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疫情作为催化剂，可能导致低通胀的经济结构与金融体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长期低通胀环境的逆转，或将使全球进入到新一轮通胀的时代。 金融危机后，全球央行大放水，美、欧、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较金融危机前膨胀了3—5倍。根据货币主义学派的观点，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是引发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但近些年发达国家却通胀率低迷，始终未能达到2%的通胀目标。央行“通货”的膨胀并未引发通货膨胀，似乎意味着货币主义理论的失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后，各国央行再度重启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那么此轮放水是否会引起通胀？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厘清近年来通胀持续低迷背后的逻辑。 全球的结构性变化抑制通胀抬升 技术进步压低单位劳动成本 技术进步会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降低单位劳动成本，压低商品生产的成本。格林斯潘在2005年美国国会证词中就曾表示，计算机、通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了密集使用新技术的商品价格，并降低了单位劳动生产成本，从而降低了通胀压力。通过观察1980年以来美国非农劳动生产率与核心CPI的相关性也可以看到，越高的劳动生产率对应了越低的通胀水平（见图1）；而20世纪60—80年代数轮通胀高企的背后，则都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快速下降。 全球化程度进一步深化 全球化程度加深对通胀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商品贸易的全球化使得各国生产的产品与服务均参与到了激烈的竞争之中，市场竞争的加剧压低了相应商品的价格；同时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使得全球市场关联更为紧密，原本因地理隔离而分割的市场更为统一。另一方面，由于供应链的全球化，企业可以将其生产线设置在成本最低的地区以降低综合成本，这也是为何在近几年，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越来越多地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原因；同时，主要进口国也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寻找价格最低的商品进口。在源源不断的低成本供给冲击下，发达国家进口商品价格不断被压低，通胀水平因此也被长期压制。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目前的学术研究普遍认为，人口老龄化对低通胀的传导路径通常来说有两条——生命周期消费与投票者偏好。一方面，老龄人口的消费倾向较低，同时青年人口占比的减少将降低一国储蓄率，低储蓄率进而带来低投资，造成总需求的下降，对通胀带来向下的压制；另一方面，老龄人口对通胀的容忍度较低，因此老龄化的加剧也会不利于央行通胀目标的实现。 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通过将2010—2016年间各国平均老龄人口抚养比以及平均通胀率进行回归后发现，老龄人口抚养比较高的国家对应了较低的通胀率。日本是其中最为典型的国家：日本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而与之相随的则是此后日本长期维持在2%以下的通胀率。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老年人口抚养比自20%左右提升至27%，欧元区国家则长期维持在25%左右，且在危机后仍持续上升，这也是危机后美欧国家通胀陷入持续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 贫富差距拉大造成收入分配不均衡 贫富差距拉大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均衡，也是在中长期压低通胀的诱因之一。1980年代以来，全球各主要发达经济体前10%群体的财富占全社会份额持续提升，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状况持续加剧；同时，劳动报酬占比逐步让位于企业报酬占比，收入分配向资本要素集中。 这一现象对通胀的影响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等中等收入职业吸纳的就业人口减少，大量劳动力流向服务业等低收入岗位，造成全社会的平均薪资增速放缓，中产阶级收入水平下沉。而薪资本身就是影响通胀的内生动量，因此通胀也持续低迷。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注重效率的社会分配方式导致收入分配逐步向资本要素倾斜，加剧了贫富差距。由于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贫富差距的加大也从需求端造成了通胀低迷的环境。 原油价格进入低位均衡状态 如果从通胀的分项来看，原油价格对近几年通胀的低迷同样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即使从剔除油价因素后的核心通胀看，原油作为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其价格仍会通过中间品价格进一步传导并影响到服装、运输、电力等成本，因此欧美核心通胀与原油价格也有着密切联系。利用1990—2019年的数据进行回归，美国PCE物价指数与原油价格涨跌幅的相关系数可达到61%，布油价格每下跌1%，将引起PCE物价指数下降0.02%。2014年以来，由于美国页岩油开始量产，大量原油供给的释放拉低了全球原油价格，油价进入了30—80美元/桶的低位均衡状态。而油价的低迷叠加全球经济结构变化，更对这一时期的低通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通货”膨胀由金融市场向实体经济的传导失效 2008年金融危机后，资金沉淀在金融体系内部，背后的本质是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引发通胀低迷。从理论上讲，资金的脱实向虚、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的膨胀，都会降低货币周转的速度。而费雪方程式MV=PT也告诉我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流通速度V的下降将带来物价水平P的下降。这也从货币层面解释了“通货”的膨胀为何未能传导至实体经济。 一方面，货币放水引发金融高度繁荣，但对实体经济支持有限，资金脱实向虚，未进入实体经济，也难以引发实体经济通胀。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QE操作带来的大规模流动性供应对金融资产价格起到了明显的推动效果：各国上市公司市值/GDP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美国、法国、日本当前的市值占比达到了金融危机前的近一倍（见图2）；而在间接融资层面，间接融资占比较高的日本、德国银行贷款结构也出现分化，房地产业贷款占比显著提升，由2000年年初的12%—13%左右，提升至2019年年末的16%左右，相应的制造业贷款占比则持续回落（见图3）。由于资金呈现脱实向虚的趋势，大量的流动性并未进入实体经济，因此危机后 “通货”的膨胀带来更多是资产价格的膨胀，而非通货膨胀。 另一方面，央行在量化宽松投放大量流动性后，大量货币以存款准备金或活期存款的方式沉淀在了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看，美、日央行在量化宽松后，伴随着央行总资产大幅攀升的是准备金和活期存款。其中准备金占美联储总资产比重约47%（见图4），活期存款占日央行总资产比重约66%（见图5）。由于金融危机后银行业监管趋严，为满足LCR监管指标等要求，商业银行有较强意愿持有更多的准备金资产，导致大量资金留存在银行体系内部，并没有成为基础货币派生信用，也避免了大水漫灌带来的通货膨胀。 疫情后全球或进入新一轮通胀时代 疫情发生以来，对未来通胀的展望可从短期与长期两个时间维度来考量。 短期（一年维度）：需求不足引发通缩 疫情发生以来，全球30亿人遭“禁足”，工业企业生产停滞、居民消费出行压缩，全球经济陷入停摆。这将带来总需求的大幅萎缩，居民薪资收入因此下降，全球原油价格也因供过于求而难以突破低价区间。因此，短期来看，大概率将面临全球性的通缩压力。 长期：低通胀环境逆转，通胀缓慢抬头 疫情作为催化剂，可能导致维系低通胀的经济结构与金融体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长期低通胀环境的逆转，或将使全球进入到新一轮通胀的时代。 一是全球价值链若进一步撕裂，长期低通胀环境将可能逆转。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供应链的撕裂风险或将对长期通胀上行压力带来更为深远的供给冲击。上文已经提到，由于全球化的深化，一方面各国生产的产品与服务均参与到了激烈的全球竞争之中；另一方面，在全球供应链中总能找到成本更低的生产国来压低产品价格，因而全球通胀水平在源源不断的正向供给冲击下被长期压抑。 然而疫情向全球蔓延以来，由于各国工业生产停滞、国际贸易中断，引发了全球产业链运转受阻。以中国为例，中国是全球重要的工业生产中间品出口国，计算机电子产品、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其他运输设备、纺织服装等行业出口占全球比重较高。在国内2—3月的疫情暴发期，由于工业生产中断而导致了美欧等国电子、汽车等产业因原材料供应不足而出现了生产周期延长的问题。而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韩国、日本、东南亚等各国的工业生产都出现中断，使全球价值链进一步受阻。特别是疫情的冲击使得原本就因贸易摩擦与民粹主义承压的全球价值链面临着进一步撕裂的风险。这意味着数十年来不断压抑全球通胀的重要因素可能已站在逆转关口。未来，逆全球化或将弱化全球合作对通胀的压制作用，引发贸易逆差国通胀的抬头。 二是财政货币化的试验带来的“直升机撒钱”。与上一轮金融危机时期各国政府的宽货币、宽财政政策不同，由于当下各国货币政策空间已十分有限，且疫情带来的供给端问题难以单纯由货币政策大量放水解决，因此疫情后我们看到各国财政陆续推出了各项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方案，而央行在这其中则扮演了辅助财政政策工具的角色。最有代表性的是美联储设立的薪资保护计划PPP贷款支持便利。PPP贷款本为美国政府向小型企业提供的贷款计划，美联储为提高贷款机构运用该项工具的意愿，允许商业银行以发放的PPP贷款作为抵押品向美联储申请再融资。该项工具实质上已将美联储由银行体系的最后贷款人扩展至整个经济的最后贷款人。 尽管当前美联储在名义上仍然具有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其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速度可由美联储自行决定而非由财政部干预，但美联储对美国经济的兜底，已在实质上有了“直升机撒钱”的意味。未来美联储若为了辅助财政部维持较低的发债成本、降低债务利息负担而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等操作，则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可能会更进一步受到财政部的干预。届时，财政货币化的试验或成为通胀抬升的又一重要推手。
逆全球化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应对之策——粤港澳大湾区研究系列之18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李奇霖 2008年之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等“黑天鹅”事件频发，逆全球化趋势愈发明显，而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则使得外部环境加速恶化。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使得原本就比较脆弱的全球经济进一步下滑，也使得全球化的弊端进一步显现。 过去粤港澳大湾区受益于全球化红利，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而在当前的逆全球化浪潮之下，受到的冲击自然也不容忽视。对此，我们为粤港澳大湾区长远发展提出了一些应对之策。 1 逆全球化与中美贸易摩擦 （一）15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 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人类社会全球化发展的序幕。此后随着各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全球化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整体来看，我们大致可以将地理大发现后的全球化进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地理大发现到一战爆发。这一轮的全球化浪潮由欧洲各国轮流主导，在工业革命的助力下，欧洲资本主义先行国家凭借武力，瓜分全球市场，并通过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攫取了全球化进程的红利。 第二阶段是从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二战后，美国、苏联取代了英国的地位，成为此轮全球化的主导国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东西方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而借助着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更为完善的全球化秩序，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 第三阶段是苏联解体到2008年。苏联解体后，世界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局面，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主导着此轮的全球化浪潮。这一时期，WTO等国际组织的建立使得世界贸易体系更加完善、跨国企业的发展为全球化提供了载体、技术进步让国际间交流更为便捷，种种因素推动着全球化不断深入。 在这一时期，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国际分工专业化、全球市场规模扩张、技术进步与扩散等方式，全球化提高了整体的经济增速，通过做大蛋糕的方式，让世界各国都能够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红利。美国等主导国家攫取了最大的全球化红利，而亚洲四小龙、中国等国家也通过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学习先进技术等方式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具体来看，1961-2007年间全球GDP平均同比增速为3.73%，而高收入国家GDP平均同比增速为3.51%，略低于全球平均增速，但是考虑到高收入国家较大的经济体量，能够维持这么高的经济增速已是不错的成绩。而中等收入国家凭借着后发优势，同比增速到了4.57%。 （二）2008年后逆全球化趋势越发明显 全球化在推动全球整体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因而逆全球化的呼声从未停止。而全球经济复苏的乏力使得逆全球化风潮愈演愈烈。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降低，而目前世界没有其他经济体能够替代中国成为新的全球经济引擎。2008年，通过“四万亿”刺激计划，中国经济快速复苏并带动全球经济好转，2008-2009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7.84%和43.72%。但随着中国进入经济增长换挡期，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下滑。 第二，债务驱动模式难以维系。次贷危机后，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借由政府大规模举债（如“量化宽松”、“降息、负利率”）刺激经济。此后，虽然债务驱动了经济复苏，但是欧美国家经济内部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债务驱动的模式不仅难以持久，反而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此后欧洲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便是这时候埋下的隐患。 第三，科技进步放缓，难以出现新的技术进步革命。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带动信息技术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快速上行，但这一趋势在2000年后转向下行，信息技术密集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逐渐与其他部门趋同，反映出信息技术带来的生产率上行趋势已经结束。 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企业投资欲望下降（创新动力不足）、资本错配（资金不愿意投向实体）、企业负债上升（实体企业没钱投资）等问题更是使得本来已经处于下行态势的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下滑。2008年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低收入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明显不如危机之前。 全球经济增长的乏力使得各国对存量蛋糕的竞争加剧，而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崛起挤占发达国家市场份额、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拉动、国内阶级固化等原因，发达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开始再度抬头，此前桥水基金曾发表研究报告指出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指数正处于二战后的最高点。 深入来看，在逆全球化的背后其实是发达国家内部矛盾激化，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级趋于固化。 当资产增值速度超过了薪资待遇上涨幅度后，资产阶级与工薪阶层的差距便会越拉越大。2008年之后，由于全球央行大放水，市场资金充裕而实体经济投资意愿不强，于是资产纷纷流入金融市场，2009年之后美股迎来了长达十年的牛市，而金融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则更有利于资产阶级积累财富。 另外金融危机中，由于“大而不能倒”的现象存在，大公司反而更容易获得政府的资助渡过难关，而中小企业反而只能被迫倒闭，这也加剧了阶级的分化。即危机后的财政货币政策反而加剧了阶级的分化。 “富者愈福，而贫者愈贫”。数据显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基尼系数和成人财富基尼系数在2008年之后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其中财富基尼系数远高于基尼系数，也反映出了发达国家内部财富明显向上层聚集的现象。 政治精英们出于保持国内政局稳定、吸引选民选票等考虑，加上国内问题积重难返，有意将矛盾向外转移，于是全球化则成为“背锅侠”，各国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 以美国为例，特朗普竞选时便一直声称“中国正抢走美国制造业的工作”，他当选后，美国到处发起贸易摩擦，退出各类全球协议或国际化组织，其中，中美贸易摩擦更是拖累了全球经济的复苏。 （三）疫情加速逆全球化进程 2020年1月开始爆发的疫情，对原本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而且我们也能够注意到往往经济越发达，参与全球化水平越高的国家疫情越是严重。 具体来看，疫情爆发首先冲击的全球供应链，全球分工的背景下，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停产停工，使得其他国家由于缺乏原材料与中间品被迫停工。之后随着疫情的蔓延，其他各国纷纷停产停工，全球化供应链被打破。 而为了更好的防控疫情，各国政府先后出台相关政策如加强边境管制等，全球的贸易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海运、航运等方式均被迫暂停。直观的体现便是，诸多海运、航空公司被迫停止运营，并纷纷宣布破产。 在国内经济活动暂停、国际贸易大幅下滑、企业投资欲望下滑等因素的影响下，全球经济陷入低谷，IMF预测2020年全球GDP实际增长率为-3.03%。疫情使得全球经济内部深层次的矛盾暴露出来，在没有革命性科技进步带动经济回升的背景下，未来全球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 经济的逆全球化也反映到了政治上。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将疫情的锅扣在中国身上，美国宣布或会针对疫情对中国实施惩罚性措施，并且此前再次制裁华为，有重启贸易摩擦的迹象。 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疫情更是给原本就比较脆弱的全球化重重一击。可以预期，此后逆全球化的趋势会越发明显。 2 疫情冲击与中美贸易摩擦下的粤港澳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 中美贸易摩擦开展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受到了明显的冲击，而疫情的爆发更是使得粤港澳湾区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 （一）全球供应链冲击 在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下（贸易、投资全球化），随着新产品、新技术的出现，在欧美的主导下各国根据比较优势不同，形成全球化的产业分工。而此次美国发动贸易摩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遏制中国制造业的升级，维护原有全球的产业分工结构。 此前，在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中，欧美等国家凭借着技术、资金的优势，主导研发、销售环节，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而中国更多的是凭借劳动力、资源等优势参与全球分工，位于价值链的低端。另外，在行业上，中国发展更多的是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制造业，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依旧缓慢。 在这样的分工体系下，中国是“世界工厂”，是“制造大国”但不是“制造强国”，虽然近几年中国一直在试图力争上游，但是进展并不顺利。 2015年中国出台《中国制造2025》，准备将中国从“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但是这样的转变是对原先的全球分工体系的挑战。于是，美国在2017年针对中国发起了“301调查”，调查的核心便是确定中国在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及创新等领域的作为、政策和做法是否不合理或具歧视性。 此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但是美国的核心目标一直没有太多的改变，无论是关税清单、还是实体清单，美国主要针对的就是信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等高端制造业。如此具有针对性的举措对中国相关行业以及相关企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可以注意到即使是在高新技术制造业领域，中国更多的是扮演着加工厂的地位，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以深圳为代表的湾区内部培育出了中兴、华为等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但是在相关产品的核心零部件上，相关企业依旧极其依赖进口。 从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比重也能看出，过去几年间，广东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稳定在35%左右，但是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占比一直呈现上升态势。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广东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更多的是产成品，如手机、计算机等，但是进口更多的是中间品，如芯片等，这就使得广州高新技术企业对外依赖程度较高。 具体的话，我们可以看工业增加值率（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指标。一般来说，工业增加值率可以简单地反映地区在产业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高工业增加值率反映了企业在产业分工价值链中处于高位。从高技术制造业来看，广东相关产业的工业增加值率占比均处于35%的水平以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广东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并没有掌握核心科技。 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电子信息产业一直是珠三角地区的核心产业，粤港澳大湾区也明确指出要以深圳、东莞为核心打造珠江东岸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但是，在整个行业分工上，粤港澳大湾区主要是负责下游产业，如消费电子等，并且多是组装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富士康等著名组装企业均在珠三角落户，而如华为、oPPo等著名手机厂商也没有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如芯片研发。 但是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一个避不开的问题便是“芯片”问题。虽然，粤港澳大湾区一直致力于发展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据工信厅数据，全国集成电路设计十大企业广东占据3席（海思半导体、中兴微电子、汇顶科技(行情603160,诊股)），但是国内芯片距离国际高端芯片的差距依旧明显。 而美国也抓住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无芯”的软肋，有针对性的发起限制。2018年4月，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行情000063,诊股)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当时，中兴通讯绝大部分手机均是使用美国高通的处理器，美国制裁对中兴的日常经营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此后在2019年，美国将矛头对准了华为，通过将华为加入“实体名单”等措施，试图打击华为的发展势头。2020年5月美国又表示将限制中国华为继续使用美国技术与软件生产制造芯片。由于处于行业的上游，美国的措施有效的打击了位于行业下游的企业。 在中兴和华为的事件中，美国充分利用了自己掌握核心技术的优点，有效的打击了中兴和华为。虽然，中兴事件过后，中兴、华为等企业通过加大企业研发力度，实施“国产替代”等措施，尝试逐步降低对美国企业的依赖，但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核心关键领域上，美国企业依旧占据着绝对优势，而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且，华为、中兴只是典型，除了他们，很多高科技公司都在美国的针对范围以内，如今年5月份，除了华为外，美国将33家中国实体和个人加入“实体清单”，如云从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深网视界（深圳）、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等高科技公司均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依旧处于较为低端的水平，由于核心技术的缺失，其自主研发难度高，中国想要向产业链上游发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在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特别是高科技制造业对外依赖程度较大的情况下，美国针对高科技产业的重点打击，无疑会对湾区内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冲击。 （二）技术受限，影响企业发展 通过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在技术水平与产业发展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随着中国制造业水平以及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国已经形成了引进—消化—吸收—自主创新—扩散这样的一条完整的路径，如高速铁路技术在发展之初主要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而中国在引进后，通过自主学习再创新，在高速铁路技术领域已经居于世界前列。 而随着中国经济技术的发展，对专利技术的需求也在不断地提高。2018年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口金额达到了356亿美元，同比增长25%。而同年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金额仅56亿美元，刚好就是进口金额的零头。 而且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调查数据，中国有2.3%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使用过国外专利，而非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参与率为1%，战略性新兴产业参与国际专利技术的交易更为频繁。 但是由于国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的保护更为重视，中国企业在引进相关专利技术上会更加困难。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访谈数据可以看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反映遭遇技术引进难的比例达到12.5%，而非新兴企业的比例仅为7%，外企更不愿意将高端技术外流到中国。 从行业上来看，面临专利技术引进难问题排名前三的领域依次分别为材料技术（40.3%），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电子技术（37.5%），以及生物技术（17.2%）。以芯片为例，有不少企业表示，国际技术型企业往往会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即使将部分技术授权（或转让）给中国企业，也会附加种种额外的条件。 而从技术贸易对象来看，美国一直是中国主要的技术来源方。二战后，美国一直是全球的技术高地，它凭借着极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占据着新兴产业链的最上游。而美国也是中国主要的技术贸易对象。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从美国引进专利的企业占比为40.0%，而且有49.9%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使用的专利技术来源于美国。相对而言，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美的依赖度更高。 以人工智能行业为例，近几年来人工智能成为一大风口行业，而发展人工智能行业也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是人工智能设计的诸多领域中，国内在技术上距离国际标准依旧具有较大差距，为此中国一直在加大引进国际先进技术，而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IBM、微软、谷歌等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因而中国在引进人工智能专利的时候，美国成为了中国最主要的技术引进国家。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2017年美国对中国授权的专利数量达到了317件，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的开启，使得原先的专利授权模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特别是对于被美国加入“实体清单”的企业来说，由于政策的限制，原先很多的专利授权可能会被迫停止。 依旧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在上文我们说到过，电子信息产业的一个核心便是“芯片”，而国外的芯片技术发展明显高于中国，虽然过去一段时间，中国一直在大力发展芯片技术，其中表现比较亮眼的如华为海思、紫光展锐、天津海光等科技公司。 但是很多国产芯片的技术构架来源都是ARM（世界上最大的芯片知识产权提供商）。另外，ARM在授权时，往往并没有将核心技术完全授权给国内，如ARM在国内不开放ARM 32位的指令集授权，并且以依赖着技术垄断的地位，在进行授权时，ARM往往会附加一系列的限制。 底层核心技术的依赖，使得国内“自主研发”的芯片并没有做到真正的独立自主。依旧以华为海思的麒麟芯片为例，华为与ARM一直有着合作关系，而海思麒麟芯片在设计都是基于ARM的底层处理器来设计的。另外如海思其他领域的芯片如鲲鹏 920 芯片，也是基于ARM的技术来进行设计的。 2019年随着美国将华为加入实体清单，华为的正常性经营行为开始处处受限。其中，ARM宣布由于部分技术是来自于美国，受到政策影响宣布暂停与华为及其子公司在多项领域的合作，其中包括与芯片相关的技术授权。 如果ARM一直停止相关授权，华为的芯片研发能力会受到极大的阻碍，之后华为在研究处理芯片的时候就会需要从底层处理器开始探索全新的道路。而且，目前市面上与芯片相关的大多数都是基于ARM，即使华为探索新的底层技术也没有相应的行业生态相配合。这意味着如果ARM长期停滞对华为的技术授权，华为很难能够有效的进行应对。 除了华为受到限制，其他公司也受到了美国贸易摩擦的影响。2019年6月美国将海光纳入了“实体清单”。受此影响，AMD也在去年6月份宣布AMD公司不再向海光授权其新的x86 IP产品。（目前主流芯片的4种架构：ARM；X86；MIPS；RISC-V）。而X86是当今世界应用最为广泛的通用计算机指令合集，也是国内发展高性能PC、服务器处理器无法绕开的障碍。 此前，AMD与海光合作的国产X86处理器已经上市。但是受此影响，海光芯片后续的研发与生产工作无疑会受到极大的冲击。 5月份，美国再次将33家中国企业与机构列入“实体清单”，其中云从科技、深网视界等多家公司均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另外从行业上分析，美国加入贸易清单的企业大部分都是高科技企业，包括电子信息通讯、AI计算机视觉等先进领域。 目前来看，虽然珠三角地区是中国的技术创新中心之一，但是珠三角在核心技术上相比于国际先进国家技术依旧存在较大的不足，而且也是技术引进的主要地区之一。这就使得美国的贸易制裁会对珠三角地区的科技企业产生较大的冲击。 （三）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外迁趋势加强 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疫情使得粤港澳大湾区企业的外迁趋势进一步加强。 大量企业之所以迁出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大体上分为以下几种原因： 第一，由于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导致原有的相对价格优势不再。于是部分劳动性密集型产业开始从粤港澳转移向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更低的国家或是向中西部等周边地区，比如纺织业、家具等行业在过去几年里一直有外迁出粤港澳大湾区的趋势。 第二，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国内企业挤占跨国企业市场份额。于是他们被迫外迁中国，较为具有代表性的则是智能手机等行业。以三星为例，据统计，2019年第二季度，三星智能手机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仅有0.7%。受此影响，惠州三星电子在2019年正式关闭，并将产能转往越南、印度等国家。 第三，出于规避外部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使得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会面临更昂贵的成本以及更大的不确定性，于是为了规避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部分企业会倾向于降低在中国投资，或者迁出中国。 另外，疫情使得各国开始意识到本土制造业的重要性以及对单一国家（特别是中国，中国是世界工厂）过度依赖的潜在危险，于是开始尝试将制造业回迁，降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这也成为了企业外迁的催化剂，如日本计划由政府出资2200亿日元，协助日本企业将生产线回迁国内。 整体来看由于前面两种原因导致的产业外迁，往往伴随着的是区域内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无需过度担心。真正值得担心的是由于外部不确定性冲击导致的企业外迁，这一类型的外迁由于并不是地区自发出现的，因此更容易导致当地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现象。 贸易摩擦首先影响到的便是企业的经营环境，其中外贸企业尤其是以美国市场为主要市场的企业首当其冲。从广东省工业企业的经营状况我们也能够看出，2018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经济环境明显恶化，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就业人数相比2017年减少超120万人次，占2018年就业人数的比重为9.4%。 另外，企业的盈利能力也明显下滑，无论是总资产贡献率还是百元主营业务收入实现的利税相比于2017年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进一步来看的话，私营企业往往会受到更大的冲击。由于规模较小等原因，私营企业受到的冲击会更大，从2017-2018年的企业盈利能力我们能够看到，私营企业的盈利能力明显下滑，其中小微企业的利润总额相比2017年减少113亿元，降幅达到了16.4%。 但是，私营企业是市场吸纳劳动力的主体，经营状况的恶化，使得其只能通过裁员等方式来应对。2018年吸收劳动力数量最多的小微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相比于2017年减少了13万人，而国有企业就业人数较少，且人数变化不大。 分行业来看，受贸易摩擦影响程度越大的企业，经营状况越糟糕。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既是广东最大的产业，也是受贸易制裁最大的产业之一，2018年这一产业的利润总额的降幅最大。 企业经营环境的恶化，会使得企业的外迁趋势加快。原先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要素成本的上涨，部分劳动力、资金密集型企业本就有外迁的趋势，而贸易摩擦的爆发加速了这一趋势。 我们能够看到，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金额同比快速下滑，而东南亚其他国家特别是越南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同比则快速上涨，这背后反映出来的其实是大量企业开始逐渐从中国迁移到越南等地进行生产。 除了直接外迁的企业，在面对贸易摩擦时，考虑到较大的外迁成本、疫情冲击下，企业的投资欲望会明显下降等因素，更多的企业会选择推迟、取消投资决策，或者调整供应链。 从粤港澳大湾区数据来看，面对贸易摩擦初显端倪，国际投资者的反应极其迅速，他们快速缩减在中国的投资，2018年1月广东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52.3%，此后一直到5月广东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一直处于负数区间。 5月后虽然外商投资同比转正，但除了2019年前几个月受翘尾因素影响，同比有所上升，从整体来看，外商投资增速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这反映出外商正逐步放缓在中国的投资步伐，2019年10月广东省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速仅为0.1%。 而大量企业外迁可能会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出于第一、二类原因外迁的企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等市场竞争力较低的产业。但是由于第三种原因外迁的企业更多的是受到贸易政策波及的企业。而美国此次目标就是打击中国的高技术制造业，相应的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的外迁动力会更大。 须知，粤港澳大湾区自发展之初，很多技术便是由外资企业带来的。如在最早的 “三来一补”模式下，由外企提供技术、资金，而珠三角等则主要负责提供劳动力等，双方合作进行生产。另外，大量跨国企业入驻珠三角也为当地带来了更为先进的技术。在这种模式下，珠三角地区完成了初步的技术积累。当时，很多企业家往往是工人出身，通过先在外企工作习得技术后，再自己出来单干。 之后，三来一补模式虽然逐渐落后，但是随着大量外企在珠三角落户，其中主要是设立加（代）工厂，如丰田、富士康等，珠三角成为了世界工厂。在全球化产业分工的背景下，大量外国企业将制造环节交给珠三角地区企业，而通过帮助外企进行相关产品的制造，珠三角地区自己也在不断积累相关技术，如丰田汽车落户广州后，广州通过学习相关的管理经验，引进相关的技术，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除了模仿创新外，由于技术本身就具有向外扩散的趋势，高科技企业入驻珠三角本身也会带动这整个地区范围内创新升级，如一家高科技公司进入深圳后，公司内部高科技人才的外流、与周边企业进行技术交流等都会带动周边地区的科技创新。 目前，外资企业也一直是中国创新的主力军，2019年，中国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其中国内发明专利授权36.1万件，占比79%，国外在华发明专利授权9.2万件，占比21%。从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出，外资企业一直是中国创造发明的主力之一，其中外企发明专利数量靠前的几家也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领域，分别是：三星、高通、三菱电机、BOSCH、LG、Intel等。 但是，中美贸易摩擦下，大量外企特别是技术型外企外迁出珠三角，并不利于珠三角地区以及中国此后整体的技术进步与创新。 （四）外贸环境快速恶化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区域之一，外向型经济特征显著，2018年粤港澳湾区内部城市整体对外贸易程度较高，出口占GDP的比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美国一直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主要贸易对象，2018年广东省、香港、澳门对美出口占总出口比例分别为23.7%、19.1%、5%，这就使得2018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也更深远。 此外，美国的关税清单和广东省优势出口行业有较高重合度。 关税清单中“机械、电气设备、电视机及音响设备”行业涉及金额占比超过清单的40%，也是被纳入最早的500亿关税清单中的行业。“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杂项制品”两类行业涉及金额也明显偏高，占清单比例超过10%。这几类产业也恰好对应的是广东省的前三大出口产业类别。上述三大行业的2018年出口金额占广东总出口比重分别高达55%、6.7%、9.3%。 这使得粤港澳大湾区的出口受到了明显的冲击。对比2017-2019年各市的出口数据，我们也能够看到除东莞、佛山和肇庆之外，其他城市的出口在2018-2019年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3 以史为鉴，积极应对外贸环境恶化 疫情的爆发使得原先的逆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对外依赖程度较强的地区，借鉴国际经验，积极应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于刚起步的粤港澳大湾区而言极具重要性。 （一）以史为鉴，来自东京湾区的经验与教训 二战后日本经济开始逐渐复苏，通过承接全球产业转移，日本快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而日本的崛起对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产生了威胁，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快速扩大，从1980年的194亿美元上升到1987年的1517亿美元，复合增长率高达34.1%。 大量日本商品进入美国对美国企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如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从1960年的0上升到1981年的20.1%。于是美国通过加征进口税、反倾销、征收惩罚性关税等方式开启了美日贸易摩擦，虽然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日美贸易摩擦，但是由于整体上应对措施的失利，日本经济失速。 但是，在这次贸易摩擦中，日本也有做的比较亮眼的地方，吸收借鉴东京湾区应对日美贸易摩擦的经验与教训，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具有极其实现的意义。 第一，加大研发投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美日贸易摩擦打响后，日本加快了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的步伐。1980年，日本首次明确了“技术立国”的方针，产业发展重点也从技术引进和加工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在上世纪末，日本又进一步将这一方针升级为“科技创新立国”战略。正确的战略，推动了日本的产业结构优化。 这一时期，日本研发经费明显增加，1960年日本研发经费为2666亿日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而2010年日本研发经费合计17.1万亿日元，占GDP比重达到3.6%。凭借着加大研发投入，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日本制造业提高了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如在汽车行业，日本汽车率先使用了四缸发动机、圆盘刹车、五级变速等先进技术，并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第二，加强东京湾区内部之间的协调，实现区域协同发展。政府也极其重视区域间的协同发展，东京湾区在地方政府层面和行业层面分别设立东京湾港湾联协推进协议会、东京都港湾振兴协会等区域协调机构，从土地规划、城市功能定位到发展各个方面的具体指导，确保东京湾区各区域均衡增长、资源环境协调。 另外，通过产业转移，东京都带动了湾区内其他地区的发展，并在湾区内实现了有效的产业分工。上世纪60年代东京将一般制造业外迁至横滨市、川崎市，进而发展和形成为京滨、京叶两大产业聚集带和工业区。此后随着东京湾区制造业进一步向高端制造业发展，一般制造业进一步向埼玉县和千叶县等更偏远的地区转移。 第三，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日本以贸易立国，而二战后美国一直是日本的主要贸易对象，日本对美国的出口，长期占其总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1985年到1987年这三年占比高达近40%。 为了缓解美日贸易摩擦的影响，日本政府强烈鼓励企业积极开拓其它市场，扩大对其它地区的出口，到了1991年亚洲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减少对美国单一市场的依赖能够有效的缓解两国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 第四，扩大内需，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1986年日本政府撰写了“为实现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报告书”，其中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推行旨在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内需主导型经济政策，即通过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刺激日本经济。通过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降低消费税税率与所得税税率、增加闲暇消费时间，减少劳动时间等方式，日本内需快速扩大，消费对GDP的拉动率也在逐渐提高。 （二）逆全球化下，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怎样应对 粤港澳大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相似，都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而东京湾区应对美日贸易摩擦的经验，有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以及疫情的冲击下，目前粤港澳面临的很多内外部条件与当时的日本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当时美日贸易摩擦爆发时，世界处于全球化进程快速推进的时期。而当下则是逆全球化态势不断上升的时期。因此，在应对措施上，粤港澳大湾区不能照猫画虎，需要依据当下的现实，积极灵活应对。 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苏联解体，全球两极格局结束，东西两个原本分离的市场合二为一，全球化进程再次加快。借助着全球化的东风，日本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明显改善，虽然美国与日本爆发了贸易摩擦，但是全球的整体贸易规模在不断上涨，东南亚市场前景广阔，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以及中国的对外开放为日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 另外，投资全球化的发展步伐也进一步加快，日本国内加快全球化产业布局，通过将落后的产业向亚洲四小龙和中国转移，一则为国内的产业升级“腾笼换鸟”，二则通过全球化的产业布局，攫取投资收益，反哺国内。 但是目前，如上文所说，全球化进程按下了暂停键，逆全球化趋势愈发明显。各国为了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纷纷采取了相关的限制措施，可以看到近几年来国际贸易摩擦发生的次数明显上升。在全球经济下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开拓国际市场的难度明显上升。而且，全球也很难再有向中国那么大的市场可供开拓。 另外，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贸易摩擦不断的背景下，加大对外投资的难度也在不断上涨。而且，从产业承接国来看，无论是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还是非洲部分国家，它们的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均存在明显的较大的缺陷，短期内的产业转移并不容易。 但是，中国自己本身就有着极其广阔市场空间，且区域间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区域间合作空间较大，因此开拓国内市场、向国内进行产业转移等或许是更加有效的应对措施，具体的在下文会进行详细说明。 1、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增强自身竞争力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发展的核心，只有自身强大了才能够更好的应对各种外部冲击。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自身发展还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或者是应对疫情产生的外部冲击都要求粤港澳大湾区加大研发投入，提高创新的能力，推动实现湾区内部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很大部分的原因便是针对中国在2015年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美国试图通过贸易摩擦打压中国高科(行情600730,诊股)技产业的发展。另外，2020年美国在此针对华为等创新型企业进行专门的制裁，这也从侧面表明加大研发投入，掌握核心技术，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的重要性。对此我们建议： 第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湾区创新能力。回顾纽约湾区、东京湾区等成熟湾区的发展经验，我们都能够看到他们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湾区创新能力，逐步实现湾区内的产业结构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再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 具体来看，一是鼓励创新型主体主要是高校、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的研发投入水平不一，除深圳外，其他市的科研投入较低，因此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湾区内部研发创新能力是重中之重。而政府可以通过加大财政补贴等方式，激励企业等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 二是打造科研创新平台。推动“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通过建设沿线的科技（学）城、高新区、高技术产业基地等，打造创新要素流动畅通、科技设施联通、创新链条融通的跨境合作平台。另外，可以通过加快建设湾区内部科技创新合作区域、加快中新广州知识城、深圳光明科学城等重点创新平台建设等方式，提高湾区内城市的合作水平。 三是深化区域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改善区域创新环境。如打破要素流通壁垒，推动湾区内部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要素在湾区内部自由流动；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营造更加良好的创新环境；推动建立健全大湾区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共享使用机制，加大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等。 四是加大创新主体的合作，推动产学研一体化。通过产学研合作等方式，一方面让高校等科研机构能够更好的为企业服务，协助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另一方面可以加快科研成果市场化，让高校的研究更加贴合实际具有现实价值。 第二，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传统产业除了外迁之外，通过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传统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湾区实现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美日贸易摩擦时，为了缓解贸易摩擦对纺织业的冲击，日本纺织企业向国外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推动合成纤维进行技术、尼龙技术、聚酯系纤维技术等技术改造，努力提升产品竞争力。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也是如此，传统产业可以通过向上游价值链发展，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如在产业链分工上，湾区可以将传统产业的制造工厂向外转移，而依旧将总部和研发中心保留在湾区。 而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建议推动互联网和传统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智能制造+传统产业”融合的模式，增强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集中力量在高端环节形成新优势。以纺织业为例，粤港澳湾区可以推动纺织服装等行业与新技术、新材料、文化等元素进行融合，发展智能、个性化的中高端产品，构建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创新创意中心，提高传统纺织业的竞争力。 第三，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回顾香港发展，我们会发现在传统制造业外迁之后，如果单一的转向第三产业会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的现象，并不利于地区的长久发展。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必须坚持发展制造业，坚持制造业立省不动摇。 一是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在过去的发展中，广州、深圳等城市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形成了各自的优势。如广州形成了以汽车为代表的三大支柱性产业、深圳则形成了信息技术、互联网等产业。此后，湾区内部各城市应该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的支持力度，通过城市间的互相协作、政策支持等方式，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的支持。 二是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依托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的科研资源优势和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工程，形成若干产值超万亿元的新支柱产业。 第四，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地位越发重要，实现服务业的优化升级，从以生活性服务业为主逐渐过渡到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 一则携手港澳一同构建国际性金融枢纽，香港是全球金融中心，而深圳则是中国金融中心，其他各市也各有特色，通过支持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等市金融业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建设国际金融枢纽。 二则依托港澳现代服务业优势，加大珠三角与港澳的合作，引进港澳现代服务业，另外通过加大双方之间的合作，让港澳服务业能够更好的服务珠三角地区。 2、加强区域协作，完善上下游产业链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下，加强湾区内各个城市之间的协作本就是应有之义，且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各城市在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协作空间。 另外，疫情的冲击其实动摇了长久以来全球产业分工合作的基础，让各国开始纷纷反思全球产业链潜在的弊端，如对单一国家过分依赖，于是美日等国家纷纷提出要回迁产业，完善国内产业链。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各个城市的协同，完善区域内的产业链对于提高粤港澳大湾区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以及之后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以点带面。将香港、澳门、深圳 、广州这四大中心城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核心，通过发挥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强强联合的引领作用，带动整个湾区的作用。 以深港合作为例，深圳是我国战略新兴产业规模最大聚集性最强的城市，2018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高达 9110 亿元，已成为中国制造业第一大城市，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67.3%，是湾区内科技创新前沿。而香港是全球的金融中心，资金充裕；第三产业发达，现代服务业体系完善；高校众多、培育和聚集了大量人才。双方之间存在很大的互补性，双方在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合作上具有较大的空间。 一则深圳和香港在现代服务业上存在合作的空间，通过进一步发展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在合作区内发展具备持续创新能力的、跨行业并具有产业融合潜力的金融业、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及其他专业服务业等，推动深圳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促进深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则科技创新方面双方也存在较强的合作空间，通过推进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加快深圳和香港在科技领域的合作。香港在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具有优势，而深圳在技术落地等实践性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借由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双方可以在医疗科技、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技术、新材料技术、微电子技术和金融科技等方向进行深入的合作。 当前的独角兽大疆科技可以做为这一模式的参考。大疆无人机的核心技术来自香港科技大学，公司则是在商业创新氛围更为浓郁的深圳成长，通过两地协同推动了科技成果落地。 第二，推动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补。湾区内各个城市之间发展水平不同，城市的定位也不同，通过城市之间的协同互补，加快形成分工有序、功能互补、高效协同的城市体系，这对于完善内部产业链以及湾区之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日前，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培育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意见》，其中明确指出要培育发展十大战略性支持产业集群和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集群加快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这一发展规划中对不同城市做出了明确的分工与定位。其中既强调深圳、广州两大核心城市与其他非核心城市的产业融合，也强调了各个城市在不同的产业集群形成差异化的生产分工。 如广州、深圳在基础设施、创新能力、资金技术等方面均强于其他城市，因此很多产业集群均强调以深、广为核心，而其他周边城市则主要配合深圳和广州，根据各自的优势发展相关的产业集群。 以智能机器人产业为例，广州和深圳可以主要从事技术研发、产品设计等方面，而珠海、佛山、东莞、中山等制造业基础比较雄厚的城市则可以承接产品制造等方面的流程，通过建立生产建设机器人生产基地的方式参与机器人行业，另外其他周边城市如肇庆等制造业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则可以承接较为简单的产品零件生产、提供基础材料等方面的工作。 总体而言，湾区内部的城市之间存在梯度发展的现象，且不同城市之间的竞争优势各不相同，彼此之间存在较强的协作空间，根据各个城市之间的特色，推动城市功能定位与集群发展协同匹配，形成高中低端互补的区域协同发展布局，有助于湾区的长远发展。为了更好的实现湾区内部各个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我们建议： 一是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打造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通过构建城际快速交通网络、打造城际铁路、快速轨道交通等方式，实现大湾区主要城市间1小时通达。通过推动深港西部快速轨道建设，支持澳门轻轨延伸至横琴与内地轨道交通便捷衔接等方式加强珠三角与港澳之间的联系。 二是推进区域深度融合发展，打破要素流通壁垒。通过政府间的合作等方式，消除区域市场壁垒，打破行政性垄断，实现大湾区内部市场的一体化发展；打破要素流通壁垒，实现湾区内部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探索建立区域一体化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机制，统筹推进邻避型设施共建共享、交通基础设施对接合作等。 三是推进区域合作平台的完善，在和香港、澳门等地进行协同发展时，多是采用建立合作区的方式进行的，如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深圳和香港）、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珠海和澳门）、佛山粤港澳合作高端服务示范区（香港和佛山）等，通过加快推进相关合作区的建立有助于充分发挥其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合作中的试验示范作用，引领带动粤港澳全面合作。 3、发展内需，开拓国内市场 疫情全球化对世界各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全球经济预计会出现负增长，而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世界其他各国也越来越倾向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保护本国经济。另外，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对象，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也使得出口进一步承压。整体来看，今年外需乏力已成定局。 在外需乏力的背景下，大力开拓本土市场，成为外向型企业的当务之急。而且，我们也要意识到随着经济水平的增长，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具有极大的消费潜力。积极开拓国内市场有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也能够推动整体经济的复苏。对此，我们给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而且大量就业者面临失业压力，相应的居民的消费欲望也并不高。为了刺激居民增加消费，打开内需市场，政府必须更有作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开始通过财政刺激的方式如“家电下乡，以旧换新”，来刺激消费带动经济。2020年疫情冲击下，各省再次出台相关政策来刺激消费，如为了刺激农村消费，广东省财政统筹安排17.8亿元补贴资金支持汽车和家电下乡，促进农村消费提质升级，拉动汽车、家电消费。 除此之外，各地政府纷纷通过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来拉动居民消费，而且我们也能够看到消费券等刺激性财政政策确实有效的拉动了居民消费。因此，在接下来的时期里，财政政策要更加的积极有为，通过增加补贴等方式，刺激居民消费。 第二，积极转变营销策略，借助电子商务开拓国内市场。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线上消费平台的崛起，有效的打破了空间上的局限，极大的拉动了国内消费。而在疫情期间，相比线下消费受阻， “直播带货”等线上消费模式快速发展，如在“五一”期间，京东线上成交额同比增长45%。 而且在疫情期间，电商平台一直在协助外贸企业转内销。如阿里巴巴再次重启了“春蕾计划”，帮助外贸企业打开国内市场，据阿里巴巴的数据，最近3个月，外贸企业上淘宝开店的数量增加了160%，而1688平台一个月新增外贸工厂超2万家，交易额超220亿。 在这样的背景下，鼓励湾区内的外贸企业加大与国内电商平台的合作力度，充分利用电商平台来帮助外贸企业打开国内市场，对外贸企业而言极其重要。同时，政府也可以作为第三方平台，更好的推动电商平台与外贸企业的合作。 第三，以供给促需求，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充分挖掘需求潜力。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的消费潜力也在不断增加，201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59元，比上年增长7.9%，其中北京、上海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7万。快速增长的收入水平极大的提高了中国居民的消费力，而此前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中国人到世界各地买买买，从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到中国居民并不缺乏消费欲望。 而为了更好的刺激消费，粤港澳大湾区应该做到以供给促消费，通过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来刺激消费（此前很多企业往往将最优质的产品供给国外，而将次一等的产品流向国内市场）。 另外，大湾区应该加大与内地其他政府合作打破隐形壁垒（如部分地方依旧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降低产品流通成本，实现商品的有效流通。 4、内迁与外迁并重 借鉴日本的经验，我们应该认识到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外迁移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经之路。但是传统制造业如何转移，转移的快慢，转移的地点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之后的发展极其重要。 目前，随着东部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从中国向东南亚以及中西部地区转移。而相比于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到东南亚地区，引导产业更好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不仅有利于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将产业链保留在中国，完善国内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 第一，中西部承接地必须建立完善的承接产业转移平台以及产业园区等。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中西部城市一则可以通过构建招商平台，有针对性的引进粤港澳大湾区的转出产业，在引导劳动型密集型的产业同时，可以加大对先进制造业、资金密集型制造业的产业的招商引资。 除了主动去招商，中西部地区需要建立完善的产业园区，为承接产业做好基础准备。以纺织业为例，此前工信部便主动联合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构建全国纺织产业转移试点园区，通过建立地区产业园区的方式，有序的引导纺织业的转移。 截至2018年底，在中西部地区已经建立了36个全国纺织产业转移试点园区，其中凭借着海外过渡优势（云南保山轻纺产业园区：边界）、原料优势（安徽望江纺织服装工业园：棉产区）、产业劳动力优势（江西于都县，劳动力丰富）等等优势，部分产业转移试点园区获得了极好的发展。 第二，承接地政府应该提高当地的“硬实力”与“软实力”，吸引企业自主转移。一方面，进一步加快铁路、高速公路、航空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快发展现代物流，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除此之外，加快相关配套基础设施，提高当地的硬实力。 另一方面，政府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高当地的“软实力”。相比于粤港澳湾区，中西部城市的营商环境还有较大的提高空间。当地政府应该通过：一、简政放权，减少企业办理相关业务的难度和时间；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通过减税降费、给予政策优惠的方式，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第三，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时，要结合自身的优势与现状，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在承接产业转移时，承接地应该综合考虑自己现有的产业发展情况、在相关领域的竞争优势，有针对性的选择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进行引进。 除了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时，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充分利用其位于一带一路核心枢纽位置的优势，借助一带一路完成全球化产业布局。 5、依托一带一路开拓新的国际市场 经历了中美贸易摩擦之后，借鉴东京湾区的经验，依托一带一路，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极其重要。而且目前来看，中国具有完善的工业体系，“世界工厂”的地位未被动摇，大到高铁小到日化用品，“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上依旧极具竞争力。 为了开拓美国以外的市场，我们建议依托一带一路，大力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市场，相比于欧美等国家，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国内市场潜力充足，具有较大的开拓空间。 另外在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正逐渐成为中国重要的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平台，2020年一季度，广东对东盟进出口2189.7亿元，同比增长7.7%，东盟成为广东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进一步加深，未来一带一路在中国外贸中的地位会不断上升。在具体措施上： 一则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让国际贸易更加便利。湾区内部如深圳、广州等都有着发达的全球化交通体系，而借助着原有的交通设施基础，稳步推进国际交通枢纽建设，不断加大对沿线国家主要城市的交通覆盖密度对于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极其重要。 通过建立完善的交通网络，能够为跨境旅游、跨境电商、跨境物流等跨境合作提供基础。如2020年来珠海将携手澳门共建国际中转港，使得国际贸易更加的便利，而受疫情影响，空运、海运受阻的背景下，广东石龙中欧班列则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外贸企业提供了一条绿色通道。 二则构建外贸交易平台，促进各类展会平台提质增效，打造“一带一路”对外交流合作窗口。以广交会为例，广交会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到会采购商最多且分布国别地区最广、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也被认为是中国外贸行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充分发挥广交会的作用，有助于带动整个湾区外贸发展。
钟伟（民生加银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美国股市从动荡到修复，经历了波澜壮阔的V型反转。为什么？ 一是生命第一，还是经济第一？许多人会这么考虑，时至今日，疫情本身，已不构成复工复产的制约。美股下跌之前，许多人已意识到，美国经济经历了比克林顿“新经济”时期还长的超长景气，美股较之次贷危机之时，已有约三倍的涨幅。股市调整势所难免。美股下跌之中，许多人将此视为“大萧条”复归，金融危机卷土重来，并提出，任何应对新危机冲击的政策，都不算过度应对。此时恐慌压倒了一切，激烈的货币财政刺激，决定了今时美股大涨。美股从下跌到反转之后，回头看，美国疫情未退，经济重启伊始，生命第一也好经济第一也罢，人们逐渐意识到，全美疫情蔓延到这种程度，迫在眉睫的经济重启，也许只能和旷日持久的新冠肺炎疫情伴随。政策决策已不存在等待成功防控后，才重启经济的选项。或者说，美股反转，是在真实的疫情和经济不美好的情况下，在股市上演的美好，资产价格的美好。 二是周期已死，通胀已死。不好的实体经济，和美好的虚拟经济缘何并存？在于强劲的经济增长周期也许已经死了，恶性通胀也已经死了。回顾过去20年，日本股市上涨了2.5倍，然而日本GDP和人口无甚增长。次贷危机至今，道琼斯涨3倍而美GDP涨约50%。西方经济体股市市值/GDP占比持续上升。其间并非没有科技创新，3G在次贷前后开始普及，4G的普及则在2015年之后，互联网技术也在廿年间有很大跃升。这些重大科技进步带来了一些什么，但显然没有带来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由此看未来，经济周期可能已死，疫情冲击带来增长波动之后，长期增长持续低迷是可预期的。同样的，日美等西方国家也并未出现持续通胀，高通胀已是偶发现象。普罗大众可怜的一点需求回升，可以被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浩瀚供给瞬间淹没。增长羸弱和有效需求萎缩之下，股市持续高估值，既可以视为对俯拾皆是、不再稀缺的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也可以视为对日渐稀缺的增长和创新的珍惜吧。 三是贫富分化过于悬殊，财富创造可真可幻。为什么有效需求如此不足？皮凯迪的21世纪资本论给出了清晰的答案，贫富分化到了惊人程度。美国大多数家庭银行储蓄不超2000美元。不管名义上大公司和超级富豪要面对的累进税率是多少，经过税务、法律、金融等一圈市场中介服务，跨国公司和富裕人群的实际税负不重。实际税负沉重的，是随时可能跌入中低收入的白领阶层。这种阶层结构下，家庭部门有效需求长期不足，大公司和富裕人群资本支出热情不足。货币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常被形容为面和水的关系，但加入资产价格这个海绵之后，人们不难发现，超宽松货币政策和减税政策，往往使得更多水流入了本就不缺水的大公司大富豪，实体经济那点“面”对应的是居民更可怜的一点儿“水”，几乎没有什么是供不应求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大公司大富豪也清楚，通过增加资本支出和研发投入，创新产品和服务来获取真实利润是艰难曲折的；通过股票回购、公司分拆、兼并收购、市值管理等，增加财富更稳妥可行，更多的水注入了资产价格的海绵。水和面的博弈，转化为水、面和海绵的博弈。美股涨了，主要操控者和受益者，不是白领和穷人，而是大公司大富豪。 四是失能企业也是企业，宏观政策已经嬗变。当政府无力面对贫富悬殊时，相应地意味着税收体系的失败和政府债务的攀升。当政府面对庞大的中低收入阶层时，也不可能削减财政福利支出。赤字货币化似乎是唯一出路。西方经济体政府债务负担率大致相当于GDP的150%，财政盈余是可遇不可求的，预算赤字率3%甚至更高则比比皆是。政府怎么可能承受哪怕2%以上的长期国债利率？这些系统性难题的纠结，导致危机降临时，让市场物竞天择、有生有死的彻底出清，已不太可能成为政策选项。失能企业也是企业，只要它还活着还有雇主雇员；现代货币理论框架下，货币即国债，内债不是债。超发货币之水，通过资产价格膨胀，对企业富人有利；通过社会福利刚性开支，对穷人和竞选选票有利。连市场经济的扛旗者克鲁格曼都不得不承认，人们必须做好宽松的宏观政策长期化的心理准备。宏观政策的优序选择，可能首选就业，次选通胀，再次选择增长。增长遥不可期，在没有持续高通胀之前，宏观政策指向的，唯有就业。 美股的V型反转，既真实又虚幻，资产价格膨胀带来的财富亦真亦幻，这也许是个缩影，它遮掩经济长期增长乏力，贫富分化悬殊和政府治理困境。人们应对大冲击大危机也无力选择市场出清，因为市场出清带来的企业倒闭，劳工失业太过痛苦；更糟的是，付出这些痛苦代价也未必能换来新一轮强劲创新和增长。人们陶醉在宏观宽松和资产价格之中，造成这些困局，在于我们亏待了一个人群。欧洲一位医生，面对政府要求尽快拿出对症药物甚至疫苗时，苦涩地回答，政府应该去找足球明星完成这些工作，因为他们的周薪相当于医生若干年的薪酬。埃隆·马斯克则说，配置在金融法律等行业的人太多了，真正做科研做企业的冒险者创新者太少了。决定未来命运的，并不是美股年内会否创新高，而在于人类对待科学家群体的态度，以及对待实体经济创新的态度。公元前后，人类寿命在约20岁；1900年前后，西方国家预期寿命翻倍到了40岁；如今再翻倍约80岁。人类福祉的绝大部分，拜科技昌明文明发展之赐，过去，现在和将来皆如此。
历史的转弯： 大国冲撞下的全球政经时局 1）从千年维度来看，全球政经时局动荡，政权不断更迭，目前正处于历史的转弯处。从公元元年到现在200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总体是震荡上升的，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比在16%左右。但实际上，早在1820年（嘉庆25年），在全球占比就已经达到40%了，也就是说，直到今天，中国经济总量还没恢复到最辉煌的时候。主要是在晚清鸦片战争后，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例逐渐缩小；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逐步恢复，占比一步步扩大。 2）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余年，中国是一直在超越。1978年全球排名第12；1993年超过俄罗斯，全球排名第10；1996年超过巴西，全球排名第7；2000年超过意大利，全球排名第6；2005年超过法国，全球排名第5；2006年超过英国，全球排名第4；2007年超过德国，全球排名第3；2010年超过日本，全球排名第2，就是在这一年引起了美国的警觉和关注。 3）未来十年中国会成为全球第一吗？我只想客观地给大家描述一下，中国现在的GDP相当于美国的67%，按照现有的发展速度，在经济总量上，我们大概率会在2029或者2030年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的算法，中国实际上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了。 4）历史是偶然事件的组合，比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曾经数次被打断，甲午战争阻断了晚清洋务派走向现代化的努力、辛亥革命终结了晚清政府君主立宪的梦想、西安事变终结了国民政府迈向现代化的进程、1937年七七事变也基本终结了国民政府走向现代化的努力。还有1992年南方谈话的促成也有很大的偶然性。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又走到了这样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旁观者。 5）历史也是必然的，可以回顾下旧冷战的经验。当时的背景是美苏两国在制度和思想文化上存在严重对立、二战结束后双方在世界范围内划分利益范围、美国输出过剩产能，苏联谋求经济发展。旧冷战表现为：总体战略上，冷战之父乔治·凯南提出“遏制战略”及“隐蔽行动”。苏联提出“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扩张主义”；经济上，美国“马歇尔计划”+经济制裁。苏联“莫洛托夫计划”；军事上，美苏之间进行军备竞赛和太空竞赛。最终的结局是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美苏冷战结束。 6）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中美关系变化是逃不掉的宿命，拉长周期来看，是必然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离美国越来越近，现在中国占美国GDP的比重已经远远超过了现在的日本和当年的日本，我们对美国的地位威胁更大。 7）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做生意赚钱这么简单，首先是安全，而且含义很丰富。当逐渐逼近，且会产生威胁时，国与国的关系可能会转向丛林法则。更何况是中美，不同文不同种不同宗，分属于中西方两大社会阵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都有很大差距，冲突在所难免。 8）我们担心新冷战时代来临：首先，全球进入新时代。强权人物接连登台，美国、俄罗斯、德国、英国、日本等等，有些连续执政，有些风格鹰派。强权人物的特点是雄才大略，不会按常理出牌。你不能按照你对政治家的一般化的模型去理解。贸易战引发全面的国际斗争，在一战和二战时已显露无疑。其次，长期宽松造成全球分化。金融危机后的宽松货币政策正在转向结构性改革。但一些国家内部改革很难看到希望，其国内社会撕裂十分严重。做不大蛋糕，就必然到外面抢蛋糕。再次，从贸易战到意识形态战。上一次冷战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演变为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这一次，从十分决绝的贸易战，是否会演变为意识形态战，尚未可知。如果是，那将不可收拾。 9）未来十年是一个敏感的转折点，我们认为几个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我们讲“中国制造2025”，到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美国讲建国250周年，希望美国在2026年达到“前所未有的伟大”；普京总统想在新的任期2024年前把俄罗斯的GDP提升到世界前五位。显然未来十到二十年，中美俄的国家战略出现了交集，都在争夺全世界的话语权，所以势必产生冲突，只不过是冲突大小的问题。 10）NO.1 一定是only one，一百多年前，英国和美国没有分享，英国失去世界霸权。七十多年前，美国和苏联没有分享，苏联最终解体。三十多年前，美国没有和日本分享，日本陷入失落的二十年。历史惊人的相似，我们正面临和当年英国、苏联、日本一样的挑战。中美关系出现恶化，这不是由中国人主观意愿决定的，这是两个大国之间必然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 11）未来十年是中美竞赛的最后一个弯道。如果中国能顺利过弯，十年之后中国将一骑绝尘，美国即便想遏制中国也无能为力。特朗普已经认准了这个时点，美国人一定不会放过这最后一个弯道。中美贸易战只是开始，对手的牌比当年更多。除了贸易牌，还有科技牌、汇率牌、政治牌和军事牌。总的来说，美国人的牌很多，现在才出了一个2，后面还有大小王，中美之间的大戏才刚刚开始。只要能够遏制住中国，对美国来讲就是最大的利益。 12）中美关系到了一个重要关口，可能会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从大历史维度看中美关系，过去40年，中国抓住了3个重要的战略“缝隙期”：一是中美联合抗苏时期：实现中美关系和解，顺势推动改革开放，充分激发民间活力；二是90年代全球化：苏联解体后，中美关系逐渐改善，同时新一轮全球化开启，中国正好又赶上了；三是加入WTO之后：进入新一轮的全球化，一直持续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 13）华为是个个案，但又不是个案。美国制裁华为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终止中国的技术高端化路线，这已经是美国政府非常明确的战略。第二，终止中国产业升级的路径，因为技术无法实现高端化，产业就无法顺利的升级，技术无法实现顺利的迭代。第三，将中国的国家地位锁定在二流国家水平上，当一个国家崛起威胁到头号国家的地位时，头号国家往往会采取合纵连横等各种办法将这个崛起的大国锁定在二流国家的状态上。 2 位移的象限 经济与金融底层逻辑的转变 1）2016年是一个拐点，金融狂欢开始退场。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开始下降，最高的时候达到了8.35%，比美国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最高为2006年的7.60%）和日本资产泡沫破灭时（日本最高为1990年的6.90%）都还要高，过度金融化催生资产泡沫，带来虚拟的价格幻象，并不能创造实体财富。 2）过去十年三轮宽松，经济反应越来越迟钝，刺激效果逐渐减弱。2008年第一轮宽松，2个季度见效，GDP从6.4%反弹到12.2%，反弹5.8个百分点，持续4个季度。2011年第二轮宽松，3个季度见效，GDP从7.5%反弹到8.1%，反弹0.6个百分点，持续2个季度。2014年上一轮宽松，8个季度才见效，GDP只从6.7%反弹到6.8%，反弹0.1个百分点，持续2个季度。 3）从全球的经验来看，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普遍经历了减速的过程。二战后经济增速连续25年保持在7%以上的只有13个经济体，剔除掉博兹瓦纳等微型经济体，实际上只有8个经济体创造了高增长奇迹。但遗憾的是，除了中国，这些经济体在高增长的第四个十年中无一例外的跌落神坛。从美国、日本、韩国、泰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等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历程来看，全球经济减速期平均时间为20年，最终稳定在3%左右。如果说中国经济增速从2008年步入换挡期，目前刚刚走过了10年，GDP增速从高点14.2%下降到了6.1%，也就是说，还有至少10年左右的减速期。 4）人口大变局是逃不掉的长期力量。一是人口拐点渐行渐近，从总量上看，出生人数回落，死亡人数上升，人口净增速是明显放缓的，联合国预测2027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二是人口塌陷问题，2014年中国劳动力人口首次净减少，之后降幅显著加快，尤其是15-24岁的“小鲜肉”减少最快，近三年几乎每年减少1000万。中国也正在老去，人口老龄化加剧，未来5-6年可能会出现一次人口断崖式塌陷，出生在1966-1974年的2.94亿人在2026年到2034年陆续步入老龄化，将会对于国家和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 5）另外一个逃不掉的周期力量是金融，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大出清。有三个明显的变化：一是从无证驾驶到严厉监管，2017年金稳委成立后，与央行、证监会、银保监会统一监管，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金融强监管时代，监管套利空间大幅缩小；二是从无风险狂欢到违约出清常态化，金融出清从五环到二环，P2P、私募、财富公司、券商、信托、保险及中小银行相继爆雷，彻底告别无风险时代，最激烈的午时过去了，但还有下半场。三是从资产泡沫化到资产价值化，三轮宽松后，很多人都产生了货币幻觉，很多独角兽变成了“毒”角兽，一二级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倒挂，泡沫消退后，定价回归本源。 6）2020年中国经济底部基本确立，未来1年大概率是W型。一季度负增长基本上确立了底部，探底已经完成。二、三季度随着宏观干预政策和刺激政策的推出，会有明显的数据反弹，四季度可能会出现反弹结束、萧条因素重回主导、小幅回落的情形，到明年一季度由于低基数效应又会再上来，但可持续性不强。 7）两会未明确经济目标，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不要过度关注经济增长速度，而是要关注质量；二是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也是史无前例的，未来面临多重挑战，存在较大确定性；三是从“六稳”到“六保”，比稳增长更重要的是保就业、保民生，不必纠结具体数字。 8）过去几年，中国有很多趋势是一直在进行中，疫情只是加速了这些趋势：一是中美关系恶化，美国对华政策会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二是人口塌陷，未来5-6年可能会出现一次人口断崖式塌陷；三是地产逐步饱和，户均住房1.5套，住房拥有率高达96.0%；四是贫富差距拉大，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五是刺激政策空间有限，大水漫灌后果难以承受，财政收支压力也在凸显。 9）中国经济可能会越来越日本化，现在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迅速崛起中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临老龄化、资产泡沫化、贸易战等问题。特别是受疫情冲击后，中国加速进入经济新常态，未来可能会和日本一样，相当一部分消费群体有“团块二代”的特点。 10）收缩性经济将成为新常态，有五个鲜明的特征：第一，在投资上，很难挣到泡沫的钱，只能挣到稳定较低的收益；第二，在收入上，增长将变得极其艰难，甚至大部分人的收入是下降的；第三，在生活上，大家会追求简单，不再那么铺张浪费；第四，从企业角度，提供性价比较高的产品和服务，比如优衣库、无印良品等；第五，大家用在学习、培训上的时间更多，会重新评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3 萧条的后果： 经济转折中的社会格局变化 1）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平台期，从增量经济时代向存量经济时代转变，整体环境也在发生分化和折叠。 2）国家分化：在经济增速换挡的关键节点，只有少部分国家能够成功实现跃升，大部分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徘徊。 3）城市分化：从全球经验来看，各个国家都会诞生聚集大量资源的超级城市，TOP 5的城市至少会集中1/4的人口，都市圈和城市群是大势所趋。粤港澳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首都都市圈和成渝都市圈四大都市圈7%的面积集聚了1/3的人口，贡献了近50%的GDP。 4）产业分化：龙头在进击，快速占据细分市场优势地位，如果不能成为区域或者细分行业的龙头，在当前分化折叠的环境下被淘汰的风险会更高。 5）房价分化：核心城市泡沫回潮，非核心城市泡沫回调。未来房价的分化会越来越严重，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核心区域和非核心区域的分化也会越来越明显，城市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6）财富分化：贫富差距凸显，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北上广浙四省市富人占比超过60%，财富占比超过72%。 7）资本分化：头部化明显，资金越来越集中，0.5%的私募机构募集了全部市场20%的资金。 4 模式的崩塌： 商业模式与实体价值的重塑 1）从增量经济到存量经济，会有很多新变化。增量经济的特征是增量空间大、进入门槛低、趋势性机会、盈利难度小；存量经济的特征是结构性机会、集中度提升、竞争激烈、此消彼长。 2）股权市场的募投两端加速下降，虚假繁荣破灭。2019年下半年以来资本市场的阶段性回暖被迫中断，资本寒冬再现。一方面，中小企业面临较大的现金流压力，项目需要重估，好项目更少了，分化加剧；另一方面，资本市场风险偏好降低，募资端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 3）货币幻觉消失，两种模式商业崩塌：第一，以金融地产为代表的高周转模式。这种模式在过去10年的金融上行周期非常成功，它的出现、成功建立在龙王持续下雨的基础之上。但是，随着2017年的金融收缩，高周转模式出现了问题；第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高估值模式。在金融上行周期，在资产泡沫化的时候，大家觉得这只是一个泡沫，只有极少数人觉得是一个骗局。没有人一开始是一个骗子，也没有人一开始就想行骗。那些天花乱坠的故事不能说都是假的，但至少有一大部分，事后被证明是假的。 4）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从创业、投资、融资都要重塑价值，回归本源，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大家关注：第一，从经营角度看，从横向的流量扩张到纵向的流量变现。第二，从公司规模看，从过去习惯的大而不能倒到小而美。第三，从经营策略看，从快速扩张到稳健集约经营。第四，从投资方看，要学会从赚快钱转向赚慢钱。 5）未来企业商业价值会出现明显的分化：一种是头部化：强者恒强、大而难倒，大而全；另一种是生意化，低买高卖、赚钱为王，小而美。在当前的背景下，企业要冲破折叠，不要盲目追求大而全，而是要专注小而美。要做实惠型企业，能有稳定的现金流，有自有的手艺、技术、客群和市场。 5 资本的智慧： 应对当前市场动荡的基本策略 1）经济周期波动弱化，但还是有波动，资产轮动也很清晰。回顾2014年至今的二级市场资产表现，每年都至少有一种大类资产处在牛市当中。2014年是衰退早中期、债牛，2015年是衰退中后期、股债双牛，2016年是复苏期、一二地产牛和商品牛，2017年是过热到滞胀、三线地产牛和现金牛。2018年像2014年，衰退早期，债牛。2019-2020年5月像2015年，衰退中后期，股债双牛。2020年下半年从衰退后期向复苏初期切换，和2016年有些类似，只是反弹力度不会有那么大。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复苏越来越近，但不确定复苏何时会到来。 2）衰退接近末期的三个信号：第一，货币还在加紧宽松，但降息降准少了，重点转向信用扩张，而且信用出现扩张，社融转正。第二，债市涨不动了，甚至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调整。第三，最敏感的复苏期资产跌不动了，开始转向上涨，比如超一线城市的房价，深圳最典型，但大部分城市房价还没动。 3）衰退类资产虽然还有空间，但性价比逐步下降，如高估值驱动的股票，和经济负相关的债券及债券基金，可降低仓位；与此相对的是，复苏类资产性价比上升，如刚需强劲的核心房产、靠业绩驱动的低估值股票，可适当加大配置比例。 4）股市：短期从估值修复转向业绩驱动，风格逐步转换，长期依旧有配置价值。短期来看，估值修复基本差不多了，后续流动性会从金融资产更多流向实体资产，股市还会有结构性机会，从估值牛变成价值牛，风格逐步转换，类似2016，有业绩支撑的周期股会相对强势，但反弹力度肯定不及2016。长期来看，A股属于最好的资产之一，3000点以下都是比较安全的区域。 5）债市：短期调整风险加大，今年还有下行空间，但性价比不高。虽然货币宽松还在继续，但力度明显不及从前，已处于相对高位的债市开始调整，不愿意承担波动的可以止盈了。由于大方向还是宽松，估计今年还会有行情，收益率还有下行空间，甚至可能会再低于2.5%，但相对比较鸡肋，有点像2015年股市4000点。 6）地产：分化进一步加剧，核心城市差异化回暖，但幅度会远小于上一轮。这次的地产刺激十分克制，但由于货币政策和流动性整体偏宽松，刚需强劲的核心城市会在流动性驱动下开始回暖，深圳、北京、上海已明显触底回升。但房贷利率继续下行的空间不大，核心城市房价也不会大涨，估计能上涨10-20%，对于刚需，应把握时机买房换房。非核心城市恐怕没有多少机会，反而会有回调风险，主要是缺乏基本面支撑。 7）外汇：短期人民币有贬值压力，但是可控，长期有升值潜力。由于中美博弈还在继续，且疫情影响还在扩散，全球避险情绪依旧高涨，美元指数高位震荡，人民币汇率短期有贬值压力，但现在还远没到保不住汇率的地步。长期来看，中国依旧很有前景，人民币具有升值潜力。 8）黄金：仍处于升值周期，但上行空间不会太大，可作为补充配置。受全球放水（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竞争性贬值（纸币不稳定）+危机避险情绪（疫情的冲击远未结束）三大因素支撑，黄金还会一定的升值空间，可以做个补充配置。
有一种速度叫“精选层速度”，上周6家企业成功过会，周末也不休息，本周还有5家等待上会。也就是说，如果不出意外，本周周末就会有11家精选层企业过会。其中，6月10日首批过会的颖泰生物、艾融软件，在过会两天后就获得了证监会核准。这让市场再一次感受到精选层推进的高效。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委员会2020年第3次审议会议（普通程序）于2020年6月14日上午召开。龙泰家居、佳先股份均成功过会。今天我们就先来看看做竹制品的龙泰家居，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近9成销售都来自宜家家居，是宜家的竹制菜板的主要供货商。经常到宜家买东西的朋友，可能在宜家看到过他家的产品。 1、福建龙泰家居是全国竹制品行业的龙头企业 龙泰家居于2014年12月10日挂牌新三板，属于以生产竹制用品为主的竹家居、家具制造业。本次拟公开发行不超过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拟募集资金2.55亿元，将投资于竹及竹木复合弯曲家居生产线建设项目、研发设计创意中心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据公司官网介绍，福建龙泰竹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2010年，注册资本5,473.5万元，总资产近2亿元，现有员工近600人。是一家专业从事竹家具、竹家居用品的设计、生产及销售于一体的外贸出口型股份公司。公司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主体厂房建筑面积6.3万平方米。是福建最大的竹制品生产制造商之一，也是全国竹制品行业的龙头企业。 公司所处的福建省南平市被称为“中国竹子之乡”，这里的竹林种植业发达，竹林面积约占全国的 1/10，具有发展竹产业的良好资源和区域优势，因而能够为竹制品企业采购提供稳定充足的原材料。 公司目前有三家子公司：南平竹百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福建迈拓钢竹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和福建展拓创意家居有限公司，分别从事境内、外电商业务、“钢+竹”混合材料的家居产品以及竹质、木质弯曲家具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2017年10月，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自主研发团队，有较强的技术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截止目前，已拥有5项发明专利、55项实用新型专利、32项外观设计专利，此外已公布待审批通过的发明11项。 公司通过诸多国际权威认证：FSC FM-COC全产业链认证、SA8000认证、欧洲BSCI的社会责任审核、ISO9001质量体系的认证、法国BV公证行、欧盟木材法规DDS认证等，公司2017年度入选《福布斯中国最具潜力企业榜》。 2、龙泰家居的第一大客户一直为宜家 龙泰家居2017年~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58亿元、2.38亿元、2.74亿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2364.94万元、4692.57万元、5531.83万元。龙泰家居连续五年都保持着收入和利润的高增长，尤其2016、2018年净利润更是暴涨超过100%。公司20%的资产负债率，且经营净现金流一直大于净利润。公司2020年一季报显示，1-3月公司营收小幅增长，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6.59%。可见公司一季度生产销售基本维持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龙泰家居的销售非常集中。龙泰家居的《公开发行股票说明书》显示，其2019年度第一大客户销售占比近9成。2017年度至2019年度，龙泰家居的第一大客户一直为IKEA（宜家），该期间，龙泰家居向宜家销售的金额约1.32亿元、1.95亿元和2.39亿元，占龙泰家居整体销售收入比重为83.18%、82.02%和87.48%。 挂牌委在审核中也重点询问了这一问题：报告期内，发行人前五大客户占比超过90%，其中第一大客户IKEA占比80%以上。挂牌委要求进一步说明对单一客户销售占比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构成对单一客户的重大依赖，该集中是否可能导致发行人未来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发行人有无分散客户集中度而拟采取的措施，挂牌委要求补充说明在报告期内除宜家以外的客户拓展状况。挂牌委要求保荐机构进一步说明核查程序并发表意见。 3、毛利率高于其同行九川竹木和湖南竹材的水平 作为宜家供应商，龙泰家居的毛利率水平尚可。2017年至2019年度，龙泰家居的毛利率约28.72%、30.42%和32.01%，高于其同行九川竹木和湖南竹材的水平。龙泰家居人力成本近年剧增。2017年至2019年，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中的直接人工分别为1483万元、2306万元和2489元，系该公司人数和薪酬增长较快。 另外，龙泰家居被指“夫妻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连健昌、吴贵鹰夫妇合计直接持有公司39,354,97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1.65%。同时，连健昌担任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吴贵鹰担任公司董事，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与决策。根据公开发行说明书，龙泰家居员工人数达到813名，而高管仅3名：总经理叶学财、财务总监王晓民、董秘张丽芳。
联交所最新资料显示，李嘉诚及李泽钜分别于6月11日、12日及15日，以平均价每股46.4676港元、45.2807港元及45.9537港元增持长实(01113)合共165.65万股，涉资约7638万港元。增持后，李嘉诚最新持股数目约为12.99亿股，最新持股比例为35.17%，李泽钜最新持股数目约为13亿股，最新持股比例为35.23%。
昨天，一则巴菲特和搭档查理芒格宣布退休的消息在中文媒体中刷屏。消息称，巴菲特和搭档芒格计划退休，并且由于过去多年业绩表现不佳，将放弃此前选定的接班人Greg Abel和Ajit Jain。大卫波特诺伊(David Portnoy) 会接替股神巴菲特成为伯克希尔哈撒韦董事会主席，即刻生效。 对此，黛比波萨涅克( Debbie Bosanek)昨天夜间回应中证君说，“巴菲特先生并没有退休计划，我们的记录显示，伯克希尔哈撒韦和子公司与这位大卫。波特诺伊没有任何关系”。 股神清空航空股错失反弹 前述消息一出，即刻在中文媒体圈刷屏。尽管此后多家媒体发表了分析文章推测消息大概率是假的。不过，昨天晚间中证君的朋友圈仍有朋友在传阅“巴菲特退休”的流言。 而流言之所以“生命力顽强”，部分原因是它的确夹杂了一些事实——伯克希尔哈撒韦最近业绩不佳。 股神近期的确有操作失误。 例如，股神巴菲特在5月的股东大会上透露他已清空了航空股，对航空公司能否挺过疫情表示悲观。不过，经历了史上最快速的大跌之后，包括航空股在内的美股迎来强劲的反弹。 据美国证交会5月7日接收到的信息披露文件，伯克希尔哈撒韦于4月21日清空了西南航空的股票；4月7日清空了达美航空的股票；4月8日清空了美国航空的股票；4月20日清空了美国联合航空的股票。以美国航空为例，4月8日清仓当天收盘价为11.33美元，6月18日收盘价为16.98美元，错失了49.87%的涨幅。 波特诺伊猛烈抨击巴菲特 大卫波特诺伊是何许人也，为什么把他和股神联系在一起呢？ 社交网络资料显示，大卫波特诺伊是一家体育网站的创始人，也是一位网红。这位网红是个炒股新手，据CNN报道，他在疫情暴发之前，仅交易过一只股票。但是，疫情期间，他在社交网站上直播自己的炒股操作，由于言辞犀利引起关注。 他专注于短线交易。6月初，他猛烈抨击伯克希尔哈撒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股神”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在疫情肆虐之际抛售航空股之举，他还说自己当天赚了近30万美元，但因为过早退出而错过了更大的收益。 “我就像是在印钞一样。”波特诺伊说道，“每家航空公司每天都涨20%，为什么还要获利了结？失败者才会获利了结，胜利者会把筹码推到台面中间。我本该投下10亿美元赌注的。” 华尔街对冲基金不敌散户 波特诺伊之所以这么“狂”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 最近美股反弹，散户表现的确比华尔街大佬好。或许因此，很多散户乐于去相信波特诺伊的话。 高盛6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本轮反弹中，小投资者最喜爱的股票比公募基金、对冲基金最喜欢的股票表现更好。 “由散户最热衷的股票组成的组合，自2020年美股进入熊市后上涨了61%，对冲基金和公募基金最喜爱的股票组成的组合同期只涨了45%，散户在这段时间打败了专业投资者。”高盛在报告中指出。散户2020年3月以来跑赢公募基金 来源：彭博 红色线为高盛编制的公募基金最爱股票指数，黑色线为高盛编制的散户最爱股票指数。 为什么华尔街大佬不敌炒股的散户呢？ 一个解释是，美国经济遭受疫情重创，但是3月深跌之后迅速反弹，一路高歌猛进，经济和股市背离越来越远，很多投资大佬无所适从，错失股市上涨。例如，曾经的索罗斯操盘手Stanley Drunkenmiller 6月8日接受财经媒体采访时就坦承，当标普500从低点反弹了40%时，他的组合只反弹了3%。散户“勇于追涨”，不少人吃到了这波上涨。 高盛认为这是市场泡沫的信号，建议投资者开始关注价值股周期股。但是，高盛也没猜对前半场股市大跌，这次大家会听它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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