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对市场、企业与个人的影响 近十余年宏观经济与政策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市场、企业与个人的影响日益凸显。 受益于冷战结束、技术革命与全球化加深，全球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2008年金融危机前经历了一段较长的稳定增长、低通胀和低风险时期，许多经济学家称之为大缓和时期（Great Moderation）。这一时期宏观经济整体运行平稳，风险较低，虽然中间也曾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拉美金融危机等局部风险，但并没有演化成全球性衰退，经济也很快就修复正常。可以说，宏观经济对决策者、企业、个人的影响并不明显，人们生活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 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至今，全球宏观经济与政策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一方面，全球宏观经济中各类系统性冲击连续接棒出现，市场风险明显加剧，加之技术红利收缩、老龄化加深和全球化止步，使经济进入到一个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债务的陷阱。另一方面，宏观政策无法快速回归常态化，货币政策长期使用零利率、负利率与量化宽松等非常规工具，财政政策上政府债务和赤字率普遍扩大，导致了资产通胀和商品通缩并存，收入差距和社会矛盾明显加大。这使得部分国家开始把经济矛盾更多归结到游戏规则、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全球风险已经不限于经济领域。因此中国企业发展和投资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开始上升。 在各类宏观风险乃至黑天鹅事件冲击下，无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还是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波动明显加剧。对于各国政策制定者来说，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压力日益加大，加之常规政策空间收缩，这需要不断推陈出新，宏观经济调控走向未知领域。因此，无论企业的生产与投资，还是个人的职业发展、消费与投资，均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更好地理解宏观经济与政策背后的逻辑，变得更为重要。 举例来说，如果我们看下图给出的近3年中国股市和汇率的波动情况，就可以明显感受到不断扩大的市场风险。实际上，引起金融市场呈现趋势性变化的决定因素是宏观经济与政策，只有经济周期与政策周期深刻影响了市场的流动性与预期，才能使金融市场发生长期单向变化。比如，2018年中国股市全年下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17年底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三大攻坚战，首位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而防风险的重点是防金融风险。这使市场进入到以资管新规为标志的防风险去杠杆政策周期，流动性明显收紧。政策周期传导到实体经济，形成了投资和消费增速下行的经济周期，加之中美贸易摩擦对市场预期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大了股市跌幅。 再比如，从2020年5月底至今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超过了7%，进入到了升值周期。这背后的原因也是宏观经济与政策。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发达国家央行政策极度宽松，而中国政策相对适度，这使中国与发达国家将保持一段较长时期的市场利差。另一方面，中国快速有效地控制了疫情，二季度起经济就呈现了稳定快速的复苏态势，2020年很可能会成为全球唯一正增长的国家，而其他主要经济体仍然面临疫情再次爆发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市场风险加剧。此外，中国金融市场持续扩大开放和金融制度不断深化改革，也有助于吸引外资流入，推升人民币汇率。 因此，为了更加准确把握金融市场变化，非常有必要加深对宏观经济与政策背后运行逻辑的理解。比如，为什么中国要防风险去杠杆，为什么发达国家要零利率，宏观政策会有什么影响，利率和汇率是如何决定的，实体经济运行受哪些因素影响，理解这些问题，才能在日益加剧的市场波动中赢得先机，占据优势。 02 一图读懂宏观经济与中国政策 《宏观经济学与中国政策》一书能够帮助零基础的读者系统理解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助力企业与个人的发展。 虽然市面上经济类书籍较多，但为零基础读者全面系统而又深入浅出地介绍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的书籍，可供选择的并不多。一些国外宏观经济学教材和宏观经济读物虽然提供了很系统扎实的理论模型和详实丰富的案例，但是并没有系统介绍现实中的具体数据，令读者难以应用理论模型去实际分析现实宏观经济，哪怕是美国经济；而且也并没有多少内容专门介绍中国经济与中国政策，更缺少中国宏观数据的详细解读。国内宏观经济学教材和宏观经济读物在理论上基本沿袭了国外教材，并没有专门讨论宏观经济理论如何体现中国特色，对现实经济的解读也多是专题性的，缺乏对中国宏观经济数据、政策与逻辑的系统性总结。 这实际上造成了中国宏观经济学教育与普及的一个问题。一方面，一些读者学习了数学公式图形建构的宏观理论模型，但没能深刻理解经济机制与运行逻辑，在应用理论思考复杂的现实经济问题时，只感受到理论模型的局限性，而无法深入看清现实经济所体现的理论机制。另一方面，一些读者由于没能系统学习中国宏观的现实数据与具体政策，在市场中分析现实宏观经济、在决策部门制定现实宏观政策时，感到运用所学无从下手，需要另找各类资料，难以短期形成系统性框架。 因此，面对全球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的新变化，中国宏观经济学教育与普及的现状与问题，我们通过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宏观经济学与中国政策》一书，希望能够帮助零基础的读者系统理解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 本书内容分为“实体经济数据”、“经济增长理论”、“货币和通货膨胀”、“经济波动理论”、“开放宏观经济”共五个部分十八章，全面覆盖了当代宏观经济学的主要概念、理论与模型，并系统总结了中国宏观经济的核心数据、政策与事实。 相对其他相关书籍，本书篇幅更为精炼紧凑，文字深入浅出，读者的可读性较高。 本书目标是希望通过阅读本书，读者能够综合掌握中国宏观经济的数据结构和分析逻辑，从而深刻理解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和政策权衡。本书既适宜作为本科生、研究生和MBA等各层次宏观经济学的通识教材，也可以成为关注中国宏观经济的零基础读者的学习参考。本书具有以下三点鲜明特色。 特色之一：注重精炼内容，一图读懂宏观经济与中国政策。本书为中国经济的数据结构、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分析逻辑等归纳了基本框架，以简洁明了的图形进行展示，便于读者直观地把握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的整体逻辑关系。比如下图全面展示了中国实体经济数据的主要数据及其关系。可以看到，实体经济状况可以由生产（也就是供给）方面数据、需求方面数据、劳动力市场数据和一些侧面指标数据等来衡量。在整体把握逻辑关系结构基础上，读者可以进一步深入阅读本书，了解每部分数据反映了实体经济的什么具体情况。本书在五个部分最后，分别用一图给出了“中国实体经济数据结构”、“中国经济增长分析逻辑”、“中国货币、财政和价格数据结构”、“中国经济波动分析逻辑”、“中国对外经济数据结构”。 特色之二：注重经济机制，淡化数学模型。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当代宏观经济的主流理论和机制，突出经济直觉，使读者建立科学系统的宏观分析逻辑。数学理论模型是为了让读者理性而有逻辑地思考现实经济，但学习理论模型更应关注模型背后的经济机制，如果只关注于模型本身的曲线变化而忽视了背后的经济变化，就会本末倒置，脱离现实。在本书第二部分“经济增长理论”、第四部分“经济波动理论”、以及第五部分“开放宏观经济”的部分内容，我们介绍了当代宏观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和模型，但在介绍模型中更加注重梳理清楚模型背后的理论逻辑。 特色之三：注重现实经济，强化中国特色。本书综合系统地介绍中国宏观经济的核心数据和政策，突出中国案例，使读者理解中国特色的经济运行特征。本书把宏观经济学从概念、数据到模型的成体系的内容中密切结合了中国宏观经济的数据和政策，基本涵盖了现实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数据、主要政策工具，并且对数据的一些结构性的特征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在介绍理论模型时，本书也注重讨论理论模型如何应用于分析现实经济，中国经济运行逻辑在理论模型中得到体现。在本书第一部分“实体经济数据”、第三部分“货币和通货膨胀”、以及第五部分“开放宏观经济”的部分内容，我们介绍了宏观经济的主要概念和中国数据、政策，较为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事实。 本书由厉以宁先生亲自作序，著名经济学家蔡洪滨、刘俏、黄益平、宋铮推荐。
投资要点 本周债市热点 跨年后，在资金面整体稳定的情况下，国股银票转贴现利率大幅上行96BP，引发市场关注。我们认为近期票据利率大幅上行的原因主要有三：一、1月份是票据贴现大月，转帖利率通常季节性走高。二、上年12月份票据利率反常走低，带来近期票据贴现与供应的增长。三、今年1月份中长期信贷“开门红”，压缩了大行收票需求。 “票据-国债”利差已经达到历史高位，春节前短债利率易上难下。 本周流动性跟踪 央行持续大量逆回购投放，稳定市场预期。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利率方面，R001上行74.79BP，R007上行49.02BP，R014上行66.13BP。存款类质押式回购利率方面，DR001上行70.30BP，DR007上行33.95BP，DR014上行72.03BP。SHIBOR利率多数上行。1月22日，SHIBOR隔夜为2.4360%，上行69.80BP；SHIBOR1周为2.2710%，上行14.70BP；1月期SHIBOR报收2.5030%，上行11.30BP，3月期SHIBOR报收2.5780 %，下行0.30BP。 本周一二级市场 一级市场方面，本周利率债净融资额较上周增加。本周一级市场共发行36支利率债，实际发行总额为4163.87亿元，较上周减少313.13亿元；总偿还量为2308.80亿元，较上周减少110.3亿元；净融资额为1855.07亿元，净融资较上周增加708.02亿元。利率债招标倍数普遍在4倍左右，需求一般。国债、国开债收益率短升长降。1年期国债收益率为2.4525%，较上周五上行6.28BP；10年期国债收益率报3.1185 %，下行3.23BP；1年期国开债收益率报2.5331%，较上周五上行3.72BP；10年期国开债收益率报3.5099%，下行3.68BP。 风险提示新冠疫情变化，货币政策超预期。 报告正文 1、本周债市热点 Wind数据显示，1月22日国股银票转贴现利率报3.4845%，较上周五大幅上行52BP。跨年后，在资金面整体稳定的情况下，国股银票转贴现利率大幅上行96BP，引发市场关注。我们认为近期票据利率大幅上行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1月份是票据贴现大月，转帖利率通常季节性走高。上年12月份直至春节前，企业由于发工资等原因，短期现金需求较多，票据贴现量通常较大。社融数据显示，过去6年间，1月份新增票据融资量平均为1534亿元，全年仅次于8月份。票据供应增加，导致转帖利率季节性走高。 二、上年12月份票据利率反常走低，带来近期票据贴现与供应的增长。由于12月份也是票据贴现大月，因此跨年前票据利率通常上行。然而2020年下半年以来，流动性收紧，票据直贴利率明显上行，导致企业贴现意愿不强，倾向于开票而不贴现。临近年末，部分银行为了完成企业让利与信贷投放任务，扩大收票并压低票据利率，甚至出现了票据转帖利率与同业存单利率的严重倒挂。较低的贴现利率提振了企业贴现意愿，社融数据显示，2020年12月票据融资当月新增3341亿元，为近些年来较高水平。 三、今年1月份中长期信贷“开门红”，压缩了大行收票需求。受出口与地产开工持续旺盛的推动，中国经济稳步复苏，企业中长期信贷需求持续走高，银行迎来信贷“开门红”。但与此同时，在中央“稳杠杆”的总体政策指导下，银行信贷投放额度受控，大行收票需求下降，推动近期票据利率明显上行。 “票据-国债”利差已经达到历史高位，春节前短债利率易上难下。春节前，票据供大于求的格局仍将持续存在，支撑票据转帖利率维持高位运行。直至春节后，票据供需失衡的格局才将有所缓和。与此同时，当前6个月“国股银票转帖利率-国债收益率”利差高达135BP，已经接近2019年以来历史最高位，配置票据的性价比凸显。在高利差的带动下，春节前同期限短债收益率或将易上难下。 2、流动性跟踪 2.1 公开市场操作 央行持续大量逆回购投放，稳定市场预期。本周央行共投放6140亿元7天逆回购。其中周一（1月18日）有20亿元7天逆回购，周二（1月19日）有800亿元7天逆回购，周三（1月20日）有2800亿元7天逆回购，周四（1月21日）有2500亿元7天逆回购，周五（1月22日）有20亿元7天逆回购。本周共有160亿元央行逆回购到期，全口径公开市场操作实现净投放5980亿元。之后一周（1月25日至29日），将6140亿逆回购到期，2405亿TMLF到期。 本周央行小幅缩量续作MLF。周五（1月15日），央行投放5000亿元一年期MLF，对冲当日MLF到期及1月25日到期的TMLF，操作利率与上期持平，合计回笼450亿元。后一周（1月18日至22日），将有160亿逆回购到期。 2.2 货币市场利率 银行间资金利率全线上行。1月22日，相较于上周五（1月15日，下同），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利率方面，R001上行74.79BP，R007上行49.02BP，R014上行66.13BP。存款类质押式回购利率方面，DR001上行70.30BP，DR007上行33.95BP，DR014上行72.03BP。 SHIBOR利率多数上行。1月22日，SHIBOR隔夜为2.4360%，上行69.80BP；SHIBOR1周为2.2710%，上行14.70BP；1月期SHIBOR报收2.5030%，上行11.30BP，3月期SHIBOR报收2.5780 %，下行0.30BP。 2.3 同业存单发行 同业存单净融资额较上周减少。本周，同业存单总发行量为3290亿元，总偿还量为4327.5亿元，净偿还额为1037.5亿元，净融资较上周减少1193.8亿元。 同业存单发行利率全线上行。1月22日，1月期品种发行利率为2.4712%，较上周五上行10.19BP；3月期品种利率为2.5842%，上行3.03BP；6月期品种发行利率为2.8433%，上行5.99BP。 2.4 实体经济流动性 票据转贴利率大幅上行。根据最新数据，截至1月22日，股份行6个月的票据转贴利率为3.4845%，较上周五上行51.83BP。城商行6个月的票据转贴利率3.6391%，较上周五上行52.2BP。 2.5 一周监管动态 3、利率债 3.1 一级市场发行及中标 本周利率债净融资额较上周增加。本周一级市场共发行36支利率债，实际发行总额为4163.87亿元，较上周减少313.13亿元；总偿还量为2308.80亿元，较上周减少110.3亿元；净融资额为1855.07亿元，净融资较上周增加708.02亿元。 本周湖南、浙江、吉林、辽宁、陕西五地开展地方债发行工作。湖南发行2支地方债，发行总额为147.37亿元；浙江发行4支地方债，发行总额为272亿元；吉林发行2支地方债，发行总额为68亿元；辽宁发行2支地方债，发行总额为193亿元；陕西发行2支地方债，发行总额为148亿元。 3.2 利率债到期收益率 国债收益率短升长降。1月22日，1年期国债收益率为2.4525%，较上周五上行6.28BP；3年期国债收益率为2.7645%，下行2.3BP；5年期国债收益率报2.9373%，下行2.61BP；7年期国债收益率报3.1112 %，下行3.66BP；10年期国债收益率报3.1185 %，下行3.23BP。 国开债收益涨跌不一。1月22日，1年期国开债收益率报2.5331%，较上周五上行3.72BP；3年期国开债收益率报2.9610%，下行2.94BP；5年期国开债收益率报3.2842%，上行0.41 BP；7年期国开债收益率报3.4397%，下行0.74BP；10年期国开债收益率报3.5099%，下行3.68BP。 3.3 利率债利差 各期限利差涨跌不一。1月22日，与上周五相比，10Y-1Y利差下行10.05BP，10Y-5Y利差下行0.62BP，10Y-7Y利差走阔0.43BP。 国开债5年期和10年期隐含税率涨跌不一。1月22日，5年期国债、国开债利差为34.69BP，5年期国开债隐含税率走阔0.91个百分点。10年期国债、国开债利差为39.14BP，10年期国开债隐含税率收窄0.01个百分点。 4、海外债市跟踪 美国2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上周持平，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本周五（1月22日），2年期美债收益率为0.13%，与上周五持平；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为1.1%，较上周五下行1BP；10年期美债与2年期美债利差为97BP，较上周五收窄1BP。 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本周四（1月21日），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为-0.56%，较上周五上行1.00BP。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0.034%，较上周五上行0.1BP。 5、通胀跟踪 农业部、山东蔬菜价格涨跌不一。1月22日，农业部菜篮子批发价格指数收于144.82，较上周五上涨1.86%；山东蔬菜批发价格指数收于185.20，较上周五下跌0.77%。 生猪价格、猪肉价格涨跌不一。根据最新数据，1月22日，22个省市生猪平均价为35.94元/千克，较上期（1月15日）下跌0.96%；猪肉平均价为52.17元/千克，较上期上涨1.03%。 商品价格指数、石油期货价格涨跌不一。1月22日，南华工业品价格报2613.90点，较上周五下跌1.05%；RJ/CRB商品价格指数收于172.85点，较上周五下跌1.36%；布伦特原油期货和WTI期货结算价分别报55.41美元和52.27美元，较上周五分别上涨0.56%和下跌0.17%。 6、下周重要经济数据和事件 风险提示：新冠疫情变化，货币政策超预期。
看到这个标题，很多人会以为我要给港股热泼冷水，其实并非如此，港股作为全球估值水平相对较低的市场，应该具有上涨潜力。年初至今，估计有近3000亿港币的南向资金流入港股，按目前的规模推算，估计今年净流入港股的南向资金或许可达3万亿港币，港股不热才怪呢。但是，在资本市场的盛宴背后，我们更应该反思金融业的“非理性繁荣”，关注实体经济的冷暖和居民收入的变化。 为何北向资金的投资回报率远超南向资金 去年4月中旬，我们出了一份报告，叫《恒指史上第三次破净——港股配置价值凸显》，建议配置港股，因为港股的总市值已经跌破净资产总值。从历史上看，当港股下跌至PB小于1后，都会出现强劲反弹，涨幅在27%到84%之间。而到目前为止，破净之后这轮恒生指数涨幅已经达到30%，估值上看，也不算太便宜了。 恒生指数与国际市场主要指数的估值水平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尽管恒生指数已经反弹了不少，但南向资金的投资回报率远不如北向资金。例如根据估算，从2017年末至2020年末，南向资金赴港近9千亿元，却只赚了3千亿元；而同期北向资金不足7000亿元，却赚了1.1万亿元。 这说明两点，一是陆港通以来，境内资金更流向港股的比北向资金多；二是南向资金在港股的配置上，主要配置在基于H股相对A股折价率高的金融股上，但这类企业的成长性远不如北向资金配置在国内大消费或高科技等行业头部企业股票上。从恒生指数和沪深300的指数走势看，前者目前仍低于2018年初形成的高点，而后者已经超过2018年初的高点30%以上。 这说明两点，一是北向资金在选股方面确实比南向资金“聪明”，它们更看重“成长价值”，而南向资金在2019年末之前，配置的前三大股票分别是工行、建行和汇丰，似乎更看重“低估值”和两地价差；二是A股市场的流动性远好于港股市场，作为一个开放度较低的市场，疫情之下，国内增量入市资金规模惊人，北向资金入市正逢其时。 不过，从2019年至今，具有成长属性的股票已经涨了不少，当A股市场好赛道上奔跑的除了少数属于千里马之外，大部分估计都不属于后劲十足的好马，因此，往后的风险一定会加大，这也是年初以来港股公募基金发行大量增加的原因。 就我国资本市场而言，随着南向资金的继续增加，港股市场前景如何？只要有资金持续流入，港股的结构性牛市应该会出现，目前估值还处在历史的相对低位。以A+H的溢价率为例，我曾在去年9月份就撰文提出，在陆港通时代，146%的高溢价率是反常现象，一定会回落。如今已经回落至135%了，A股与H之间价差应该还有较大的收窄空间。我对中国股市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不会因为今天市场出现较大幅度调整而改变对结构性牛市延续的观点。 首先，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外资的在A股市场的占比还会不断提高，未来应该能到达10%左右；其次，国内居民家庭的资产配置将从房地产为重心，慢慢移向金融资产；第三，在资管新规必将落实的预期下，净值型产品会越来越多，银行和信托产品的原有优势不再，权益市场将吸纳更多的资金流入。 从豪宅热销看其背后的货币现象 2020年以后，南向资金开始重配腾讯、美团、小米等大市值、高PE和高PB股票，说明投资偏好发生了变化。而在A股市场，大消费和高科技行业的巨头的市值水平也大幅提升，挑战两桶油和四大行。这主要得益于估值水平的大幅提升，提升的依据的高成长预期。 过去，只有中小市值股票才能享受高溢价，如今则反过来了，好赛道上的大市值股票受到追捧，而过去所谓的“壳资源”从高溢价变为高折价。这种估值体系的修正，与机构投资者占比上升有关。尤其在2020年公募基金规模大幅攀升之后更加明显，如目前A股市值最大的股票，静态市盈率已经达到60倍左右，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与股市好赛道上大市值公司受追捧类似的是房地产市场。如2020年，去年美国100万美元以上的豪宅与10万美元以下的独栋住宅销量同比差，达到80%，而国内也出现了豪宅热销的景象，如上海、深圳、厦门等城市，大户型住宅每平米价格要高于小户型的，而过去则相反。 这些现象的出现，从表象看，是机构投资者配置上的需求大幅增加，如过去单只管理规模超过100亿的大基金屈指可数了，如今则比比皆是。这就决定了这些基金需要配置大市值的股票，对大市值股票的需求大幅上升。从产业集中度提升的角度看，配置大市值公司股票的逻辑也是成立的，因为行业集中度在不断提升，很多中小企业会被淘汰出局。例如，美股中500亿美元市值以上的公司要占总市值的70%以上，因此，给大公司高估值是合理的。 但从深层原因看，这轮全球性的股市和楼市大涨，与货币当局滥发货币有很显著的相关性。疫情之下货币大规模超发，如2020年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幅度均在30%以上，规模合计扩张了8万亿美元，相当于“再造两个美联储”。导致全球超发资金大量流入股市和楼市。我国央行扩表规模虽然不大，但M2增速达到10%，远超名义GDP的增速。 中美M2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可见，货币越来越成为发达经济体政府的救命稻草，它可以帮助政府度过难关，解决流动性危机，但却不解决根本问题，反过来，由于过多的货币往往被过少的机构或个人占有，由此带来的资产泡沫和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却成为无解：泡沫破灭会引发金融海啸，为缩小收入差距的改革会触动既得利益。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股市和楼市上涨与货币泛滥密不可分，那为什么总是少数资产在大涨，大部分资产却不涨反跌呢？我认为有两大原因，一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金融资产和房地产都过剩了，只有核心资产才值钱；二是经济增速下行必然带来分化，分化的时代不再支持普涨。 例如，美国从1980年至今，累计退市的上市公司超过1万家，即便没有退市的公司，其中有一半的公司市值加总后只占总市值的3%左右。美国股市已经延续了11年牛市，但这11年来，大部分股票并没有上涨甚至下跌，只有10%的股票大幅上涨。A股市场也是如此，过去一年涨幅在全球名列前茅，但有近一半的A股是下跌的。 无论是楼市还是股市，今后都会面临资产过剩的困扰。 为何金融业在不同经济周期下都是受益者 中国私人小汽车的保有量大约为2.3亿辆，居民住宅总套数大约为4.4亿套，后者是前者的两倍。2020年我国乘用车销量增速为-6%，但住宅销售面积增速还是正的。而美国私家车保有量大约是住宅总套数的两倍。这是否说明我国居民对住宅的需求相对于私家车而言要比美国大很多？ 在商品过剩的时代，乘用车基本属于“车开不炒”，它更能反映消费需求，而住宅却具有投资属性。正是因为有投资属性，则对住宅的总需求就不能以使用价值的需求来比对，如按每户套数，国内也已经超过1了，与发达经济体的户均套数基本拉平。而金融与房地产紧密相关，我国的贷款余额中，30%左右是房地产相关贷款。所以，房地产20多年的牛市助推了金融繁荣。 助推金融长期繁荣的还有基建投资，因为基建投资通常是逆周期助推，而房地产政策实际上也往往是逆周期的，这就是为何我国投资对GDP的贡献率是全球平均水平两倍左右的原因。因此，当经济繁荣的时候，金融自然受益，当经济下行的时候，有了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总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金融同样受益。 2020年，我国初步统计的GDP增速为2.3%，但金融增加值的增速为7%。从三驾马车看，去年出口和投资都是正增长，其中出口和房地产投资成为经济维持正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而消费却是负增长。而美国虽然成为新冠疫情全球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但2020年的美国零售与食品服务销售额却有3%的名义增长。 可见，我国在2020年是经济增速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但实现正增长还是靠传统的拉动经济模式，即投资和出口。当然，美国零售额的增长主要靠政府对居民的补贴，与特朗普竞选有关。但我们是否也需要对2020年出现了高端消费火爆而普通消费清淡的现象做反思呢？ 例如，2020年在乘用车负增长的背景下，豪华车销量却增长了14%；社消零售总额下降，但奢侈品销量两位数增长、出现LV和爱马仕等专卖店长年排队现象；白酒产量下降，但高端白酒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 消费分化的背后，实际上是收入的分化，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的居民收入数据，平均数增速超过中位数，意味着差距在扩大。而差距扩大的背后，是否与金融、地产的繁荣相关呢？2020年金融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8.3%，大概比美国高出一个多百分点，远超日本。局部城市楼市的大涨与股市的繁荣，带来了财产性收入的增长，但这只是少数居民的收入增长。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金融业增加值如此之高，显然是不合理的；同样，投资在三驾马车中的占比如此之高，也不合理。解决方案是什么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扩内需”，而扩内需的前提是要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占比。 这就使得今年的金融政策要适度转向，让金融更多为实体经济服务；同时货币要适度收紧，遏制个别城市房价疯涨的势头。实际上，央行和有关部门都已经有动作了，如今天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中，回笼了700多亿资金，而且隔夜回购利率也在小幅上行。继上海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之后，住建部也分别去上海和深圳调研督导落实城市主体责任。 这些政策非常及时，但也应该认识到，应急性政策难以解决长期存在的根本性问题，长期问题需要通过实质性的改革，如税制、土地、社保、转移支付、第三次分配等来解决。
粤港澳大湾区逐渐从地方构想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提出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1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1粤港澳大湾区基础条件在国内最成熟 粤港澳大湾区由“9+2”组成，即广东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惠州、江门、肇庆，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土地面积合计5.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0.6%；2019年经济总量12万亿元，占全国的12.1%；常住人口7267万，占全国的5.2%。 湾区经济是大国发展标配，全球约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入海口。世界知名的有三大湾区：以现代金融为核心的纽约湾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旧金山湾区和以现代制造为核心的东京湾区。中国自北向南主要有渤海湾区、胶州湾区、杭州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区等，实力最强、基础条件最成熟的则是粤港澳大湾区。 1.2粤港澳大湾区从地方构想上升为国家战略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酝酿已逾10余年，从2005年明确“湾区发展计划”，到2015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共建粤港澳大湾区，2017年国家发改委牵头粤港澳三地签署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再到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逐渐落地。从发展历程来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5-2014年），湾区经济进入地方构想。2005年，广东省政府在《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中明确划分“粤港澳跨界合作发展地区”，并要求把发展“湾区”列入重大行动计划。之后，湾区发展陆续写入2008年国家发改委《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9年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参与的《大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201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等文件，跨区域合作初现雏形。2014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聚焦湾区经济，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新优势。 第二阶段（2015年至今），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2015年3月，“一带一路”倡议首次明确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被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国务院《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广东省“十三五”规划等，要求建设世界级城市群。2017年，首次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7月1日，值香港回归20周年，国家发改委牵头粤港澳三地政府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明确提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1.3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意义 1）港澳繁荣新保障：深化内地与港澳交流合作，拓展港澳发展新空间和新动能，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基本国策。 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支持港澳抓住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机遇，更好发挥自身优势，全面深化与内地互利合作。在改革开发初期，香港、澳门凭借其产业、技术、资金等优势，引领内地特别是珠三角发展。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深入推进，香港、澳门地位相对下降，特别是香港一段时间经济低迷，亟需内地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可以通过构建协同机制，消除影响要素便利流动、产业合理分工的制度性障碍，打破行政地域壁垒，推进“一国两制”的新实践，保持港澳长期繁荣。 2）对外开放新门户：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新平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探索建立高标准贸易规则，引领对外开放。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4月博鳌讲话中向世界宣告：“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粤港澳大湾区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区位优势突出，具有侨乡、英语和葡语三大文化纽带，是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重要桥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有利于整合发挥其港口、金融、贸易、制造业等优势，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并且，粤港澳大湾区将凭借“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寻求制度创新，探索制定新规则，率先在大湾区内部试用，再推广到全球，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 3）区域发展新布局：在北中南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下，大湾区将发挥优势区位，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发展。 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地区。“十三五”规划指出，我国区域发展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南接东南亚、南亚，东接海峡西岸经济区、台湾，北接长江经济带，西接北部湾经济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可提高珠三角城市群的战略地位，形成北有雄安新区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有长三角领衔长江经济带、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带动泛珠三角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 1.4发展关键：最大限度推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畅通 粤港澳大湾区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背景下深化合作，涉及产业布局、土地利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和交通能源等，如何在不同的制度与城市之间，最大限度地让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高效便捷地流通，在合作中实现共赢，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关键。在大湾区内部，存在“一国两制”方针下的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自由港，还有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南沙、前海蛇口和横琴三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四个核心城市。并且，由于经济体量相当，广州、深圳、香港有可能出现的“龙头”之争，如何实现优势互补，避免恶性竞争，是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2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分工、七大合作重点领域 2.1城市分工：产业布局协同互补，实现“9+2＞11”效应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还要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世界级湾区都是外向型，面向全世界的，粤港澳三地须深度融合，发挥“9+2＞11”的效应，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及相关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大湾区内部分工为： 1）强化广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经济发展重要引擎的作用，构建世界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广州以基础工业和重工业为主，佛山着重发展轻工业，深入开展制造业转型升级，广佛强强联合、发展以装备制造业为核心的先进制造业。深圳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优势，继续加快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重点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制造、海洋经济、数字创意等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同时，继续发展金融、航运等现代服务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进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化。东莞和惠州依托深圳研发资源，集中产业制造优势，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中心。珠海以电子信息、石油化工、家电电气、精密机械制造、生物医药和电力能源业为主导产业，重点打造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高端打印设备为核心的产业集群。中山、江门将着力强化综合服务功能，继续加强与港澳深度合作，拓展在金融、旅游、文化创意等领域合作。肇庆积极承接大湾区核心城市的产业与资本转移，做优传统优势产业，大力发展都市型经济，推进产业创新发展，利用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发挥中转港口的枢纽作用，拓展经济圈与广西、贵州的联系。 2）香港侧重国际金融、航运、贸易、航空枢纽职能，澳门推进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推动专业服务和创新及科技事业发展，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澳门作为全球四大赌业之一，旅游业、酒店业和娱乐场吸引着全球游客，推进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打造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2.2七大重点合作领域：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现代产业体系等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划定七大合作重点领域包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紧密合作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建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 1）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粤港澳创新合作，构建开放型融合发展的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集聚国际创新资源，优化创新制度和政策环境，着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2）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强化内地与港澳交通联系，构建高效便捷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优势，带动大湾区其他城市共建世界级港口群和空港群，优化高速公路、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布局，推动各种运输方式综合衔接、一体高效。强化城市内外交通建设，便捷城际交通，共同推进包括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粤澳新通道等区域重点项目建设，打造便捷区域内交通圈。建设稳定安全的能源和水供应体系，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水平、扩大网络容量。 3）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先进标准提高产业发展水平，充分发挥大湾区不同城市产业优势，促进产业优势互补、紧密协作、联动发展，培育若干世界级产业集群。 4）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以建设美丽湾区为引领，着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使大湾区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5）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拓展粤港澳大湾区在教育、文化、旅游、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打造公共服务优质、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6）紧密合作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化粤港澳合作，进一步优化珠三角九市投资和营商环境，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共创国际经济贸易合作新优势，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7）共建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加快推进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等重大平台开发建设，充分发挥其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合作中的试验示范作用，拓展港澳发展空间，推动公共服务合作共享，引领带动粤港澳全面合作。 3对标国际一流湾区，粤港澳迎来大湾区时代 3.1粤港澳大湾区对标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国际一流湾区 在过去的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世界湾区依赖于自身资源和港口群，抓住了三次科技革命历史机遇相继形成并崛起，分别以金融、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主要特点。其中，一战到二战期间，纽约湾依靠大西洋贸易通道成为第一个世界级湾区，并且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二战后，旧金山湾依靠太平洋贸易通道、教育和人才优势，成为第二个世界级湾区，位于湾区南部的硅谷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20世纪60-90年代，东京湾凭借科技制造实力成为第三个世界级湾区，先进制造优势突出。三大湾区的发展路径可总结为四个阶段：单级城市、都市区、城市群、世界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优势、经济体量、人口规模、土地面积、人才储备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毫不逊色，但在人均水平、研发投入、产业结构、科技创新等层面仍存在不小差距。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达到1.68万亿美元，已经超越旧金山湾区，并且与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的差距在逐渐缩小；此外，粤港澳大湾区港口吞吐量和机场旅客吞吐量位居世界湾区之首；粤港澳大湾区广东9市包括全球领先的制造业基地、中国最具创新精神的城市、华南最大商业中心、文化旅游中心，而香港具备“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国际人才优势，澳门是全球主要的娱乐会议中心。综合而言，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优势、经济体量、人口规模、土地面积、人才储备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毫不逊色。但是在人均发展水平上，粤港澳大湾区远远落后于国际三大湾区，人均GDP只相当于纽约湾区的1/4、旧金山湾区的1/5、东京湾区的1/2，差距明显，单位土地产值相当于国际三大湾区的3/5左右；研发投入少，科技进步对GDP的贡献率低；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缺乏足够数量的全球创新知名企业，世界500强公司不及国际三大湾区的一半。目前，粤港澳大湾区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未来的潜力无限。 3.2粤港澳大湾区未来聚焦现代金融、科技创新、先进制造 通过对国际三大湾区发展历史的回顾以及现状的对比分析，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现实基础和发展实力，粤港澳大湾区未来有望打造成一个融合现代金融、科技创新以及先进制造的综合湾区。 1）深化港深金融合作，推动实体经济稳步增长。纽约市政府通过与临近州政府的合作，充分利用曼哈顿华尔街资本优势，将狭长的岛屿转变成商业中心。至今，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中，已有三分之一以上把总部设在曼哈顿岛，全球7家大银行中的6家，2900多家世界金融、证券等机构以及各大垄断组织的总部都在此设立，并成立了纽交所、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等大型金融交易中心。此外，花旗财团、摩根财团等本土金融机构的快速成长也给湾区的金融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香港和深圳分别为国际、国内金融中心之一，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粤港澳大湾区下一步的合作在于推进湾区内金融机构协同，进一步完善深交所和港交所的互联互通，为现代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发挥好香港和深圳创业投资、私募融资的优势，并与实体经济作充分的对接，借助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吸引全球资本进入粤港澳大湾区投资，推动实体经济稳步增长。 2）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完善产学研合作机制。旧金山湾区的技术创新得益于在硅谷聚集着众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包括公立大学34所，私立大学49所，五个国家级研究实验室。健全相关法律和基础设施为风险资本培育成熟的创投环境，打造产业资本回报科研的良性循环，进一步留住人才。同时，除了联邦建立的保护创新的法律体系外，加州政府还推出学徒计划、职业培训，严禁企业限制员工合理流动，为湾区内人才流动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粤港澳三地大湾区拥有多所研究机构和学校，聚集了众多科技公司，具备国际水平的创新基础。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发挥香港、广州、深圳三个中心城市在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领域对周边城市的引领和外溢作用，尽快推进形成一批能够媲美BAT的新产业和新企业。加大力度引进更多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所，加强高校间、校企间以及与国际科研院所的合作交流。落实港澳居民在创业、就业、社保、医保、教育等方面同等待遇，聚集更多科技创新要素在湾区内生长、发展，促进湾区科技创新，以区域融合推动产业的特色化、多元化来配合粤港澳大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 3）培育高端产业集群，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二战后日本依托优质的六大港口和大量的产业专用码头，大量进口海外能源和原材料，在临海地区建立京浜、京叶工业区，这两大工业带集中了包括钢铁、有色冶金、炼油、石化、机械、电子、汽车、造船、现代物流等产业，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产业地带，同时又与在腹地东京的金融、总部、研发、能源等功能紧密互动，最终发展为世界上最大最先进、出口实力最强的新型工业地带，这是东京湾区能够成为世界综合性湾区的一大成功经验。 粤港澳大湾区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大湾区时代将迎来由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的全面转型升级。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可以通过有力措施明确各市在世界级高端制造业集群培育中的不同地位，以及各市应重点发展和培育的优势产业或企业，建立合作共赢的长效协作机制，并且帮助高端制造业与国际市场、国际分工有越来越快速、频繁的互动，增强核心竞争力，抢占世界高端制造业制高点。
央行一边放水，货币贬值预期增加，房子保值增值的特性被市场重新挖掘，炒房预期增加，房价不涨都难，可是面对经济下滑压力，央行不放水也难，不仅仅上海房价20年以来大涨，深圳房价也在涨，部分18线小地方也在涨，据说某些地方好的楼盘楼层准备售卖26000元左右，真假难辨，姑且作为传言看待，但是十八线小地方房价超过2万元早已经是事实。 据媒体报道，“上海二手房一天一个价”，优质双学区、九年一贯制学区房，涨幅已超过20%，单价直冲20万元/平方米。“10天内房价跳涨超过40%”。上海房价本来就已经很高了，短期跳涨40%彻底惊呆了市场和购房者。 这样的房价可以说是刚性的需要，难道就没有炒作的成分，很难说的，卖过二手房，也去买过二手房，中介机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很难评价的，买卖双方对房价的掌握远没有中介机构来的准确，因此部分不良中介机构就会扮演着推涨房价的角色。 20万一平米，一套100平米房子就是2000万，显然这不是一般的白领可以买得起的，在上海年薪达到100万元并不是太多，三四十万倒是有一定的比例，可就是三四十万的年薪要买2000万的房子，也是基本上没有可能的。 央行一边大放水，一边严控资金违规流入楼市，这是很难的，何为违规资金，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很难界定，私人借贷买房，算不算加杠杆买房，算不算违规资金。关键是央行不断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经济是可以快速恢复增长的，但是超发的货币也很容易推涨资产价格，这其中就包括房价。 我是很反对央行实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的，现在的中性货币政策实际上界限不是很清晰，20年两次降准释放1.75万亿元资金，两次通过MLF资金降息30个基点，但是口径上依然是中性货币政策。 2020年初各国央行集体大放水，近期美国还推出了9000亿美元和19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从全球来看，美国、伦敦房价均创历史新高，韩国首尔房价上涨，日本东京的土地价格也创近期新高。上海是一线城市，经济高度发展，城市中心可开发土地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房子成为了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尤其是学区房更是成为稀缺中的珍贵品，卖掉一套就少一套，可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下的父母，不断的希望买到学区房，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上海房价上涨尤其是学区房房价上涨自然不能幸免。 货币发行多了，资产价格总会上涨的，这给房地产调控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央行给实体经济带来的融资利率下降，可是会被地产价格上涨带来的综合成本上涨完全吞噬。 现在是没有把地产价格上涨纳入到通胀计算范畴，如果把地产价格上涨纳入到CPI计算公式，我国CPI上涨要比目前高得多。上涨的房价增加了居民的焦虑，也吞噬了居民的幸福感，为了一套房子，得节衣缩食。 1月份因为受到霜冻的影响，蔬菜价格明显上涨，猪肉价格再度翘尾，加上国际上大宗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价格也在上涨，1月份CPI 又会是多少。
一、经济预测是哲学问题：未来唯一不变的是人性和周期 从事宏观形势分析20多年，看世事变迁，潮起潮落，唯一不变的就是人性和周期。在五年熊市后的2014年预测“5000点不是梦”，在2015年股灾前预警“海拔已高风大慢走”，并预测“一线房价翻一倍”。 未来是否可以预测？这个迷一样的问题长期充满争议，有时就好像我们在谈论占星术。但当我们开始探索经济周期和人性本质的世界时，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甚至掌握事物发展规律。 2018年中国经济十分困难，被称为过去十年最差，资本市场十分低迷。在社会上充满“离场论”“洗洗睡”之际，在市场最为悲观的时刻，我们在2018年底发出了对中长期中国经济改革前景坚定乐观的声音，提出“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开启新周期”“很多股票都很便宜”，2019年初提出“否极泰来”。 最黑暗的时候往往孕育着黎明，最光明的时候往往孕育着黑暗。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就是周期，背后是人性的轮回。 二、周期的轮回：我们可能正站在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上 2021年1季度前后，随着经济复苏的顶部区间正在到来，通胀预期抬头，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信用政策结构性收紧，我们正在迎来广义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 经济周期是有自身运行规律的。2020年3月-2020年底，是典型的经济复苏黄金阶段，经济持续恢复，通胀在低位，货币金融环境整体宽松，股市好于债市好于商品。 2020年底以来，由于供需缺口、全球复苏共振、全球低利率等，原油、铜、铁矿石等价格上涨，通胀预期开始抬头。2021年1季度之后经济正在告别经济复苏、通胀偏低、货币宽松的舒适区间，迎来经济边际放缓（可能韧性较强）、通胀预期抬头（可能幅度不高）、货币政策正常化、信用政策结构性收紧的周期阶段，属于经济周期的复苏到过热和滞涨的过渡期，广义流动性拐点正在到来。 事实上，2020年11月以来，社融增速开始回落。12月存量社融增速13.3%，环比超预期下降0.3个百分点，12月M2同比增速10.1%，环比大幅回落0.6个百分点。信用扩张进一步放缓，广义流动性的拐点进一步确认。 从货币政策的逆周期操作看，2019年底-2020年5月，货币政策宽松，降息，通过降准、公开市场操作等投放基础货币。2020年5月以来，货币政策开始回归正常化，宽货币基本结束，上半年的宽货币传导至宽信用。 2020年底以来，由于经济持续复苏，通胀预期抬头，局部热点城市房价上涨，地方债务风险暴露，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从房地产融资、地方债、影子银行等三大方向开始结构性收紧金融信用政策：1）加强房地产宏观审慎管理，落实三条红线、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2）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防范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隐性债务风险。3）治理金融乱象，2021年资管新规过渡期正式结束，推动影子银行健康规范发展。预计未来房地产融资、地方债融资、影子银行融资面临放缓，信用收紧带来流动性拐点的强化。 三、“不急转弯”：这轮流动性拐点的顶部不会太尖，斜率较缓 中国货币当局表态“不急转弯”，事实上经济复苏的基础也不支撑货币金融政策的明显收紧，更多是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结构性信用政策调整，即在收紧房地产融资、地方债融资和影子银行融资的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新基建、“三农”、科技创新、小微和民营企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 2021年，经济环比韧性较强，但面临全球疫情严重、小微企业困难、就业压力大等挑战。全球复苏共振，库存回补，出口、消费、制造业投资和补库存可能会部分对冲基建投资和房地产链条的下滑。 通胀整体温和。当前是猪周期下行叠加经济周期上行，猪周期下行抑制CPI上涨，经济周期上行推动PPI环比正增长。PPI恢复好于核心CPI，表明疫后中国经济恢复的供给侧好于需求侧。预计2021年物价温和上涨，经济基本面和货币环境不足以支撑通胀大幅上涨。 这是中国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而不是全球的，中国经济复苏领先于全球，美欧日由于深陷疫情，货币政策仍将保持宽松格局，导致中国和美欧日货币政策的分岔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拜登上台的财政刺激计划和重回全球化，可能会推动美国经济复苏以及美元扭转颓势。 2020年中国货币政策表现值得肯定，精准把握了力度、节奏和结构，我国成为全球率先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也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2020年，相对于美联储快速降息至零利率、开启无限量QE、向各部门直接注入流动性，无底线ALL IN，中国央行采取克制式、结构性宽松，根据疫情发展阶段把握政策的重点、力度、节奏，适时向常态模式回归，珍惜有限的常规货币政策空间，值得肯定。 四、如果要给这轮牛市起一个名字，我觉得是“改革牛” 如果要给这轮牛市起一个名字，我觉得是“改革牛”，准确的说是由于注册制改革、鼓励创新、加大对外开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落地攻坚带来的改革红利牛市，而2014-2015年的“改革牛”是改革预期带来的。 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中国在抗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大攻坚战、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等展现的强大体制优势和经济韧性，尤其在面对前几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坚持更大力度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持了市场化的正确方向，把握住了历史的航道，成功化危为机。 我们维持“中国经济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的长期判断，这一判断在近年引发了史诗级论战。 在中国经济最低谷、市场流行“洗洗睡”“离场论”的悲观言论之际，我们旗帜鲜明地发出最强音。现在，终于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对中国经济改革转型前景的长期乐观，尤其是前几年观点悲观的学者和投资人开始转向。 所谓的机构抱团龙头，不过是我们在2017年就提出的“新周期”：随着市场自发出清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叠加，行业集中度提升、剩者为王、强者恒强的时代正在到来。 五、全球货币超发：主要是资产通胀，而不是实体通胀 与货币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传统教条不同，过去几十年，全球性货币超发、低利率，却没有引发普遍的严重通胀，主要导致了股市、房市等资产价格大涨，进而导致社会财富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进而导致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泛滥。 过去几十年全球范围的“低利率、低通胀、高泡沫、高债务”不仅是经济金融问题，更是深刻的社会治理和收入分配问题，“消费降级与消费升级并存” “穷人通缩，富人通胀”。因此，调节收入分配、精准扶贫、加大教育投入、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征收房产税遗产税等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后分析通胀问题，除了经济基本面和货币金融角度，必须增加结构性和收入分配视角。 近几十年货币超发，并未引发严重的实体通胀，主要是资产通胀，但本质都是货币现象，这一度导致了货币政策的误判。近年开始强调金融稳定、双支柱、宏观审慎等等，就是把资产通胀纳入货币金融政策的目标范围。 资产通胀比实体通胀的收入分配效应更强，这是更大的课题。美国1980-2014年，前1%的人口拥有的总收入从10.7%大幅上升到20.2%，拥有的总财富从22.5%大幅上升到38.6%。中国2000-2015年，个人财富排名前10%的人群占社会财富的比重从47.75%迅速攀升至67.41%。 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疫情，幸运的是，我们做好了准备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去杠杆，精准拆弹，力挽狂澜，提前树起了篱笆，保障了我国金融安全。这都展示了其专业素质和丰富经验，以及在重压下坚持信仰的意志。天下安注意相，天下乱注意将。中美贸易摩擦一战打的也漂亮，顺势推动了久拖不决的改革开放，国有将相。 七、如果你干正确的事，运气就会在你这边，以七大改革为突破口 本来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开始遏制中国，新冷战。但现在，美国一开始对疫情麻痹大意，现在大面积爆发，自顾不暇，懂王下野。美联储大放水，中国搞新基建，高下立判。 中国这次应对疫情是加分的，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生产方面走在全球前面，中国的成功经验为全球点亮了希望。而且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面对美国大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借机推动了改革开放，维护全球化，在国际上也是加分的。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七大改革为突破口，开启新周期、新格局： 1、大力推进“新基建”，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包括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 2、加快推进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人地挂钩，要素流动。 3、尽快全面放开生育，中国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峻，实在不行先放开三胎。 4、打通资本市场与科技创新的“双循环”，加强科技自立自强，用资本市场的钱支持科技创新的大国重器和“卡脖子”技术攻坚。 5、大规模减税降费，从碎片化、特惠式减税转向一揽子、普惠式减税，全面降低企业所得税、制造业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 6、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大力推进对内对外开放。 7、确立新的长期立国战略——新战略，中国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新战略”），即在看清未来几十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趋势的基础上，争取一种对我长远有利的策略，类似1978年后中国的韬光养晦，二战前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前的孤立主义。
信用卡市场再次迎来变局。 2020年末，央行发文《关于推进信用卡透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通知》，放开信用卡定价限制。2016年，信用卡透支利率从统一定价改为区间管理，在12.6%-18%之间波动。四年之后，央行彻底放开利率限制。 仅就放松利率而言，影响看似有限，但此次放松发生在一个颇为微妙的时间点，一个小幅变动，足以对市场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被捆住手脚 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场景。一个月内，你频频接到同一家银行的客服电话，恭喜你获得了分期资格。你恰好有借钱需求，但觉得信用卡分期利率偏高，你想，既然这家银行愿意给你贷款，不如去申请利率更低的消费贷款，结果却被秒拒，说你不符合贷款申请条件。 消费贷秒拒后，你还是能不断接到信用卡分期营销电话。此时的你非常纳闷，同属一家银行，同属贷款产品，为何一个热情洋溢、求着你贷款，一个却高冷回绝，不想做你的业务呢？ 原因无他，银行消费贷定价一直存在空白地带，你可能恰好处于这个地带。以大行为例，消费信贷部门惯常做白名单客群，一贯谨慎，只愿意做5%以内利率能覆盖风险的客群；信用卡门槛低，普惠性强，利率定价却存在下限管理，最低12.6%，如果你恰好卡在5%-12%之间，那不好意思，这家银行无法为你服务。 大行不做，小行来做。在之前的行业格局中，这个空间主要留给了股份制银行和其他中小银行，某种程度上确保了行业良性竞争。但良性竞争，也意味着竞争不充分，用户体验不到位。 事实上，中小银行的消费贷产品虽然在定价上能够覆盖6%-12%的客群，但也仅仅是定价上覆盖。理论上看，几十家银行的消费贷产品，总有一家适合你，但实践中，用户不可能一一尝试碰运气，结果就是大量的用户无法在这个利率区间享受到银行贷款服务，实在需要钱时，不得不接受利率较高的信用卡分期。 退一步讲，即便用户能够在这个区间享受贷款服务，但消费贷产品难以融入场景，在支付便捷性上与信用卡差距很大，有时候，用户基于场景的大额消费，依旧不得不选择利率较高的信用卡分期产品。 站在用户的角度，迫切需求一款自由定价、具有强场景支付属性的信贷产品。信用卡兼具支付和信贷属性，却因定价限制被捆住了手脚。 生态恶化 有市场空白的地方，就有产品创新。 借助第三方支付工具，蚂蚁花呗、苏宁任性付、美团月付等信贷产品渐次崛起，自由定价、融入场景、具有强支付属性，充分地契合了市场需求。 与此同时，一大批消费金融公司、小贷公司将消费贷产品与银行二类户绑定，化身具有借贷属性的二类借记卡，引导用户与第三方支付工具绑定，成功实现了消费贷款的支付工具化，某种程度上具备了信用卡的功能。 面对第三方的持续侵蚀，信用卡因定价区间限制，在竞争上变得很别扭。 高定价与优质持卡人具有相斥性，发卡行无法从优质持卡人身上赚取利息收入，导致客群贡献结构失衡：劣质客户贡献不良，负贡献；优质用户主要贡献佣金收入，盈亏平衡；能接受高息分期的次级客群成为利润贡献的主体。 优质用户并非利润贡献用户，导致优质用户难以享受优质服务，也难言受到重视，持卡人明确拒绝后仍会屡屡接到营销电话就是一个例证。事实上，为了把优质持卡人变成分期用户，发卡行不惜轰炸式电话营销，持卡人要么投降，要么加速逃离。 优质持卡人加速逃离后，反过来拉低发卡行优质用户占比，长此以往，持卡人生态会越来越差。 2017年，借助与互联网平台的流量合作，当年新增发卡1.23亿张，创历史新高，后续快速缩水。其中一方面是发卡行主动放慢速度，以应对不良的快速攀升；另一方面，信用卡生态的恶化、优质持卡人的注销退出也不容忽视。 再次站上C位 不过，一旦信用卡定价区间被放开，整个逻辑也会发生逆转：信用卡定价灵活、嵌入场景、用户基础庞大，有望成为银行体系中最具战斗力的消费贷产品。 逻辑上看，信用卡会首先在银行内部成为消费贷款的劲敌。基于当前的用户结构，银行持卡人客群远大于消费贷客群，当信用卡透支利率可以自由下探时，理论上已足以把消费贷覆盖的优质客群囊括在内。 当然，银行可以通过用户分层的方式来协调信用卡中心与个人金融部的竞争，但这种协调只在内部生效，无法阻挡他行信用卡对本行消费贷的侵袭。与其便宜其他银行，还不如放手本行信用卡部门自由定价，从结果上看，信用卡产品具有一统银行内部消费贷业务线的潜力和可能性。 更激烈的竞争，将发生在银行之间。当前的信用卡市场格局，大行发力、小行无视，基本是全国性银行的天下。 2019年末，全行业信用卡贷款余额7.59万亿元，其中建行、工行、招行等15家全国性银行（见下图）合计为6.98万亿元，占比92%，区域性银行的信用卡布局，几乎可忽略不计。 信用卡出现了显著的“头部集聚”现象。相比其他银行产品，信用卡品牌属性强，且在运营层面与消费场景连接紧密，全国性银行具有相对优势，区域性银行普遍较弱。 过去几年，区域银行主要靠助贷、联合贷款发力零售转型，随着监管趋紧，联合贷款模式受限，房贷集中度控制升级，又难以搭上信用卡的快车道，必然导致区域银行面临越来越大的转型压力。 就银行业零售转型而言，信用卡即将站上C位。鉴于不同银行信用卡业务的不均衡性，信用卡重要性的凸显会加剧银行的分化，整体上看，信用卡业务较为强势的银行在零售业务上有望取得更大的进步。 多数银行，抓不住机会 改变不会自然发生。 对于信用卡业务，银行业仍普遍存在戒心，如担心持卡人的不良问题、共债问题等，发掘存量用户价值依旧是当前的行业共识。但面对新机遇，总会有敢于打破共识的机构，扛起信用卡变革的大旗。 这一轮信用卡变革的驱动力，在内不在外。如果还是依靠流量平台快速获客，那就走偏了。第一步要从战略层面重新梳理信用卡与消费贷的关系，某种意义上也是重新梳理信用卡中心与个人金融部的职责定位，确立信用卡的主导地位，降低内部掣肘。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信用卡本就强势的银行，相对还有可能成功；但就大多数银行而言，信用卡中心根本不足以与个人金融部抗衡，很难想象这些银行能够在短期内确立信用卡的主导地位。 问题是，机遇窗口一旦开启，根本不会留给发卡行太多时间。机会只留给敢于抓住机会的人，多数银行，抓不住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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