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互联网时代，每天人们在网上共享的信息都是不计其数的，但其中只有很少的信息会获得人们的关注，并引发在线传播和讨论，绝大部分信息都会淹没于浩瀚的信息流之中。事实上，信息传播的效果和其内容本身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什么样的内容才能够抓住人的眼球，并促使大家对其进行传播和讨论呢？来自耶鲁大学的学者Brady等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表明，包含了道德和情感的内容更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力，进而使得这类内容能够获得更加迅速和广泛地传播。 标题：Attentional capture helps explain why moral and emotional content go viral. 作者：William J. Brady， Ana P. Gantman， Jay J. Van Bavel. 发表期刊和年份：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2020. 本文作者：蒙格斯智库 蔡鑫博士 研究背景 目前全球有超过30亿的社交媒体用，这些在线社交媒体环境通常被描述为“注意力经济”（Williams，2018），因为互联网上发布的内容必须突破巨大的噪音流才有可能被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新闻源充斥着漫天的广告、新闻、辟谣、激烈辩论以及社交网络的个人动态，这些都在为我们有限的注意力而竞争。因为关注内容是参与（例如分享、评论、喜欢）的必要前提，因此注意力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稀缺资源，决定了哪些内容会吸引用户在线参与。简言之，内容吸引注意力的能力是获得大量受众的前提条件。 本研究通过三项实验探讨了相比于中性内容，道德和情绪内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捕获更多的注意（实验一，实验二），并首次将实验室对注意力的测量数据与真实世界中的社交媒体分享行为联系了起来（实验三）。 实验设计及过程 实验一 实验一主要研究包含道德和情绪的内容是如何捕捉人的注意力的。通过测试AB（注意瞬脱）范式检验道德和情感内容是否比中性内容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AB任务模拟了许多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体验，因为他们在新闻提要中快速滚动帖子和消息。这项任务使我们能够对不同类型的语言捕捉注意力的能力进行精确的实验测试。 实验对象：选取51名本科生作为被试者，男生5人，女生46人，平均年龄19.66。 实验过程：被试者要求观察屏幕上一个一个出现的词语，每个词语出现的间隔时间是100ms，一共15个词语，其中13个为扰动词语，2个为目标词语（（一个记为T1，另一个记为T2），T1始终未中性词语，T2有四种类型，分别是明显道德词语（如教堂、神圣）、明显情绪词语（如哭泣、悲伤）、道德-情绪词语（如憎恨、羞耻）和中性词语，每种类型56个试次。对T2识别的正确与否编码为二分变量并作为因变量，对每个试次进行观测并进行回归分析。 实验二 实验二试图复制实验一的发现，创建了一个AB范式的新版本，它更准确地模拟了使用社交媒体的体验。实验二向人们展示了一系列twitter上的真实信息，以模拟在他们的Twitter 中滚动的体验，测试在一个更加真实且包含更完整信息的情景中实验一所展示的注意力捕捉效应是否依然成立。 实验对象：选取56名本科生作为被试者，男生18人，女生38人，平均年龄19.54。 实验过程：实验的流程和任务与实验一基本一致，最大的区别在于，一是刺激的间隔时间增加到了110ms，二是所呈现的刺激不再是词语，二是完整的一条Twitter信息。 实验三 实验三的目的是评估实验室中对道德和情感词汇的关注与真实社交媒体传播中的转发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可测量的联系。这项研究是第一次尝试将实验室AB范式的数据与在线社交网络中的行为联系起来。 实验对象：来自Twitter的563312条有争议的政治信息（包括枪支管控、同性婚姻和气候变化）。 实验过程：本实验采用的词语来源于前两个实验，在全部120个T2词语中，每个词语都存在一个注意捕获分数。在来自Twitter的563312条信息中，保留了47552条至少包含一个T2词语的信息用于刺激。每条信息的注意捕获分数为该信息包含的全部T2词语的注意捕获分数的加总。 实验结果 （1）实验一的结果：相比于中性词，情绪和道德词语的注意瞬脱效应减弱了，即在有限的认知资源条件下，被试对于包含情绪和道德的词语辨识有更高的正确率，说明情绪和道德词语相较于中性词语在视觉注意中具有更高的优先级。 （2）实验二的结果：实验二完全重复了实验一的结果，说明在真实的社交媒体情境下，道德和情绪相关词语确实比中性词与有更高的视觉注意优先级。 （3）实验三的结果：推文的注意捕获分数与转发数呈显著正相关，有更高注意捕获分数的推文能获得更多的转发。 结论 本文通过三个实验，研究了包含情绪和道德的词语在实验室里测度的注意力捕捉能力和在社交媒体消息中被转发次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1）包含道德和情绪的内容比中性内容更能捕获注意力；（2）这种注意力的捕获与真实社交媒体中的分享及转发行为有关。也就是说在真实的社交媒体中，包含道德和情绪的内容会获得更多人的讨论和分享。
作者：伊尹 展望未来，美元指数短期内可能受到国内大选因素、地缘政治冲突等风险事件的刺激而受到避险资金的追捧，不过中长期来看，美元指数恐因自身原因而陷入一轮贬值周期。<img src=https://www.jinhaojiao.cn/skin/default/image/nopic.gif alt="" data-link=""> 与6月相比，7月的美联储FOMC货币政策声明可谓老调陈词，几乎没有任何新意。不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则“鸽声嘹亮”，他表示，会延长现存所有紧急贷款计划，包括对外国央行的货币互换协议，保持资产购买速度。 尽管FOMC会议召开时，美国二季度经济数据尚未公布，不过美联储已经对美国未来经济前景作出判断，重申了6月会议上的措辞，称“大流行‘给中期经济前景带来了相当大的风险’”。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经济前景难以预料，就业形势仍不明朗。即使经济重启顺利，人们重回工作岗位，实现经济复苏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 此后公布的经济数据也基本符合预期。美国2季度实际GDP环比年化增速-32.9%，相比1季度的-5%进一步恶化，也成为二战以来最大的单季度经济下滑。 其中，占美国经济总量约七成的个人消费支出剧降34.6%，拖累当季经济增长25.05个百分点，也是有记录以来最差表现。美国经济咨商局公布的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至92.6，创3月以来最大降幅，进一步印证了消费的疲弱表现。 就业方面，美国最新公布的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自3月底来首次上升，且美国人口普查局周三公布的每周调查，从6月中旬到7月中旬，美国就业人数减少了约670万人，其中7月第一周到第二周减少了410万人。美国周度经济指数再度下滑至-7.1%。 正如美联储周三做出的判断：“经济活动近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见顶了。”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强调，会使用所有工具来支持美国经济，将至少以目前的速度继续购买国债、MBS以及CMBS，以及定期和隔夜回购操作。 而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美元指数连续3个月下跌，7月下滑幅度近5%，黄金则创下9年来的新高。结合本次会议未提的两个问题来看，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已然在暗流涌动。 美元指数难抬头 近来，黄金突破了9年来的高点，最高触及1981.08美元/盎司。与蒸蒸日上的黄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元指数的下行。昨日，美元指数再次刷新2018年5月以来低点，最低触及92.5，7月全月跌幅近5%。与2017年1月的高位103相比，美元指数跌幅已逾10%。 原因并不难理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联储持续的宽松措施压制美元指数。自3月疫情在美国大范围爆发以来，美联储祭出了无限量QE。虽然6月中旬以来美联储购债规模力度放缓，资产负债表出现短暂缩表现象，但这主要是反映了美国金融体系流动性的缓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已是天量。在当前货币政策导向下，美联储将持续扩表，加之后续美国财政刺激方案的落地配合，美联储年底总资产规模将继续冲击8万亿美元以上。 此外，欧洲经济复苏略强于美国，欧强美弱的格局以及美国与9国签订的货币互换协议展期都将抑制美元指数上行，在持续的货币宽松措施的驱使下，美元指数大概率将进入下行通道。 不过，美联储在此次会议上对于汇率问题只字未提。美联储似乎乐见其成，毕竟美元指数的下行有利于稀释美国政府债务，有利于其出口贸易活动。 展望未来，美元指数短期内可能受到国内大选因素、地缘政治冲突等风险事件的刺激而受到避险资金的追捧，不过中长期来看，美元指数恐因自身原因而陷入一轮贬值周期。 另一个可供观察的角度就是黄金。熟悉黄金价格的都知道，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三轮量化宽松开启了黄金的一轮牛市，与此同时，美元指数则一直在70-89作“困兽之斗”。是美联储“退出QE”的表态让黄金开启了跌势，同时打开了美元指数的上行通道。只不过，如今，美国新一轮宽松潮来袭，二者的趋势只能反过来看了。 未来两次会议更为关键 为应对疫情，美联储陆续推出了十余项救市政策，有力地支持了市场，这在此次FOMC会议声明中得到了肯定。声明称，“近几个月，金融状况有所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支持经济的政策措施以及流向美国家庭和企业的信贷。” 不过，对于近来市场热议的收益率曲线控制（Yield Curve Control，YCC），美联储却也未提及，令人稍感意外。这也是相比上月最大的一点不同。 收益率曲线控制本质是一种利率工具。在美联储4月会议上，美联储官员在利率已降到零的背景下，并未讨论负利率，而是首提收益率曲线控制，引发市场热议。6月议息会议则进一步打开了市场的想象空间。美联储在6月会议中回顾了收益率曲线控制方面的历史和国外经验，不过对于是否将其纳入工具箱则没有定论，只是说将持续评估。然而在7月会议上，美联储不但没有披露关于收益率曲线控制的评估结果，甚至只字未提，这多少令人不解。 因为，随着宽松政策的边际效用递减，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在呼吁更多的政策工具，其中收益率曲线控制的呼声最高。7月14日，美联储两任前主席——伯南克和耶伦在出席国会新冠危机委员会听证会时都曾暗示美联储进行收益率曲线控制。伯南克和耶伦认为，美联储需要更多措施确保经济恢复速度加快。二位前主席指出，前瞻指引将对压低长期利率起到关键作用。尽管目前还不确定，但美联储“可能”采取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 实际上，对于收益率曲线控制，美联储并不是一个新手。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联储便开始控制长期利率，并在1942-1951年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在收益率曲线控制方面拥有一定的经验。而且日本和澳大利亚的经验表明，收益率曲线控制可以有效提高政策效率，可以减少美联储原先维持低利率所需要购买的资产量。从目前来看，为应对疫情，美联储此次开启无上限量宽，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美联储存在着开启收益率曲线控制的动机。 但是，收益率曲线控制的弊端也较明显，其中经济学家最主要的担心就是退出困难。此外，收益率曲线控制实施困难、可能拉高通胀、让联储失去对资产负债表的控制权、无法降低私人部门融资成本等问题也是阻碍。 CF40成员、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副秘书长徐忠在2018年发表的文章《收益率曲线调控政策的理论基础及其商榷》中曾表示，“压低长期利率相当于财政赤字货币化，不利于货币财政政策的协调并可能损害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容易挤出私人部门投资，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复苏，中央银行政策有序退出更加困难。”在这篇文章中，徐忠还写道，“以收益率曲线为操作目标的货币政策是穷尽各种政策可能后不得已的政策选择。” 从短期来看，美国金融市场基本稳定，“应急”需求下降；纾困政策正处于过渡期；美联储资产负债表6月以来呈缩表态势；各个期限的绝对利率水平已经很低，且年内到期的多为短期国库券；通胀水平不高；美联储的控制力也强于当年，所以美联储当前实施YCC的紧迫性不高。 不过，下半年仍旧有诸多风险事件，新冠疫情的蔓延以及美国11月大选的结果都不可预测，若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也不排除美联储进行收益率曲线控制的可能性。 目前，市场大多认为，此次美联储对收益率曲线控制的留白并不代表对它的否定，只是把选择表态的时间节点推后，因此9月或12月的议息会议将至关重要。届时，如果美联储宣布进行收益率曲线控制，那么全球金融资产将再度狂欢。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全球局势剧变之中，2020年中国经济开始迈向“双循环”新格局。从历史进程、全球环境和发展目标来看，这一变革与1913年前后美国经济的“双循环”演进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共同指向了大国经济发展和全球格局迭代的一般性规律，进而赋予了历史经验以现实性的启示意义。回顾美国经验，我们发现，“双循环”演进的深层逻辑在于：以产业升级为先导，辅之以大规模创造消费新场景的投资，进而激活消费升级，在供需两端同步启动“内循环”的自我强化，最后再以“内循环”去重塑“外循环”。对标中国现实，在这一逻辑的各个关键节点上，2020年的中国都具备可观的潜力。未来打通这些“潜力点”的进程，即是中国经济“双循环”的质变之途。由此前瞻，虽然全球局势波澜难止，但是基于扎实全面的“潜力清单”，中国经济的“双循环”预计将稳步兑现富有活力的长期前景。 历史的先声：美国经济“双循环”的演进 在2020年6月的“陆家嘴论坛”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指出，“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回顾历史，在近一个世纪前的太平洋彼岸，美国经济的“双循环”恰也迎来了新一轮演变，并构成从新兴大国迈向一流强国的关键一跃。具体而言，十九世纪至今，美国经济“双循环”的演进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如图所示）。 第一阶段（1800-1870）：“内循环”独立支撑。这一阶段的美国经济以农业为主，对外出口廉价的原材料，进口昂贵的工业制品。由此，贸易赤字成为常态，“外循环”拖累经济增长，“内循环”被动成为唯一引擎。 第二阶段（1870-1913）：“外循环”边际增强。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美国完成工业化，工业制品在国际市场占据优势并形成贸易盈余，“外循环”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凸显，这一趋势在1913年左右达到历史顶峰。 第三阶段（1913-至今）：“双循环”互促共进。1913年后，一战、大萧条、二战等历史拐点相继发生，彻底重塑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在新格局下，美国“双循环”的关系再度演进。表面上看，“内循环”进一步占据主导，强劲的内需造成长期货物贸易赤字，使得“外循环”看似拖累了经济的纸面增长。但实际上，借助于稳健的“内循环”，美国经济在“外循环”中主动引领全球化进程、重塑全球体系、布局海外投资、发展服务贸易，大幅提升了“外循环”对美国居民收入的真实贡献。根据学术研究，2007年这一贡献值约为1913年水平的2.1倍。这一阶段，美国经济受益于“外循环”，而不受制于“外循环”，形成了美国版的“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格局。 历史的押韵：2020 与 1913 从“双循环”的演进阶段来看，2020年的中国与1913年前后的美国高度相似。诸多相似点的背后是大国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以及全球格局迭代的周期规律。基于此，较之于他国，1913年美国的历史经验对于今日中国的“双循环”建设更加具有启示意义。 其一，自身进程相似。美国“双循环”演进的第二阶段开始于1870年，于第25年（1894年）实现工业产值的全球第一，于第44年（1913年）进入第三阶段。对于中国而言，如果将改革开放前的时期粗略算作第一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发轫于1979年，于第32年（2010年）实现工业产值的全球第一，于第42年（2020年）开始准备进入第三阶段。相似的历史“时间表”，潜藏着新技术发展、国内市场发育、产业新旧切换的长周期共振，既赋予了大国抢抓变革机遇的能力，也产生了承弊通变、时不我待的压力。由此来看，未来的5年将是决定中国“双循环”能否平稳开启第三阶段的关键期。 其二，全球环境相似。以1913年为分水岭，一战、大萧条、二战接踵而至，根本性地颠覆了全球旧格局。在漫长的全球乱局之中，美国经济虽然一度遭到外部环境的严重拖累， 但是凭借本土产业链和市场的相对稳定，最终实现了逆流而上。2020年，全球疫情危机爆发并料将长期延续，保护主义、大国优先主义和民粹势力加速涨潮，持续激化地缘政治冲突，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已迎来新一轮重塑。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多方面的外部压力，但是基于自身综合实力以及疫情防控的领先优势，有望长期保持内部产业链和市场的相对韧性，因此未来存在“化危为机”的长期潜力。 其三，发展目标相似。从中国政策的全局来看，未来“双循环”中的“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需要从三个层面理解。其一，以“内循环”为主不等于对外脱钩，相反，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将会加速扩大，中国将以“亲诚惠容”的理念与更多元的国际伙伴共享双赢机遇。其二，“内循环”的发展壮大有助于抵减全球乱局下的外部冲击，基于此，中国经济在“外循环”中将更为灵活主动，受惠于外而不受制于外。其三，立足于“内循环”，中国将为全球经济金融提供稀缺的“稳定锚”，并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价值链条、全球治理格局的重塑优化。这些发展目标，与美国“双循环”的第三阶段具有相似性。 历史的启示：“双循环”演进的深层逻辑 历史经验的镜鉴，不局限于表面的相似类比，还需深入到底层的逻辑规律。1913年前后，美国“双循环”之所以能够完成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飞跃，关键是长期聚力并以合理次序推动了“双升级”：以产业升级为先导，辅之以方向准确的投资，进而激活消费升级，在供需两端启动“内循环”的自我强化，最后再以“内循环”去重塑“外循环”。 第一，产业升级。我们认为，“产业升级”这一庞杂的概念，最终可以归结为两大核心问题：1）生产什么；2）如何生产。从这两个维度来看，1913年前后，美国产业体系完成了双重质变。其一，优势产品高附加值化。19世纪，美国在全球产业体系下的比较优势长期停留于低附加值的原材料。但是，依托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1900-1913年美国在全球工业制品领域（当时的高附加值领域）占据了新优势，其工业制品的出口逐步超出原材料出口以及工业制品的进口，显著提升了附加值视角下的贸易盈余（详见附图），使美国升至全球价值链的头部。其二，生产方式现代化。为了最大化发挥技术进步的红利，这一阶段美国的生产组织形式发生了软、硬层面的同步进化。从硬件方面，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当时的先进业态）加速转变，1900-1910年出口产品的资本/劳动比率较1890年大幅提升。从软件方面看，“福特制”、“泰勒制”和流水线迅速普及，以大规模生产的方式扩大了美国在高附加值领域的产业优势。以汽车（当时的尖端产品）为例，1899年美国汽车年产量仅2500辆，而到了1913年，年产量升至48.5万辆，约占全球产量的 80%。 第二，消费升级。产业升级为消费升级奠定了两大基础。一方面，得益于生产效率的提升，美国人均GDP在1900-1913年期间升至全球第一梯队，并且其优势在此后长期扩大（详见附图）。另一方面，得益于大规模生产，居民能够以相对低廉的价格享受汽车等高附加值商品。“高薪低价”的剪刀差，从根本上夯实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但是，收入不是决定居民消费的唯一因素，还需要适宜的消费场景和消费习惯作为“催化剂”，系统性地提升居民消费倾向。这一阶段，两种投资恰好填补了这一短板，以网络化的方式迅速普及了新的消费场景。从动态网络来看，美国公路网日趋扩大，对接了汽车的普及，串联起外出旅游、娱乐等新兴的消费需求。从静态网络看，美国城镇化继续较快推进，对接了居民收入的增长，并将其转化为居民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消费需求。以投资为启动器，“内循环”的消费引擎开始加速。从数量来看，美国经济于1920年代进入“柯立芝繁荣”和大众消费时代。从结构来看，1901年至大萧条前夕，食品、服饰两大基本消费的占比持续下滑，而娱乐、出行、住房的消费占比呈现长趋势扩大，是大众消费边际增长的主力（详见附图）。这也验证了“汽车-公路”网络、城镇化网络对消费引擎的激活作用。由此，“内循环”供需两端的良性互动形成，并支撑美国穿越了接下来漫长的“外循环”冲击。 历史的接力：2020年中国的“潜力清单” 通过逐层对标美国“双循环”迈入第三阶段的核心逻辑（详见附图），我们发现，在各个关键节点上，2020年的中国都具备着可观的潜力，而打通这些“潜力点”的进程，即是中国“双循环”的质变之途。基于此，虽然未来全球格局料将充满不确定性，“潜力”向“实力”的转化仍需时间，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保持谨慎乐观。 第一，产业升级的潜力。其一，优势产品迈向高附加值。近年来，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较快发展，中国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例稳步增长，国际专利申请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疫情爆发后，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保持稳健，反映出其坚韧的比较优势。展望未来，若能继续抓牢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减弱核心技术对“外循环”的过度依赖，则将为上述趋势注入长远动力。对此，着力打通国内“基础研究—科技转化—商业应用”的创新体系，将是本阶段的关键。其二，生产方式再进化。1913年美国从软硬两个方面，以“大规模生产”开启了“大众消费时代”。相似的，与多元消费时代相适应，当前的中国也有望孕育出新一代生产方式——数字化生产，同时具有大规模生产、创新力和精细化的三重优势。立足于中国完备的产业链条，通过工业互联网对供给侧进行数字化改造，并与高度数字化的居民生活相连接，料将实现：1）为科技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量产能力，使其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经济效应，进而支持新一轮创新；2）支持生产进程中灵活、精确地动态调整，缩短产品迭代周期，加快新供给对新需求的拉动，并减弱全球供应链波动的冲击；3）消解供求两端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订单能够被拆分后直达生产体系的终端，由此规模化生产能够深入小众化、多元化的细分市场，在提升消费者福利的同时，降低生产者的市场风险。展望未来，为了加速向“数字化生产”的转型，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和税费负担，推进“放管服”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将是核心的着力点。 第二，消费升级的潜力。得益于有效的疫情防控，中国经济在疫情时代率先企稳反弹，由此居民收入的增速在短期波动之后，有望在全球视角下保持长期优势。未来若能进一步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则将持续夯实居民消费能力。立足于此，从美国经验看，还需要以方向适宜的投资创造消费新场景，网络化地推广消费新行为和新需求。当前，有三张“网”可以作为中国经济启动消费引擎的抓手。第一，新型交通网络。以城际高铁和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为依托，进一步提高城市群之间的交通效率，从而串联起跨城市的旅游、娱乐、商贸等服务消费新需求，并承接疫情时代服务贸易进口需求回流的新机遇。第二，新一代移动网络。以5G、大数据中心为基础，一方面凭借更高效的网络激活在线娱乐、远程办公等新的虚拟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则以“线上”赋能“线下”的方式，推动消费重心下沉，释放低线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消费升级活力。第三，新型城镇化网络。2019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比约为60%，接近于1913年美国城镇化水平（约55%）。美国1913年之后的经验显示，即使在沉重的外部冲击之下，依托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城镇化在60%提升至75%的过程中仍能保持较快速度。由此，如果中国的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则大量新增城市居民在教育、工作、医疗、文娱等领域的高品质需求将汇聚成强劲的国内市场增量。展望未来，若要充分发挥上述三张“网”对消费的启动作用，关键在于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其中，金融体系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将是分别打开资本、土地、劳动力三大要素桎梏的先锋。
这几天股市上涨，电子股生物股都不错。特斯拉又回到每股1500美元以上。有一家叫MercadoLibre 的公司，纳斯达克股票符号MELI，翻译过来的意思是自由市场，很名副其实，它是南美的淘宝和蚂蚁金服的组合，从2007年上市到现在涨了36倍，过去10年中股票上涨16倍。这支股票有没有可能成为我说的千倍牛股呢？ 我又仔细观察了一下牛股名单，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无论是美股还是A股，如果想得到最高的收益倍数，那么一定要在熊市买这些股票。 美股二十年最牛股 A股二十年最牛股 比如，美股中过去20年的前20名牛股中，有15支股票的最佳买入时间是在2001年到2003年。如果你对美股历史有些了解的话，就会知道这个期间是美股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纳斯达克跌了60%以后的阶段。另外两支股票的最佳买入时间是2008年11月份，是美股由于次贷危机跌掉一半的时候。美股在这两个阶段中都是大熊市，且美国经济处于衰退时期。 我把牛股前几名的买入时间标在了美国大势标普500的曲线上，大家可以看看。这些公司的最佳买入时间几乎都是在大熊市之后。 A股也是一样。我也把过去前5名最牛股的最佳买入时间标在了上证指数的图上，见下图。 所以什么时候最可能买到千倍牛股呢？就是在熊市的时候。 这个结论看起来似乎并不难解释，因为熊市之后股价低了很多。但是这时候也是大家最害怕的时候，下决心买入是很困难的，因为回头看过去几个月到一年中所有的买入都是错的，都大跌了。而且这时候很多人手头上往往也没有钱了。 光买了还不够，这些大牛股都是经历了十多年甚至二十年才得到这成百上千倍的回报的。持有时间长是得到高回报的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有人让我预测下一个十年二十年中的大牛股。我以后会试试，但我觉得至少要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1 能够有机会以低价格买入；现在美股的估值历史最高，完全不符合条件。A股估值大概是中间值，也不符合条件。所以目前买到百倍千倍牛股的几率很小。 2 这公司一定是一家高质量的公司。关于高质量公司的详细特点，大家可以看我的公开课。在我们价值大师网（GuruFocus.CN）还有专门的高质量股票筛选器，欢迎加入会员试用。 3 公司所在的行业市场必须足够大，有足够的成长空间。 除了这些之外，你还一定要长期持有，至少十多年。 那些过去回报好的股票未来很可能继续回报好，因为他们能够长期实现高回报不是偶然的，是由公司的性质决定的。我这里把过去10年回报最高的美股和A股也都列出来。大家也可以从里面找那些护城河很宽，且还有很大成长空间的公司。 美股十年最牛股 特斯拉在过去10年中排第一。第二个是一家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公司，是做跟太阳能有关的东西。第三家奈飞在二十年中也是排名第三。 A股十年最牛股 A股中可能回报最高的是东方财富。如果在2012年12月份买入，回报可以达到62倍。A股中现在有很多很高质量的公司：排名第三的立讯精密每年增长达60%，过去几年中股票回报比茅台还要高很多。在美股中根本找不到这样高成长而且一直盈利的公司。 不过对未来你期望不要太高哈。现在估值不便宜，从目前这一点起，要想得到十年百倍的回报，我觉得不太可能。但要是再来一个大熊市，那机会就来了。
近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通过网络会议形式召开了主题为“中期展望：当前宏观形势与经济走向”的专题研讨会，邀请政府部门有关负责人、专家学者与市场人士就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下半年经济走向、相应的对策建议等进行分析与展望。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作主题发言，解答了与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相关的三个核心问题。 //主要内容 问题一：中国经济复工复产与复苏进程如何？ 从参数看，二季度较最低点的回升幅度十分迅猛，说明复工复产和经济复苏比预期要好。 问题二：如何看待各类指标的反弹？ 行政性复工复产是这一轮各类数据反弹的一个关键动力，其中有五大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对于高频数据的反弹不宜过度解读；二是复工复产不等于产能利用率恢复；三是供给侧改善幅度大于需求侧改善的幅度；四是价格参数持续回落，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快速显化；五是就业的问题还没有显化，未来压力严峻。 问题三：经济复苏下一步的关键点在哪儿？ 第一，中小企业的救助与中小企业的复苏。第二，民营企业复苏和民营企业投资。第三，快速缩小供需缺口。第四，让“双直达”在基层发挥救助功能的基础上，有效地刺激需求。第五，有效对冲三四季度外部的冲击。 下半年，要高度关注一是地缘政治变化，大国博弈可能激化；二是国际金融市场和发达国家金融可能有第二波冲击。政策要保持力度，特别是在三季度，力度要有所强化。财政政策不应是简单规模性调整，而要对实施主体和发力点进行调整。 以下为发言全文 目前，大家可能都在讨论一系列的问题：今年上半年的复工、复产和复苏进程如何？各类指标全面反弹的性质是什么？外部环境是否像二季度数据显示得那样乐观？我们的财政政策是不是足够？未来的空间是不是充分？为了防止资金空转、金融泡沫以及脱实向虚等问题进一步恶化，应不应当对货币政策做出一系列调整？下一步“六稳”“六保”工作的着力点是否应当作出调整？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探讨的核心，也是我们要定位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必须首先解答的几大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我就把一些重点放在前面两个问题和最后这个问题之上。 问题一：中国经济复工复产与复苏进程如何？ 当前复工、复产、复苏的进程的确非常不错。先行指数，特别是信心指数回升。高频指数已经反映出经济社会从一季度停摆状态开始快速复苏，货运指数和发电量指数到6-7月份已经达到了常态化水平，挖掘机指数出现超常态的高增长。此外，支撑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两个板块——房地产和汽车也出现了非常好的复苏现象。前期大家所预测的，房地产可能出现一种崩塌式的变化，目前看，这种预测已经不成立，但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目前的分化非常严重。 从参数看，二季度较最低点的回升幅度十分迅猛，说明复工复产和经济复苏比预期要好。工业增加值回升18.3个百分点，服务业增速回升了接近15个百分点，固定投资回升了接近28个点，消费品回升了22个点。原来我们预计外资、外贸可能会在去全球化和去中国化的进程中遭到重创，出现深度下滑，但事实上，出口在4-6月都分部出现了正增长，同时，外资也在5、6月出现了正增长。也就是说，对于去中国化的担忧，并不是像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样。 问题二：各类指标反弹的性质是什么？ 但是，我们可能要对目前反弹的一些数据的性质进行定性。很重要的一个总体判断是，行政性的复工复产是这一轮各类数据反弹的一个关键动力。复苏的不均衡和参数的分化是当前复苏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复苏的不均衡反映了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在行政性供给侧恢复的状况下，供给侧恢复大大快速需求侧，需求缺口的快速出现成为制约经济内生动力形成的关键因素，下一步需求侧的大推动是市场经济循环常态化的关键。因此，对目前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判断是，现在是国内经济大循环向常态化转变的关键期，控制这个关键期的核心因素是，快速地提升有效需求，特别是国内需求。 高频数据的反弹不宜过度解读，其快速反弹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活动的常态化 为什么这么说？观察发电量、货运量、交通指数、拥挤指数等高频数据最近的变化，这些高频数据在6月7日上升到100%，但随后却出现了部分回落和波动，到7月7日，八大类数据合成的高频数据指数又恢复到100%以下。因此，对于很多基于大数据对目前经济社会常态化的解读要审慎。对各个团队所做的一些调查数据进行比对和分析发现：由于所选择的参数在不同的时点、区域、样本所带来的差异化，不同调研数据得出的结论差异很大，我们不能简单地相信目前一些样本所给出的一些偏乐观的数据。 复工复产完成不等于产能利用率恢复 目前更重要的是，复工复产基本完成，但是产能利用率的恢复状况还远没有达到常态水平，工业产能利用率低于正常水平，服务业产能利用率比常态化产能利用率差得更远，比去年同期达产率比较状况更差。“智慧足迹”数据显示，在复工复产全面进展的过程中间，出现了很多企业第二次停工停产，导致已经返城的农民工出现第二次返乡。5月底，二次返乡超过7%，个别省市达到10%的水平。这是一个应当高度关注的现象。快速地推进全产业链、全域的复工复产，的确非常好，但是，在没有充足订单的状况下，复工复产就可能导致就业率质量的全面下降，企业的运行成本进一步上扬，部分企业亏损更严重。也就致使，部分企业在下一步常态化状态下，没有真正地内生动力，没有造血机能，从而使市场循环很难正常，导致第二次停工停产和第二轮的返乡潮。 供给侧改善幅度大于需求侧改善的幅度，建筑、工业快于服务业 更为重要的，进行测算可以发现，供给侧的复苏远远大于需求侧的复苏。固定投资和消费品累积的数据都是负的，也就是说，如果从供给侧衡量GDP的增长速度，绝对不是二季度的3.2%，我们估计可能在0左右的水平。从二季度产出缺口本身和整个供需缺口本身来看，发现可能会达到接近3个百分点的缺口，也就是说需求缺口越来越大。复苏进程在加快，为什么需求缺口在扩大？原因是，行政性的复工复产非常有效，但是需求扩张政策跟不上这样的速度，从而导致供给侧大大快于需求侧，工业大大快于服务业，投资大大快于消费，龙头企业的复苏大大快于中小企业，国有企业的复苏大大快于民营企业，这种不均衡的复苏是我们在救助过程中间的一种常态。但是，我们要高度关注，如果这种不均衡过度了，其后续的支撑力可能就会减弱。 价格参数持续回落，进一步说明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已经快速显化，并成为复工复产的最大阻碍。 另外一个需要被高度关注的是价格参数。目前价格参数回落明显，虽然6月份CPI出现了趋稳迹象，但是最近的核心CPI已经下降到0.9%的水平，表示紧缩。其次很重要的是，GDP平减指数也下降得非常厉害，按照二季度所测算的快接近于0了。大家就会看到，价格变化表明的有效需求不足是非常明显的。有人就讲，6月份CPI趋稳了，大家一定记住，上半年CPI的翘尾因素是非常大的，7月份以后，翘尾因素会大幅度下降，从而会导致价格水平出现明显回落。这里面可能是一个争议的很重要的分化：很多人认为下一步是通货膨胀，需求会快速回升，目前要防通胀。我觉得这可能是严重的误判。利用这种方法来说明币政策要转向，是错误的。 就业问题还没有完全显化，未来面临压力依然严峻 刚才提到大型企业复工复产很好，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很差，但是更重要的，就业问题还没有显化，未来的压力依然严峻。虽然6月份就业数据上扬的还是不错，但这主要依靠这几个月“保就业”“保主体”的行政性政策发力，各级政府利用各种方法要求很多企业不能够解聘员工，要求一些企事业单位扩招。如果政策常态化，一些失业问题会从隐性状态向显性方向转化。特别是，我们所看到的农民工的一些参数所体现的这样一个状况，不像大家所看到的那么好。 问题三：经济复苏下一步的关键在哪儿？ 通过以上判断，下半年的核心问题到底怎么抓？我们认为，下半年的确压力非常大。 第一，中小企业的救助与中小企业的复苏是关键点。很多人把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的核心放在中小企业，这个决策是正确的。但是对中小企业的救助一定有一个度。虽然通过各种财政补贴，货币政策的扶持，能够维持短期中小企业主体的平稳，但是如果没有有效需求，没有真正的订单，没有整体市场循环的常态，中小企业是不能复苏的。原因很简单，中小企业自身的活动无法产生自我造血的功能。中小企业救助与中小企业复苏是两码事，救助成功不等于中小企业能够复苏。 第二，民营企业复苏和民营企业投资是整个经济复苏的关键。民营经济占整个经济的比重非常大，民营经济的复苏是整体经济复苏的标志。民营经济投资的复苏标志着整个民营经济的复苏，所以民营经济投资的复苏十分重要。但事实是，民营投资复苏的情况大大落后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投资缺口，从前年接近正的8%，已经扩展到现在的-9.4%。也就是说，目前疫情救助和复苏计划所有制的偏向性是非常明显的，所有制中性、竞争中性和规模化中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如何缩小民营与国有投资增速不断扩大的缺口，我们必须要做很多的功课。前段时间总书记座谈会上，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针对于民营企业的内生动力，包括《民法典》颁布也是要给予民营经济以信心。但在政策控制中，民营企业复苏和民营投资的反弹，是我们各项政策、各种改革的一个试金石和一个很重要的落脚点，如果这个把握不住，我相信，下半年的问题将很严峻。 第三，如何快速缩小供需缺口。在5、6月份，供给端与需求端的缺口可能在两个百分点左右。这个缺口如果越扩越大，导致的潜在损失就会越来越大，导致的第二轮停摆、第二轮返乡潮就会进一步加大。很多人提出下半年的重点是扩大内需，我认为这个说法只对了80%。因为简单平稳地扩大内需，并不能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当前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快速地复工复产之后，必须要快速地缩小供需缺口，也就是扩大内需必须要有速度。如果没有速度，我们的循环就很难常态化，基本面就很得到巩固。 第四，如何让“双直达”在基层发挥救助功能的基础上，有效地刺激需求。“双直达”政策我们认为很重要，特别是在疫情救助中很重要。但是，“双直达”要想产生快速扩大有效需求的效果是非常难的，原因就是基层很难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形成有效的大项目、大刺激，这是大家一定要认识的。同时，中小企业也很难在大规模的帮扶下产生内生的造血功能，而只会出现“存款搬家”等一些行为的变异。 第五，如何有效对冲三四季度外部的冲击。我们认为，在世界范围，疫情不仅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广泛，同时，持续的时间可能也越来越长。这个问题所带来的一个冲击，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世界经济下滑的底部，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出现在二季度，有可能会出现二次停摆，特别是欧美国家。同时，下半年欧美金融市场的调整、疫情长期化带来的政策变异、地缘政治恶化带来的风险外溢都可能给中国外部环境带来巨大的冲击，疫情所诱发的黑天鹅效应并没有远离。 因此，下半年，有几个问题要高度关注。一是地缘政治变化，大国博弈可能激化。二是国际金融市场和发达国家金融可能有第二波冲击。从这些角度来看，下半年，我们的政策要保持力度，特别是在三季度，力度要有所强化。在财政，货币上的定位，并非快速地进行收缩，因为我们所看到的6月份财政支出力度在减弱，主要因为基层实施主体和中小企业等救助主体很难组织有效的项目和扩张的计划。因此，财政调整不是简单规模性调整，而是实施主体和发力点的一些调整。
近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通过网络会议形式召开了主题为“中期展望：当前宏观形势与经济走向”的专题研讨会，邀请政府部门有关负责人、专家学者与市场人士就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下半年经济走向、相应的对策建议等进行分析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刘煜辉做主题发言。 //主要内容 /// 01． 从汇率表现看中美关系 尽管双方关系会存在边际变化，且近期也采取了一些举动，但双方高层对短期风险的把控将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压舱石，近期恐慌指数并没有爆发。 02． 目前国内的经济状态：经济下行与通胀并存 在中美关系所处的这种格局下，国内经济的变量还将取决于自身。造成经济下行叠加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供给侧出现了问题，即中国的潜在增长进入了非稳态时期。 03． 资本市场改革带来了社会财富观的变化 如果未来科技、新资本、技术资本等持续进行资产溢价的升级，那么家庭增量的财富就会逐渐减少对房地产的配置，从而转向股票资产、新资本、经济转型因素等资本的配置。 以下为发言全文 01 从汇率表现看中美关系 我认为中美之间现在所处的这种状态会长期存在，尽管双方近期存在这样那样的对立表现，但从对中美关系感知最灵敏的全球金融市场以及全球资本的预期来看，并没有展现出二者关系破裂的风险。真实的肢体语言简化就是美元指数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如果真有“破”的泄露，人民币汇率会成为表达情绪的工具，目前，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尽管双方关系会存在边际变化，且近期也采取了一些举动，但双方高层对短期风险的把控将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压舱石，近期恐慌指数并没有爆发。 02 目前国内的经济状态：经济下行与通胀并存 在中美关系所处的这种格局下，国内经济的变量还将取决于自身。这次新冠疫情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给中国的经济状态做了一次很好的实证。尽管疫情期间中央采取果断措施控制疫情，中国经济停摆了一个多月，居然没有发生一丝丝通缩。复工回来之后发现复不了产，订单断崖式下降，一方面失业率上升，另一方面货币购买力下降的预期浓烈，各地地王频现。失业和通货膨胀别扭的共生状态，说明这不是凯恩斯的经济世界。 中国的潜在增长目前甚至更早已经进入非稳态的状态，因为我们观察得到，人口、制度成本、产业链、世界和平友好的环境这些要素供给和要素质量带着加速度变化。 在疫情冲击下，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是总需求“脸着地”，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潜在增长是不是也有可能进入“脸着地”的状态。 我们今天使用大量所谓刺激经济的政策，都作用在总需求（三驾马车），但这些政策对于躺在地上的潜在增长没有任何的作用。潜在增长和三驾马车之间的产出缺口就是通货膨胀。 我这些年对这种状态给过一种解释，经济下行周期的通胀，菲利普斯曲线（凯恩斯的经济世界）失灵，问题在于供给侧，是因为供给侧受到某些负向力量的不断打击而下坠（长期增长动能受损），而需求被既得利益的分利结构所顶住，从而两者向下撕裂出越来越大的缺口，这个缺口就是难以遏制的顽固通胀预期。它是一种运行机制，不是一个具体时间点通胀的高低，内在于系统。 这一判断有两大支撑依据： 第一，得益于领导层的坚强领导和睿智决策，中国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非常低。随着对相关领域风险管控的重视，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回首过去三年，中国的宏观经济之所以能够如此稳健地走到今天，离不开中央决策层出台的诸如金融去杠杆、治理“影子银行”、“房住不炒”、资本市场“牵一发动全身”的战略定位、硬核科技攻关等政策，离不开决策层对宏观杠杆率、系统性风险的控制。 从现有的政策信息和政策部署分析可知，下半年的政策总基调就是控制宏观杠杆率，促进复产复工复商复市。从社融占GDP的比例来看，此次宏观杠杆率上升的力道仅次于2009年，我推测未来可能将会重提控制宏观杠杆率。今年1至6月份较去年同期多增的7万亿社融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快速恢复，也一定程度上引致了通货膨胀，表现为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叠加通货膨胀。当5月份经济活动逐渐恢复，防疫政策调整后，宏观政策开始微调，之前被压在低位的利率开始迅速反弹，回归并反映真实的宏观因子状态。 第二，我们不能期待仅靠政策就可以使中国经济克服这样的宏观状态。造成经济下行叠加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供给侧出现了问题，即中国的潜在增长进入了非稳态时期。过去三年间很多要素的供给和质量进入了一个加速的变化窗口。通俗来说，过去给中国带来40年经济崛起和繁荣、决定中国潜在增长的两个基本面——改革开放和全球化，在近些年发生了质的变化，短期政策也难以使这两大基本面回到以前的状态。如果政策重心放在需求端，需求端迅速拉升，形成正向产出缺口，对应的只能是通货膨胀快速回升。 金融市场同样反应了中国宏观经济状态。6月份以来利率的快速反弹反映了回归的宏观政策。中国的权益市场之所以会发生结构性牛市，就是因为大家拥抱确定性从而形成确定性溢价。少部分股票走出长牛，其对应的是美林时钟背后反映的宏观象限因子的变化。必选消费品的股票类上涨代表着通货膨胀的确定性，医疗健康的股票类上涨代表着新冠疫情的确定性，科技类股票反映了硬核科技攻关的确定性。 通胀方面，从代表中国黑色周期的工业品，到民生消费再到社会服务的价格，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大幅上升。房屋交易率有所上升，奢侈品在全球衰退的格局下在中国出现了大幅度提价。 幸而中国坚强有力的决策层在过去三年中通过不断探索，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带领中国经济转型的一整套政策框架，以期尽快克服、走出当前的经济状态。 03 资本市场改革带来了社会财富观的变化 政策框架中最重要的一个框架就是科技，即以科技突破为先导。我们的战略是通过打通科学和技术，带动科学技术创造新资本去替代传统经济旧资本，这一战略自2018年年底提出资本市场“牵一发而动全身”时启动。经过两三年的持续努力，基本市场的基础制度改革在今天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效。 资本市场的改革带来了整个经济系统财富观的变化。特别是对实心做事、实心做科研的年轻人而言，如果有靠谱的想法，按照资本市场目前的规则，三五年内一定会得到社会的认同和价值的实现，这就改变了过去20年受房地产所左右的惯性财富观。如果未来科技、新资本、技术资本等持续进行资产溢价的升级，那么家庭增量的财富就会逐渐减少对房地产的配置，从而转向股票资产、新资本、经济转型因素等资本的配置。
大家知道，科创板首推注册制，新股发行定价完全市场化，证监会不再动用行政手段干预其新股定价。更重要的是，科创板新股上市头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这一点与港股不设涨跌幅限制有相似之处。也就是说，科创板在一、二级市场都是自由定价的，毫无行政干预与行政管制。 然而，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散户并不认可机构网下定价——小散在二级市场上以实际行动完全否定了机构网下定价。 以2020年7月29日在科创板挂牌交易的爱博医疗（688050）为例，其网下定价（发行价）为33.55元，而其新股上市首日开盘价为188.88元，开盘上涨463%；上市首日盘中最高价290元，较发行价大涨764%，相当于发行价的8.64倍！上市首日收盘价240.50元，收盘价较发行价上涨617%。 另外，2020年7月9日在科创板挂牌交易的国盾量子（688027），其网下定价（发行价）为36.18元，其新股上市首日开盘价为280元，开盘涨幅674%；上市首日盘中最高价为399元，较发行价上涨1003%，相当于发行价的11倍！上市首日收盘价370.45元，收盘涨幅为924%！ 在科创板，类似的“高溢价”现象多吗？ 我们观察科创板推出一年来140只新股上市首日涨幅发现，仅有一只股票建龙微纳（688357）上市首日“破发”，新股上市首日破发率仅为0.7%。2019年11月和12月期间在科创板上市的股票，共有17只股票上市首日收盘涨幅低于50%，这应该是比较合理的现象。 但在今年6月和7月挂牌科创板的股票中，有近20只上市首日涨幅超过300%！ 这是谁的错？这是谁在疯狂？难道真是网下询价机构的估值水准太差？还是网下询价机构人为操纵、故意压低网下定价？ 或者，反过来，因为二级市场的散户并不认可网下询价机构的估值定价，因此，散户以报复暴炒方式完全否定机构网下定价？并在新股上市首日将其股价炒高至发行价的5倍或8倍？ 很显然，一级市场的“零风险”与二级市场的“高风险”存在严重不对称！这是一、二级市场的严重分割与撕裂！这是很不正常的市场现象！ 我们知道，港交所是一个成熟的国际市场，其一、二级市场是一个有机整体，二者完全融为一体，二者差价非常小，大多数新股上市首日收盘价略高于或略低于发行价，破发比例一般高达30%左右。因此，港股一、二级市场的投资风险与收益是基本相当的，因此，在港交所“打新”也是一种高风险投资，这与A股市场“零风险”打新是完全不同的。 2018年港交所主板共有128家公司实现IPO，其中，有65只股票上市首日上涨，47只股票上市首日跌破发行价，16只股票上市首日收盘价正好与发行价一致。2018年港交所主板新股上市首日破发比例高达36.7%。如果加上零涨幅，破发与零涨幅合计比例高达49%，也就是说，港股主板接近一半的新股上市首日是不赚钱，甚至是亏损的。 2018年港交所创业板共有72家公司实现IPO，其中，有50只股票上市首日上涨，19只新股上市首日跌破发行价，19只股票上市首日收盘价正好与发行价一致。2018年港交所创业板新股上市首日破发比例为26.4%。如果加上零涨幅，破发与零涨幅合计比例高达53%，也就是说，港股创业板有超过一半的新股上市首日是不赚钱，甚至是亏损的。 2019年港交所主板和创业板共发行新股161只，共有88只新股上市首日收盘价高于发行价，另有73只新股上市首日收盘价跌破发行价，全年新股破发比例为45%。 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美国股市全年新股上市首日“破发”比例为23.78%。此外，新股上市首日涨幅在0-1%之间的新股占比为15.85%；新股上市首日涨幅在1-10%的占比为19.51%。也就是说，美国股市新股上市首日涨幅不足10%的比例高达59.15%。 此外，这一年美国股市新股上市首日涨幅超过10%、不足50%的比例为25.61%；新股上市首日涨幅超过50%的比例仅为14.63%。 与美股相比，科创板新股上市首日涨幅不足10%的个股占比仅为2.1%，远低于美股近六成的比重。由此可见，美股一、二级市场差价极小，新股上市首日除少数个股外，大部分涨幅不大，一、二级市场价差非常收敛。 那么，科创板在已经实施注册制改革后，新股在一、二级市场的差价却十分巨大，新股上市首日收盘价较发行价高出三、五倍，甚至存在十倍差价。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科创板网下询价机构并未有意识集体压低新股发行价，以获取溢价暴利，比方，2020年7月16日，中芯国际-U从港交所回归A股正式挂牌，当天港股中芯国际（00981）收盘价为28.75港元（收跌-25.23%），而科创板中芯国际-U发行价为27.46元，上市首日收盘价为82.92元，较发行价大涨202%，相当于港股中芯国际股价的3.2倍！ 这表明中芯国际在A股市场的网下定价是理性的、合理的，那么，唯一可解释的，就是二级市场的不理性：新股上市首日暴涨太离谱。 二级市场疯狂“炒新”，当然不是注册制的问题。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投资者过于偏好“硬核”高科技，投资热情和投资激情太高；二是科创板扩容太慢，新股供求严重失衡，一年来，仅100多家上市公司，根本无法满足大机构、大资金进场需要，一旦遭遇大资金集中流入，科创板所有个股就会被暴炒得人仰马翻、面目全非。 因此，当务之急，加速科创板扩容，加大新股供给，一方面满足高科技企业股权融资需要，另一方面又能充分满足投资者需求，这将有利于改善科创板供求，平抑股价，让股价信号真正回归正常。 最后提示：既然科创板不再是核准制，那么，就该有注册制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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