扩张少于公共部门债务扩张。如果按照上面这种策略的话，不需要那么多货币增长，不需要那么多债务增长，广义货币增速也是下降的。更低的利率，表面上看起来是宽松货币政策，但是广义货币增速并没有增加，甚至是下降的。 第三个担心，会不会有更高的房价。利率降低以后，房价是不是会涨？未必。 首先，利率更低的同时广义货币数量也更少，总购买力未必是增加，房价未必涨。 其次，这个政策组合下不需要地方政府有那么多的土地财政依赖，刺激经济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市场自发的力量，通过公共预算、财政内预算，不给地方政府那么大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下降，土地供应有可能是改善的，从长期来看，对遏制房价有帮助。 这个所谓的思想实验其实就是发达国家在应对需求不足的时候的通常做法。中国过去七八年来是全世界主要经济体里面唯一真实利率在明显上升的国家，宏观经济在低迷的时候，真实利率反而在上升，这是宏观调控政策需要反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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