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8月11日-12日，第四届地新引力峰会于上海宝华万豪酒店举行，地产、资管、物业、租赁、产业、科技、金融、区块链、文旅等行业领袖齐聚，思考特殊时期的破局之路，探寻地产的第二增长极，全程直击。现场直播》》 同济大学区块链研究院院长、上海区块链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马小峰表示，区块链并不是完全去中心化，在实现过程中更多弱化中心，更多在强调对网络参与节点治理能力手段，在经信委支持下2018年上海试点，把大家通过协商、协同创新把你的规则嵌在区块链公式算法里，系统按照规则运行，把以前中心化治理思维方式变成网络化治理能力，这是区块链一个核心的精髓，后面更多是技术保障。 区块链真正发展作用是协同自主，不是所有事情需要中心化机构参与、中心化主导而是网络自组织的效应。 他提到高校第一个作用是核心技术研发，上海有复旦、交大、同济等高校，在区块链研发角度各有特色，某些细节技术领域全国乃至全世界在第一阵营。第二是培养人才，很多企业做区块链严重缺人，人才培养成为高校义不容辞承担的角色。最后，在新兴技术非常早期不能被一两家技术垄断公司垄断技术路线，这个时候需要独立产学研创新平台，知名的高校应该以工科为基础承担这方面角色，从行业整体发展做测评、人才培养。 他表示同济强调产业驱动、场景驱动、技术研发，2017年成立同济金融科技学生俱乐部，提供人才培养、研发环境、测试环境给同济其他学科。和企业、产业、政府、研究机构合作，各司其职，打造闭环，有目的研发，做项目并不是为了区块链而区块链，要盯着行业痛点来做。 最后他表示，有实力的高校应该协调、参与、构建基区块链跨行业的数字生态。
王鸿8月11日-12日，第四届地新引力峰会于上海宝华万豪酒店举行，地产、资管、物业、租赁、产业、科技、金融、区块链、文旅等行业领袖齐聚，思考特殊时期的破局之路，探寻地产的第二增长极，全程直击。现场直播》》 湖南链城基金公司总经理、娄底市区块链办执行副主任谢纬表示，从2018年3月份开始启动了娄底市不动产区块链信息平台项目，把政府有关不动产数据和金融机构和不动产相关的数据以及个人愿意提交的数据，整理成一个关于不动产产权本身以及不动产产权相关人的电子凭证，在2018年11月12日不动产信息共享平台上线，同时发布全国首张区块链不动产的电子凭证，到今年通过，非常漫长的过程让这个凭证逐渐在金融机构和所有社会管理机构包括碰到公共服务机构、自来水、电力、煤气去流转。 未来在所有政府机构办事，在所有公共服务机构不再需要任何纸质的东西凭一个证甚至未来通过刷脸直接办手续，也不需要再去核实所谓提交的纸质材料，都是通过区块链网络自主核对。 通过一系列工作发现由于数据在链上进行交互解决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企业和企业之间感觉存在竞争、不信任。关键的问题在于每一个系统都有内控体系，都需要确认、防范风险，但是防范风险导致整个社会成本大幅度上升，不只在房地产企业，在房地产企业在金融机构之间，在金融机构和房地产企业以及政府之间，以及和老百姓之间都存在巨大的浪费，这个也是在区块链在整个上链不上链体现巨大的差异。 他认为区块链改变的是思想，最大变化从原有中心化共享模式转为分布式的共享，这个体系为什么存在孤岛，存在大家非常高昂的信任成本也在于此。 他希望不动产区块链共享平台是一个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基础。只有把政务数据体系和金融数据体系以及社会中介数据真正在链上进行共享融合，不动产数字化未来才有更清晰的展示。
投资交易心理学 多数投资人总是输了几个回合之后，决心要好好下功夫学习市场分析；再赔了几次后也学会了风险管理的重要。但是，最后还有一个终极难题要克服──就是投资者自己。 对于很多（初级）投资者来说，交易的目标就是赚钱，ShowmetheMoney！但是真正长期持续赚钱的投资人非常少。为什么只有一小部分投资人能够持续获利？关键就是心理因素，因为交易市场是“反人性的”。长期持续获利的交易员的思考方式和数不胜数的赚少赔多的输家截然不同。要征服股市，战胜市场，首先就要征服控制自己的情绪。 盈利只是那些胜出的交易者在苦苦修行的旅程中的驿站，让他（她）暂时安全舒适地休息以便开始下一段更加艰苦，更富有挑战性的征程，向下一个目的地前进。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只赢不输的交易者。交易员很大一部分的乐趣来自于努力让自己每天的交易水平和对市场及自我的认知更好更深入一些，从自己的进步中找到快乐；快乐是最好的正能量的源泉，能够增强交易员的勇气和信心，也让交易的心情更加轻松。 交易盈利对每一个交易员来说都是一柄锋利无比的双刃剑，最初的交易失利会让交易员裹足不前，丧失信心以至于完全放弃。但是，盈利的另一方面，自大和因赚钱而产生的骄傲会让很多沾沾自喜的交易员破产，从人生的巅峰瞬间跌入可怕的深渊。 赚钱会让人情绪激昂，从而造成自己对现实的观点被扭曲。赚的越多，自我感觉就越好，也就更容易受到膨胀自大情绪的控制和影响。赚钱带来的快感是赌徒所需求的。是否能够有效地控制情绪就是区分投资者和赌徒的分水岭。 赌徒愿意一次次的赔钱，只为了一次赚钱的快感。 情绪和交易业绩的关系密不可分，Yerkes-Dodson 法则描述了情绪水平和交易员业绩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此法则阐述的是当情绪上升至一定水平时，交易业绩表现也跟着冉冉升腾；如果情绪持续上升并超越了弧线水平，业绩就开始下降，这是因为“过热”的情绪系统阻断了交易员理智冷静的思考能力，严重影响了交易的判断力和执行能力，导致出现业绩下滑。 无法好好思考，就不能应用相关的知识做出有效正确的投资决策。提升交易业绩的关键就是找到最佳情绪平衡点，处于该平衡点时，交易员充满了旺盛的精力，但又不会因精力过剩而过度交易导致亏损，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最佳的交易状态”。 如何进入“最佳状态”因人而异，有些人需要先保持放松和平静的心情；而另一些人则需要某些激励才能进入状态。需要关注的一点就是预防情绪过度激动致使做出不利的投资决定。 一个非常有趣的交易心理学实验，把所有参加实验的交易员分成三组：第一组人在亏损之后继续交易绝不愿退出，而且会采取更加激进，风险更大的策略/做法，加倍下注。他们将亏损视作一种侮辱，并对于亏损感到无比沮丧，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把损失的钱马上赚回来。 第二组人也对亏损感到沮丧，但是决定不让亏损进一步扩大。他们会暂停交易，让自己平静下来，通常那一天剩下的时间里不再交易。他们的目标是重获理智，不让沮丧的心情和负面的心理作用影响交易决策。 第三组人对亏损同样无比沮丧，但他们会留在自己的交易桌上，并停止交易。他们会通过不断的反省和思考来分析糟糕表现的源头。然后，他们才会重新开始交易。随着时间流逝，三组人的表现会呈现明显的差异。 第一组人最容易爆仓，因为他们选择在表现最糟糕的时候将承担的风险加倍。沮丧和懊恼让他们做出毁灭性的交易选择。 第二组人不会爆仓，但很少能脱颖而出。他们将视线从亏损上转移，从而保持理性的态度，但无法从挫折中获益。换言之，作为交易员，他们知道如何应对失败，却不知如何从中成长。 时间证明，第三组人是最成功的。他们和前两组人一样沮丧，却做到了“化悲愤为前进的力量”。用心理学家Carol Dweck的话来说，他们拥有成长的心态，继续与交易为伍，但是更富建设性。他们未必比前两组的交易员更聪明，更了解市场，但他们知道如何“变失败为成功路上的垫脚石”，继续奋勇向前。 从这个实验可以看出，交易员对于失败的态度和应对方式就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发展道路。既然在投资交易中，犯错误丢钱在所难免，无法逾越，那么如何调整心态，面对失败挫折就变得极其重要了。认为暂时的失败和痛苦是对自己能力的终极评判，还是认为它们只是前进历程中不可或缺的认识自我，发现自我的一个必经之路。对于负面结果的态度，就区分了一个交易员是否有可能进一步向前继续发展，还是停滞不前或者灰心丧气，一蹶不振。 美国著名NBA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在我的全部NBA职业生涯中，我错失了9000个投篮； 输掉了300场比赛； 26次，我被队友们赋予全队上下的信任和希望来完成球赛决定胜负的‘绝杀’，最后的致命（也是制胜）一击，但没有成功。我曾经不断地失败，备受挫折，但所有这一切就是我成功的原因！” 以积极向上的态度来看待挫折和失败，认真冷静地分析失败的原因，不断完善提高自己的心理素质和个人修养是通往成功的唯一通道。 以自己交易的亲身经历作为一个案例和大家分享：疫情期间，香港“闭关锁城”，百无聊赖，就像我在前几篇交易心理学的文章中谈到的，重拾过去在美国华尔街从事的老本行：日内交易 Day Trading。 熟悉了几天当前的美国交易市场之后，我就毅然决然地下场厮杀了。刚开始的几天，只交易AMZN亚马逊和TSLA特斯拉的股票，因为它们的票面价值高，日内的波动性强。但交易了几天后发现，交易的效果不是很彰显，就把交易的标的换为代表美国大型科技股指数的ETF QQQ， 交易的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很多，交易QQQ的最初两天，每天的日内QQQ都非常“规律”地上下波动，来来往往，有条不紊，让我的简化手动版的“QQQ算法交易”日内策略大放光彩，收益稳定。两天的胜利经验和收益让信心陡然增加了很多，颇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感觉。 周五来临了，我决心把这个“收官之作”做得更加完美，善始善终。开盘后，QQQ还是延续前两天的有序波动的态势，我当仁不让地锁定了开心的收益。 到了11点，Nasdaq指数已经达到了一周的最高点，不出所料，开始回撤。我心里暗喜，这又给我一个新的机会，重新进入市场，跟随市场再创新高。在我的想象中，已经自信满满地描绘出了一幅市场走势的路径图，并对此深信不疑（过分自信是每个交易员的死敌）。 我不假思索地开始加仓，QQQ继续下滑，我的信心更强，根据前两天的交易经验，这会是又一次“低买高卖”的难得的机会，QQQ还在不断的震荡中向下行进，我在漫不经心地不断加仓，但突然发现，在不知不觉中，交易的资金几乎都被用光了，没有子弹了，但是，敌人还在疯狂地发起一轮轮的进攻。 这时的攻守拉锯战的价位是272.5。原来的激情万丈，信心满满开始转化为焦虑和疑惑，剩下的只有期待和祈祷QQQ能像过去几天的表现一样，绝地反攻，柳暗花明。QQQ确实发起了一轮反弹的攻势，但是，后继无力，被凶猛的空头一阵狂轰滥炸，就丢盔卸甲，望风披靡了。 QQQ开始加速下行，跌破了271的支撑点，疾速冲向270的心理支撑价位。焦虑的心情已经转变为惊慌，在心里紧急地考量着是否需要卖出一部分头寸降低风险，我决定安全至上，开始借助QQQ的局部反弹的机会，不断“低卖”一部分原来“高买”的QQQ，再在QQQ继续下行到更低的价位补回来，这样就变相地多出一部分现金，准备“持久战”需要更多的“弹药”。QQQ的空头大军继续长驱直入，攻破了270的最后堡垒。 从11点开始，这一轮攻击波整整持续了三个半小时，保持同一个趋势时间之长实属少见，是我根据前几天交易QQQ的经验所始料未及的，和原来设想的大相径庭。到了这个低价位，恐慌的心理变为了无助的心态，因为没有其他的任何方法能够改变拯救落败的现实。 QQQ从2:30 pm开始从最低点269.3企稳反弹，至周五收盘，收于271.47，一部分损失被挽回了，但是，整个残酷的生存战斗还没有结束，要等到周一开盘时才见分晓。 从上周五实盘交易的案例分析，读者朋友们可以体会到每一笔交易都不能掉以轻心，《孙子兵法》所讲“骄兵必败”的道理彰显无遗。交易的心理从神采飞扬、志在必得到忧心忡忡、坐立不安再到担惊受怕最后到孤立无援，这就是在3个半小时的交易过程中，一个交易员像坐过山车一般所经历的心理变化。 总结失利的经验就是，在交易上永远要“步步惊心”如履薄冰，没有任何一刻的思想放松，每一笔交易都可能会铸成大错，后悔莫及。风险管理是交易的生命线，让交易员能够活下来，再进一步实现宏大的目标；活着才能活得更好。 SIF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行为经济学教授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在他的名著《Misbehaving》（中文译为 “错误的行为” ） 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定义叫做 SuPPosedly Irrelevant Factors （SIF） “看起来好不相关的因素” 。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毫不相关的因素，却在人们的实际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影响着人们的心理感受，从而导致了人的某些认知偏差。 泰勒教授在书的开篇就举了一个令人忍俊不禁，但又发人深省的SIF例子：他初登讲台，给学生们授课微观经济学，期中考试的试卷批改之后，发给学生们，大家看到70多分的平均成绩，都不太开心。尽管泰勒教授向学生们反复解释，数字的成绩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美国都是相对成绩，Curved Score，如果大家考得都不好，那么，评判的标准就会自然而然地放松。因此，大家不需要担心。但是，他的解释收效甚微。 到了期末考试，泰勒教授决心做出相应的改变，他把考试的总成绩提高至137分，而不是100分。期末考试比期中考试还更难一些。学生们大多数只能答对题目的70%，平均成绩是96分，一部分学生得到了100分以上的“好分数”。 拿到成绩后，学生们欢欣鼓舞，非常开心。但实质上，这个总分数的变化对于相对评分系统来说是毫无影响的，唯一的作用就是让学生们高兴，得到心理情绪上的满足，人性使然也！ 在传统经济学中，也存在着很多SIF对于投资者的感觉和情绪产生影响。投资者的感觉和情绪就是凯恩斯所提出的“动物精神”，会对于资产的未来价格产生推动作用。 根据经典的经济学定价理论，股票的分拆只是从形式上改变股票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价格，不会对于股票本身有任何本质的影响，但是，投资者是一群感情丰富的人，股票分拆，这一看似不相关的因素SIF对于股票的后续表现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苹果股票的分拆 苹果公司于7月30日周四公布了创历史纪录的傲人业绩。该公司摆脱了COVID-19危机的负面冲击，逆流而上，公布第三财季净收入为112.5亿美元，合每股2.58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100.4亿美元，合每股2.18美元。 FactSet调查的分析师平均预期为每股2.05美元，实际的运营业绩远超分析师们的预期，不难想象，苹果的股票在盘后应声大涨，气势如虹。 好事成双，iPhone周四同时宣布其董事会批准了苹果股票分拆的提议。此次分拆旨在使苹果“更广泛地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分拆登记的截至日期是8月24日，所有登记在册的股票拥有者都有权参加这一将在8月的最后一天实行的1比4的股票分拆。 股票分拆通常是一个看涨信号，它表明内部管理层对其股票在随后的几个月或几年中表现良好抱有充足的信心。每一位管理上市公司的领导者企业家都会在他们的头脑中有一个松散定义的，股票交易的“最佳位置”，他们希望公司的股票能在这个范围内交易，便于控制和管理。如果交易价格远高于该最佳价位，那么只有在他们认为股票价格不会回落到该范围内时，才会决定分拆股票，人为地使股票交易价格“最优化”。 学术研究证实了这种股票分拆所引发的看涨效应。科罗拉多大学的金融学教授戴维·艾肯伯里（David Ikenberry）是最早展开此类研究的学者。他发现，进行1比2分拆的股票在宣布分拆之后的一年中，平均比市场高出7.9%，而在宣布分拆后的三年中，则超过了市场12.2%。 但是，在最近的十几年间，高价格的股票已被市场和投资者所接受，比比皆是，导致股票分拆已经变得不那么普遍了。从2011年至2019年的9年中，S&P 1500指数里的股票的分拆数量减少了75%。 最后，为读者们奉上从1996年以来发生过分拆的股票和Wilshire股票指数之间的表现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到，有过分拆历史的股票作为一个整体，和包含了所有在美国活跃交易的股票的Wilshire500指数相比，在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保持着一个异常稳定几乎是个不变常量的优势。 希望新加入这个分拆股票大家庭的最显赫的巨无霸苹果公司继承这一光荣悠久的历史传统，把这个分拆股票的荣誉继续发扬光大，让更多的普通投资者都能分享到当代伟大的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巨大收益。
晓非 8月12日，花样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潘军对于一二线城市租售并举的政策，明确表示自己很悲观：“这样不合天理。” 现在北京城区已经建满了住宅，租赁性住房很多只能建到五环、六环外，因为年轻人需要低房租，就需要住得更远，现在从郊区开车进CBD，需要两个小时，坐地铁把人挤七八次挤不上。按道理来讲，应该是年轻人住在市中心，老年人住在郊区。我们现在是老年人很多都住在市中心，而越穷的人住得越远。如果用住宅用地来做长租公寓，年回报率只有百分之一点多，所以，未来的租赁性住宅在一二线城市，他认为是没有资源的，政策不匹配，也没有市场环境。 反观深圳，深圳为什么不让城中村再改造了？如果扒掉城中村，市中心就没有年轻人了，因为只有城中村能给年轻人有更好的生存空间，所以城中村只能做综合整治，就不能再做城市更新了。 他建议，在产业园区就近配套非出售性的租赁用地，这样对一二线城市的企业员工可以就近居住。
2020年东盟已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产业链自华外迁引发的直接投资和资本品、中间品出口是推动中国—东盟贸易的长期主导力量。疫后发达国家产业引导产业回流，可能对中国产业链外迁造成更大冲击。应对产业链外迁风险，应通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中西部内部承接产业转移、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入手。 ■文 |沈建光 朱太辉徐天辰 近年中国—东盟贸易逆势发展，2020年东盟已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涌现的转口贸易曾短暂推动双边贸易上升，但原产地监管趋严导致这一模式逐渐退出。相比之下，产业链自华外迁引发的直接投资和资本品、中间品出口是推动中国—东盟贸易的长期主导力量。制造业占中国GDP比重已在单边下降，疫后发达国家产业引导产业回流，可能对中国产业链外迁造成更大冲击，应对不当可能导致产业空心化。对此，下一步应当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和研发支出，促进产业向高附加值升级；鼓励产业向中国中西部转移，而非一味外迁；继续改善营商环境，以积极开放和配套优势对抗产业链外迁压力。 一、转口贸易仅短暂推动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增长 中美贸易摩擦曾经促使大量中国货物“绕道”越南出口美国。2018年贸易摩擦爆发以来，美国先后对华加征四批关税，中国予以反击，双方关税壁垒不断升高。相比之下，以越南为代表的东盟国家仍享有美国贸易最惠国的低关税待遇，同时海关监管较为宽松，推动东盟转口贸易快速上升。越南等国进口商从中国进口半成品或制成品，稍经加工或不经加工，附上越南原产地证明，再出口至美国。越南对美出口和自华进口2018年下半年分别增加39亿美元和36亿美元，2019年上半年分别增加54亿美元和58亿美元，数量上高度接近，并且远超越南对其他贸易伙伴的进出口变化。在此之前，二者变化并未像这样高度同步过。 越南原产地监管加强导致转口贸易大幅收缩。因转口贸易导致越南对美国贸易顺差剧增，2019年5月美国财政部将越南列入汇率操纵国观察名单，特朗普也曾专门指责施压。在美国压力下，2019年下半年越南官方加大原产地监管，当年10月越南海关查获约43亿美元从中国出口、到越南中转、最终销往美国的铝制半成品。这背后是因为美国对越南出口铝制品仅适用15%的关税，远低于对中国适用的374%。严监管下转口贸易大幅收缩，2019年下半年越南对美出口增量79亿美元，自华进口增量46亿美元，二者差距拉大。到2020年上半年，越南自华进口较上一年同期更是下降7亿美元，对美出口则增加40亿美元，二者基本脱钩。 东盟未来发展自华转口贸易的可能性极低。东盟其他国家2019年的进出口数据显示，只有柬埔寨出现过类似越南的转口贸易特征，但柬埔寨占东盟整体出口仅有1%，份额可以忽略不计。东盟其他较大的经济体，如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均没有参与上述转口贸易的迹象，且这些国家均已表态加强对转口贸易的监查。 二、产业链外迁推动中国—东盟贸易逆势发展 成本上升和中美贸易战加速中资企业布局东南亚。2017年之前，中国人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以及环保监管趋严，促使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链外迁。2017年后，中美经贸摩擦层层加码，为避免美国高额关税和分散产业链风险，外迁进一步加速。其中，越南、印尼、菲律宾、柬埔寨除拥有东盟成员享受的低关税外（越南还与欧盟单独签署了自贸协定），还具有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为外商投资提供税收优惠等优势，对中资企业生产外迁具有很强吸引力。相应的是，中国在美国进口箱包中的份额从贸易战前2017年的63%下降到2019年的42%，同期东盟的份额则从20%上升到33%。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显著上升。与中资企业加速布局东南亚相适应的是，2019年中国（含香港，下同）对越南投资的注册资本达到51.9亿美元，同比增长121%；对印尼投资达到85.6亿美元，同比增长95%；对菲律宾投资达到17.32亿美元，同比增长74%；对柬埔寨投资2017年已经开始高速上升，2019年达到22.4亿美元。 东盟国家自华机械设备和中间品进口大幅增长。东南亚国家大部分工业基础和配套薄弱，外商投资带动厂房建造和机器采购上升，对机械设备的进口需求大增。2018、2019年，印尼、越南、菲律宾和柬埔寨自中国机械进口大幅上升，印尼、越南已经超过传统机械进口大国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成为中国机械出口在东盟的前两大目的地。同时，东盟国家自华中间品进口需求也显著上升。以纺织服装产业为例，2019年越南对华出口41亿美元，其中57%是棉花等天然纤维，31%是服装；自华进口115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化纤、服装面料、纺织机械。从产业链角度看，越南向中国出口棉花等初级产品，从中国进口技术密集的化纤、面料和资本密集的纺织机械，再将劳动密集的服装出口给中国和其他国家。 三、警惕产业链外迁引发“空心化”风险 中国产业链外迁与日、韩、台的历史非常相似。日本1970年代、韩国1980年代和中国台湾地区1990年代先后开始出现产业链外迁，外迁过程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承接国大量进口机械和中间品。这些也正是中国—东盟贸易快速发展背后的情形。结构上看，外迁发生在失去比较优势（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产业或产业环节，这通常包括服装、鞋类等制造业以及电子产品的最终装配环节。例如，以2001年为基准，到2018年中国台湾地区产值下降最多的行业是成衣、皮革、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生产主要迁往中国大陆。目前中国对东南亚的产业链外迁也集中在这些行业。 发达经济体疫后引导产业回流，加大中国产业链外迁压力。与日、韩、台当时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链外迁有所不同的是，当前中国还面临发达经济体产业回流的政治压力。新冠疫情暴露出全球产业链过长引发的脆弱性，发达经济体将生产回迁或转移至邻国的政策导向与日俱增。例如，近期生效的《美墨加协定》提高了对汽车等商品的原产地成分要求，实际上鼓励将大部分生产限定在北美三国；日本在经济刺激方案中拨出22亿美元补贴制造商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迁往东南亚或日本，第一批迁回日本共57家企业，主要集中在与防疫相关的纺织、医疗机械和医药行业；欧盟在政策和舆论上鼓励产业回迁，在与越南签署的自贸协定中规定了较高的原产地比例要求，也隐含将产业链多元化的考虑。 中国制造业比重已持续下降，“产业空心化”风险不应忽视。制造业附加值占中国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高点32.9%下降至2019年的27.2%，2019年更是加速滑坡，必须引起重视。日、韩、台经验表明，如果结构调整得当，产业链外迁不必然导致制造业空心化。但如果像美国、巴西那样产业过快流出、经济脱实向虚，则制造业空心化的种种后果需要警惕，例如美国生产率停滞不前，就业质量下降，贫富差距扩大；巴西则经济快速服务业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沦为大宗商品出口国。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中资企业投资布局东南亚，带动了中国—东盟贸易的快速增长，但背后产业链外迁的风险不容忽视。产业链外迁通常意味着企业搬离、就业流失、税收下降，特别是在疫情已经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以服装为代表的比较优势弱、规模以下企业众多的行业可能进一步受到破坏，被动加速产业转移，由此引发的居民收入下降和农民工失业风险需要积极应对。更长期地看，如果中国陷入产业空心化，则可能面临经济活力下滑，收入增长停滞，失去国际竞争力。 应对产业链外迁风险，应通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中西部内部承接产业转移、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入手。一是借鉴韩、日、台经验教训，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和研发支持，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国产业向高附加值升级，拥有自己的“护城河”。二是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企业留在国内，让中西部地区梯队承接，而非一味外迁，避免大量对外投资对国内制造业形成抑制。三是继续改善营商环境，提升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以更积极的开放和更优越的配套，对抗发达经济体引导产业链回流的压力。
王鸿8月11日-12日，第四届地新引力峰会于上海宝华万豪酒店举行，地产、资管、物业、租赁、产业、科技、金融、区块链、文旅等行业领袖齐聚，思考特殊时期的破局之路，探寻地产的第二增长极，全程直击。现场直播》》 金山云区块链总经理朱江表示，新基建有三方面挑战，第一疫情，第二贸易摩擦、第三是产业升级的要求。同时给我们带来三方面机遇，第一个机遇数字金融，数字金融要改变的是现有金融机构对于不动产资产评价体系的问题，这是最核心的问题。第二个机遇金融机构的改变，金融机构主要营收来源在货币，现在货币体系也已经进行一个改造。第三个机遇是中国产业升级，数字化过程实际不仅依靠数据还要依靠数据的确权以及后续基于数据确权资产交易，这是新基建的核心。 谈到新基建的理解，他按照三个层次划分，和云计算的关系是在底层信息基础设施的构建，因为数据的孤岛信息系统的孤岛、组织结构的孤岛影响了整个数字的构建，区块链网络是希望通过上层生态系统联盟把商业网络构建起来，很难，还有组织的壁垒，有股权壁垒、区块链不能代表一切，所以只靠这个是不够的。 商业的网络靠信息互联打通的，底层信息互联互通一定要靠新基建里面新型云计算基础设施进行构建，这里面包括算利基础设施、存储基础设施、新型网络基础设施。目前国家构建新观站，就是在天上打几万个卫星让这个网络不仅局限在地上埋的物理基础设施，这是过去30年中国一直在做的事情，还需要依靠天上卫星能够我们的网络实现互联互通，打破组织的壁垒。 新基建底层基础设施是至关重要的，是影响到未来数字新基建一个最核心内容，再往上要有融合、要有创新会协调两个不同层次基础设施。区块链有一个入口，第一个入口就是做一个基本工具服务某一个行业让这个业务有差异性，第二个是公共基础设施一个城一个链，一个行业一个链。第三个入口是要把跨行业的基础设施之间能够互联互通，就是今天房地产行业和数字金融的行业这两者之间怎么做结合。这两者之间只有结合才会产生新的商业模式。 最后他总结三前三后，在不动产领域里面三前就是和数字金融的结合，是依靠传统的抵质押、融资租赁、信托租金去做，三后希望能够看到数字金融和不动产结合新的三个方向，包括基于数字化不动产登记与交易，基于数字化ABS，基于数字化的不动产通政融资。
2020年8月12日，由观点地产主办的2020博鳌房地产论坛在海南启幕，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地产远见：重启的世界”。 针对房地产的研究，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房地产在中国经济增长当中的直接贡献加上间接贡献，大概在30%左右，金融和地产这两项对中国经济的稳增长，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我觉得确实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够回避，因为我们有好多企业家座谈会都没有金融行业跟地产行业的企业家参加，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现实。 同时，李迅雷指出，还有两个方面没有深入研究，一个是为什么房地产能够有持续20年的牛市，我觉得这里面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我们的民族偏好，世界上有农耕民族，也有游牧民族，我们中国的祖先是农耕民族，所以对房地产的偏好非常高，按照国际标准，我们的资产配置恐怕是有点问题的。第二是我们没有好好地研究中国居民的收入，总理在两会中提出6亿人的收入问题，引起了大家的热议。但是反过来讲，还有8亿人的收入水平到底怎么样呢？没有做深入研究，这对房地产的拉动作用到底有多大，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有更深入研究。 最后，李迅雷强调，既然房地产这么重要，我们在房地产政策的研究方面，在房地产如何稳增长，如何避免价格波动对于整个经济带来风险方面，还是要有一个更加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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