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午间消息，李国庆在微博上发布致小股东、同事、行业同仁信，信中称，拟提请董事会，批准其辞去当当CEO职务，选举原当当高级副总姚丹骞出任CEO，其将仅保留当当董事长一职。 以下是全文 来自李国庆的一封信 各位小股东、同事、行业同仁 大家好！十分感谢当当公司各位小股东、广大员工的信任、支持与付出。作为当当公司的创始股东，在公司成立后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实际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带领当当公司以及团队不断发展壮大。 到目前为止，我和俞渝仍然共同持有公司90%以上股权，由谁来担任当当公司的CEO、董事长，负责领导当当公司，这原是家事。4年前，由于俞渝与我之间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存在很大分歧，出于维系家庭关系稳定、和谐等因素，我主动做出退让，双方约定由俞渝管理当当公司3年，3年之后，俞渝需要把当当公司的管理权交还给我。如今4年已过，俞渝依旧没有交还公司管理权之意。 俞渝与我之间的离婚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尽管我是当当公司的唯一创始人，带领当当公司长达20余年，但俞渝一再使用侮辱、诽谤、拖延等手段，意图在财产分割时获得不当优势。我相信法律的公正性，股权作为夫妻共有财产，夫妻双方各自分得一半实属天经地义。 在我与俞渝产生分歧之时，当当公司的小股东出于信任和认可全力支持我，便使我获得了当当超过半数股份股东的支持，同时我也依法被选举为公司的董事长、CEO。在此，我再次谢谢当当股东的信任。我有责任、有决心带领当当的股东、管理层以及全体员工重整旗鼓、再创辉煌。 争产不是我的初衷，而是出于对当当过去几年痛失战略机遇深感痛心。在被迫离开当当的几年时光里，我看着当当一而再、再而三地错失战机、背离当当初心越行越远，感到无比痛心、无法容忍。5年前我布局的出版，电子书，网络文学，影业ip，实体店，文化地产，时尚自有品牌百货等，这每一个领域本来都有机会增长出一个新的当当网，本该获得老当当纸书同等的利润。更让我忧愤的是，我一再督促但缺乏流量支持的知识付费业务，缺少布局，毫无起色，以及已经初具规模的平台百货乏善可陈，日渐沉沦。 6年前我力行的卓越用户体验不进则退！ 再这样不思进取自甘堕落，再这样玩弄权术争权夺利，再这样刻薄对待股东，员工，伙伴和用户，何谈公司价值？哪来当当的明天？我个人二十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固不足惜，可数十位小股东身家性命与当当捆绑在一起，他们的权益如何保障？ 关于李俞之争，吃瓜群众只不过当成八卦在看，可对于我及众多小股东来说，这是一场自救运动，既是挽救我自己的权益，挽救小股东的权益，更是挽救当当，挽救未来，同时也是挽救俞渝，如果业务衰败，公司价值缩水，霸占再多股权也如同废纸。 在确保纸书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必须推动当当实现业务升级和转型。二十年吃同一碗饭，在互联网时代已属奇迹，但是优秀的领导者必须有清醒的判断这碗饭还能吃多久？我的战略构想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个锅就是要重构当当，使之成为中文世界最大的数字内容聚合分发平台。当当有这个潜能，我还有这个雄心，时候已经不早了，但现在仍然不晚。抓住内容产业全面升级的历史契机，发挥当当固有的用户和产业资源优势，拿出第二次创业的勇气和洞察，奋发踔厉，其命维新，实现凤凰涅槃，自我蜕变、超越和突破。 6亿利润，百亿市值的当当从来不是当当人的目标，我们目标是20亿利润，百亿美金市值的当当！ 与其说这四年我脱离当当，不如说是在思考老当当，探索新当当，为当当寻找和发现新的出路和突破口，设计和规划当当的蓝图和价值点。时不我待，当仁不让！老骥伏枥，使命必达！ 尽管我对文化布局洞若观火，尽管我对当当豪情万丈，但我也深知我在带团队方面不足我惯性的领导方式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团队成员自主性、积极性、创造性。我自认在经历再次创业后已痛改前非。在早晚读书的管理中，我尝试充分发挥员工潜能和积极性，启用集体决策并颇有收效，带来了非凡业绩。但毕竟老狗走新道磕磕绊绊，拟提请董事会，批准我辞去当当CEO职务，为此我提请董事会，选举原当当高级副总姚丹骞出任CEO，我将仅保留当当董事长一职。 作为董事长，我希望在战略布局、核心高管选拔、投融资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搭建高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最大程度减少对职业经理人团队的经营决策干扰。 和俞渝分居近2年半的时间里，我认为自己在处理与俞渝的大股东分歧、当当公司治理僵局等重要问题的思考上，已经茅塞顿开。当当的经营必须抛弃夫妻店治理思维，摒弃私人情感的干扰，必须转向一切为用户服务，必须为所有员工和股东利益着想！当当不仅是大股东的，也是小股东的，是为当当奉献青春的所有员工的，也是全行业陪伴我们发展壮大的同行同仁的，更是全社会认可当当的读者的。 现在我恳请大家，拿出智慧和勇气，携起手来解决当当的治理困境，使当当焕发出新的生机。也请大家支持我的提议，并欢迎大家推荐有洞察、有能力、有担当、敢拼搏的有志同仁，一起推动当当自我变革，脱胎换骨！ 老员工特别是管理层，是公司的核心财富。我们共同打拼了二十年，荣辱与共，甘苦备尝。在当当即将踏上新征程，翻开新篇章之际，我愿张开双臂，与每一位老当当人热烈拥抱，感恩你们为当当付出的青春和汗水。我也想与诸位相约而今迈步从头越，期待你我携手并肩，一起走过下一个二十年！ 请大家支持我和丹骞工作，一起推动当当再创辉煌！ 当当董事长李国庆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
7月7日，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发布微博鼓励高考考生，同时建议考生家长不要给孩子们过多的压力。一本固然好，二本、三本也没有什么问题。成绩搞好但也不要太过于在乎这次成绩，我们有很多选择的。比如像我，那时候没有那么多选择，上的大学也是很一般的，但是并不影响。由于其他的机遇，我做得也不错。未来是年轻人的，要对年轻人抱有信心。年轻不该被一所学校定义！
我研究中国人口流动与经济的关系已经超过10年了，10年前，我国农民工流向一直是从西到东，如今则是从东到西；广东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人口流入的第一大省，但2019年常住人口仅为广东一半左右的浙江，人口净流入量居然超过广东——以上这些转折性变化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空间较大的区域在哪里？本文试作分析。 321国道：一场变迁一场梦 十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从国道到高铁：一场变迁一场梦》，认为中国能够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主要是靠本国大量的农村廉价劳动力转移。作为中国的第一大省广东，其制造业得以迅猛发展的人力资源要素大量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农村。 在没有高速之前，国道是中国交通的命脉，即便现在，也同样承担着货物运输的重要作用。321国道，从成都出发，经过内江、泸州、贵阳、桂林、梧州、肇庆至广州，跨越四个省，长度为2220公里。这是一条非常值得纪念的道路，因为它是从西部通向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广东，通向让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珠江三角洲。 因此，321国道是一条我国中西部农民迁徙之路，四川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在重庆没有设直辖市之前），也是外出农民工最多的省份，而贵州因地少人多导致贫困；与321国道挨得比较近的是湘西，也属于非常贫困的地区，而即便是粤西，同样也是比较贫困。这些地区的外出农民，在过去40年中，不断地沿着321国道去珠江三角洲地区打工。 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人口才5000多万，到2000年，增加至8642万，2019年则达到11521万人，成为人口第一大省。不过，近年来，珠三角的农民工已经开始净流出，其中2018年净流出186万，2019年净流出118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珠三角的农民工是什么时候还是出现净流出？估计也是近两年的事。如2018年长三角的农民工还是净流入的，到2019年就出现了净流出，东部地区的农民工数量也是从2018年开始净减少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工在大致经历了近40年的东移之后，开始陆续返回老家。 2010年前，每逢春节，大约有十几万摩托车大军沿着321国道返回广西、贵州、湖南和四川老家过年，成了春运交通线上一道特殊的风景。如今，有了高速和高铁，分流了国道的客流量。而且，随着流动人口数量的减少，321国道也随之变得不如过去那么繁忙了。 去年我们曾经根据分地区彩票销量和发电量增速变化比较这两个维度来寻找农民工的迁徙路径——福利彩票的主要购买者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中低收入群体，而发电量增速的变化反映经济活跃度。数据分析表明，作为中西部地区的四川、云南、安徽三省的彩票销售相对增速较高，而且用电量相对增速也较高，反映了经济活跃程度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农民工流向的变化。 尽管珠三角的农民工在大量流出，但从过去三年的数据看，广东依然是人口净流入的第一大省。例如，2018年净广东（绝大部分流入珠三角）净流入人口80多万，但珠三角农民工净流出就达186万，这意味着珠三角的非农民工人口净流入近270万。因此，非常明显地看出，珠三角的人口变迁实际上是在“腾笼换鸟”，而且依然是全国人口流动量最大的区域。 尽管珠三角和长三角在过去两年中农民工数量都出现了净减少，但东部地区的人口依然呈现明显的流入，如2019年我国东部省份人口净流入规模超过150万。若按照秦岭-淮河一线来划分南北方的话，则2019年南方省份人口净流入达到167万。 2017年后中国人口“东迁”规模持续走高 因此，这些来中国人口的流向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尽管总体流向没有发生变化，但全国人口的大趋势是在往长三角和珠三角集中；与此同时，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农民工数量都在增加，反映出部分传统产业和出口加工业已经迁至中西部省份。即人口大方向是“雁南飞”，农民工则是“孔雀西南飞”。 2019年中国各省市人口净流入（出）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集聚超乎预期——部分人口净流出省份更为突出 2019年浙江和广东人口净流入规模就达到了84.1万和82.6万，在全国各省市中遥遥领先。根据我们计算，70%以上的人口净迁入量都流向了浙江和广东两省，而前两年这个比例都只有60%左右。与其说人口流向了东部和南方省份，不如说是更加集聚地流向了广东和浙江两省，“二八”现象愈发明显。 以2019年人口净流入第一的浙江为例，杭州人口净迁入49.35万人，宁波人口净迁入30.07万人，这两个城市净流入人口占省内各地市净迁入总量的90%以上。说明即便人口净流入最多的省份，除了杭州和宁波这两个大城市外，其他城市基本上“抢”不到人。人口净流入第二的广东情况也类似，大部分的人口都流向了深圳、广州和佛山，而其他大部分城市甚至还在净流出。 反过来看，即便是全国人口过去三年净流出最多的人口大省山东，下辖的济南、青岛、烟台和威海四大城市的人口一直在净流入。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说明山东作为全国经济体量第三的大省，尽管人口净流出规模第一，但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亮点城市还是比较多的。先相比之下，中西部的有些人口净流出的省份就只呈现“一枝独秀”了，如2019年江西除了南昌和陕西除了西安人口是净流入的，其他省内城市人口几乎都是净流出。此外，山西、河南、湖北、甘肃等省份，基本上都只有1-2个城市人口在净流入，其余城市人口均在净流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因此，抛开行政区划概念，总体来看，一、二线城市人口呈现净流入，三四五线城市人口则呈现净流出，中国已经步入城镇化的后期，大城市化则方兴未艾。 中国大城市化加快，三四五线城市人口净流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进一步分析，发现新一线城市如成都、杭州、武汉、南京、合肥、佛山等人口流入规模更大，而一线城市中北京和上海早就设置了人口规模的控制闸门，故人口规模很难较快扩张。从2015年开始，我国的流动人口数量逐年减少，这主要是由于当前人口结构已经类似于日本的90年代，即老龄化水平大幅提高，这意味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会不断放缓。 那么，在城市化进程放缓的背景下，有限的流动人口为何不是相对均匀地流向一二三线城市，而是集中涌向少数几个大城市呢？那是因为制造业规模化经营的要求。根据世界银行的案例归纳研究得出的结论，经济密度增加一倍，生产率提高6%，而与中心城市的距离扩大一倍，利润就下降6%。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不断放缓，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这就要求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土地这些生产要素进一步集聚，才能节省成本，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未来一线和新一线的人口集中度还将继续提升，集中度或许会超乎大家想象。 要避免建成没有人口流入的“中心” 根据《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版）》审核结果显示，国家级开发区有552家。其中，国家级开发区中经济技术开发区达到219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数量为156家和135家；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分别为19家。自贸区18家（截止2019年）。 此外，还有很多个国家级的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中心城市和新区等（为表述方便，这些不同类型的“区”都简称“经济中心”或“中心”）。但是，究竟有多少建成达标，多少半途而废呢？迄今似乎没有人统计过。 就当前而言，建各类“中心”的难度越来越大，因为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的格局基本形成，与此同时，人口流、资金流、物流等的流动性都在减弱。例如，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开始减少，已经持续8年累计减少了2800多万。2021年以后，减少幅度会进一步加大。 尽管目前各大城市都加大了人才引进力度，如提高人才落户的各种补贴、降低落户的学历门槛，但“抢人”的效果仍是有限的，除了新一线城市在抢人方面有天然优势外，如杭州、南京等，大部分城市的效果不明显。这说明，要想持续地吸引人口，仅靠高成本的人才政策是不够的，关键还要看当地产业能否持续发展。 在2019年全国常住人口增量最多的前十大城市中，前八大城市分别分布在粤港湾大湾区、杭州湾湾区和长江经济带上。说明中国人口集聚的城市在进一步集中。如前所述，浙江和广东两省就占了全国人口净流入量的7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相比之下，长三角的另两个省：江苏和安徽，2019年人口净流入量分别仅为2.5万和4.5万人，几乎可以忽略。即便在浙江，浙南和浙西的衢州、金华、温州、台州的人口也出现净流出。广东也是如此，经济发现相对落后的粤西、粤北和粤东，人口也呈现净流出局面。因此，细分人口净流入的结构，不难发现，2019年全国人口净流入城市中，70%左右的净流入人口都集中到了粤港湾大湾区和杭州湾湾区的城市。 从理论上讲，建立各类经济中心，实际上就是为了集聚各类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金和技术，但由于要素资源是有限的，经济中心设立越多，中心的达标率就越低。更何况今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越来越少，人口集中度却越来高，那么，国内现存的各类经济中心是否也会面临人口减少的严酷现实呢？ 例如，汕头曾经是我国首批批准建立的四大经济特区这一，目前常住人口数量少于户籍人口数量，说明人口已经净流出；2010年批准设立的喀什经济特区，2019年也出现了人口净流出，当时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到2015年人均GDP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如今大约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因此，要成为一个经济中心，是需要组织各类生产要素资源的集聚，组织资源可以由企业来担当，也可以由政府来担当，但往往前者更加市场化，更容易成功。例如深圳有腾讯、华为、平安、招商银行等一批企业巨头，杭州有阿里巴巴、吉利汽车、荣盛等的巨头，宁波则拥有国家制造业39家单项冠军企业，居全国第一。而且，不论是杭州湾湾区还是粤港湾湾区，都属于民营企业占比极高的区域。 在全球经济分化的时代，不少企业巨头富可敌国，如7月6日，美国四家科技公司：苹果、亚马逊、微软和Alphabet均超过1万亿美元，加起来超过日本的GDP总额。因此，不少城市的经济中心地位是靠一些企业的高成长而形成的。 因此，对某些过去30多年来反复被赋予各类经济中心头衔的地区，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如果经过过去30年的努力都没有建成某类经济中心，若又被赋予的新使命，还会成功吗？在进入存量经济主导的时代，看一个城市的发展前景如何，其中人口的增减量是一个比较靠谱的指标。
7月7日，上证指数早盘高开，涨幅冲高至2%后回落，最终收涨0.37%，报3345.34点；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涨势依然明显，深证成指收涨1.72%，报13163.98点；创业板指涨2.44%，报2591.26点。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研究员尹中立当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投资者应警惕近期股市情绪传导，秉持价值投资理念。 尹中立分析，从基本面来看，本轮行情上涨无风险利率下降是主要原因。需要注意的是，短期来看，此轮行情上涨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市场情绪传导的推动影响，投资者应警惕市场情绪传导，秉持价值投资理念。 “下半年，股市震荡上行仍是主旋律，但投资者需注意未来股市的两极分化效应，秉持价值投资理念。”尹中立预期，随着资本市场改革持续深化，资金将向优质标的倾斜，投资者需警惕垃圾股投资风险。 尹中立表示，随着新证券法实施，全面实施注册制将加速A股估值体系的变化，同时，随着退市制度不断完善，市场出清效率将大幅提升，对于绩差股而言，投资者需警惕投资风险。 展望下半年A股行情，尹中立认为，无风险收益率下行，科创投资环境日益优化等政策利好均有利于股市上涨。环顾全球，无风险收益率下行是共同的趋势，欧洲及日本的政府债券收益率已经是负数，人民币资产对全球资产配置的吸引力增加。中国居民家庭不动产配置比例或已见顶，未来楼市的“长钱”有望逐步向权益市场转移。人民币汇率将稳中有升，有利于股市活跃。此外，从投资热点来看，关键技术国产替代仍将是投资热点，金融板块政策利好频现，金融板块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趋势性上涨的主线之一。
银保监会发布的两项处置不良信贷资产的政策措施无疑是一场及时雨，对消除商业银行不良信贷处置瓶颈、激活商业不良信贷资产处置方式等方面都将产生重要作用，相信有此政策措施将迎来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的春天，商业银行信贷经营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近期，银保监会向相关机构下发了《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和《银行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实施方案》，拟进行单户对公不良贷款和批量个人不良贷款转让试点。 应当说《征求意见稿》和《实施方案》是监管层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监管改革的一个新动向，这两个监管政策的出台将为打破当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处置僵局起到有效推动作用；同时也将为商业银行盘活不良信贷资产拓宽了渠道，有利于激活商业银行在处置不良信贷资产上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灵活性，或将拉开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的新序幕，无论如何都是我国金融监管生活中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 因为此次两个有关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的政策措施与以往监管政策措施相比，具有两大明显的不同特点：在不良贷款处置方面放松了两个层面的限制，一是后续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受让不良贷款的区域限制会逐步放开；二是银行可以向全国性AMC和地方AMC转让单户对公不良贷款和批量转让个人不良贷款，其中参与试点的个人贷款范围包括个人消费贷款、住房按揭贷款、汽车消费贷款、信用卡透支、个人经营性贷款。应该说，这两个层面的放松等于是对商业银行在处置不良信贷资产上极大的“简政放权”，让商业银行处置不良信贷资产的道路越走越宽，同时也给不良信贷资产收购及处置部门以重大契机，既带来财富效应，也为其与银行机构互利共赢战略实现创造了有利的“法治”环境。 那么，银保监会为何此时颁布《征求意见稿》和《实施方案》？这倒是一个值得耐人寻思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亟需全社会掌握的金融大事。从当前我国经济金融生活现实看，银保监会推出两项处置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试点政策措施是有其深刻背景的，也可以说是金融监管应景之作。 首先，我国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的无奈现实，让监管机构不得不在商业银行处置不良信贷资产上做出实质性“让步”。众所周知，过去的二十年是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黄金期”，但现在由于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疲软以及我国经济转型等方面因素影响，银行躺着赚钱的日子一出不复返，盈利能力也从过去2位数降为今天的个位数，不良贷款反弹，拨备覆盖率下降，资本充足率降低，这一切都让商业银行经营陷入不利局势。尤其是银行不良信贷资产主要靠自身盈利能力来逐步消化，速度慢，跟不上不良贷款增长的幅度，如果不良贷款得不到及时、快速、有效的处置，无疑将大大制约商业银行经营，还有可能因为不良贷款不断累积而加大经营风险，弄不好有诱发系统性金融风波的危险。由此，监管当局面对商业银行一边经营处于低谷、一边不良贷款反弹的尴尬格局，不得不为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拓宽渠道，降低处置门槛，放开一条“生路”，让更多的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到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中来，使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能够迅速“消肿”，以便商业银行能够及时卸下包袱。 其次，商业银行信贷结构出现新的变化，为适应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风险监管的现实需要，在不良信贷资产上适当放松是必要的。商业银行自上市以来，在信贷经营方向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以对公为主逐步转向到对公与对私并重的方向转化，尤其是我国政府提倡扶持民营经济、倡导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以来，无论是国有大型商业、股价制商业银行，还是地方中小法人银行机构，对个人贷款业务占比在逐步上升。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个人贷款增长在给商业银行带来利润增长的同时，也由于个人贷款不少是采用信用贷款方式，加上个人贷款在征信系统方面管理欠完善，导致了不少个人违法贷款现象的发生，商业银行个人不良贷款占商业银行全部不良贷款的比例也正呈逐步上升态势。而且，个人不良贷款处置相对商业银行银行而言，难度大，成本高，力量远远不足，如果不采取将个人不良贷款进行批量转让的政策措施，商业银行在处置不良贷款上将会陷入心有余而不足的困局，商业银行个人不良贷款也将会越累越多，最终影响商业银行对个人贷款的信心，将会对整个民营企业及个人贷款带来不利的融资环境。为此，为打破眼下商业银行这种信贷经营僵局，不得不降低个人不良信贷资产处置门槛，让商业银行能够更快盘活信贷资产，更好地支持中小微民营实体经济的发展。 再次，在当前疫情特殊的经济金融时期，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还有可能处于上升通道，在不良贷款处置上未雨绸缪也是必需的。应该要看到，这场疫情对我国及全世界各国经济金融都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冲击，我国虽然在处置疫情上由于政策措施得力，国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且政府采取的扶持实体企业的复工复产的优惠财税金融政策非常到位，目前经济呈复苏迹象，在当前世界经济受疫情影响普遍低迷态势下，中国算是风景这边独好了。然而，即便如此，我国还有大量的中小微企业由于受到融资难、融资贵以及市场疲软等因素影响，不少面临关门歇业或破产的危险，有可能引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大幅反弹，会让商业银行经营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对此，监管当局发布两项政策措施，属于高瞻远瞩之举，做到未雨绸缪，让商业银行在处置不良信贷资产上发挥多条腿走路的方式，在以核销为主的前提下，仍然可走与资产管理公司合作处置不良信贷资产的新路，无疑让商业银行能更有效、更灵活地处置不良信贷资产，以便为商业银行在疫情之后能更加稳妥健康地经营创造有利条件。 而且，从当前银保监会发布的两项处置不良信贷资产政策措施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其一，全面开启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新模式，打破了商业银行单独核销贷款的旧格局，开启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处置新局面。国有商业银行自从剥离不良资产给几大资产管理公司上市后，稍后一些不良信贷资产虽然也有与资产管理公司合作的，但往往是小数额，规模有限，且受到许多因素制约，无法大量展开。此次监管当局明确放松了处置条件要求，商业银行可大张旗鼓地与信贷资产管理公司合作，这样不仅可以丰富银行业不良信贷资产处置渠道，减轻不良贷款处置压力；也可以激励银行业规范、透明披露资产质量情况，有助于银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同时，对资产管理公司等可以接受银行不良贷款转让的机构将会带来巨大利好。 其二，这是一场新的金融盛宴，为商业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建立不良信贷资产处置全面合作奠定了“法治”基础，有利于加速银行不良贷款的全面处置速度，让商业银行能够进一步轻装上阵，有效化解风险，为我国金融业全面开放以及疫情之后恢复中国经济奠定坚实基础，也为资产处置机构盈利提供极大可能。放松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条件，意味着商业银行有更多的不良贷款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也意味着商业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之间有更多的合作，既可融洽与增进两者业务合作关系，也将进一步降低银行不良信贷资产转让门槛，降低交易成本，加快银行不良贷款处置效率。同时，对于资产管理公司而言，允许转让单户对公不良贷款将提升资产回收率，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不良信贷资产处置难度，使得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贷款规模将迈上一个新巨量级台阶，开启一场金融盛宴，让更多的资管管理公司赚得盆满钵满。 其三，有利于推进我国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更加规模化、法制化，提高不良信贷资产处置质量，有效遏制不良信贷资产处置中的违规违法行为，化解不良信贷资产处置各种风险，为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始终运行在健康轨道上创造有利条件。因为目前对参与不良信贷资产处置的银行机构及资产管理公司的条件做出了明确规定，不是什么银行和什么机构都可参与不良信贷资产处置条件，只规定6家大型银行和12家股份制银行，参与收购不良信贷资产的机构为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符合条件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及5家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此外，对批量个人贷款也做出了明确规定，通过公开招标认购方式，在价格确定上会经过科学评估，能够体现不良信贷资产“买卖”的公平竞争性，能有效堵塞违法操作漏洞比如虚假出表、虚假转让行为，把堵塞暗地利益输送和转移资产当着监管重点，将有效消除各类道德风险和操作风险，可确保国有银行资产不会流失。此外，要求只能采取自行清收、委托团队清收、重组、不得对外转让等手段自行处置，可消除不良信贷资产处置中涉黑暴力催收等违法现象，维护银行机构声誉及整个社会金融的稳定。 总之，银保监会发布的两项处置不良信贷资产的政策措施无疑是一场及时雨，对消除商业银行不良信贷处置瓶颈、激活商业不良信贷资产处置方式等方面都将产生重要作用，相信有此政策措施将迎来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的春天，商业银行信贷经营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继抢夺公章引发热议之后，李国庆再次被指强“抢”当当资料。7月7日，当当通过官方微博表示，李国庆再次诉诸武力，带二十多人，清晨强行进入当当，撬开多处保险柜，拿走资料。公司已报警，目前处理当中。当当顾客的正常购买，供应商的正常结算，都不会受影响。 对此，当当网法务部表示，我们尊重法律的程序，相信法律的正义。 随后，李国庆创业项目“早晚读书”的官方微博表示，李国庆携董事及代理CEO、政府事务副总、人力资源副总、市场副总、财务法务副总等依法（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公司章程）接管当当并开始办公。希望俞渝配合交接。相信司法公正。 而微博名称为“当当创始人李国庆”转发上述微博，并称持有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当当章程规定过半即可免去俞渝董事及总经理职务。 7日午间，据新浪财经报道，当当网方面人士表示，李国庆已被警察带走。网传微信聊天截图显示，李国庆正位于香河园派出所接受公安调查。 不过，名称为“当当创始人李国庆”的微博认证账号仍在持续更新中。李国庆表示，现在当当处在依法交接时期，目前组织架构不变，大家各司其职。 下午一时许，李国庆再次通过微博发布“来自李国庆的一封信”，内容提到，4年前，由于与俞渝之间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存在很大分歧，双方约定，由俞渝管理当当公司3年，3年之后，俞渝需要把当当公司的管理权交还。 目前为止，李国庆和俞渝仍然共同持有公司90%以上股权，二人离婚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李国庆称，已经获得超过半数股份股东的支持，依法被选举为公司的董事长、CEO。 李国庆指出，拟提请董事会，批准其辞去当当CEO职务，仅保留当当董事长一职，并选举原当当高级副总姚丹骞出任CEO。“作为董事长，我希望在战略布局、核心高管选拔、投融资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搭建高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最大程度减少对职业经理人团队的经营决策干扰。” 李国庆在微博中表示，关于李俞之争，吃瓜群众只不过当成八卦在看，但对于其本人已经公司众多小股东来说，这是一场自救运动。在确保纸书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必须推动当当实现业务升级和转型。
往事离我们这个时代太远，时势造英雄，犹记得曾问过一位保险圈的大佬：“怎么样才能成为您这样成功的人？”他说：“要听真话吗？真话是靠运气。” 往事，总是下得了眉头，下不去心头。 从距离高考不知道还有几个月到距离距离高考还有1个月，再到倒计时终于挂上了0，哨子吹响了。 这声哨子，吹的是新的人生开始了，从此又有一批年轻人要开始体验新的人生征程了。 无论是高配版的人生，还是低配版的人设，从此浪花们都要告别对错清晰可分、目标清晰可见的年代了．迎接你们的将是，未知的旅途和尚好的青春。 “How you fall doesn’t matter， it is how you land” 保险圈从来不乏传说，更何况是高考此等人生大事。 星球保Lab梳理了下保险圈大佬们的传奇人生，最爱谈高考的当属泰康保险的掌门人陈东升，武汉大学也是陈东升最爱造访之地，泰康保险和湖北的渊源也极其深厚。 另一个传奇人物当属资本大佬刘益谦，功成名就可以到访各个高校讲课，却不care一纸学历的他在百度上的简介也非常简洁，“主要成就：资产170亿元人民币”。 顶配有顶配版的人生，低配也可以拥有顶配版的人生，这就是人生的神奇之处。 星球保Lab吐血整理了保险圈那些传奇人物的往事，跟个风一探我大保险圈的传说。 1979 年，陈东升最终如愿考进了武汉大学。 他背诵着马克思名言感慨道：在成功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小路可走，只有那些在崎岖道路上攀登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这一年，拥有鸡缸杯传说的资本大佬刘益谦16岁，读初三，决定：“你们读书吧，我赚钱去了。” 同样在这一年，格林伯格正在悄悄打开中国保险市场的大门。那一年，平安掌门人大佬马明哲正在知青返城的大潮中思索自己的未来。 往事离我们这个时代太远，时势造英雄，犹记得曾问过一位保险圈的大佬：“怎么样才能成为您这样成功的人？”他说：“要听真话吗？真话是靠运气。” 谈及保险圈大佬们的往事，时间线要拉回到1979年的原因是，保险圈的高官们普遍“稳”。 统计数据显示，与地产、互联网等行业相比，险企在选用掌门人上“保障”风格明显，年龄特征呈现出一个“稳”字。从年龄分布来看，50岁至60岁（不含60岁）的年龄段是绝对的主力选手，人数占比高达65%。 青壮年组呢？当然是光环傍身，名校纷繁了。 从可查到的公开资料来看，多数大佬们均“师出名门”。 海外名校，国内top2不在话下。 比如，天安人寿总经理陈玉龙、众惠相互保险社总经理李静、中信保诚人寿总经理赵小凡毕业于北京大学；华夏保险董事长李飞、太平保险集团董事长罗熹、光大永明人寿董事长兼总经理张玉宽、大地保险董事长袁临江均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工银安盛董事长马健、恒大人寿董事长朱加麟、利安人寿总裁刘政焕毕业于复旦大学；泰康保险董事长陈东升、合众人寿董事长戴皓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国人寿董事长王滨、前海人寿总经理沈成方、中信保诚人寿董事长李庆萍毕业于南开大学；前中国平安总经理任汇川毕业于哈尔滨工程大学。 话不多说，上图： 金融圈光环熠熠，保险圈亦如是。 想要成为人生赢家，从第一步开始才有可能。 保险圈欢迎你，请干了这碗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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